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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诗：「芙蓉仙人旧游处，苍藤翠壁初无路。戏将桃核裹黄泥，石间散掷如风雨。坐令空山出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苏轼诗集》，页1178）这首诗的前六句都是引用石延年生前死后的事迹为典故。 第一句见欧阳修《六一诗话》：「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於书，体兼颜、柳，为世所珍。……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愤然骑一素驴，去如飞。」（《宋诗话全编》，页218），后五句〈施注〉引《欧阳公诗话》：「石曼卿通判海州，以山岭高峻，人路不通，了无花卉点缀映照，使人以泥裹核桃为弹，抛掷於山岭之上，一二岁间，花发满山，烂如锦绣。」（《苏轼诗集》，页1178）以石延年事铺写为六句，显见苏轼善以典故敷陈的技巧。 第一句见欧阳修《六一诗话》：「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于书，体兼颜、柳，为世所珍。……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愤然骑一素驴，去如飞。」（《宋诗话全编》，页218），后五句〈施注〉引《欧阳公诗话》：「石曼卿通判海州，以山岭高峻，人路不通，了无花卉点缀映照，使人以泥裹核桃为弹，抛掷于山岭之上，一二岁间，花发满山，烂如锦绣。」（《苏轼诗集》，页1178）以石延年事铺写为六句，显见苏轼善以典故敷陈的技巧。 2.〈破琴诗，并叙〉：「陋矣房次律，因循堕流俗。悬知董庭兰，不识无弦曲。」（《苏轼诗集》，页1769）房次律即唐代房琯，典出《旧唐书‧房琯传》：「此时琯为宰相，略无匪懈之意。但与庶子刘秩、谏议李揖、何忌等高谈虚论，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而已。此外，则听董庭兰弹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庭兰以见琯，自是亦大招纳货贿，奸赃颇甚。颜真卿时为大夫，弹何忌不孝，琯既党何忌，遽托以酒醉入朝，贬为西平郡司马。宪司又奏弹董庭兰招纳货贿，琯入朝自诉，上叱出之，因归私第，不敢关预人事。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言琯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二年五月，贬为太子少师，仍以镐代琯为宰相。」（ 《新校本旧唐书》，页3322）苏轼这首〈破琴诗〉借房琯事讽刺刘挚、贾易、朱光庭等人之作为，刘挚最后也如同房琯一样获罪被贬。 3.〈次韵刘景文见寄〉：「莫因老骥思千里，醉后哀歌缺唾壶。」（《苏轼诗集》，页1797）典出《晋书‧王敦传》：「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新校本晋书》，页2557）。4.〈答陈述古二首：其一〉：「人老簪花却自羞。」（《苏轼诗集》，页641）引用苏轼在杭州所写的〈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苏轼诗集》，页330）为典。 5.〈独觉〉：「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诗集》，页2284）这首诗是苏轼六十二岁被贬到儋州的第一年所写的诗，引用他在黄州贬所所写的〈定风波〉：「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东坡词编年笺证》，页332）为典。 6.〈吉祥寺赏牡丹〉：「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苏轼诗集》，页331）这二句改写自刘禹锡〈唐郎中宅与诸公同饮酒看牡丹〉诗：「今日花前饮，甘心醉数杯。但愁花有语，不为老人开。」取用原诗情韵，改写诗句。7.〈吉祥寺赏牡丹〉：「十里珠帘半上钩」（《苏轼诗集》，页331）这二句改写自杜牧〈赠别二首之一〉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取用「十里」、「珠帘」、「卷上」等词汇，改写诗句，但保留原意。 8.〈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诗：「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同七碗茶。」（《苏轼诗集》，页508）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四句之中引用四个人的四件事当作典故。 首句典出《维摩经》：「维摩诘言：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减。」第二句语出《传灯录》：「乌窠禅师曰：『汝若了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即真出家，阿假外相，汝当为在家菩萨戒施俱修，如谢灵运之流也。』」第三句语出《宋史‧乐志》：「魏文《折杨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第四句语出卢仝《谢孟谏议寄新茶》：「一椀喉吻润，二椀破孤闷，三椀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灵；七椀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首句典出《维摩经》：「维摩诘言：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减。」第二句语出《传灯录》：「乌窠禅师曰：『汝若了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即真出家，阿假外相，汝当为在家菩萨戒施俱修，如谢灵运之流也。』」第三句语出《宋史‧乐志》：「魏文《折杨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第四句语出卢同《谢孟谏议寄新茶》：「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对越自卫反击战，又称中越战争，是指1979年2月17日－1979年3月16日中国越南两国在越南北部边境爆发的战争。广义的中越战争，是指从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军事冲突。包括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1981年中国收复扣林山、法卡山之战，1984年收复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之战，对越拔点作战，两山轮战，对越坚守防御作战等。首次被黑2011年6月3日报道：国内多家地方政府网站遭黑客攻击，被入侵网站标有“越南黑客是第一”，“越南人民愿意牺牲来保护海洋，天空和国家”等挑衅言论。 6月2日，有网友向站长之家反映其所在地政府网站遭遇疑似越南黑客的攻击，据了解，该黑客自称“ - Cubi11”，他在入侵我国地方政府网站后，还在网站中发表留言，叫嚣“越南黑客是第一”，“越南人民愿意牺牲来保护海洋，天空和国家”。 南海领土争端引发越南和中国黑客展开网络大战。两国黑客互相改写对方网站，并在网站上互插上本国国旗。各界担心，南海所发生的小规模对抗不仅已煽动各国民族主义势力高涨，而且有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越南扬言打到北京，中国海军整装待发!越南《半岛国防》杂志发表评论，越南陆军副总参谋长阮哈一在上周接受《半岛国防》专访时表示：越南的军事现代化程度已经超过中国，再也不是70年代的水平，如果中国还在南海“侵占越南岛屿”，那么越南很可能忍无可忍，先发制人打击中国。 阮哈一同时表示，“越南对中国没有恶意，但越南有采取一切行动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越南输掉70年代的中越战争一直是越南军人的心里阴影，现在重来的话，我们的陆军完全可以打到北京去。” 越南政府27日表示，“三艘中国巡逻艇在南海骚扰一艘越南探油船，不但破坏探油船上的设备，还警告它侵犯了中国海域。”另外，越南要求中方“自我克制，不要一再做出侵犯越南主权的行为，并要求赔偿越南探油船的损失”。 作战团队中国红客联盟6月4日-6月5日反击越南战绩公布 本次反击越南网站：共约1000站点以上，其中红客联盟攻陷站点数在300以上。 红盟作战3厅（新手组），攻击越南最大搜索引擎，导致该站点长达十二小时无法正常访问。 攻击暂且停止，静观其变。 反击口号：反击越南，中国的尊严你们伤不起！ 网站遭越南黑客入侵后截图 该网友还向站长之家表示，据他的了解，国内还有多家政府网站也遭到越南黑客入侵，疑似一大批越南黑客正向中国网站发起攻击。 6月8日，网上有消息称越南外交部网站被“黑”。当天下午3点许登陆了越南外交部的官方网站，发现该网确实遭到不明身份黑客的攻击，网站首页所有连接均失效，且有五星红旗的图案被放在醒目位置。 据记者观察，自称来自盐城的黑客在越南外交部网站首页上留下了署名“3King”与“小枫”。目前该网站正中央贴着一面五星红旗，网页的左侧及子链接均写有“南沙群岛是中国的！”等字样。网页下方分别用中英文写着“南沙群岛是中国的！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也是！”。与此同时，网站内还在不停地播放着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截止记者在北京时间6月8日下午4时发稿时，越南外交部的网站仍处于被“黑”状态，没有恢复正常的迹象。 在中国与部分国家发生争议事件时，外国政府网站遭到疑似黑客袭击的事件并不少见。在2010年8月，菲律宾政府网站就遭到疑似中国黑客的攻击，当时该网站内被挂上中国国旗，背景音乐也换成了中国国歌，自称“黑客”的人还要求菲政府就劫持人质事件道歉。同年10月，日本岛根县政府网站也遭到疑似黑客袭击，网站主页上写有攻击日本的中文红色标语。 越南方面表示，下午八点开始遭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不明身份黑客攻击，导致越南搜索服务在全国各地出现了故障。 目前越南方面正在紧急修复 越南称，虽然经过越南技术工程师与不明身份的黑客斗争，越南的搜索服务还是无法修复 、越南人民都急坏了、越南技术人员从现象分析，这次大规模的攻击应该是有人有组织并精心策划的、初步怀疑是中国的红客联盟、具体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中。
苏轼及多数诗人于诗作引用典故，多数是某词汇或某一句用典，苏轼诗作之中也有整首诗句句用典故者，或一个典故衍生多个诗句，或一个句子融会多个典故等不同的用法，分述如下： （一） 句句用典 苏轼〈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诗：「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苏轼诗集》，页508）这是一首七言绝句诗，四句之中引用四个人的四件事当作典故。首句典出《维摩经》：「维摩诘言：从痴有爱，则我病生；以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众生得不病者，则我病减。」第二句语出《传灯录》：「乌窠禅师曰：『汝若了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即真出家，阿假外相，汝当为在家菩萨戒施俱修，如谢灵运之流也。』」第三句语出《宋史‧乐志》：「魏文《折杨柳行》：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赐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第四句语出卢仝《谢孟谏议寄新茶》：「一椀喉吻润，二椀破孤闷，三椀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椀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椀肌骨清；六椀通仙灵；七椀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二） 多句用一典 1. 六句一典：〈和蔡景繁海州石室〉诗：「芙蓉仙人旧游处，苍藤翠壁初无路。戏将桃核裹黄泥，石间散掷如风雨。坐令空山出锦绣，倚天照海花无数。」（《苏轼诗集》，页1178）这首诗的前六句都是引用石延年生前死后的事迹为典故。第一句见欧阳修《六一诗话》：「石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于书，体兼颜、柳，为世所珍。……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愤然骑一素驴，去如飞。」（《宋诗话全编》，页218），后五句〈施注〉引《欧阳公诗话》：「石曼卿通判海州，以山岭高峻，人路不通，了无花卉点缀映照，使人以泥裹核桃为弹，抛掷于山岭之上，一二岁间，花发满山，烂如锦绣。」（《苏轼诗集》，页1178）以石延年事铺写为六句，显见苏轼善以典故敷陈的技巧。 2. 四句一典：〈破琴诗，并叙〉：「陋矣房次律，因循堕流俗。悬知董庭兰，不识无弦曲。」（《苏轼诗集》，页1769）房次律即唐代房管，典出《旧唐书‧房管传》：「此时管为宰相，略无匪懈之意。但与庶子刘秩、谏议李揖、何忌等高谈虚论，说释氏因果、老子虚无而已。此外，则听董庭兰弹琴，大招集琴客筵宴，朝官往往因庭兰以见管，自是亦大招纳货贿，奸赃颇甚。颜真卿时为大夫，弹何忌不孝，管既党何忌，遽托以酒醉入朝，贬为西平郡司马。宪司又奏弹董庭兰招纳货贿，管入朝自诉，上叱出之，因归私第，不敢关预人事。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言管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二年五月，贬为太子少师，仍以镐代管为宰相。」（《新校本旧唐书》，页3322）苏轼这首〈破琴诗〉藉房管事讽刺刘挚、贾易、朱光庭等人之作为，刘挚最后也如同房管一样获罪被贬。 3. 二句一典：〈次韵刘景文见寄〉：「莫因老骥思千里，醉后哀歌缺唾壶。」（《苏轼诗集》，页1797）典出《晋书‧王敦传》：「每酒后辄咏魏武帝乐府歌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新校本晋书》，页2557） （三） 一句用多典 苏轼常将二个以上的典故融入一个诗句里，而彼此又有诗意上的关连性，例如： 1. 一句二典：〈次韵景仁留别〉：「倒屣发一握」（《苏轼诗集》，页721）「倒屣」典出《三国志‧魏书‧王粲》：「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新校本三国志》，页597）「发一握」典出《史记˙鲁世家》，周公戒其子伯禽曰：「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新校本史记》，页1518）。 2. 一句三典：〈张安道乐全堂〉：「步兵饮酒中散琴」（《苏轼诗集》，页642）「步兵饮酒」，步兵指阮籍，典出《晋书‧阮籍传》：「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新校本晋书》，页1360）、「中散琴」，中散即嵇康，典出嵇康〈与山涛绝交书〉：「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疏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昭明文选》，页1929）以及庾信〈咏怀〉诗：「步兵未饮酒，中散未弹琴。」一句诗共计引用二个事典，一个语典。 二、 用典含义 （一） 直用其义 直用其义应是使用典故最简单的技巧，例如：〈临安三绝：锦溪〉：「楚人休笑沐猴冠」（《苏轼诗集》，页490）引用《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见秦宫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新校本史记》，页315） （二） 多典多转折 苏轼使用典故被认为「不易读」，是因为苏轼时常将二个以上的典故融合在一个句子里，取用的词义又经过转折，举例如下：〈和董传留别〉：「麤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苏轼诗集》，页221）苏轼这首诗写于从凤翔回到长安时，苏轼在凤翔时，董传曾与之相从，有诗名于当时。文献对董传的记载很少，从这首诗看来，董传当时应是贫困的。诗中「囊空不办寻春马」句引用孟郊《登科后》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及《南史‧虞玩之传》：「玩之为少府，犹蹑屐造席。高帝取屐亲视之，讹黑斜锐，瓒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着已三十年，贫士竟不办易。』」（《新校本南史》，页1178）引用孟郊诗而不直接引用其诗语，而引用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诗意，但转化为「寻春马」；引用虞玩之因贫困而旧屐着三十年不办易的事典，而转化为「囊空不办」，引用二个典故融合为一句，语多转折。 （三） 出处相同，取义不同： 苏轼有时引用同一个典故在不同诗作中，但因心境不同，所要表达的诗意不同，所以同一个典故，会因前后文不同，使典故取义也因而不同，例如〈别黄州〉：「病疮老马不任鞿，犹向君王得敝帏。」（《苏轼诗集》，页1201）与〈和陶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苏轼诗集》，页2184）同样引用《礼记‧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不弃，为埋马也；敝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马死，埋之以帷。」的典故，苏轼因乌台诗案于神宗元丰二年被贬黄州，元丰七年获赦离开黄州时，写下〈别黄州〉诗，以「病疮老马」自居，因获赦而有「犹向君王得敝帏」的感激，但是后来屡为谗言所害，一再遭贬，谪居惠州时写〈和陶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心境已从感激转为悲愤，同一个典故，侧重之词义不同。 （四） 词汇相同，出处不同，词义不同： 苏轼诗典故难解，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苏轼诗使用典故，有词汇相同，出处不同，词义不同的情形，如〈于潜僧绿筠轩〉：「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苏轼诗集》，页448）〈夜直秘阁呈王敏甫〉：「共谁交臂论今古，只有闲心对此君。」（《苏轼诗集》，页225）二诗均有「此君」词，「此君」在诗词里通常指「竹子」，典出《晋书‧王徽之传》：「徽之字子猷。……尝寄居空宅中，便令种竹。或问其故，徽之但啸咏，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邪！』」（《新校本晋书》，页2103）苏轼〈于潜僧绿筠轩〉的「此君」指竹子，殆无疑义，但是〈夜直秘阁呈王敏甫〉：「只有闲心对此君」句下有冯、翁二人的注，所注不同。冯应榴注曰：「『此君』用王子猷语。」（《苏轼诗集》，页225），但翁方纲引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并序）之六〉：「天秋无片云，地静无纤尘。团团新晴月，林外生白轮。忆昨阴霖天，连连三四旬。赖逢家酝酿熟，不觉过朝昏。私言雨霁后，可以罢余尊。及对新月色，不醉亦愁人。床头残酒榼，欲尽味弥淳。携置南檐下，举酌自殷勤。清光入杯杓，白露生衣巾。乃知阴与晴，安可无此君。我有乐府诗，成来人未闻。今宵醉有兴，狂咏惊四邻。独赏犹复尔，何况有交亲。」认为此处的「此君」指的是酒，二人批注不同。唐宋诗写「此君」虽然多数是指竹子，但除了唐代白居易用以指酒，宋代秦观〈送张和叔兼简鲁直〉：「未试霹雳手，低回从此君。……岂无一樽酒，谁与通殷勤。」陆游〈拄杖歌〉：「禅房按膝秋听雨，野店敲门暮赊酒。……老矣更踏千山云，何可一日无此君？」也都用以指酒。检视苏轼诗，有六首诗用「此君」，五首指的是「竹」，只有这一首指的是「酒」。这一首诗之前一句「共谁交臂论今古」典出《九州春秋》：「韩遂、樊稠交臂相加，共语良久。」整首诗虽未言及酒，也未言及竹，但想来苏轼夜直秘阁，作诗呈好友，与好友交臂论今古，对的应是酒不是竹，翁方纲的批注是对的，而冯应榴的批注是错的。 苏轼使用典故被认为「不易读」，是因为苏轼时常将二个以上的典故融合在一个句子里，取用的词义又经过转折，举例如下：〈和董传留别〉：「麤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厌伴老儒烹瓠叶，强随举子踏槐花。囊空不办寻春马，眼乱行看择婿车。得意犹堪夸世俗，诏黄新湿字如鸦。」（《苏轼诗集》，页221）苏轼这首诗写于从凤翔回到长安时，苏轼在凤翔时，董传曾与之相从，有诗名于当时。文献对董传的记载很少，从这首诗看来，董传当时应是贫困的。诗中「囊空不办寻春马」句引用孟郊《登科后》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及《南史‧虞玩之传》：「玩之为少府，犹蹑屐造席。高帝取屐亲视之，讹黑斜锐，瓒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着已三十年，贫士竟不办易。』」（《新校本南史》，页1178）引用孟郊诗而不直接引用其诗语，而引用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之诗意，但转化为「寻春马」；引用虞玩之因贫困而旧屐着三十年不办易的事典，而转化为「囊空不办」，引用二个典故融合为一句，语多转折。
