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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是 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如何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化与西方化之得失，对此理论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历史地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对“西方化与民族化”这一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基本命题进行反思，并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观念。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都是失败的。进而，本文在理论上论证，民族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文学是完全与与西方文学异质的文学，两种文学语码完全不一样，缺乏对话性；西方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用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中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时候，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个独创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也不是从民族传统中继承的问题，而是在这些之上，孤独地面对当下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实，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案来，我们要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它是独创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对民族化，也反对西方化，而主张提“世界化”，首先我们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后是在这个分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世界性。一、“西方化”及其历史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做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的，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漠视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我晕，，~~大大你是打算当作者吧！~ 到起点找个作者，，，你可以详细的向他请教！！呵呵~！ 只要你找本网游小说，随便加入个群进去就行了！！！呵呵！！ 专业问题非唔所长！@！
网络传播学可以说是另一种名著 但多数趋向于快餐式读物 一旦涉及利益东西总是变味道大量黄色暴力内容出现严重干扰了网络小说的。。。。网络小说发展很快实际相当于里一个娱乐圈吧很多书刚出来时火一阵流行风一过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啦和明星歌曲差不多啦你说是吗呵呵 唉好困我睡觉啦
个人觉的网络小说没特色也没特点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 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写了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1828年9月9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出生于距莫斯科不远的雅斯纳亚-波良纳的贵族庄园。他出身名门，是彼得大帝时代承袭下来的贵族，世袭伯爵。托尔斯泰两岁丧母，九岁逝父，从小由姑妈照料长大。由于家境殷实，童年起就有家庭教师精心照管他的生活和学习。16岁时，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系。三年后，他中断学业，回家经营庄园。1851年，托尔斯泰到他哥哥所在的军队当了一名下级军官，在高加索地区参加了沙俄与土耳其的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他参加了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此役中，托尔斯泰英勇善战，屡建战功。 从1852年开始，《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托尔斯泰的自传体中篇小说《童年》，这是他步入文坛的处女作。在《童年》中，托尔斯泰通过对小主人公单纯而又富有诗意的内心世界的细微描写，展示了一个出身贵族家庭、聪颖、敏感儿童的精神成长过程。到出版4卷本选集的1864年，托尔斯泰已经发表了20多篇中、短篇小说，其中包括研究“心灵辩证法”的自传体三步曲《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高加索军旅生活的《袭击》、《伐木》等，以及描绘战争条件下军人思想感情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3篇，体现俄国农奴制下农村生活的《一个地主的早晨》、以寻求道德思想为主题的《哥萨克》等。尽管托尔斯泰个人认为上述这些作品不过是“小试牛刀”，但事实上仅凭此就足以让他有资格置身于俄罗斯一流作家的行列。如果说19世纪60年代还仅仅是俄罗斯伟大作家的话，随着《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两篇长篇巨著的先后问世，托尔斯泰开始赢得了世界声誉，成为一代文学巨匠。《战争与和平》的写作开始于1864年，托尔斯泰以俄罗斯抵抗拿破仑侵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描写，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众多人物编织成一幅19世纪初期俄国生活的历史图景。罗曼·罗兰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从1873年到1877年，托尔斯泰用5年时间完成了另一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动笔之初，他只想写一个上流社会已婚妇女失足的故事。而在1877年最后的定稿中，小说的重心发生了改变，主要描述了农奴制度被废除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贵族阶级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沦丧，贵族走向没落及农村中阶级矛盾的激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推崇，称“《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坛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作者本人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 从1889年开始，托尔斯泰耗时10年，在71岁的时候完成了《复活》这一晚年最重要的作品。在法庭上，男主人公聂赫留道夫认出玛斯洛娃是当年他放纵和引诱的牺牲品后，灵魂被深深震动了。在作品中，聂赫留道夫是一个为自己和本阶级的罪恶而忏悔的形象，他决心用自己的行动来赎罪。这是19世纪末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它撕去了贵族资产阶级俄国的一切假面具，无情地批判了俄国社会的虚伪本质。谢谢！
里面很多事情都是他经历过的，比如说叔叔被小日本害了，父亲爱花，包括那首有名的“长亭外”都是她生活真实写照。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小说，是以主人公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林海音的代表作之一。《城南旧事》它描写了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小女孩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台湾飘洋过海来到北京，在老北京城里度过了她一生难以忘记的童年：惠安馆前的疯子、遍体鳞伤的小伙伴妞儿让英子久久不能忘怀；宋妈撇下自己孩子不管的举动，让英子十分不明白；得了重病的父亲，让英子知道了：我已经长大成人了……，这些人物都曾和英子共同生活过，他们的往事让英子记忆犹新，但他们又都悄悄的离开了英子。???? 《城南旧事》它透过了小女孩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老北京城里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这个老北京让英子感到了新奇，感到了着迷，感到了不得其解，更感觉到了自己已经长大成人了，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天真！而且还满含着多层次的情绪色彩。《城南旧事》中景、物、人、事、情完美结合，又让英子的心头漾起了一丝的温暖，因为不是刻意表达什么，而是以一种自然的手段表现出来：北京城里缓缓的流水、缓缓的驼队、缓缓而过的人群、缓缓流逝的岁月……。
传记记录某人生平事迹的文字。如:自传;外传;别传;传状(传记行状);传叙(人物传记);传诔(传记和诔文)指以描述人物故事为中心的文学作品[novel or story written in historical style]。如:《水浒传》;《儿女英雄传》；一般传记性著作,尤指作为一种类型的这类著作人物传记的种类一是自传体传记。这是某一个人物自己写的记载自己的生活经历的文章。记载自己前半生或大半生的生活经历的一般称为自传，如《马克·吐温自传》，爱新觉罗·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等。有些是以记载自己生活中的某些片断或某一方面的经历为主，这一般称为自述，如《彭德怀自述》。二是回忆体传记。这类传记的作者往往是被立传者的亲属、朋友、同事或部属，他们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回忆记载被立传者的生平与事迹。三是采访体传记。这类传记的撰写人，一般与被立传者原来并无交往，或者是与被立传者相隔几代的后人，他们主要靠采访被立传者的亲友，搜集被立传者的各类资料，然后经过作者取舍、创造，形成传记。如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魏巍的《邓中夏传》等。四是自传体传记和采访体传记融汇在一起的传记。如闻名于世的瑞典电影名星英格丽·褒曼和美国作家阿伦·吉伯斯合作写成的《英格丽·褒曼传》。自传自传 ：zì zhuàn传记文的一种。主要叙述自己的生平事迹和著作等。一般用第一人称，也有用第三人称的。古人著书后常作自序，有的也属自传。如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即具有自传性质；王充的《论衡·自纪篇》、江淹的《自序论》，均为自传。自传是传记的一种。传记以记叙人物生平事迹为主。