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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几篇论文对你有帮助
篇名： 《史记》《汉书》表体略说
作者： 王令樾
刊名： 辅仁国文学报
卷期／年月： 21 民 页25-51
篇名： 史记研究成果的总汇--《史记研究集成》简介
作者： 陈水福
刊名： 国文天地
卷期／年月： 22:5=257 民 页94-97
篇名： 形象塑造之范式与「史记」叙事艺术--「史记」叙事话语研究(2)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4:2 民 页19-48
篇名： 「史记」中的黄老之学析论
作者： 陈伯适
刊名： 台中师院学报
卷期／年月： 18:2 民 页125-154
篇名： 隐喻与叙事--「史记」叙事艺术探究之一
作者： 李秋兰
刊名： 东方人文学志
卷期／年月： 3:2 民 页13-40
篇名： 「史记．游侠列传序」章法结构探析
作者： 王胜忠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94:2=560 民 页80-85
篇名： 《史记》兵谋探析--以所载兵家及征引兵法为主
作者： 阳平南
刊名： 中国文化月刊
卷期／年月： 314 [民] 页26-70
篇名： 试论《史记》的「越位性谬误」--文化学意义的讨论
作者： 孙世民
刊名： 国立台中护理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年月： 4 民 页105-130
篇名： 李广：《史记》与《汉书》
作者： 金伟孝
刊名： 洄澜春秋
卷期／年月： 2 民 页51-55
篇名： 「史记」互见法之方式及功用
作者： 魏聪祺
刊名： 国教辅导
卷期／年月： 44:5=367 民 页11-18
篇名： 「史记」与「论语」
作者： 陈桐生
刊名： 孔孟月刊
卷期／年月： 40:10=478 民 页9-18
篇名： 「史记」述「周易」探微
作者： 郭琼瑜
刊名： 中国学术年刊
卷期／年月： 22 民 页33-55 469-470
篇名： 司马迁与「史记」
作者： 叶橘
刊名： 古今艺文
卷期／年月： 27:3 民 页4-11
篇名： 从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看《汉代书序》的体制--以「作者自序」为中心
作者： 车行健
刊名： 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卷期／年月： 17 民 页263-287
篇名： 「史记」「汉书」「游侠列传」较析
作者： 黄榕
刊名： 中国语文
卷期／年月： 84:2=500 民 页64-70
==等概率圆==
篇名 《史记》“戏剧性笔法”探析
作者 李晓风
刊名平原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3期(2007/06)
页次60-63
篇名 《史记》编纂体例之数的意义
作者 向燕南
刊名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3期(2007/05)
页次113-118
篇名 清代《史记》的研究成就
作者 董焱
刊名社会科学论坛
卷期／出版年月 2007卷4B期(2007/04)
页次174-179
篇名 《史记》论赞对古代杂文文体的影响
作者 谌东飚
刊名云梦学刊
卷期／出版年月 28卷1期(2007/01)
页次117-119
篇名 《史记》中人物肖像描写方法的现代意义
作者 马玉琛
刊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8卷3期(2006/09)
页次86-89
篇名《史记》中的处所词语作状语
作者余贞洁
刊名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6卷1期(2005/02)
页次64-66
篇名 《史记》采《战国策》略论
作者 董常保
刊名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23卷1期(2006/03)
页次86-89
篇名 《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作者 王彦坤;周若虹
刊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24卷1期(2006/01)
页次16-20
篇名论《三国演义》对《史记》笔法的继承
作者张次第
刊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卷期／出版年月 32卷6期(2005/11)
页次136-140
篇名论史记五体的体系关联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7期 (1980/12)
页次1-30
篇名論史记五体及“太史公曰”的述与作
作者 阮芝生
刊名台大历史学报
卷期／出版年月 6期(1979/12)
页次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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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 编）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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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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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份：1998-10-1
页数：536
内容简介：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大、最主要的一个流派。它创立于30年代初，是由一群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组成的学者集团，并拥有自己的研究所和学术刊物。它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科尔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并综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其它现代外国哲学流派的某些观点，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剖析，形成其独特的“批判的社会理论”。
60年代末，该理论成了1968年席卷北美、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的思想武器之一，作为一种激进主义理论，在西方世界曾有过较大的社会影响，其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马库塞和哈贝马斯被誉为当代杰出的思想家。随着新左派运动的沉寂，该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相继去世，以及其内部理论分歧加深、脱轨转向，原先意义上作为一个旗帜鲜明、队伍庞大的法兰克福学派已成为历史。不过，它的许多基本理论观点在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中仍被研究、被应用，而其第二代、第三代代表人物，如哈贝马斯、施密特等人在西方思想界尚有相当影响。
严肃地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不仅能借此了解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理论和认识西方社会，而且批判地汲取和改造其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对进一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此，我们编译了这部论著选辑，以满足我国学术理论界研究工作的需要。
本选辑分上下两卷，一百来万字。它选自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重要著作的部分章节以及重要论文，尽力保持该学派社会哲学的特色，并兼顾有关其它方面的理论。因该学派成员众多，论著甚丰，文字艰深晦涩，加上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专业知识和外文水平有限，在选、译、校、编诸方面会有许多疏漏和舛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79年，在太原召开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上，朱庆祚代表本室接受此书编译任务，后因工作变动，改由范明生主持并负责选材。张伟负责全书的编辑工作。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郭官义参与了哈贝马斯著作的选、译、校工作。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的一些老师也承担了本书的翻译任务。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大力协助，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学位授予单位（Degree Conferring Institutions）：指经批准可以授予学位的高等学校或科学研究机构。根据获得授予权的学位等级，分为学士学位授予单位、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在一般的情况下，就论文和专著这两种形式而言，我认为注重论文可能更为合理一些。应该把论文作为主要的学术评价标准，而学者也应该以论文作为主要的学术成果载体。因为论文的篇幅不是很大，一般是一万字或者几万字，它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而现在的学术刊物一般都是双月刊，还有月刊，论文这种形式可以把学者日常研究的成果及时地发表出来。有些学者虽然也在做研究，一开始就确定其最终成果是以专著的形式出版的。在专著的写作过程中，并没有注重对阶段性研究成果的论文发表。因此在三五年的专著写作期间，一篇论文也没有发表，只是最后出版了一本专著。这样一种做法并不值得提倡，而应该把阶段性成果发表出来，每年至少要有两三篇论文发表。通过每年发表的这些论文，可以把这种学术进展、学术方向及时地反映出来。三五年以后，研究成果成熟了，再以专著的形式发表出来，这样一种做法是较好的。
