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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支平教授科研成果显著，承担省部级以上多项科研项目，发表论文60余篇。主要专著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获全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科研究成果三等奖）、《明史新编》（获1995年国家教委第一届社会科学二等奖）、《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福建宗教史》、《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福建族谱》、《客家源流新论》、《民间文书与明清赋以史研究》、《历史学的困惑》、《透视中国东南》等，主编大型丛书《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及《闽台民间族谱汇编》、《福建民间文书》等。目前正从事明清社会经济史、福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陈支平教授在担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期间，加强学科建设，努力培养合理的学术梯队，积极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使历史系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增至三个，并成为国家教委首批批准建立的文科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继续保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学术界的领先地位。一、著作《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年《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明史新编》（合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福建宗教史》，1996年《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客家源流新论》，1997年《福建六大民系》，2000年《透视中国东南——文化与经济的整合研究》（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五百年来福建的家族与社会》，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2004年《民间文书与台湾社会经济史》，岳麓书社，2004年《历史学的困惑》，中华书局，2004年《中国通史教程（第三卷）》二、主编《台湾文献汇刊》100册《台海研究丛书》《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闽南文化丛书》三、论文试论康熙初年东南诸省的“熟荒”，《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2期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试论康熙年间大陆与台湾统一的经济必然性，《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福建华安仙都的蓄奴制调查——明清福建社会制度调查报告之一，陈支平、林仁川，《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清初更名田立法考实，《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明清时代福建的土堡，杨国桢、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一），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二），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三），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四），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五），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清代福建的蓄奴和佃仆制残余，《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六），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七），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八），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陈支平、郑振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九），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料杂抄（续十），傅衣凌、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清代前期福建的非正常米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中国古代官方统计数字的价值——兼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一部嘉惠学林的新书——读王戎笙教授《台港清史研究文摘》，《台湾研究集刊》1989年第3期明清福建家族与人口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明清福建货币地租质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1期明清经济史与政治史渗透研究的新成果——评介《明清史辨析》、《明代政争探原》，杨国桢、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明清福建的民间宗教信仰与乡族组织，《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清代东南地区货币地租质论，《学术研究》1991年第3期傅衣凌晚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思想的发展，杨国桢、陈支平，《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清人社会生活》评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客家人由非客家人分支而来之举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由客家分支而成为非客家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闽江上下游经济的倾斜性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清代闽西商纲零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推进区域社会经济史的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理论的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福建汉人民系的相互交融，《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1998年6月福州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一，《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闽南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二，《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兴化人──福建汉族民系研究之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明清时期外省人口向福建的迁移，《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9年5月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东南学术》1999年第4期从契约文书看清代工商业合股委托经营方式的转变，陈支平、卢增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清末民初台北芦洲民间医书试析，《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从契约文书看清代泉州黄宗汉家族的工商业兴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清代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三大情结，《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从契约文书看日据时期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汉人南来与闽北的开拓，《武夷文化研究——武夷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8月闽南文化三论，《闽南文化研究——第二届闽南文化研讨会论文集（上）》，2003年9月从碑刻、民间文书等资料看福建与台湾的乡族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福建向台湾移民的家族外植与联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论明末清初民间户粮推收之虚实——以休宁程氏《置产簿》为中心的分析，林枫陈支平，《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清代泉州黄氏郊商与乡族特征，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中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年8月论傅衣凌先生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的研究，陈支平徐晓望，《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2004年8月客家地区教育的时空差异——以科举及第人数为例，周雪香陈支平，《客家文化研究》（下），2004年12月读史为文廿余载——陈支平教授访谈录，陈支平张先清，《历史教学》2005年第7期客观与现实的背离——郑和下西洋的从旧思考，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5年8月清末闽南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8月努力开拓民间文书研究的新局面，《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区域研究的两难抉择，《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S1期唯物史观与明清农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悖论，