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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参考了很多历史文献，比如《尚书》《书经》《诗经》《春秋》《吕氏春秋》《左传》《五帝系谍》《司马兵法》《春秋历谱谍》《国语》等等很多。
希望这几篇论文对你有帮助
篇名： 《史记》《汉书》表体略说
作者： 王令樾
刊名： 辅仁国文学报
卷期／年月： 21 民 页25-51
篇名： 史记研究成果的总汇--《史记研究集成》简介
作者： 陈水福
刊名： 国文天地
卷期／年月： 22:5=257 民 页94-97
篇名： 形象塑造之范式与「史记」叙事艺术--「史记」叙事话语研究(2)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4:2 民 页19-48
篇名： 「史记」中的黄老之学析论
作者： 陈伯适
刊名： 台中师院学报
卷期／年月： 18:2 民 页125-154
篇名： 隐喻与叙事--「史记」叙事艺术探究之一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3:2 民 页13-40
篇名： 「史记．游侠列传序」章法结构探析
作者： 王胜忠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94:2=560 民 页80-85
篇名： 《史记》兵谋探析--以所载兵家及征引兵法为主
作者： 阳平南
刊名： 中国文化月刊
卷期／年月： 314 [民] 页26-70
篇名： 试论《史记》的「越位性谬误」--文化学意义的讨论
作者： 孙世民
刊名： 国立台中护理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年月： 4 民 页105-130
篇名： 李广：《史记》与《汉书》
作者： 金伟孝
刊名： 洄澜春秋
卷期／年月： 2 民 页51-55
篇名： 「史记」互见法之方式及功用
作者： 魏聪祺
刊名： 国教辅导
卷期／年月： 44:5=367 民 页11-18
篇名： 「史记」与「论语」
作者： 陈桐生
刊名： 孔孟月刊
卷期／年月： 40:10=478 民 页9-18
篇名： 「史记」述「周易」探微
作者： 郭琼瑜
刊名： 中国学术年刊
卷期／年月： 22 民 页33-55 469-470
篇名： 司马迁与「史记」
作者： 叶橘
刊名： 古今艺文
卷期／年月： 27:3 民 页4-11
篇名： 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看《汉代书序》的体制--以「作者自序」为中心
作者： 车行健
刊名：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卷期／年月： 17 民 页263-287
篇名： 「史记」「汉书」「游侠列传」较析
作者： 黄榕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84:2=500 民 页64-70
==等概率圆==
篇名 《史记》“戏剧性笔法”探析
作者 李晓风
刊名平原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3期(2007/06)
页次60-63
篇名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作者 向燕南
刊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3期(2007/05)
页次113-118
篇名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作者 董焱
刊名社会科学论坛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4B期(2007/04)
页次174-179
篇名 《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
作者 谌东飚
刊名云梦学刊
卷期／出版年月 28卷1期(2007/01)
页次117-119
篇名 《史记》中人物肖像描写方法的现代意义
作者 马玉琛
刊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8卷3期(2006/09)
页次86-89
篇名《史记》中的处所词语作状语
作者余贞洁
刊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6卷1期(2005/02)
页次64-66
篇名 《史记》采《战国策》略论
作者 董常保
刊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3卷1期(2006/03)
页次86-89
篇名 《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作者 王彦坤;周若虹
刊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1期(2006/01)
页次16-20
篇名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作者张次第
刊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32卷6期(2005/11)
页次136-140
篇名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7期 (1980/12)
页次1-30
篇名論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6期(1979/12)
页次17-43
史记史记《史记》约成书于前104年至前91年，本来是没有书名的，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东方朔非常钦佩，就在书上加了“太史公”三字。“太史”是司马迁的官职，“公”是美称，“太史公”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这部书时，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后人则又简化成“太史公记”、“太史公书”、“太史公传”。久而久之，人们根据“太史公记”而省略成《史记》。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略于先秦，详于秦汉，所述秦商鞅变法至汉武帝晚年的历史，约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三左右。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本纪”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书”，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世家”是记载诸侯王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封建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列传”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蒯列传》。其中《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和《日者列传》四篇由汉博士褚少孙补缺。《汉书·艺文志》载冯商续补《太史公》七篇,韦昭注云冯商“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刘知几认为续补《史记》的不只是褚,冯两家,而有十五家之多。“《史记》所出,年止太初,其后刘向,向子欲,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继撰续,迄于哀平间,尤名《史记》”。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凿无疑的。《史记》以后的历代正史，除极个别例外，都是由朝廷主持、按照君主的意志修撰的，是名副其实的官史。而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史记》却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这也是有可能的。 司马迁写《史记》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封建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后汉书·杨终传》云,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被删后仅十余万言的《史记》,在汉以后即失传,以后一直流传的是经续补的《史记》。（补注：许多人认为褚少孙是《史记》的主要续补者,但是他到底补缺多少,各人说法不一。张晏认为褚少孙续补四篇。但姚振宁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说《史记》缺少十五篇,全由褚少孙续补。有的人认为《傅勒列传》文章,格调酷似司马迁,褚少孙未必能写出如此文章。《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这部体大思精的史书的贡献和特点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开创了“纪传体”体例。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怎样才能把大千世界的各种人和事都包容在一部书里呢？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二）《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它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三）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所谓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四）《史记》也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史记》在我国比较广泛地传播流行，大约是在东汉中期以后。它成为司马迁著作的专称，也开始于这个时候。在这以前，《史记》都称为《太史公书》、《太史公记》和简称“太史公”。据现知材料考证，最早称司马迁这部史著为《史记》的，是东汉桓帝时写的《东海庙碑》。到唐朝时候，由于古文运动的兴起，文人们对《史记》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当时著名散文家韩愈、柳宗元等都对《史记》特别推崇。宋元之后，欧阳修、郑樵、洪迈、王应麟各家，以及明朝的公安派、清朝的桐城派，都十分赞赏《史记》的文笔。