自传则是以记述自己的生平事迹为主。自传体作文是传记的简要形式-小传的一种。从写作的对象上来讲，自传体作文是以写人为主的文章。只不过这个人物是自己，写人的手法在此都可以应用。但是，怎样把自传体作文写好，却不象写人那样简单。随笔随笔这类文章，或讲述文化知识，或发表学术观点，或评析世态人情，启人心智，引人深思。在写法上，它们往往旁征博引，而不作理论性太强的阐释，行文缜密而不失活泼，结构自由而不失谨严，因此，富有“理趣”是它们的突出特色。阅读这类文章，要整体把握文章的内容和风格，提炼作者的主要观点品位妙语佳句，还要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随笔是散文的一种，写随笔就像与邻家谈心般轻松，没有任何的负担，没有华丽的辞藻，严密的结构。随笔的形式可以不受体裁的限制，灵活多样，不拘一格，可以观景抒情；可以睹物谈看法；可以读书谈感想；可以一事一议，也可以对同类事进行综合议论。随笔也不受字数的限制，短的几十字，长的几百字，篇幅长短皆由内容而定。写随笔最重要的是要表达出写作的意图：或者是一种快乐的心情，或者是一点小感悟，或者是一个新观点……总之，如同邻家大婶般亲切与平易近人。生活随笔就是日常生活中心情、感悟、新观点、新发现……生活如浩瀚的大海，博大宽广，时时处处事事都可以写成文章。回忆录回忆录，顾名思义，就是回忆过去的事情，并且用文字记录下来；准确地说，回忆录是追记本人或他人过去生活经历和社会活动的一种文体，它具有文献的价值。到了近代和现代，回忆录这种文体有了很大的发展。对人民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人民将永远纪念他们。因此，同这些伟人共事过的、接触过的人，就撰写回忆录来表示自己的崇敬心情，同时也为后人贡献宝贵的文献资料。散文诗兼有诗与散文特点的一种现代抒情文学样式。它融合了诗的表现性和散文描写性的某些特点。从本质上看，它属於诗，有诗的情绪和幻想，给读者美感和想象，但内容上保留了有诗意的散文性细节；从形式上看，它有散文的外观，不像诗歌那样分行和押韵，但不乏内在的音乐美和节奏感。散文诗一般表现作者基於社会和人生背景的小感触，注意描写客观生活触发下思想情感的波动和片断。这些特点，决定了它题材上的丰富性，也决定了它的形式短小灵活。散文诗是一种近代文体，是适应近、现代社会人们敏感多思、复杂缜密等心理特徵而发展起来的。虽然中国1000多年前就有类似散文诗的作品，欧洲在16、17世纪不少作家就写过很有诗意的散文，但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流行起来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第一个正式用“小散文诗”这个名词，和有意采用这种体裁的是法国诗人波特莱尔。他认为散文诗“足以适应灵魂的抒情性的动荡，梦幻的波动和意识的惊跳”。在中国新文学中，散文诗是一个引进的文学品种。1915年 2卷 7期的《中华小说界》刊登的用文言翻译的屠格涅夫的四章散文诗(当时列入“小说”栏，译者刘半农)，是外国散文诗在中国的最早译介。1918年4卷 5期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刘半农翻译的印度作品《我行雪中》的译文，文末所附的说明指出它是一篇结构精密的散文诗。“散文诗”这一名称从此开始在中国报刊上出现。对於这一文体的性质和特点，《文学旬刊》在1922年曾有过理论探讨，西谛(郑振铎)、滕固、王平陵等人都发表了意见。五四时期的刘半农、徐玉诺、许地山、焦菊隐、徐志摩等人都有散文诗发表。鲁迅、郭沫若、茅盾、朱自清、冰心、郭风、柯蓝等作家创作的散文诗在中国新文学中有相当的影响，其中思想和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海燕〉也是很著名的散文诗。
1.说服意图与效果变化方向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分为两类，一是受传者的思想言行按照传播者的说服意图向正方向产生态度变化，被称为正效果；二是相反，被称为反效果或负效果。这里所说的正、负效果，系指传播者的说服性传播目的是否达到，基本达到了，即为正效果，反之则为负效果。例如，对社会敏感问题的报道、宣传，要么产生正效果，要么产生负效果。?2.说服性传播内容与受传者既有态度(或称先向倾向)的关系?受传者的态度变化，如果沿着说服性传播内容同向发展，尽管存在程度差异，但都称为同化效果；如果向远离说服性传播内容的方向发展(同样也存在程度差异)，则称为对比效果。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受传者原来就具有接近于说服性传播内容的立场、观点时，容易产生同化效果，反之则容易产生对比效果。这种理论基本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因先决、外因条件的唯物辩证观点，比较充分地认识到受众的主动性因素。?3.时间与传播效果的关系?绝大多数的说服性传播，并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论是何种效果)。任何效果的产生都需要一定时间与过程，只是有快慢差异而已。如同化学反应现象一样，有的较快显现反应结果，有的则需要经过较长的反应过程，甚至需要附加某种特定的条件。一般说，权威性、可信度较低的传播者和媒介发出的说服性传播，一般难以引起受传者重视。但经过一段时间后，或是经由权威性传播者和媒介再传播之后，或许会产生很明显的效果。这样产生的效果，在明显表露之前被称为假眠效果。例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其宣传、讨论以及它所产生的重大深远影响，在中央领导强调和《人民日报》转载并开展讨论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就呈现这种假眠效果。又如，当某一事项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观点同时加以报道，让受众进行思考、讨论时，也往往不能很快产生这样或那样的明显效果。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将可能产生稳定、坚实的明显效果，而且会是正效果。这种效果被称为迟行效果。对这类假眠效果和迟行效果不能忽视，特别是对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性敏感问题的说服性传播，传播者应尽可能预测到可能发生的假眠效果或迟行效果，决不可急欲求成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否则将欲速则不达，甚至促成负效果。假眠的效果、迟行的效果，往往潜藏着说服性传播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和最真实的效果。?4.说服性传播效果与其他四要素(传播者、媒介、信息、受众)的一般关系?不言而喻，这四种要素都分别地和综合地影响着说服性传播效果的好坏、大小、成败；反过来，说服性传播效果如何，也影响四要素的运作行为。它们是一个完整的传播系统，互为影响、促进或制约，缺一不可。说服性传播效果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主要是继承了以往传播学研究中的合理内核，并无多少创新，故此处不再赘述。?5.说服性传播效果的类型?(1)创意效果。即提出一种新观点、新见解，促使持中立态度的受传者明确表示赞成或反对。?(2)强化效果。即进一步稳定或强化受传者既有的立场、态度和倾向性。这是说服性传播中最常见、最主要的效果类型。(3)小变效果。即冲淡、削弱受传者原有的立场和态度，使之部分地表示赞同或反对。?(4)变革效果。企图使受传者固有态度和立场发生180度逆转，由反对变赞成，或由赞成变为反对。但这种效果只有在社会大变革背景下才可能产生，因此不具普遍性。?(5)衡定效果。使受传者固有立场、态度保持不变。?(6)无效果。即传播与信息的浪费现象。?(7)逆效果。产生了与传播者愿望相反的效果。这是传播者在把握传播方式和选择传播内容上的失误、失策、失算造成的，是对传播者的客观惩罚。?以上所述，即是说服论的主要理论模式。在此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由于新闻传播都是有目的的一种活动，所以，说服性传播自然是居新闻传播的主导地位。其次，不论是何种目的，其共同点都是要影响、说服受众，使之按传播者的说服意图发生变化。这就是新闻传播历来所具有的导向特性
第三人效应描述的是人际传播中的一种现象，即当个体面对具有高度诱导性、劝服性的传播信息时，会高估自己，低估他人。 人们认为其他人更易被负面信息诱导，而自己则能理性处理这类信息，而当面对正面信息时，又会产生“颠倒的第三人效应”，认为这类信息对他人的影响较弱。“媒介效果受他人对说服信息的反应的认知,而不仅仅是信息的说服性本身”。由于第三人效应，个体会对他人接收信息后可能产生的行为作出错误的预判，从而影响到个体自身的行为。“从认知角度来看，人们认为大众媒介内容对他人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从行为层面来看，对他人可能的影响也会使人们改变态度或采取相应行动。”[2]第三人效应是否奏效，影响力的大小又受到受众特质的差异性，媒介内容的性质，不同受众的社会距离和信源的可信度等因素的影响。 （1）是感受误差造成的——当面好话是奉承，背后好话就是真？ 一般来说，一个人都希望他人对自己有个好评价，因此，人们在交往中往往会多讲一些肯定的话，但是人们又不想因此而不知他人真实地对自己的评价，以致失去自我印象的管理。因此，人们便产生了一种既想听好话，又想真实地从他人中了解自己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通过第一人是无法解决的，只有通过第三人才能加以解决。因为人们认为第三人是在自己不在场时说出肯定的话，这说明第三人说了真话，因为第三人没有必要说假话，不会有像当面说好话那样的奉承话，也不会有像当面说好话那样的动机。因此，一般都会认为背后的第三人的话会比较真实，说出了他的心理话。另有一点，人们还有这样一种假设，一个人在当面都比较喜欢说好话，背后都喜欢讲人家的坏话。然而，现在听到了第三人讲自己的好话，因此，倍感激动，信以为真。这种当面与背后的感受差异之大，其中有许多是误解引起的。事实上背后第三人也会说奉承话的，特别是在背后人群中有你所熟悉的人存在，人们更会像当面夸张你一样奉承一番，因为他知道这第三人（即你的熟人）必定会把他的话传达到你这儿。可见，这种感受误差是第三人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 （2）与个人特质有关系 ① 与一个人受教育程度有关。程度越高，越易理性地认知他人的评价，不管是当面的还是背后的，他们更会理智地来进行自我评价，特别对背后的小道消息更会引起提防，因此就不容易产生第三人效应。 ② 一个人对第三人效应发生机制的认识程度有关。了解第三人效应者一般就不容易轻信第三人的传言，对第三人传言都会加以过滤，以便得出该传言是真是假，真的程度有多大。 ③ 与一个人对第三人效应的破解频率有关。一个人多次破解了第三人效应的发生原因，那么，他对第三人的传言就十分敏感、警觉，就不易再发生这一效应。否则，就容易发生该效应。 ④ 与一个人的偏信小道消息的个性有关。有的人就喜欢听小道消息，因此，这种人极易发生第三人效应。 ⑤ 与一个人的年龄大小有关。年龄大者日常生活经验丰富、信息渠道多，因此，不易发生第三人效应，年轻者则刚好相反，易发生第三人效应。 ⑥ 与一个人的信息渠道多少有关。信息渠道多、广，就不易发生第三人效应，因为不同渠道总会有误差，从而产生警觉，对信息进行过滤，易发现第三人传言的动机与真实性。 ⑦ 与一个人的距离（含社会距离、人际距离）远近有关。一般认为距离远，第三人效应越容易发生，而且强度越大。 “雄安新区抢房事件”分析。2017年4月1日，雄安新区发布设立通知，在网络上引发了大量关注和讨论，随着话题热度的急速攀升，各种谣言滚滚而来。“雄安第一跳”、“尹庄村搬迁补偿明白纸”等假消息在微信朋友圈中大量转发,各种骇人的段子也在微博上广为流传,这些未经过滤的网络信息都不约而同地暗示着“雄安新区房价即将大涨”这一讯息。