《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清末民间抗粮与乡族势力，《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理论探索、宏观研究与旧事重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清代闽东畲族社会经济的一个个案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从新发现的《郑氏族谱》看明末郑芝龙家族的海上活动及其与广东澳门的关系，《明史研究》（第10辑），2007年8月1日清末民初台北芦洲民间医书试析，《闽台中医药文化研究论文集下册（1995～2007）》，2007年10月1日略论台湾杨氏族商的经营方式，《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4期跨越时空论“封建”，《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12期明代后期社会经济变迁的历史思考，《河北学刊》2008年第1期清代泉州晋江沿海商人的乡族特征，《清史研究》2008年第1期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傅衣凌著作集》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史学集刊》2008年第4期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光明日报》2008年8月10日清代闽台商人间经济纠纷的案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3期宗教与风俗史的细部考察与多角度审视——评朱海滨的《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探寻傅衣凌先生开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之路——记《傅衣凌著作集》出版恳谈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福建民间族谱中所见南明史料辑述，《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清道光二十九年财政岁入岁出数字厘正，《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中国商人历史研究中的制度与文化：一个新的路径，《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追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治史路径——陈支平教授访谈，陈支平佳宏伟，《学术月刊》2009年第4期明清族商研究的倡言与思考，《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从世界发展史的视野重新认识明代历史，《学术月刊》2010年第6期
选择自己感兴趣并且了解的。研究的区域选择首先应该是自己了解的，并且在此方面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其次自己应该对这个选题区域有兴趣。最后选一些小众有意义新颖的。论文研究区域的思路：提出问题，包括对问题的概念界定、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或意义的解释。分析问题，概括研究对象或问题的现状、利弊、指明存在哪些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与危害性。解决问题，提出本文论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对策与建议等。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百科探秘 探索发现
普通人肯定可以的，和一般的投稿的格式应该没有区别。但是如果你的文章不是惊世妙论的话，要上《历史研究》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就算是大学教授，要在这样的核心杂志上面发表文章，版面费估计也不会低于五万。（特别强的当然除外，人家还要给你稿费）如果是没有任何头衔的人的话，一般情况下，就算你的文章好，没有10万是拿不下来的。呵呵
毕业条件就是你写好了论文通过了答辩，有一定的文章发表， C刊指的就是南大核心期刊。
历史专业研究生的毕业条件是写一篇毕业论文，而且这份毕业论文经过答辩之后，满足病人的条件才会允许毕业，C刊指核心期刊，包括所有的核心数据库，比如国外的SCI(科学引文索引 )、EI(工程索引 )、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 )等。
生物多样性科学已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贵州是生物资源极其丰富的省份,据统计,贵州省境内植物种数在国内名列第四位,动物种数在国内名列第三位,贵州还是野生食用菌生长的天然温室,此外还拥有十分丰富的极端微生物资源和生长环境。显然,贵州典型喀斯特岩溶山区生物多样性研究、保护及开发利用与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由于贵州省长期以来生物多样性研究存在着力量分散及创新不够等问题,已难于适应今后贵州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使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真正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依托,对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技资源进行优化重组已势在必行。本文概要介绍了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的意义、贵州生物多样性研究的基本情况、贵州省生物多样性研究有待拓展的学科领域以及贵州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的科技资源概况,并提出了对贵州省科技资源进行重新组合的初步设想。
贵州是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旅游业极有发展前途。在贵州，每年有类型不同大小各异的民族节日重删除次；许多民族聚居区有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民族建筑；文物众多的旅游景点，吸引着中外游客。特别是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更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独具一格，它与外界有着独特的交流渠道。在贵州的重点文化旅游景点中，大多是贵州独有的，如贵州各民族独特的民族建筑、众多的风物特产、可口的美食餐饮、历史名人文化、贵州龙文化、苗侗原生态文化、沙滩文化、阳明文化、奇石文化、屯堡文化等等。这些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并与独特的喀斯特风光构建起贵州旅游文化的灵魂，使贵州的山山水水充溢着浓浓的文化氛围，成为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旅游资源。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以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产品发展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但贵州的旅游业起步较晚，过去，人们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了解甚少。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各方面人士来贵州各风景名胜区观光旅游的逐年增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被越来越多国家的人们所认识。侗族的多声部无伴奏合唱“侗族大歌’’在法国巴黎首次亮相，便引起了震动；苗族的木鼓舞从大山深处的田间地头跳上世界舞台，便以狂放的风格被称为：“东方迪斯科”；苗族服饰以其精美的工艺和丰富的文化信息承载功能被称为“无字的史书”；六枝梭嘎苗族社区因其文化独特并保存良好，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被国际戏剧界称作“戏剧活化石”的地戏、傩戏等，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以风情浓郁内涵丰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贵州高原山区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内，各民族承袭着自己的传统，经历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积累，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相通性，但又各自独立，每一种文化经验和智慧以及信息库藏都是其它文化无法完全替代的。这一切都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通过开发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兴办经济实体，借助旅游业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可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群众快速脱贫致富。与“信贷扶贫”、“民政扶贫”等其它扶贫方式相比，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是一种全新、高效的扶贫方式。它有其理论依据：从旅游业的产业特点来看，旅游业是典型的资源依托型产业，其发展的前提在于旅游资源；作为高度关联的经济型产业，能够带动市场需求，树立地区整体形象，带动物流、财流、信息流及新观念流，从而带动相关部门及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点能够为少数民族地区带去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可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富裕劳动力问题。此外，作为窗口性行业，通过发展旅游业可加强与外界交流，增进了解，促进招商引资。由此可见，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这一命题不是人为的，而是旅游业作为经济产业的本质特征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国家旅游局在《中国旅游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旅游扶贫纳人重要的工作议程，明确提出“加强对资源条件和市场前景看好的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以旅游业带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总体规划中，发展旅游业也是重中之重。因此可以相信，旅游扶贫在缩小东西部差距、帮助“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致富中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行吗??