于是《史记》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家各派注释和评价《史记》的书也源源不断出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俗称“三家注”的《史记集解》（刘宋时裴骃(裴松之子）注）、《史记索隐》（唐司马贞注 补: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沁阳）人。开元中官至朝散大夫，宏文馆学士，主管编纂、撰述和起草诏令等。唐代著名的史学家，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世号“小司马”。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史记地名》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与南朝时期的宋国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后世史学家誉称该书“价值在裴、张两家之上。” ）和《史记正义》（唐张守节注）。《集解》兼采当时裴骃所能见到的前人有关《史记》诸书的研究成果，并一一注明作者名字。一丝不苟。《索隐》进一步指出了《集解》中考证不当的错处。并对《史记》原文提出辨正，发语警辟。《正义》的作者长于舆地之学，对《史记》中地名的考证尤为精辟。读《史记》原文，同时注意看一看这三家注，对原书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1959年中华书局重新标点排印的《史记》，就是与这三家注合刻的本子。裴骃，裴松之的儿子，字龙驹。继承家学，博览宏识，亦以注史著称于世。司马迁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裴骃为《史记》作注而垂名于中国史坛。他反复研究《史记》，“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秋，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他博采经传百家及先儒学说，凡对作注有所稗益，便广而录之；凡所注引，务必去其浮言游辞，取其精旨要义；如各家说注不同，则兼收并蓄，不肯偏弃；如有未详之处，宁缺不议，不凭臆想，妄加解说。终于写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不朽之作，成为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与唐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合称“史记三家注”。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唐初，《隋书·经籍志》在介绍《史记》、《汉书》的流传时说：“《史记》传者甚微”，司马贞说“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 我们注意到汉晋时期对《史记》也有一些积极的评价，如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汉书·司马迁传》）西晋华峤也说：“迁文直而事核。”（《后汉书·班彪传论》。据李贤注，此句为“华峤之辞”。）在晋代，也有人从简约的角度夸奖《史记》。张辅说：“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晋书·张辅传》）这些评价虽然不错，但在今天看来，却还远不足以反映出《史记》的特殊地位，因为得到类似评价的史书并不止《史记》一家。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南朝刘勰说“陈寿三志，文质辨恰。”（《文心雕龙?史传》）华峤所撰《后汉书》在西晋也颇受好评，时人以为“峤文质事核，有迁固之规，实录之风”。（《晋书?华峤传》）至于说到简约，那也不是《史记》独有的，如“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文心雕龙·史传》）干宝《晋纪》，“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书·干宝传》）总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没有把《史记》看得很特殊。这与我们对待《史记》的态度大不相同。 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张文虎著《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一书对《史记》的史文及注文进行了精审的校订。他根据钱泰吉的校本和他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旧刻古本和时本，择善而从，兼采诸家，金陵局本就是经过他的校考之后刊行的。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考证》资料比较详实。各种版本《史记》包括标点本多只附录三家注，《考证》则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引录三家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其中国人著作一百零几种，日人著作二十几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介绍出来，大大节省搜检群书之劳，为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显然比三家注优越。《考证》资料丰富还表现在《正义》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单独成书，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妄加删削，大失原貌，尤以张守节《正义》最为严重，后世通行本《史记》三家注皆袭此。可是张书既不像《索隐》有单刻本流传，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记》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极难搜集。泷川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这些资料有人认为并非全部是张书原文，但它们对探求《正义》原貌或理解《史记》，俱有裨益。《考证》内容繁富。裴骃等三家注解一般局限于就事论事，泷川却综合历代研究成果，联比考索，对史实、文字、词语进行考辨、校订、解释，从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变窜易、文字歧异正误、疑难文句意义，以及记载矛盾、失误，等等。对前人未加解说或解之未详的亦往往加以考说。再《史记》一书，多采旧典。泷川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见于某书；与他书文字有异，也予注明。由于《左传》、《国语》、先秦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处，几乎逐节逐事交待明白，便于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证》特别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于了解事件的演变和人物的活动。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断句，这在标点本未问世之前，不能不说是一项成果。全书末附有泷川所撰《史记总论》，论述了司马迁事历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事，不失为研究司马迁其人其书的有用材料。应当指出，《考证》一书是有缺点的，有的还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资料方面仍有遗漏，黄震、鲍彪、吴师道、张鹏一、雷学淇等人说法就未罗致。尤其令人遗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论著汲取不多，甚至连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也只字未载。其次在材料抉择去取之间，也有偏守一说、疏漏失当之处；而摘引某些评论，既违背考证体例，见解又颇为迂腐。在某些问题上，则徘徊两可，甚少发明。再次，泷川资言在训诂方面，有时失于强自为解，断句亦有失误。但从总体讲，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虽于六十年代影印问世，却已部份残缺，其他《史记》校证，固不乏精审之作，然未成书，因此《考证》纵然有不少缺点，仍瑕不掩瑜。在当前《史记》新集释性注本未出现之前，《考证》堪称是资料最丰富的《史记》注本，是研治《太史公书》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记而径改径补。后来水泽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阙。它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其中宋本八种、元本二种、日本古本四种、炖煌写本残卷三种、日本古抄本残卷十几种，现存版本网罗殆尽。《考证》辑录《正义》佚文，省略出处，《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余条，其中保存了少数失传的古书文字。同时对《考证》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错误，也加以订正。汇集历代学者的注释，加上他自己的考证，内容相当丰富，造诣非浅。中华书局新标本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史记》重新作了校点。《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至于直接取材于《史记》的历史小说，那就更不用说了。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陔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达101部,单篇论文1435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详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合编的《史记研究的资料和论文索引》，也可参阅载于《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四集的陈乃乾《二十四史注补表谱考证书籍简目》。他们所举较为重要的有：清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考史拾遗》。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和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有关前四史部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清郭嵩焘《史记札记》，清沈家本《史记琐言》，近人陈直《史记新证》。上述诸书中，清人之作以钱大昕、梁玉绳、郭嵩焘之作最为特出。近人陈直之作，则多取甲骨文、金文及秦汉权量、石刻、竹简、铜器、陶器之铭文印证《史记》，独辟蹊径，创获尤多。因所著《汉书新证》成书在前，《史记新证》稿中关于汉武帝以前西汉史之考证与之重复者，均已删去。《史记》是我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我国民族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我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汇集《史记》各家注释考订之作，有近人张森楷《史记新校注稿》，成书于二十年代，惜未定稿。1967 年由杨家骆编纂整理，交由台湾中国学典馆筹备处印行，但文有残缺。南京图书馆收藏有张森楷《史记新斠注》稿本。从文学研究来看,因时代文化环境与研究者知识场域的局限,近代以前的学者多侧重于感性的直观式评点的单篇读感,缺少具有综合性、逻辑性的宏观义理阐释和文、史兼顾的文学本体论分析。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