在谣言铺天盖地地制造恐慌的同时，网民们立即在现实中采取了行动，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抢房者蜂拥而至，雄安新区房价一夜水涨船高，连县城附近的房子也暴涨了几十倍。直到当地县政府紧急冻结房地产交易市场，这一闹剧才最终谢幕。雄安新区炒房闹剧和公众的“第三人效应”错觉有很大的关系。房价话题关系到公众的切身利益，具有一定敏感性。谣言最初在网络上散布时，由于权威机构回应滞后，在真相的缺席的情况下，公众的好奇心被极大的激起，诱发了强烈的第三人效应认知。面对未加印证、来源模糊的网络谣言，不少公众认为自己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低估了媒介对自己的影响力，但事实上，在炒房团的恶意鼓动下，个人极易受到暗示，甚至逐渐信服谣言。另一反面，公众会在想象中夸大了这些网络谣言对其他受众的影响，在雄安新区抢房事件中，由于担心其他受众抵抗不了这种巨大的诱惑，纷纷涌入雄安买房从而实现“快速致富”，于是选择了“不甘落后”地加入抢房团，群体的共识因此达成，致使事件愈演愈烈，荒唐收尾。 第三效应在网络公共事件中有放大化的趋势。在面对负面信息的传播时，减小第三人效应导致的负面影响，构建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大众媒体应该首先承担起重要的责任。在应对网络谣言时，应该回应积极迅速，过程公开透明，态度诚恳，方能建立威信，正确的引导网络舆论。另一方面，各大网络平台也应承担监管的责任，加强网络信源信息的把关，维护健康友好的网络秩序。最后，受众也应该积极提升自我素质，不冲动，不盲从，提高信息分辨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第三人效应”的弊端，维护传播环境和谐健康。 传播效果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说服性传播”效果研究。也称为传播的说服效果，指的是受传者的态度沿传播者说服意图的方向发生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种“纯效果”。 (1)传递者涉及到的问题是，他是否从自己所维护的看法中得到个人的好处。 传播者和信息源的客观性与无私性是可信的基本条件。 (2) 意见传播,也就是进行说服，主要取决于信息本身，但是传播方式方法对说服效果也有影响。 差距与畏惧是它的两个重要变量。即传递的意见与说服对象的初始态度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应当达到足以引起说服对象的心理不平衡或紧张状态，才可望得到说服效果。 (3)接受者是被说服的对象。它的中心问题是信念与人格， 接受者对原初观点的自信度越高，可能改变的幅度就越小。 (4)情境因素对说服过程的影响主要涉及警告与分心。警告可以理解为预告， 原先对其观点的自信度低，预告便有利于态度的改变，否则就会增强对说服的抵制 ；此外如果预告内容与个人无利害关系，它将促进态度的改变，反之便可能阻挠接受说服。
论传播学理论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应用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都经常看到论文的身影吧，借助论文可以达到探讨问题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还是对论文一筹莫展吗？以下是我整理的论传播学理论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应用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论文关键词]效果传播技巧有效传播
[论文摘要] 本身是一种传播过程。教师作为一个传播者，应该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树立教师自身的“品牌”，同时遵循传播规律，运用一定的传播技巧，针对学生的个性进行教育，才能使传播取得更好的成效。
所谓传播，即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由于教育本身也是一种信息的传递过程，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学生是传播对象，因此，教师可以运用传播学理论开展教育活动。那么，怎样才能在教育过程中有效应用传播学理论呢？这首先涉及到一个传播效果问题。在传播学研究领域，传播效果这个概念有双重含义：第一，是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态度和行为的变化，通常意味着传播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传播者的意图或目的；第二，是指传播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根据传播学理论，为了求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教师应该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树立自身的“品牌”，同时遵循传播规律，运用一定的传播技巧，针对学生的个性进行教育。
一、树立威信，形成“品牌”
传播者在传播的过程中居于最优越的地位，传播者决定着信息的内容，但即便是同一内容的信息，如果出于不同的传播者，人们对它的接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人们首先要根据传播者本身的可信性对信息的真伪和价值作出判断。可信性包含两个要素，第一是传播者的信誉，包括是否诚实、客观、公正等品格条件；第二是专业权威性，即传播者对特定问题是否具有发言权和发言资格。这两者构成了可信性的基础。一般来说，信源的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越低，说服效果越小。对传播者来说，树立良好的形象争取受众的信任是改进传播效果的前提。
教师作为一个传播者，首先应树立的就是自己的威信。“人无信而不立”，能获得学生的信任，是一个教师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素质。教师要让学生真正信任自己，最重要的是应该从人品上获得学生的尊重和爱戴，树立信誉。“身正为范”、“行为世范”，说的都是教师要具备高尚的人格，树立个人信誉，成为学生做人的“模范”。这包括诚实守信、客观公正。教师应该诚实守信，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说到做到，行动果断。另外，教师要做到客观公正，对学生一视同仁，奖惩分明。正确的就表扬，错误的就批评，绝不心存偏袒，在班里树立正风正气。这样，教师的信誉树立了，学生也才会按照教师的各项要求去做。
另外，要想成为一个好的传播者，教师一定要在专业上多学习、多思考，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塑造一个专业权威者的形象。学生只有在知识上信任教师的权威，才能尊重教师，认真学习。而一个知识文化水平不高的教师，在教学中则往往容易出现一些失误，或者有时甚至无法应对学生提出的突发性问题，这样就会大大降低学生对教师信任，从而有损教师的自身形象，影响教学效果。因此，教师必须塑造好自己的专业权威者形象。
二、运用一定的传播技巧
传播技巧指的是在说服性传播活动中为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而采用的策略方法。传播技巧包括内容提示法、说理法和诉求法等。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运用一定的传播技巧以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1。“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因人而异
对某些存在对立因素的问题进行说服或宣传之际，通常会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仅向说服对象提示自己一方观点或于己有利的判断，称为“一面提示”；另一种是在提示己方观点或有利材料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提示对立一方的观点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称为“两面提示”。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一般来说，“一面提示”能够对己方观点做集中阐述，论旨明快，简洁易懂，但同时也会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印象，使说服对象产生心理抵抗。另一方面，“两面提示”由于给对立观点以发言机会，给人一种“公平”感，可以消除说服对象的心理反感，但由于同时提示双方的观点，论旨变得比较复杂，理解的难度增加。
两种方法的有效性依传播对象的属性不同而有明显区别，“一面提示”对文化水平低者说服效果较佳，而“两面提示”对文化水平较高者效果较佳，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应针对不同文化水平的学生群体采用不同的传播方法。
2。“明示结论”与“寓观点于之中”相结合
一方面，“明示结论”可使观点鲜明，让对象易于把握者的立场，但同时也使显得过于强硬；另一方面，不示以明确结论，寓结论于判断材料之中的“启发引导”式做法则给人以“结论得自于自己”的感觉，使对象在不知不觉中接受说服者的影响，但容易使主旨变得隐晦，有时不易贯彻传播者的意图。关于是否明确提示结论，可以肯定的是：在论题和论旨比较复杂的场合，明示结论比不下结论效果要好；在说服对象的水平和理解能力较低的场合，应该明示结论；让说服对象自己得出结论的方法，用于论题简单，论旨明确或对象文化水平较高、有能力充分理解论旨的场合，因为在这种场合，如果再明确提示结论则会有画蛇添足之嫌，容易引起对象的烦躁或反感而对说服对象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过程中应将“明示结论”与“寓观点于材料之中”相结合。一方面，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明示结论”，讲清道理，但不是强加，而应循循善诱，潜移默化。现在的学生已经不是过去那种教师说什么就听什么的“听话机器”了，教师要想让学生接受教育，就必须以理服人，通过一定的方式方法，真正让学生心服口服。大声地“布道”或呵斥，只会招来学生的逆反。教师可以平心静气地先提出一个问题，启发学生自己思考，听听学生的心声，然后用共同讨论的方式进行隐性引导，最终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另一方面，在教育过程中也可提供一篇引导性的判断材料，“寓观点于材料之中”，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影响。
3。“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性”相结合
在开展说服性传播活动之际，以什么方式“打动”对象也是影响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人们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冷静地摆事实、讲道理，运用理性或的力量来达到说服的目的；另一种是主要通过营造某种气氛或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言辞来感染对方，以谋求特定的效果。
教育应该将“诉诸理性”与“诉诸感性”相结合，有时用理性去分析、说服，有时则用感情去感染学生。因为，两种方法的有效因人、因事、因时而异，有些问题只能靠“诉诸理性”的方法来解决，有些问题采取靠“诉诸感性”方法更有效，而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方法则更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4。采用“警钟效果”
