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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以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伟大转折，走出了一条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国家的经济实力显著提升。
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万亿元，是1978年的67倍。
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第33位跃至世界第四，年均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
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长到万亿元，外汇储备由亿美元增加到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1978年至2007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76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美国《新闻周刊》在2007年年终特稿中这样写到：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美国，这至少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1978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79元人民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全国贫困人口亿。
而200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8700元左右，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16倍。
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和％，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下降到1487万，中国成为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人民生活从以“吃穿”为重点转向以“住行”为重点的多层次消费，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
……
30年巨变，并不只是这些数字和影像，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封闭、僵化的状态中走出来，求真务实、勇于变革、开拓创新成为时代坐标，科学、民主、文明、公平等新的理念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和价值尺度，古老的中国正在驶入全球化、现代化的快车道。
特别是三峡大坝、青藏铁路、载人航天飞行、月球探测等国家重点工程，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举办北京第29届奥运会等重大事件，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广大中华儿女的奋斗目标和强大精神支柱。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在进一步提高，和谐世界的理念赢得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认同，一个文明、发展、开放的中国生动地展示在世界面前。
事实证明，30年辉煌成就的取得，靠的是改革开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辉煌，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改革是时期的选择，只有改革才是历史车轮前进的动力。中国发展史就是改革艰巨推动的历史，从秦代的商鞅变法，
还有要写1篇150字评述中国古代4大发明的历史小论文
中国于一九七八年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活力，使中国的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一个个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得到制造和开发。一个个大型工程得到峻工。一个个超大型企业正在迅速成长。中国长得高了，长得壮了。不再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那种积贫积弱，不再是六七十年代那种贫困落后！ 而今日早晨神六飞船的成功的发射升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又一重大成果！ 是改革开放，我们国家恢复了高考，培养了一大批在创新素质和能力的优秀知识分子，在老一辈科技人员的知识已经明显老化的情况下，这些中青年知识分子毅然挑起重担，承担起航空航天的开发研究的重任。是改革开放，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力更生能力，为神州飞船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用更加开阔的视野看世界，主动吸收世界科学技术最新成果，推动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的新发展。是改革开放，从根本上否认了“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错误口号，落实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促进了航空航天专家才能的发挥。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树立了中国人民的自信，推动了载人航天工程重大决策的制定。 改革开放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样，也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根本动力！ 毋须讳言，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高，人的权利和自由得不到充分尊重。对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说到底，要靠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任何走回头路的做法，都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必定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成长，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做出更大贡献！
革命或者改革命与社会进步为主题，写一篇历史的小论文，首先要写改革以后社会有哪些进步，你自己有哪些想法？
还有要写1篇150字评述中国古代4大发明的历史小论文
1978年12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以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发展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伟大转折，走出了一条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国家的经济实力显著提升。
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万亿元，是1978年的67倍。
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第33位跃至世界第四，年均增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3％左右的增长速度。
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亿元增长到万亿元，外汇储备由亿美元增加到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外开放不断扩大。
1978年至2007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超过76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
美国《新闻周刊》在2007年年终特稿中这样写到：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美国，这至少是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第一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1978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79元人民币，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全国贫困人口亿。
而2007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18700元左右，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16倍。