当然论文也是有长有短的，就一个初学者而言，一开始可能要写一些篇幅较短的论文，比如说三五千字的论文。对短篇的论文能够把握以后，再逐渐地写一万字左右的篇幅较长的论文。最后能够写两三万字论文，基本上硕士论文所要求的篇幅。因此，论文写作是一个由短到长逐渐发展的过程。专著的写作更需要学术积累，因为专著的篇幅比较大。对于一个硕士生来说主要是论文的写作，而对于一个博士生来说基本上要达到专著的写作程度。就我本人而言，也是从短小的论文开始写起的，例如我发表在《法学研究》1984年第2期的第一篇论文，题目是《论教唆犯的未遂》，只有四千字左右。及至发表在《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的《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一文，长达六万多字，是我迄今为止在《法学研究》发表的29篇论文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尽管论文和专著这两种学术成果的载体存在差异，但它们还是有共同之处，要求写作者对其中的内容把握好，能够顺畅地将学术思想通过论文或者专著的形式表达出来。
论文和专著是学术成果的两种基本载体，如果说还有第三种的话，那就是教科书。但现在学术界对教科书贬褒不一，教科书在我国过去采取主编制，内容几乎千篇一律，是所谓公知，即公开的知识或者公共的知识，这是不存在知识产权的知识。因此，对教科书的学术评价较低，认为教科书没有学术含量。当然，最近这些年来对教科书的评价有所改变，主要是出现一些学者个人独著的教科书，而且是学术性的教科书。教科书是对本学科知识的一种体系性的表达，它更多地反映了一个学者对整个学科知识的整体性把握。因此，对于教科书作者的学术要求是很高的。
像在德国、日本等国家，一个教授只有到了50多岁才开始写教科书。而且教科书反映一个学者的综合素质，对本学科的综合把握能力，因此是一种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我国也应该向这个方向恢复与提升教科书的学术声誉，尤其是要摈弃教科书的主编制。在我看来，主编制的教科书是没有学术灵魂的教科书。
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可以分为论证性和考证性的论文两种。至于学术专著，不在此篇讨论之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学术专著的写作也是以单个问题的研究和单篇文章的论述作为基础的。曾有专家指出，在学术研究方面，“先成文，后成书”就是这个道理。考证性的论文，主要就是利用已经发掘和发现的新材料，对某一问题进行考证，去伪存真，辨别真假。这种考证性的论文，也并不是只存在于考古学和对古代史的某些分析和研究中，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也非常必要。比如，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的一些著作、手稿，也需要我们进行考证研究和进行必要的校勘，有的属于翻译的问题，有的则属于早期和后期文章的比较研究问题。学位论文是我们在经过某一阶段的学习之后，为了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而撰写的论文。学位论文与学术论文没有本质区别，除去学术论文的本质要求以外，学位论文还要求我们把某一阶段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论文中去，也就是说在学位论文中要反映出自己在某一阶段学习的成果和实际水平。再就是学位论文有一定的字数要求，篇幅比较长。一般来说,学士学位论文1万字左右;硕士学位论文3至5万字左右，博士学位论文8至12万字左右，分析和论述得比较系统、细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实际上也是个学风不正的问题，学位论文越写越长，越来越厚。好像只有字数多才有价值，才是好的论文。其实，无论是学术论文还是学位论文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字数的多少，而在于有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创新。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1.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2.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3.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中国佛教哲学在当代社会，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还有没有价值？若果有，又有什么样的现代价值？这是研究中国佛教哲学必须回答的问题。传统只有经过价值重建才富有鲜活的生命力，我们又需要通过怎样的现代转换工作，以建构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价值，进而发挥其现代作用？这是研究中国佛教哲学现代价值应该说明的问题。佛教，作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提供的解脱之道，是一个庞大复杂的信仰体系、哲学体系，也是价值体系。佛教逐渐成为亿万人民的精神信仰，已延续2500多年，在中国也有2000多年的漫长历史，这表明佛教的持久活力与恒久价值。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佛教在未来社会如何重建价值，发挥作用，既是一个艰巨而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严肃而迫切的实践问题。佛教的命运决定于对社会的关怀，佛教的现代价值决定于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作用。自从人猿相揖别以来，人类社会取得了空前的进步。当代人类在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又拥有毁灭地球、毁灭自然的手段。人类社会的进步应归功于人类自身，人类社会的问题也出自人类自身，威胁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敌人也是人类自身。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现代化涉及物质生活、制度规约和思想观念诸多层面，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信仰危机、道德堕落、良心丧失等负面现象，表明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落，这为具有宇宙整体理念、追求生命超越的宗教人文精神的佛教哲学，提供了调整人的心灵，进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空前的历史契机。我们认为，要对中国佛教哲学进行重估、重建，阐发其现代价值，就需要深入分析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特点，以及未来社会的基本走向；需要深入厘清中国佛教哲学资源，揭示其对当前和未来的社会具有真实意义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需要把佛教哲学基本原理与社会实际结合起来，进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的解决方向、方法提供有意义的参照意见。三、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以上论述表明，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三组基本矛盾在当代人类社会，有的改变了形式，有的则是更加尖锐了。中国佛教哲学的现代意义在于，其重要原理日益得到充分阐发，并经创造性诠释后其作用开始彰显；把佛教哲学思想运用于缓解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必将有助于提升人类的精神素质，减少人类的现实痛苦，满足人类的新需要，进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一)关注人与自我的矛盾，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佛教以其人生的解脱之道，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的本质、价值、理想等，都有系统的论述，其中的无我观和解脱观更是对于世人的自我观念的转化、心理的调节、心灵的完美，具有参照、借鉴意义。佛教根据万法和合而生的缘起论，提出了无我观。无我的“我”是指常住、整一而有主宰作用的自体(本体)，这个永远不变的本体，就是我。佛教否定有实体的我、灵魂的存在，排除有我的观念。无我是佛教的基本观念。无我观的主要内容是无我执、无我见、无我爱、无我慢等。佛教所讲的我执是指执著我为实有，即对于自我的执著。我见是执著有实我的虚妄见解。我爱是对自我的爱执，也即我贪。我慢是指以自我为中心的傲慢心态。