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 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司马迁 （前145或前135～？）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曾多次接受宫刑 真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司马迁是中国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逆境中奋发，终于完成了《史记》，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司马迁38岁那年，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官职，开始大量阅读各种史书，整理历史资料，经多年苦心准备，正式开始《史记》的编写工作。不幸，灾祸突然降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同情降将李陵，被汉武帝处以残酷的宫刑。这使司马迁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极大的痛苦，在人格上遭到极大侮辱。对此奇耻大辱，司马迁痛不欲生，几次想要自 杀。但古人逆境奋发的事迹激励着他。他想到：周文王被关禁，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时被困在陈蔡，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放逐后，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还写《国语》；孙膑的膝盖骨被剜掉，写了一部《兵法》。在前人发愤成功的精神鼓舞下，司马迁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将个人屈辱置之度外，继续投入《史记》的编写工作。经过前后几十年的努力，司马迁终于完成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开创了我国传记史和传记文学的先例。 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重要的是把逆境变为前进的动力。逆境往往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助人成熟，催人进取。能够正视逆境，与逆境抗争的人，一定能锻炼出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勇气，这正是成才必不可少的个性品质。
应该是史官司马迁遭受宫刑：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随着公孙敖迎李陵未功，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之后，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司马懿隐忍十几年，熬死了曹操三代人，终于打倒了曹爽，掌握了曹魏大权，并且司马炎最终称帝。
司马懿的聪明历史故事
司马懿的聪明历史故事，司马懿即晋宣帝，字仲达，，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关于司马懿的故事你知道多少，他到底有多聪明，下面我整理了司马懿的聪明历史故事，欢迎大家借鉴和参考。
司马懿的聪明
在蜀魏战场上，智谋能与诸葛亮相抗衡的只有司马懿。战场上的司马懿表现出杰出的指挥才能，一旦进入政 治权力斗争场合，其智慧指数似乎立即退化，在上司曹芳面前表现出一副傻乎乎、病怏怏的迟钝相。
《三国演义》第一百零六回"司马懿诈病赚曹爽"，就写出了司马懿是如何靠装病麻痹曹爽的。三国魏正始八年(247年)，大将军曹爽与亲信何晏等准备出城游猎，事先让即将赴荆州担任刺史的李胜以拜别之名去探知司马懿的虚实。司马懿探得消息后，立即写好了"装痴卖傻"的剧本。
当李胜见到司马懿时，李胜看到的是"去冠散发，上床拥被而坐"的司马懿，他躺在床上，一副病得快死的样子，甚至连拿碗、喝粥的力气都没有。李胜对司马懿说："天子要我到荆州任刺史，特来向太傅辞行。"这时，司马懿玩起了"谐音游戏"，他喘着粗气说："并州近朔方，好为之备。"人家李胜明明说的是荆州，他偏偏说并州，看来司马老人的听力严重下降了。李胜帮司马懿纠正："太傅听错了，我是去荆州，不是并州。"司马懿将"聋"就"聋"："你刚从并州回来?"李胜在"聋子"司马懿耳边大声说："我是去荆州。"司马懿总算有点搞清楚了，说："我实在年纪老，耳朵聋，听不清您的话。您做荆州刺史，这太好啦。"如此说了一番"绕口令"后，司马懿以感人肺腑之语作结，大意是：我病得快要死了，两个儿子不成器，以后还望大将军多多提拔。
司马懿连哄带加忽悠，把李胜玩得团团转。不过，司马懿装痴装傻的终极目标则是通过李胜对自己的印象，干扰曹爽的政 治判断。
李胜走后，"病得要死"的司马懿马上翻身下床，紧急召见两个儿子，说："李胜此去，曹爽肯定不会防备我，只等他们出城狩猎时，我们就可以一举拿下。"嘉平元年(249年)正月，皇帝曹芳与大将军曹爽等宗室到高平陵为魏明帝扫墓，司马懿乘机发动政变，诛杀曹爽，逼死曹芳，把所有的军政大权揽于手中--最终逼魏主"禅让"，取而代之，"三国尽归司马氏"。
1、司马懿受遗二主，佐命三朝
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之战后，曹操败北，势力减弱。孙权势力达到交州地区，刘备也乘机占有包括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皆在今湖南境内）的荆州江南部分。孙权和刘备的势力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三分天下的鼎足之势已逐渐形成。
2、司马懿征讨孟达,智取上庸
由西蜀投降曹魏的孟达，于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年），在上庸（今湖北竹山县）发动叛乱，弃魏投蜀。孟达自认为宛城距离上庸一千二百里，地势险要，司马懿一时无法赶到上庸。可是当孟达刚起事八天，司马懿就亲率大军赶到上庸，兵临城下。
司马懿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呢？原因是孟达平素与魏兴太守申仪不和，申仪风闻孟达与西蜀又有来往，立即报告了魏明帝。魏明帝命令司马懿监视孟达的行动。司马懿为了充分做好消灭孟达的准备工作，并尽量推迟孟达的起事时间，除了从军事上做好征讨的准备工作，他还设法麻痹迷惑孟达，使他犹豫不决，延缓起事的时间。
3、祁山之胜，地位日隆
诸葛亮日夜规划实现他的夙愿，东联孙吴，北伐曹魏，统一中原，但由于东吴偷袭荆州和章武二年（222年）的彝陵之战，使双方的关系十分紧张。虽然在刘备死前双方互派使者，但东吴依旧是隶属曹魏，对西蜀抱有敌对的态度。
蜀与吴的这种关系，对蜀国北伐曹魏不利，诸葛亮为了打破僵局，主动派遣邓芝出使东吴。邓芝对孙权详细分析了恢复同盟关系的好处，孙权权衡了利弊，同意与西蜀恢复联盟，断绝与曹魏的臣属关系，这样吴、蜀又结成同盟，共同对抗曹魏政权。
4、辽东大战，巧夺襄平
景初三年（239年），魏明帝病死，其子曹芳即位。魏明帝在临死前委托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曹真子）辅佐朝政。曹爽与司马懿的关系，开始时还融洽，但时间一长就产生了矛盾。曹爽极力培植私党，排挤司马懿。
司马懿外表上不露声色，暗中积聚力量。曹爽有五个心腹，即何晏、丁谧、邓飏、李胜和毕轨，这五人在当时号为名士。魏明帝认为他们浮夸无能，一律不用。曹爽提拔何晏、邓飏、丁谧为尚书，李胜任河南尹，毕轨当了司隶校尉。除这五人之外，大司农桓范也是曹爽的亲信，人称“智囊”。曹爽的私党为他出谋划策，削弱司马懿的实权，任用私人，控制京城内外、朝野上下。
5、两虎相争，夺取政权
正始十年正月（249年），魏帝曹芳拜谒魏明帝高平陵。曹爽兄弟四人及心腹何晏、邓飏、丁谧、毕范全部随从。司马懿看到时机成熟，立刻带领两个儿子司马师与司马昭和三千武士，假传皇太后的旨意，关闭城门，占据武器库，派兵占领城南洛水上的浮桥，封锁曹爽等人回京的要道。同时派人占据中央各要害部门，命高柔行大将军事，占领曹爽的军营，命王观行中领军事，控制军权。
【人物介绍】
司马懿(179-251)即晋宣帝，字仲达，汉族，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三国时期魏国杰出的政 治家、军事家，西晋王朝的奠基人。曾任职过曹魏的大都督，太尉，太傅。是辅佐了魏国三代的托孤辅政之重臣，后期成为全权掌控魏国朝政的权臣。平生最显著的功绩是多次亲率大军成功对抗诸葛亮的北伐。死后谥号舞阳宣文侯，次子司马昭被封晋王后，追封懿为宣王，司马炎称帝后，追尊懿为宣皇帝。
【人物故事】
善谋奇策，多次征伐有功，其中最显著的功绩是两次率大军成功抵御诸葛亮北伐和远征平定辽东。对屯田、水利等农耕经济发展有重要贡献。
公元234年，诸葛亮第六次出兵祁山，蜀魏在渭水边的北原对峙，司马懿先是识破诸葛亮的计谋，使得进攻北原的蜀兵都损失惨重。
后来，郑文诈降蜀，被诸葛亮看出破绽，被迫修书给司马懿，叫他前来劫营。来劫营的魏兵遭伏击，全军十伤八 九，主将秦朗也死于乱箭之下。上方谷司马懿再次中计，险些丧命，结果渭南的营寨尽落入蜀兵手中。
司马懿败退回渭北，自己烧了渭水浮桥，在北寨传令说：“渭南营寨，现在已经落入敌人手中，诸位将士如果再说迎战，一律斩首。”
诸葛亮屯兵五丈原，每日派人来魏营挑战，魏兵只是坚守不出。
为了引诱司马懿出战，诸葛亮采用激将法，派人给他送去一封信和一盒子衣物，司马懿当众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是红红绿绿的女人衣物以及金银首饰。
信中写道：“仲达你既然是统领中原数十万大军的主将，不披上坚硬的铠甲拿起锐利的武器，在战场上与蜀兵一决雌雄，却畏畏缩缩躲在老鼠洞里逃避刀箭，这跟女人有什么两样呢?
