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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来的报。
没关系，这个可以让杂志社出证明的，如果有其他问题可以向中国期刊库的小编咨询
可以查到。期刊更名时，整个过程要经过两个JCR年度才能全部完成。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期刊，定期出版的刊物。如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等。由依法设立的期刊出版单位出版刊物。期刊出版单位出版期刊，必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
这个没有多大关系，不影响你评职称，让杂志社开个证明就行了
古代数学史： ①古希腊曾有人写过《几何学史》，未能流传下来。 ②5世纪普罗克洛斯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第一卷的注文中还保留有一部分资料。 ③中世纪阿拉伯国家的一些传记作品和数学著作中，讲述到一些数学家的生平以及其他有关数学史的材料。 ④12世纪时，古希腊和中世纪阿拉伯数学书籍传入西欧。这些著作的翻译既是数学研究，也是对古典数学著作的整理和保存。 近代西欧各国的数学史： 是从18世纪，由J.蒙蒂克拉、C.博絮埃、.克斯特纳同时开始，而以蒙蒂克拉1758年出版的《数学史》（1799～1802年又经拉朗德增补）为代表。从19世纪末叶起，研究数学史的人逐渐增多,断代史和分科史的研究也逐渐展开,1945年以后，更有了新的发展。19世纪末叶以后的数学史研究可以分为下述几个方面。 ①通史研究 代表作可以举出.康托尔的《数学史讲义》(4卷,1880～1908)以及.博耶(1894、.史密斯(2卷，1923～1925)、洛里亚（3卷，1929～1933）等人的著作。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写了一部数学史收入《数学原理》。以尤什凯维奇为代表的苏联学者和以弥永昌吉、伊东俊太郎为代表的日本学者也都有多卷本数学通史出版。1972年美国M.克莱因所著《古今数学思想》一书，是70年代以来的一部佳作。 ②古希腊数学史 许多古希腊数学家的著作被译成现代文字，在这方面作出了成绩的有.海贝格、胡尔奇、.希思等人。洛里亚和希思还写出了古希腊数学通史。20世纪30年代起，著名的代数学家范·德·瓦尔登在古希腊数学史方面也作出成绩。60年代以来匈牙利的A.萨博的工作则更为突出，他从哲学史出发论述了欧几里得公理体系的起源。 ③古埃及和巴比伦数学史 把巴比伦楔形文字泥板算书和古埃及纸草算书译成现代文字是艰难的工作。查斯和阿奇博尔德等人都译过纸草算书，而诺伊格鲍尔锲而不舍数十年对楔形文字泥板算书的研究则更为有名。他所著的《楔形文字数学史料研究》（1935、1937）、《楔形文字数学书》（与萨克斯合著，1945）都是这方面的权威性著作。他所著《古代精密科学》(1951)一书，汇集了半个世纪以来关于古埃及和巴比伦数学史研究成果。范·德·瓦尔登的《科学的觉醒》(1954)一书，则又加进古希腊数学史，成为古代世界数学史的权威性著作之一。 ④断代史和分科史研究 德国数学家（C.）F.克莱因著的《19世纪数学发展史讲义》(1926～1927)一书，是断代体近现代数学史研究的开始，它成书于20世纪，但其中所反映的对数学的看法却大都是19世纪的。直到1978年法国数学家J.迪厄多内所写的《1700～1900数学史概论》出版之前，断代体数学史专著并不多，但却有（.）H.外尔写的《半个世纪的数学》之类的著名论文。对数学各分支的历史，从数论、概率论，直到流形概念、希尔伯特23个数学问题的历史等，有多种专著出现，而且不乏名家手笔。许多著名数学家参预数学史的研究,可能是基于（）H.庞加莱的如下信念,即:“如果我们想要预见数学的将来，适当的途径是研究这门科学的历史和现状”，或是如H.外尔所说的：“如果不知道远溯古希腊各代前辈所建立的和发展的概念方法和结果，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近50年来数学的目标，也不可能理解它的成就。” ⑤历代数学家的传记以及他们的全集与《选集》的整理和出版 这是数学史研究的大量工作之一。此外还有多种《数学经典论著选读》出现，辑录了历代数学家成名之作的珍贵片断。 ⑥专业性学术杂志 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康托尔（1877～1913，30卷）和洛里亚（1898～1922，21卷）都曾主编过数学史杂志，最有名的是埃内斯特勒姆主编的《数学宝藏》（1884～1915，30卷）。现代则有国际科学史协会数学史分会主编的《国际数学史杂志》。 中国数学史： 中国以历史传统悠久而著称于世界，在历代正史的《律历志》“备数”条内常常论述到数学的作用和数学的历史。例如较早的《汉书·律历志》说数学是“推历、生律、 制器、 规圆、矩方、权重、衡平、准绳、嘉量，探赜索稳,钩深致远,莫不用焉”。《隋书·律历志》记述了圆周率计算的历史，记载了祖冲之的光辉成就。历代正史《列传》中，有时也给出了数学家的传记。正史的《经籍志》则记载有数学书目。 在中国古算书的序、跋中，经常出现数学史的内容。 如刘徽注《九章算术》序 (263)中曾谈到《九章算术》形成的历史；王孝通“上缉古算经表”中曾对刘徽、祖冲之等人的数学工作进行评论；祖颐为《四元玉鉴》所写的序文中讲述了由天元术发展成四元术的历史。宋刊本《数术记遗》之后附录有“算学源流”,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用印刷术保存下来的数学史资料。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书末附有“算经源流”,记录了宋明间的数学书目。 以上所述属于零散的片断资料，对中国古代数学史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则是在乾嘉学派的影响下，在清代中晚期进行的。主要有：①对古算书的整理和研究，《算经十书》(汉唐间算书)和宋元算书的校订、注释和出版，参预此项工作的有戴震(1724～1777)、李潢(?～1811)、阮元（1764～1849）、沈钦裴(1829年校算《四元玉鉴》)、罗士琳(1789～1853)等人 ②编辑出版了《畴人传》（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传记），它“肇自黄帝，迄于昭（清）代，凡为此学者，人为之传”，它是由阮元、李锐等编辑的(1795～1799)。其后，罗士琳作“补遗”(1840)，诸可宝作《畴人传三编》（1886），黄钟骏又作《畴人传四编》(1898)。《畴人传》，实际上就是一部人物传记体裁的数学史。收入人物多，资料丰富，评论允当，它完全可以和蒙蒂克拉的数学史相媲美。 利用现代数学概念，对中国数学史进行研究和整理，从而使中国数学史研究建立在现代科学方法之上的学科奠基人，是李俨和钱宝琮。他们都是从五四运动前后起，开始搜集古算书,进行考订、整理和开展研究工作的 经过半个多世纪,李俨的论文自编为《中算史论丛》(1～5集，1954～1955),钱宝琮则有《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集》(1984)行世。从20世纪30年代起，两人都有通史性中国数学史专著出版，李俨有《中国算学史》(1937)、《中国数学大纲》（1958）；钱宝琮有《中国算学史》（上，1932）并主编了《中国数学史》(1964)。钱宝琮校点的《算经十书》(1963)和上述各种专著一道，都是权威性著作。 从19世纪末，即有人（伟烈亚力、赫师慎等）用外文发表中国数学史方面的文章。20世纪初日本人三上义夫的《数学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以及50年代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对中国数学史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有一些中国的古典算书已经有日、英、法、俄、德等文字的译本。在英、美、日、俄、法、比利时等国都有人直接利用中国古典文献进行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以及和其他国家和地区数学史的比较研究。
在中国搞古生物化石研究的学者，应该不会忘了1923年，因为在1923年中国古生物学研究开始真正起步了，首先，1923年11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曾经在中国工作几十年并最终安葬在中国的葛利普教授在当时的热河省凌源进行化石考古和挖掘工作，命名了当时凌源含狼鳍鱼的地层为“热河系”；1928年他进而提出“热河动物群”之名。从此经过百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热河生物群”早已名扬天下。美国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 1923年诞生了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它就是北京大学地系教授李四光于1923年12月在英文版《中国地质学会志》Bull. Geol. China)的第2卷3-4合期上发表了《鉴定䗴类的图解法及其对华北䗴科研究的一些结果》一文。 在李四光的文中有属种的拉丁文名称，有化石特征的详细描述、比较、讨论，有产地层位的具体记载，有图版和图版说明。该文首先叙述了这类属于原生动物门有孔虫纲化石的特征，其外形像一纺锤（纺织机上的线筒），因此叫它“纺锤虫”。李四光根据中文古代纺锤称为“筳”，在它左边加了一个“形旁”——“虫”，而右边的“筳”是声旁，两者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形声字——“䗴”，李四光所造的这个字，从那时起就在中国古生物学界沿用至今。论文对8个种及变种都做了描述，并有两个图版（共19个薄片的相片）加以表示。论文记载这些种产自直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甘肃诸省的十多个地点，含化石层层数最少为一层，最多达4层（山西阳泉）。论文将这些种与国外各地之链作了对比，认为它们都属于上石炭统——太原统（相当于乌拉尔统）。 另外，在1923年12月出版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地质汇报》第5号第2册("Bull. Geol. Surv. China,”）上有一篇中国地质学家周赞衡写的题为“山东白垩纪之植物化石”（“A Preliminary Note on some Younger Mesozoic Plants fromShantung")的论文，文中描述了产自山东下白垩统的如下植物化石属共计7属11种（其中1旧种，4新种，2相似种，4未定种）。