地域文化论文格式范文
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下面为大家分享了地域文化论文，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摘要 ：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建筑、雕塑、街道、空间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现代结合传统进行设计，确立民族文化自觉的“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设计景象，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
关键词：地域文化；未来城市发展；地域性；独特性；真实性；实用性
一、地域文化
1.地域文化的概念地域文化是指在某个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该区域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化的表现，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具有相对的独特性。地域文化主要包括方言文化、饮食文化、民间信仰、民间建筑及该地区相对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历史背景等诸多要素。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2.地域文化的特点其一，地域性。地域文化是一定地域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其二，历史性。地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积淀而成，是文化的沿袭。其三，独特性。地域文化包括独特的生活习惯、地理环境、语言方式和宗教信仰。其四，稳定性。地域文化世代传承，成为人们乐于接受、保留，一脉相承、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
二、未来城市发展
未来城市的发展需要彰显特色，定位形象，突出风格，体现多元化、现代化，以鲜明、强烈的区域性文化特色形成明确的城市风范，避免“千城一面”的现象。城市是一处景观、一个经济空间，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或劳动中心，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也是一种灵魂。城市建设需要文化建设，需要依赖地域特色，从而体现出城市历史与城市公共生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未来城市是引领人们生活的风向标，是地域文化的传承者，离不开人和当地文化，城市与地域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三、地域文化特征与未来城市发展分析
在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现代价值观念表现传统文化并加以完善，既能体现现代理念，又可以从某种深度上发现城市独特的个性，展示城市的文化底蕴、人文特色、地域风貌等。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建筑方面，设计者可围绕建筑的结构、布局、风格三个方面，保留并进一步推动地域文化的发展，建设城市的形象，表现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1.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独特性和延续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与地域文化结合，保持一定的持续发展，强调延续传统，而不是与传统剥离。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建设中重点在于传承文化，保留文化的延续性。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一些新元素不断变化，尽管变化持续发生，城市特性中一些个性与本质的东西仍然得以保留。在现代城市建设中，要利用暗示与对比强调历史的延续性，通过新的开发体现城市的时代精神。2.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中要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有些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当地的文化，不能很好地加以开发、利用和保护；有些在建设中有悖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一味照搬，失去了文化的本真，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对文化古迹进行保护，可以对城市的发展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给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保留下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城市建筑、城市雕塑、街道风格、公共空间设计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用现代眼光结合传统进行设计。设计者作为生活在城市的人，应该明白城市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方向，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该担负起一定的文化责任，不背离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3.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实用性和审美性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城市是一个能陶冶人的地方，城市建筑也被称作“凝固的音乐”，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不同地域文化所表现的地域性城市建筑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人们的精神家园，也体现出一定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美学思想，展现出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社会美的形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
四、意义
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城市内涵与个性的体现。在现代城市发展中融入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元素，可以增强群体的本土意识，使之具有一定的文化归属感，同时能够体现城市的特色风貌，彰显城市个性，有利于城市文脉的传承。
参考文献：