现在我派人送了些女人衣物来，如果你还不出战的`话，这些衣服你最好还是穿上，做个彻头彻尾的女人。如果你还算个男子汉的话，不甘心受辱，那就按期决战吧!”
司马懿看了信，不动声色，欣然接受了这份馈赠，并若无其事地和来使交谈，询问诸葛亮饮食、睡眠等琐事，并不涉及军事。
使者回答说：“我们丞相日理万机，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每天吃的很少。”
司马懿对众将说：“诸葛亮事务繁忙，整天劳碌奔波，进食却那么少，他还能活得长久吗?”
司马懿更坚定了坚守不出、疲惫蜀兵的决心，魏军将领心里十分不满，不甘受辱，纷纷要求出城，与诸葛亮一决胜负。
司马懿推说魏明帝有令，让坚守勿动，不敢违背君命。众将再请战，司马懿说：“你们既然要战，让我先奏明皇帝，明帝说战，那时我们竭尽全力，与诸葛亮大战一场，怎么样?”
于是千里迢迢向朝廷请战。
明帝也知道司马懿的意思，就不准众将出战，司马懿又得到朝廷的支持，众将也无可奈何。
于是，不管诸葛亮用什么办法，魏兵只是按兵不动，疲劳蜀军。诸葛亮求战不得，只好在渭滨分兵屯田，作长期较量的打算。
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诸葛亮因积劳成疾，心力交瘁，病故军中。姜维等人按照其生前嘱托，秘不发丧，组织蜀军撤退。司马懿领兵追赶，但唯恐中了诸葛亮的计谋，不敢穷追，便率部返回关中。
终于，司马懿不费一兵一卒，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
平定辽东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时，公孙度据有辽东。这个割据势力对曹魏一直时叛时降，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
公孙渊继为辽东太守后，对魏更加不逊。
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58年)，明帝曾叡把太尉司马懿从长安召回京师洛阳，命他率军前往辽东征讨公孙渊。
魏明帝问道：“四千里远征作战，虽说要用奇谋取胜，但也要有足够的兵力，不应当过于计较军费开支的多少。据你推测，公孙渊将采取什么样的计谋对策?”
司马懿回答说：“放弃城邑而预先逃走，这是上策;凭据辽水以抗拒我军，这是中策;坐守襄平而单纯防御，这是他成为俘虏的最下策。”
明帝问：“这三种计策，公孙渊将会采用哪一种呢?”
司马懿答道：“只有贤明智慧之人才能正确估量敌我力量的对比，并能预先对所用计策作出正确取舍，而这并不是公孙渊所能做到的。现在我孤军远征，他将认为我军不能坚持多久，因此，他必定先据辽水对抗我军，然后再坐守襄平进行防御。这是中下两种计策。”
明帝又问：“此次出征往返将用多少天?”
司马懿回答说：“去时行军一百天，回来路上一百天，进攻作战一百天，用六十天进行休整。这样，一年时间足够了。”
于是，司马懿率军向辽东进发。公孙渊派遣部将率领数万步骑兵时驻辽隧，构筑围墙堑壕二十余里，以此抵御司马懿进攻。
魏军诸将都想立即发起进攻，但司马懿却说：“敌人构筑防御阵地，这是企图长期拖住和疲惫我军，进攻它正好落入其圈套。
正是王莽时期王邑不肯绕过昆阳坚城而强攻硬打，几乎导致全军覆没的严重教训。敌人的主力集中在这里，其老巢必定空虚，我军含此不攻而直捣襄平，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打败公孙渊是必定无疑的。”
于是，便命令魏军多插旗帜，伪装成要出击敌人阵地南端的样子，将敌人的全部精锐吸引到这里。
司马懿却率领大军偷偷越过辽隧向北，放弃眼前之敌不打而直驱襄平，一路打败敌将的拦截，顺利地完成了对襄平的包围。这时，众将又请求迅速攻城，但司马懿又未同意。
随军司马陈珪提出疑问说：“往年您率军攻打上庸，只用了五天就破城杀了孟达。如今长途跋涉而来，却变得安稳缓慢起来，对此，我实在有些迷惑不解。”
司马懿耐心解释说：“上庸之战，孟达当时兵少而粮食够吃一年，我军将士数量相当孟达军的四倍，但粮食则不够一个月食用，以仅有一个月存粮的部队去与有一年存粮的敌人相较量，怎么可以不采取速战速决?
用四倍于敌的兵力去打击敌人，即使损失一半兵力而战胜了敌人，也还是应当干的。因为，这不是从计较人员伤亡，而是从计较粮食多少这一情况出发所采取的作战行动。
如今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加之大雨如此不停，攻城器械未备，似此而急忙攻城又有什么作为呢?
我军从京师洛阳出发以来，我所担心的不是敌人向我军进攻，而是担心敌人不战而逃。现在敌人的粮食将要用尽，而我军对敌尚未完成合围攻城之势;如果采取掠夺其牛马、抄取其柴草，那么这就无异于驱使敌人逃跑。
战争是一种诡诈多变的行动，善于因变制故才能取胜。敌人凭恃其兵多，因此虽已处于饥饿困难的境地，但却仍然不肯束手待毙。对于此种敌人，我们应当伪装成无能为力的样子稳住它。如果我们贪求小利而惊跑他们，这不是好的计谋所为。”
不久，雨过天晴，司马懿令部队制作攻城器械，并迅速发起进攻，箭飞如雨，攻势迅猛。城中故人顿时陷于粮尽的困难境地，饥饿严重以至发生人吃人现象。
公孙渊窘急无奈，便派部将王建、柳甫出城乞降，请求解除对襄平城的围困，并表示公孙渊君臣一定自缚前来请罪归附。
但司马懿断然拒绝，并将王、柳二将杀掉。公孙渊见派将乞降未成，便突围而逃;司马懿挥军紧追不舍，赶到梁水岸边将其杀掉。
至此，辽东地区完全平定。
去看前言吧。
1、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内容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问题-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d.结论。6、参考文献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获取最佳论文选题的途径：1、选择你有浓厚兴趣，而且在某方面较有专长的课题。2、在不了解和了解不详的领域中寻找课题。3、要善于独辟蹊径，选择富有新意的课题。4、选择能够找得到足够参考资料的课题。5、征询导师和专家的意见。6、善于利用图书馆；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化为读者选题提供了便利条件。
介绍韩信的生平,可以着重写对韩信影响重大的事件,譬如胯下之辱,以此为依据来论述对他军旅/政治生涯的影响.从任人看不起的"懦夫"到攻无不克的"将军"到赫赫"楚王"又到"淮阴侯"以致最后死于一个女子(吕后)的手下.或者可以写他和项羽,刘邦之间的关系(若可以的话,还可以写些吕后).刘邦应该是很想除掉韩信的,但却是由吕后下手.还可以比较一下韩信和张良萧何这一类的最终得以善终的文臣或者同为武将的樊哙曹参.张良虽然是刘邦的"心腹",却在天下大定之后毫不犹豫的转身离去,没有一丝留恋,而韩信则气焰嚣张,终于成了六版的心腹大患,欲除之而后快.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写,关键是看重点是在哪里------赞颂韩信的战才,或者论述他为人臣者缺乏的"情商"等等.