有两页图版，为手描图。李四光和周赞衡的文章发表几乎是同时的，可以并列称为“中国人最早发表的古生物学学术文章。 另外在1923年5月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者和领路人德日进与桑志华在宁夏灵武水洞沟发现更新世晚期化石群，包括哺乳动物、鸟类及旧石器等，称为“水洞沟文化”。 另外，中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所写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应该是1924年12月孙云铸发表于《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4册的论著，题目是《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这标志着中国古生物学家也能从事深入的古生物鉴定和研究，写出大部头的著作。该书首先简述了中国北方，主要是华北的直隶（河北）省、东北的奉天（辽宁）省和山东省泰安地区与张夏地区的寒武纪地层。其实早在1920年葛利普刚到中国，就在《地质汇报》第2号上发表了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一篇是“中国二叠纪新发现之阔翅类化石”，另一篇是“直隶开平之下二叠纪动物化石”。在前一篇论文中，描述了一个阔翅类昆虫的新种——Eurypte(Anthraconectes?)chinensi(.)。在后一篇论文中，描述了苔鲜动物的Polypora属。这应该是中国发表的最早的两篇古生物学论文了 这里介绍一下葛利普，葛利普(1870-1946)是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葛利普是一专多能的地质学家，他一生发表近300种学术著作，当时已经50岁的葛利普辞别故园与妻女，于1920年来到中国，任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兼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北洋政府成立中央研究院之后，他1929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34年任北京大学地质系系主任，从此他为中国地质事业以及古生物研究事业贡献了后半生。 1922年2月3日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学会的刊物是《中国地质学会志》，许多古生物学研究论文在这一刊物上发表。该年4月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会的会议上宣读“论震旦纪”的论文，这是对震旦系的第一次全面总结。《中国古生物志》创刊，出版了甲种第一号第一册“南满第三纪初期之植物化石”（傅兰林著），乙种第一号第一册（总第一号）“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葛利普著）和第二号第一册“四射珊瑚化石”（葛利普著）。傅兰林和葛利普是外国人，虽然在中国受中国政府邀请搞研究， 他 们发表的论文是职务行为，这也属于中国发表的最早的几篇古生物学论文。 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是1922年4月，葛利普的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奥陶纪动物化石》，以《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号第1册的形式出版。葛利普受聘为北京大学的地质系古生物学教授、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研究室主任，是在中国土地上为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而工作的，他的研究成果也作为该所的系列出版物而问世，所以，他以上两篇文章和一部专著的出版就标志着中国地质古生物科学事业的发端。李四光说起葛利普他还有以下不朽的成就，比如著名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现在仍在挖掘，人们仍然在不断寻找那丢失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而葛利普教授恰是“北京人 (Peking Man) ”的起名者， 当年周口店发现人类化石的消息，之所以能迅速传遍全世界，与这一简单易记的名称是分不开的。第二中国的古生物学者不断在国外权威杂志《自然》、《科学》等杂志上发表根据在辽西发现的恐龙化石的研究成果，而这不能不追溯到葛利普教授早期提出的“热河动物群”。” 1928 年，美国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出版了一部科学巨著--《中国地质史》 ( Stratigraphy of China 直译为《中国地层学》 ) 。在这部书里， 他第一次提出了"热河动物群"这一名词， 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化石群。 第三在 2005 年整修后重新开馆的中国地质博物馆里， 也陈列着葛利普先生鉴定 的 化 石 (Gymnosolen Grabau,Age: Precambrian, Locality: Jinzhou,Liaoning Province 葛利普裸枝叠层石， 时代： 前寒武纪， 产地： 辽宁金州)第四中国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塑造了一个葛利普教授的塑像， 放在长兴“金钉子”博物馆里。 这是因为葛利普教授在1931 年确定了“长兴灰岩”地层， 它是“二叠系到三叠系地质连续剖面”的代名词。 此后“长兴灰岩”， 成为地质学上一个专用名词，从而载入国际地层学史册，并得到世界公认。 2001 年 3 月，国际地科联过投票，正式将浙江长兴灰岩的 D 剖面确定为全球二叠－－三叠系界线层型及点（英文简称"金钉子"）。长兴“金钉子” 是地球史上最重要的断代界线之一， 也是地球 历史 上六次生物大灭绝中最大的一次绝灭事件和全球变化相联系的点位，2001 年 3 月被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正式确定为全球对比标准点位。其意义相当于大英博物馆的铂金米达尺，成了世界标准。第五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葛利普教授逝世已经多年，人们仍然在不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网站上可以查到月球上以葛利普命名了“葛利普背侧”，一个在月亮上的山脊。 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的中国地质学先驱之一朱森曾经回忆著名的美籍地质学家A. W. 葛利普 (Grabau) 为他们讲授古生物学、葛利普老师不仅学问渊博，而且待人诚恳，使他们受到很大的教益，他们不仅重视课堂学习而且躬行实践，重视野外现场考察。北京西山是他们实习的重要基地。葛利普、翁文灏曾带他们去热河实习。 有媒体报道：1923年11月初，中国的东北大地被层银白色包裹得分外妖娆，早晨的屋檐下还挂着晶莹的冰柱。在这个时节，从来没有考察队进人热河省进行野外发掘工作。而北京大学的一支小型地质野外考察队此时却悄然抵达此地。他们由葛利普教授和翁文灏带队，乘着吉普车，向热河省凌源县进发。葛利普是国际上大名鼎鼎的地质学家，他此行是为了考察1880年由法国鱼类学家索瓦士研究的发现于此地的狼鳍鱼化石的地层。在凌源附近的山头，葛利普发现并采集了大量狼鳍鱼与尾类蜉蝣化石，但并无其他斩获。辽西化石群1923年，葛利普在《中国地质学》中，把当时热河省凌源县附近含化石的地层定名为热河系。1928年，他又提出了“热河动物群”的名称，用来代表分布于东亚狼鳍鱼岩系的综合动物化石群。后来， 中国的顾知微院士把与热河动物群同时期的植物群也包括进来，统称为热河生物群。
1超市中的数字问题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超市走进了人们的生活，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的方便，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因超市的“闯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如今平望的经济高速发展，超市接二连三地开张。但超市发展之路是漫长的，超市在经营发展中又受哪些方面的影响呢？为此，我们初二（5）班研究性学习小组决定对平望的四大超市（华润超市，华联超市，世纪华联超市，葡萄园超市）做一次调查一、对影响平望超市经营发展的因素的调查与分析1、个人喜好喜好经常能影响一个人的思想，驱使一个人去做些事情，当然，包括让人不由自主地去哪家超市咯，而且平望的面积不算很大，人口有限，四大超市竞争激烈，超市能够受到广大消费者的欢迎是超市继续经营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也是我们关注这个问题的原因。以下是我们对这个问题做的一份调查(调查问卷附后)，结果如 你最常去的超市是（ ）A 华润 B 华联 C 世纪华联 D 葡萄园超市从调查我们看出，华润超市受欢迎程度最高，华联次之，其它两个超市无过大差异。2、商品质量和地理位置众所周知，对超市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商品质量和地理位置。超市商品质量的好坏，能够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物欲。一个黄金地段往往是商家争取的重点，地理因素包括通达度，进出是否方便，能突出超市的存在，还有安全性等。这四大超市相距并不是很远，那么，地理位置对它们是否有影响呢？为此，我们特在问卷调查中列入了此项内容，并把它与其它因数进行了对比。结果如下：你常去该超市（你最喜欢的超市）的原因是（）A 价格便宜 B 离家较近 C 商品质量好 D 服务态度好 E 其它有24%的人选择了B：离家较近，18%的人选择了A：价格便宜，20%的人选择了C：商品质量好，16%的人选择D：服务态度好，还有22%的人认为是其它原因，例如个人喜欢好。可见，人们对消费地点的选择各有不同。数字显示，超市的选址对消费者而言至关重要。因此分布在居民区的超市较受欢迎。