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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好写的刑法论文题目供你进行参考：1、论财产罪的非法占有目的2、从刑事责任理论到责任主义--一个学术史的考察3、侵占罪疑难问题研究4、中国逐步废止死刑论纲5、论盗窃故意的认识内容6、美国有组织犯罪观念的变迁及其启示7、海峡两岸犯罪停止形态立法比较研究8、我国反恐怖主义立法完善研讨9、死刑实证研究之死刑观的调查报告10、我国死刑适用标准的缺陷及其弥补方法11、论我国惩治腐败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12、论犯罪构成与犯罪阻却事由的关系13、中日涉罪之轻微行为处理模式比较研究14、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15、非法实施专利行为入罪论
刑法学以世界各国刑法为研究对象，是随着刑法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研究犯罪和刑罚、刑事责任及其罪刑关系的科学。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刑法学毕业论文选题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刑法学毕业论文选题(一) 1. 论信用卡罪 2. 集资罪研究 3. 论保险罪 4. 论合同罪 5. 取出口退税罪研究 6. 论偷税罪 7. 走私罪研究 8. 论虚假广告罪 9. 缓刑适用实证研究 10. 论网络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 11. 监督过失责任论 12. 刑法学视域下的克隆人及其立法 13. 应设立“性贿赂罪” 14. 食品安全犯罪的行政刑法责任--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15. 重刑化的弊端与我国刑罚模式的选择 16. 罪责的社会化与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理论命运之反思 17. 网络流行语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及其对策思考 18. 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成因与防治 19. 在押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心理救助 20. 社会化与社会控制视角下的青少年犯罪 21. 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原因探析 22. 虚假诉讼罪:概念界定与学理分析 23.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刑法学毕业论文选题(二) 1. 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2. 论医疗事故罪 3. 论抢劫罪 4. 贷款罪研究 5. 《刑法修正案(九)》中“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相关条款的理解适用 6. 论《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职业禁止的规定 7. 企业犯罪预防中国家规制向国家与企业共治转型之提倡 8. 从《刑法修正案(九)》看我国死刑制度的进步 9. 论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解释 10. P2P网贷与金融刑法危机及其应对 11. 《刑(九)》有哪些变化 12. 大数据技术在预防官员贪腐犯罪中的应用 13. 民营企业民间融资法律风险探析--以“刑民界分”为切入点 14. 论刑法中的精神病辩护规则--以美国法为范例的借鉴 15.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处工作的几点思考 16. 网络金融犯罪及有效的防控策略研究 刑法学毕业论文选题(三) 1. 缓刑制度研究 2. 论假释制度 3. 论数罪并罚制度 4. 论罚金刑 5. 死刑问题研究 6. 持有型犯罪研究 7. 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交通肇事罪的区别 8. 论洗钱罪 9. 论非法经营罪 10. 奸淫幼女类强奸案中主观“明知”的审查认定 11. 利用木马程序删改数据进而窃取钱款之定性 12. 签发空头支票支付债务的行为定性 13. 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14. 开封联合打击食品安全犯罪活动 15. 本溪开展打击食品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16. 遏制安全生产责任事故的司法保障 17. 烟纸店的法律故事 18. 困境与出路:罪刑法定司法化再解读 19. 工程建设领域贿赂犯罪研究 20. 浅议《刑法修正案(九)》关于虐待罪的规定 猜你喜欢： 1. 刑法专业毕业论文选题目录 2. 刑法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3. 刑法学相关毕业论文 4. 2017法学论文选题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当初我们班写这个的基本都是高分。切入点很多、例如我国罪责刑原则的贯彻执行很不到位、究其原因、我国的程序审查和监督漏洞。要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我国现今社会背景下、如何认定社会危害程度。罪责刑中的刑事责任并非指犯罪的法律后果的刑事责任、而指的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事立法和司法的重要意义、和对于解释刑法的制约作用。等等、很多……这个题目、经过查阅资料和归纳总结、还可以让你对整个刑罚体系和精神内涵有进一步的、清晰的了解。一举两得啊~~~~
刑讯逼供行为严重地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使其在肉体或精神上感到痛苦而被迫做出的某种供述，以致会造成被审讯对象重伤、死亡和冤假错案的发生。这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破坏了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行为也是为我国法律所禁止的。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的罪名，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也明确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的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然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仍时有发生，屡禁不止，有些甚至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那么，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它到底有哪些危害？为避免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我们又该采取哪些措施呢？本文试对此进行探讨。一、刑讯逼供的危害刑讯逼供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对犯罪嫌疑人，对社会公众都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危害，具体表现为：（一）刑讯逼供极易造成冤假错案。刑讯逼供造成的后果往往使一些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者，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司法机关的形象，损伤了法律的权威和严肃性。如佘祥林“杀妻”案，佘祥林，湖北省京山县雁门口镇何场村人。11年前，他涉嫌杀死妻子被判处死刑，后被法院以故意杀人罪改判有期徒刑15年。11年后，“亡妻”张在玉突然现身，使冤案得以揭开真相。2005年4月13日，京山县人民法院再审佘祥林故意杀人案，当庭判决无罪，立即释放，并告知他可在判决生效后依法申请国家赔偿。又如：杜培武“杀妻”案，杜培武，案发前系云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1998年，其妻与他人幽会时双双被杀，杜培武被列为首号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所幸真凶落网，2000年7月，杜培武洗清冤情，重获自由。刑讯逼供者受到法律制裁。“我遭到了残酷的毒打、体罚和刑讯逼供……”佘祥林的申诉材料长达数十页。他说，自己曾经被连续审讯长达10天11夜。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这一点，古今中外有无数实例可以证明。正如培根所说：“冤枉一个好人，比放纵十个坏人的危害更大”。（二）讯逼供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伤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格尊严。罪行法定和罪行相适应是我国修改后的刑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也作了规定，明确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免遭不法侵害。然而，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拷打，其基本人格尊严、意志自由和隐私权都被侵犯和剥夺，不但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同时也给当事人的家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三）刑讯逼供的后果严重降低了刑事诉讼的效率。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诉讼成本，并使以前的诉讼程序全部无效，同时导致刑事诉讼效率和效益的降低；严重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性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降低诉讼的效率；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和效益降低，使本来愿意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坚决不供述或做虚假供述，就会使刑事诉讼出现负效率和负效益。(四)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执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这是因为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从而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因为，在刑讯下，老实交代肯定会被定罪处罚，而奸猾、狡诈者，特别是累犯、惯犯，受到打击处理的人拒不交代却有可能被宣告无罪。一些有经验的惯犯在面对经验不足的司法工作人员的审讯时，就会有意激怒办案人员而对他进行刑讯，达到逃避司法追究的目的。