如果只是一般的毕业论文，特别是非正规全日制毕业论文，只要内容严谨就行，不必太在乎创新性，多参考前人成果，但不要全盘照抄。在“中国知网”查一下相关论文，外网虽然只能看提要，但这些提要会起到很重要的提示作用，此外，里面列的“参考文献”也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可以找一些来看看，对启发思路作用很大。如果想写好一点，可以看一看张新科的《史记学概论》，里面涉及了当前史记研究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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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活着，却比死难多了”讲授古代文学的老师在介绍司马迁时如是说，我在下面听着，也频频点头称是。 一代史学家司马迁，活得沉重，活得惊人魂魄，同样活得让人不敢直视。我这样的评价并非过于浮夸，甚至觉得这样的言语还不能完全表达我对太史公的尊敬与崇拜。“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贯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剔毛发……最下腐刑极矣！”每念到这一段，每想到司马迁的耻辱，一种为他的悲壮总无法用言语表达，甚至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去发泄。要说“刑不上大夫”真的在西汉有无法动摇的地位，那为何司马迁要忍受这等耻辱？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也。”第一次觉得司马迁的圣人情节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真不敢想象若没有这些精神鼓励着司马迁，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宏篇巨作是否会问世。 司马迁的选择，可歌可泣，日月可鉴，正是他的坚强的选择，才有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若我能与太史公同时代，愿付出我所有。
司马迁是中国汉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逆境中奋发，终于完成了《史记》，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司马迁38岁那年，继承了父亲的太史令官职，开始大量阅读各种史书，整理历史资料，经多年苦心准备，正式开始《史记》的编写工作。不幸，灾祸突然降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同情降将李陵，被汉武帝处以残酷的宫刑。这使司马迁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极大的痛苦，在人格上遭到极大侮辱。对此奇耻大辱，司马迁痛不欲生，几次想要自 杀。但古人逆境奋发的事迹激励着他。他想到：周文王被关禁，写了一部《周易》；孔子周游列国时被困在陈蔡，编了一部《春秋》；屈原遭放逐后，写了《离骚》；左丘明眼睛瞎了，还写《国语》；孙膑的膝盖骨被剜掉，写了一部《兵法》。在前人发愤成功的精神鼓舞下，司马迁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痛苦，将个人屈辱置之度外，继续投入《史记》的编写工作。经过前后几十年的努力，司马迁终于完成了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开创了我国传记史和传记文学的先例。 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重要的是把逆境变为前进的动力。逆境往往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助人成熟，催人进取。能够正视逆境，与逆境抗争的人，一定能锻炼出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勇气，这正是成才必不可少的个性品质。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 （前145或前135~？）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近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民国，鲁迅）。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
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 ***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 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
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更详细的请见参考资料：。
十五.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梷前87？），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太初元年（前I04），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一）人物事略 少年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
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
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同、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补博士子弟。
游历天下20岁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眨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
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临危父命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白己的身上。
修著历法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制定出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仗义执言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
武帝大怒，文武百官也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辩言："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
"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护短开脱，把他投人监狱，并处以腐刑。 忍辱负重不幸的遭遇，尤其是腐刑，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 *** ，曾一度想自杀。
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一一《史记》 史书体系《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例。
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开综合纂史之法《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二）名家点评 （宋）苏辙：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明）茅坤：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 白寿彝：如果说司马迁也有毛病的话，那就是他很粗放。
但他的粗放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生命力，体现了汉武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蓬勃发展的活力。 鲁迅：（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惟不拘于史法，不圃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 郭沫若：龙门有灵秀，钟琉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比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李泽厚：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美学思想，突破了儒家"一怨而不怒"的传统，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来自人民（主要是西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较下层的白由民）的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慨。
（三）素材运用 话题1：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 材料加工：独自踯蹰在冰冷的寒夜，你是否在为遭遇挫折而痛苦不堪：徘徊于夜色仍明的街头，你是否在为生活的不顺而将痛苦放大？…¨其实人生中挫折与痛苦时常有之，但调整好心态，以正确的方法面对挫折与痛苦，才能快意人生。身受腐刑的司马迁，生遭尽世人的白眼，死无颜面对己逝的宗族，他的挫折足可以放大内心痛苦郁郁而终，但平静的心境与坚强的意志使其由一介匍匐于地的殿臣站立成一个为民写史的华夏史官，《史记》永表后世。
（2004年黑龙江高考优秀作文《一蓑烟雨任平生》节选） 话题2：转折 材料加工：有转折的风景是美丽的。便如黄河般百丈九回的浩荡、密林的蜿蜿蜒蜒的神秘、山峰曲曲折折的奇伟，都是转折造就的。
更有那"山重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带来的惊喜与顿悟，也都。
走进司马迁走进司马迁翻看历史的长卷，遨游在历史的长河中，接受伟人的精神熏陶，我们是清晨阳光下的花朵伟人拥有完美的一生，无论你是身处逆境或顺境，只要有拼搏的精神，快乐的心态，你就一定会战胜逆境，成功之门也会为你打开.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由于父亲的严格要求，司马迁10岁就开始阅读古代的史书，后来，他又拜大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等为师，他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在家庭影响下，司马迁立志要做一名历史学家.从20岁起，司马迁开始到各地游历考察历史，风土人情.经过向孔子后人请教，得到了不少孔子的历史，参观了楚汉之战的古战场遗址…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充足的史料.后来，司马迁的父亲去世，司马迁继父亲做了太史令.深刻的让他了解到最高统治的许多内幕.他如饥似渴的阅读宫廷收藏的大量书籍，收集重要的的资料.这样埋头苦干了5年，他方才动手编写《史记》.正当司马迁全身投入到编写《史记》时.突然祸从天降.他触犯了汉武帝，被关进监狱，判令重刑.司马迁没有钱只好受刑，身体被摧残，精神受打击.但是，为了完成这部伟大的史书，他忍受了一切痛苦，出狱以后，他继续编写.经过了10年的努力，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司马迁经历了千辛万苦，饱受痛苦完成这部著作，它在逆境中顽强不屈，战胜挫折，取得成功，坚持到最后.也许成功永远都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学习中有可困难时难免的，不咬被困难打倒，学习中不懂就问，只有吸取了失败的教训，才会有成功的起点，以失败为动力，促使你进步.。
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