“顾客就是上帝”，每个人都希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而且如今的竞争已不是简单的价格战了，完全是商品质量的支撑。我们也坚信好的超市在商品质量和服务态度方面是不会懈怠的。3. 超市的经营理念一个超市的经营理念是一个超市对待顾客的宗旨，只有超市把顾客所想的摆在第一位，凡事都以顾客为中心，人们才会想去超市消费，那么超市便会长长久久。所以我们特别对此做了问卷调查。你认为超市应把什么放在第一位 （ ）A．价格 B。质量 C。服务态度 D。商品种类 E。其它结果分析：经调查，多数人把质量放在第一位，说明产品质量对超市经营的影响是很大的。一个超市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取决于商品与服务态度的高低，其中，质量占的比重较大，服务态度次之，这说明永安人民此时钞票的拥有量，正处于一个舒适的状态，而超市的物价水平与之正相适应，暂时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超市消费水平稳定超市的工作效率1. 当今的社会是跑在商业铁轨上的高速列车，任何效率的停滞，都会影响它的运行，当然，超市作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活动场所，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台下的主角，它的效率自然成为人们选择超市的重要指标。所以我们设此问题，以考察超市效率在人们心中的比重大小。你会对效率低的超市产生反感吗 ？ （ ） A． 会 B .不会 C.无所谓结果分析： 95%的人选择了A，在这个信息技术发达的社会，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讲求高效率，少时间，好享受，较差的服务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对自己利益的损害，对商家而言既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对自身形象的损害，更对今后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消费者希望超市的服务能够一体化，更周到，无论是服务的设施还是售后服务都尽力而为，实事求是。二、超市对人民生活的影响 在超市里，你常常会有感于超市里不减的人气，超市成了逛街的好去处，从另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平望是一个生活满足而安逸的好地方，大家都在逛超市了。超市里那么多东西，怎么会没有一件你满意的商品？于是，钱就这样不知不觉从人们的口袋里一点一点的流走，无形中带动了消费的发展了。需多谈的，尤其是大型的超市对工作人员数量的要求是巨大的，无疑解决了很大的就业压力，这也是为什么政府对超市经营大力扶持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毕竟这类员工从事的都是体力类的劳动，报酬不高，但尚能维持生计，其中不乏初入社会的青年。超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生存工作的岗位，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提高自己的待遇。但这种机遇依然是有限的，毕竟从事零售服务是一件烦琐乏味的事情，故这类员工的心态也可以作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更何况他们也是超市的一块招牌，他们工作的好坏，热情与否有时就是超市与顾客间交流的窗口。研究消费心理，少不了对销售心理的探访。有时一个销售人员的一个微笑，一段让人心动的产品介绍会让人有一种购买的蠢蠢欲动，其实有时这种销售人员的素质正是超市的一份无形的品 永安超市的发展模式需改善三、对平望超市经营的建议从宏观上看：平望现在超市发展的关键,需从价格制胜的竞争观念向集价格、文化、服务、品牌等多种因素的复合型竞争理念过渡. 1 、超市类型的多元化，在平望, 每个超市里的货物品种,价格,布局,氛围都应各有千秋。不能所有超市一个样，那样怎么会有吸引力呢？在平望，可以发展一些其它类型的超市，如农业超市，里面主要都是农业用具，机械等等呀，必竟平望还是一个农业城市为基础。2、超市分布区域的边缘化，何必一定要挤在市中心，可以到一些城乡结合部呀，现在的平望人民已经在提高进超市购买东西的习惯了，等到大家都习惯了，那些街道商铺可都要关门啦！在厦门的人都知道，厦门的那些大超市进来以后，现在人们一买东西都是进大超市，除了有时零星的购买，当然只能是在社区里的小卖部了。3、超市的特色（或者说是文化，或者说吸引人的地方），像在大城市里的一些超市，每天都有几种特价商品，这些商品平时是不打折的，只有轮到刚好的日子才有，而每个月超市都会将下个月要打折的商品日期提前公布，甚至将宣传单寄给每一个持会卡的人员。从微观上来看： 超市应该改进寄包的设施，超市的服务态度也应该有所改善，超市需要多增设几台收营台，超市的卫生也应做得更好。总结：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的活动，可以对生活中的变化有所了解，激发对生活的热爱，对知识的不断追求，对实践能力有一个提高，甚至能对超市的经营发展有一定的帮助。 4古代数学发展史—宋元数学： 宋元数学是中国数学发展的高峰。 北宋王朝统一中国后，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宋、元两代〕，筹算数学达到极盛，是中国古代数学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列举如下：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11世纪中叶〕，刘益的《议古根源》〔12世纪中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李冶的《测圆海镜》〔1248〕和《益古演段》〔1259〕，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1261〕、《日用算法》〔1262〕和《杨辉算法》〔1274-1275〕，朱世杰的《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等等。 宋元数学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巅峰。其中主要的工作有： 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贾宪（生卒年代不详）在《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中创造了开任意高次幂的“增乘开方法”，公元1819年英国人霍纳（william george horner）才得出同样的方法。贾宪还列出了二项式定理系数表，欧洲到十七世纪才出现类似的“巴斯加三角”。（《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已佚） 公元1088—1095年间，北宋沈括从“酒家积罂”数与“层坛”体积等生产实践问题提出了“隙积术”，开始对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进行研究，并创立了正确的求和公式。沈括还提出“会圆术”，得出了我国古代数学史上第一个求弧长的近似公式。他还运用运筹思想分析和研究了后勤供粮与运兵进退的关系等问题。 公元1247年，南宋秦九韶在《数书九章》中推广了增乘开方法，叙述了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他列举了二十多个来自实践的高次方程的解法，最高为十次方程。欧洲到十六世纪意大利人菲尔洛（scipio del ferro）才提出三次方程的解法。秦九韶还系统地研究了一次同余式理论。 公元1248年，李冶（李治，公元1192一1279年）著的《测圆海镜》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天元术”（一元高次方程）的著作，这在数学史上是一项杰出的成果。在《测圆海镜?序》中，李冶批判了轻视科学实践，以数学为“九九贱技”、“玩物丧志”等谬论。 公元1261年，南宋杨辉（生卒年代不详）在《详解九章算法》中用“垛积术”求出几类高阶等差级数之和。公元1274年他在《乘除通变本末》中还叙述了“九归捷法”，介绍了筹算乘除的各种运算法。公元1280年，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制订《授时历》时，列出了三次差的内插公式。郭守敬还运用几何方法求出相当于现在球面三角的两个公式。 公元1303年，元代朱世杰（生卒年代不详）著《四元玉鉴》，他把“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欧洲到公元1775年法国人别朱（etienne bezout）才提出同样的解法。朱世杰还对各有限项级数求和问题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高次差的内插公式，欧洲到公元1670年英国人格里高利（james gregory)和公元1676一1678年间牛顿（issac newton）才提出内插法的一般公式。 公元十四世纪我国人民已使用珠算盘。在现代计算机出现之前，珠算盘是世界上简便而有效的计算工具。 另外，其它成就包括勾股形解法新的发展、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研究、纵横图（幻方）的研究、小数（十进分数）具体的应用、珠算的出现等等。 这一时期民间数学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以及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数学知识的交流也得到了发展。
在学术上，豪尔绍尼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表了关于在福利经济学和在伦理学中应用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以及关于可变爱好福利经济学的论文。他在阅读了纳什1950—1953年期间的四篇有关博弈论的著名论文之后，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并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下面是豪尔绍尼的学术研究的轨迹。1956年，他说明了周生和纳什的谈判模型的数学等价形式并且陈述了最优威胁策略的代数差别标准。1963年，他把夏普莱值(Shapelyvalue)延伸到没有可转移效用的博弈，并且表明他的新解概念是夏普莱值和纳什有可变威胁谈判解的推广。在1967年和196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说明如何把一局不完全信息博弈转化为一局有完全而不完善信息的博弈，以便可用博弈论分析。在1973年说明“几乎所有”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可以重新解释为一个适当选择的有随机波动报酬函数的博弈的纯策略严格均衡。