（五）刑讯逼供直接违反了我国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依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因为在刑讯之下，最终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罪的不是事实和法律，而是被刑讯者筋骨的承受力和皮肉的敏感度。如上所述，刑讯逼供有着严重的危害性，“漫施笞仗之讯，致多枉纵之狱”，如若任其发展，其后果将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探究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根源更显得尤为必要。二、刑讯逼供屡禁不绝的原因刑讯逼供之所以成为一个顽症而屡禁不绝有着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从当前来看，产生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是：（一） 思想根源和认识上的错误封建特权思想的作崇。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一直走在重人治而轻人权的路上，透视树千年中华文明史，积淀在历朝历代司法制度中的刑讯逼供的现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封建社会实行“罪从供定”，“无供不录案”，把口供当作“证据之主”。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采取刑讯的办法逼取口供的制度。如我国《唐律》的“拷囚”制度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维护其腐朽反动的统治权力，对待革命者和同情、支持革命的无辜群众更是大肆采取刑讯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多少仁人志士更是抛头颅洒热血，残死在国民党黑暗、残暴的统治之下。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法律上刑讯逼供被加以严禁，但是其人治的思想依旧存在着并长期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生活。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大搞刑讯逼供，搞有罪推定和唯口供定论的法西斯审讯方式，流毒很深，贻害久远。受这些思想和理念的支配，我们的一些执法人员常以管人者自居，大耍特权，面对被审对象，动辄大打出手，认为坏人该打，不触及肉体就不能触及灵魂。（二）司法实践中错误认识。一是“刑讯逼供必要论”，认为真正犯罪分子一旦交代罪行；二是“刑讯逼供利益论”，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的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代罪行，有利于快速侦破疑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的人身伤亡，刑讯逼供还是利大于弊的；三是“口供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三）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为主的推定为有罪，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在刑讯逼供中，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存在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扑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错案。而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相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已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的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四） 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1、刑讯逼供的盛行与中国侦查破案的模式有直接的关系。长期以来，尽管刑事诉讼确立了一系列旨在防止夸大口供作用的证据规则，但是一旦进行审判仍然呈现出以口供为中心的格局。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一旦遇到刑事案件，仍然采用原始的“摸底排队”的破案方法，用提前拟订的罪犯脸谱去寻找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并将主要的力量用在讯问嫌疑人、拿下口供上面。破案的希望寄托于嫌疑人的交待。而一旦拿下口供，获得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其他诸如赃款、赃物等证据也都会相应的找到。根据目前的状况，这一传统的工作模式，还将在一定的时期内长期存在下去，这也是刑讯逼供常常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主要原因。2、侦查活动未能受到有效的监督。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侦查机关除了侦查取证的职责外，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使得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在客观上处于一种严密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下。这时候，不仅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律师无法与其见上一面，就是负有法律职能的检察机关也无法当场对此进行现场监督。所以，犯罪嫌疑人是否曾遭到过刑讯，外人根本无法知晓。即使遭到过刑讯逼供而当场翻供，也很难提供出证据加以证明。这客观上为刑讯逼供的发生提供了有利条件。3、证据制度的不完善。相关制度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我国一直没有明确无罪推定的原则；二是我国一直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三是我国法律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其他许多相关制度的缺失也是导致刑讯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如侦押分离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在场制度等等。（五） 种种现实因素的制约1、部分工作人员素质底下，法制观念淡薄，缺少应有的职业修养。相对日益严峻的刑事犯罪形势和日趋完备的执法环境，基层的办案人员业务素质、专业技能和执法水平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和法制的要求。我们的执法办案人员由于没有一身过硬的本领，不善于斗智斗勇，运用娴熟的侦查、审讯技巧去驾驭局面，加上不会也不善于做群众工作，缺乏调查取证的细致耐心、工作作风浮漂。因此，面对顽固、狡诈的犯罪分子和复杂无序的侦查工作而无所适从，只能以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去搞刑讯逼供，施以“老拳”求得“捷径”。2、公安工作的体制不顺，受到外界非理性因素的干扰。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至今数十年的历史进程，建立起来的公安工作体制已不能适应当前工作的需要。由于我们实行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公安工作体制，公安工作的方方面面难以避免地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把强调能否“保一方平安”作为衡量干部的重要标准之一的前提下，发生的一些性质严重、影响巨大的刑事案件，由于久侦不破、久攻不下，鉴于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压力以及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甚至限期破案。公安机关一旦面临破案压力，往往急于求成，过分追求破案速度，去迎合有关部门和领导的要求，从而导致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以致酿成严重的后果。3、司法投入的普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的相对低下。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实力从总体上来看还比较落后，国家能够给予公安司法机关支配的资源相对有限。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与勘验、搜查、扣押、侦查实验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费相对较小，在国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侦查机关千方百计地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就不足为奇了。同时，随着犯罪组织性、技术性及隐蔽性的提高，刑事侦查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然而我国的刑事侦查无论是从人员素质、技术装备还是组织管理来看，技术水平都非常低，此时侦查人员常常被迫采用刑讯逼供以突破疑难案件。4、刑讯逼供处罚不力。虽然我国刑法已将刑讯逼供作为犯罪加以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对刑讯逼供的查处却很少，即使不得不进行查处，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由于这种行为的隐蔽性所决定的，而且，一旦发生了问题，许多单位的领导往往会认为刑讯逼供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处罚太严会挫伤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等等。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存在，刑讯逼供这一屡禁不绝的问题及其造成的损害就日益彰显出来。那么，如何从根本上预防和制止刑讯逼供行为的发生，就成为当前摆在我国司法机关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三、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对策和根治措施多年来，各级司法机关在治理刑讯逼供违法违纪行为上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由于刑讯逼供现象是行为人思想认识、心理素质、法律制度、业务能力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反映。其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决定着要彻底根治这一顽症，必须多策并举，实行综合治理。（一）摈弃司法工作人员的特权思想，消除实践中对刑讯逼供作用错误认识。这就要求司法工作着端正执法态度、更新执法理念，革除错误的执法思想。要使司法工作人员认识到，从查清案件实体真实情况来看，刑讯逼供并不是促使犯罪分子如实交代罪行的最佳手段，反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引起被追诉者的对抗心理，从而拒绝如实交代。