简述战争,赞扬祖国
各家关于人性的定义，研究人性问题的意义，分析主流的关于人性善恶的观点，提出你自己的看法，摆出论据，结尾点题。
一、人的好斗性 二、人的多面性 有例文什么是人？人是什么？人活着为什么？为什么人要活着？怎样活才算活？什么是道德？什么是法律？什么是准则？
一种系统的人性学说至少要涵盖以下诸问题：1）人究竟有没有本性，人的本性是一实在之物，还是一张任人涂抹的“白板”？2）人的本性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还是在不断变化、任人改造的？3）所有的人在本性上是平等相同的，还是参差不齐的？4）人性是否具有道德属性，是价值负载的,还是中性自在的5）人的堕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还是在自己？ 系统完整的人性学说需要回答上述所有问题，但是大多数人性学说只回答了其中的部分问题，而且，同一个人性学说对每一个的问题的回答之间又很少能保持连贯一致。本文试图以“恶”为视角，对上述诸问题作一个简单的回答。 一 恶在人性中的地位 如果人性是恶之根源的话，那么人（之况）境（human condition）则是其“土壤”。情欲与理性是人性（与动物性相比）的显著特征，这两者在人性中是结合在一起的，并共同支配人的行为。那种任意把欲与理看成两个相互独立的东西是一厢情意的。仅人欲与动物欲相比，前者就要强烈得多，因为它一开始就被独特的理性禀赋装备起来。从这种意义上讲，人是理性的动物。正是欲与理的结合宣告了恶（当然也包括善）的开始，人类道德生活的开始。动物只有欲，按照本能生活，表面上超越了善恶，事实上只处于前道德状态。以欲望的结合为特征的并不是恶自身，而只是恶的来源。有人相信恶的社会制度使人恶，这是颠因倒果。如果社会制度是恶的根源的话，那么，社会是什么的产物？人的情欲、理性与自由是否都含有恶的可能性？这两个问题答案却是自明的。 所以，在恶在人、与社会制度方面，人性是恶善的来源，社会制度则是善或恶自身，而不是来源。恶的社会制度是人性中恶的可能性的物质化。有人把一些极权国家称作“恶帝国”（Evil Empire），是因为这样的帝国充斥着骇人听闻的恶行，并为人性中恶的潜力提供了舞台，使该帝国变成了“恶的舞台”。当然，即使在“善的王国”，只要人享受的只是那么一点点自由（除非有受到严加看守的死囚），只要生存冲突存在，恶现象就随时可能发生，人性是恶的来源，人境是人的条件，人类事务中的恶是人性与人境的结合。道德之恶站在人的本性和人之环境的交叉点上。对于人的堕落及其原因，《异端的权利》作者茨威格感叹到：上帝的决定何等莫测高深，他所创造的人是那样的不全和无德，他们不断地倾向于堕落和罪恶：他们不能辨别神圣；他们急于再次投入罪恶的深渊。以卢梭为代表的近代理性主义一激进主义者相信正是社会才是恶的唯一来源，正是恶劣的社会环境的罪恶的社会制度才使人腐败堕落。象卢梭那时崇尚野蛮（自然状态及其中的自然人），也是对过去的时间及其结晶的另一种形式的否定。在人性是否可以改变的问题上，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认为，人的基本特征就是在于其可改造性，或者说可完善性。1另一位法兰西启蒙学者霍尔巴赫认为：“人类是邪恶的，但并非天生邪恶，而是环境使他如此。”2 这些人错了，因为他们否定人的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是恶的可能来源。事实上，人类社会只不过是发生恶行的一种环境。如果社会是恶，那么其恶行来自于人，而不是相反。恶的来源不在宇宙之中，而是在人这种理性动物的本性之中。 二 人，你有本性吗？ 从古典的希腊时代，到近代的苏格兰启蒙时代，在西方的思想史中对人性的存在一直是十分肯定的。人性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奥勒留、西赛罗、亚当·斯密、爱德蒙·柏克笔下经常出现的字眼。其中苏格兰启蒙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大卫·休谟把对人性的研究推到了古希腊—罗马时代后西方人性思想史上的一个顶峰，这就是一七三九年至一七四0年间在伦敦问世的三卷本《人性论》。3 在书中，休谟认为，人性的研究是对人的一切（科学、道德或宗教）研究的基础。各门具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只是研究人性的一个方面。休谟不反对人性的存在，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承认人们有某种程度的自私；因为我们知道，自私和人性是不可分离的，并且是我们的组织和结构中所固有的。”4他还断言，人们普遍承认，在各国各代人类的行动都有有很大的一律性，而且人性的原则和作用乃是没有变化的。英国辉格党的早斯理论家柏克在人性问题上继承了休谟的观点，主张人有实在的不变的本性。他在致斯密的信中写到：“人的本性总是一成不变的”，他坚信，人的本性，不是我们所能修改的，它与天同久，日月同辉。5 否定人性的最早苗头，出现在大革命前法兰西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趋向中。由笛卡尔的怀疑主义为之铺垫认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并不直接否定人性的存在，而是提出通过理性的运用可心对人性加以改造的命题。既然人性的内涵可以更换，既然人没有一成不变的本性，那么，这就意味着人没有自在的、不为外界所改变的本性。理性主义的这种人性可变论为后来的激进主义政治运动改造人性的努力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同时也诱导出后来的存在主义思潮对人性的彻底否定。 对“人有本性”命题的另一个有力挑战来自洛克所倡导的经验哲学。洛克的思想中有一道奇怪而有深度的断裂。洛克的政治哲学鼓吹人的自由、幸福、平等和财产权，且不反对有实在人性存在的命题。但他的经验哲学则从根本上动摇了对人性及其政治哲学的的上述价值。洛克的经验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是对立的，经验论不能为把握实在的“人性”提供经验的证据，也不能为与人性相关的价值，如自由、尊严、平等、正义、博爱、权利、宽容等提供经验的论证。他的著名的“白板说”更是为后来的理性主义者、科学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家否定人性的存在提供最富有误导性的灵感。 其实，经验的方法不能为人性及相关的价值，如自由、尊严提供论证。把凡是经验的方法不能论证的东西视为不存在的东西。而且，现有的经验方法不能证明“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因果关联。可是这并不表明两者之间就不存在因果关联，也不表明未来的经验方法永远不能证明两者间的关系。 以美国的斯金纳（B·F·Skinner）为代表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试图的确凿的经验科学结论来否定人的本性。他本人用对白鼠行为的研究结果来证明，人的行为与白鼠一样，完全由环境支配，人根本就没有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与动物有着根本差异的本性。因此，人象动物一样没有能力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无道德可言。其隐含的结论是，自由与尊严对人类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多余的。他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他进一步声称，人类已经拥有关于机器的科学技术，现在需要的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技术。要发展出这一方面的技术，我们就必须抛弃关于自律人，即拥有自由意志的人的幻想。生活中，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环境。当我认为自己是“自由行动”时，我们并不是真是自由了，而只是由于种种“正强化”在起控制作用，我们感受不到而已。所以，在斯金纳看来，所谓的自由，并不是免于控制的自由，而只是免受某种控制的自由。6 由于不承认“人性”在存在，斯金纳并不试图对人的本性提出什么看法，而只是试图为人的况境提供一种解释。斯金纳的决定论犯了化约主义的错误，他把人类事务的一切表现都化约成人的行为，他还把政治、经济、社会等科学都化约成一种心理现象，对科学法则的认识变成对正负强化等操纵和制约行为规律的认识，人被化成了“斯金纳箱”中的老鼠和鸽子。斯金纳否认了人的先天特质，因而也就否定了人的本性。 存在主义则代表了当代左翼学者从哲学本体论的层而来否定人性的另一种尝试。存在主义把人看作一个不断流动、变化、发展的动态过程，人无时不在变化之中，因此也就没有作为一定之规的人性。人性存在主义否定先于个人的普遍人性的存在，世界上并无所谓人之本性的东西，没有一般的人，只有许许多多单个的人，即存在于历史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的许多单个的集体的人。正如萨特所宣称的：人性是没有的，因为……人就是人，我们无法在每个人身上找就可以称为人性的普遍本质，人先于一切而存在，当然也先于人的本性。7 存在主义强调个人的存在，反对普遍的本性，这样不仅把单个的人与社会的人或整个人类对立起来，而且把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割裂开来。实际上，存在与本质也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离开人的一般特征。萨特把存在主义说成人道主义，但没有人性，也就不可能有人道，因而反对人性的学说就不可能是人道主义的学说。 象存在主义那样，在哲学上对人性存在的怀疑可以展现出怀疑者的批判力，而在对人性的否定之后甚至感觉十分轻松。但是，政治哲学对人性的否定，一旦落实到政治实践上，就有可能产生十分轻松、甚至是可悲的后果。哲学与政治哲学不是一回事，哲学与政治更不是一回事。阶级性的人性论则是试图从政治行动的属性来为改造和否定人性提供理论武器的政治学说。指人性为阶级性的观点，不仅使人因阶级属性不同而在恶的含量上不平等，而且为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实践提供了人性论的基础。 当然，尽管人性的存在不可否定，但为人的本性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也是十分困难的。正如弗洛姆所指出的，其障碍在于下面的困境地：倘若一个人把某种实体假定为人的本质，那么，他就被迫处于一种非进化、非历史的境地，它意味着自人类诞生伊始，人没有发性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观点很难同这样的事实相一致。即我们发现，在我们大多数最不发达的祖先和出现在最近4000年6000年的文明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区别。8 人性到处是一样的。它为不同文化的不同习俗所隐蔽，但不能为它们所磨灭。人性的天然构成是相对稳定的，不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那些被社会、文化所决定的或改变的东西，并不是人的本性，只是人性的表现方式而已。尼采说过，人是“尚未被确定的动物”。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能理解成是人性的一个缺点，更不暗示，人能够而且将会在某一天获得确定性。与动物不同的是，人在本质上就是不确定的，即人的生活并不遵循一个预先建立的进程。大自然似乎只造就了一半就让人上路了，并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和社会”去完成。9人类不断地追求对自己及其世界的确定性，但在获得了小小的确定性的同时，给自己带来大得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人性内涵究意是什么？要素有那些？在恶的来源中，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作为积极的自由与人的本性有关；个人的自由、生存则与人的环境有关。人的本性正在于其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它们都交织在零星的内核之中，并且共同指导着人的行为，这意味着它们并不是三个相互独立的东西。从这一点看，人性是情欲、理性和自由意志的复合体。而后三者则是人性的实体，固定不变的。所以这三者的结合意味着人类道德和政治生活的开始，而不能把人性与人的行为混淆起来。人的行为会因为受到不同环境的刺激产生出种种变化，但其背后所反映的人性致函是始终不变的。 说情欲、自由、理性是人性的要素，或者说人是自由、理性且充满情欲的动物，并不意味着情欲、自由、理性是人性中的善或恶的象征。历史上，人们常把理性、自由与善等同起来，因此得到了人性善的结论。实际上，理性或自由不是恶，更不是善，它们只不过是善与恶的源泉而已。所以，在这里，理性、自由在价值上是中性的，如果考虑它们充当了有助于实现人类生存的固有手段的话，那么，它们充其量只能被视作形上的善，非道德伦理意义上的善。所以，说人是自由理性的动物，并不是对人性的一种规定（prescription），而只是一种描述（description），同时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总是同等的自由、理性，更不意味着每个人都总是那么自由、那么理性。人的理性与自由本身就充满着巨大的局限性。 三 性恶，还是性善？ “人性”概念的确立反映了人们对普世价值的共同的追求。但是，普遍人性的存在并不提供由此来压制个人之个性的理由，更不能要求每个人让自己的个性绝对屈从于上些意识形态家所奠定的个性。10 人性善恶的问题涉及与先天与后天、本性与环境的关系，具有哲学认识论的意义。 在中国的学术与政治冲突中，孟子是性善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他认为，人是有本性的，而且这个本性不仅是善的，而且几乎是至善的。他说：“恻隐之心，从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从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1 他与后来的西方的一些性善论相比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后者在是否有先天的本性上含含糊糊，他却十分有把握地断定人有“非外铄的、固有的”本性。 孟子的人性论是嫁接在孔子的人性学说基础之上的，而且从表面的逻辑和后来王朝的政治实践看，孔孟的人性论之间似乎天衣玩缝，一气呵成，然而，其实质则是貌合神离，大相径庭，孔子认为改造人性不会产生多大的效果（详后），孟子的性善论却为改造人性提供了最充分的理论依据。这种性善学说固然满足了人们对善的期许，而且在动机伦理上无懈可击，但是，对善的事物的追求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在对待人性问题上更要审慎，善良的动机未必会带来善良的结果，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性善论的狡诈在于它既可以是一种事实判断，又可以是一种价值判断。相比之下，性恶论只能是事实判断，因为没有人敢冒天下大不韪来公开主张人应该性恶。性善论还具有某种伪合理性：即使有事实表明人在本性上并非象性善论所断言的那么善，但要求人们行善的主张总不是过错吧。要人行善的本身当然没有过错，但却并非每一种让人行善的手段都是合乎道德的。孟子以人性中的道德感（如四端）为论据，把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但同时又作“人无不善，水无有不下”12的必善逻辑为统治者用强制的手段以使向善为借口来改造（实则是扭曲）人性提供理论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性善论通过把人性道德化成全了善的狡计：以动机而言，强调性善是可取的，但是，以结果而言，强调实然的性善会放松对人（尤其是统治者）之作恶可能的制度警惕，而强调应然的善则有可能导致在提升人性中使用强制手段。 荀子认为：人求善这件事实，本身就是人性非善的证据。因为，人决不会追求自己身上业已存在的东西，而应该是自己所没有、或者现在还不具有的、或还不充分具有的东西。荀子主张人性本恶，貌似因袭法家的衣钵，在我看来，实则与孔子人性论的内在逻辑更契合。孔荀对本性与习性作了区分，都认为可改造的是人的习性，本性是不可改造的。