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下降到％和％，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下降到1487万，中国成为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人民生活从以“吃穿”为重点转向以“住行”为重点的多层次消费，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
……
30年巨变，并不只是这些数字和影像，更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封闭、僵化的状态中走出来，求真务实、勇于变革、开拓创新成为时代坐标，科学、民主、文明、公平等新的理念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和价值尺度，古老的中国正在驶入全球化、现代化的快车道。
特别是三峡大坝、青藏铁路、载人航天飞行、月球探测等国家重点工程，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举办北京第29届奥运会等重大事件，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广大中华儿女的奋斗目标和强大精神支柱。
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在进一步提高，和谐世界的理念赢得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认同，一个文明、发展、开放的中国生动地展示在世界面前。
事实证明，30年辉煌成就的取得，靠的是改革开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创辉煌，仍然要靠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特殊条件下还可能激化。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一方面起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促进生产关系的完善。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推动社会的进步，这是主流；另一方面又可能对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关键是人类如何利用它。
改革开放30年，三千年未有之中国变局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序幕，中国从此进入集全民族智慧谋取民族复兴的全新历史时期。2008年，我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步入了而立之年；2008年的全国“两会”，是5年一次的换届大会，将选举产生新的国家领导人，组成新一届政府。2008年，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提前一年基本建成峻工，这一纪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工程，必将再将引领世界关注。此前于2007年12月22日，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认为，对美国人而言，2008年是个重要的选举年。但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会目睹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这将成为中国期待已久的首次亮相机会。2008年的中国，还将发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2008年成为华夏民族自商周立朝开国三年多年来，空前鼎盛的历史性年份，尤其标志着着中华民族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体制，无论是文化传播还是外交方略方面，彻底结束了晚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版图任由列强瓜分侵占，中华民族任人宰割欺凌的屈辱历史，重回世界舞台中央，成为开创中华民族历史新篇章的世纪元年。 邓小平同志两次南巡"2008，改革开放步入而立之年"奥林匹克运动在单项人类活动领域里，率先营造出全球化的环境，竞技运动本身的特征和奥林匹克运动所欲传递的思想经由奥运会达成矛盾统一。2008年的中国奥运会成为中国期待已久，面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真实形象的亮相机会。场内，少数经过层层选拔天赋异秉的人，在少数人设计的规则下力拼胜负。场外，几十亿人通过观摩比赛，加深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理解。改革开放数十年来，北京一直力争通过成功举办奥运会，争取一次向世界亮相的机会，来展示中华民族结束屈辱，争取公平，走向复兴的开放形象。30年的改革开放，30年的上下求索，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受到世界所公认。成功的改革使相当一部分改革者变成成功者。一方面，改革改变了利益分配格局，冲击着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渐进的改革也不断制造着既得利益者。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最终确定以市场作为组织经济、分配资源的基础形式。这只是一个开始。已经建立的市场亟待健全、完善，更多的市场亟待建立，迈向一个强大市场经济体的道路远还没有看到终点。否定市场的思想也始终不曾销声匿迹，质疑市场化改革方向的言论，更是时而浮起。某种程度上，改革越成功，改革的复杂强度就越高改革持续成功30年后，有不少原来改革的支持者，身穿合资企业生产的名牌服装，一边清点着今年炒股的收益，一边深谋远虑，积极批评发展妨害了公平、开放牺牲了民族利益？但无论如何，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某些怀疑的声音与伴随改革而衍生的问题，必将被逐一完善。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将步入而立之年。固步自封会不会取代锐意进取？瞻前顾后会不会取代一往无前？最根本的是，中共十七大报告已经阐述“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党的十七大对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尤其是历史进入21世纪的2008年8月8日，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隆重开幕，这将是永载中华史册的日子。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将在28个大项、302个小项的争夺中一决高下。北京残奥会也将随后在9月6日举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通过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一个更加开放、和谐的中国将展现给世界，也使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得到广泛弘扬。可以预见，今年的“两会”必将进一步落实十七大精神，国家将拿出更多的财力物力来改善人民生活。2008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从紧货币政策与稳健财政政策，将联袂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协调发展，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中国将稳步实施城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全国全面实施城乡免费义务教育，这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情。2008年，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提前一年基本建成峻工，这一纪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标志性工程，必将再将引领世界关注。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将在2008年发射，届时中国航天员将首次出舱进行太空行走。这一系列的历史盛事集中在2008面向世界展示，至少是自600年前大明王朝郑和七下西洋之后，中华民族首次吸引世界各国目光聚焦世界东方。 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年初曾经指出，工业革命期间，欧洲的平均生活标准在他的有生之年提高了大约50%。在亚洲的中国，人均生活标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大约要上涨100倍！中国只用了20年的时间，经历了欧洲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
改革开放的论文标准2000字
1978年我国开始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国家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会计工作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笔者在这里浅显地谈一谈改革开放后我国会计制度的一系列改革。