实践中结果表明，在造成被追诉者未能如实陈述的诸多因素中，如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提问方法欠妥，用词不当，有损被追诉者人格和自尊心；被追诉者信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被追诉者有一定的反侦查和谎供经验。审讯人员态度生硬、粗暴；被追诉人心存侥幸，蒙混过关等诸多因素中，审讯人员搞刑讯逼供被认为是导致被追诉者不如实供述的最重要的因素。（二）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制教育、纪律教育，提高侦查机关办案人员的综合素质。办案人员特别是侦查机关的负责人应切实转变刑事诉讼的价值观念，正确理解公正与效率的关系，充分认识到办案的高效率应以公正为首要前提，“如果公正无从保障，那么效率和无罪一文不值”。同时，要牢固树立程序法治观念和无罪推定思想，充分认识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是刑事诉讼的主体，在侦查中特别是讯问中应注意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出现。“磨刀不误砍柴工”，各级司法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要注意搞好法制，公安业务以及具体工作方式，工作技巧的培训、学习，让执法办案人员掌握依法办案，克敌制胜的过硬本领，才能抢占先机，立于不败之地。（三）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是杜绝刑讯逼供行为的中心环节1、彻底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也已表述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含义，但这一理念在广大司法工作人员心目中一直未得到牢固确立，从而也为刑讯逼供久禁不止留下了隐患。为此，我们必须在立法上明确肯定无罪推定的原则，并要在实践中真正贯彻无罪推定原则的各项要求，以此来教育广大司法工作人，特别是侦查人员。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除刑讯逼供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2、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这一制度的确立，将对刑讯逼供行为的预防和根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沉默权说白了就是一个人面对警察的讯问是否陈述，陈述什么取决于自愿，任何人都不能施加压力。沉默权的确立必将大大的提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讯问当事人的时候不能强迫他说话，因此就没有理由再采取逼供的方式，在法律审理中，当事人保持沉默的多了，就不会出现以侦查时期靠刑讯逼供得出来的口供为准了。3、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将使刑讯逼供者被迫放弃刑讯手段。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都规定，凡经查证属实确属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等方法非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一方面要在将来进一步修正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以提高其权威性。另一方面，必须确立实施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所必须配套的制度，如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认定程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施中落实，从而为遏止刑讯逼供增加一道屏障。（四）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保护。建议我国在未来修改刑事诉讼法典时确立这一制度，那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在场制度，可以起到很好作用；监督并及时制止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和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和人身侮辱的行为；作为证人向法庭提供口供是否系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等等。（五）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离制度。借鉴外国的经验，可考虑由独立于公安机关的中立机构专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并由法律明确规定其以下职权，如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人身检查的权力，对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等行为向有关机关提出处理建议的权力等等。（六）积极探索对司法体制的改革，不断加大刑事诉讼的司法投入。建立符合“依法治国”方略的司法体制，改革当前我国司法体系中不合理的部分，在执法办案中，注入更多理性的、法制的成分，尽量减少盲目、蛮干的因素，力求公正司法。同时，要进一步为司法人员提供查明犯罪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先进技术设备。包括提供充足的办案经费，快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中等偏高的生活条件。进一步提高公安司法工作的技术含量，从而大幅度提高公安司法工作人员的取证能力，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过分依赖口供的情况。（七）建立并完善监督机制建立规范、完善的监督的制约机制，是预防刑讯逼供案件发生的重要措施。因此，建立健全的侦查监督体系，如人大监督、党纪监督、检察监督等是预防和消除刑讯逼供的有效手段。一是要强化公安机关内部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如警务督察对侦查办案部门审讯活动场所的现场督查以及对工作情况进行备案等，可在公安机关内设专门的审讯场所，设置先进的电子监控设备来对讯问进行全程监控。二是建议将来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手段，如对重特大案件有权派员参与侦查，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权派人在场等。三是对讯问人提出刑讯逼供指控的案件，一律实行由检察机关通知侦查机关负责人另行指派办案人员承办等。（八）建立健全对司法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追究制度。对于被控涉嫌刑讯逼供的案件，应依法审判，从而形成一种刑罚威慑；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控被刑讯逼供的，可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制度；落实对刑讯逼供人的行政责任追究；严格执行刑讯逼供的赔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偿制度，并由国家负责对行为责任人的追究。通过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以收到良好的威慑作用。综上所述，严禁刑讯逼供，任重道远。我们坚信，在“依法治国”方略的指引下，通过各级司法机关以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刑讯逼供这一固疾必将根除，司法机关的执法工作也必将纳入法制的轨道，从而保障在新世纪、新阶段，公安司法机关更好地担负起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他治久安，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的历史重任。必将更好地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政法队伍。
如果一篇文章象一张网,则题目就是纲,纲举目张,就是说看了论文题目,就能窥见全篇论文的实质和精华所在,也可以说题目对论文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刑法学硕士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刑法学硕士论文题目(一) 1. 罪数认定的新标准与吸收犯概念的重构 2. 间接正犯概念的否定性清理 3. 《刑法修正案(九)》对危险驾驶有新的更严格规定 4. 刑法人格界定问题思考 5. 食品安全刑法保护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6. 经济犯罪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与适用 7. 《刑法修正案(九)》死刑改革的观察与思考 8. 从业禁止适用范围探究 9. 假释听证制度改革 10. “医闹入刑”后完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医方医疗过错的自我评价与告知机制的构建 11. 基于中越边境拐卖妇女犯罪的国际警务合作机制研究 12. 浮出水面的窝案 13. 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再犯--基于对刑法356条规定的反思 14. 论英国刑法学中的犯罪故意概念--兼论犯罪故意概念对我国刑法立法的反思 15. 完善行贿罪立法--兼论《刑法修正案九》行贿罪新规 16. 农村教师对中小学生性犯罪的启示与思考 17. 浅析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完善 18. 贪污受贿犯罪起刑数额小议 刑法学硕士论文题目(二) 1.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涉恐犯罪规定的学理置评 2. 启动刑法全面修订之探讨 3.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刑事保护研究 4. 网络借贷的刑法规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切入点 5. 股票配资案中非法占用保证金的行为定性 6. 论刑法中不合理的“性别标签” 7. 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看死刑制度的存废 8. 罚金刑相关替代制度分析及我国罚金刑的完善 9. 我国刑罚体系之适应性调整研究 10. 爱钱如命的贪官 11. 城市拆迁过程中的职务犯罪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12. 论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相同商标”的界定 13. 男性应被纳入我国强奸罪的保护对象 14. 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研究 15. 罪刑相适应原则研究 16. 探析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问题--以主观罪过证明为视角 17. 论正当防卫限度--以南宁男子见义勇为案为例 18. 对刑事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探讨--以“秦某某网络造谣案”为例 19. 