由我执必然带来我见、我爱和我慢。佛教认为我执是万恶之源，烦恼之本，主张无我，无我执。无我执要求消除在认识、欲望和心理诸方面的偏执、错误，用现代眼光来诠释，无我观包含着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人格价值高于生命价值、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思想。当前，社会上有的人成为了生理需求、物质欲望的奴隶，奉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贪污腐化、盗窃走私、吸毒卖淫，……这是人性的扭曲，人格的堕落，人类的悲哀。佛教的无我观有助于缓解对现实境遇的执著，对治物欲横流，淡化享受，淡泊名利，提高精神境界。佛教解脱观的实质是生命意义的超越，精神境界的提升。这种对超越和提升的追求，使人能以长远的终极的眼光客观而冷静地反思人生的历程、审视自身的缺陷，并不断地努力规范自己，提高境界；也有助于在个人心理上产生安顿、抚慰、调节、支撑、激励等诸多功能，从而缓解甚至消弭人的种种无奈、焦虑、烦躁、悲伤和痛苦。佛教认为解脱是个人的业报，是善业所得的乐果。一个人若能遵循因果法则，就会确立向上的价值取向，自觉地克服反道德的心理因素，使自己人心向善，除恶为善，从而有助于净化人心，完美人生，扩而大之，也有助于提升社会道德，完善社会秩序。(二)协调人与人的矛盾，维护世界和平这里讲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民族、人与国家的关系。从世界范围来看，当前人与人的关系重要问题有二：一是由于民族、宗教、领土、资源、利益冲突等因素引发的局部动乱冲突，此起彼伏，某些地区的人民正在遭受战争的苦难；与此同时，不仅上述传统安全问题没有解决，更有甚者，近年来恐怖主义等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又日趋严峻。二是南北贫富差距更加扩大，世界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生活贫困，甚至衣不蔽体，食不裹腹，饥寒交迫，难以度日。从理论层面来看，佛教的一些基本理念，对于化解这些问题，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上述两个问题中，和平与和平共处是最大的问题。众所共知，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人类自戕，残杀生灵数以千万计，如果21世纪再重演世界大战，人类有可能同归于尽。要避免战争，就要消除产生战争的根源，而根源之一即是不懂得人类共依共存，自利利他的缘起之理，不重视沟通、和解，视他人为仇敌，不尊重他人生命。佛教的平等理念强调人人本性的平等、人格的平等、尊严的平等。平等意味着尊重，意味着和平。佛教的人我互相尊重的思想，有助于人类和平共处，追求共同理想，建设人间净土。和平来自对人我平等的深切体认，和平从平等中确立，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和平是真正的、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佛教的慈悲思想体现了对他人的同情、关爱，也是远离战争，呵护和平的。佛教的慈悲济世和“五戒”(1)、“十善”(2)均以“不杀生”为首。杀生被认为是最大的罪过，要堕入地狱。佛教强烈地反对杀生，突出地表现了佛教尊重生命、尊重他人的崇高品格。自从太虚法师大力倡导人间佛教以来，中国佛教一直关注世界和平，渴望世界和平，呼吁世界和平，维护世界和平已成为当代佛教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佛教在推动和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南北贫富悬殊问题，一部分人的生活贫困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弱势群体和下层劳苦大众的生存，还将因此而构成动乱的根源，并直接威胁到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佛教的平等慈悲观念对化解这些问题提供了指针。佛教一贯重视慈悲济世，帮助人解除痛苦，给人以快乐。佛教的布施是重要的修持法门，即以慈悲心而施福利于人，施与他人以财物、体力和智慧，为他人造福成智。当前两岸佛教都着力发扬菩萨“不为自身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大慈大悲精神，充分发挥佛教的慈善救济的功能，扶贫济困，施医送药，赞助“希望工程”，教化失足者和罪犯等等，使受救济者既得到物质的援助，也得到精神的提升。此外，一些人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贪瞋愚痴、欺瞒等思想行为，也严重影响了现代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诚信。在这方面，佛教的道德规范，如“十善”的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贪欲、不瞋恚、不邪见，都具有直接的对治意义。应当说，佛教“五戒”中的前四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和不邪淫，似可以作为当代人类正在探讨建立的普世伦理的重要参照。可以预见，若能高扬佛教的去恶从善、平等慈悲、自利利他的伦理准则，以及相关的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道德规范，使之普及于民众之中，渗透到各类人际关系之中，必将有助于缓解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对立乃至敌对的关系，有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谐与诚信的关系。(三)调适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促进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如果说，维护世界和平需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共同发展、可持续发展则不仅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要调适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人类赖以生存与延续的自然生态环境得到全面的良好的保护。大量事实表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人类有时也会走上一条与自然相抵触的道路，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甚至是野蛮的掠夺，正严重地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改变人类生息长养的生存环境，从而也就严重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当前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尖锐性，但是在认识深度上有待提高，在价值取向上有待调整，而在这些方面，佛教哲学思想也有一定的参照价值。首先，作为佛教哲学基石的缘起论，强调一切事物都是由众多原因、条件和合而成，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国佛教天台宗、华严宗还宣扬宇宙万事万物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圆融的思想。应当肯定，这都是精微的思想，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有着独特的意义。比如，人类生存的地球村，由大地、海洋、天空以及各种动植物等所构成，如果大地退化，海洋毒化，臭氧层日益变薄，动植物种群不断消失，地球母亲的存在也就成问题了，人类也就难以生存了。我们认为，佛教的缘起论和有机整体论的世界观，可以为当代的环境哲学提供理论基础。其次，佛教的依正果报论，强调众生生命的生活环境，包括山河大地、国土家园，以至整个环境世界，都是众生行为带来的报应。佛教还宣扬“心净即国土净“的思想，提倡报国土恩。这其间包含的主体与环境不可分离，主体精神活动引起主体与环境的变化的思想，环境的改善有待于众生主体主观世界的净化的观点，以及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情怀，都是具有启发性的。再次，佛教基于缘起论而高唱的尊重他者、尊重异类、尊重生命，众生一律平等、众生悉有佛性、众生皆能成佛的众生平等观，从根本上承认他类生命的生存权利，这不仅和那种滥杀异类，任意糟蹋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行径不同，也有别于那种以为保护环境是人类对弱者的怜悯、恩赐的观点。佛教的众生平等观，既和“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也有别于“环境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基于众生平等的理念，佛教还提倡素食、放生等行为，这既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精神康泰、清心少欲、澄心静虑，也有利于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维护生态平衡。可见，若将佛教众生平等的理念应用、落实于生态学，无疑将有助于建立完整的生态伦理学说。最后，佛教的理想论是以众生升入极乐世界为最佳理想境界。极乐世界，被描绘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草木茂盛、鸟语花香，这体现了佛教对理想生态的设定，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内容。自古名山僧建多。佛教徒历来喜好依山傍水建筑寺庙，寺庙与山水融为一体，山明水秀，青松翠柏，梵殿宝塔，肃穆幽静。即使是建立在喧嚣闹市里的庙宇也是花木葱郁，清净幽雅。可以说，佛教是重视环保、摄护生态的楷模。总之，当今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及其引发的基本矛盾的变化，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如何处理好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涉及社会、经济、制度，也涉及科学技术，又涉及人类的心智。佛教有其因袭讹传、穿凿附会的谬误思想，佛教哲学也不能解决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与诸多具体问题，但是它可以从某些方面提供世俗社会政治、经济、法律所缺乏的解决思路，这就是高度重视人自身的心灵建设，以调整人的价值取向，改变人的心态，转换人的意识，提升人的智慧，从而有助于人类社会诸多矛盾、问题的解决。由此，我们还想再次强调，佛教哲学要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就需要深入挖掘自身的思想资源并作出应机应时的阐释，需要不断加强对现代社会的关注、关联，需要对社会新出现的重大问题作出及时的应对。我们认为，佛教哲学无疑是具有现代价值的，而佛教哲学价值在现代社会的真正落实和充分展示，关键在于人们的努力，也有待于人们的努力。