1978年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后，我国开始大量涌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而当时国内企业实行的是按所有制、分行业的会计制度，使得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外方人员在会计核算和利用会计信息方面存在很大困难。为此，我国于1985年适时制定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适用于我国境内设立的各个行业所有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淡化了行业色彩，突出了会计核算的实质内容，以满足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可以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是我国第一部参照国际惯例设计的会计制度，它的颁布与实施是我国会计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开端。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层出不穷，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已不再是独有的组织形式，统一规范上述三类外商投资企业的会计核算显然十分必要和迫切。同时，由于财政部在1985年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时，我国涉外经济法规尚不健全，导致该制度对部分应当加以规范的会计实务未能予以规范。1992年财政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以取代《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并于1992年7月1日起施行。该制度在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具体规定中更为广泛地借鉴了国际惯例。例如：企业可以根据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的年末余额提取3%的坏账准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时间性差异;允许对占被投资企业资本总额25%以上且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影响力的长期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等。这一改革过程是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同时对于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会计制度也进行了一定的积极探索，为下一步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会计制度的全面改革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蓬勃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创立，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始起步。为了适应会计信息使用者多元化的需求，向社会公众提供可理解的通用会计信息，满足资本市场对信息有用性的渴望，我国发布实施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并于1992年1月1日起在股份制试点企业施行，从而开创了我国内资企业实行适应商品经济需要的会计制度的先河。1993年财政部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和13个分行业会计制度。这一改革较之《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涉及的范围更广泛，影响也更深刻。它对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一般原则、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与报告提出了原则要求，把全国各行业的企业会计工作统一到一个标准上，实现了会计指标的工程统一。该制度还大胆借鉴了国际通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报表体系，使我国会计制度逐步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接轨，被国际会计界所认可和接受，对于促进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促进我国经济国际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市场监管者和投资者迫切要求上市公司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为规范会计信息的披露、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1997年我国发布了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即《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1998年发布并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等7项具体会计准则。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2000年12月我国发布了《企业会计制度》，要求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1月1日起实施。《企业会计制度》引入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和资产减值的概念。2000年和2001年又陆续发布了无形资产、或有事项、借款费用、租赁、固定资产、存货和中期报告准则。2001年修订了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等会计准则，发布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3年发布了《证券公司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2004年发布了《小企业会计制度》。这些标准都体现了高度稳健的会计政策， 其目的就是增强我国企业的长期发展后劲，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国市场经济又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6年2月，财政部发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准则包括一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并于2007年1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施行，其他企业鼓励施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会计准则全球化趋同趋势的必然选择。这套会计准则体系既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又充分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涵盖了各类企业的各项经济业务。这套准则体系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和透明度，使企业会计信息在国际范围内的交流、使用、判断和评价的基础和平台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可以说，这套新准则的出台既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是加强政府对市场监管的需要，也是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推进我国会计国际化的需要，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中国古代变法与改革对中国古代变法与改革对中国古代变法与改革对中国古代变法与改革的认识的认识的认识的认识 1、改革的原因：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产物。 无论是古代的四大改革，近代的变法革新，还是当代的改革开放，其根源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说明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2、改革目的： 改革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发展势力、挽救危机、巩固统治、适应形势等； 3、中国古代王朝所进行的改革按照原因和性质的不同可分为如下类型类型类型类型： （1）奴隶社会内部富国强兵的改革（如管仲改革）。 （2）促进旧社会形态向新社会形态转化的封建化改革（如商鞅变法）。 （3）封建社会内部调整统治政策的变法（如王安石变法）。 （4）少数民族学习汉族先进文化和制度的改革（如孝文帝改革等）。 改革的实质： 改革主要是对国家管理制度（广义的制度应包括政策、法令等在内，它们应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革故鼎新。从根本上说，当政治、经济制度不能保证国家实施有效管理、从而违背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时候，改革这种制度，也就是对上层建筑中某些老化、腐朽的环节进行必要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并相应对生产关系中的某些环节作局部性的调整、更新和改造就成为必然的趋势。