是的，辛辛苦苦几年，好容易搞出一篇论文，要配上一个响亮一些的名字无疑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因此，如何在论文开始或即将完成之际，给论文起一个好名字也常颇令人费思量，否则的话名不正言不顺嘛。关于论文起名字其实要求很多，这里只谈一点。许多人在写论文名字的时候爱挂上“……的调查研究”、“……的实验研究”这样的尾巴，据说这样写起来让人看着清楚，而且论文带着“研究”的字样，似乎更能让人看到肃然起敬，但我不认同这样的做法，理由很多，但也只提一点，看过很多国外的博士、硕士论文，也参阅过许多国外权威专业刊物，但很少见到以“Researchon……”为题之类的研究，即使按照国际惯例，“……的研究”这个尾巴也是多此一举的。看惯了国外的一些研究，我比较喜欢的是“××：××××”这类的题目，前面有一个和现实接轨的容易理解的标题，冒号后面是更严肃的研究内容简介。这类题目似乎在国外的研究中更为多见，在国内的心理学界，杨治良老先生曾有一篇《心理学报》的文章，前面以“钢筋水泥”为标题，后面以专业的內隐认知为内容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将“钢筋水泥”等此类俗名放在严肃的专业研究上，通俗的名字下面，隐含的是对研究内容的深深理解。不过此类名字，在专业期刊杂志上，始终不多，似乎中国人更觉得专业研究是少数人的事，让更多的人理解你的研究是没有水平的标志吧。曾经帮助一位博士给她的论文起名字，她做的是婚姻承诺的，我的建议是：《许我个未来——婚姻承诺的心理学研究》。前面是用徐志摩与陆小曼中的名句，“许我个未来”，后面点明研究的内容与取向，自认为既有诗情画意，有表现出专业研究取向，是个好名字。只可惜不是我的论文，最后未被采纳，引为憾事。
学术论文也可称为：科学论文、科研论文、研究论文。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预测性上具有的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上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讨论或学术刊物上发表，或用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学术论文按写作目的，可将学术论文分为交流性论文和考核性论文。
学术论文，就是用系统的、专门的知识来讨论或研究某种问题或研究成果的学理性文章。具有学术性、科学性、创造性、学理性。学术论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
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进行严谨的论证。
创造性：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创造性是科学研究的生命。学术论文的创造性在于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
理论性：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平易性：指的是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科学道理，不仅要做到文从字顺，而且要准确、鲜明、和谐、力求生动。
《名作欣赏》算学术论文期刊，属于北大核心期刊。
《名作欣赏(学术专刊)》侧重于宏观的学术研究，其内容为古今中外作家、作品评论和中西批评理论解读。侧重于微观的审美鉴赏，其内容为古今中外名篇杰作的文本细读和赏析。
《名作欣赏》杂志是由名作欣赏杂志社编辑出版的全国唯一的以鉴赏中外古今文学名著为内容的大型期刊，是鉴赏中外古今优秀文学作品的名牌期刊。 荣获首届、第二届国家期刊奖，被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中国期刊方阵·双奖期刊”。
扩展资料：
学术论文期刊衡量标准
近些年有的期刊在封面上刊载"╳╳省一级期刊"、"╳╳省二级期刊"等字样， 这种标识确实存在，这是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每年对本地区的期刊进行综合评比的结果，主要是督促期刊不断提高质量。这种评比是滚动进行的，每年评比的结果都有变化。
由各地组织的评比，由于各地的评比标准不统一，也不是单从学术水平的高低对期刊进行评价，因此不能完全以此来衡量学术论文期刊的学术水平。
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尚未从各类学术论文期刊的学术水平这一角度制定过标准，因为衡量学科众多的学术论文期刊的学术水准是一件非常复杂、难度非常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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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15岁扬名。20岁以后可分4个时期。 玄宗开元十九年（731）至天宝四载（745），杜甫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曾先后漫游吴越和齐赵一带。其间赴洛阳考进士失败。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结为挚友。次年秋分手，再未相会。杜甫此期诗作现存20余首，多是五律和五古，以《望岳》为代表。 天宝五载至十四载，杜甫困守长安，穷困潦倒。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六载曾应试“制举”；十载献“大礼赋”三篇得玄宗赏识，命宰相试文章；但均无结果。直到十四载十月，安史之乱前一个月，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之职。仕途的失意沉沦和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比较客观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腐败和人民的苦难，使他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创作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产生了《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不朽名篇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警世之句。此期流传下来的诗大约100首，其中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肃宗至德元载（756）至乾元二年（759），安史之乱最盛。杜甫也尽历艰危，但创作成就很大。长安陷落后，他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但半路被俘，陷贼中近半年，后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受左拾遗。不久因房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回京任原职。758年5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此时期的杜甫，对现实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先后写出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传世名作。759年，关辅大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辞官，经秦州、同谷，于年底到达成都。此期流传下来诗歌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肃宗上元元年（760）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荆、湘三年。760年春，他在成都浣花溪畔建草堂，并断续住了五年。其间曾因乱流亡梓、阆二州。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举家离开成都。因病滞留云安，次年暮春迁往夔州。768年出峡，辗转江陵、公安，于年底达岳阳。他生活的最后二年，居无定所。飘泊于岳阳、长沙、衡阳、耒阳之间，时间多在船上度过。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年59岁。逝世前作36韵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之句，仍以国家灾难为念。这11年，他写诗1000余首（其中夔州作430多首），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五强。多是绝句和律诗，也有长篇排律。名作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登高》、《又呈吴郎》等。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往在》、《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愤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 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在《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 杜诗体制多样，奄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其五言古诗融感事、纪行、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感情豪放、沉郁，风格奇崛拗峭；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异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甫一生潦倒，其诗“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杜甫《南征》）。