大把的，你在google上用英文关键词搜索就可以了。现在JIABS（国际印度佛教研究期刊）也开放2005年之前的论文下载了，都是关于佛教研究的英文论文。而且很多是藏传佛教的。你可以按图索骥。这是JIABS的网站 这是JSTOR数据库里的资料 还有日本南山宗教研究所的网站里也提供论文下载。日文的和英文都有。哦，忘了说，豆瓣小组里也有”佛教文献“小组，也提供很多国外的学术研究论文下载的。
不知道你是否有信仰，但是个人感觉似乎是为了完成什么任务而提出的这个问题。佛教，我们应该怎么看他呢？首先，他是一个正教，他是可以度人的，我们需要了解他的缘起，他的修炼方法，他的戒律，他的经书；其次，就为了完成任务的论文而言，我们需要找到我们想说的话，最后去求证他。可是，我想你如果把佛法当成哲学来看待，很多事情你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释迦牟尼传的法，是要求实修的，也就是“定”，只有通过实修你才能明白更高深的道理，站在普通人的角度去研究，怎么也弄不明白的。可偏偏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和尚，把念经当成修佛的全部。不管怎么样，不管你是什么想法，我建议你先到百度贴吧中的正见吧看看，用传统文化的观点去看这个世界，可能更接近真实，祝好~~
稀土对花卉植物开花期的影响上海宝山区海滨二中 张蕾菁 吴军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鲜花的需求也增加了。鲜花色彩艳丽，清香宜人，但都有花期不长久的缺陷。人们为延长鲜花的保鲜期，曾使用过不少试剂，如阿斯匹林等。我们则尝试用稀土来延长植物的开花期。稀土是一类稀有元素。农用稀土主要是镧和铈元素的化合物。它对植物生长有一定促进作用。为了解它对花期和花的大小有否影响，我们做了以下实验。一、实验材料农乐粉状物(一种稀土肥料)，金盏菊，烧杯。二、实验过程和记录将农乐配制成5种不同浓度的溶液，将金盏菊朵插入，另外设一对照组。列表如下：花直径为3—4cm 农乐溶液 情况记录 对照 50mg/100ml 花盛开，1周后凋谢 花6天后谢 100mg/100ml 花刚开，2周后谢，花盛开时比对照组略大 花6天后谢 150mg／100ml 花盛开，1周多后凋谢，叶色好 花6天后谢，枝上叶比前较差 200mg／100ml 花盛开，1周多后凋谢，叶色好 花6天后谢，枝上叶比前较差 300mg／l00ml 花盛开，1周多后凋谢，叶色好 花6天后谢，枝上叶比前较差 三、分析和讨论从上述实验记录可以认为：稀土对鲜花的开放时间有一定的延长作用。从50mg/100ml稀土溶液到3OOmg／100ml稀土溶液都有一定的延长开花期的作用，而且使花朵的直径也略有扩大。金盏菊施加稀土后一般能延长开花2--4天。我们认为，这与稀土能促进植物生命活动，促进叶绿素形成，增加有机物合成(加稀土溶液的植物叶色较深)有关。稀土也许有促进植物生殖器官吸收有机养料的作用。我们还发现，稀土浓度越高(在300mg／l00ml以下)，延长花朵开放的时间也越长。至于浓度到达多高才会有负作用，我们还得在以后作进一步研究。稀土是一种含微量元素的化合物，对植物生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吴二位同学用农用稀土——农乐做延长花卉植物花期的试验，是很有实用价值的。从文章来看，这两位同学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可嘉可勉。当然，和大多数初次独立进行科学实验的同学一样，他们在实验方法和实验报告的表述方面还显得不够成熟。不过这没关系，以后多开展一些这样的活动，多看一些课外书籍，他们一定会做得更好。与许多同龄人相比，他们已经领先一步了。首先，从报告的内容来看，作者只进行了一种花卉——金盏菊的花期实验，所以，报告的题目似改为“稀土对金盏菊花期的影响”更贴切一些。要知道，植物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概念，在科学研究报告中是不能随意乱用的。把稀土对某一种植物有作用看作是对所有植物都有相同的作用，那是不行的。这叫以偏概全，往往会酿成大错。第二，极稀溶液的浓度应用ppm(百万分之一)表示，如文中的“50mg／lOOml"可表示为500ppm。第三，在报告中应该明确记录用金盏菊做试验的数量和次数(至少10株金盏菊，反复多次)。第四，花的开放有始花期、盛花期和凋谢期，它们的具体日期要记录明确、完整。注意，实验记录中的数据必须是明确的，如“6天”“23小时”等，不能出现“1周多”“10多天”之类比较含糊的数据，要不然“稀土越浓，花期越长”有何根据?(选自《中学科技》1994年第4期)二 整篇作文自选题目，利用最近一段课余时间(半个月或—个月)，尝试写一篇自然科学小论文。题目的选择很重要，可结合自己特别有兴趣的某门学科的学习、钻研，或者结合学科课外兴趣小组的课题研究活动，或者根据自己平时对某种自然现象的观察、研究，选择研究范围和研究深度适合自己水平、条件的题目。然后参照课文中提出的一些要求和注意点，去认真搜集并分析材料，提炼出有一定价值的观点，安排好合适的结构，快速起草并细心修改，最后认真誊清。课文后所附例文可供参考；还可以结合课外阅读，参读一些报刊上新近发表的科学小论文。下列题目供参考：1．沙尘暴的成因与防治2．××江的污染小议3．怎样防止土地荒漠化4．也谈敬畏生命5．析生物链
1用分隔符，下一节，不是下一页，把引言和前面的东西分开，再把页眉页脚的那个框点出来，把链接到前一个的选择点暗掉，分隔符是菜单 插入 里的第一个2页码那个后面的数字不要有大有小，都弄成小四的，我是在样版文的目录里面改的，直接用复制粘贴3是说超级链接么，在鼠标右键呐
植物也会睡觉（供你参考） 过去，我们只知道人和动物会睡觉，通过睡眠来消除忙碌一天后的疲劳，调节生理机能，以便以旺盛的精力迎接第二天的生活。一个偶尔的机会，我发现了植物也会睡觉。 今天，我家栽了几盆花，从每棵花根部的土里第出了一些不起眼的酸角草，它们那嫩绿的大三瓣、小六瓣叶子均匀地铺在花盆里，倒也为盆花增添了几分姿色。入冬后，为了不让盆花受寒流的侵袭，爸爸便把这些花盆搬进屋内。 一天晚上，我半夜起床小便，无意中看见酸角草的叶子下垂，好像蔫了，再看其它盆内的酸角草也是一样，我以为这些小草可能是不适应室内环境快枯死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昨晚“蔫了”的酸角草叶子又展开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决定解开这个谜。以后的几个晚上，我都常在花盆旁仔细观察，并记下了观察日记。 晚上7点钟后，酸角草叶子开始下垂，慢慢地闭合成三角形，紧紧“抱住”叶柄，像一把把收拢的小伞；10点钟，叶子全部闭合；天亮后，这些合拢的叶片又重新张开，迎接朝阳，再次利用光能把水和二氧化碳制造成有机物。所以我断定：酸角草也会“睡觉”。 为什么小草也会像人一样睡觉呢？我查找有关资料，终于揭开了这个秘密。 原来，这种随昼夜的光暗周期而变化的运动形式，是由于夜晚到来的刺激所引起的感性运动，又称为“感夜运动”或“睡眠运动”。许多植物都具有这种运动。如花生、大豆、合欢和含羞草等的叶子，白天迎着朝阳舒展，一到晚上就成对地合拢起来。酸角草的感夜运动则表现为到晚上叶子便朝下，而白天则朝上。 酸角草的这种感夜运动，是由于它们叶柄上侧和下侧的生长素的含量随昼夜变化不同所引起的。白天，在阳光的沐浴下，叶子中生成的生长素向叶柄移动时，较多地集中在与叶柄的下侧的筛管连接的叶片部分，由于这部分生长素浓度较高，生长较快，结果是叶子朝上。而在夜间，生长素在叶柄的上侧含量比下侧高，使上侧生长加快，结果导致叶片朝下，以防止水分的散失。 酸角草的昼夜变化的秘密终于揭开了。它使我认识到，在我们周围还有许多奇花异草，只要我们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勤于学习，就能认识它们，揭开其中的奥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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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下载地址:网络文学创作动机分析摘要:创作动机是作家,艺术家从事具体创作活动的目的,也是其从事具体创作活动的缘由,它给整个创作过程以重要的影响.本文从网络文学的产生,创作内容,写作技巧,以及网络文学的生存现状,研究成果几个方面探讨分析,认为纯粹的诉说欲望应该是网络文学创作最单纯,最原始的目的.关键词:文学;网络文学;理论研究笔者在以往对网络文学的研究中,为网络文学概括了如下的定义和特征:网络文学是网民在网络上发表的供网民阅读的文学.即网络文学是在网上"创作"的文学,是利用网络的多媒体和Web交互等信息技术创作出来的,以互联网络为传播媒介的文学作品.技术化,自由化,大众化,口语化是网络文学的特征.网络文学创作动机很大程度与自由化这一特征有着紧密的联系.