因而改革实际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实践活动。也正是由于改革的这种必然的、客观的趋势，使得它往往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显示出其巨大威力对改革阻力的认识： 改革是一项开拓性的事业，必然会碰到各种阻力并需要进行艰苦的探索，往往道路艰难，险象环生。因而改革不仅需要坚定的信念，而且需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百折不回的勇气。历史上的每次改革几乎无一不触犯部分贵族或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因而总要受到他们的竭力反对、攻击甚至诽谤。商鞅变法遭到落后贵族的反对，孝文帝改革遭到鲜卑贵族的反对，王安石变法遭到大官僚、大地主的反对。杨炎的两税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都因遭到大地主的反对而最终失败。这些表明，在改革中，改革者尤其是最高当政者只有矢志不渝，坚定不移，才能保证改革的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同时，当政者对改革派的支持也是保证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齐桓公之于管仲、秦孝公之于商鞅、汉武帝之于桑弘羊等等，都是由最高当政者给改革派以坚定有力支持而使改革取得成功的。这些历史经验，是值得今天的最高当政者深以为鉴的 、改革的积极意义： 中国古代的改革早在奴隶制时代和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就显示出其对国家宏观管理、振兴经济，增强国力的巨大作用。至于封建时代的改革，无论它发生在王朝的什么时期（前期、中期、后期），都是对当代或前任弊政进行改革并有所创新的产物。封建社会的阶段性繁荣与改革有关，一些王朝的中兴也与改革有关，如西汉时期的“昭宣中兴”（通过对武帝有关制度的改革）、中唐社会经济的恢复（通过刘宴改革）、北宋中期的经济回升（王安石变法）等。至于王朝后期所出现的有作为的改革，也有北魏孝文帝改革、五代后周世宗改革、明朝张居正改革等数例。这些改革由于使经济由衰败转为繁荣，因此其改革的积极意义也充分显示出来。 认识： 从古至今的社会变革，都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这说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不是个别人物决定的，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是人类社会的基础，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我们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 革除社会弊政是促进国家强盛的重要手段。革弊标新要有远见卓识，要坚决彻底。措施必须行之有效。改革中还要注要用人。 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产物。 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顺应人民愿望的进步改革，推动着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反之，则阻碍历史前进，加剧社会矛盾。 改革必然涉及某些人的特权和私利，因此改革是会有阻力的，甚至充满了尖锐激烈的斗争。 无论是古代的改革还是近代的变法革新，成功的则国运强盛，社会进步；失败的则国运衰落，社会危机，这说明只有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也启示我们，我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一方面基本上是适应的，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而不能否定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存在不适应的部分和环节，突出表现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上，因此我们必须进行改革。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制度的自……？
1929年10月24日，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黑色星期四”。这一天，美国金融界崩溃了，股票一夜之间由5000多亿美元的顶巅跌入深渊，使5000多亿美元的资产，一夜间，化为乌有，价格下跌之快，连股票行情自动显示器都跟不上趟，股票市场的大崩溃导致了持续四年的经济大萧条，从此，美国经济陷入了经济危机的泥淖，以往蒸蒸日上的美国社会逐步被存货山积、工人失业、商店关门的凄凉景象所代替。86000 家企业破产，5500 家银行倒闭，全国金融界陷入窒息状态，千百万美国人多年的辛苦积蓄付诸东流，GNP由危机爆发时的1044亿美元急降至1933 年的742亿美元，失业人数由不足150万猛升到1700 万以上，占整个劳动大军的四分之一还多，整体经济水平倒退至1913 年。面对这样的困顿局面，总统胡佛却依旧实行放任的自由主义，萧条的经济摧毁了这个国家，美国亟须被拯救。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取代了焦头烂额的胡佛，当选为美国第32 任总统，开始了实施“新政”的道路。'新政'的主要内容有：(1)整顿和改革财政金融。对破产银行进行整顿,使银行资本高度集中,对各大银行开业进行补助及贷款。恢复存户对银行的信任。放弃金本位,实行美元贬值,禁止黄金出口,以加强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2)调节工业生产。监督生产,调整商业金融.规定工业产量,市场分配价格.以此调节工业生产,避免盲目竞争和生产过剩现象。(3)限制农业生产。 有计划地缩减农业生产规模,销毁'过剩'农产品,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克服农业生产危机。(4)调节劳资关系,举办公共工程和社会救济。规定工人有组织工会和集体同资本家谈判合同的权利,资本家不得禁止工人罢工。调节劳资纠纷。规定工人每周最高工时和每小时的最低工资额，禁止使用童工。为失业者和老年人提供失业津贴和老年人年金,拨出大批款项兴办公共工程,为大量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增加社会购买力。.纵观罗斯福总统实施的新政，中心是对工业的调整。在具体的施政过程中，罗斯福颁布《国家工业复兴法》，规定各行业企业制定本行业的公平经营规章，确定各企业的生产规模、价格水平、市场分配、工资标准和工作日时数等，以防止出现盲目竞争引起的生产过剩，从而加强了政府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控制和调节。1933年6月16日，美国国会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其真正内涵是，通过制度的约束强制企业维护工人的权利和尊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两年后即1935年5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由于已实行两年，所以该项法案所倡导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千万普通劳动者被唤醒，用组织工会和罢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判违宪之后，保护劳工权益的立法并没有停滞下来，在随后的几年中，一些操作性更强的劳工权益保护法律被相继制定出来。所以说这部法律是有它的重大意义。而《全国工业复兴法》更应其开创了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干预经济的先河而挽救了困难重重的美国，成为美国历史的伟大功绩之一。
创新创新是世界进步的动力。有了创新精神，那么就有了前进的希望。小鸟飞行需要翅膀，世界要进步需要创新，创新就是进步的翅膀。从前有一种病，只要人得了这种病，便无药可治，只能慢慢地被病魔折磨至死。有一位化学家，他不幸得了这种病，他四处求医，也没有将病治好。有一天，他听说有个村子里有一口能治好这种病的井，只要喝了井中的水，便能治好这种病。化学家喝了水后不久便药到病除了。化学家对井水产生了兴趣，对井水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井水中含有一种化学物质—芒硝，对这种病有神奇功效。中国有名古话，常有所疑，是创新的开端。勇于破疑，是他新的动力。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用疑惑的眼光观察周围的现象，就产生去破疑的动力。常年喝井水的村民没有因为井水能治病产生疑问，而化学家则对井水产生了疑惑，最终发现了井水的秘密。如果说化学家仅仅因为井水治好病感到庆幸，那么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其中的奥妙。这充分说明了创新精神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各行各业都需要发展，如果行业缺乏创新意识，那么它只会停滞不前，反而有可能会倒退。只有坚持创新精神，勇于实践，行业才得到发展。当今国际社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创新精神显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拥有创新精神的国家，才能让自己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市场是无情的，竞争是残酷的，只有坚持创新，个人才能体现价值，企业才能获得优势，国家才能繁荣富强。