[1]（英）马修卡莫纳，（英）史蒂文蒂斯迪尔，（英）蒂姆希斯，（英）泰纳欧克.公共空间与城市空间——城市设计维度.马航，张昌娟，刘堃，余磊，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2]王静.设计改变生活.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3]李德超，束霞平，卢海栗.设计的文化立场：中国设计话语权研究.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
选择自己感兴趣并且了解的。研究的区域选择首先应该是自己了解的，并且在此方面具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其次自己应该对这个选题区域有兴趣。最后选一些小众有意义新颖的。论文研究区域的思路：提出问题，包括对问题的概念界定、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或意义的解释。分析问题，概括研究对象或问题的现状、利弊、指明存在哪些问题，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与危害性。解决问题，提出本文论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对策与建议等。
xx企业商业模式就是研究范围
区域发展研究论文提纲
撰写论文提纲前需要找相似的文章，可以与自己所写主题相关，或者与行业有关的的论文，进行阅读，熟悉行业熟悉主题学习行文框架，了解研究思路。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区域发展研究论文提纲，和大家一起分享。
论文题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战略环境影响评价
本文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城市规划原理等为理论指导,采用模糊评判法、层次分析法等多种模型和方法对开发区总体规划进行战略环境影响评价。论文首先从研究开发区现状入手,对开发区产业结构与用地布局、开发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环境保护与环境基础设施状况等进行分析论述,找出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由此对总体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初步判断分析研究。然后对开发建设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价,预见可能出现的环境问题;针对有高新技术产业代表性的汽车产业园区、医药产业园区进行战略环境评价,为继续坚持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提供科学保证;最后对开发区的环境承载力作出分析评价。本论文通过对典型实例——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战略环境评价,对以工业用地为主的新开发建设区域,如何控制环境污染,解决环境问题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为开发区规划的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提要4-5
前言5-11
第一章 绪论11-24
论文选题背景及意义11-13
选题背景11-12
选题意义12-13
国内外研究现状13-20
国外研究现状及进展13-15
国内研究现状及进展15-18
战略环评的理论与技术方法研究进展18-20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20-21
技术路线与论文创新点21-23
技术路线21-22
论文创新点22-23
小结23-24
第二章 战略环境评价的理论基础与技术方法24-37
开发区规划设计战略环境评价的理论基础24-31
可持续发展理论24-25
城市规划原理25-26
生态学理论26-28
城市生态系统28-29
循环经济理论29-31
技术方法31-37
第三章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环境概况与开发现状37-54
社会经济概况37-39
开发现状39-42
开发过程回顾39-40
开发现状40
开发区现有产业布局40-42
主要环境问题与环境保护设施建设42-53
开发区主要污染物排放现状42-48
开发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现状48-50
主要环境问题及环境现状评价50-53
小结53-54
第四章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体规划54-76
规划原则及目标54-55
规划依据54
规划原则54
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54-55
总体规划布局55-61
开发区现状存在的问题55-56
用地布局结构56-57
规划布局57-61
各专项规划61-66
给水工程规划61-62
排水工程规划62-63
燃气工程规划63
供热工程规划63-64
电力工程规划64-65
通信工程规划65-66
环境保护规划66-69
环境功能分区规划66-69
绿地景观规划及分析研究69-75
高新开发区绿地景观建设现状分析70-71
绿地景观系统规划71-73
绿地景观规划生态要素分析研究73-75
对总体规划方案的初步判断分析75
小结75-76
第五章 开发建设过程中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76-98
开发区选址合理性分析76-81
生产力配置情况分析76-78
新区建设的环境可行性分析78-81
总体布局与分区的合理性分析81-82
总体产业结构的合理性分析81
工业区产业布局的合理性分析81-82
开发区规划与所在区域发展规划的协调性分析82-83
与周边地区的协调性分析82
与水源地规划的协调性分析82-83
与长春市供热规划协调性分析83
环境功能区划的合理性分析83-90
环境功能区划分的基本原则83
环境功能区划分及其合理性分析83-90
生态系统变化与生态适宜度分析90-97
生态系统变化分析90-91
水土流失环境影响分析91-92
景观生态环境影响分析92-94
生态满意度评价94-96
生态系统变化与生态适宜度分析结论96-97
小结97-98
第六章 汽车产业开发与建设的'战略环境评价98-115
高新开发区汽车产业发展现状98-100
汽车产业基本情况98-99
高新开发区汽车产业的经济发展99
高新开发区汽车产业园的土地利用99-100
汽车产业的发展规划100-106
发展思路及发展原则100-101
发展战略分析101-102
发展任务102-105
发展措施105-106
高新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建设的战略环境评价106-113
计算方法的选取106-109
评价指标及标准109-110
各系统可持续性评价110-112
评价结果分析112-113
小结113-115
第七章 医药产业开发与建设的战略环境评价115-131
医药产业园区开发现状115-118
医药产业现状分析115-116
医药产业面临的环境116-118
医药产业园区的发展规划118-120
医药产业园区发展方向118-119
医药产业园区发展目标119
医药产业园区规划实施措施119-120
医药产业园区建设的战略环境评价程序120-125
指标的研究原则122-123
评价指标的选择123-125