但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近千年来，治杜之风不绝。宋代有许多杜诗的编年、分类、集注等专书，如王洙《杜工部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鲁编次、蔡梦弼会笺的《杜工部草堂诗笺》、徐居仁编辑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后世注释杜集的亦在百种以上，较流行的有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浦起龙《读杜心解》。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点、解释杜诗的文字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鸿保有《读杜诗说》。另外，中华书局还将五四运动以来较重要的论文汇编成《杜甫研究论文集》。传记和新的研究专著有冯至《杜甫传》、萧涤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诗论》、朱东润《杜甫叙论》。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的《杜甫年谱》。
王蒙的艺术创作风格特点研究分析论文
〔 摘要 〕本文通过对王蒙作品的剖析，来浅谈他的艺术风格特点和精神追求，回顾王蒙的创作形式，王蒙能作诗文、书法，也能绘制人物、墨竹，尤其擅长山水画，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写景稠密，重峦叠嶂，山势多险峻，树木多茂密，结构多严谨，布局多重山复水，纵横离奇。让人虽然没有直面画家本人，但却仿佛直探他内心世界的艺术境地。
〔 关键词 〕皴法;笔法;绘画创作
一、元代社会文化背景
元代建立初期，社会各方面环境复杂、时局不安。外族的入侵统治，导致汉族底层人民的巨大压力。在这种严酷的社会背景之下，当时的汉族文人群体期望通过对诗书画印的研究，得到一种自我认可，可以暂时逃避社会现实。也正因如此，中国水墨画中的山水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发展，诗书画印浑然一体，从而使山水画积累了丰富的题材，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二、元代绘画创作背景
回顾元代画家的艺术风格，既不同于唐代的精巧，也不是宋初的壮丽和南宋的诗意，而是追求作品本身的内在蕴意和外在高雅，重在笔墨的情趣，与书法的韵味揉为一体，好似画作和书法都是胸有成竹，自然的书写，让画家们对于尘世的无可奈何，转而在寄情山水之中得到心境的抒发，并在精神上得到慰藉和寄托。在元代，绘画用的材料也从之前的绢本渐渐变成了纸本。绢本就比较容易勾勒、点染，而纸本因为本身比较粗糙，笔墨容易出现生涩的感觉，在当时给文人画家增添了不小的挑战，但是较之绢本，纸本的价格低廉适合广大文人墨客使用，因此就形成了元代绘画善用“枯笔皴擦”的笔墨特点，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而王蒙的作品就多为纸本。在元代的绘画创作中，文人艺术创作相对宽松，他们拥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和发展空间，这就让当时的山水画在笔墨技巧上有了突破，在自然山水中提炼道家精神，以情写意，寄情山水，同时在运用笔墨的干湿浓淡上有了多样成熟的探索结果，让文人的胸中意象有了合适的载体，外化到世人的眼界中去。使元代的文人在脱离不了的现实环境中，寻找到了可以寄托自身思想感情的一片大海。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因素下，王蒙也借势有了舒展个人理想的机会，虽然王蒙的人生轨迹起起伏伏，但并不影响他为艺术所做的努力，他不仅仅是单纯的传移摹写，而是对绘画有了更深层次的探究，并且推陈出新，尤其在山水画上，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王蒙绘画创作背景
王蒙和当时很多自学成才的画家不同，他出身书香门第，家庭条件比较优裕，人际关系也很广，从小耳濡目染，受家庭文化氛围影响颇大，在笔墨绘画上天赋超人，造诣极深。王蒙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绘画技法的系统教育，基础甚为扎实，素质、修养极高。在他的一生中，画过很多的隐居图，这充分体现了王蒙虽然身在官场，心里却一直向往着田园野居的生活，这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文人墨客的人生经历和所处境地。
四、王蒙的艺术风格
(一)王蒙艺术特点概况
王蒙师法董源①，巨然②，在笔法上通过对前人的学习，变通，经过自身的实践探索，创作出了众人皆知的牛毛皴等皴法。在山水画的创作中，王蒙采用了全景的构图模式，用远景、全景的取景方式，去表现山水的纵深，和层层叠加的远山，让观者回味无穷。在墨色的运用上，王蒙也是很讲究的，他让线的皴法加上点、擦和晕、染，相互照应，再运用斑斑点点的干墨笔法，使整幅山水画作干湿搭配，笔法的密度上达到密不透风，但给人的视觉效果错落有致，不会感觉不透气，由此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王蒙在笔法墨色上的运用是他最为代表性的一方面。他把山的变化和水的变化，都归纳到了精湛的绘画技艺之中，运用缜密繁琐的笔触再现了山的多变，其中牛毛皴、卷云皴、解锁皴、小斧劈皴等的运用让画面的形式感更加突出，层次变化多样，也打破了之前的固有章法。王蒙的艺术表现，在解索皴的笔法运用上达到了极致，让中国山水画的艺术高度得到了很大提升。另一个方面，王蒙还将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联系到了一起，将二者融会贯通，把书法上讲究的用笔方法，也同样运用到了绘画创作的过程当中，正所谓能画者必善书，书画同源，以书入画。这一观点也是受到了赵孟頫③的影响和启发。王蒙灵活运用了前人的笔法观点，把书法里的笔法精髓转化到了绘画创作上，让山水作品有了更丰富的表达语言，让作者的心中意境可以表达得更灵动。
（二）通过王蒙的代表作品来分析他的艺术风格
王蒙的山水画深受赵孟頫影响，集诸家之长而自成一家之风格体系。他的《青卞隐居图》被董其昌④誉为“天下第一”。总的来说，该画山峰造形奇特是干湿兼备的经典之作，苔点多焦墨渴笔，顺势而下，前景中耸立的灌木林三两成组，繁密交错，但却不堵、不死，把江南自然风光中的枯木、枯树的独特景色表现得独具特色，由此可见，王蒙对大自然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深的向往之情。《青卞隐居图》是王蒙艺术绘画风格的代表之作。此作品描绘的对象是王蒙的家乡浙江省卞山的景色。纵观画作，采用全景多透视点的构图，让群山，秀水，茂林，组合在一起，自然界中的植被在王蒙的`笔触组合下，或疏，或密，或湿，或干，穿插呼应，简单的黑白之间，形成和谐的韵律感。王蒙在画作中把绘画上的繁密画风上升到了更高的一面，画面上，层峦叠嶂，从画面顶部贯穿至画面下部，让整体布局稳重，势如洪，气如虹。而组成这些群山的，就是那些密集的笔墨，这就体现出了用笔的趣味。不仅在坚硬的山石上，期间的树木植被，也是笔笔生动。在皴法的运用上，王蒙让笔触满而不塞，各种皴法变化灵活，和谐统一。当然王蒙深知画面中仅有皴法远远不够，墨色的浓淡结合至关重要，所以王蒙在画《青卞隐居图》时，是先用淡墨造型，表现群山植被的外形，并用淡墨渲染，再逐步提高墨的浓度，有的地方会反复多变进行刻画渲染。王蒙这位八百年前的文人，我们现代人虽然未能谋其面，但是通过他的作品，仿佛可以从窗外略窥到他的背影。《东山草堂图》是王蒙四十岁之后绘制的作品，此时王蒙在文人画坛中已经形成自己的独家风貌了！画面近景中间画了两颗葱郁苍劲的松针，墨色变化极为丰富，突显出松针树的灵动性和厚重感，左侧松针树上有苍劲的藤蔓缠绕，一方面和松针树右侧的杂树相呼应，丰富了画面的层次，使之产生强烈的装饰韵味，另一方面藤蔓虽老，新发的嫩叶却生机勃勃，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作者王蒙倍受官场束缚的内心世界。近景右边是大面积的留白，下面是一处立在山泥之上的平涯，上有一个弃用的石桌，和左边的众多险峻断崖形成呼应，使画面联系密切，相互关联。中景左侧是从天而下的瀑布，虽然涓细却有直挂谷底之势，直到流去江河趋于平淡。中景的中间部分是章法卓然的山石，不知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这层层断崖，还是王蒙心中悟出来的丘壑，配着他独特的解索皴法，节奏缓急、环环相扣。右侧的中景虽是留白，却与远景、近景的留白贯通始终，意味深远，有浩荡之气。整体山石大中兼小、高不可攀，山石的勾、皴、点、染等用笔都极其繁复稠密，这也体现出了王蒙山水画的一大主要艺术风格。王蒙能作诗文、书法，也能绘制人物、墨竹，尤其擅长山水画，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貌。写景稠密，重峦叠嶂，山势多险峻，树木多茂密，结构多严谨，布局多重山复水，纵横离奇。使观者虽然没有直面画家本人，但却仿佛直探他内心世界的艺术境地。王蒙创造的“水晕墨章”的画法，丰富了山水绘画的表现技法。在山石皴擦上，解索皴、牛毛皴更是让他运用得淋漓尽致。王蒙的一生中画了很多的隐居图，但内心却又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混迹官场，渴望得到重用有所作为；另一方面渴望回归到自然中去，与山水草木为伴，与鸟语花香为邻。但终是一生受官场牵连而死于狱中，所以王蒙和元四家中的其他三人，在画面上就有明显的区别，黄公望⑤等人的作品恬静、平和、单纯，有种身处自然之趣，而王蒙的作品就始终不得平静，线条中往往流露出焦躁不安的情绪。
参考文献
[1]董其昌，周文斌，画禅室随笔[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
[2]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程大利，中国历代大师名作丛书王蒙、倪瓒画集[M].南京：江苏出版社，1997.