勇于创新烈日下，一群饥渴的鳄鱼陷身于水源快要断绝的池塘中。面对这种情形，只有一只小鳄鱼起身离开了池塘，它尝试着去寻找新的生存的绿洲。塘中之水愈来愈少，最强壮的鳄鱼开始不断地吞噬身边的同类，苟且幸存的鳄鱼看来是难逃被吞食的命运，然而却不见有鳄鱼离开。池塘似乎完全干涸了，惟一的大鳄鱼也耐不住饥渴而死去了。然而，那只勇敢的小鳄鱼呢，它经过多天的跋涉，幸运的它竟然没死在半途中，而是在干旱的大地上，找到了一处水草丰美的绿洲。这是我读的一篇短文的大致内容。读后，我获得了不小的启示。试想，如若不是小鳄鱼勇于尝试，寻求另一条生路，那它也难逃丧生池塘的厄运；而其它的鳄鱼，如果它们不安于现状，勇于尝试，那么它们又怎会落得身死干塘的可悲结局！由此可见，勇于尝试的精神多么重要！纵观古今，凡有成者，他们无不具有勇于尝试的精神。灯泡的发明者爱迪生为了找到一种合适的材料作灯丝，竟不屈不饶地进行了8000多次尝试。试验初期，他找了1600种耐热材料，反复试验了近2000次，结果发现只有白金较为合适，但白金比黄金还贵重些，这就是说实验失败了。面对这样的失败，一般的人肯定会选择放弃，然而他没有，而是继续尝试着从植物中发掘理想的灯丝材料，先后又尝试了6000多种植物。通过不断的尝试，爱迪生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给人类带来了“光明”。这“光明”之光，与其说是电之光，还不如说是勇于尝试的精神之光。其实，我们只要细细想想就会惊奇地发现，他所取得的一千多项成果中，竟没有哪一项不是不断尝试的结晶。“一次尝试，就有一次收获”，他的这句话正道出了他的成功的秘诀。还有研制出雷管的诺贝尔、发现了雷电规律的罗蒙诺索夫、第一次架飞机飞上了天空的莱特兄弟……他们所取得的一个个惊人的成就，又有哪一个不是尝试之花结出的硕果呢？写到这里，我在想：在崇拜伟大人物的同时，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崇拜造就伟大人物的勇于尝试的精神呢？不仅在科学上需要这种精神，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不也同样需要这种勇于尝试的精神吗？在学习和生活中，我们应尝试着举手发言，尝试着向课本质疑，尝试着与同学合作探讨，还应尝试着理解别人、关心别人……在不断的尝试中，我们的智慧将得到增长；在不断的尝试中，我们的能力将得到提升；在不断的尝试中，我们的人性将得到升华。不断的尝试，我们将攀上一个又一个智慧的高峰。朋友们，勇于尝试吧！它几乎是一切成就的催生婆。敢于创新中国人，怕是最崇尚古代文化了，对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的取舍，的确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清朝书法家翁方纲和刘墉，一个对古人书法刻意求似，一个却博采众长，自成一体。翁问刘：“哪一笔是学古人的？”刘反问翁：“哪一笔是自己的？”这在文坛的记录中留下了诙谐又富于哲理的一笔。人们总是喜欢以古为师，在师古的基础上，求不同，求发展，才会有独特的风格，才会有更大的进步。翁的形似神似，固然值得称道；但刘墉师古而不拘泥于古，在古人字体的神韵中，加入自己的风格，则尤为可贵。因为只有这样，书法才会发展，才有前途。事实上，翁方纲所崇尚的欧体也正是当年欧阳洵融各家笔意而成的。因此，世上没有靠描摹而成的风格，没有因刻意求似而成的大作。万事万物都是发展变化的，历史车轮不断向前，正是因为有了吸收和舍弃，才有了新事物。工业大革命时，人们不局限于仅用手工劳作，才去发明机器；人们不局限于仅在地上行走，才去研制飞机；人们不局限于仅用煤作为能源，才去探索电力的奥秘……如今，人类已可以遨游太空，而无数科学家却仍在努力地探索着，在研究、发展新的、更科学的规律；让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我们不能没在历史，但也不能忘记，那仅仅是古人的业绩。君不见“青，取之于蓝，而胜于蓝”？只有师古而不泥于古，推陈出新，才有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我们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也要“不拘一格”敢于质疑，敢于放开思路，敢于创新。一味拘泥于书本和公式，只会变得头脑僵化，不适应日新月异变化的世界。生活需要创新在一次鼓励创新的报告会上，有一位学者画了四种不同的图形，让人们在其中选出一种与其余三种不同的图形。于是人们便根据自己对此不同的认识，各抒己见。这样，一道题得出了不同答案。这件事足以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世界是千变万化的，疑问是层出不穷的，答案是丰富多彩的。没有创新，答案就会笼统单调；没有创新，世界就不会丰富多彩；没有创新，社会就不会发展进步。创新是丰富生活的手段。没有创新，我想，世界上第一盏电灯还没有诞生，我们还要在煤油灯暗淡的光下生活一辈子；第一架飞机还没有出现，人们要经过几个月乃至几十年的功夫历经艰辛，长途跋涉才能到达目的地；没有创新，社会便不会如此现代化，人们之间的联系也不会如此紧密。创新对于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曾说过：“美是生活，美是创新。”这一至理名言告诉我们，应该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去装饰我们的生活。古之人尚知创造，今天我们又哪里能抛弃创造，抛弃创新呢？创新是生活走向美好未来的重要保证，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创新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动力。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在争相创新。不创新就会落伍，不创新就会滞后。我国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要想求生存，要想使我们的国家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更要加快创新的脚步要使创新落实到社会每个行业、每个角落。教育要创新，改革要创新，科技要创新。我们应当大胆实践，勇于探索，克服前边道路上的种种困难和挫折，向创新这个方向迈进。我们的生活需要创新，我们的社会需要创新，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需要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丰富多彩的物质世界。我们要在创新中求生存，求发展。正如那位学者出的一道题会得出不同的有理有据的答案那样，其实答案本是丰富多彩的，若是只能得出一种答案，那么我们就要从主观方面看看我们是不是思想僵化，是不是被局限在框框里了。因此，创新还应破除旧观念，老框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迈出前进道路上坚实的步伐，走向新世纪。
改革是时期的选择，只有改革才是历史车轮前进的动力。中国发展史就是改革艰巨推动的历史，从秦代的商鞅变法，
中国于一九七八年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活力，使中国的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一个个新兴城市拔地而起。一项项重大科技成果得到制造和开发。一个个大型工程得到峻工。一个个超大型企业正在迅速成长。中国长得高了，长得壮了。不再是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那种积贫积弱，不再是六七十年代那种贫困落后！ 而今日早晨神六飞船的成功的发射升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又一重大成果！ 是改革开放，我们国家恢复了高考，培养了一大批在创新素质和能力的优秀知识分子，在老一辈科技人员的知识已经明显老化的情况下，这些中青年知识分子毅然挑起重担，承担起航空航天的开发研究的重任。是改革开放，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力更生能力，为神州飞船的研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是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用更加开阔的视野看世界，主动吸收世界科学技术最新成果，推动我们的航空航天事业的新发展。是改革开放，从根本上否认了“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错误口号，落实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为知识分子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促进了航空航天专家才能的发挥。是改革开放，进一步树立了中国人民的自信，推动了载人航天工程重大决策的制定。 改革开放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进步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样，也是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取得新的成果的根本动力！ 毋须讳言，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高，人的权利和自由得不到充分尊重。对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说到底，要靠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任何走回头路的做法，都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变得更加自信和成熟的中国人民，必定能突破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复杂矛盾，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更大成果。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必定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成长，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做出更大贡献！