史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并且继续影响着现在的人们。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生活就像把犁，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新的源泉，我要坚韧，就像珍珠贝一样，重塑自己的伤口，在伤处磨练出一颗灿烂的珍珠，闪闪发光，照耀自己的人生！”而司马迁就是坚忍精神的写照。司马迁因得罪了汉武帝，被关进监狱。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着可怕酷吏，他始终不认罪；面对威逼，他丝毫不畏惧；面对厄运，永远不屈服。是什么使司马迁忍辱负重，勇敢地与命运抗争？对，是坚韧不拔的意志。他正是靠着这样的信念，才留下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样的的豪言壮语，成就了《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铸就了流芳百世的辉煌。
司马迁用他的亲身经历启示着人们：一个人有了顽强的意志，就可以战胜一切看似艰巨的困难，坚忍比什么都重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梷前87？）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 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太初元年（ 前I04），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 替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 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 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一）人物事略 少年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 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 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 之久。
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文》并接 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 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
后随父去长 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同、董仲舒 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 补博士子弟。
游历天下20岁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 到过姑苏，眺望范蠡眨舟的五湖：到达淮 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 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 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 ，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 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 家乡。
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 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知识。
临危父命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 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 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 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 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 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 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 业寄托在白己的身上。
修著历法太初元年（前104），司马 迁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 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 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 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制定出新 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仗义执言天汉二年（前99），李陵 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 降匈奴。
武帝大怒，文武百官也大骂李陵 投降可耻。司马迁辩言："李陵转战千里 ，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他虽 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 ，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
"盛怒中的汉武 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 李陵护短开脱，把他投人监狱，并处以腐 刑。 忍辱负重不幸的遭遇，尤其是腐刑， 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 *** ，曾一度想自 杀。
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 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 负重地活了下来。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 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巨著一一《史记》 史书体系《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 例。
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 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 人物的传记。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 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司马 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 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开综合纂史之法《史记》开创了政治 、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 史方法。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 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二）名家点评 （宋）苏辙：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 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 颇有奇气。
（明）茅坤：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 ，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 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 白寿彝：如果说司马迁也有毛病的话 ，那就是他很粗放。
但他的粗放正体现了 那个时代的生命力，体现了汉武帝那个时 代封建社会蓬勃发展的活力。
他因“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其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
在狱中司马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继续编写《史记》。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
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史记》讲了许多能人的故事。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
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 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
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
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
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 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
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
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 ***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
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
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太史公偶遇屈原 话说当时屈原毅然抱起大石投身汩罗江之后，在挣扎中碰巧开启了时光隧道，穿越到了几百年后的西汉，正巧掉到了被宫刑几个月后，在家修养的司马迁的房间里，此时，司马迁正在磨墨写字，听到声响，停下来，冷冷打量着这个狼狈的不速之客，只见他头发披散，身衫全湿，皱纹满脸，形容憔悴，十分狼狈。此时，屈原也抬头看着他，一会儿，又从地上爬起，掸掸身上的泥土，皓皓地站在那里，问：“这是什么地方？”
司马迁收回目光，继续写字，不理会屈原。“你是什么人，这么无视老夫， 太不敬了吧？”屈原走近几步，有些生气，怎么说自己也比那个小子大几岁，那人竞这般无礼。司马迁终于放下笔，走了过来，看了看屈原，走到茶座上，说：“请坐。”屈原顿了顿，也看了一眼司马迁，只见他目光冷淡，眉宇间却有刚强之气，但脸色也较憔悴，没有血色。
“先生何人？”司马迁倒了一杯茶给屈原，语气依旧冷漠。“老夫屈原。”屈原没有喝茶，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屈原？莫非楚国爱国忠臣，屈原大夫？”司马迁吃了一惊，屈原点头，司马迁皱眉，又舒展开来，说道：“世人都歌颂您的诗篇，为您的气节而敬畏，但小辈不敢恭维，请恕我无礼，我认为您的做法不足大丈夫所为。”屈原疑惑问：“何为大丈夫？”司马迁站起来挺身而立：“大丈夫不因挫折而弃身，不为命运而折服，忍辱偷生，心怀天下。”
屈原摸了摸胡须，也站起来。“非也，非也。举世皆浊，从人皆醉，难道也要让我与世同污，让洁白的身体蒙受这世上的尘埃？”“咳咳。。。。。”司马迁咳嗽几声，有些疲倦地坐了下来，深陷进去的布满血丝的眼睛却异常地坚定。“大丈夫能屈能伸，像先生这样不过是丧失了国家、君主，何以到死的地步。天无绝人之路，像我这样接受宫刑之后依旧活下来，续写人生的篇章，不是更有意义吗？”屈原听了有些吃惊，再次打量了他一下，他的健康状况果然不太好，面色暗沉，眼中布满血丝，于是叹息：“你很有毅力啊！可是，这浮尘依旧容不下你我，在这人间受尽折磨，还不如以死解脱，想必皇帝也是不重用你，才会让你受这样的酷刑。”司马迁手握紧：“没有人能左右我，皇帝也不能。他想让我因辱而自缢，我不会这样做，我会好好地活下去，完成《史记》，给后人一个交待。”屈原良久说了一句话：“算了，你是不明白我的，苍天啊，我宁愿化作一缕白烟，消失在云际。”司马迁大笑几声，说道：“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放弃，那么他还是一个伟大的人吗？”
窗外几只小鸟受惊扑腾而去，飞向广阔的天际。