以没收财产偿还犯罪分子所负债务问题研究 20. 论刑法学命题的妥当性 21. 从绝对到相对:晚近德、日报应刑论中量刑基准的变迁及其启示 刑法学硕士论文题目(三) 1. “抗震英雄少年”沦为囚徒 2. 非法拘禁案中案 3. 女企业家智斗绑匪 4. 就这样“被酒驾” 5. 网游达人叫板运营商 6. 中银巨贪亡命泰国 7. 基于我国的传统与现实试谈婚内强奸 8. 论信用卡催收中的法学问题 9. 刑事立法发展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契合 10. 我国着作权刑法保护的相关问题研究--以网络技术为研究视角 11. 女性经济犯罪犯因性分析及预防对策 12. 盗窃未遂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13. 论“碰瓷”行为的刑法定性 14. 通过死缓限制减刑的死刑控制 15. 任人唯“钱”的组织部长 16. 医院内的“塌方式”腐败 17. 迷失在权力旋涡里的区委书记 18. 贪污罪之弹性定罪模式考量--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范本 19.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犯罪研究--以社会敌意为视角 20. “问题豆芽”案的刑事法治报告 猜你喜欢： 1. 浅谈刑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2. 刑法学硕士论文 3. 刑法硕士毕业论文 4. 刑法专业毕业论文 5. 有关刑法研究生毕业论文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 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 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 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 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 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 对应性：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行为客体——犯罪对象 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 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 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 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 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 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 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 对比： 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 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 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 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 从刀 ，井声， 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 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 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 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 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 民押而玩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 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 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 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 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 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 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 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 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 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 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 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你从道德和法律入手，其实这并不负法律责任。哎~现在中国的法律并不健全，像这类的事有很多，但都不负法律责任。很多明明都是很过分的事，法律上却拿他毫无办法。我可以给你个好的建议，你从提高道德教育入手来写，再添加一些实例，实例很好找的，你在网上查，能查出很多。中心是要人们明白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也要建议加强道德教育。其实法律永远都有漏洞，没有十全的法律，刑法只能做到惩罚，可到底能不能使人悔改？你写的感情生动些。煽情些。题目我给你一个建议，就叫 刑法可否改变命运我只能给你提示，其他就要看你自己了，加油吧。你要明白一篇好的毕业论文不仅要写的好，也要让你的导师觉得写的好，多想想你们导师的想法再动手写。相信你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
秦代刑罚太过严酷，而且不懂得变通，如果是小国家，像秦国初期的仅是现在的陕西一角时，这样的小国为了达到军国目标，实行这样的刑罚也许是可行的，但是一但形成一个大国的时候，就必须变通了。要不然，肯定出事。陈胜、吴广，为什么 起义，变是因为，路遇雨，延期当斩嘛，刘邦为何造反？不也是延期当斩嘛。为什么，这种事情在之前没有，到了全国统一了才有呢？当秦国还是小的时候，百里之地，天气，气候可能相同，让人民参加一个劳役没有问题。现在大车了，从江南找人到塞外修长城，期限又限的那么死。这就会出问题了。不变通第二点，从江南到塞外，那要走多久啊。往反的费用多高不说其他的，光说吃的。每个人至少要背个百来斤粮吧，要不然还没到就饿死了。如果，江南人收钱，北方人修长城，并发给工钱。不就完了嘛。所以，说他不会变通。
商鞅变法改革的巨大成就，使秦国国力迅速强盛起来。秦王嬴政即位后，开始着手进行兼并统一战争。在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的短短十年间，秦国先后灭掉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秦朝。它继承秦国商鞅变法的改革成果，坚持先秦法家“法治”、“重刑”的法制原则，确立了一套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特色的法制体系。由于秦朝的暴政峻法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仅仅十余年后即被农民战争推翻。但它所确立的统一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的法制体系，却对汉朝以后的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要法律形式 秦朝的法律形式，是在战国后期秦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律即秦律，是国家制定颁布的成文法，属于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从秦简所见近三十种律名来看，秦律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也相当广泛，远远超出李悝《法经》的六篇范围。 命、令、制、诏是皇帝代表国家发布的诏令圣旨或法令文告。据东汉蔡邕解释：“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诏书；诏，告也。”由于它们是由皇帝直接颁布的，因而法律效力一般高于其他法律形式，甚至凌驾于成文法典之上。 程是规章、章程的简称。《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颜师古注：“程，法式也。”秦简的《工人程》即程的一种，是关于官营手工业生产定额制度的规定。“人程”亦称“员程”，是关于人员、时间、定额的规定或章程。秦简《为吏之道》中即有“员程”的记述。 式是程式、格式的简称，是关于审理案件程序的司法规则或文书程式，供司法官员审理案件时参考使用。秦简《封诊式》即属此类法律形式。其中兼有案件的调查、检验、侦破笔录即“爰书”。 课属检验、考核及督课性质的专门法规。秦简有《牛羊课》，即考核、督课畜牧人员饲养管理牛羊的专门法规。 秦朝规定，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官府或官吏，法律解释与法律条文具有同等效力。秦简《法律答问》即属法律解释。它以问答的形式，对秦律内容以及诉讼程序等作出解释甚至是补充。 判例是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审理判决的先例。秦简称为“廷行事”。廷指官廷、法廷等各级官府，如朝廷、郡廷、县廷之类；行事即已决、已行的事例与案例，它也可以作为审理判决案件的法律依据。 法律内容及其特点 经过秦国到秦朝的一系列立法活动，逐步形成了一套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统一法律体系。它内容丰富庞杂，富有时代特征，广泛涉及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各方面的法律关系。 一、刑事法律内容 秦政权以先秦法家重刑主义原则为指导，以商鞅变法以来确立的法律制度为基础，建立了一套严酷残暴的刑事法律规范。 （一）刑罚体系 秦政权在沿袭先秦刑罚体系的基础上，又有一些新的发展和改进。其最突出的特点，是身体刑的适用范围开始缩小，劳役刑和财产刑的使用有所增多。 生命刑即剥夺罪犯生命的死刑。其执行方式还很不规范，约有一二十种之多，且相当残酷，较典型的如：（1）具五刑，即先施加黥面、劓鼻、斩左右趾等肉刑，再用笞杖活活打死，然后枭首示众，并将尸骨剁成肉酱；有诽谤谩骂行为者，还要割去舌头。（2）车裂，即用五匹马将头颅、四肢与身体撕裂。（3）凿颠，即凿击头顶的处决方式。（4）抽胁，即抽取肋骨的处决方式。（5）镬烹，即用大锅将人煮死。 身体刑即残害犯罪者肢体器官的肉刑，是仅次于死刑的酷刑。秦政权基本保留了先秦时期的黥、劓、斩左右趾、宫等肉刑，并常与劳役刑复合使用，如黥劓以为城旦、斩左趾又黥为城旦等。 劳役刑即限制罪犯自由并强制从事劳役的徒刑。秦朝劳役刑的使用相当广泛，在修筑长城、建造宫殿和陵墓等许多土木工程建设中，都有大批劳役刑徒。当时的劳役刑名目繁多，基本形成了一套由重到轻的劳役刑体系：（1）城旦、舂。男犯为城旦，主要服筑城等苦役；女犯为舂，主要服舂米等杂役。《汉书》卷二《惠帝纪》注引应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妇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2）鬼薪、白粲。