网络的技术化所带来的开放性,使网络空间中的日常活动具有身份的变动性和匿名性,以及地位的平等性,决定了网民在其间没有现实社会中的约束与限制,享有精神上的民主与自由,为那些有着文学创作爱好的网民提供了开放,平等,自由的创作空间.这种自由度较高的创作环境,为有着文学创作爱好的网民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平等,自由,使得网络文学创作在此意义上最接近于文学的本质属性.因为文学创作的灵魂就是追求自由.网络文学创作这种崇尚,追求自由的特点,不仅使其最接近于文学的本质属性,而且极易调动起那些有着文学创作爱好的网民的创作欲望,促进他们创作动机的形成.动机(intention),在心理学上指引起和维持个体行为,并将这一行为导向某一既定目标的愿望或意念.创作动机就是作家,艺术家从事具体创作活动的目的,是作家,艺术家从事具体创作活动的缘由,它给整个创作过程以重要的影响.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总会出于某种原因,或者心中有所郁积不吐不快,或者有某种思想需要传达,或者要维护或批评某种现存事物等等,这都属于创作动机的范围.按照创作动机所属的范围,可以把它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创作动机的个体因素.文学创作首先是一种个体性精神活动,所以作家个体性的精神需求是创作动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创作动机的社会性因素.文学创作虽然是个体性精神活动,但作家却无时不生活在社会关系的网络中,因而受着社会的制约.文学创作的动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常是作家对社会向他发出的某种"召唤"的积极回应.〔1 〕本文所要研究的网络文学创作动机,主要是指那些有文学创作爱好的网民在从事创作活动时最单纯,最原始的目的,不包括那些借网络载体,以求通过高点击率或参加原创文学大奖赛取得成名或出版捷径的动机.张抗抗作为一名十分关注网络文学生存状况的女作家,对网络文学的创作动机曾作过这样的表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网络文学的作者,基本上出于比较纯粹的诉说欲望,是一种非功利性的写作""进入21世纪,网络文学已逐渐成为一种更为普及的民间倾诉方式,是通往言论自由的必要途径."青年文学评论家夏烈认为,在最初的几年里,网络写手基本上都是20世纪70年代生人,他们的创作个性化因素非常强,如安妮宝贝的悲伤爱情,慕容雪村的城市小说.〔2 〕笔者对此极有同感,这也是许多网络文学研究者比较一致的看法.这在那些曾经在网络上很知名的网络写手身上也同样可以得到印证:2000年11月18日,北京"网易"嘉宾聊天室里,由丁磊,朱威廉主持的一次网络文学讨论会上,与会嘉宾纷纷直抒己见.宁财神说:"我写东西纯属扯蛋,能成名我自己都弄不明白上怎么回事."樱樱在回答"为什么在网上码字"时说:"为了表达的快乐.我们很难得到机会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而在网络上就不必有这个顾虑.可也造成了网络文坛一大批叽叽歪歪心情泛滥的现象."2005年11月在杭州签售新作《孔雀森林》的网络文学先行者,网络作家"痞子蔡"蔡智恒感慨地说:他们那一代的网络写手没有写作经验,只是希望通过文字抒发自己的情怀.最初的安妮宝贝等人都是出自这样的"无心插柳".〔3 〕可见,纯粹的诉说欲望应该是网络文学创作最单纯,最原始的目的.诉说欲望从心理分析的角度看,其实质就是一种情感的宣泄.网络文学创作的最初形式,就是文学创作的爱好者是通过BBS或个人主页,然后有了专门的文学网站,展示自己的原创作品.这些写作爱好者如果按照网民的类型来划分,他们绝大多数属于"风花雪月派":这类人洋溢着满腹诗情,从小就想当个曲高和寡的诗人,无奈纯文学不景气,所投诗稿从未发表,便在田里没命地刷些风花雪月的东西……〔4 〕甚至有些网络写手并未认为他们所创作的作品能够属于文学作品的范畴,而只能称其为有感而发的笔记.因此,这些作品往往带有强烈的诉说倾向,表现出不加修饰的自然和真实,令人读来耳目一新,为之一振.事实上,网络文学创作的始作俑者和较早的后继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或写者)属于那种"被冲动的情感所支配的艺术家".有的作者还在网上建起了个人主页,展示自己的原创作品.网络文学原创阵地的设立,使网络文学的创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5 〕而网络的技术性特点所表现出来的空间界限的超越,使得作品轻而易举地能够面向众多的公众,获得一个超出写作者预期,甚至是想象的读者群,使他们收到了意料不到的结果.另外,网络技术为写作者提供的匿名性,使他们能够得以隐身,创作上就表现出了更多的随心所欲,无所顾忌,甚至是一些隐私性的表达,这也极其适合情感宣泄的要求.文学爱好者的创作作品能够不受任何约束地得以发表,这极大地满足了个人的发表欲望,能够最大限度地表达作者的理念和情绪,从而使得这些"被冲动的情感所支配的艺术家"能够为所欲为地表达自己最原始的创作动机,不用去承受传统作品发表所需要的那种检查制度,创作动机得到了自由的释放.就像有人所说的,哪里有会上网的人群,哪里就会有所谓的"网络文学"作品.谈天说地无所顾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6 〕从网络文学的创作内容看,基本都是写作者的个人的生活经历,甚至绝大部分是爱情经历,而不是其他经历.这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业余创作心态,在网络上表现的就尤为突出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些经历有相当的数量,其实是作者幻想的结果.幻想是指写作者通过建构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幻想世界实现一种理想性的精神补偿.幻想是由实现不了的欲望而产生的.写作者因在现实生活中造成某种缺失,于是他将缺失性体验化为幻想,使此幻想的审美形式满足自己的愿望.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中写道:"我们予此断言:一个幸福的人绝不会幻想,只有一个愿望未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未满足的愿望.每一次幻想就是一个愿望的履行,它与使人不能感到满足的现实有关联."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幻想与创作动机的关系.其实,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爱情题材最适于幻想,最适于情感宣泄和自我表现.从网络文学的写作技巧看,没有传统小说的严谨性,表现出一种随意的松散,似乎是即兴写来,随意涂鸦,懒得去考虑什么结构问题.作者叙述故事时,缺乏必要的铺垫和解释,人物行为常常是乖戾突兀的,人物的性格变化和情节发展常有中断,不能顺理成章.其实,这正是写作者情感宣泄的创作动机,在写作技巧上留下的痕迹,或者可以说成是情感宣泄对写作技巧的基本要求.写作者如果在创作过程中不时地设计叙述的衔接,情感的势头势必要被打断.其实宣泄的情感所支配的结果,就是网络文学的现实的叙述状态.著名网络写手邢育森的《活得象个人》,作品中的"我"自称为"变态狂",行事和思维乱七八糟.于是作品就在这乱七八糟中展开着情节,才使得人物与情节相得益彰.综上所述,无论是从网络文学的产生,创作内容,写作技巧,还是从网络文学的生存现状,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动机,从最原始的角度分析,那就是纯粹的诉说欲望,或者可以表述为情感的宣泄和自我表现.■参考文献:[1]童庆炳.文学概论.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1):475-476.[2][3]网络文学遭遇七年之痒.新华网(),2005-11-17.[4]程乐华.网络心理行为公开报告.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4,(1):29.[5][6]从网络小说看网络文学基本特征.风雨夜行人的blog ()
东晋文士的生活方式与文学研究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关于文士与唐前文士的生活方式一、基本概念的内涵 1“文士”的内涵 2“生活方式”的内涵 二、中国古代文士生活方式及成因初探（政治、文化氛围、文化思维、个人经历） 1正统“文士”的生活方式及成因 2非正统“文士”的生活方式及成因第二节 东晋文士生活方式的研究概况 第三节 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一、 研究意义 二、 研究方法 第二章 东晋文士的生活方式总括形成原因【1政治原因 2、社会风气 3、文化影响 4、个人喜好 5、团体活动】 第一节 淡泊明志，辞官归隐一、东晋文士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整体概况 二、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特点1、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动机目的淡泊明志，寄情自然2、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形式方式 3、 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归宿 辞官归隐，另辟世外桃源 第二节 寄情自然的山水游处一、东晋文士山水游处的整体概况二、山水游处的特点1、 山水游处的动机目的独特的服饰与形象（游山玩水时，服饰及其形象已成为一种文化）2、 山水游处形式方式山水成为文士情感寄托之所3、 山水游处的归宿情寄自然而超脱物外的精神气韵 第三节 超脱现实的谈玄论佛一、东晋文士谈玄论佛的整体情况二、谈玄论佛的特点1、谈玄论佛的动机目的 2、谈玄论佛的形式方式 3、谈玄论佛的归宿 清谈阔论对名教和自然富有创见．