“敲警钟”具有双重功效：它对事物利害关系的强调可最大化地唤起说服对象的注意，促进他们对有关信息的接触；同时，它所造成的紧迫感可促使人们迅速采取行动。
教育中可以运用“敲警钟”的方法唤起学生的危机意识和紧张，促成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向一定方向发生变化。比如，教师可以强调学生的考试成绩对于他们学业的重要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唤起他们对学习的注意，并促使他们迅速采取对应的学习行动。当然，因为“敲警钟”基本上是通过刺激学生的恐惧心来追求特定效果，会给学生带来一定的心理不适，所以教师应注意把握好分寸，避免产生负面影响。
三、注意学生的个性
作为传播对象，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个性。有的学生比较容易接受教师的意见或劝说，有的学生则固执己见，我行我素。这种“容易”或“难以”接受他人劝说的个性倾向，称为个人的“可说服性”，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与特定主题相关的可说服性——说服的主题是多种多样的，一个学生在某些话题上可能容易接受教师的意见，而在另一些话题上则可能容易产生拒绝或排斥态度；（2）与特定议论或诉求形式相关的可说服性——如有的学生容易接受道理说服，而有的学生则容易接受场面或氛围的感染，有的学生对“强加式”说服表现出自发反感，而对“诱导式”说服则很容易接受等等；（3）一般可说服性——与主题或说服形式无直接关系，受个人性格和个性所规定的、对他人意见容易接受或排斥的倾向。
自信心的强弱和可说服性的高低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自信心越强，可说服性越低；自信心越弱，可说服性越高。另外，与可说服性相关的因素还有个人信息行为的特性。信息行为指的是个人寻求、接触和处理信息的各种行为。
由于每个学生个人的自信心、求知欲、性格、习惯、家庭等的不同，他们的信息行为也各具特点，这些特点也对教育的传播效果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影响。因此，教师就应当深入了解学生，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以期产生最佳传播效果。
总之，在教育这种传播过程中，教师作为一个传播者，要想更好、更有效地传播知识、教育学生，就应该结合教育实际，自觉运用传播学理论，遵循一定的传播规律。
参考文献:
[1]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
[2]方汉奇主编.中国传播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一、从传播的“深层控制”理论透视韩国影视产业的媒介生态环境 所谓“媒介生态环境”就是指大众传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主要由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构成。其中政策环境对媒介生态环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传播学的控制分析的角度讲，任何大众传播机构做为信息的传播者，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传播信息，它的传播行为总是受到社会特定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文化范示构成的潜网的深层控制。电视剧作为一种文本信息，它的生产和传播也必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以政策和法规的影响最为突出。 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后，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南宫镇曾表示:十九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二十世纪是以经济,到二十一世纪是以文化建构新时代的时候。1999年至2001年韩国政府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政策的扶植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量的资金投入，保证了韩剧的高质量制作水准。在当今电视“内容为王”的时代，韩剧凭借高品质高质量迅速打开了的海外市场。据韩国文化观光部表示韩国电视节目出口额自1999的万美元,提高至2001的万美元,其中2001韩剧出口达9515集, 额约达790万美元;2002 韩剧外销收入达到1639万美元,出口集为12363集;2003 韩国电视台节目进出口情形为,出口比2002 增长46%,达4300万美元,进口则约2800万美元,在节目出口产品中, 韩剧就占 86%(亦即约3698万美元), 因此韩剧成为韩国电视最大的输出品。[1]出口市场以中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主，一些经典剧目还出口到俄罗斯、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相比之下，国内的电视剧市场不容乐观。上海电视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合作完成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目前中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在4万集左右，但其中只有7千集最终能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在能够播出的电视剧中，能称为精品的却是少之又少，一些“垃圾剧”长期霸占黄金时段。在中央台—省台—城市台三级市场格局下，有些地区垄断现象严重，电视剧交易价格和数量下降，限价和拖欠片款成为困扰制片方的难题。而相应的政策法规却不能及时的跟近，国产剧的生存环境得不到彻底的改善，自然也就拿不出更多的精品剧来。从国产电视剧外销的市场现状看，外销比例明显低于韩剧、日剧和港台剧，主要市场仍局限在东南亚华语地区，剧集类型主要还是古装剧。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韩剧的成功运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政策。《保护电视电影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韩国影视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电视剧的内容有了保障，电视剧的竞争环境得到了改善，必将带来的是电影电视业的健康迅猛的发展。 二、从“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观破解韩剧俘虏中国观众的奥秘。 “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 approach）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2] 这种新型的受众理论，虽然过分强调了受众的主观选择的随意性，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但它为传播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受者中心论”，挑战了传统的“传者中心论”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新型受众研究理论中“受众本位”和“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思想。韩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想要在中国市场被大量观众“消费使用”就必须要满足中国观众的“心理需求”。对受众的满足程度越高，其市场消费使用量也就越大。 （一）“娱乐渴求心理”的满足： 1975年，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媒介三大社会功能说”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提供娱乐”。电视媒介特有的“声画一体”的特点，使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成为人们寻求娱乐的最主要大众传播媒介。电视剧作为一种依靠电视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也与电视媒介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提供娱乐”。传播学者D.麦奎尔等人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调查，分析了各类节目提供“满足”的不同特点，认为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这种效用被称为“心绪转换效用”。 韩剧大多数走人情、爱情、友情和亲情为主的情感路线。被日常生活和工作所累的观众，在电视剧演绎“拟态生活空间”中，可以寻找到一丝情感上的慰藉。韩剧还大量使用喜剧和悲剧元素，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情感，使观众在“悲与喜”的情感波动过程中，达到“心绪转换效果”。此外，韩剧追求一种“世俗的美”，这种美真诚的描摹世态人情的庸常与无奈，充满人类质朴的爱、质朴的同情与关怀。“世俗之美”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之中，所以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感触和理解。例如《蓝色生死恋》、《明朗少女成功记》和《天涯海角》等爱情题材剧中，频繁使用“白马王子和灰姑娘”这种世俗化的爱情叙事模式，满足了观众最朴素的期待视野和最原始的审美欲望，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共鸣，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 （二）“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 普列汉诺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是经过遗传积淀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经验、审美心理等原始心理印迹的集合，在人们的审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 当审美客体某中程度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能成功地达成了审美活动关系。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是一次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胜利。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韩国和中国同处亚洲，共同拥有亚洲文化的共同情感。