从格式来说，最常见的也就是三段论，这个是最容易的，也是最好拿分的。第一段表明自己的观点，第二段进行论述，最后一段再次对观念总结强调。题目别忘记写了。在论述过程中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论述，（别是经济类的论文就只写经济方面，也要说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应，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政治经济决定，又反作用与一定的政治经济。论述是结合自身观点可以适当穿插一些史实，增加说服力。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别跑题。跑题不要让阅卷一眼看出跑题就行。还有就是字体好看不好很重要，还有就是排版。阅卷时，一般不会看太长时间，印象分主要就是字体和排版。三段论排版是蛮不错。
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1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1960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1980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2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一、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3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19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 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 Sea battle of Lade ）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480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H·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4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被迫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18000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存状态不仅排斥海军军种和海权意识的诞生,同样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骑兵兵种.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游牧文明的兵种,历史证明后果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5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6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汉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7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规模上能与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军队屯田和完善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使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陆军,远比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骑兵要容易的多.8民国时期军事学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9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不仅相离,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军种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态.萨拉米斯海战还将西方历史上后来不断重复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凸现了出来：海军舰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命运.10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波斯帝国的衰退和希腊人的崛起都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开始的,埃克诺姆斯角海战成了罗马强大和迦太基衰亡的起点,11勒潘托海战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衰落的先声12而西班牙无敌舰的沉没,“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13从而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中国古代水师从生存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看,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中海型”的海军,姑且称之为“东方亚细亚型”的海军14,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生存之基础,15与农耕生活方式不构成相互依赖之关系,其性质是文化传播和政治炫耀,是传统礼制观念和中央极权在海上的军事兑现.西方海军与其国家生存构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国家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比较古代中国水师和西方海军,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历史上的强大舰队大都在对抗中被歼灭,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或民族的衰败.但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舰队,不是在同对手的决战中消失的,而是被农耕社会自身对海军天然的“排斥性”给毁灭的,并且无关社稷盛衰.例如西汉、隋、唐三代征高丽、元代征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施琅收降台湾郑氏集团等,都属中国古代水师的黄金期,但同西方相比较,大都昙花一现,一旦海上有事则偶尔为之,动用农业社会的资源,勃然兴起,一旦事平,即消声匿迹.这一现像也说明：农耕民族和农耕社会缺乏发展海军持续而根本的动力,因为持续的航海贸易是发展海军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二在初步考察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兴起同海军、海权的关系后,将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师与之比较,便会发现：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海上武装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郑氏水师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海上商业贸易,16郑氏水师的性质是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海盗船、武装商船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海军,这和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性质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可以说,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唯一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16从军事学角度看,郑氏海上力量能先后与大陆的明廷、清廷相抗衡,并且一度使大陆军事力量对之无可奈何.清王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吴三桂、耿精忠等消灭,但同仅控制东南一隅水域的郑氏集团相持了23年,最后清廷被迫大规模营造水师,启用原郑氏集团的降将施琅,经过海上会战,占领澎湖列岛,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才迫使郑氏集团投降.17这一现象的军事学意义是：一、海权比陆权重要的战争规律并非西方地中海文明之特产,在中国本土亦能自发地诞生.