2 东晋文士论佛的特点儒释道的融合 深化、细化佛教之意蕴 第四节 现实生活中食药饮酒的寄托一、东晋文士食药饮酒的整体概况 二、食药饮酒的特点1、谈玄论佛的动机目的东晋之前，不能说没有文士辞官归隐、淡泊明志，但很少有像东晋文士这般形成潮流。夏、商、周时代，在史册明文记载中，对名誉对官位脱门而逃，能够称得上“文士”的，商末的伯夷和叔齐兄弟是代表之一：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史记·伯夷列传》后人对伯夷和叔齐的看法几乎都持肯定的姿态，但不乏持相异看法的。比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于1902年曾写过《杂感》组诗，其中有诗句言：“夷齐两饿鬼，明理认不真。只愿干戈起，不思涂炭臻。心中有商纣，目中无商民。”对伯夷和叔齐阻止周武王伐商纣，只知坚守无谓的道义，置处于水火之中的百姓于不顾的行径进行了批判。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伯夷、叔齐的做法确实与历史前进方向是相背的，做法并不可取。这与东晋文士淡泊名利、追逐自由的初衷是不同的。况且，当初归隐并不为人们所重视，难以形成规模。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士争相奔走于各诸侯国，宣传政治思想，以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几乎不存在归隐潮流的可能。秦王朝统一全国，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的高雅文化政策，文士避祸而归隐者有之，但与东晋文士追求自由而归隐仍然有别。西汉盛世， 2、 谈玄论佛的形式方式 3、 谈玄论佛的归宿 饮酒的诗化气息（“酒”成为文士的忠实伴侣，成为一种文化）食药的养生功能与“道士”气韵（食药包涵的道家思想） 第五节 闲适生活中的艺文往返一、东晋文士艺文往返的整体概况 二、艺文往返的特点1、艺文往返的动机目的 2、艺文往返的形式方式 3、艺文往返的归宿 别具一格的审美方式独特的集会与游戏形式艺术大融合的舞台第三章 东晋文士的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之影响第一节 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一、生活方式影响文学的面貌1、生活方式作用于文学表现的客体文学表现的客体是人类社会活动，具体而言，是人类社会各个领域各种关系与各类活动的总和。作为文学表现客体的人类社会活动，必然包含大自然、社会与人类本身，内涵相当广泛，诸如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战争乃至大自然的安静美好，人类喜怒哀乐的情绪等，几乎都可以纳入文学表现的客体范畴之中。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会对自然、社会和人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曾于中秋夜对月饮酒，寄托怀人之情，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正是因为诗人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将观月、饮酒与念人之情、人生哲理巧妙的勾连在一起，改变了原来各自独立的明月、情感与饮酒，使得这些文学客体仿佛都随着诗人的心流走，具有了与诗人一般的情感。苏东坡满含诗意的生活方式，客观上并没有改变文学表现的客体的外貌形态，但诗人在不自觉中赋予了这些客体以情感。当诗人以不同的生活方式，把自身的所思所想寄托在文学表现客体之上，那此时的客体就不只是客观世界中的一员，而是带上了诗人感情色彩的文学客体了。这就是作者的生活方式会作用于文学表现客体的表现，它突出了作者对客观世界能动的创造作用。2、生活方式影响文学创作的主体生活方式除了会作用于文学创造的客体，对文学创造的主体亦有影响。文学创造的主体即作者本身，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两者不能割裂理解。相对于文学创造的客体，主体更具有主观性与能动性，他们是处于艺术生产过程之中特殊的艺术创造者。谈文学如果不谈文学创造的主体，就不能“知人论世”，容易陷入形而上的不着重点的局面。（1）生活方式影响文学创作主体情感的表现 有人说，文学是一门人学，是一门只属于创作者自己的人学。不同的行为方式，会导致不同情感的产生；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会对文学创造主体的情感产生不同的影响。文学创造的主体不是简单的生活着的每一个人，他必须具备一定的审美能力，既能较好的感受审美，品味审美，还能对审美做出一番独到的评价。归根结底，文学活动是一个审美意识形态的活动，相比普通大众，文学创造的主体对于情感的感受力度和把握力度相对较强，至少在某一领域须更强。比如，唐代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之一——高适——是唐代仅有的几个做了高官的文人代表，常年艰苦的边塞征战生活磨砺了诗人的气质，时不时透出不畏艰难、满腔豪情的情感，表现在诗中就是一股迎面而来的豪迈气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之一——孟浩然——则非如此。孟浩然几乎不曾于官场中叱咤风云过，平平淡淡地在山水田园中度过了一生。孟浩然的山水田园式的生活方式与高适出任朝廷高官、驰骋沙场的生活方式不同，导致两人情感不同，不同情感指导下的文学创造也是千差万别的：人们很难将高适的诗歌与孟浩然的诗歌相提并论。文学主体采取不同的生活方式，必然收获不同的人生经历与人生情感，体现在文学中，其差异也就显而易见了。（2）生活方式影响文学创作主体表达的方式文学主体的生活方式会导致不同情感的形成与表现，情感不同，表现形式不一而足。陆机《文赋》曰：“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指的就是文章的样式多种多样（往大了说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往小了说，每一种体裁还可以细分），文学创作主体要根据实际情感表达的需要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正如前文所说高适与孟浩然，一个是征战边塞的将军，一个是山水田园的“垂钓人”，经历与心境几乎没有重合之处，他们采取的表达方式（一个边塞诗、一个山水田园诗）差异颇大。这是因为作为文学创造主体的高适也好，孟浩然也罢，他们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两种人生阅历，倘若采用同样的文学表达方式，或许就难以达到“诗言志”的目的了。这是为什么历代文学史上，人们很喜欢将有相同经历的艺术家的创作归纳为一种经典的表达范式，比如，当代文学中“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即是如此。当然，我们说生活方式会影响文学创造主体的表达方式，并不意味着生活方式决定表达方式，因表达方式的采用也是因时因人制宜的。3、生活方式促成文学艺术的大融合文学创作主体的不同生活方式，还能促成文学艺术的大融合：将各种文学艺术、文学思想聚集一起，交相辉映，碰撞出新的火花。比如，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高峰期的春秋战国时代，各种学派思想纷呈。思想家、文学家们为了传播自己的思想，游走各个诸侯国，游说的生活方式扩大了本派文学思想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了解了其他学派思想的主要观点，从而反思、完善并提升本派思想。又如，我国古代文人十分热衷的交游、集会生活方式，琴棋书画各类艺术家、艺术形式汇聚一堂，很能促进文学的发展。三国之际的“西园之会”是有史料记载的我国最早的文人集会，就很好地促成了建安文学的发展。第二节 东晋文士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影响一、 淡泊明志、辞官归隐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东晋主要代表文士有孙绰和许询、陶渊明、王羲之、王献之、谢安、顾恺之、袁弘、卢谌、温峤、庾阐、曹毗、袁弘、孙盛、习凿齿、苏蕙和王珣等。其中，文学以陶渊明为杰出代表，书法、绘画分别以王羲之父子、顾恺之为典范。自古以来，文学和书法、绘画难以分割，擅长书法、绘画的文士经常也会进行文学创作。要想准确了解东晋文士生活方式对文学产生的具体影响，既要紧紧依靠擅长文学的文士及其创作，也无法脱离书法和绘画领域的文士。这样，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公允而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选取各类生活方式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士及其创作，以阐释东晋文士不同的生活方式对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1、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谈起辞官归隐，必然绕不过东晋最为杰出的文学家、田园诗歌的代表——陶渊明，正如前文所说，辞官归隐作为当时一种常见的文士生活方式，并非陶渊明所独有，很多有名的人物，比如王羲之、孙绰、许询等都曾有过归隐的生活。这里不妨以陶渊明为例谈一谈。（1）陶渊明其人陶渊明，亦称陶潜（晚年更名为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今江西省九江（东晋时称浔阳柴桑）人。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学术界历来存有异议。有学者根据《宋书·隐逸传》（南朝·沈约著作），认为陶渊明生于公元三百六十五年；也有学者从陶渊明诗歌中寻求论据，得出陶翁生于公元三百五十二年。