作者:马玉妹 单位:四川理工学院
我眼中的杜甫前些日子，我有幸领略了四川的峨嵋山与九寨沟，那灵山异水着实让我大开眼界，流连往返。而位于灵山异水中的一块圣地——杜甫草堂，更令我“蜀不思归”，折服进而膜拜。猛然间灵光一闪，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写写这位“诗圣”，明知自己很傻，研究杜甫的学者不计其数，他们挖掘的够深刻，够翔实了，可我特想以自己的视角来谈谈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我有幸领略了四川的峨嵋山与九寨沟——这个句子显然是病句，语文教师犯这样的语病，而且是以病句开头，很不应该留连往返应为流连忘返，连着用大开眼界、流连忘返两个成语也不大妙，有作者家天才儿童之风范圣地此词用的不妥，杜甫草堂没啥子大不了的，是因为你崇拜杜甫，那地儿才成为你心中的圣地，不能把你自身的感受用来定义草堂。此句应为“而在灵山异水之中，有一块我心中的圣地——杜甫草堂”蜀不思归——这个词是从乐不思蜀化过来的，但是搞的不好，应为“在蜀不思归”折服进而膜拜——这句话又很不应该，因为前面讲的是杜甫草堂，草堂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你折服，让你膜拜呢？让你折服膜拜的显然是杜甫，不是草堂，因此这整个句子也可以看成是病句灵光一闪这个词也不好，跟下文的冲动没有啥联系，修饰词“猛然间”感觉上是小学生用的明知道自己很傻——这个傻是啥意思？如果说因为有很多研究杜甫的作品珠玉在前让作者感觉写写老杜有点惭愧，那应该说“明知自己水平有限”翔实这个词也值得推敲，翔实一般是用在具体的客观史实、材料上，不大好用来形容杜甫的研究文献我特想以自己的视角来谈谈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很拖泥带水，要不说我最崇拜的偶像，要不说我心中的偶像。自己的视角云云，更不知从何谈起，因为下面的文字基本上都是老生常谈杜甫让我最欣赏的是他骨子里渗透着类似李白的洒脱与真挚的个性。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的诗人。杜甫的诗歌里很坦白，很自豪拥有这样的家庭。“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何等的豪情万丈，何等的真挚博大！世人皆知李白洒脱豪迈，孰不知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呢。骨子里渗透着类似李白的洒脱与真挚的个性——这句话叫人看着很不舒服，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骨子里渗透着个性”，不大通吧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应为出身杜甫的诗歌里很坦白，很自豪拥有这样的家庭——这句也有毛病，语法不通，不知道主语谓语都是些啥，应为“杜甫在诗歌里很坦白的表达了对拥有这样的家庭的自豪”何等的豪情万丈，何等的真挚博大！——看不出来。古代的穷人家孩子少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大才子出身自名门世家，在诗作中谈及自己家学渊源，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样就要夸人豪情万丈真挚博大，这种赞美似乎太廉价了，还要加上两个“何等”，再来个惊叹号，实在是有迎风洒狗血的味道世人皆知李白洒脱豪迈，孰不知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呢——这个应该是拍脑袋工程，凭老杜几句扯自己家学渊源的诗，就评价人家比李白还要洒脱豪迈，这样太无厘头了杜甫饱读史书，自许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参加洛阳进士科考试，却不料“此意竟萧条”。名落孙山的他却能够坦然处之，将成败得失视为过眼烟云。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深深的震撼了我，使我面对许多风风雨雨，都能一笑了之，宠辱不惊。自许——应为自诩名落孙山的他却能够坦然处之，将成败得失视为过眼烟云——何以得知？古代的读书人一向比较功利，大多是带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渴望学而优则仕，考试落榜以后写首诗感叹一番自嘲两句，是极普通的事，基本上也没有说自己落第而后悲愤欲绝的，不知道作者是怎样联想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上面去的，居然还被深深震撼了，真是了不起使我面对许多风风雨雨，都能一笑了之，宠辱不惊——写文章明明是夸老杜的，写着写着就要转到自己身上，忍不住夸上自己两句，这个毛病以后要改掉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与李白的真挚友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当他在洛阳遇到“赐金放逐”的李白。两人一见如故，同游名胜古迹，同写万丈诗篇，同醉同睡同奔放！有诗为证：“醉眼秋共被，携手日月行”。两人亲如兄弟。不分彼此。同写万丈诗篇——诗篇有用万丈形容的吗？同醉同睡同奔放——同醉同睡很好理解，同奔放是啥意思？一起K歌泡妞？杜甫对李白极为推崇，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为他写下一系列肝胆相照的诗篇，“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杜甫又不是一味迎合，也曾苦口婆心得对李白的好道任侠，使酒尚气作了善意的规劝。“君子坦荡荡”的心胸一览无余。一位真正的诤友就耸立在世人面前，他演绎了这段经典的友情故事，无人能够逾越，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代文人有很多歌颂友情的诗，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如诗里面写的那么好，那就很难说了。李杜相交之时李白盛名及天下，是文坛当红偶像，杜甫自然要推崇推崇的，这点很正常，但是说他们之间是经典的友情故事，就不大负责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云云，更是让人目瞪口呆。有诗为证有诗为证，其实有时候诗是证不了啥的，桃花潭水深千尺，厉害吧？其实李白跟汪伦不过是泛泛之交。44岁的杜甫旅居长安，长达七年之久，历尽辛酸与坎坷。但他从不怨天尤人，对真正关心自己的朋友还是情意绵绵，是个非常重感情的性情中人，他常常赠诗以谢朋友的厚爱。在这段最暗淡，最失落的日子里，他竟然能够创作出最脍炙人口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可见他是多么的超凡脱俗，安贫乐道！实际上对于诗人来说，有时候生活环境越是困苦，创作力反而越强。老杜诗写的好，但是哪里看的出超凡脱俗，安贫乐道？作者特别喜欢用显而易见、可见之类的词，增加说服力，实际上这种推断是毫无道理的，反倒象神棍的上帝式逻辑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也足”，把自己与人民的苦难紧密结合，得出人民遭受的痛苦比自己还深，他为人民命运而担忧就象大海一样永不枯竭，甘为天下人民的幸福而牺牲自己。他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是多么令人折服呀。这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可贵，令天下所有的诗人在他高尚的品质面前黯然失色。这段很适合作者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解，也就是说格调非常高，估计校长会很喜欢。问题在于古往今来写诗寄托忧国忧民思想的诗人可以说比比皆是，“令天下所有的诗人在他高尚的品质面前黯然失色”，不知作者是怎么把天下所有的诗人跟老杜作对比的他为人民命运而担忧就象大海一样永不枯竭——这个比喻实在是没有必要，这个句子也不通，“而”应为“的”他晚年漂泊在西南生活，虽穷困潦倒，疾病缠身，但心境依然洒脱自然。他在自己苦心修建，专心经营的草堂里写下了《狂夫》，高声吟唱“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这样的气魄，这样的胸襟，这样的诗句，谁能与之抗衡呢。——这首诗很好吗？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能不能与之抗衡呢？他在草堂附近的武侯祠中瞻拜诸葛亮，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如此的悲壮浑劲，如此的爱国情结，一直为后人广为流传，赞叹不已。——这句诗当然好了，是叹息孔明的，悲壮浑劲还勉强可以算，“爱国情结”从何谈起？三国时期打来打去，不过是内战混战罢了。后人赞叹的是老杜的诗，哪是啥子爱国情结？而杜甫著名的组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把萧散的自然情物写的优美从容，富有情趣，我最欣赏这句“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底”，很难想象一个“诗圣”竟然有如此细腻的情感，如此浓烈的抒情，如此的仁民爱物，这给历代爱国者树立了很典型的形象，在士人的人格形成上，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这段实在太牵强了，如果没有细腻的情感和浓烈的抒情并在诗中表现，杜甫能成为大诗人吗？能被称作“诗圣”吗？作者作为老杜的粉丝，居然连这点都“很难想象”，倒把俺给看糊涂了，莫非作者只是叶公好龙？至于士人人格之类，扯的太远了，如果作者愿意赐教，俺倒想看看作者怎么解释，可以把老杜跟士人人格的形成联系起来伟哉，杜甫！——抒情式结尾，空洞恶俗通览全文，作者只是把自己所能够想得到的溢美之词统统加到老杜头上，而诸多赞美漫无边际，毫无逻辑可言，有如天外飞仙，基本上都是属于拍脑袋式论证，这样的文章实在是让人不忍卒读，而在文句语法上面，又是病句错词满天飞，基本功很不扎实，如果作者真如传说中所言，是个语文教师，那实在是很不应该。如果打了一个文章，自己觉得比较得意，欣欣然的拿出来供人赏鉴，突然被人家指出诸多纰漏，心下不爽，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去理会人家指摘的有没有道理，偏偏反而去探寻人家是否居心叵测，进而讥讽对方吃饱了没事找事，相对于文章的水平而言，这样的态度，就更不足取了。