荀子认为，与“文理隆盛”的“伪（习性）不同，本性是“生之所以然者”，13既“不可学”，也“不可使”。习性只能附着在本性之上，而不能取代本性，即他所谓：“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14 康有为在《春秋董氏学》中强调“孔子之道”就是本于“人性”，“循人之性以为道”，人欲并不是“恶”，压制人欲的天理也不是善，“性”本身才是善。“孔子之道乃天人自然之理”，圣人之为道，亦但因民性之所利而利导之……所以不废声色，凡道民者，因人性所必趋物性所不能遁者，其道必行。人性本身无所谓先天的道德善恶。 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不能对产生情（欲）的东西，说好说坏”，所以“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天生是善的或是恶。”15 洛克承认人有自爱一面，但并不谴责这种自爱。他相信，人要实现自爱就必须爱人，“人既然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16 在人性善恶问题上，卢梭、马克思等人认为人在本性是善的，只是常常受到恶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压迫，才使人变恶。 人在本性上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既不是一心利他的，也不是一味自私的；既不是好战的，也不是爱好和平的；既没有天生的罪恶，也没有天后的美德。所有这些都不是人性的固有特征，只不过是潜在的倾向。 历史上的性善论也罢、性恶论也罢，往往都未能对人性善恶的两个层面的含义作一必要的分疏。有的人断言人性善，是基于人性在状态的完备，即人性是（因）完（才）善的，没有缺陷，例如，英国无政府主义者葛德文就认为人性是完善的，所以，国家与政府才是多余的。有的人断言人性善是因为人天生就有类似于“菩萨心”的善端，如孟子把“四端”作为人性善之最重要的论据。人性的状态之善与动机之善之间是有差异的。状态之善只是一种描述，其中并不自动含有规范性和目的性。动机善则含有规范性和目的性。性恶论也有上述两个层面上的差异。性恶既可以指人性在状态上的不完善，也可以指人有一颗“撒旦心”（中国人叫做“狼心”或“狗肺”“）。完备的东西未必是善的（完1善），不完备的东西未必尽是恶的。完与善、不完与恶之间并不自动转换。所以当我们研究已有的人性论也好，提出新的人性论也好，都有必要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加以厘清。我个人认为，人性是不完善的。就道德层面（而非形上层面）上而言，人的行为有善恶之分，但人性并无善恶之分。 性善性恶的区分似乎在学理上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性善和性恶只是各自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若性善说是一种应然判断，即人性应该是善的，而性恶说是一种实然判断，那么性善说和性恶说可能说的是同一种东西，即人性在本质上可能是恶的。只是性善说认为人性有可能变善，而性恶说则没有强调这一点。所以，在这一层面上，性善和性恶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性恶论往往忽视了对善的动机的强调，性善论则往往忽视了善良的动机可能带来的罪恶后果。所以，对恶对人性的判断应包括实然和应然两个部分。对行善之应然的强调必须建立在对人的欲之本性的充分承认的基础之上。同时，对人之欲利本性的强调也不应停留在简单的实然描述上，更不能鼓励人们去为趋利不择手段，而是要上升，使行善成为义务性的伦理规范。趋利与行善虽然同是人性中似乎相互冲突的两种倾向，实则应是互相衔接的两个部分，不能相互双代，互相否定，缺少了其中任何一者，都将使人类的生存难以待续下去。 由此可见，把人性定为善或恶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如何界定恶和用什么样的相应政治手段对待恶和人性。性善论和性恶论都不可取，但从中外思想史一看，一般说来，定人性为恶比定人性为善略为可取。后者有两个可能的恶果：1。放弃对人性的警惕；2。用强制的手段去改造人性。 摩西律法中的“爱邻如已”17敦促我们像爱护我们自己那样爱护我们的邻居时，这就假定了自爱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是植根于个体之中的天然倾向。但若要把这种爱扩大到自己的同类时，便是在制造一个道德事实，需要人的道德自觉。这种爱他人的道德事实是以爱自己的自然事实为基础的，因为爱他人在总体上有利于自爱。一个充满爱的环境（社会或家庭）对成员的安全和身心健康必然更加有利。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必然最终使每个成员的生存都受到威胁。因此，脱离了自爱的利他人。有一位拉比在犹太教法典中这样说过：“如果我不为我自己，谁来为我？如果我只为我自己，那我还算什么？” 人性中卑劣与崇高两种倾向是并存的，只是一些人强调其中的一种倾向，另一些强调其中的另一种倾向。其实，人性就是站在卑劣与高尚、神性与物欲的交叉点上，曹雪芹曾用传神之笔在《好了歌》中淋漓尽致的刻画了上述双重倾向，既企盼获得超越的神性，又难舍人世间的物欲。人性就是在这种神性与物欲之间的互动及其造成的紧张过程中得以展开出来。有趣的是，人的高尚之处恰恰在于人能认识到自身的卑劣，在享受物欲的过程中才企盼神性。若是去掉其中的任何一种倾向，人性就难以立足，人也不再是人，或是神，或是物。《好了歌》所刻画的人性是普遍的人性。它唯一不适用的是神仙和动物。 一旦把欲道德化，使之成为恶的实体，这就对神正提出了挑战，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一旦把欲作为恶道德化，就会使满足恶的手段获得道德正当性，从而使人失去了行善的道德义务。面对上述难题，唯一的出路是使人性变成中性化的中立人物。 四 人性：可变性与平等性之争 我们先来看看先秦儒家的人性学说对上述四个问题的回答。“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8似乎概括了孔子的主要人性思想，通过对这句话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对“本性”与“习性”之间作出了明确的区分。而且，孔子似乎在暗示，本性是天生的，永恒不变的。不依后天的改造或教育而变化，同时，人的本性相同注定的一种实然的状况。从“性相近”还可以引伸出两个重要的观点： 1"性相近”意味着人类在本性上是大致平等的，每个人的本性之间不存在重大的等差格局。 2 即使人的本质不是价值中性的，即使人的本质具有一定的道德属性，不论其是善是恶，这种判断都不具有太大的实质意义，善也罢，恶也罢，反正大家的本性都是如此。 若对“性相近，习相远”的上述演绎成立，孔子的人性学说至少合乎当代主流思想对人类的本性的理解。 除人性的善恶之争外，人性论战中的另一个焦点是能不能用人工的方法对人性进行改造。在孔孟的态度都不甚明朗。不过，从前面的推测看，孔子倾向于认为人性不可改造，否则不会“性相近”；孟子倾向于认为人性可以改造，而且必须改造。否则不可能使人人都成为尧舜。
个人观点：1、5岁大的小孩，尽管他拥有够他一个人走出沙漠的食物和水，但是食物和水他能携带的数量还是有限的，按照常理，这个小孩能独自走出沙漠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2、你已经在沙漠中行走了5天5夜，没有吃过任何东西，按照常人，你应该快坚持不住了，如果继续没有食物和水，又不能短时间内走出沙漠，你必然会倒下。3、从你论题内容上分析，出现在沙漠中的小孩只有5岁，而且小孩是拥有够他一个人走出沙漠的食物和水，那说明的是不是距离走出沙漠的路程不会太远呢，甚至小孩可能可以指引你离开沙漠的正确方向。4、最后就要回答你要不要抢小孩的食物和水，我觉得你应该带上小孩，利用一些野外求生的技能（例如喝尿水、吃昆虫等）再坚持走下去，不能放弃，也许生存的希望就在眼前。你不带上小孩又不抢他的食物和水，可能两人都会倒在沙漠中；如果你抢了小孩的食物和水，抛弃小孩，那么说明你自私，在危难之际可以为了个人出卖身边的其他人，没有大局意识。尽管你抢了小孩的食物和水，也未必真能够找到出路，最后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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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思想贯穿我国传统文化，其整体性、和谐性、平等性和内生性的哲学内涵折射在教育上具有强效的治理功能。本文从教育哲学角度入手，分析了“天人合一”思想对我国当前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师生关系、教学过程、 教学 方法 以及道德教育这六个方面所带来的效应和启示。
天人合一 教育哲学 教育问题 效应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天人合一”思想提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辩证关系，这是哲学所追求的终极理念。季羡林认为“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有不少好东西等待我们去研究、去探讨、去发扬光大，‘天人合一’就属于这一范畴”，“‘天人合一’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1：9]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重视起这一思想，但大多数学者只用其作为当前环境问题的解决思路，用“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思考自然与人的问题。其实这一哲学思想对于思考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将其作为一种指导思路具有重大意义，“天人合一”思想所带来的教育哲学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天人合一”思想分析
1.“天人合一”思想的演变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基本精神。张岱年认为：“评论天人合一，首先须对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合一学说有比较明确的了解。”[2：68]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经历了先秦的百家争鸣、西汉的“天人相副”和宋明的“万物一体”三个发展阶段。
“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西周时代，其认为的天人关系还是一种神人关系。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产生了各具特色的“天人合一”思想，特别是儒道两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一般都是以孟子为代表，孟子的“天”是具有道德含义之天，他的“天人合一”思想讲的是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天人合一”在孟子这里就是指人性、人心以天为本。[3：35]总的来说，孟子在保持了天命宗教内容的同时，还赋予天命以道德属性。道家“天人合一”思想与儒家不同，无论是自然而然之“道”还是指自然本身，老庄的“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都没有人伦道德的含义，其思想更多强调的是贬抑人为，提倡不要以人灭天。[3：35]
秦汉以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到了两汉时期，天人关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命题。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发展就是西汉董仲舒的“天人相副”说，他是第一个对“天人合一”思想进行系统论证的人。他提出“人副天数”，他关于天人关系的结论是：“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4：4]董仲舒的“天”不仅仅是自然之天，而且还是意志之天，他认为天人具有一种感应的关系，将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把天道作为人伦的根据，以此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度的合理性。
宋明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了顶峰的时期。理学家们摈弃了董仲舒粗陋的天人相副说，从心性本体论来论证了“天人合一”。张载在《正蒙・诚明》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5：16]在宋代道学家中，程颢是明确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论断的第一人。程朱理学的代表朱熹则认为万物的根本为“理”，理与人相通，其“天人合一”就表现为“与理为一”。而陆王心学则强调心即是理，其代表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程颢的“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认为“人心一点灵明”“人心是天渊”，认为人心就是万物之心，只有人心的感应才能使天地万物的存在具有意义，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人与天地万物之间达到更加融合无间的地步，王阳明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说之集大成者。[6：315]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经过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发展，到宋明时期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达到成熟，完成了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天人合一”所呈现的内容层次不同以及不同哲学流派和哲学家的解释也并不相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想所包含的哲学内涵和特性是具有内在一致性的。
2.“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内涵
“天人合一”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有着其深刻的内涵和精髓。
(1)整体性。“天人合一”思想倡导用整体的视角看世界，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说到宋明的“万物一体”论，无一不体现着整体观。
道家老子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和基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把天、地、人等宇宙万物连贯为一个以“道”为核心的有机统一的整体。儒家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这一整体递推命题，认为人之性善需要调动人心之作用，而“天命之谓性”即人的心性是为天命所赋予的，这样就可以达到人心与天地一体即“天人相通”的整体和一的境界。[7：38]从以上儒道两家的思想可以看出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将天与人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就是把世界看作是相互影响相互协调的一个整体，要求我们用整体性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
(2)和谐性。和谐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其本质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和”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具有核心价值意义，天人合一并不是简单的“同一”，而是丰富多样化的“和一”。张岱年对“天人合一”及“和”的剖析非常精确：“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和可以说是 同义词 。合一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合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和可以说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实生物’，和是新事物生成的规律。”[8：246]这种和谐观指导和影响着解决当前出现的很多问题的思路，尤其是常常应用到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并且这种观念也为人们越来越重视，“天人合一”这种“和而不同”的和谐性是一种至高的哲学思维，我们应该将其作为解决更多问题的一种思维模式。 (3)平等性。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强调“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命平等意识。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对于自然万物都抱有一种博大的胸怀，认为自然万物都具有其存在的价值，其生命都应该受到爱护、受到尊重。儒家孔子的核心思想就是“仁”，其仁爱原则倡导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天地万物，道家传统中天地万物平等观念更为明显，庄子“以道观之，物无贵贱”。[9：53]在宋明时期更是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正是由于这种敬意以及万物一体的生命情怀，因而使其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它强调了“万物一体”的生命平等意识。延伸到现在的哲学意义上来说，即是天地万物平等，更不必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4)内生性与内在性。“天人合一”最深刻的哲学涵义之一，就是承认自然万物所具有的“生命意义”与内在价值。