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有名的战将陶侃，文武双全而人格高尚；陶渊明小时丧父，寄居于外祖父孟嘉家里，孟嘉是当时的名仕，尤爱喝酒，藏书颇丰，对陶渊明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陶渊明作为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隐士，也是东晋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典范。陶渊明一生的大致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九岁以前，主要是读书生涯；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入世为官生涯；四十一岁之后，躬耕田园生涯。《五柳先生传》较好地概括了陶渊明主要的生活境况与人生追求，成为诗人自己的人生写照之一。在国人眼中，提起陶渊明，总绕不过“菊花”、“酒”、“孤云”一类词，这些词几乎成为他的代名词。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把“菊花”吟成了自身的写照，谱写出一曲隐士永恒的诗；“性嗜酒”、“少饮辄醉”、“曾不恋情去留”，酒是陶渊明永恒的朋友，也是陶渊明鲜明性格的描绘；“万物各有托，孤云独无依”，独身一人、遨游高空的孤云，既是诗人一生孤独无助、无人解怀的悲歌吟唱，也是陶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精神的高贵书写。我们基本很难从陶渊明的一生找出辉煌腾达的时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人格，促使诗人几度辞官，终归田园。陶渊明去世之后，曾数次拜访过他的颜延之为他做了《陶征士诔》，其中，“畏荣好古，薄身厚志”当为陶翁一生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2）陶渊明归隐之作有宋一代文豪苏东坡曾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一文中，盛赞陶渊明：“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虽说李白、杜甫比不上陶渊明这一论点有待商榷，但总体上较为公允地评价了陶诗的大致风貌。前代不乏有人喜爱陶翁、倡导陶诗，但影响皆不及苏东坡。自苏轼公开倡导陶诗，使陶诗渐渐进入世人的眼球，经历时间的洗练之后，终于获得应有的文史地位。那么，陶渊明作为东晋有名的隐士与中国首位成就很大的田园诗人，他的文士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对他田园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须探讨的一大命题。纵观陶渊明一生所作，既有四言、五言诗，也有辞赋、记传赞述和祭文，其中四言诗和五言诗篇目较多，辞赋和记传赞述类的文章也不乏名篇。较为有名的诗歌有《归园田居》（5首），《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饮酒二十首》，《责子》，《拟古九首》和《杂诗十二首》等；辞赋有《感士不遇赋》，《闲情赋并序》和《归去来兮辞并序》；记传赞述类文章有《桃花源记并诗》和《五柳先生传》等。陶渊明的这些作品，与陶渊明一生的写照紧密相连，比如《五柳先生传》就很好的将自身“闲静少言，不慕荣利”，“性嗜酒”，“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宁静致远的品格很好地展现在读者眼前。通过读这一篇辞赋，读者仿佛看到了一个贫困但风骨依然的东晋文士之精、气、神在闪闪发光。我们既能感受到诗人“不为五斗米折腰折腰”的铮铮傲骨，与享受归隐生活的恬淡自然，同时也无法避免地认识到归隐生活的艰辛。正是因为归隐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惬意，少不了为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而奔波，因此，诗人热衷于归隐的淡泊名利的心境才越发令人敬仰。 2、淡泊明志、辞官归隐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东晋文士所采取的的这种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必然会对当时乃至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在中国五千年文化中是长久存在的，后代文人每每在困境之中，就会不自觉地想起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辞官之隐士，效仿之，并以此标榜自我。东晋文士的淡泊名利、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文士独到的精、气、神影响着文学的风骨东晋文士淡泊明志、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首先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与世无争，将关注的焦点转向“人”本身，而非外在名与誉的追求，其深层次展现出来的是文士独到的精神、气质与神韵，这必然会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正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气”就是文学创作主体的精神血气，精神血气的阳刚或是柔弱都会在文章之中表现出来，并且这种精神血气并不会由于后天的改变而改变（具有相对稳定性）。这就是说，东晋文士采取辞官归隐的做法，很多不是一时之冲动做出来的秀，而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心想静心远世的追求；这种淡泊明志本身的真实性，导致他们在文中的情感也是几乎真实的（不乏少数文学作品虚构的可能）。因此，东晋文士辞官归隐对文学带来的第一个影响就是，文士本身的精神血气给文学创作的风骨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一种让人肃然起敬的淡薄无争的气质与神韵。比如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节选）：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扶孤松而盘垣。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诗人将回归田园、远离官场的喜悦，用朗朗上口的诗文表现出来，堪称是我国文学史上表达辞官归隐思想的典范之作。诗人在第一段表明辞官归隐，回到阔别已久的田园才是心的向往，旅途似乎因此显得格外的顺人心意，小船顺流而下，诗人衣袂飘扬。在晨光到来的那一刻，诗人满怀愉悦地向路人询问前路为何方，恨不能眨眼间就回到家中。第二、三段写归家后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人生感悟。整篇辞赋以和谐的韵律谱写了一篇一气呵成的归隐之歌，不难品味出陶渊明藏在这些唯美的语句之下的独特的精、气、神：那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态度的抉择，一种中华文化孕育下的文人风骨的生动体现。这样的精神血气并非仅此一篇而已，在很多著作中都或隐或现的存在着，陶渊明的《饮酒》组诗二十首便是明证之一。（2）为文学创作添加了一种冲淡自然的文风文风即文学的风格，是指从诸多文学作品中提炼出来的具有共性特征的文学风貌。东晋文士淡泊名利、辞官归隐的生活方式还对文学风格产生影响。这一点与文士归隐所体现之精、气、神影响文学风骨，是一脉相承的。东晋时期，归隐不是二三人特立独行的行为，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这股潮流表现在文学内部，即影响其风骨；表现在文学外部，即形成一种恬淡的文风。刘师培《中国中国文学史讲义》提到： 晋人文学，其特长处，非为析理已也。大抵南朝之文，其佳者必含隐秀，然开其端者，实为晋文。又出语必隽，恒在自然，此晋文所特擅。东晋之诗，其清俊之篇……自陶渊明起，乃合嵇、阮之长。 明确指出了东晋文风中存在的自然清俊的特点。以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三》为例：归园田居（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歌以亲近自然的姿态，将诗人劳作的画面与途中所见所感展现出来，使人读之仿佛亲临南山之下，与诗人一起劳作，一起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的耕种生活。整首诗歌自然平淡，看似无奇，读来却令人于平淡之中见真理。二、山水游处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山水游处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东晋时期，山水游处是文士热衷活动之一，放纵于山水从山水中获得心灵的洗涤，是文士游山玩水的主要目的。谈到山水游处，必然绕不过历史上有名的兰亭集会的主要人物——王羲之。（1） 王羲之其人据《晋书·王羲之本传》记载，王羲之出生在东晋时期赫赫有名的琅琊王氏这江左第一大族的家庭里。年幼时沉默木讷，未引起大人的注意，到了青少年时期，才开始展露锋芒，成为王氏家族的佼佼者。王羲之在年仅十三岁时就得到周顗的慧眼赏识，使王羲之受人关注。后王羲之深受其两位伯父——王敦、王导——的器重。据《晋书·王羲之本传》记载，王羲之年轻时，担任王敦主薄的阮裕深负盛名，而王敦对王羲之说:“汝是吾家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王导几次三番要授予王羲之官职，为他的仕途热心安排。《世说新语》中赏誉七十二、八十、一百，品藻三十、四十七、八十五，容止三十等篇都是时人对其赞誉的记载，他的书法在其年轻时已备受赞誉。王羲之出众的才华及其备受当时名士赏识器重，已为他的仕途的辉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王羲之被授予的第一个官职是秘书郎。