徐 可 江苏如皋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编辑，启功研究会理事，《文艺报》副总编辑。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业余以散文写作为主，兼及小说、诗歌、报告文学、评论等，发表作品上百万字，不少作品入选各种选本或作为高考范文。结集出版的有《三更有梦书当枕》《三读启功》《为了我们的明天》《三更有梦书当枕（之二）》等，译著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六个恐怖的故事》《热水河》等。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报人散文奖等奖项。一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的秋天，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在京都长安城内。秋风萧飒，草木枯槁，寒意袭人。这一年，对太史令司马迁来说，是黑色的，他的人生从此堕入无尽的寒冬和黑夜；而这场灾难，又如凤凰涅槃一般，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汉廷未央宫内，空气格外凝重。汉武帝在大发雷霆，大臣们随声附和。事情起因于李陵——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这年夏天，汉武帝派宠姬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去攻打匈奴，想让他立功封侯，同时又命李陵担任他的后勤指挥官，但是为高傲的李陵所拒绝。李陵认为他的部下都是荆楚勇士，奇才剑客，力能扼虎，箭法高超，不愿接受这种后勤的差事。他请求汉武帝派他独率兵马到兰干山一带活动，这样就可分散单于兵力，减轻李广利的压力。汉武帝说：“我现在发的兵多，再无骑兵派给你。”于是拨给他五千步卒，命令他立即出击。李陵率兵从居延出塞，向北行军，行军三十余日，进展顺利，最后深入浚稽山一带扎营，并把沿途所见山川形势绘成地图，派部将陈步乐呈送汉武。汉武闻报，大为高兴，朝中大臣们也无不举杯欢庆李陵纵横千里的英雄壮举。可是不久，李陵所部遭遇匈奴大军围攻。他身先士卒，智勇果敢，杀敌万人。可是由于叛徒告密、矢尽粮绝、后无援军，终于战败被俘。消息传来，武帝大怒，那些以前为李陵唱赞歌的大臣们也见风使舵，跟着皇帝大骂李陵。就在这一片讨伐声中，司马迁站了出来，仗义执言，勇敢地为李陵做了辩护。在十年后他写给好友任安的信中，我们看到了他是如何为李陵辩护的：“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 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在司马迁看来，李陵置生死于度外，赴国家之难，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英雄壮举了。他深入匈奴腹地，以五千步卒对抗八万骑兵，并杀敌万人。如今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但如此卓越战功，也足以向天下显示他的本心了。虽然他最后投降了，但自己相信，只要一有机会，他还会重新报效汉朝的。这一番话条分缕析，入情入理，有节有据。司马迁讲这些，没有丝毫私心，他看到皇上悲戚哀伤，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为皇上解忧。“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他想用这番话宽慰皇上的心胸，并堵塞那些攻击、诬陷李陵的言论。没想到，他的几句话如同一勺凉水倒进沸腾的油锅里，不仅没有降温，反而点燃熊熊烈火。当司马迁在皇上面前侃侃而谈的时候，这个不会察言观色的书生没有注意到，汉武帝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他没有想到，他的无心之言，恰恰触到了汉武帝的痛处。汉武帝认为，他为李陵辩护，称颂李陵的战功，实是讽刺李广利的庸懦无能，而讽刺皇帝宠幸的人，也就是讽刺皇帝本人。汉武帝大怒之下，当即把司马迁投入大牢。“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说游，遂下于理。”不久，又传来李陵为匈奴练兵的消息，于是汉武帝下令杀了李陵全家，判处司马迁死刑。这一年，司马迁三十七岁，在朝廷里担任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职务：太史令。官虽不大，吏禄只有六百石，却是他喜欢的职务。他继承父志，正在全力著述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如果司马迁此时被杀，将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巨大损失。二司马迁的先世源远流长，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他在司马迁的教育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具有讽刺意味而又令人悲哀的是，身为历史学家，司马迁本人的生卒年份却是一个谜。《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都没有记载他的出生年代。后人根据唐人的两条《史记》注文，分为两派意见。一派推定司马迁诞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另一派则推定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两种说法相差十岁。我认真比对了有关资料，倾向于取前说。司马迁的童年是在故乡左冯翊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市）度过的。他自述这段经历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山，横跨黄河两岸，对峙秦晋之间，两岸山崖高峻欲倾，湍急水流从中穿过，波涛激荡，声若雷鸣，是著名的险阻。清乾隆《韩城县志》卷一载：“两崖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雄奇的河山，圣王的遗迹，优美的神话，在童年司马迁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学习，“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所学的“古文”，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言文，而是用周代篆文书写的先秦残存的古籍。《史记》中提到的，便有《春秋古文》《国语》《系本》《论语第子籍》。他向孔子第十二世孙、武帝朝著名的古文大师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跟随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汉武元鼎元年（前116），司马迁开始壮游天下。二十岁的他已研习了当时所能见读的今、古文典籍，学问具备了坚实的根底。司马谈为他安排的这次壮游，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自序》记载了这次行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在汨罗江畔，他凭吊屈原投水自尽处，深为诗人的伟大人格与不幸遭遇所感动：“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想见其为人”这句话，在《史记》中至少出现了两次。还有一处是：“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当司马迁与屈原、孔子等古圣贤相遇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传主的音容笑貌，不禁潸然泪下，低回不能去。他把自己的感情直接带入文中，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先贤的追慕和怀想。他是带着感情来写传主的，不是冷冰冰的。这次壮游大约花了一两年时间，足迹踏遍汉王朝的腹心地带，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回京后，他当了汉武帝的侍卫，护卫皇上祭祀天地、诸神、名山大川、封禅泰山，又奉使出征西南夷，行踪遍及全中国。正如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这在古今文人中是罕有其匹的。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卒，弥留之际，要求儿子在他死后一定要接任太史的职务，一定要完成他生前未能实现的宏愿：继续孔子的事业，作第二部《春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面对赍志将终的父亲，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立下了庄严的誓言：“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儿子虽然驽钝，但我会全力编撰先人所记的历史材料，不敢稍有遗漏！司马迁深深地理解父亲的心愿。父亲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而死，他希望司马迁子承父业，克绍箕裘。面对父亲的重托，司马迁做出了庄重承诺，也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这次选择，确定了司马迁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标准。他立志要当一名历史学家，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史书。“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父亲的临终遗命、自己的庄严承诺，成为司马迁前进的动力，精神的支柱，指引着他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地把第二部《春秋》——《太史公书》写下去。站在中华历史三千年文明之巅——大汉盛世，司马迁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发出了“舍我其谁”的洪钟巨响。“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著史，成为司马迁人生中的第一次抉择。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紬（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开始了庞大而浩繁的资料整理编辑。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开始著述。正当司马迁全心全意撰著《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使他深陷于生命的绝境之中。三司马迁被投入监狱后，很快以“诬上罪”被判以死刑。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司马迁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而且是生死抉择：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求生避死，是人之本能。生命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不到万不得已，谁都愿意活下去。司马迁受到冤屈，当然也有活下去的权利。为了活下去，现在他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花钱赎罪。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司马迁当时担任的是太史令，每年的官俸是六百石谷子。从公元前108年开始担任太史令职位，到他受冤下狱正好十年。五十万钱相当于他十年全部收入的一半。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估计也所剩无几，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钱肯定不行。所以他说，“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不唯如此，往日的亲朋好友就像对待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没有谁敢去为他说上一句好话，没有谁肯出资为他赎罪。“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也不能怪亲朋好友们势利眼。在汉武帝的淫威之下，谁还敢为司马迁辩解，谁还敢施以援手？