二、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海权意识代表.18三、用现代军事学眼光看,郑成功的部队属于数量庞大的海军陆战队,公元1657年,郑成功北伐路线和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的路线如出一辙,补给于舟山群岛,扼长江口而据天下之险,溯江而上军锋直逼南京,以动摇江南半壁.这表明：海权意识制约下的战略战术具有一致性.17世纪以来,西方的海外贸易、殖民、海军强盛以及制海权理论的出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商品倾销市场的政治经济行为,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依赖海上武力.英国近代的海军为其资本主义打开了通道,资本主义能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而言,是以欧洲拥有强大海军、和在制海权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为前提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景像：一方面：西方的近代海军、海权意识、制海权理论和贸易、殖民、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18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海军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也可以看成是海军为商业开道的古代地中海传统的现代版本.西方文明特征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居然在中国本土自发地产生,这足以激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显然,郑氏水师的意义已超出纯粹的军事学范围,我们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围加以讨论.郑氏集团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另一种社会类型,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海上商业活动,而非土地耕耘.既然商业经济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派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群体心理、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于根本上同传统农业社会格格不入.19由于依赖大海而生存,在军事领域也就合乎逻辑地派生出旨在维护这个社会根本利益的军种——海军.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后来半途夭折的社会,其性质同古代希腊和迦太基、以及代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荷兰、英国有着惊人的相似.美国学者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是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上,军事领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20军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我们不得不将郑氏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联系起来.在展开新一轮讨论前,先对过去的讨论思路作一简单评述：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21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史学界,已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准确,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关于后者,应在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例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是其进行中的关键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法律体系进行考察；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学.基于以上立场,笔者认为：研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确认,还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判定,这就必须超越在经济范围内确立标准的传统作法,到包括社会其他重要方面确立新的标准.在军事领域,进行这种尝试显然是合理的.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22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无意中做得非常成功（刘濞是个特例,后面将讨论之）.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其规模和性质上的差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若无外部世界的介入,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古代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郑氏集团不仅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在军事上以及二着关系的特征上,远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远比后者成熟得多.三借鉴西方学者威廉H·麦尼尔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观点,就会发现以往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历史意义远远被低估了,就会更加意识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麦尼尔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之上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将封建社会逐出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中国落后的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原则始终无法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23他指出：欧洲封建社会的裂变发生于11世纪左右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发.欧洲长期政治分裂,迫使从事长距离贸易少数商人和小贩组织有效的武装护送.这样欧洲社会除了骑士武装外,出现了第二支武装.这就是公元11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芽,其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最初源头,其运作特征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源,互相支撑、扩张着形成一种“社会回路”.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在本质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不断膨胀的历史.24麦尼尔的另一结论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海上的生存发展能力比内陆强得多.威尼斯、米兰等资本主义发源地在地理上都背靠海洋,近代资本主义的先锋型国家荷兰、英国也属于海洋国家25这是因为海上贸易比陆上费用低、利润大、成本计算明确,所以财富和军事在海上结合要比陆地容易得多.不难发现,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它最初由海盗性质的武装商船发展而来,最后割据台湾,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建立地方政权,具有“准政府”的性质.在其后来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扩张、形成反馈回路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透过政治、军事对抗的表面现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集团是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市场原则的代表.郑氏集团覆没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自发的市场原则,在企图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尝试中遭到了惨败.