韩剧文本中所蕴藏的韩国社会文化,就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源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像《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样的家庭伦理剧，提倡的是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最基本的儒家道德思想，十分迎合中国观众的家庭伦理观念。《天堂的阶梯》、《青春》、《冬日恋歌》等爱情悲剧，演绎的是男女主人不离不弃、坚贞不渝的爱情，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典的“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中韩两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共通性，使中国观众对韩剧文本的解读变的更容易，对韩剧思想内涵的理解更深刻。 与韩剧传统的家庭题材剧不同，国产剧近几年来一直以涉案为主流。《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根据2002年对33个城市156个频道17时至24时电视剧收视的统计数据，中央级频道和省级卫视频道播出的涉案剧和都市生活剧在现代剧中并列第一，而观众收看涉案剧的时间最多，占收视份额的17％。《重案六组》、《玉观音》、《荣誉》、《绝对控制》、《至高利益》等涉案剧成为荧屏“霸主”。紧随其后的都市剧，也多以婚外恋和第三者为主要题材。题材的单一化极易使观众产生收视上的疲劳。所以韩剧这种主打家庭伦理和坚贞爱情的电视剧，弥补了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空缺，满足了大众对真、善、美最基本社会道德的心理渴望，自然也就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 三、从传播的“培养分析”理论看韩国影视产业的消费者培育策略。 “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也称“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4] 电视做为电视剧的传播媒介，具有易得性强、受众数量庞大、视听兼备等特点，已经成为人们获得信息和寻求娱乐的主要媒介渠道之一。“培养分析”理论尤其强调电视媒介在形成“共同意识”中的这种巨大作用。韩剧作为一种媒介文本，寓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于文本之中,通过电视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阅听人的消费形态，培养了受众的“消费共同意识”。 （一）商品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历来以重视细节和场景设置著称，电视剧中韩国人前卫的穿着打扮、精美的家居摆设和时尚的消费用品刺激着每个观众的消费欲望。韩剧的流行, 带动了其他韩国商品进驻市场进而缔造更多商机,无论是手机、服饰、化妆品、电玩动画、电影,甚至整形技术,都藉由韩剧这一媒介文本,渐渐打开市场, 影响到阅听人。所以我们就不难为何三星公司会巨资投入影视拍摄，也不难理解为何各大城市的韩国料理店、服饰店、文化城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 （二）旅游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拍摄地点的选取十分讲究，这不仅是追求诗化剧情的需要，更是把旅游业与影视剧结合的一种商业策略。《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就选在风景优美的束草。剧中俊熙和恩熙骑车嬉戏的田间和他们生离死别的海边，给每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该剧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热播以后，掀起了一阵韩国旅行热。韩国方面特意开出“去束草，觅爱情”的专线，让游客参观《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地，再次重温观看电视剧时的感动。束草也因该剧被更多人所熟知，成为了热门的旅游景点。据韩国观光公社台湾分社表示:受到席卷台湾的“韩流”的影响,2003到韩国旅游的台湾游客比2002 增加 50%.2003 到韩国旅游的台湾人达18万人次,创下10年来的新高,这是比2002的12万人增加50%(朝鲜日报,2004),韩国观光中有许多是针对韩剧拍摄地点而设计的。如:华克山庄即因《情定大饭店》一剧扬名海外,另如《冬季恋歌》及《All In》也分别为江原道及济州岛带来观光人潮,缔造了近十亿韩币的观光收益。 （三）偶像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的主演大多是俊男靓女，很多主人公成为了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明星。比如：《蓝色生死恋》中的宋慧乔、宋承宪、元斌；《妙手情天》中的安在旭、金喜善、秋尚美；《天涯海角》中的柳时元、金浩真等等。这种青春偶像文化以影视剧为载体，通过大众传媒特有的“地位赠予”（status conferral）功能, 在广大受众，特别是年轻人中，迅速的扩张。偶像的魅力在于其强大的社会示范效果，他们的行为、言语、衣着都可以成为其崇拜者追捧和效仿的对象。韩剧可以说是一个“偶像制造”的大本营，在成功的制造明星以后，便会利用偶像的示范作用，大力挖掘偶像的商业潜力，开发偶像消费市场。 以《红豆女之恋》和《明朗少女成功记》走红的韩国女星张娜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凭借影视剧窜红的她，迅速成为了广告商眼中的宠儿。接拍的广告几乎涉及了移动通信、饮料、化妆品、服装和金融等所有领域。2004年，她以10亿韩元的酬劳，接拍了中国的波鞋广告。同时，其演艺事业逐渐拓展到中国市场，日前她签约邓建国旗下的巨星影业公司，正式进军中国大陆。2005年1月，她又在中国大陆推出了自己的中文专辑《一张》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辑新闻发布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广告、影视和音乐三个领域成功地占据了中国的市场分额，实现了其市场开发的偶像价值。 韩剧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仅停留在电视剧出口的“一次性收益”上。通过媒介文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得到了二次甚至多次收益，逐步形成了以电视剧为龙头带动旅游、文化产业的一系列“商业链条”。相比之下，国内电视剧的价值实现形式还处于依靠广告这种原始单一的模式，以至于观众对冗长的广告怨声载道却又无可奈何。国产剧在挖掘电视剧文本的影响力价值和培育产业链意识这二方面很有必要借鉴韩剧的成功经验。 我国加入WTO以后，全球化的浪潮必将席卷整个文化产业市场。在与整个世界文化产业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体，如何大力有效地宣传中国文化，如何让中国的文化产品被世界所认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电视剧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文本载体，是整个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功对外传播必将会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韩剧在中国的成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也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
对视觉文化传播运用分析探讨论文
如今，以电视、电影、报纸、书刊、互联网等为代表的大众媒体，特别是影像媒体，正在日益制造和传播着各种各样的视觉符号。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一种新传播理念的拓展和形成。当然，这更意味着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转换。视觉传播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其本质就是通过各种媒介，将特定的视觉信息最准确地、最快捷地传递给大众。在现代社会，这种全新的视觉文化在各个领域发展并运用。
数字化媒体造就视觉样式的丰富性
数字化媒体的出现，使得社会环境也发生了质的变化，网络技术、数码艺术设计、数字电影电视、多媒体广告短片等新兴科技不断地挑战并充实着传统的视觉传播形式。与此同时，也使视觉传播的样式出现了新的特征：形态上的平面化、静态化，开始逐渐向动态化、综合化方向转变；从单一媒体跨越到多媒体；从二维平面延伸到三维立体和空间；从传统的印刷设计产品更多转化到虚拟信息形象的传播。
20__年，在“艺术与科学——国际数码艺术交流展暨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互动作品《吹皱一江春水》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互动情境：观众向输入设备吹气，悬挂在墙面上的一幅中国山水画中的水塘便会随气流的长短强弱泛起阵阵涟漪，观众在与作品的互动中得到了巨大的与自身密切相关的理解和创造的愉悦。新兴媒体的应用不仅带给人们全新的视觉感受，在视觉样式的扩展和应用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无止境的可能性，还导致了人们不同于以前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审美意识以及时空观念。
数字化：传统媒体跻身新媒体行列
如今，广告锐减、读者分流、影响力下降等等问题像梦魇般困扰着纸质媒体，传统媒体特别是报纸在年轻受众群中被不断边缘化的现实，让曾经习惯主流媒体地位的纸媒们变得无所适从和惶恐不安起来，看着新媒体不断地羽翼丰满，在新技术的滋润下日益强大，这种不安更加与日俱增，一时间如何摆脱困境便成了纸质媒体的共同话题。
1.反思图片与文字地位，纸媒探索视觉传播模式
20__年起，《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商报》、《新京报》等一系列都市报先后成立视觉中心或视觉部，将以往仅为文字报道作陪衬的摄影部变身为拥有一套独立采、编以及后期制作能力的视觉部，印证着图像的地位在纸媒中的提升。
将摄影、图片编辑、版式设计、后期制作等所有视觉传播元素集中于同一部门，按统一的流程完成视觉制作是目前国内报刊视觉传播的最新尝试。《新京报》视觉中心在运作中提出了文本系统和视觉系统并行，将新闻视觉化与版面标准化、媒体个性化、评价市场化归纳为视觉传播时代的报纸四大特征，对报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国内一些成立了视觉部门的报纸，目前也无法完全达到视觉表达的逻辑性要求，在画面上无法建立一个读者观看的层次，从报纸版面上可以看出有设计理念，在刻意经营一种效果，但仍难掩混乱感，缺乏总体设计。因此，建立统一的标准和流程至关重要。
2. 纸媒的数字化：电子报刊
传统报业向数字报业发展，平面媒体的内容不再仅仅经过印刷在纸张上呈现。同时，这个数字化传播平台又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传统媒体”不再是相对封闭，各自独立，互不兼容的了，而是可以“跨媒体”运作，可以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数字化了的传统媒体，具备了多媒体和双向互动传播功能，实际上就具备了新媒体的特征。