孔子对“天”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自然的基本功能就是天地万物的自然生长，孔子明确肯定了自然万物的“生命意义”。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是天也。”(《孟子・尽心上》)“天人合一”思想十分重视内在性的价值，强调一种价值自觉的能力，相信主体内在力量，强调人的内省自律性，要求人从自身内在进行体悟，通过个体自身的自悟 反思 和自我修养与完善，追求自律自信自强，追求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统一，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至上境界。这一点对于当前教育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是一个很好的考量思路。
“天人合一”思想它可能不能作为直接解决具体教育问题的方法，但它作为一个哲学命题、作为一种思维模式，它所包含的哲学内涵对于解决教育问题提供了启迪性的 思维方式 ，我们应发掘和重视它在解决教育问题上的无用之大用功能。
二、“天人合一”对我国当前教育的启示
当前“天人合一”思想大多被用在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问题之中，其实它也是中国古代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这一点在黄济《教育哲学通论》一书中有很好的阐述，他认为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有“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和“知行一致”四个方面。其中对其论述主要是：“从天与人的关系到人与教育的关系，《中庸》做了最概括的阐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勾画出了中国古代教育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脉络。”[10：16]在上一部分中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内涵进行了概括和解读，在对其哲学思想进行领会的基础上来重新审视当前的教育，用它来诊断当前我国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天人合一”思想思考问题的路子是治疗这些“病症”的一剂良方，它带来的教育哲学效应是巨大的。
1.教育目的――终极关怀：真善美的统一
教育目的问题是教育哲学中的一个核心和重要问题，它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对教育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的选择以及全部教育过程的组织都起着指导作用。[10：428]“天人合一”思想下的教育目的观可以说是完满与理想化的，“天人合一”追求的是真善美的统一，重和谐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价值取向，也是当代教育的价值追求，这种和谐的境界即是真(自然的和谐)、善(人的和谐)和美(天人的和谐)的统一，“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内涵折射在教育目的上体现的是教育的一种终极关怀。“天人合一”所代表的古代教育是一种整体主义的教育，其提倡的教育目的可以说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修炼个体自身内在真善美的统一，二是培养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卓越，三是达到人与自然乃至宇宙万物的和谐。它提倡的是整体和谐却也有着层次性和阶段性，既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一蹴而就。将视角投放在我国当前学校教育上可以看到，首先在微观的教育目标即人才培养上，“天人合一”思想提倡培育全面发展的人，个体自身真善美的统一，重视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但当前在西方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思想以及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下，我国学校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出现偏差，更多重视的是学生的考试分数及升学率这些数字，可以说数据控制了教育目标和学生培养，造成学校教育片面化、单一化，忽视了学生的内在和全面性的培养。“天人合一”思想倡导的人才培养观启迪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要关注学生各方面的和谐发展，注重学生内在真善美的统一，将学生培育成具有健全人格的人，从而通过对每个个体的培育和塑造来培养社会群体的卓越，最终达到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实现教育的终极关怀目标。
2.教育内容――重视人性化知识
“天人合一”思想下的知识观，其特征是传播速度慢，知识大多是不可言传的知识，是变动的人为知识。主张在教育内容设置上重视人性化知识，倡导在当前客观知识的泛滥灌输下多重视人文情怀的培养。由于“天人合一”思想注重内生性的价值，因而其注重传授的知识大多是一些不可言传的知识。我们知道由这一思想主宰的我国古代教育的核心就是伦理教育和哲学教育，而这种教育是深入灵魂的，可以看成是一种“灵魂修养”的教育。当前我国教育受西方影响较大，而西方的哲学传统是“主客二分”，重视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它看重的是客观知识，即可以言传的知识。我国教育过程中所传授的知识多是些可言传的知识，现代教学中很少关注那些不能言传的知识，忽略了它的重要性，而往往这些知识内容恰恰是远离对功利的追求，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重视人性，这对于人之所以为人、人的生存价值与意义、人格教育与培养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天人合一”所倡导的知识观和其具有的人文精神教育对于当前我们一味追求功利性知识具有很好的警醒作用，加强现代人文主义的教育，有助于我们去寻回失落的“灵魂”。
3.师生关系――圆融的生命共同体
“天人合一”思想倡导的师生关系是强调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师生应该是一个圆融的生命共同体，师生不应该处于对立的两面，而是平等的整体，应该进行深度交往。在当前的教育中，教师总是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地位，这一点从各个方面都可以体现出来，如教室中的讲台设置，教师所处的讲台要比学生的课桌椅高出一截，这是一种无形的影响和教育，使得学生把教师看作是高高在上不敢靠近的对象，虽有敬却很难做到爱，而教师也总是处于高位，有种俯看学生之感，很难做到真正的平等，更不用说深度交往，成为圆融的生命共同体，久而久之，学生心中自然而然对教师产生出距离感。古时孔子带其弟子去游历学习，随时教导，并且还抱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好学心态，并不把学生看作是单纯的受教对象，而是更注重在彼此交往中的互 相学 习，是谓教学相长也。“天人合一”思想倡导的正是这种师生关系，只有将教师和学生看作是平等的个体，师生才有深度交往的可能，才有能融合为一体的可能。当前关于教师与学生之间冲突的教学事故频发，如“虐童”事件、学生自杀等等，当然也存在着学生结派殴打教师、报复教师等等，诸如此类事件层出不穷，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单独个体的原因，要看到这种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因素，师生关系的不平等，教师群体与学生群体的分离分化。从这个意义上看“天人合一”对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4.教学过程――师生共同体悟
“天人合一”思想倡导的教学过程不是帮受教育者认识世界的过程，而是体悟的过程;不是师生单向交往，而是师生共同体悟的过程。“天人合一”体现出的整体性、内生性，认为当前我们教育中的教学过程应是一种体悟过程，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认识过程，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去体悟的过程。由于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而西方的教育思想与他们“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一脉相承，“主客二分”强调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主客体是彼此对立的实体，这种哲学思想体现到教育中来就是教师与学生的一种分离，教师教学的重点就是去帮助学生认识和了解世界，体现的是一种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过程，学生只是受教育对象。我国受其影响并且由于现实中的种种原因，导致在当前教学过程中出现“满堂灌”、“一言堂”的现象，教师是教学主体，其主要目的就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将所有课本上既定的知识灌输给学生，而学生只需要带着耳朵去听，再通过练习和作业的方式进行检查巩固，没有产生一个互动的教学过程，是不注重内在性的一种教学。“天人合一”思想强调教学过程应是师生共同体悟进行互动的过程，而不是单向的、机械静止的。注重一种内在性和内生性，其实孔子的教学过程就可以为我们所倡导，他十分注重去启发诱导学生的思维，与学生共同去体悟知识、体悟道理。
5.教学方法――强调内省自悟
“天人合一”注重内省与自我体悟的方法。这种方法自古以来就被用作自身道德素质修养的方法，孔子教育学生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这对于当前道德教育也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当前我国采取的道德教育内容主要是学校里开设思想政治课程等与之相关的内容，可是其收效并不大，这主要是因为学校传授的道德知识并没有被学生所内化，道德教育没有通过学生自主性内化成自身的道德意识，便无法表现出相应的道德行为和形成既定的道德行为习惯。学生的自主能动性是学习的关键要素，“天人合一”强调的价值自觉能力，重视学生的内省自悟，通过自我认识、评价、自我激励等一系列自我内省教育因素的协调，最终提高学生自我认知的能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培养道德认知感，增强道德内化能力，做到由他律转变为自律的境界。通过内省自悟、自我修养与完善而获得道德规范与内心自由，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至上境界。
6.道德教育――注重内在整合
“天人合一”所体现的教育观是一种整合教育，强调的是道德教育内部结构的整合，即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习惯的整合。当前在学校里进行道德教育的方式主要是道德知识的灌输，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也确实促进了学生道德意识的形成，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并没有使学生形成真正的道德行为习惯，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道德教育内部结构的不完整与脱节，即道德意识的灌输与道德情感的培养和道德行为的养成并没有做到内在整合。所以当前很多中小学包括大学也开始进行改革，譬如增加了道德体验这一环节，组织学生参观以及进行 社会实践 活动，这是一种很好的道德教育方法，却在实践中流于形式，教师为主体的方式导致学生在道德体验与实践中最终只是进行“三观”：参观、围观和旁观，并没有真正的代入自己的道德情感，科尔伯格的“道德两难问题” 故事 法其策略就在于让学生作为学习主体，代入自己的道德情感，通过外在的及时引导和教育来阶段性地提高学生的道德信念。因而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应重视内部的整合：通过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确立道德信念，从而最终促使道德行为和习惯的养成。道德教育整合思想应成为进行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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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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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黄济.教育哲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
[作者：夏敏(1990-)，女，安徽安庆人，江苏南京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在读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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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摘 要:作为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对中国古代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在对技术创世、技术过程、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中,呈现出天人合一、由技入道、制器尚象等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技术意识;而有关技术的误读,则流露出浓厚的“以道驭术”的技术文化观。这些技术意识通过神话作品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进而又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技术。关键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技术意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反映了古代思想文化观念的某些特征。其中有些内容涉及技术活动,是先民技术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这里所说的古代神话,采用神话学家袁柯先生的“广义神话”概念,即不局限于上古的狭义时间范围内,并将民间流传神话、道教仙话、历史人物的神话传说都纳入神话范围。这些神话传说是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其中蕴含对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通过分析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有助于了解技术思想演变的脉络,深入理解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一 技术创世的解读中国古代与技术相关的语汇包括技、伎、艺、巧、工等,这样的技术空间是一个包含着巫术、文学、艺术在内的有机整体。这些纷杂的概念通过其意义的原生、增生、转生,形成了一个庞大体系。本文只摘取其中与生产技术含义链接的部分,即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工具以及人的行为,作为考察的对象。早期的神话大多是创世神话,讲述开天辟地、人类与万物起源的故事。这类神话源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诠释,蕴含着古人对技术与人类命运关系的思考。在这类神话中,“女娲造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篇: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接,乃引于泥中,举以为人。对这则神话进行解读,至少可以获得三条与技术相关的信息:其一,“抟黄土”这项技术活动打造了人类。其二,造人的技术是一项崇高的生产活动。其三,在这项伟大的技术活动中,女娲采用的质料是泥土。古希腊、希伯来、古埃及、北欧、印第安人的神话中都不约而同讲述着神以泥土为质料造人的故事。其中,古希腊神话讲述了先觉者普罗米修斯用黄土捏成和自己一样的小生灵,爱神厄洛斯给他以精神,智慧女神雅典娜赋予他灵魂,造人的工作才得以完成。在希伯来神话中,上帝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将“气息”吹入泥人的鼻孔中,于是一个活生生的亚当就此诞生了。可见,“两希”(古希腊、希伯来)神话中出现的造人技术完全是物质性的,技术打造的只是人类的肉身,而生命的真正源泉———灵魂、精神却来自于神的“气息”。因而,人类也就有了双重的属性:作为物质性的人的泥土属性和具有精神人格的神的属性,而这两种属性却是矛盾对立的,由此导致了灵与肉、理性与感性、精神与物质永恒的冲突。于是,当亚当被罚落大地时,上帝明确对他说:“地必因你而受到诅咒。”由此可见,“两希”神话明确表达了对构筑人类肉体的技术质料———泥土的贬抑之情。与“两希”神话不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人类的缔造神女娲本身就是土地神。葛洪的《子·释滞》中提到“女蜗地出”，女蜗与其所创造的生灵是同质同构的。这里对于造人的质料—泥土并没有“两希”神话中的贬抑，相反却充满了崇敬和热爱。女蜗造人显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意蕴，技术主体在富于创造性的技术活动中，生产出的不是硬邦邦的物质产品，而是将心灵、情感、精神这些构建生命本体的要素一起融人人类的肉体中，生命从女蜗的手中柔软地流淌出来。