当然,根据北方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农耕区域便被同化的历史现像,来自海上的郑氏集团如果接过大陆王朝的遗产后,是继续奉行市场原则?还是被迫修复指令性社会结构?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对这一事件,我们似应给予重新研判.西汉初期,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史书载：“……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26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财政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商业势力是失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业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封国诸侯,或同刘濞这样的地方政治势力合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将仰其鼻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商业势力一旦控制整个社会,中央王朝政治运作和整个农业社会正常运作就会崩溃（今天看来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虽有暂时的麻烦,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晁错主张削藩的理由是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命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27平心而论,刘濞叛乱的动机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铁、煮盐、铸钱未必将来一定作乱,但按正常逻辑推论,谁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和社会财富,谁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万全之计,以及维护农业社会正常运作（这点常常使中央王朝打击商业势力的行为在道义上站住脚）,只有选择削藩,并且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容易.刘濞或许起初并无叛逆之心,只想聚财,但朝廷却按政治运作的逻辑来理解和推理他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据推理结果采取削蕃措施.准确地说,朝廷先把刘濞当叛逆对待,终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预先想像中的角色.现在问题已经清除了,根源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一政治、军事斗争背后,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地方自由贸易与中央王朝垄断贸易的对抗,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在商业领域的冲突.据史书云：“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28剔除其中的贬义倾向,说明刘濞“叛乱集团”代表着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人们的利益.借鉴麦尼尔的观点,刘濞的“叛军”和“铸铁煮盐”的工商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现在我们提出同样的难题,如果刘濞叛乱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诸侯向中央集权制皇帝的角色转换后,难道不会像汉武帝哪样,对商业势力采取一连串抑制措施吗?这一设问并非毫无意义,种种迹象表明,遏制商业势力,是中央极权统治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经营,在财政上保证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行动.“汉连出兵三岁,费仰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29“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弘羊难,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30可见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是西汉对匈奴长期作战的财政基础.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31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和对商业势力强有利的遏制,正是这种必然回应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宋代则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宋代商业发达却无法有效应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这同汉代商业受摧而军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常把宋代积弱的原因归咎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肘制,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像,这种解释非常肤浅.笔者看法是：宋代社会已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管理已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训,明显地向指令性传统回归）.讨论至此,我们发现对外战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中国,对外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强化着指令性社会结构,压抑着中国古代市场原则的崛起；在西方,对外战争迫使君权和指令性原则向市场原则屈服.与刘濞相比,郑氏集团更接近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陆地更容易发展的西方情形.参考西方市场原则首先在军备生产领域突破的事实,郑氏海商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条件使自己成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赖性因素,形成类似于欧洲君主国必须依赖列日等军火制造业城市那种关系（这是欧洲君主们致命的弱点,也是市场原则坐大的主要原因）.郑氏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覆灭说明,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基础、以不断得到强化的指令性原则为社会管理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
比如可以写宋代一两银子的购买力，可以对比现在银子价格来说明，论据就是宋代一两银子的价值是如何计算的。
1、战国时期：封建城市兴起，商业兴盛，但此时城市基本上是依附于政治中心的，商业活动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大商人。2、西汉前期：国家统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商业的繁荣，出现了一些大都会。3、隋唐时期：封建国家长期统一，政治安定，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商业也呈现繁荣景象。长安、洛阳商业盛极一时，唐都长安的城市建设表现出极高的水平。隋唐：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尤其是茶叶的市场广泛，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4、北宋时期：有了一个新的转折。其表现在：①解除了商业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②政府允许工商业者“以资买官”，商人地位有所提高，形成地主、官僚、商人逐步结合的趋势。③商税收入在政府财政收入结构中比重剧增。④市镇的集市发展，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⑤城市的消闲文化发展，如瓦肆的出现和宋词的发展。5、明朝时期：城市经济、商品经济非常活跃，这个时期城市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①城市的生产性和商业性更为突出，对政治中心的依赖性大大减弱。②江南一些城市出现的手工工场，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明朝棉花种植由江南推向江北；引进玉米和甘薯，清代广泛推广； 6、清朝前期：商业在明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大批城市产生。清代前期棉花、蚕桑、茶叶、油料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扩大，还形成了一些专业生产区域，促进农业生产商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