一、指导导师的基本条件 按照有关规定，大专毕业论文指导导师的条件一般有： 1．具有有关专业的较高理论和政治素养的讲师或相当于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员、研究人员。 2，具有本科专业理论素养和文字水平较高的相当于副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本科毕业论文指导导师条件： 1．具有有关专业的较高理论和政治素养及文字水乎的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员或研究人员。 2．具有研究生毕业学历，理论素养、政治水平、文字功底较高的相当于正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毕业论文工作规程》) 二、指导导师的修养 从以上基本条件可以看出，担任函授学员指导导师的人，其本身必须具有较高的素质和修养，主要是思想方面的修养、理论方面的修养和文字方面的修养。 (一)思想修养 身为指导导师，首先应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和强烈的责任感，有“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蜡烛”精神和甘为“人梯”的精神。要把帮助学员顺利撰写并通过毕业论文，看成是学校交给自己的一项严肃任务，作为教师的神圣职责。 学员对待毕业论文的态度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非常认真，积极性很高，主动向指导导师请教的；第二种是比较认真，想写好毕业论文，也希望得到指导导师指教的；第三种是敷衍了事，被动应付，导师不催不动笔，迟迟不同指导导师见面的。对第一种学员，指导教师应悉心指教，提出高标准、严要求，鼓励和帮助他写出高质量的毕业论文。对第二种学员，教师应满腔热情予以接待，鼓励他树立信心，并从多方面给以具体指导。对于第三类学员，指导导师应不避“皇帝不急，倒急死太监”之讥，放下架子，主动找他谈话，帮助他提高认识，端正态度，督促并指导他及时完成毕业论文写作任务。 指导导师不仅要凭自己的业务水平帮助学员提高毕业论文质量，更要以自己的思想品格影响学员，表现出为人师表的良好风范。(二)理论修养 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就要有一桶水。”指导导师的理论修养、学术水平直接影响学员毕业论文的质量。学员毕业论文所涉及的学科是非常广泛的，不但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诸方面，还有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公共关系学以及系统论、信息论、人口理论、宗教理论……等等，应有尽有。担任毕业论文指导导师的人，应当是个“通才”和“杂家”，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要有扎实的基础，对当代各种新理论、边缘科学要有广泛的涉猎，还要有丰富的自然常识与社会知识。否则，学员写的文章尚且看不借，又何从指导!即使可以通过分工，实行分类指导，但往往不可能分得那么细，学员论文中所涉及的知识也不可能那么单纯专一。更何况学员论文的一个通病是写得太实，理论性欠强，指导教师应帮助他们在文章里“加进”理论分析的内容。而要做到这一点，非有一定的理论素养不可。 (三)文字修养 毕业论文是以中文形式写的，故指导导师的中文写作水平起码应不在学员之下。他们不但要熟练地掌握论文写作知识，具备一定的语法、修辞和逻辑知识，而且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和较高的实际写作能力。 学员论文中出现的语病较多，指导老师应帮助他们纠正。例如；由于各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人们的思想和情绪都发生了强烈碰撞[情绪如何“碰撞”?跟谁碰撞?可改为震荡]，其冲击波不可避免地在青年人身上反映出来[冲击波怎么“反映”?可改为：其冲击波不可避免地撞击在青年人身上，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应]。 当前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祖国现代化建设宏图需要青年人接替、继承[宏图可以描画、实施、实现，不能“接替”，也不说“继承”]。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放松对青年思想教育外，舆论导向失误，一度宣传阵地中“雷锋”消失，改革开放过程中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侵入我国，没有及时地批判这句话不完整，可在“原因”后面加上“很复杂”，在“批判”后面加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形成两个并列分句]。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指导教师不必都是“名师”，但都应有“名师意识”。要意识到，教师是在有意无意地以自己的面貌塑造学生的，因而要重视自身素质的养成和水平的提高。否则，“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博士生导师——李玉李玉，男，1944年出生，真菌及植物病理学教授，农学博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植物病理学学科带头人，俄罗斯农业科学院外籍院士，《菌物研究》主编，《Intenational Medicinal Mushroom》编委。中国菌物学会理事长，中国食用菌协会副会长，中科院微生物所客座研究员和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36部。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攻关项目30余项。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和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各一项，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两项、二等奖1项、三等奖多项，吉林省农业推广二等奖1项，发明专利6项。主要研究方向为植物病理学、菌类作物学和作物生态学。博士生导师——高洁高洁女，1964年11月生，汉族，九三学社社员，吉林省梨树县人。植物病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植保专业，1986年获沈阳农业大学植物病理专业硕士学位，2005年获吉林农业大学作物遗传育种博士学位。现为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理事，吉林省植物保护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评估中心专家，吉林省科技专家特派员，吉林省检疫性有害生物审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农科院第九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项目评审委员。主要从事农作物病害的鉴定和诊断、综合治理技术和植物的抗性基因工程研究，在细菌病害的鉴定及诊断方面具有专长。参加工作以来主持和参加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10余项，主持或副主持项目4项，获奖10余项。在国家级及省级重要和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40余篇；主编和参编近10部书籍的编著；获得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1项；在研项目近5项。多年来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讲授《农业植物病理学》、《植物病理学》、《植物病原细菌学》、《植物病理学Seminar》、《高级植物病理学》等多门课程，教学中注重基本技能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及时吸收与教学有关的学科前沿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融入到教学中来。主讲的《农业植物病理学》2001年获省级优秀课程。指导硕士研究生28名，博士研究生3名。博士生导师——图力古尔图力古尔男，1962年11月出生，内蒙古通辽市人，蒙古族，农学博士，蒙古国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吉林农业大学菌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菌物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塔里木大学客座教授，吉林省食药用菌协会副会长，长春市政协委员，民盟吉林省委委员、农业与农村经济委员会主任，《菌物研究》编委。先后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项，国际合作项目3项。2001年被吉林省教育厅评为“吉林省中青年骨干教师”、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出版著作5部（合作）。主要从事北温带菌物分类学及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尤其在菌物多样性(Mycodiversity)及其保育(conservation)研究领域颇具特长。博士生导师——王玉兰王玉兰女，1936年12月10日生于沈阳市，九三学社社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级专家、长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长春市百名优秀科技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现任东北特用玉米研究会理事长、吉林省农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科协委员、吉林省专用玉米首席专家、全国特用玉米东华北区区域试验主持人。曾任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作物育种教研室主任，作物遗传育种学科带头人，吉林省作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作物学会理事，吉林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常委，《玉米科学》编委。先后主持科研课题20多项。