技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女蜗术仅仅是技术或工具的操作者，她本身就处在技术之中，这个技术过程就是技术生命展开的过程，其创造的技术产品直接就是人的生命。在比女蜗稍后的盘古神话中，技术的威力得到了又一次张扬，技术不仅创造了生命还创造了世界。盘古生于“混沌如鸡子”的天地中，他“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盘古用斧与凿，开辟出广裹无际的天地。在盘古的斧凿痕迹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心目中技术的崇高与神圣。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现实的技术也得以讴歌赞美，成为人类能够繁衍壮大的有力武器。(韩非子·五蠢》中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艾蚌蛤，腥躁臭恶，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躁，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隧人氏。”从“构木为巢”到“钻隧取火”，技术带给了人类生存的机遇，因而是神圣的，掌握技术的人便成为“圣人”、“王者”。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几乎所有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相关的技术发明都源于神化了的圣主贤臣: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伏羲作琴。神农作瑟。女娟作笙簧。领项命飞龙氏铸洪钟，声振而远。祝融作市。句芒作罗。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伶伦造律吕。沮诵仓领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尹寿作镜。贵尤以金作兵器。巫彭作医。巫咸作铜鼓。逢蒙作射。胶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奚仲始作车。宿沙作煮 盐。化益作井。……先民沉浸在技术给人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福扯的狂喜之余，开始对技术产生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敬仰之情。技术被神化了，这一神化的指向，其一是技术本身，其二是创造技术的主体。随着技术越来越深人到人的日常生活中，技术崇拜更加扩大化，不仅技术的缔造者，就连能娴熟使用技术的能工巧匠也被神化了。神话中的堰师、鲁班、巧锤、墨翟等，能用过人的才智创造各种灵巧的机械，甚至可以达到巧夺天工的程度。堰师为周穆王所造的“机器人”能够“钥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唯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以至周穆王由衷地感叹道:“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 “人工”形式的技术在本质上却代表着“天工”的在场，“天人合一”在技术活动中得以完美呈现。中国古代对技术极为推崇。技术发明是圣人所为，普通工匠不是圣人，只能继承不能超越。中国古代技术意识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根基。在传统文化中，“天”的含义是多重的，一方面指“天空”、“天然”，即自然;另一方面也指能够主宰人类命运的外在力量的总和，其中包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的一些最普遍的属性和特征，以及人类社会生活与外部世界相互止约关系的深层体验。 “天”是有意志、有情感的，因而“天人合一”规范下的技术也是有意志、有情感的。笼罩于“天”之下的技术，必须听命于“天”，“天”是立法者，技术仅仅是执法者。上天制定出技术的范式，圣人作为“天”的神化意象因循技术范式创造了各种现实技术，而普通工匠只是技术的应用者，无法超越和创造这种天工之技。中国古代技术意识扎根在深厚的农耕文化土壤之中。早在仰韶文化的中晚期，中华民族的主体—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就已进人农耕时代。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方式强化着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孕育着人们的恋土情结:老百姓最崇拜的大神女蜗、黄帝、炎帝、尧、禹等都与土地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中国文化构建的世界基本模式—五行模式中，居于中央以控四方的是“土”。由此，以平和、仁厚为旨归的土地精神和恋土情结，犹如中华民族的血脉，几千年来一直流淌在中华大地上，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也影响到中国古代的技术文化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建立在农耕文化之上的技术文化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技术严重脱离工商活动，因而也就无法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与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失之交臂。二技术过程的解读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是一个通过发明而不断创生的体系，“技术的本质的、固有的特征是它的过程性、动态性。”困对技术发明过程的理解是把握技术本质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许多篇章都表现出对技术发明过程的解读，从中透视出古人对技术本质的诊释。对于原创技术的来源问题，不少神话传说都有所涉猎。《周易·系辞下》中的一段话，就是对传说中圣人原创技术的解释: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苦，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栖氏没，神农氏作，研木为耗，揉木为未，未褥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磕》。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枯之，吉无不利”。断木为杆，掘地为臼，件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列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掉，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类传说的共同特点，古人将其概括为“制器尚象”。“制器尚象”的思想源于《周易·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盆者尚其占。”“制器尚象”是指“制器者”要善于观察自然，向自然学习，从中提取必要的“象，’(包括物象、卦象、意象、道象等各个层次)，进而再于“象”中推演出所要创制器具的范式及其技术要义。“制器尚象”实际上是通过对自然的模仿，来完成人工的技术活动。中国古代神话有关“制器尚象”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贵尤战于泳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 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女娟作笙簧。问曰:“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答曰:“女娟伏羲妹，蛇身人首，断鳌足而立四极，人之圣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黄帝受自然界“花葩”形态的五色祥云启发制作了象征帝王之尊的“华盖”。女蜗所制的笙簧是一种以葫芦为底插竹管于上方的乐器。葫芦是瓜类植物，在古代含有子孙众多的象征意义，《诗经·绵》中就有“绵绵瓜贬”之句。女蜗正是“以为发生之象”，即取象于人类的滋生繁衍。此外，鲁班见水上蠢(螺)而制门户铺首，周穆王时人们仿制鱼样造钥匙，都以模仿自然而创制具体的技术，正如谭嗣同所说:“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制器尚象，师之以利用…”只有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象”中汲取灵感，才能把大自然中所孕育的技术机理转化为造福百姓的技术发明。技术作为一种动态的发生过程，必然要经历从智能技术向现实技术的过渡。也就是说，首先要有某种技术设想，随后才能将这种设想运用于现实生产活动中。在中国古代的技术活动中，往往过于强调智能技术即经验、诀窍。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反复咏叹着技术活动中如何将人的智力潜能发挥到极致，比如众所周知的《厄丁解牛》:厄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琦，者然向然，奏刀·锗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危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邵，导大襄，因其固然，技经肯李之未尝，而况大抓乎!良厄岁更刀，割也;族厄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删。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删。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沐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碟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厄丁之言，得养生焉。“厄丁解牛”所要言说的中心话语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梁惠王在观赏完厄丁解牛的全过程后，从中感悟到的是“养生之道”，而非仅仅对解牛技术的赞叹，更没有想到要将这种先进技术加以推广。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框架里，“道”是一个特有的范畴，也是一个中国古代技术思想的根基。“道”是天工造物的最高技术形态，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技术文化的角度来看，“道”是变化万物的自然的程序，包括自然创化的技术态势、技术机理和技术运作。所谓“道进乎技”，“就是使人为规定的程序合于自然程序的过程。这是技术活动中智能形态的表现，它强调的是技术活动中以意会(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和直觉(官知止而神欲行)为根本的思维方式，技术过程就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智力潜能的过程。在轮扁研轮、运斤成风、津人操舟、纪昌学射等叙事中，同样反复强调着“道进乎技”的智能技术形态。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技术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古代神话蕴含的技术意识中，通过对神圣宝器的崇拜情结间接地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知态度。所谓神圣宝器，指的是凝聚着自然精华或上天赋予神秘力量的器物，这些神圣宝器具有巨大威力。秦始皇以一条赶山神鞭，能将天下石头都驱赶到长城下面，以供筑城之用。传说中的竹王能够以剑击石，石破水出。而“送子张仙”则因仙人所送竹弓，得以“视人家有灾疾者，辄以铁丸击散之”(陆游《答宇文使君问张仙子》)，成就了“避疫”、“送子”的功业。技术在神圣宝器的包装下成为神圣自然的代言，技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主张天地化育万物，而人的技术行为只有顺应自然、应承天意，才能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有力手段。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神话中折射出的技术意识，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技术发展过程的影像:技术与自然共同构筑成一个有机体;顺天应人成为技术的终极目的;对神圣宝器的尊崇，反映了人们借助技术的巨大威力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三 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技术的工具性价值，是指技术以及人工制品可以成为人们为完成某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或工具，不管这一目标的性质如何。从技术角度看，所有技术形态都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产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类社会需求的实现过程相关联。这就造成了技术目的的两个层面: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前者是技术产生的直接动力和缘由，其产品直接为这一目的服务，具有直接的工具性价值;后者是前者的衍生产物，在达到间接目的的技术过程中，技术及其人工物虽然仍具有其物理性能和特定功能，但技术已经失去了它最初产生的缘由、目的和动力。技术的这种间接的工具性价值使技术能够被广为应用，但由于脱离了它初始的原动力，就使技术可能摆脱人的控制，甚至被用来实现恶的目的。中国古代神话文本中将技术的这两种工具性价值作了形象的诊释。直接工具性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力的驾驭:尧之时，十日并出，燃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尧乃使并，上射十日。八仙过海时，吕洞宾倡议，谓不得乘云而过，须各以物投水，乘所投之物而过。于是，铁拐李投杖水中，自立其上，乘风逐浪而渡;韩湘子以花篮投水而渡;吕洞宾以萧管投水中而渡;蓝采和以拍板投水中而渡。其余张果老、曹国舅、汉钟离、何仙姑等亦各以纸驴、玉版、鼓、竹罩投水中而渡。终俱得渡海。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切。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像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蔽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 叩石垦壤，其春运于渤海之尾。无论是射日的后弈、过海的八仙还是移山的愚公，都将技术作为驾驭自然的手段。射日的箭、渡海的宝器，移山用的斧、凿、箕备等工具，具有典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但是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范围，如果应用技术的行为和过程偏离了技术的初衷，去实现其他间接的工具性价值，就很有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世传言曰:鲁班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一驱不还，遂失其母。鲁般者，肃州敦煌人也，莫详年代。巧伴造化，于凉州造浮屠，作木聋，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话之，妻具说其故。其父伺得聋，楔击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在上述神话作品中，鲁班制作木车马、木莺的初衷是美好的，期望达到便利日常生活的目的，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必定出乎鲁班所料，这也说明技术的间接工具性价值是难以预测的。有些时候，技术刻意地偏离其初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比如，牛郎织女神话中，纺织技术就成为天帝惩罚触犯天规的织女的手段，“纤纤摧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古诗十九首》)与织女具有类似命运的还有“学仙有过”的吴刚，被滴遣到月宫去砍伐桂树，桂树随砍随合，无论如何也砍不倒。在民间广为流传着“赵巧送灯台”的传说:鲁班的弟子赵巧一次奉鲁班之命，送木制避水灯台到龙宫去镇压水波。赵巧嫌师父所作的灯台质朴陋拙，于是用自己做的精巧灯台作了替换，企图取悦于龙王。不料油漏灯灭，江涛大作，赵巧也葬身水中。技术及其制品的多重社会效应，使人们在看到技术直接工具性价值给人带来的福社的同时，也看到了技术间接工具性价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庄子》中一则寓言提到，子贡见一老者一趟趟奔走于菜园与井之间，抱着瓦瓮来回灌溉，十分辛苦，于是好心告诉老者可以借助于一种名为“桔梅”的器械轻松浇灌。老者听后却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即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老者对于“机械”所导致的“道之所不载”的担忧，本质上是对技术负面效应怀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亚里士多德曾说:“当某种器具只是为了某一种用处而非多种功能，这种器具才是一切器具中最完美的器具”。对此，苏格拉底也说:“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以外，不应该去寻求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利益。