这只是一个六品的闲官，是晋宋时期门阀士族青年初选之职，也可以选著作郎一职。一般只须任职十来天便可升迁到其他岗位。秘书郎主要任务是负责整理、校对宫中的图书，兼管宫中禁书，工作十分轻松简单。王羲之当完十多天的秘书郎后，便升迁为会稽王友。而这也是个六品的清闲官职，主要是与年幼的会稽王作伴为友并陪同学习，并在王府里接待宾客，安排游宴等事宜。之后王羲之转任临川太守（位于今江西省临川县西），因此被称为“王临川”。这可谓是王羲之一生官场上担任的第一个较为正式的职位。临川在当时属于偏远之地，远离北方战乱，可谓是一处世外桃源之地。王羲之担任的便是这样的一地方小官。不久，王羲之又由临川太守改任吴兴太守（位于今浙江湖州市），亦是地方小官，可谓同级调动罢了。到了而立之年时，王羲之应征西将军庾亮的邀请，任征西参军，累迁长史，在武昌。当时同在征西幕下的还有王羲之的从弟王胡之、王兴之，好友范汪、孙盛、孙绰、庾翼、孟嘉、殷浩等人。据《世说新语·容止》记载，王羲之在这段日子里曾与殷浩、王胡之以及庾亮等人登上南楼理咏，众人相聚在一起工作、生活，日子可谓过得其乐融融，相处愉快。此时，王导升任丞相，有意安排王羲之进京为官，然而王羲之拒绝。《晋书·王羲之传》亦有记载，王羲之在回复殷浩的书信中说道:“吾素自无廊庙志，直王丞相时果欲内吾，誓不许之，手迹犹存，由来尚矣，不于足下参政而方进退。”后王羲之辞官，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他与东土士人一道游山玩水，服食采药，“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四处游历，欣然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游玩归来，还可以修植桑果，游观品尝。教育子孙，尽享天伦之乐。时而还与好友亲朋共欢宴畅饮。在写给谢万的书信中，向好友谢万叙说辞官归隐后的生活情形，字里行间充满着无限的轻松、惬意之情。还在书信中感叹道:“古之辞世者或被发阳狂，或污身秽迹，可谓艰矣。今仆坐而获逸，遂其宿心，其为庆幸，岂非天赐！违天不祥。”[3]王羲之虔诚信奉五斗米道，所以更增强了辞世遁隐的急切之心。（2）王羲之山水游处之作。 2、山水游处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1）促成山水审美意识的崛兴 （2）为我国文学添加了山水题材 三、谈玄论佛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谈玄论佛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郭璞、孙绰、许询、卢谌、庾亮、孙盛2、谈玄论佛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 四、饮酒食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饮酒食药寄托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何晏、陶渊明《饮酒》组诗、王羲之、2、饮酒食药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 五、艺文往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1艺文往返的代表文士及其创作王羲之《兰亭集序》、2艺文往返对文学创作影响的具体体现有宋一代文豪苏东坡曾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一文中，盛赞陶渊明：“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虽说李白、杜甫比不上陶渊明这一论点有待商榷，但总体上较为公允地评价了陶诗的大致风貌。前代不乏有人喜爱陶翁、倡导陶诗，但影响皆不及苏东坡。自苏轼公开倡导陶诗，使陶诗渐渐进入世人的眼球，经历时间的洗练之后，终于获得应有的文史地位。那么，陶渊明作为东晋有名的隐士与中国首位成就很大的田园诗人，他的文士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对他田园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我们须探讨的一大命题。陶渊明其人陶渊明，亦称陶潜（晚年更名为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今江西省九江（东晋时称浔阳柴桑）人。关于陶渊明的生卒年，学术界历来存有异议。有学者根据《宋书·隐逸传》（南朝·沈约著作），认为陶渊明生于公元三百六十五年；也有学者从陶渊明诗歌中寻求论据，得出陶翁生于公元三百五十二年。陶渊明的曾祖父是东晋有名的战将陶侃，文武双全而人格高尚；陶渊明小时丧父，寄居于外祖父孟嘉家里，孟嘉是当时的名仕，尤爱喝酒，藏书颇丰，对陶渊明的成长产生很大影响。陶渊明作为我国著名的田园诗人、隐士，也是东晋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典范。陶渊明一生的大致经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二十九岁以前，主要是读书生涯；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入世为官生涯；四十一岁之后，躬耕田园生涯。《五柳先生传》较好地概括了陶渊明主要的生活境况与人生追求，成为诗人自己的人生写照之一。在国人眼中，提起陶渊明，总绕不过“菊花”、“酒”、“孤云”一类词，这些词几乎成为他的代名词。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把“菊花”吟成了自身的写照，谱写出一曲隐士永恒的诗；“性嗜酒”、“少饮辄醉”、“曾不恋情去留”，酒是陶渊明永恒的朋友，也是陶渊明鲜明性格的描绘；“万物各有托，孤云独无依”，独身一人、遨游高空的孤云，既是诗人一生孤独无助、无人解怀的悲歌吟唱，也是陶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精神的高贵书写。我们基本很难从陶渊明的一生找出辉煌腾达的时刻，“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独立人格，促使诗人几度辞官，终归田园。陶渊明去世之后，曾数次拜访过他的颜延之为他做了《陶征士诔》，其中，“畏荣好古，薄身厚志”当为陶翁一生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陶渊明作为东晋有名的文士，他的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饮酒寄托；其二，辞官归隐，淡泊明志；其三，田园生活中的艺文往返。结语（约500字）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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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验在都市题材面前‘死机’” “在评选过程中我就开玩笑说，不要评出来全是村里事儿啊。结果评出来还真就全是村里事儿”，《人民文学》副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作为中篇小说的评委认为，面对都市题材，当代中国作家和理论界都面临着经验失效的问题。 “我们心中运行的那套系统可能特别适用于乡土题材，碰到了村里事儿我们的系统就运行得欢实，一碰到都市中的事儿它就出现故障甚至失效。”他以“死机”来形容中国当代文学对都市经验的失效。 这也解释了评论界面临新现象的不知所措：先是出来个“七零后”，然后是网络文学，再然后是“八零后”。“他们写得怎么样是一个问题，但主流文学评价系统和理论批评界的反应迟钝，其实是我们无法对他们发言，因为我们甚至搞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和为什么这样说。” “都市题材将成为未来文学的主流”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白烨则认为，“都市文学”和中国长期以来所盛行的“乡土文学”形成了一种比照。过去的文学创作中，“乡土文学”一直占据主导性地位，现在该轮到都市文学了。这既是文学自身发展演进的一种必然，更是中国社会向都市化进程发展的结果。 他举例，新的作者群体比如“八零后”，大都有着城市出身和生活的背景，他们是与都市同时“长大”的一代，都市生活已经浸润到他们的细胞与血脉，他们将写作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如果说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以一个烟灰缸就可以虚构一个精彩故事，那么‘八零后’的写手们则仅凭一个语词就可以建造一个想象的世界。”白烨无奈地感叹道。 “曾经有一个在高中和大学里做的调查显示，‘你最喜爱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的排名依次是金庸、郭敬明、韩寒和鲁迅。我想，这表达了一种倾向，对传统文学神圣性的彻底颠覆，所以我们在观念上要反省反思，对现状的认识需要更清醒些。” “中国文坛的将来属于郭敬明们”？ 在讨论中，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蒋巍甚至激动地表示：“我们都将老去死去，中国文坛的将来是属于郭敬明们的。”此言一出，引得众人纷纷反对。“虽然郭敬明的书现在能出版一千万册，但我不相信他能像鲁迅一样值得后人纪念”，白烨表示。而有的发言者则认为不能完全以孩子们的喜好来评文学作品，“我的女儿以前很喜欢赵薇，现在也不追星了；她现在看郭敬明的东西也觉得没有意思，他们的兴趣点转移得太快。” 中国当代文学的状态，体现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深刻烙印，所以面对现代社会哑口无言。在都市与乡土的二维化选择中，文学的世俗化、时尚化和社会化到底是退步还是进步，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