对我国视觉文化传播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当今媒体高度发达，特别是数字化媒体的出现，更是构筑起了视觉文化的'全球化平台。数字化媒体将成为传媒主流。正因为如此，在消费社会中，文化消费者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当下，以视觉为中心的视觉文化符号传播正向传统的语言文化符号传播传统提出挑战，并使之日益成为我们生存环境的更重要部分。显然，现代文化正在脱离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在现代传播科技的作用下，特别是在数码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三者合力作用下，日益转向以视觉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视觉文化传播时代的来临，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和形成，也标志一种新传播理念的拓展和形成。当然，这更意味着人类思维方式的一种转换。当前，我国视觉文化传播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缺少现实观照与艺术精神的视觉文化；充满暴力、色情倾向或心理因素的视觉文化对青少年产生消极影响。
由视听媒介或视觉媒介传播所形成的负面的社会文化传播现象，需要理智地去对待。要区分视觉文化传播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促使视觉文化传播在扬弃过程中健康地发展。一要坚持我国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本原则。对视觉文化传播媒介特别是电视、互联网的管理和制约，必须以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确的文化前进方向为前提，对于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必须予以坚决抑制。二要以法律规范作为控制手段，调节视觉文化传播系统的各种内外关系。对媒介暴力、媒介色情等内容，应该实行影视作品分级制，控制视觉文化传播中的负面影响，建立中国的以年龄为基础的“内容分级制”，限定儿童不宜接触的内容。三要通过媒介教育来发展受众认识和利用视觉媒介的能力。四要通过政策规定、调整和平衡各种媒介文化传播方式，比如对传统文化中的书面或印刷文化、广播文化、精英文化形态予以保护和倾斜，形成当代文化传播的合理架构，以满足人的全面发展对多元文化形态的需求。五要倡导媒介自律，增强视觉传媒工作者的责任意识与危机意识，提高媒介机构及传媒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规范自身的传播活动，自觉防止和抑制越轨行为，行使好自己的文化传播权，履行自己的职责。
试析影视媒体的教育功能与意义论文
影视媒体虽然是新兴产业，但发展迅猛，正以强大的生命力、辐射力和渗透力，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大众的生活。以下是我为您整理的试析影视媒体的教育功能与意义论文，希望能提供帮助。
摘要： 二十一世纪，影视媒体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和学习工具，通过电视、电影、电脑、手机、网络、报刊等，带给人们视觉和精神上的享受，快速、便捷地获取大量知识和信息，使社交、沟通方式多元化。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影视媒体的教育功能日益凸显，生动、有趣的画面和多方位的视听感受，让人们在愉快、轻松的氛围中自觉自愿地接受教育，真正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
关键词： 影视媒体;教育;功能
影视媒体虽然是新兴产业，但发展迅猛，正以强大的生命力、辐射力和渗透力，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大众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不单纯是一种传播信息、知识以及娱乐消遣的手段和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引导者，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创新思维、生活方式、艺术修养等，是道德文化教育的“第二课堂”，其教育功能毋庸置疑，在提高全民素质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重要意义。
一、影视媒体的功能和特征
按照影视媒体的传播途径和方式，主要可分为六大类别：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杂志、手机，它们承担着传播新闻、社会教育、文化娱乐和信息服务的功能，通过连续、定期的传播活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1]。通过解析影视媒体的文化内涵，可将其定义为以多媒体方式进行的文化教育，并概括出以下特征：
1、直观的视听感受
影视媒体集绘画、摄影、音乐、舞蹈、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为一体，采用先进的数字化多媒体功能，为人们呈现直观、生动的画面和形象、真实、立体的音响效果，营造身临其境的氛围，记录和讲述某一事态的发展和结果。通过直观的视听感受，人们更易于接受影视媒体所带来的信息和知识，从中汲取有益于自身发展的内容，不断提高综合素养[2]。
2、快速的传播速度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互联网的诞生打破了传统影视播放中的时空限制，使得大量的影视作品可以通过网络被迅速传播，各种信息和知识的获取也变得更加快捷。影视媒体已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交流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和手段。3、便捷的传播方式影视媒体的传播方式多样化，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人们不再局限于在电影院、图书馆等固定场所才能欣赏影视作品或查阅资料，笔记本电脑和手机让人们随时可以观赏到喜欢的影视作品和获取需要的信息。便捷的传播方式为影视媒体的发展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
4、全方位的教育空间
影视媒体的教育内容是全方位的`，它包含了音乐、绘画、语言、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通过科学的处理手段，使这些艺术形式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有故事情节、有内涵的影视作品，带给人们不仅是艺术的享受，更重要的是价值观的影响。
二、影视媒体在学生教育上的重要意义
1、提高政治思想素养
传统的政治思想教育课程形式、内容较为单一和枯燥，老师授课时也大多是空洞的说教，学生对这门课程兴趣不大，甚至反感，教学效果也不理想。而把影视作品应用于政治思想教学中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好的影视作品以唯美的画面、动感的韵律、深刻的内涵，向学生诠释做人的道理，宣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将枯燥、抽象的理论转化为情感上的认知，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思想上的教育，提高政治思想素质[3]。
2、改变人生价值取向
一部好的影视作品能够改变人的一生，这正是影视媒体在教育上的独特魅力。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影视作品的分析和讲解，吸取其中的精髓，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其教育意义重大。
3、培养创新思维
影视媒体是一种传播信息和知识的工具，它具有其它传播工具不可比拟的优势，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传播形式多样化，以书籍、报刊、影视等多种形式渗透在不阶层人们的生活中。运用在教学中，能以直观、形象、生动的教学方式，向学生传递不同领域的大量知识和信息，给予学生更广阔的自由发展的空间，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三、影视媒体的负面影响
如今，影视媒体已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方便人们的生活和提高生活情趣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影视作品内容低俗
影视媒体所传播的信息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一些影视作品充满色情暴力镜头，内容低俗，尤其对青少年的影响极大，扭曲了他们对伦理道德的正确理解，对学习产生消极态度，不利于身心健康发展。
2、观念导向偏离
一些影视作品为追求高收视率，内容市场化，极力宣扬高档、奢华的物质生活，误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助长了私欲和不良习气，使更多的人迷失方向，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
3、倾向快餐文化的传播
人们通过影视媒体可以快速便捷地获取信息，但这些信息通常是简单通俗的、表面化的，还需要慢慢挖掘，深入体会。快餐文化容易导致人们想问题过于简单化和思维定势，逐渐养成消极的学习态度。
四、提高影视媒体正面教育的对策
影视媒体传播的负面信息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如何汲取精华，去除糟粕，是提高影视媒体正面教育功能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可采取有效对策，充分发挥影视媒体教育的正面效应：一是多传播有教育意义的、健康的信息和文化，宣扬积极向上、勇于进取的主旋律，在社会上形成较大反响，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并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二是加强网络管理，开发功能强大的杀毒软件，对有负面影响的、不健康的内容进行屏蔽，不让其传播，杜绝内容低俗的影视作品和不健康的信息出现在网络上，净化影视媒体传播内容;三是严格影视文化作品的审查、审批程序，加大审查力度，禁止宣扬消极的、不健康思想的影视作品进入市场。
五、结语
影视媒体是二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发展迅速，生命力强大，以快捷的信息传播速度和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渗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在提升思想认识，引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面对影视媒体带来的各种信息和资源，应正确判断，吸取有益于健康发展的内容，并采取有效对策，打击低俗、不健康的传播内容，充分发挥影视媒体的正面教育功能。
参考文献
[1]赵付州.多媒体影视资料在阅读教学中的作用[J].成才之路,2012,(1):I0012-I0012.