即使他们心怀同情也不敢流露半分，司马迁本人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了。二是接受宫刑。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是古代极为残忍的一种刑罚。接受宫刑之后，一个正常的人就变成废人，与太监无异。孔夫子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一个人的身体发肤尚且不能受到损伤，何况是阉割生殖器这样的极刑？所以受过宫刑的人，被视为对祖先大不孝，生前被人鄙视，死后不能入祖坟。宫刑不但给当事人的身体造成巨大伤害和痛苦，而且残酷地摧残人的精神，极大地侮辱人格，这是士大夫万万不能接受的奇耻大辱。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司马迁比一般人保有更高的个人尊严，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也就是说，最丑的行为就是侮辱先人，而一个人最大的污点，就是被处以宫刑。又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显然，这也不是他应有的选择。既然无钱赎罪，又不愿苟且偷生，那么，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条路了：接受死刑。中国古代文人特别重视个人名节，把它看得比个人的生命都重要。宁可丧失生命，不能丧失名节。在生命与仁义的关系上，先贤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司马迁不怕死，事实上他也考虑过接受这一选择。“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牺牲生命，以“全其名节”，这是司马迁最好的选择。然而，如我们所知，司马迁最终选择的是第二条路：接受宫刑。他接受了阉割，接受了奇耻大辱，从此成了一个与太监一样的废人，成为一个苟且偷生的废人，终生生活在奇耻大辱中，生活在别人的白眼和鄙夷中。难道他忘了先贤的教诲吗？难道他贪生怕死吗？不。司马迁没有忘记先贤的教诲，他也不怕死。他之所以在这生死关头选择屈辱地活下来，是他想起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还有大业没有完成。他的心里有一个伟大的任务，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他要写一部在他之前还没有过的、贯通千古的史书。这不仅是他的目标，也是他父亲的目标。他不能死，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他得为这个目标而活着。接受宫刑，司马迁经受了痛苦的灵魂挣扎。他在《报任安书》中详细叙述了当时自己的心理纠结：“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接受宫刑，司马迁遭受了残忍的肉体虐待。“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圉之中，谁可告诉者！”“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正惕息。”接受宫刑，司马迁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司马迁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折磨和摧残。当他的身体和精神备受摧残和凌辱的时候，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他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但一想到《史记》尚未完成，他便涣然清醒了，他告诫自己：他无权选择自尽！“（《史记》）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众多倜傥不群的古圣先贤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壮举更坚定了他的生命意志：“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从古圣先贤发愤著书的榜样中获得力量，终于战胜了人生的大灾难、大痛苦、大屈辱，为自己寻求到了一条未来的战斗道路：隐忍苟活，发愤著书。“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发愤著书”，是司马迁选择“隐忍苟活”的唯一目的、唯一动力。为了实现父亲的遗嘱，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以沉雄果毅的大勇主动申请接受奇耻大辱。四司马迁接受宫刑后，仍系狱服刑，直到太始元年（前96）“夏，六月，赦天下”，司马迁方有机会被赦出狱。他出狱之后不久，就以“中人”（太监）身份被汉武帝任命为中书令，以“闺阁之臣”的身份“领赞尚书，出入奏事”，类似于皇帝在后宫的秘书长。表面看来，是在皇帝近旁“尊宠任职”，实际上却是对司马迁人格的莫大污辱。但是，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这种屈辱，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地撰写《史记》。李陵之祸，让司马迁重新审视他的撰述工作。他对汉武帝、对汉王朝有了新的认识，他对《史记》的撰述也有了新的考虑。在《史记》的叙事断限上，他将叙事上限由战国上升到陶唐，与孔子整理的《尚书》断于尧取齐，叙事下限由当初的“至太初而讫”下延到汉武帝铸黄金为麟止的太始二年。“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而实际上，最后的下限是“下至于兹”。“下至于兹”当指《报任安书》写作和《史记》纪事截止的实际年代，也就是征和二年八月巫蛊之难中的卫太子刘据之死。这是《史记》最后的纪事。巫蛊之难对于司马迁来说，也是一大悲剧。他曾寄希望于刘据嗣位后能够拨乱反正，中兴汉室。而汉武帝一手导演的家族巫蛊之难逼迫太子自经，使司马迁在现实世界拨乱反正的最后一线希望彻底破灭。这是继李陵之祸后对司马迁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于是他将《史记》纪事的下限“麟止”延伸到巫蛊之难，在卫太子刘据自杀之日画上一个句号，宣告《史记》至此绝笔！《史记》的编纂主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的为汉武帝歌功颂德改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他秉笔直书，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史记》由原先的颂汉尽忠之史，升华为拨乱反正之经，如包世臣所说的“百王大法”。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法天则地”是《史记》的总主题。天道公明无私，地道厚德载物。这是百王治国的大本，也是生民为人的准则。这真正是应该“万世载之”的金言！经历李陵之祸后重新命笔，《史记》方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二部《春秋》。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这部巨著。这年十一月他在《报任安书》中向知己任安通报了这个消息。“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从太初元年开始起草，到征和二年杀青成书，司马迁用了14年时间完成《史记》的写作。如果算上写作的资料准备，则超过了20个年头。现在，他已没有遗憾，没有牵挂，可以坦然走向死亡了。这是司马迁人生中的第三次重大选择，也是他最后一次选择：死亡！他的使命已经完成，现在他可以慷慨赴死了，以死抗争，以死明志，以死洗刷汉武帝带给他的耻辱！第一次选择，是遵父嘱而做，确立人生目标。第二次选择，是被汉武帝逼迫，在生死关头他选择了隐忍苟活，发愤著书。而第三次选择，则是他主动做出的，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他主动选择了死亡。他不怕死，但是要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死得“重于泰山”。《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一次总爆发，也是他勇敢地面对死亡的挑战！“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司马迁决心用死来洗清那么多年来所受的屈辱，他要用壮烈的死来表明自己的心迹，让他和他的价值真正地被人们所认识。所以，死，对他来说是一个心甘情愿的选择。“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债)，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任安（少卿），是司马迁的好朋友，汉武帝时曾为卫青舍人，后迁任为益州刺史，征和二年因太子事变被判处死刑。在司马迁受宫刑后出狱担任中书令时，他曾写信给司马迁，多有指责，“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迁书，责以古贤臣之义”（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许是出于《史记》尚未写完的考虑，司马迁没有作答。现在，《史记》已经完成，故友面临死刑，司马迁终于无所顾忌，把一腔怒火倾泻而出。学界多数认为，正是这篇《报任安书》再一次触怒了汉武帝，致使他最终杀死了司马迁。关于司马迁的卒年，古代典籍皆无记述。《汉书·司马迁传》叙述司马迁生平，只到全文转录《报任安书》便戛然而止，以后的事迹只字不提，更不记司马迁卒于何时，对于司马迁之死只以一语带过：“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这一反常做法显然是有所隐讳。而前后汉之际的著名古文经学家卫宏在《汉旧仪注》中则明确写道：“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司马迁在递送出《报任安书》后不久，再度下狱骤死，时间当在征和二年年尾（前90），终年四十五岁。五司马迁在李陵之祸后选择隐忍苟活，蒙受了巨大的耻辱，“重为乡党戮笑”。与司马迁差不多同时期的桑弘羊就曾说过：“一日下蚕室，疮未瘳而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俸禄，食太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桓宽《盐铁论·周秦》）这段话似有所指。不仅桑弘羊，很可能任安在给司马迁的信中也触及了这个问题，对司马迁有所误解和指责，所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才用了那么大的篇幅引今说古地反复解释自己的动机。然而，时间的长河终于洗刷了汉武帝泼在司马迁身上的脏水，洗刷了他所蒙受的奇耻大辱。司马迁伟大的灵魂终于放射出璀璨光辉，《史记》也显示其巨大价值，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座巍然耸立、永不倾颓的丰碑。最早对司马迁及《史记》做出高度评价的，是汉代史学家班固。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写道：“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扬雄也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他们不约而同地赞扬了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可谓一语中的。宋元之际的史学家郑樵对《史记》极为推崇，他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清代杰出史学家章学诚在他的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史迁之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梁启超说：“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更为当代中国人所熟知的是鲁迅先生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做出巨大的牺牲，他的英名永载史册。多年来，我曾多次阅读《史记》，我是把它当成伟大的教科书来读的。书中那些英雄故事给我无尽的遐思和启迪。“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中国，这句话因为一位伟人的引用而深入人心。在生与死、义与利、荣与辱之间，司马迁做出了人生正确的选择，他用自己的抉择完美地诠释了生命的价值。捧读《史记》，我时时触摸到那个伟大的、孤独的、不屈的灵魂。余读太史公书，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