男犯为鬼薪，主要为宗庙砍柴供祭祀等使用；女犯为白粲，主要为宗庙择米供祭祀等使用。《汉书·惠帝纪》注引应劭曰：“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坐择米使正白为白粲。”（3）隶臣、隶妾，即罚作官府奴婢。“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4）司寇、候，即强制犯人在边地伺察寇盗，警戒敌情。 耻辱刑是带有羞辱性质的刑罚。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故损害身体及鬓发胡须均属不孝行为，而强制剃除鬓发胡须则是对罪犯的羞辱性处罚。秦政权的耻辱刑主要有：（1）髡刑，即强制剃除鬓发胡须。《说文解字·髟部》：“髡，剃发也。”（2）耐刑，即强制剃除鬓毛胡须而保留头发，故轻于髡刑。耐字本作耏。《说文解字·而部》：“耏，罪不至髡也。” 身份刑即剥夺违法者官职爵位等身份地位的刑罚，主要刑名有：（1）废刑，即废除官籍，开除公职，终身不得重新叙用。（2）夺爵，即削夺爵位，剥夺其特权地位。 财产刑即罚没财产之类的处罚，主要刑名有：（1）赀刑，是缴纳财物或以劳役抵偿的刑罚。《说文解字·贝部》称：“赀，小罚以财自赎也。”赀刑种类很多，分为赀布、赀盾、赀甲、赀徭、赀戍等。布是一种货币，盾是盾牌，甲是铠甲，徭指徭役，戍指戍边，故赀刑有罚金、罚物、罚役之别。（2）赎刑，即以铜、盾、甲等财物或力役赎抵原定刑罚，包括赎耐、赎迁、赎黥、赎宫、赎死等多种名目。（3）没刑，即没收财产充入官府。 流放刑是强制被流放者迁徙到指定地区，不准擅自迁返原处的刑罚，包括迁、徙、谪等不同刑名。按流放原因和被流放者的性质，可分为三种情况：（1）有罪流放，即对罪犯直接处以流放刑。如当时有“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的规定。（2）赦罪流放，即对死刑犯减死后的处置。如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赦罪人迁之穰”；二十七年，“赦罪人迁之南阳”等，即属此类。（3）无罪流放，即对威胁统治或危害社会者实施的处罚。如“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 （二）刑法适用制度 为了使各级官吏有效地运用刑法手段，更好地发挥其打击犯罪的职能，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秦政权确立了一些定罪量刑制度。 1．刑事责任年龄与时效的规定 刑事责任年龄与时效，是指刑法规定的对刑事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法定年龄与时间效力。秦律规定，未成年人犯罪，一般免予追究或依法减轻刑事责任；成年人犯罪后死亡或受到赦免，也不再追究刑事责任。例如：有人在赦令颁布前盗窃千钱，并全部花费，赦令颁布后案发，便不再追究刑事责任。[16] 秦简是以身高标准确定成年与未成年的，即男高六尺五寸以上、女高六尺二寸以上为成年，大体相当十六七岁。 2．区分故意与过失的规定 秦律依据犯罪主体的主观动机，将犯罪区分故意犯罪与过失犯罪，前者从重处罚，后者从轻处置，有时还构成不同罪名。例如：甲告乙盗牛或伤人，乙并未盗牛伤人，故意诬告者构成诬告罪，反之为控告不实。司法官量刑不当，故意者构成“不直”罪，过失者仅为“失刑”罪。 3．加重刑罚的规定 秦律对累犯、五人以上的共犯及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教唆犯加重处罚。例如：教唆成年人盗窃杀人，依法处一般死刑；教唆身高不满六尺的未成年人盗窃杀人，则处残酷的磔刑。 五人以下盗窃，赃值超过660钱，仅黥劓为城旦；660钱以下，则黥为城旦或处迁刑；而五人以上共同盗窃一钱以上，即斩左趾并黥为城旦。 4．减免刑罚的规定 秦律对犯罪后主动自首或消除犯罪后果者酌情减免刑罚。例如：司寇刑徒盗窃110钱后主动自首，从轻耐为隶臣，或罚缴两付铠甲。被监押罪犯逃亡，监押者主动抓获或由亲友代为抓获，也可免责。 5．诬告反坐的规定 秦律对故意诬告他人者，以所诬陷的罪刑进行处罚。例如：应处耐司寇刑者，以耐隶臣罪诬告他人，诬告者反坐耐隶臣刑；应完城旦者，以黥城旦罪诬告人，诬告者反坐黥城旦刑。 6．犯罪连坐的规定 犯罪连坐即一人犯罪，其他有关联的人一同株连受罚。秦律规定的犯罪连坐的适用范围有三种。一是亲属连坐。如秦法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不积极从事农耕生产而致贫穷者，其妻子儿女籍没为官府奴婢。二是邻里连坐。如秦法规定：“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据司马贞《索隐》解释：“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三是职务连坐。如“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被任用者违法犯罪，任用该人者承担连带责任。 （三）主要罪名 在重刑主义原则指导下，秦律规定了许多罪名。其中最主要的罪名，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七类。 1．危害专制皇权罪 这是最严重的犯罪，主要有：（1）诽谤。秦律规定：“诽谤者族。”（2）妖言。秦始皇坑杀460余名诸生方士，罪名就是“诽谤”和“为妖言以乱黔首”。（3）妄言。秦律规定：“妄言者无类。”“无类”即处族刑。（4）以古非今。秦始皇《焚书令》有“以古非今者族”的规定。（5）非所宜言。秦二世曾下令御史，以“非所宜言”罪逮捕发表言论的诸生。（6）废令；犯令。违反令的规定，应为而不为者为废令，不应为而为者为犯令。 2．妨害社会秩序罪 这类犯罪主要有：（1）挟书；偶语诗书。《焚书令》规定：挟书罪即私藏违禁书籍，黥为城旦；“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2）投书。投递匿名信者，依法拘捕，审讯定罪。（3）诬告。秦律实行诬告反坐制度。（4）诈伪。包括伪造文书、官印、封泥等。 3．破坏经济秩序罪 秦简关于这方面罪名主要有：（1）逋事；乏徭。前者是拒绝报到应征，逃避服役；后者是报到后逃亡避役。（2）匿户。隐匿户口，不征发徭役，不缴纳户赋。（3）盗徙封。私自移动田界，处赎耐刑。 4．人身伤害罪 秦简《法律答问》有大量人身伤害罪的刑律规定，主要有贼杀（故意杀人）；贼伤（故意伤害）；斗杀（斗殴杀人）；斗伤（斗殴伤人）；强奸；和奸（通奸）等罪名。 5．侵犯官私财产罪 秦简《法律答问》有许多这方面规定，主要是盗及群盗等罪名，《封诊式》也有相关案例。 6．破坏婚姻家庭罪 秦简此类罪名主要有：（1）不孝。父母或祖父母有权控告不孝子孙，并要求官府对其严刑处罚。（2）弃妻不书。休妻不申报登记者，处刑赀二甲。（3）去夫亡。妻子擅自逃亡，黥为城旦舂。（3）娶人亡妻。娶他人“去夫亡”妻，黥城旦舂。（4）擅杀子。擅自杀死子女，黥为城旦舂；擅杀养子，弃市。 7．官吏失职渎职罪 官吏失职渎职罪的表现很多，往往构成不同罪名。如司法官员徇私枉法，故意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构成不直罪；故意有罪不判或减轻罪责，构成纵囚罪；而过失造成量刑不当，则构成失刑罪。 民事法律内容 秦朝的民事立法，主要涉及财产所有权及婚姻家庭制度等方面的法律内容。 （一）所有权 秦朝所有权的客体，是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之类的各种官私财产。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为田开阡陌封疆”，开始建立新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它以国君集权控制下的国有制为主，同时存在一部分私有土地。随着国家普遍授田制和军功赐爵制下的等级授田制的推行，土地所有权处于由国有向私有转化的过渡之中。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正式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鼓励百姓自行占垦荒地，国家不再限制面积，也不再实行授田。这实际是以法律的形式终止了战国时期各国普遍盛行的国家授田制，明确承认了以先占原则取得土地私有权的合法化。此后，秦朝的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起来。其各种土地所有权，也得到了法律的支持和保护，任何违法侵权行为都受到严厉制裁。如前引秦律即明确规定：“盗徙封，赎耐。”对土地以外其他官私财产的所有权，秦律也明令予以保护。如秦简《法律答问》规定：“或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就要受到“赀徭三旬”的处罚。 （二）婚姻制度 秦朝婚姻制度受法家“法治”思想影响较大，受儒家“礼治”思想影响较小，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秦律规定，婚姻关系的成立或解除，须经官府登记备案；否则不受法律保护，而且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如前引秦简规定：妻子私自逃亡，其婚姻关系若经官府登记认可，该妻即构成“去夫亡”罪，将受到黥为舂的惩处；若未经登记认可，其婚姻关系不受法律保护，故不追究其法律责任。如果丈夫私自休弃妻子，不向官府登记备案，则构成“弃妻不书”罪，夫妻双方都要受到“赀二甲”的制裁。 秦朝婚姻制度仍坚持男尊女卑原则，夫妻关系处于不平等地位，秦律就规定了一些维护夫权支配地位的罪名。如前引“去夫亡”和“娶人亡妻”罪的规定，立法宗旨即在于维护夫权；当时把“夫死有子，弃之而嫁”斥之为“倍死不贞”，要求寡妇从一而终，剥夺其再嫁权，也体现了夫权的支配地位。但是，秦朝的夫权并非至高无上，其支配地位也受到一定的法律限制。例如：秦律明确规定，丈夫不得任意伤害妻子；即使妻子凶悍，也不准将其殴打致伤，否则丈夫将受耐刑的处罚。另一方面，妻子有控告丈夫犯罪的权利。如秦律规定，“夫有罪，妻先告”，可以不被籍没为官府奴婢，其陪嫁奴婢、衣物也可不被没收。这种情况是汉朝以后历代法律所禁止的。如隋唐以后的刑律规定，妻子告发丈夫的一般性犯罪，属“十恶”不赦的“不睦”重罪，告者处刑徒二年。此外，秦朝还注重维护夫妻关系的稳定，强调“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严厉规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禁止有妇之夫乱搞两性关系。 （三）家庭关系 秦朝家庭关系也受到法家“法治”思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首先，秦律仍维护父权家长制，严惩不孝罪。如前引秦律规定，父母或祖父母等家长有权控告不孝子孙，并要求官府对其严刑处治，官府不得拒绝受理。秦简《封诊式》收录有多起此类案例。但是，秦律对父权家长制的维护有一定条件和限制。如前引秦律规定，父母尊长不得随意杀害子女卑幼，否则将构成“擅杀子”罪，要受到黥为城旦舂的处罚；倘若杀害养子，则处弃市极刑。其次，秦律对子女卑幼殴打尊长的行为，处罚较汉朝以后各代要轻。如秦律规定，殴打祖父母或曾祖父母，处黥为城旦舂刑。而在隋唐以后的各代刑律规定中，这种行为属“十恶”不赦的“恶逆”重罪，一律处以斩刑。 三、经济法律内容 自秦国商鞅变法以来，直到秦朝建立以后，非常重视加强经济立法。秦简中就有大量经济法规，集中于《秦律十八种》，主要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均工律》、《徭律》、《司空律》、《效律》等十余种，内容涉及农、牧、工、商等各个领域。 （一）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 自然资源是未经人类加工创造而天然存在的、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繁衍并增殖财富的自然孳生物，包括土地、山林、川泽、矿藏、野生动植物等各个种类。秦政权继承商周以来的历史传统，非常重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并运用法律对其加以保护。如《田律》规定，自春二月至夏七月的动植物成长季节，严禁砍伐山林、取草烧灰、堵塞河湖渠道、采摘发芽期植物、捕捉幼兽幼鸟、获取鸟卵、毒杀鱼鳖、设置陷井网罟捕捉鸟兽，不准猎狗追咬幼畜幼兽。 （二）农业生产的督课管理 秦政权以农立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以法律手段鼓励和保障农业生产。例如：为了督课农耕生产，《田律》规定，农民不论耕作与否，均按占田面积征收赋税；降雨、谷物抽穗或旱涝、虫情灾害，须立刻书面报告雨量大小、受益或抽穗面积、受灾损失状况等，以便官府掌握农情。为了保证不误农时，《戍律》规定，一户不得征调两人以上同时服役，违者“赀二甲”。《司空律》规定，播种和耘苗季节，以劳役赎抵赀刑债务者，可以分别回家务农二十天。《仓律》则规定，每年二至九月的农忙时节，从事农田耕作的隶臣每月增加半石口粮。此外，《仓律》还详细规定了种籽的入仓、存放、保管、检验、出仓等严格手续及每亩地的播种量。 （三）畜牧生产的管理考核 秦政权很重视畜牧业的发展，秦简中就有大量畜牧生产管理考核的法律内容。例如：在饲草的征收管理方面，《田律》要求农民，每顷耕地缴纳饲草三石、禾秆二石。《仓律》规定，饲草的入仓，要登记簿籍上报内史；其存贮、增垛、检验、出仓等，也要按规定履行手续。在牛羊的饲养考核方面，《厩苑律》规定，每年农历正、四、七、十月，定期检查评估耕牛的饲养和使用情况，对有关人员及其主管官员进行考核奖惩；官府用牛一年死亡率超过三分之一者，将追究饲养员及主管官吏的刑事责任。《牛羊课》则规定了牛羊的繁殖率，凡达不到规定指标者，啬夫和佐等负责人各赀一盾。 （四）官营手工业的严密控制 秦政权的冶铁、煮盐、农具与兵器制造等重要手工业部门基本都实行官营生产方式，并制订了许多加强官营手工业管理控制的法律法规。例如：《工律》规定，同类产品必须规格相同，不同规格的产品不得列入同类。《工人程》规定了不同年龄、性别、体力、工种、技术熟练程度者的不同劳动定额及折算方法；《均工律》规定了学徒工劳动定额的计算及培训指导要求和奖惩标准。此外，《秦律杂抄》还收录各种手工业生产考核与处罚方面的法律法规，内容极为丰富。 （五）市场贸易的监督管理 秦政权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对市场贸易的监督管理尤为严格。例如：《金布律》规定，市场出售的商品，价值一钱以上，必须用木签明码标价。《关市律》规定，官府工商业者收取货款后，必须当众放入盛钱的密封容器中，使买主等亲眼目睹，“不从令者赀一甲”。《效律》和《工律》则规定了度量衡的误差标准和定期检查校正制度，超出法定误差限度或违反检查校正制度，要受到赀盾或赀甲等处罚。 （六）货币的保管使用 秦始皇统一货币以前，国家通行货币有铜钱、黄金、布帛三种，《金布律》严格规定了它们的统一规格和兑换比价，严禁对钱或布随意选择使用，否则将追究当事人及知情不报的商贾伍长和有关官吏的法律责任。官府收入钱币，要按规定封存，并以主管令、丞印章封缄；取用时须查验印封无误，方可启封。 四、行政法律内容 秦朝统一全国后，建立了一套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并制定了相应的行政法律规范。 （一）皇帝制度的创立 秦始皇统一全国，“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他“自以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秦王的称号已不足以“称成功，传后世”，遂更名号为皇帝，创制了一系列保障皇帝制度的政治法律制度。如皇帝之“命为制，令为诏”；皇帝自称“朕”，臣民称其“陛下”，上书或言事称“上”；皇帝驾临称“幸”，死亡称“崩”；皇帝名字须避讳，如秦始皇名政，里正改称里典，正月改称端月等；文书奏章有指代皇帝的字辞，须另行抬头顶格书写；等等。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所有臣民都是皇帝的奴仆；并以朝贺、符玺、宗庙祭祀、宫殿陵寝、皇位继承、宗室外戚、后宫嫔妃、内侍宦官等相关制度，维护皇帝的专制地位和集权统治。任何违反或触犯皇帝制度的思想言行都是最严重的犯罪，都要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二）行政管理体制的建立 为了有效地管理统一国家，秦朝开始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体制。 中央设三公列卿制。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行政、军事、监察等职。御史大夫除监察文武百官外，还兼任副丞相职务，协助皇帝和丞相处理日常政事。御史大夫下设御史若干人，或掌管朝廷图书秘籍，处理文书奏章，存校法律政令；或作为皇帝耳目，察举违法官吏；或奉命参与司法审判活动。列卿主要包括：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宫廷警卫；卫尉，掌宫门屯卫；太仆，掌宫廷车马；廷尉，掌司法刑狱；典客，掌异族往来事务；宗正，掌宗室皇族事务；少府，掌皇家财政；中尉，掌京师卫戍治安；治粟内史，掌国家财政；将作少府，掌宫室兴缮；主爵中尉，掌列侯封爵；典属国，掌边疆属国；詹事，掌皇后太子家事；等等。 地方设郡县制。各郡分置守、丞、尉、监，负责行政、司法、军事、监察等事务。郡下置县，县设令（长）、丞、尉，分管行政、司法、军事等事务。县下辖乡，乡置三老、啬夫、游徼，分掌教化、赋役、辞讼、治安等。乡下置里，里有里典（正）；里下为伍，伍有伍老，百姓互相连保。 （三）行政法律规范的颁行 自秦国至秦朝，先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行政法律规范。以秦简为例，即有《置吏律》、《除吏律》、《除弟子律》、《尉杂律》、《内史杂》、《行书律》、《传食律》、《军爵律》、《中劳律》、《公车司马猎律》、《敦表律》、《捕盗律》、《效律》、《藏律》、《为吏之道》等近二十种之多，涉及经济、军事、外交、司法、狱政、交通、社会治安、宫廷警卫等各个领域，其中也包括官吏的选拔、任免、监察、考核、奖惩等国家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内容。 五、秦律的主要特点 秦律产生于战国后期至秦朝统一的社会转型时代，受到传统与变革的双重影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革除旧法，残存旧制。在春秋战国时期新旧制度的交替过程中，秦律作为一部维护新生制度的成文法，明确规定了一些限制奴隶制的法律内容。如秦律严禁掠取人质抵偿债务，违者“皆赀二甲”，以限制债务奴隶的扩大。《军爵律》规定，奴隶立有军功，可以免除奴隶身份，并取得相应爵位，也可以用爵位赎免其亲属的奴隶身份。《司空律》规定，百姓在应征服役期外自愿戍边五年，也可赎免一名亲属的奴隶身份。 另一方面，秦律作为一部社会转型时期的法律，不可避免地仍会保留一些过渡性的旧制度残余。例如：俘虏身份为奴隶；某些犯罪者或有关人员籍没为奴婢；奴婢子女世袭为奴；奴隶可以买卖赏赐；主人刑杀奴隶，奴隶无控告权，官府亦不准受理，坚持控告者有罪；这些规定显然有保护和扩大奴隶制残余的倾向。 第二，重法轻礼，厉行“法治”。在先秦法家“法治”原则的指导下，秦政权放弃“礼治”思想，坚持“明法度，定律令”，通过焚书坑儒、统一思想、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等手段，确立了君主专制集权的法律制度与独裁统治，使秦律具有重法轻礼、厉行“法治”的鲜明特征。 第三，重刑轻罪，刑罚严酷。秦律继承先秦法家“重刑轻罪”的定罪量刑原则，制定了一套严酷残暴的刑罚制度。如前引秦律规定，“盗采人桑叶，臧（赃）不盈一钱”，就要“赀徭三旬”；五人以上共盗赃值一钱，则斩左趾并黥为城旦；甚至“诽谤者族”；“敢有挟书者族”；“妄言者无类”；“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从而使 “劓鼻盈累，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罪犯刑徒数量激增。 第四，内容丰富，体系繁杂。如前所述，秦律内容非常丰富，调整范围相当广泛。它以李悝《法经》确立的“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原则为宗旨，以维护官私财产所有权和人身安全，巩固君主专制集权国家的社会秩序为基本内容，涉及社会关系的诸多方面。但是，由于早期立法技术的局限，秦律未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因而导致其内容琐碎，条目繁缛，体系繁杂，缺乏条理，有的法律概念不确切，某些条文互相重复或自相矛盾。
第一次健全法律体系，完善的制度
分为两个阶段两个侧面去看秦前期，刑法严峻，确保了内政但后期，过于严苛，民怨载道
法律分析：问题：办案效率提升不显著量刑指南缺失、量刑经验不足、值班律师未发挥预期作用。对策：对诉讼文书进行简化、改进速裁程序出庭方式、完善值班律师作用。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十条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和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
第一百七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
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就主刑、附加刑、是否适用缓刑等提出量刑建议，并随案移送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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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国宪法上国家所有的规范含义
12、 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
13、 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14、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若干思考
15、 论土地承包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离
16、 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再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
17、 网络诽谤的争议问题探究
18、 互联网金融风险规制路径
19、 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20、 民事案件受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21、 论中国法治评估的转型
22、 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23、 论行政审批的分类改革与替代性制度建设
24、 成年监护制度的现代转向
25、 论环境侵权原因行为的立法拓展
26、 事实因果与刑法中的结果归责
27、 论我国刑法不采取共犯从属性说及利弊
28、 重复诉讼规制研究：兼论“一事不再理”
29、 审判中心与相关诉讼制度改革初探
30、 专家辅助人制度研析
31、 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
32、 什么是法教义学：一个法哲学追问
33、 论刑事庭审实质化
34、 我国网络信息的政府治理机制研究
35、 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
36、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问题研究
37、 论我国司法体制的现代化改革
38、 指导性案例法源地位再反思
39、 行为无价值论与客观归责理论