[2]王琼,贺君.浅析影视后期教育的重要性[J].才智,2015,(15):295.
[3]郭晨.英语影视文学中的教育关注——以《机器人瓦力》为例[J].电影文学,2011,(10):153-154.
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学科。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传播学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现存问题与对策分析
摘 要：开展舆论监督是每个新闻媒体的使命和责任，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现实生活的深刻变化，大众对媒体舆论监督越来越关注，需求也越来越迫切。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在大力弘扬正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但也存在着诸多不完善、不健全、不规范之处，从而出现了监督乏力、监督不畅和监督不能的情况。面对如此现状，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健康、法制的新闻舆论监督机制成为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基本原则;
一、媒体舆论监督的含义与方向
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拥有运用舆论的独特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礼仪的事务，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公共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的权利[1]。
舆论监督的产生与社会制度紧密相连。在我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通过新闻媒体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监督评议的重要途径，做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愿望，是党和政府改进工作的手段，也是新闻工作的重要职责。国务院温家宝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胡锦涛2009年在世界媒体峰会致辞中曾强调：“要鼓励和支持媒体在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和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两位国家领导人对新闻舆论监督职能的鼓励与期许，为我们未来更好地开展新闻监督指明了方向。
二、媒体舆论监督优势与现状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的进步，新闻舆论监督也取得了不菲业绩。从最初的小心谨慎到今天的锋芒毕露;从最初的屈指可数到今日的遍地开花，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监督特点看，舆论监督具有几大优势。一是具有很高的受众关注度和影响力;二是具有很强的舆论导向能力;三是具有多样表现形式;四是涉及面广，关系到受众的点滴生活。从监督现状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媒体舆论监督工作配合党内监督、组织监督、制度监督和民主监督，在形成监督合力和实效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媒体舆论监督在大力弘扬正气，积极维护社会稳定，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对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在运行中还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不规范的地方，从而发生了监督乏力、监督不畅和监督不能的情况，甚至存在着损害公民、单位的合法权益甚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有些新闻媒体为制造噱头，引起广大受众关注，竟然违反“真实”这一媒体舆论监督的生命，通过不实报道极大损害了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社会形象及存在价值。
例如2007年3月，广东某媒体报道称，广东香蕉发现巴拿马病，由于难以治疗，被称为“蕉癌”。报道随后被有意无意误读延伸为“吃香蕉会致癌”，香蕉运销商也借此打压香蕉价格，导致海南香蕉滞销，价格暴跌。一个以讹传讹的“蕉癌”事件，使得海南香蕉业几乎遭到灭顶之灾，香蕉种植户损失惨重，教训极其深刻[2]。
三、媒体舆论监督的完善路径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现实下，面对新形势，如何建立起一个科学、健康、法制的新闻舆论监督机制，切实反映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政府、司法、社会实行有效的新闻舆论监督，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摆在新闻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媒体宣传什么、评论什么、批评什么、监督什么都要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方针来研究实施，使之有利于党的执政和国家稳定，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有利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和谐。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党性原则、有利稳定原则、服务大局原则、事实准确原则、客观公正原则、注重效果原则、遵守纪律原则和依法监督原则。遵循这些原则，舆论监督就可以少走弯路[3]。
同时要做到“三个不能对立”。在舆论监督活动中，要把握导向和立场，不能把反映人民意愿与促进党和群众血肉联系相对立;不能把揭露工作中的问题与维护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相对立;不能把抨击社会的歪风邪气与维护社会稳定相对立。
例如，2008年我国南方遭遇雨雪冰冻灾害时，尽管灾区群众遇到停电、断水及交通堵塞等重重困难，但各媒体报道的大量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的鲜活稿件，既客观报道了灾区困难，又重点报道了从中央领导到普通百姓，齐心协力、共同奋战、舍己为国、无私奉献的英雄壮举。鼓舞了国人，振奋了民心，树立了政府的威信，体现了百姓的情怀，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不仅如此，还要注意把握大局。舆论监督在大局面前尤其要把握好监督的“度”。要坚持按照法律办事，按照原则开展，否则就可能危害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经常性的、基本任务。”可以说，促进安定团结是舆论监督的一项重要责任，因此在事关国家和社会利益方面开展舆论监督要更加慎重。
四、正确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对策
作为媒体来说，一些盲目追求“噱头”的失实报道绝不能成为其营销手段，否则到头来，损害最大的还是新闻媒体赖以生存的“公信力”。怎样才能正确发挥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
首先要倡导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强化媒体社会责任感。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媒介可以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它要求记者在从事新闻报道的时候，遵从客观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独立性原则和自由性原则。如果在工作中缺乏科学责任和质疑精神，就会让媒体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例如2005年7月，一篇标题为《啤酒业早该禁用甲醛》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报道开头引用了一名被称为“啤酒研究工作者”的来信，信中指出，目前很多啤酒厂为了控制成本，用可疑致癌物甲醛充当稳定剂，并称这是我国啤酒业的“行规”。这篇报道还引用了中国酿酒工业协会啤酒分会秘书长杜绿君的观点：“就产量比例来看，95%的国产啤酒都加了甲醛”[4]。虽然事后杜绿君马上发表声明指出，这篇针对她的采访报道是以讹传讹，但由于文章在短时间内已经被迅速广泛转载，不仅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引起了韩日等邻国的关注。
最后经多方调查，中国啤酒基本上已实现无甲醛酿造的主流，所以国产啤酒95%甲醛超标是没有根据的。可见，掌握着公共资源的媒体只有秉着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才能杜绝以公共利益之名炒作、追求轰动效应、谋求商业利益的可能。报道食品安全事件本是媒体塑造形象，提升公信力的好机会，但媒体只有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以理性、科学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报道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其次，要加强记者职业道德修养，杜绝恶意新闻炒作。新闻记者在工作中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采访过程中应尽可能查证所有消息源内容，不任意曲解客观事实。如果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恶意炒作之实，则是职业道德缺失的表现。恶意炒作对新闻的影响除了制造虚假新闻、愚弄受众以外，更恶劣之处还在于削弱了新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恶意炒作之所以引起社会公众普遍反感，是因为这种操作手法违背了新闻真实性原则，也使新闻丧失了应有的尊严和存在根据，更遑论新闻功能和作用的实现。因此，媒体应牢记自己的使命和肩负的社会责任，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修养，实事求是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再次要培养记者的科学素养，倡导新闻报道的科学精神。新闻记者在日常工作中，涉及科技、卫生、教育等众多领域的报道工作，要想向公众传达更多、更全面、更科学的信息，就必须不断加强学习，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科学素养。如果在进行专业领域报道时，记者既不去做资料搜集等案头工作，又不去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很容易对读者产生误导。因此，新闻工作者必须时刻牢记使命，树立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多请教相关领域专家，增强报道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确保报道出的内容客观真实。
此外，要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使媒体舆论监督作用发挥到最大化。新闻舆论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维护和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言论自由权、舆论行为权，是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舆论监督也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有效途径。社会公众可以在重大决策制定前后或实施过程当中，对决策进行广泛的评议和论证，为政府部门提供可靠的民意和社情参照，从而，为各项政策的制定与完善贡献力量。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要搭建好大众知情权的信息平台。应充分发挥信息渠道丰富、动作反映灵敏的优势，对社会环境信息实行及时采集，随时发现和掌握各个方面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客观、真实、可靠地提供给广大群众，为他们参政议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提供保证。无论何时，舆论监督只有把人民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选择，充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刘九州.新闻理论基础[J].新闻知识,2006(3).