严格意义上的技艺，是完全符合自己本质的，完全正确的。”中国古代神话对技术及其制品多重社会效应的理解，对于人类正确地应用与把握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四有关技术的误读由于时代与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在中国古代神话叙事中也出现了对技术的误读。在一些神话中将巫术与技术混为一谈。传说中鲁班不仅具有能工巧艺，而且还精通法术。在造建赵州桥时，将绵羊化为“洁白细润之石”，才建成了坚固奇巧的大桥，以至“张果老骑驴，驴背搭链装太阳月亮;柴王推独轮车，车载四大名山”也未能将桥压倒，“桥身、桥基经此重压，不但未损丝毫，反更牢固坚实。传说中的铸剑能手—干将，在其制剑过程中也充溢着巫术色彩:匠门又名干将门。……阂间使干将于此铸剑，材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炉神，鼓索，金银不梢，铁汁不下。其妻模娜曰:“铁汁不下曰(可)有计?”干将曰:“先师欧冶铸剑之颖不销，亲栋耳。以口口成物，口口可女人聘炉神，当得之。”模 娜闻之，口入炉中，铁汁遂出。成二剑，雄号干将，作龟文;雌号摸娜，鳗文;余铸得三千，并号口口文剑。干将进雌剑于吴王而藏其雄剑，时时悲鸣忆其雌也。马林诺夫斯基曾说:“不存在没有宗教和巫术的民族，不管它们多么原始”。古人之所以信奉巫术，是因为他们认为“巫术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为人类提供主宰大自然的力量，它是人类抵御各种危险的武器和盔甲”。因此，在古代人们往往把巫术等同于技术。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在某些文化中冶金活动的一定过程，比如冶炼操作，要求人的祭献。各地的清洁仪式，特别是包括性禁忌的贪多都与采矿相联系，因为人们认为，地球的内部对于各种精神和诸神们来说是神圣的。……各种金属工具的发明和创造总是带有巫术和神抵的色彩，而其创造者也常被当作巫术师。在干将铸剑的叙事中便有用人来做牺牲祭炉神的情节，而牺牲者则是干将的妻子摸娜。在另一篇有关干将铸剑的神话文本中，则写摸挪“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男女三百人，鼓真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技术性的铸剑活动成了巫术仪式的一种表现。受巫术影响的技术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在自然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像冶炼这样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技术活动，对于技术过程很难把握，难免使工匠产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以巫术的形式祈求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这一技术现象也表征出“以道驭术”的技术文化观。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框架构筑而成，一切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在技术领域也不例外。巫术的精神性与技术的物质性相融合，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使技术活动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意义。在上述神话文本中，干将将雄剑藏匿起来，而将略有残缺的雌剑献给吴王阖间。当阖阁在鲁使季孙面前卖弄雌剑时，季孙叹曰:“美哉!剑也。虽上国之师,何能加之。夫剑之成也,吴霸;有缺,则亡矣。我虽好之,其可受乎?”季孙的话隐喻着剑全国兴、剑缺国亡的叙事话语,明显地将技术作了比德化的处理,即将铸剑技术的物质属性同人的社会属性相比附,从关照的对象身上看到人自身的人格力量或某种道德意识。这也意味着技术只有在人伦道德的规范下,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兴旺。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丰厚的技术意识。这些技术意识为构建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体系起到一定作用;通过神话作品的传播,这些技术意识又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进而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技术。天人合一、由技入道、制器尚象等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技术意识,对理解今天的技术进步和技术价值也有启迪意义,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掘的研究领域。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刘朝谦.中国古代技术与诗[D].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4:42.[3]列御寇.列子[M].王强模,译注.中国台北:台湾出版社, 1996.[4]王 前.中国古代技术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5]张开焱.泥土的神圣与卑污———三则人类起源神话文化内涵之比较[J].外国文学研究,2001(3):16-22.[6]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13.[7]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6:439.[8]老 聃,庄 周.老子·庄子[M].傅云龙,陆 钦,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9]文成伟.古希腊“技术”神话的形而上学意蕴[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49-55.[1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1]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2]赵州桥[J].民间文学,1956(4).[13][美]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M].王铭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26.[14]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 炜,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60.[15]莱 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24.
我演讲的题目是：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勇敢、智慧和勤劳的祖先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文明有的成为了历史，有的生生不息地一直延续下来，有的相互交融产生了新的文明。今天，人类文明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科技进步和经济文化交往缩短了各种文明之间的距离。无论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还是在北京的长安街，都可以看到不同服装、不同肤色、不同母语的人们接踵而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的交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因素已不再局限于某一种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她赖以生存和延续的基础。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对法兰西民族来说，我们各自继承和发扬的文化都是民族之根、国家之魂。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文化多样性之于人类社会，就如同生物多样性之于自然界一样，是一种客观现实。只有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使人类文明得以发展。 如何才能使不同文明共存和发展，归根到底在于“和”。这就是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上，我们应该把和平放在第一位。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有没有可能和平相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有60多亿人口，20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多种宗教。正是这些不同文明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映生辉，才构成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实生物的思想。“以和为贵”就是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要以团结互助、友好相处为最高境界；“和而不同”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既能容纳不同的文明存在，又能保留自己的优秀文明传统；“和实生物”就是说只有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才能文物化新，推进文明的进步。“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不懈追求的理想境界。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国的唐代对外交流就非常活跃。世界上与唐朝交往的国家有七十多个。丝绸之路上和平的使团、商队络绎不绝。中国文化那时就传播到了东罗马帝国、阿拉伯国家，同时唐代的舞蹈、音乐、绘画、食品、服装、宗教也吸纳了外来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孟子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说只要人们和睦相处，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要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就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消除贫穷与落后，使人们过上富裕的生活；就需要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就需要提倡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相互包容、相互尊重、与人为善、以邻为伴。 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中国文化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谓天人合一，包含着人与自然界相统一的意思。资源与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就是依附于自然的。人可以认识自然，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谋生存、求发展，而不能破坏自然。有的古文明由兴盛走向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自然界肆意开发和掠夺，最终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惩罚，酿成了文明的悲剧。因此，关爱自然，善待自然，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一个失衡的地球是支撑不起现代文明大厦的。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人类文明大发展的时期。在这100年中，科技上的进步、经济上的发展、思想上的解放和艺术上的创新，都是人类智慧空前的展现，是以往几千年都难以做到的。然而，事情还有另外一面，20世纪同样见证了人类之间的相互残杀，对自然的大规模破坏和大量的贫困、饥荒、疾病。21世纪人类文明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空前的挑战。只有实现了国与国之间的和平，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类文明才能持续发展。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变革中发展进步的。中国古代的哲学经典《周易》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延续发展，虽然在近代曾经一度落后，但又能奋起图强，大步前进，这不是偶然的。中华文明发展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在于它的刚健自强，在于它的独立意志，在于它的开放包容，在于它的维新变革。中华文明正是通过不断变革而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的。
我国的公益广告离不开企业的支持，企业通过公益广告也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支持，公益广告的社会亲善作用，使企业有效实现“自利”与“他利”的统一。这是一种双赢的结果，罗马诗人恩尼乌斯有句名言：“好心为迷路者带路的人，就像用自己的火把点燃他人的火把，他的火把不会因为点亮了朋友的火把而变得黑暗。”在商业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意味着点亮你的火把，我的火把就会变暗。而公益广告所带来的是点亮别人的火把，自己的火把依然光亮。这是一种利人利己的事业。它对企业的公关意义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1） 我国公益广告顺应了企业回报社会的需求。企业接受外界社会各种输入（包括能源、交通、人力、信息等），然后加以转变而输出（包括产品及服务），社会系统接收到企业的输出，产生回馈，再成为企业的输入，通过转变而转出，如此循环不断。一个企业系统能否持续生存或健全发展，仰赖其能否自社会环境获取所需，并提供环境之所需。从赞助公益广告的企业来说，它的盈利源自社会，本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观念，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超出了仅提供产品和服务，承担起了社会责任。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它们从低到高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以后，就自然提升到较高的层次。对于个人来说，在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以后，他有获得安全、互爱、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他从内心深处需要与别人有所关联，找到归属感。同样，企业也需要证明自己的实力，证明自己的价值，取得社会的支持和认同，与社会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对社会作出贡献，这是企业的最高需要，即企业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企业自我实现的成就需要必须伴随着公益心的美德，以社会公利为前提。再者，现代市场经济已完成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人们可以自愿、自由地选择进行市场交换的对象，消费者自觉、自主的消费意识和企业持久性经营的理念业已形成。在这种条件下，谁要想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益，谁就必须在满足他人的需要上做出更大的努力，以利己与利他相结合的互利主义为商业道德基础。1759年，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之父亚当斯密认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自爱”（Self-love）即关心和追求自身利益的愿望。同情（Humanity）即关心公共利益的“利他心”，这是人类行为两个最基本的动机，两者是对立统一的。企业为了寻求与社会的沟通管道，建立影响力，加速企业由内而外主动沟通的必要性，除了平时透过媒体传递本企业相关信息外，另一项最常用来进行形象塑造的作法，便是透过环保，健康等性质的公益广告，落实企业的社会责任心，以传递本企业关怀公众及回馈社会的精神。对企业来说，公益广告为它们提供了回报社会的途径，通过公益广告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善良之心得以发挥，企业为社会公众谋取利益的奉献精神得以展现，社会环境和国民素质得以改善，企业回报社会的良好愿望得以实现（2）、公益广告是企业接近公众，解除防范心理的最好形式。出于自信和自尊，人们对于明明白白地试图引导他们态度变化的商业广告，总是或多或少地保持一定的警觉与抵触，而对那些没有明确引导意图的警示、启迪则持较为开放和欢迎的态度，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其暗示和引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受众在不设防的心态下接受广告信息对于观众的防范和抵触，现代广告创意逐渐从“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产品诉求广告向富有人情味的情感诉求广告转化。从最具权威性的嘎那国际广告节近年来获奖作品中不难看出这一趋向，比如影视类广告获奖作品中几乎全都是情节型作品，其中包含了浓厚的人情味因素。