医药产业园区建设的战略环境评价125-129
方法的选择125
评价指标及标准125-126
各系统可持续性评价126-129
小结129-131
第八章 开发区区域环境承载力分析131-142
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的建立131-133
区域环境承载力评价133-141
权重的确定133-137
承载力评价137-141
小结141-142
第九章 结论与建议142-144
基本结论142-143
建议143-144
参考文献144-152
主要学术成果152-153
致谢153-154
最好最好自己写 这样才更有意义
：[1] 一、宗法制导致中国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 所谓父系单系指的是血缘集团在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女性在继承方面没有权力。西周的家庭关系与宗法制度密切联系，突出地表现为“父权统制，男尊女卑”的观念及夫妻不平等。宗法理论及宗法社会有“出妇”之道，汉代统治者为加强家庭中丈夫的统治地位，还制造了“夫为妻纲”的理论，汉儒又总结了“妇女七出”，这七条都是因为违反了宗法原则。妇女没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人出嫁后连姓氏都要随夫，因此也不能继承娘家的财产。在某些专业技艺、技巧方面有家规行规，如“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礼记·郊特牲》言：“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政治权利方面体现，则是不允许母系成员染指且也不传给女性的后代，因此，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不正统，遭到满朝官吏的非议，史家的谴责，但在欧洲、印度，女皇、女王是很普遍的。 二、宗法制造成家族制度的长盛不衰 宗法制明显体现宗族森严。封建社会，宗族主要以家族方式体现，家族长盛不衰的依据有祠堂、家谱、族权。祠堂主要供奉祖先的神主排位，对祖先的崇拜，是我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祖先的祭祀是最重要、最严肃、最重的礼制，“礼有五论，莫重于祭”。祠堂也是宗族的祭场所，还是向宗族成员灌输家规、族规的场所，所以祠堂起强化家族意识、维系家族团结，在精神上起到训导家族尊宗的作用。家谱是家庭的档案、经典、家族法规，主要起到止战乱、流动所导致的血缘关系的紊乱，防止家族瓦解的用，还是解决家族纠纷，惩戒不孝子孙的文字依据。家族度长盛不衰的最主要标志是族权，族权对中国历史影响非深，成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四个枷锁之一。族权对中历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族权在宣传封建伦理，执行封礼法上有独特的功能。族权凭借自己的血缘宗法制的特点，比政权赤裸裸的灌输显得更加有效更容易起到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2）族权在强制执行封建礼法方面，其威力往往在地方官员之上。因为族长与家族成员有着血缘关系，所以他们比官吏更贴近家族成员，他们可以对家族成员毫无顾忌地施加教化，甚至对违规的成员实行处罚。(3）族权在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方面，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职能。如：农民发动起义时，族权就起到补充政权的功能。东汉末年的部曲，清朝的团练、乡兵就是族权维护封建统治的表现。（4）族权以血缘亲属关系掩盖阶级关系的优势，有效地粉饰封建政权阶级压迫的本质。如从东汉末到南北朝这段历史，中国出现了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状态显然与族权的强大有密切的关联：社会上出现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宗主、壁主等族权组织形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自治的乡土社会，就像古代所言“山高皇帝远，村落犹一国”。 三、宗法制导致中国出现“家国同构” 家与国同一结构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这种宗法制结构的明显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被长期保留下来。何谓家国同构?即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不论国家或家族、家庭，他们的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家国同构的共同性具体表现为“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内，父亲地位尊，权力最大；在国内，君主的地位至尊，权力至大。所以，家长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样，即“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周易·家天下》）。而君主就是全国指名的严父，各级行政长官也被百姓视为父母，所谓“夫君者，民众父母也”（《新唐书·礼三本》）。对此，马克思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各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家国同构可以看作父亲为一家之君，君为国父，君与父互为表里，国与家是彼此沟通的。因此，中国古语有“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礼记·杂记》）的说法。这种结构表明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它掩盖了阶级关系、等级关系，家国同构直接导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的统一，这就是忠、孝同义，也即“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之说。忠的内容和孝一样都是对权力的绝对顺从，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所顺从的对象不一样。中国古代《孝经》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和孝成为中国的道德本位。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林伯渠同志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一百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可以进行对比，比如论唐宋几次变法的异同，从内部原因外部意义等方面分析。如果还嫌大，就直接论大清王朝和沙俄政府统治异同，从性质、意义、机构，都进行了哪些统治人民的手段，哪些好处，哪些坏处等等。如果嫌旧，那就可以分析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的变化，特别是三个代表和中国梦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