荣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获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一等奖2项、二等奖1项，农业技术改良一等奖1项。发表论文80余篇，主编著作8部。博士生导师——王丕武王丕武男，1958年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教授，博士，曾先后去日本和美国开展合作研究。现任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生物技术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作物遗传育种和作物生物技术专业学科带头人，吉林省遗传学会、作物学会副理事长，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学会常务理事，省品种审定委员会委员，大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从事农业生物技术和作物遗传育种研究。先后被遴选为“吉林省农业科技骨干”，“吉林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吉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长春市百名优秀科技工作者”,“吉林省优秀专业技术人才”, “长春市突出贡献专家”、“吉林省突出贡献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和“全国农业科技推广标兵”。“十五”以来主持选育出高产、抗病、优质的大豆新品种9个，主持培育出玉米新品种3个。获得吉林省科学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2项。2000年以来发表研究论文30余篇，其中国家重要核心期刊论文3篇 。博士生导师——马景勇马景勇1951年11月生于吉林省前郭县。1985年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至1991年赴澳大利亚从事作物高产栽培技术研究。现任吉林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超级稻新品种研制与高产机理研究。马景勇同志多年来培育了“吉农大3号、7号、19号、吉农大808”等优质高产水稻新品种10个,其中吉农大3号、7号、19号3个水稻新品种分别被评为吉林省一、二、三届优质水稻品种,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马景勇同志一直从事水稻遗传育种科研工作,先后主持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项目10余项。2000年以来先后主持国家科技部“北方优质粳稻新品种与无公害优质水稻生产技术开发”项目，农业部科技成果转化“北方优质粳稻新品种示范”项目，吉林省科技厅“优质超级稻新品种研制与综合配套栽培技术研究”项目。代表作有：《北方粳稻稻米品质性状的相关性研究》、《借鉴澳大利亚农业发展经验 探讨我国农业发展途径》等。曾获得农业部“全国农牧渔业丰收三等奖”、获得吉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三等奖多项、长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年被批准为吉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200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博士生导师——吴春胜吴春胜 1956年6月生，汉族，中共党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作物高产理论与实践，作物生理生态研究。现任国家大豆区域技术创新中心（吉林中心）、吉林农业大学作物研究中心主任，吉林省作物学会副理事长，吉林省耕作学会副理事长，国家“863”项目评审专家，科技部星火计划项目评审专家，吉林省首批农业专家顾问组成员，长春市科技评估中心咨询专家。先后主持并参加了国家科委“八五”“九五”“十五”科技攻关项目三项、国家“863”项目一项、省级课题三项，获国家重大科技成果一项、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三项。先后在《作物学报》《应用生态学报》《玉米科学》等国家一、二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著作2部。博士生导师——徐克章徐克章，男，1954生，汉，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党员，党总支书记，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作物学报》、《大豆科学》编委。吉林农业大学首届教学名师。徐克章教授主要从事作物光合作用与物质生产的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863项目、原国家医药总局、农业部、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吉林省科委等10多项研究课题。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校级教学成果奖四项。先后在《植物学报》、《作物学报》、《中国农业科学》、《园艺学报》、《中国油料作物学报》、《南京农业大学学报》、《植物生理学通讯》、《大豆科学》、《植物学通报》等刊物发表论文80余篇，出版教材和著作7部。博士生导师——杨伟光杨伟光，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作物育种教研室主任。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玉米重要性状的遗传改良及高产杂交种的选配”等15余项；培育高产、优质、抗病玉米新品种吉玉4、吉玉8、吉玉106和高粱新品种吉农8。通过吉林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5项。“高产优质抗病玉米新品种吉玉4选育与推广”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在《作物学报》、《玉米科学》等刊物发表论文12篇。主要从事作物育种教学和玉米育种工作。博士生导师——杨信东杨信东，男，1945 年生，汉族。吉林农业大学植物病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植物保护学会名誉理事长。1968 年毕业于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 1982 年获中科院理学硕士学位。自 1982 年起，他一直从事植物病理学的教学工作。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植物病原学》、《普通植物病理学》、《植病研究方法》、《植物病害诊断》、《植物病害流行学》、《生理及分子植物病理学》等课程。编写了《植物病害流行学》、《植病研究常用技术》、《吉林省主要农作物常见病害诊断》等教材。主要研究方向是植物病害流行学。针对生产中危 害严重的稻瘟病；玉米大斑病、灰斑病、弯孢菌叶斑病；烟草野火病、赤星病；瓜类霜霉病等病害，开展了病害流行环节的定量研究工作。在研究中解决了空气相对湿度对叶部病斑产孢的定量影响、降雨对空气中游浮孢子携落率的计算及雨露中病原细菌数量动态等问题。首次在国内提出“天气促病指数”概念并组建了稻瘟病、烟草赤星病、烟草野火病的天气促病指数表解模型（利用查表代替计算机运算的模拟模型）。首次发现玉米弯孢菌叶斑病的衰老病斑仍然保持旺盛产孢能力的独特规律。提出了科学实用的稻叶、穗瘟、烟草赤星及野火病的药剂防治指标，已在吉林省稻区、烟草产区普遍推广。在病害影响因素监测及病害防治效果分析研究领域，研制成 DLY-2 型重量式结露仪，获国家实用型专利；提出利用地面台站常规观测因子推算露时的回归方程。提出了针对多循环病害疫情控制效果计算的杨信东公式，解决了公式的广适性问题。对稻瘟病、大豆花叶病等病害的抗病性鉴定、评价也进行了研究。已发表植物病害研究论文 70 余篇，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3 项，其中“吉林省稻瘟病预测技术研究”课题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第一名）。于 1997 年被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吉林省第四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 。
李化才，男，汉族，中共党员。数学本科学历，教育学研究生学历，中学高级教师，省优秀教师，市级教学能手，中国数学教育学会会员。中国高考命题研究会会员，西工大附中命题研究骨干教师，近年发表高、中考命题研究论文多篇，专业基础扎实，教风严谨，教法灵活，课堂实效性强，现任延安大学附中教学校长，兼任高一数学课。 张福彦，男，汉族。中共党员，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学士学位，市级优质课教学一等奖，市级优秀教师，市级职业道德模范，中学高级教师。从事中学英语教学二十多年，潜心研究英语教学方法，在省级、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性格开朗，乐观向上，教学方法灵活。是学生的良师益友，教学效果显著，西工大附中英语中心备课组成员。现任延安大学附中英语教师。 牟善鑫，男，汉族，湖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本科学历，中教一级，市级优秀教师，武汉市语文优质课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武汉市语文学会会员，曾主编《高中语文基础知识纲要》一书。专业功底深厚，乐于岗位奉献，教学方法灵活，教学效果显著，受西工大附中委派，现任延安大学附中语文教师。 柳汝超，男，汉族，中共党员。山东大学毕业，本科学历。中教一级教师，市级教学能手，市优质课评选一等奖。一直从事高中数学教学工作，专业功底扎实，教法灵活，教学工作经验丰富，效果显著，为西工大附中援派教师。现任延安大学附中数学教师。 李福玉，男，汉族。1967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学高级教师，省级优秀教师。近年发表语文教学研究论文十余篇，一直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基本功扎实，教学经验丰富，课堂实效性强，成绩提高显著。为西工大附中援派教师。现任延安大学附中高三语文课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