我国的情感诉求广告的典范是南方黑芝麻糊广告，在黑芝麻糊广告里，画面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简陋古朴的小作坊，晃晃悠悠的小担，淳朴善良的大嫂，“黑芝麻糊哎”的清脆吆喝，这些把人们带入到一个过去的年代，勾起了人们难忘的回忆，使人感到温馨亲切，以情感打动了观众的心。调查表明，类似“南方黑芝麻糊”的情感诉求广告，在欧美已占主流地位。正如美国著名的广告人罗宾斯基所说：“我坚信一流的情感才能组成一流的广告，所以我们每次都刻意在广告作品中注入强烈的感情，让消费者忘不了，丢不开。”可以说，情感诉求广告代表着当今世界广告发展的基本趋势 答案补充 企业通过公益广告引起消费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思考、理解和认同，打破了“商人重利轻义”的刻板形象。公益广告站在公众的角度，以知心朋友的形象出现，消除了公众的疑虑，引起公众广泛的共鸣与好感。由于共鸣多半是感情的产物，也是经验性的产物，共鸣与好感之后，必将博得信赖。企业获得信赖以后，观众会产生“肯定类推”的倾向，受到公益事业“光环效应”的影响，从而会考虑选购其产品或选用其服务。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随着以产品为导向营销向以消费者为导向营销的发展，商业广告也已超越单纯的利润最大化目标，而开始考虑和重视以社会公众利益为目标的公益广告，塑造企业外部的公益形象。如上海电视台在冬季的节目里，经常播放煤气公司提醒广大用户“为了您家庭幸福和人身财产的安全，请您注意安全使用煤气，节约使用煤气。”煤气公司并没有宣传其产品如何优质，服务如何周到等，而是从关心广大用户家庭幸福，人身财产安全的角度出发，为消费者切身利益着想，使用户在感受关心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煤气公司，煤气公司的良好形象深入人心。 答案补充 （3）、公益广告对企业的回报是经济效益。公益广告不但本身给赞助企业带来满足与成就感，它还可以通过广告效应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通过市场积累财富，再以财富去资助公益广告而博取名声，通过名声可以更有效地在市场上积累财富，达到公益广告资金运作的良性循环。公益广告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呈正相关关系，公益广告的效果直接决定着公益广告的价值，甚至使其远远超过生产公益广告的投资成本，有时公益广告的宣传效果远在商业广告之上。由上所诉，企业署名公益广告是公关广告，它为企业建立良好的社会公共关系创造了条件。公益广告和企业的结合，有利于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目标达成一致，是个双赢的结果。虽然公益广告没有直接推销商品，但是它为企业树立了良好形象，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对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起到很好的公关作用。
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孩子的品质、性格养成主要依靠的是家庭教育而不是学校教育。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家庭教育的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浅议当今家庭教育》
摘 要：随着现代文明的不断演进，教育已经成为我国亿万家庭的热门话题，家庭教育也越来越被家长们所重视，因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也是一所永不会毕业的学校，而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望子成龙是每个父母的心愿。而当今的许多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缺乏艺术，使家庭教育非但不能促进孩子健康成长，还使孩子在家庭教育中失去了应有的自然成长。家庭和教育有着天然的姻缘关系，因此家庭教育在我国的教育发展中会愈来愈重要。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为孩子提供一片成长的肥土，让孩子去发现生活的光点、人性的亮点、生命的真谛。本文从对子女影响的角度强调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根据实际情况列举出了现有家庭中的几种亲子关系，并分别研究了其对子女的影响，最后，就怎样让孩子拥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提出建议，希望所有的父母都能重视家庭教育，给孩子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
关键词：家庭教育;子女;影响;健康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3-162-01
一、当代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从理论上来说，家庭是孩子的天然学习环境，父母是孩子的启蒙老师这都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实际生活中又能实现多少呢?显然是有差别的。因为有些家长甚至还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正确的家庭教育，因此造成我国目前家庭教育问题重重。
1、对孩子过分溺爱。当今的中国家庭，多数都是“421”组合，四个老人，一对年轻夫妻生下一个小孩，当成宝样心疼，“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掉了”凡事都包办代替，爱子如命，处处呵护，事事顺从，他们将自己的子女视若掌上明珠，孩子要吃的，玩的，样样都是百依百顺，该孩子做的事情父母都一一代劳，甚而有些祖父母代替孩子去参加学校劳动，逐渐发展成为溺爱。这实际是剥夺了孩子在生活中学习生活、在逆境中锻炼意志的机会。使得孩子变得没有了勤俭和爱惜的品格，没有了自理、自立的能力，更没有了责任感、上进心。家长的这种教育方式其实是对孩子没有任何期望值的表现，放弃了教育的主动权，没有尽到教养责任。
2、过分注重智力的发展。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的不合理。这是普遍存在于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家庭现象。它导致了家长对孩子在教育上的“太过”和“不及”。望子成才的心态与迫切的心理，使得很多家长把希望或者自己不能实现的目标寄托于自己的孩子，这虽然是人之常情，是父母对子女爱心的体现，然而他们的期望值过高，使其陷入苦恼的误区。有的家长教育观念陈旧，以孩子上重点大学为唯一出路，只注重孩子智力的发展，以孩子成绩的优劣来评判孩子，不注意孩子在“德、体、美、劳”等方面的发展，以及孩子个性的发展。促使一些孩子出现“智高德差、智高体弱”，或由于思想压力过大而产生心理障碍。一个朋友的孩子，以前成绩特别好，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第一名，但由于一次考试他考了第二名，他不能接受自己是第二名的现实，便从此患上了忧郁症而无法继续再上学。由此可见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不仅要注意孩子在智力方面的发育，更应注意孩子在孩子其他方面的教育，才能促进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
3、家庭氛围差，家长教育方法简单粗暴。有的家长对孩子采取高压政策，认为孩子应该绝对服从自己的意志，面对孩子的错误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孩子犯了错或成绩不好，不问青红皂白的揍一顿，稍有不丛便发火、训斥。长此以往，使孩子产生“最多打一顿”的消极想法或是抵触的情绪。久而久之，孩子在家长面前便不敢敞开心扉，家长与孩子之间出现了沟通问题，使孩子的心情长期处于压抑状态。这类情况还有很多，不一一说了。
二、让孩子拥有良好家庭教育的建议
1、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作为家庭的主要经营者――父母，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面对孩子不溺爱，不推卸责任，漠不关心，把握好对孩子的爱的距离，在美国的家庭教育法则中就有一个20码法则，父母与孩子的距离相距20码，这样能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在不纵容孩子的基础上，面对孩子的错误应该循循善诱，以理服人。
2、树立正确的人才观。俗话说：“三百六十五行，行行出状元。”父母们应树立正确的人才观。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有句名言：“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需要是渴望被赏识。”所谓赏识，其实是一种激励，它要求家长善于发现孩子的优点和长处，加以肯定与赞赏，通过积极的心理暗示，不断培养孩子的自尊和自信，激发孩子的内驱力，从而使其不仅有勇于进取的信心，也能有不断进取的动力。詹姆斯还发现，一个没有受过激励的人仅能发挥其能力的20%～30%，而当他受到激励后，其能力是激励之前的3～4倍。每个孩子都有自己优秀的一面，都有闪光的地方，作为父母应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有赏识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孩子，让孩子在父母这里得到鼓励和努力的动力，让孩子朝着个性的方向发展。
3、建立良好的家庭氛围。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说：“家庭教育，对父母来说首先是自我教育”。[1]父母自身具备的人格修养会潜移默化地对孩子产生影响。孩子来到世界上，首先是从父母那里开始学会认识世界的，父母的言行举止、家庭的生活氛围，每时每刻都会给子女的情感、行为、道德、个性产生着丝丝缕缕的影响。家长要坚持言教和身教并施，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则。这是家庭教育中的大前提。所谓言教，就是父母对子女进行语言的教育、劝戒、开导、鼓励、批评等，也包括用文字、书信、立家规等形式。在家庭教育中，言教是了解孩子诸方面的情况，交流感情，沟通思想，进行指导，传授知识，进行鼓励、劝戒批评等的方法和渠道。
良好的家庭情感氛围促进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品德的发展;良好的家庭民主氛围增强家庭的内聚力和相互间的沟通、交流，维护家庭成员之间温馨和谐的关系，促进孩子个性和社会性能力的发展;良好的家庭文化氛围启迪孩子的智慧，扩大文化视野，提高审美情趣，促进认知能力的发展;良好的家庭秩序氛围培养孩子独立自理生活习惯，认真有序的学习习惯和能自制、负责任的行为习惯。由此可见，良好的家庭氛围确是塑造幸福人生、保证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的必备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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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宜早，始自婴孩 颜之推认为，人生的奠基阶段在幼年时期，因为幼年可塑性较大，因此他十分强调及早施教，甚至应该从胎教开始。在《教子》篇中说道:“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生子孩提，师保固明，仁孝礼义，导习之矣。”可见《颜氏家训》中对早教的重视程度之高。而之所以早教效果比较好，是因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大以后，思虑散逸”，也就是说，人在幼小的时候，精神专注敏锐，长大以后心思容易分散。勉子自立，读书致用颜之推在《勉学》篇中反复的告诫子孙，学习是人生的大事，切不可荒废学业，任何人都要努力的学习，其言道:“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颜之推还强调读书是立身之本，他经历了乱世沉浮，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告诫子孙要立足于社会，就要把书读好，读书是求取名利的正道和大道。“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耳身。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伎(同‘技’)在身。’伎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对于学习的内容，颜之推认为首先要读儒家经典，当然对于佛学也不要忽视;然后要学习书法、数学、医术、绘画、琴瑟、下棋、 射箭 、投壶等“杂艺”，这些要兼习却不专精。颜之推还劝诫子孙年幼要读书，但年纪大了也不能不读书，人的一辈子都要努力读书。 3颜氏家训对当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颜氏家训》内容丰富，体系庞大，涵盖了多个领域，也提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和教育主张，这些内容都对后世影响深远，至今仍具有时效性，对当代的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 及早施教，勿失良机 在上一节介绍《颜氏家训》的主要内容时我们已经提到，颜之推认为“家训宜早，始于婴孩”，重视早教，甚至从胎教开始。之所以重视早教，是因为“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大以后，思虑散逸”。这对我们当家时代的家庭教育的启示是，对孩子的教育要尽早开始，按照孩子发展的阶段。早教的第一个阶段是胎教。现代医学已经证明，胎儿有接受教育的潜在可能因此在孩子没有出生之前就可以开始教育，母亲在怀孕期间就可以通过听音乐、读书等对胎儿进行熏陶。早教的第二个阶段是学前教育。孩子一生下来就有很多潜能，要给予各种感官刺激来发挥潜能，同时要抓好婴儿发育的关键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 寓爱于教，严慈相融 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颜之推主张爱教结合，反对只爱不教，“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并指出了溺爱对子女的危害，认为溺爱会毁掉孩子的一生。然而当今很多家庭，把孩子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对孩子溺爱有加，家长认为这是对孩子的爱，殊不知这样只会害了孩子。因此颜之推认为对待孩子要严慈相融。首先对孩子要慈爱，同时该严格的时候一定要严格，这样孩子才会尊重和信服自己的父母。如果只严格，那么孩子就会害怕父母，在此环境下孩子只会变得胆小懦弱;如果只爱而不教，父母对其听之任之，那么会使孩子变得非常肆无忌惮，这两种都不利于孩子的发展。 均爱诸子，平等对待 颜之推在《教子》一篇中特别强调做父母的对待子女不能偏爱，要平等对待。父母一旦有了偏爱的情况，就可能会造成子女之间的不和谐，甚至是仇视，不管是受宠和被冷落，都对孩子带来很大的影响。然而在当今的多子女家庭中也依旧存父母偏心的情况，有的父母偏爱幼子、有的父母偏爱男孩儿……均爱原则对当今的家庭教育也有很多启示，面对不同的孩子，家长应该尽可能地为孩子提供不同的发展舞台，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与长处，身为家长要尽力去发现孩子的长处，为孩子创造一种机会，一种成长的机会，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孩子，对待孩子一视同仁，和孩子共同成长。 作者:董晓捷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王长金.传统家训思想通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67. [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4:8，135，287. [3]武海燕.《颜氏家训》对于当代家庭教育的意义[J].教育探索，2002(12):49. 家庭家教家风论文篇三：父亲在幼儿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定位 摘要：父亲在幼儿家庭教育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父亲帮助幼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建立性别角色的同一性，促进幼儿的认知发展以及幼儿的社会交往等能力，父亲角色应当在幼儿家庭教育中发挥其独特价值，然而现实却是中国幼儿家庭教育中面临着父亲角色在功能实现上的“缺失”，认知观念上的“误区”，行为扮演上的“极端”等问题，究其原因，与整个社会、家庭以及父亲本身有着必然的联系，确立父亲在幼儿家庭教育中的正确位置，不仅需要社会建立健全亲职教育的体系，家庭建立和谐良好的氛围，还需要父亲自身不断地进行自我学习促进角色成长。 关键词：幼儿家庭教育;角色定位;策略研究 家庭是幼儿出生以后所接触到的第一个社会“微系统”，父母是家庭中与幼儿接触时间最长，关系最为亲密的两个角色，对幼儿的成长发展有着最直接、最深远的影响。孩子的成长离不开母亲的温情滋养与细心呵护，同样也不能缺少父亲的参与。著名的心理学家格尔曾说:“父亲的出现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殊的力量。”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中，父亲一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三字经》中曰：“养不教，父之过”，可见在中国的 传统文化 当中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便肩负着巨大的责任。纵观历史长河，父亲这一角色在家庭教育中发生着些微变化，从最初作为一家之主的“严父”，到权威逐步瓦解的“慈父”，亲子之间由“上下级的权威”关系慢慢走向“民主平等”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当今社会对父亲这一角色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父亲的职能也由单纯的“精神领袖”或者“养家糊口”走向了全方位、多功能对子女和伴侣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的角色。