40、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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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它要求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区分案件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确保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规范化、制度化的具体路径。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充分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找准宽严相济的平衡点，结合认罪认罚的具体情况，确定是否从宽以及从宽幅度，避免一味从宽、片面从严两种倾向。要正确把握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个案公正与制度公正的平衡，对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认罪认罚案件，要尽量依法从简从快从宽办理，探索相适应的处理原则和办案方式。对民间矛盾引发的犯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自愿认罪、真诚悔罪并取得谅解、达成和解、尚未严重影响群众安全感，不妨碍树立和引领社会行为规范的，要积极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特别是对其中社会危害不大的初犯、偶犯、过失犯、未成年犯，一般应当体现从宽。对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严重暴力犯罪，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敏感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必须慎重、严格把握，避免案件处理明显违背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二）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它要求根据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后果，依照法律规定提出量刑建议，准确裁量刑罚，确保刑罚的轻重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认罪认罚属于罪后情节，同时也是反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恶性大小的情节，影响刑罚的轻重。而犯罪的性质、实施犯罪的手段、造成的后果等，对决定刑罚轻重处于更为重要的位置。因此，办理认罪认罚案件，提出量刑建议或者量刑时，既要体现认罪认罚从宽，又要考虑其所犯罪行的轻重、应负刑事责任的大小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依照法律规定提出量刑建议，准确裁量刑罚，确保刑罚的轻重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避免罪行失衡。特别是对于共同犯罪案件，主犯认罪认罚，从犯不认罪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注意两者之间的量刑平衡，防止因量刑失当严重偏离一般的司法认知。（三）坚持证据裁判原则《指导意见》明确，办理认罪认罚案件，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按照证据裁判要求，全面收集、固定、审查和认定证据。证据裁判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它要求不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认罪
刑法有广义与狭义刑法之分。广义刑法是一切刑事法律规范的总称，狭义刑法仅指刑法典，在我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刑法的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刑法的论文篇1 浅析刑法中正当化行为初 刑法中正当化行为，一直都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法律术语，一如“一张普罗透斯似的面孔，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 逻辑学认为，要想深化研究某一理论，明确基本概念必不可少。所以，面对这个有着众多歧义，且至今还未形成统一的刑法概念——“正当化行为”，首先要做的，便是厘清其内涵外延，明确其类型划分，而这无疑对“深化刑法理论研究，完善正当化行为的刑事立法，推动正当化行为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1 正当化行为的理论界定 一般认为，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中，对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行为，统称为违法阻却(性)事由，但日本有学者称其为“正当化事由”，或注括号“阻却违法事由”;德国有“阻却违法性”和“合法化事由”等词语;意大利多用“正当化原因”一词;俄罗斯以“排除行为有罪性质的情节”来予以表述。而“合法抗辩事由”则是其在英美双阶层刑法理论体系中的指称。我国大陆对于正当化行为的称谓就更多了，学者们对此莫衷一是。 在诸多称谓中，最具典型的便是以下五种：违法阻却事由、合法抗辩事由、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正当化事由。 2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的正当化行为 要在众多称谓中厘清正当化行为的确切内涵，我认为，首先至少必须要研究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体系，并进行概念对比。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宏观说明 大陆法系犯罪构成理论体系是“构成要件该当性(核心)、(事实的评价)—违法性(法律的评价)—有责性(责任的评价)”这样的三阶层评价系统。它将一个整体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划分为不同的犯罪成立要件。而我国大陆地区的犯罪构成系统则是犯罪构成四要件，即“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客体要件”。四要件以“社会危害性为内容出发点，以要件齐合填充为构造形式”，意图从整体上综合宏观的评定犯罪行为。 两种犯罪构成理论在实质内容上的对应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中“构成要件”的要素的种类： 行为主体(只含“自然人与法人”及“特定身份”之内容，无责任能力评价) 行为客体(结果犯/行为犯，“法益”—社会秩序的想象价值) 行为(核心.符合构成要件的犯罪事实，包括行为时间、地点、实施方法或手段) 行为状况(行为时的特别情状) 行为结果 构成要件的故意与过失 对应性： “该当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行为主体特定身份要素——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 行为客体——犯罪对象 行为、行为状况、犯罪结果——犯罪客观要件 故意和过失——属于主观要件罪过的内容 “违法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我国大陆地区犯罪构成理论 形式的违法性判断中阻却违法事由(消极违法性因素，但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进行考察)——排除犯罪性行为(不在犯罪构成理论本身内，但在对行为作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时，又必须考虑是否具有这种阻却犯罪性的行为情形) 实质的违法性判断——犯罪客体要件 区别： 大陆法系国家：违法性判断存在着超法规性，即合法化事由的合法存在;实质违法性只是‘yes’ or ‘no’的问题，并无程度上的差别。 我国：罪刑法定要求，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客观要件都由刑法规定;犯罪客体要件与犯罪概念中的社会危害性紧密相连，它体现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 “有责性” 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的“责任”要素包括： 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负罪能力(刑事责任年龄以及精神状态) 责任故意：仅为对违法性的认识，不包括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认识 责任过失：判断是否具有阻却主观注意义务的违反性 期待可能性：期待行为人在彼时彼景下作出其他适法情形 对比： 责任能力要素——犯罪主体要件下的责任能力 责任的故意和过失——归于犯罪主观要件的罪过因素中 期待可能性，暂时并无与之相对应的完整部分 3 结语 形式上的侵害性、实质上的正当化、法律后果上的阻却事由，以及不受法律否定评价的性质，正是正当防卫的经典表述。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法系都对正当防卫进行不懈的研究，正说明了刑法谦益性是现代刑法的大势所趋，刑法体现人权保障是当今刑法的人心所向。所以，为法秩序所容忍、为保护法益所必需、法益衡量的重要标准——即是正当化行为合理存在的依据。正当化行为，既是对不必要的自我牺牲精神的反抗，更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自我保护手段，我期待在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中，可以将正当防卫纳入，从而具体贯彻程序高于实体、保护重于打击、预防先于惩罚的现代刑法理念! 刑法的论文篇2 论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 犯罪是严重危害社会的病态现象，然而只要人类社会存续，犯罪必然如影随形，“刑期于无刑”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基于犯罪所具有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对犯罪行为人处以重刑是一种可以理解的世界性偏好，即使在公认的法治程度高的西方国家，废除死刑的民意调查也是难以得到超过半数的支持，由此可见一斑。具体到我国来讲，重刑思维就不仅仅是偏好，而是一种汹涌澎湃的狂热了，“刑， 从刀 ，井声， 刭也。”刑的本意就是一把刀，用来割人脖子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镇压犯罪分子嚣张气焰的武器。从古至今，这一思想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及发扬。然而正是这种可以理解且极具弥散性的重刑思维，深刻影响了我国刑法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的各个方面，其正面效应趋向递减，而日益成为横亘在我国法治建设道路上的重大阻碍。本文拟对我国刑法运行中的重刑思维的渊源、表现、危害性进行分析，提出改善重刑思维可能的努力方向。 一、重刑思维的渊源及传统 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刑罚严酷而苛杂的开端，“夏刑三千，周刑二千五百”，“夏刑则大辟二百，髌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殷因于夏，盖有损益。”(《尚书大传》)春秋战国以至秦国的强大到最后统一六国，历经商鞅、慎到、韩非子等人的不断发扬，重刑主义思想达到顶峰。其认为由于人性是趋利避害的，“人君(生)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好恶者，赏罚之本也。