如何正确确立父亲这一角色在幼儿家庭教育中的位置，是目前我们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一、父亲角色在幼儿成长中的重要作用 家庭教育是人一生成长教育的起始阶段，尤其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来说，早期的家庭教育对未来 儿童 人格塑造、认知发展以及社会性发展等方面均具有重要影响，父亲在幼儿家庭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父亲能够帮助孩子确定自己的性别角色。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处在幼儿阶段的儿童会产生“恋父情节”和“恋母情节”，基于对父母权威的崇拜，他们逐渐从与自己相同性别的父母身上获得性别的认同，而模仿是幼儿性别认同的主要方式。男孩子可以在父亲身上学习到男性的基本行为模式，有利于培养男孩子坚强刚毅、进取和拼搏之心，女孩子则可以从父亲身上了解到异性的特征，获得与异性交往最基本的安全感和信任感。父亲能够促进幼儿的认知发展。“父亲粗犷的爱，是孩子认识力量的源泉，父亲的男人气质是孩子性格形成的源泉;父亲的广阔视野、丰富的知识，是孩子认知能力发展的源泉;父亲在言谈举止、举手投足间，含蓄地传递着对子女的关爱和影响。”国内外的不少研究也显示，由男性带大的孩子在智商水平上会更高，在学校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在社会上也更容易取得成功。父亲能够提高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有一项研究显示，父亲跟子女接触的时间越多，孩子的社会交往能力就会越强。五个月大的婴儿跟父亲接触和互动较多，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会表现出更好的适应能力，对陌生人有更多的语音回应。此外，还有研究显示，跟父亲接触比较多的孩子，会有更强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在成人后会表现出更多的同情心，而这些都有利于与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幼儿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定位存在的问题 父亲在幼儿的成长教育当中具有独特的贡献，是幼儿家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然而当代现实生活中，父亲的角色定位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一)在角色功能的实现上存在“缺失” 在当代社会的家庭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性问题，这种“缺失”主要表现在“身体上的缺失”以及“心理上的缺失”两种情况，前者主要是指由于离婚分居或者死亡而导致的父亲角色在家庭中的缺位，而后者主要是由于父亲工作繁忙或是个人意识的欠缺而未尽到父亲在家庭中应当尽到的职责。无论是哪种情况，父亲角色缺失的家庭孩子会较少或者无法感受到父亲的关爱，而父亲会表现出不参与或者较少参与孩子的教育以及生活照料。根据相关调查显示，幼儿家庭中父亲参与幼儿的教育程度要远远低于母亲的参与程度，其中有的家庭，是父亲作为家庭中教育幼儿的主体，而的家庭是母亲担任教育幼儿的重任，而在生活照料上，父母之间的参与程度悬殊更大，有的家庭是主要有母亲来照顾，只有的家庭，孩子主要由父亲照顾。可见无论在子女的教育方面还是在生活照料方面，父亲所承担的比重都比母亲要低很多。在健全的家庭结构中，父亲的家庭教育职能和养育职能存在“缺失”，对于单亲家庭、父母离异家庭以及农村留守儿童的家庭而言，这种“缺失”就更为明显。近些年，全世界的离婚率呈现上升趋势，欧美国家的离婚率长期居高不下，如今亚洲的离婚率也有接近欧美国家的趋势，中国的离婚率连续七年递增，另一个数据显示，离婚后的子女抚养权，只有10%交由父亲抚养，这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的单亲家庭的幼儿面临着父亲“缺位”的现实。 (二)在角色观念的认知上存在“误区”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思想，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父亲对家庭角色的分工存在着认识上的偏见和误区。其一，很多男性家长始终认为教育和抚养子女是母亲应当做的事情，而父亲更应当扮演“养家糊口”“在外挣钱”的角色，这种传统角色分工的观念在广大农村地区就尤为突出，因此不少留守儿童只能常年在母亲或者隔代长辈的陪伴下成长。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传统的男女分工已经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要求，当更多的女性走出家庭步 入职 场，也就同时意味着家庭内部的职责包括抚养子女和料理家务应当成为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的责任。其二，大多数的男性家长对于父亲这一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独特作用缺乏认识，认为父亲的职责就是为家庭提供经济基础，父亲对子女的关爱更多的应当体现在物质上的支持，而不是教育和陪伴。2004年，天津的一项关于父亲角色认知的调查显示，仅有的父亲知道“父亲带大的孩子更加聪明”，25%的父亲完全不知道自身对于儿童教育的作用，只有23%父亲能够说出自己的言行是儿童的榜样。 (三)在角色行为的扮演上存在“极端” 在幼儿家庭教育中，父亲的教养方式往往出现两种极端，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是“独断专制”，前一类型的父亲更多的沉浸在自己的需要之中，奔波于自己的工作和事业，很少关心子女的情感和心理需求，亲子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对子女也缺乏必要的要求，听之任之，放任不管。而专制型的父亲则常常从自己的主观意志出发去命令和操纵着子女的一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去教育子女，态度冷漠，强迫孩子接受自己的想法和认识，期望高，宽容少，限制多，温情少。相关研究显示，父母对子女采用严厉、拒绝否认的教养方式增多，其子女越可能多地表现出孤独，不关心他人、难以适应外部环境等特征。而且由于经常遭到拒绝，子女自我接纳程度减低，易产生自卑、无助、不安全感。相反，在情感温暖的家庭中，如果得到父母的关爱和温情多的子女，成长后会表现出更加稳定的情绪、有较高的安全感、适应能力强，相应的自信心以及自尊感也会比较强，容易形成比较健全的人格。可见父亲极端的角色定位和教养行为直接关系到幼儿日后的人格发展。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温情民主的父亲形象在家庭生活中并不普遍，究其原因，与整个社会的外部经济和文化大环境有关，同样也与父亲自身的个人素质和教育观以及儿童观息息相关。 三、父亲角色定位存在问题的根源探析 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对幼儿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下，随着社会的转型，家庭结构的多元化以及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的颠覆，父亲角色的定位存在着功能实现上的“缺位”，认识观念上的“误区”，以及行为方式上的“极端”等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何在呢?笔者试图从社会因素方面，家庭因素方面以及个人因素方面寻找原因。 (一)社会因素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两地家庭、外地务工家庭以及单亲家庭等新型家庭模式产生。激烈的社会竞争，物价上涨，高昂的教育成本和生活压力让父亲这一角色不得不背负着经济的重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养家糊口”当中，此外，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大批的农民改变了以往在家种田的生产模式，进城打工成为了很多农村家庭获得经济入手的重要来源，进城务工这部分人群，在城市虽然拥有了一份工作，但相应的医疗、住房以及子女教育等问题尚未得到相应的解决，巨大的生活压力常常使一家人分居两地，养育子女的责任便更多地由母亲承担，“父亲”已然成为了家庭中的“隐形人”，成为了电话那头一个遥远的“问候者”，成为了一年偶尔回来几次的“远方客人”。然而留守在家中的母亲或者隔代长辈，受文化素质和教育理念方面的局限，也无法很好的意识到自身是父亲和子女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对于城市的家庭而言，由独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家庭模式也由亲子关系为轴心向以夫妻关系为轴心转变，也这就意味着，她们在婚姻上更加注重夫妻双方的感情和个人的感受而不再为了孩子或者生存而迁就，因此离婚率逐年上升，随之而来的家庭教育缺位也日益普遍。不完整的家庭结构让父亲难以尽到应有的职责，对于完整的家庭而言，社会大众的传统思想和舆论导向也认为父亲应当更多地投入到家庭生计当中，而对于父亲在教育子女方面的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 (二)家庭因素 费孝通教授曾经说过亲子关系与夫妇关系是相互影响的，“这两种关系不能分别独立，夫妇关系以亲子关系为前提，亲子关系也以夫妇关系为必要条件，这是三角形的三边，不能短缺的[1]”，另有相关研究发现，母亲对父亲的支持，会影响到父亲家庭教育的实现，那些受到妻子鼓励的父亲会觉得自己更能够当一名好父亲，因此，一个家庭中的夫妻关系直接会影响到父亲角色的实现，夫妻关系的质量会影响父亲与孩子直接互动。[2]有研究显示，从儿童出生6个月到18个月，父亲的婚姻满意度呈现下降的趋势，母亲的婚姻满意度也从怀孕到产后两年存在下滑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夫妻间的关系在幼儿刚出生到幼儿出生没多久这段时间处在比较紧张的时期，这与有了孩子之后父母亲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照料孩子的压力、新的家庭责任以及父母亲双方所面临的角色转换和角色分工相关。中国目前的幼儿家庭，在角色分工方面，很多母亲喜欢大包大揽，主动承担起家庭教养的责任，对父亲参与幼儿照料和教育子女缺乏信心，，对父亲的育儿行为不能够有耐心有意识的加以引导和鼓励，这种默认的角色分工让父亲不自觉地成为了家里的“甩手掌柜”;另有一部分的家庭，母亲除了担任照顾家庭的责任以外，还忙于 职场 ，奔波于职场和家庭的妇女对父亲在家庭中照料和教育子女方面便有了更高的期待，她们希望无论是在外工作还是在家养育子女都应当是两人所共同承担的事情，如果父亲在家庭职责上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会直接影响到夫妻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到父亲角色的实现。 (三)个人因素 在幼儿家庭中，初为人父人母的夫妻双方都面临着角色的转换问题，女性除了当好妻子之外开始学习如何做一位好母亲，对男性而言同样面临着要学习如何从一个丈夫的角色转化成一个父亲。如果说十月怀胎和婴幼儿的哺育能够让女性顺利的完成母亲角色的转换，那么对于男性而言，如何当好父亲是需要学习和培养的。在很多的幼儿家庭中，绝大多数的父亲并没有意识到父亲角色对幼儿成长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也没有树立起正确的教养观和亲子观。即使有些父亲意识到自身角色的重要性，但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也会面临着教育方式不得法等问题，很多父亲采用专制甚至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子女，结果使得父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遭受的挫折之后的父亲很难能够继续投入到家庭教育当中，并默认自己并不擅长照料子女，因此父亲面临着难以确定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位置，即便确定的自己的位置也难以实现。 四、父亲在幼儿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定位策略 (一)建立社会父职教育体系 绝大多数的父母在成为父亲母亲之前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亲职教育的培训，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父职教育已经较为成熟并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美国的全国父亲网络从1985年就逐渐发展起“父方支持方案”，通过“父职课程”的有效实施，来提升父职教育的目标。台湾地区的“爸爸学校”也旨在通过课程的传授教导父亲如何明确自己在家庭中的重要角色和使命。我国父亲缺失现象非常普遍，但是相应的父职教育体系并不完善，针对我国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父亲角色缺失现象，政府首先应当在社区街道以及农村留守儿童聚居地建立父职教育培训机构，由专业的亲职教育专家和培训人员进行培训，帮助父母了解自己在家庭中的职责，树立正确的教育观，掌握与子女进行沟通和交流的技巧，如何处理亲子之间的关系等等。除此之外社区街道和农村村委会还可以联合当地的幼儿园和小学，多开展亲子活动，增进一家人的感情，定期开展父亲或者母亲交流大会，共同分享育儿经验。尤其对于单亲家庭或者贫困家庭面临的经济和情感上的困境，政府要给予帮助。在法律方面，通过完善相应的法律明确父亲的职责维护父亲的权益，并通过法律的形式来保障亲职教育的有效实施。同时，整个社会要树立起正确的舆论和价值导向，重视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改变以往传统守旧的观念，呼吁全社会参与到亲职教育中。 (二)发展和谐良好的家庭关系 “父亲关系是家庭的根基，亲子关系是家庭的枝叶”，家庭是建立在父亲、母亲和子女三者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最佳作用，父亲的缺失对母亲而言也会造成一定的困扰，对于父亲长期在外的家庭，母亲会相应的承担更多照料子女的责任，对于母亲而言，她不仅要学会如何尽到一个母亲应有的职责，还应当学会如何在父亲缺失的状态下满足子女对父爱的渴望，正确引导子女健康成长，并协调子女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做好两者的纽带和桥梁作用。对于离异的家庭而言，母亲要帮助子女正确面对离异问题，不要因为夫妻之间的感情而影响到父亲在子女心目中的地位，要帮助子女学习如何与父亲和谐相处。在父亲意识薄弱的家庭中，母亲要从怀孕开始就鼓励父亲参与到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并帮助父亲增强教养子女的自信心，帮助父亲认识到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夫妻双方应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明确彼此的家庭分工，相互协助，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和谐温馨的家庭环境。 (三)促进父亲角色的自我成长 “所有角色的内涵，都是由特定的时代和具体的生活方式所赋予的”，[3]时代在变，生活方式在变，这也就意味着父亲这一角色也要不断调整来适应社会的要求。促进自身不断成长，从不胜任到胜任，从不成熟到成熟，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父亲角色是自我成长“为人父”的内在需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外在要求。对于父亲而言，他们要不断的提升自我，在观念上首先要解构原有的守旧思想，对自我的角色认识不能只停留在赚钱养家，还要意识到教育子女不仅仅是母亲的责任，父亲是幼儿家庭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发挥父亲的教育职能，父亲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育儿观，在子女面前树立良好的榜样，帮助子女形式正确的性别角色意识，父亲要在尊重子女的基础上采用民主温和的教养方式，“自由”而不“放纵”，“威严”而不“专制”，通过与子女的沟通，了解孩子内心的真实需求，满足幼儿对父爱的渴望，给予儿童发表自己想法和看法的权利，尊重儿童的意愿并科学的加以引导。即使工作繁忙或是无法与子女一起生活，父亲也要尽自己所能，抽出时间积极投入到亲子活动和亲子互动中，无论是否在子女身边都要与子女保持良好的沟通，给予充足的关爱。 作者:刘艳珍 宋晓晓 单位:山东英才学院 参考文献： [1]费孝通.生育制度.费孝通文集.第四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60. [2]李燕.父亲参与及其对儿童发展影响的研究综述[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0(5)18—20. [3]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孙元升.父亲缺失类型分析及其对策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4. [5]赵娜.父亲角色对儿童发展的影响[D].东北师范大学，2007. 猜你喜欢： 1. 家风家教的征文1500字 2. 家训家风家教心得体会6篇 3. 家风伴我成长演讲稿 4. 家风家教的励志日志 5. 有关家风的经典散文随笔 6.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心得体会
引用分“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直接引用”引用的是诗句，一般应当注明。“间接引用”是引用原诗句的意思，则可注明或不注明。但重要的论文，通常也以注明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