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大敌矣。”(《 商君书·错法》)，因此民众是可治理的，治理的工具就是赏和罚，而且在法家的眼中，这两种驱驰民众的方法并非同等重要，罚的力度远远大于赏，即“治国刑多而赏少，乱国赏多而刑少。 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特别在社会动荡不安、利益纷争加剧的时代，刑罚轻缓是无法治理国家的，“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韩非子·显学)而根据社会现实加重刑罚则会收到“ 藉刑以去刑”(《 商君书·开塞》)的目的，即“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商君书·说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而且重刑主义被包装为爱民举措，民众畏惧重刑，就不会以身试法，反而对其是一种爱护。 “夫火烈 ，民望而畏之 ，故鲜死焉，水懦弱 ， 民押而玩之 ，则多死焉 ，故宽难”(《左传，昭公二十年》)。其后虽历经汉代学者反思及批判，抛弃绝对追逐重刑的做法，但因这一思想契合封建帝国中央集权的需要而被隐蔽地保留下来，即董仲舒儒法合一，外儒内法的改造方式，剔除了绝对重刑主义过分暴虐残酷的内容，吸纳其对于君主专制集权有益的观念做法。在其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刑思维的面目虽然大体上趋于温和，但其内核却历经王朝更迭而未曾变异，如同远古的幽灵般一直盘踞在上到执政者，下到普通民众的观念之中。 二、重刑思维的表现形式 1、复仇思想根深蒂固，重刑观念挥之不去 作为一个从封建时代到现代文明社会之间缺乏过渡时期的国家，没有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洗礼，旧有观念从未被彻底抛弃，而西方舶来的人道、自由、法治等进步观念未彻底扎根于国人心中，反映在刑法领域，就是复仇思想和重刑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自古就有“父之仇， 弗与共戴天; 兄弟之仇，不反兵; 交游之仇，不同国。” (《礼记·曲礼上》)的说法，从官方到民间都对复仇思想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同情及宽容，而这种态度反过来又鼓励着复仇思想和行为的持续存在。在现代社会，追诉犯罪的权力原则性地属于特定的国家机关所有，不允许公民个人进行复仇。但是复仇观念并未因此无用武之地，只是变换了存在并起作用的领域而已，它仍然广泛存在于公共舆论空间。审视来今年来的社会热点，被公众及学界高度关注的刑事案件，除了少数的案件，因为脱离大众朴素正义观而被认为量刑过重以外(许霆案，“天价葡萄案”、“天价手机案”)，其余案件中，公众主导的舆论均一边倒地呈现要求对被告人处以重刑乃至死刑严惩，如张明宝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 2、对立法中新增罪名及加重刑罚的强烈诉求 纵观近期的刑法修正案，对民众意见广泛听取，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组织考试作弊罪、替考罪等一系列罪名，立法的民主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此外，相对于已经被立法机关吸纳而成为刑法条文的建议，因此公众强烈呼吁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许多学者也积极为增设该罪论证。但是将扶危济困的道德义务上升到刑法中不作为犯罪的作为义务，不仅存在是否符合刑法理论自洽性的问题，而且对公民课以过高的义务，过分限制公民行为自由。 三、重刑思维的危害 1、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恶化刑事被告人的处遇。 重刑思维在严惩被告人的同时更加追求“杀一儆百”的威慑效果，相信重刑乃至死刑在整个刑罚体系甚至整个社会治理手段中具有最大的效用，“禁奸止恶，莫若重刑，禁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这种观念与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论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能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反而出现“失期当斩、举大义亦死”的尴尬局面，逼迫民众发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在司法机关的追诉惯性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刑事案件的被告人的正当权利被忽视和牺牲了。 2、阻碍现代法治的推进，蚕食司法改革的空间。 当代刑事法治建设具有一些普世公认的价值追求或者说评价标准，例如刑罚轻缓化、人道化、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以未决犯不羁押为原则、严格限制死刑乃至最终废除死刑等。虽然各国因为国情不同而对刑事法治存在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形态各异的法治建设道路，但是这些基本原则和方向是毋庸置疑的，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国传统的有罪推定、重刑思维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现实的刑法运行过程各方面都或深或浅地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我们的极刑主要是针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这就是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突出打击重点、少杀慎杀综合起来得出的判决”，但是因为该案被告人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的恶劣的手段和及严重的犯罪结果，相比药家鑫案有过之而无不及，公众在对比之后自然对李昌奎案的死缓判决表示抗议，终审法院不得不做出“李昌奎案不存在任何黑幕，或法官徇私枉法的问题”、“该案判决结果是经过审判委员会表决的”的声明。此前“为中国死刑判决立下创新型的标杆”的期许也显得过于乐观，这种尴尬结果准确地说并不是该案判决过轻，而是药家鑫案判决过重，在可以判处死缓的时候在强烈的死刑立即执行舆论下对后者作出了妥协，导致此后类似案件只可重不可轻的结果。这种案件恶劣的社会效应及其不利于我国限制死刑、最终废除死刑的目标实现。 3、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作和国家形象 从具体层面来说，我国在重刑思维影响下的刑事立法及司法实践影响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广泛开展，因我国在贪污等犯罪中规定有死刑罪名，依据“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惯例，这些犯罪嫌疑人一旦潜逃境外即难以被遣送回国。我国每年实际执行死刑数一直讳莫如深，不但国际社会无从得知，国内学者对此也有“囿于缺乏司法信息等第一手研究材料而无法做到具体深入和理论联系实际，从而缺乏针对性和说服力”〔2〕的困惑。在经历共九个刑法修正案，特别是刑法修正案八、九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存留的46个最高刑保有死刑的罪名中，仍然有很大的削减空间。 四、改善重刑思维的努力方向 1、增加对犯罪的宽容度 犯罪，是孤立的个人挑战社会最极端的方式。它理所当然受到社会中所有良善公民的憎恶，这种憎恶对于威慑犯罪、捕获犯罪人、对受害方给予心灵慰藉都是非常有益的。“人们对犯罪的愤恨影响与引导着社会对犯罪所作的反应，这种愤恨对社会的正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3〕特别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深厚侠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嫉恶如仇、“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是支撑社会良好运行的动力。如同菲利的犯罪饱和理论，每个社会因其独有的政治、经济形态，必然具有与之相匹配的犯罪数量。如今的人类依旧对犯罪现象深恶痛绝，正是因为人类更加意识到人本身的价值，意识到犯罪并不是个人绝对意志自由选择的结果，意识到最好的社会政策才是最好的犯罪政策，才让我们对于犯罪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谅解，而不是寻求用对其课以超过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的重刑来抗制犯罪。 2、承认刑罚的作用的有限性 与道德、舆论、行政措施等现存的对抗犯罪的方法相比较，刑罚确实是最具强制力且威慑力的措施。一种意识上拟制的愿景。另外，刑法的运行所存在的副作用越来越被认识到，其报应犯罪的同时也刺激犯罪，预防犯罪的同时也滋生犯罪。如耶林所说“刑法如双刃之剑，用之不得其当，则国家与个人两受其害。”因此，在心理上抛弃刑法万能的思想，接受刑罚作用的有限性，宽容不仅是对犯罪行为而言，对刑法本身也需要宽容的保护，它是刑法得以良性运行的必须空间。 3、积极引导民意，创造民意与司法之间相对独立的空间 民意与司法是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尤其在刑法领域，民意与刑法的交互影响始终是刑法运行中不能忽视的重大课题。刑法与道德关联密切，又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在各部门法之中独得公众恩宠，备受媒体瞩目，特别在重大案件中想低调而不可得。在许多情况下，公众的密切关注与刑法运行呈良性互动的关系，公众与刑法的距离拉近，增加了认同与理解，刑法的价值理念与具体规范也得以传播与遵行。但重刑思维几乎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具有十分广泛的民意基础，稳定性极强，如果要对其予以改善，在刑事立法与司法运行中不能一味的妥协与屈从，刑法不应只是被动的反映社会，在社会变革与进步中也应有所担当，成为引领社会心理的力量。另外，刑事司法办案毕竟是极具专业性的活动，其有自身的话语体系，应当与民意保持一定的隔离，减少它对案件审理的负面影响，从前文对药家和李昌奎案的分析中，司法机关对民意的态度如草上之风，对于刑法的权威和公信力也是极大的损害。 猜你喜欢： 1.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3000字 2. 刑法毕业论文范文 3. 刑法毕业论文 4. 刑法方面毕业论文参考范本 5. 刑法毕业论文参考范文
哥们儿,现在教授都贼精, 您网上找到的,他们都知道..... 您自个儿还是小心着点~毕竟是毕业论文呀. 加油吧您~
刑罚执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交付执行存在脱节现象。实际操作过程中，监狱收监时，随意性较大。2、保外就医问题突出。取保期限存在较大随意性。3、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的监管落实不到位，漏管、脱管现象严重。4、对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程序监督过程中存在缺位错位。5、监督手段不利，缺乏保障措施。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第二十六条 看守所应当配备必要的医疗器械和常用药品。罪犯患病，应当给予及时治疗；需要到医院治疗的，当地医院应当负责治疗；病情严重的可以依法取保候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