[2] 新华网新华时评.“蕉癌”事件的教训值得深深汲取.
[3] 朱颖.新闻舆论监督与公共权力运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4] 每周质检报告[R].2005-07-17
浅析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传播学
摘要 ：媒介素质 教育 理论从受众如何使用媒介和 社会如何干预受众使用媒介的研究，在信道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将传播效果研究推向了全球化的主题，从受众角度，治大众传播之恶、从大众传播之善，使这一学术研究的社会意义远大于理论意义。
关键词： 媒介素质教育传播学青少年
一、着眼于未成年人 发展 和大学生素质教育
中国 大陆地区学者对媒介素养教育课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总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是课题研究和试点运行，2004年，教育部将媒介素养课题列为新闻传播类的重点招标课题。2004年12月12-13日的《中国青少年社会教育 论坛 ——2004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论坛在上海召开，论坛发布了《未成年人媒体素养教育行动策略研究》，着重呼吁在未成年人和大学生中开展媒体素养教育。主要观点分布在受教育的主体、面临的问题、媒介教育的内容、媒介教育的任务讨论和如何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
1.受教育的主体：我国的媒介素质教育因该首先从高等院校起步并设立独立的课程，其核心是培养大学生对媒介信息的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①
2.面临的问题：中国的媒介教育面临着从专业教育的起点迈向公共教育的平台的问题，不仅是推进青少年素质教育的当务之急，也是信息社会公民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②
3.媒介教育的内容(对非媒介人员)研究媒介信息、研究媒介、学会利用媒介促进自身的发展和进步。③
4.面临的任务:创建传媒教育学科点，探讨和研究媒介素质教育的理论问题;争取国家的支持以成就高质量的科研成果;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加速培养专业人才。
二、媒介系统变局——行业生态系统
2003年，中国大陆的报纸达2400多家、杂志超过8000种，广播电台1500多座，电视台超过1000座。④中国大陆的传播市场已从卖方(传者)市场转变为买方(受众)市场。因此受众的选择既是传媒的压力，也是传媒竞争的焦点。而受众选择媒介的或然率正比于媒介接触的报偿，反比于费力的程度。对于传者，资讯的表现形式、快餐程度以及易得程度，是传播产品能否大众化的品质要素。因此，传统媒体(尤以电视媒体为重)的传播对策日趋取悦受众并商业化;传播内容的 文化、知识日趋稀释而娱乐化;媒体对于受众的需求，迎合少于引导，导致受众满足于阅听的快感一次性地消费资讯，而不是丰厚自己的文化思想积累。
正如社会学家拉斯非尔德所说：“大众媒介是一种既可以为善服务，又可以为恶服务的强大工具;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加适当的控制，它为恶的可能性更大”。传媒产业的平民化浪潮极易造成青少年知识结构的“扁平化”，懒于思考而思想钝化和智力愚化，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缺乏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意识而漠视他人痛痒和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生活态度逍遥化，价值观念“电视云亦云”的放任化。因此，媒介系统内演绎的格雷欣法则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密切关注。
2005年，由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组织编写、吴飞主编的传媒三力(《传媒影响力》、《传媒批判力》、《传媒竞争力》)，便从学术研究的层面，围绕国内传媒产业 环境、国际传媒发展趋势，以及当前媒体竞争格局等方面解析了中国特殊国情的传媒竞争法则;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陆续颁发了《播音员主持人持证上岗规定》制定了《广播影视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实施方案》，希望通过实施“建设工程”、“净化工程”、“防护工程”和“督察工程”，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并强调主持人着装应该充分考虑全社会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审美情趣，不能为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而迎合低级趣味，也不要一味追求不符合广大观众特别是未成年人审美情趣的极端个性化的主持方式，更不要为迎合少数观众的猎奇心理、畸形心态而极尽夸张怪诞的言行与表情——政府职能部门从传播实践方面整肃业界的不良传播行为。中国的媒介素质教育不仅是传播学界，更得到政府有关部门行政力量的保障，其共识是全社会的。
三、媒介与阅听人的互动——受众生态环境
根据上海团市委与上海社科院最近在3000名未成年人中开展的《未成年人媒体需求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媒体上可以出现性、暴力内容”，33%的未成年人表示赞同，对于“媒体上可以出现挥霍浪废行为和傍大款行为”，48%的未成年人表示赞同。⑤ 2004年1-2月，笔者组织华北科技学院2002级135名新闻专业的学生，利用寒假在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北京、天津、辽宁、湖北、湖南、福建、安徽、新疆等12个省市的102所初中和72所高中，随机采访了553名初中生、581名高中生，采访了原籍是上述省份的580名大学生，对他们的媒介接触行为、传播行为、自我表露的心理需要，家长对青少年成长的看法等问题，进行了以口头采访和问卷调查方式的会调查。
调查显示，传播媒介的多样性为青少年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见习社会生活的途径;就学习资源来说，他们有着可供个性化选择的媒介物;也使得当今的青少年有更加灵活的自主学习条件，课堂教学是基础教育主渠道的教育教学方式已成为过去。在回答“您获取较多有用知识的途径”的问题时，8个选项中占前4位的依次是电视、课堂教学、科普读物和家庭教育;媒介接触的首选为电视。
值得注意的是，有信息价值的信息未必都能实现其使用价值。青少年自主选择和消费的信息也未必是质量较高的信息，由于选择媒介和信源的偏好不同，对于这部分受众来说，信源的利用率与其吸引力成正比。其中，电视仍显示出强势媒介的势头,众所周知的是，导致青少年通过传媒学习尤其是利用电视学习的因素，主要是学习内容的具象和内容表现形式的生动，以及信息的易得性。
电视节目偏好调查显示，高中生对新闻类电视节目的偏好中，《新闻调查》居首位，其次是消息类，反映出他们的知晓欲和 心理参与的要求;对武侠类和言情类电视剧的偏好高于娱乐节目，反映出他们在消费大众通俗类的电视 文化时，情感需求大于娱乐需求，近三分之一的高中生欣赏义士侠客型的英雄，近三分之一的高中生欣赏缠绵忠贞的爱情。
在为中国电视打分时，中国城市电视台台长对中国电视的文化表现和节目质量的评价低于对电视的 发展 和电视频道的打分。而电视的文化表现和节目质量直接作用的对象是 社会系统，且往往表现为道德甚至价值取向问题。“电视把社会生活中物质功利主义的一个个现时典型和美好‘神化’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人们。
同时，电视也把现实生活中正在发生的缺乏伦理规范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观念严重脱序的状态活脱脱地传播给大众，使从未有过这一社会经历的青少年也经历了这种体验”。⑥ 污染了青少年早期社会化的文化空间。 人生的定向、审美的皈指、心灵的依靠、作为公民的素养和为人的道理等，在电视文化幻化的生活蓝本中，很少为青少年心理注入健康生长的文化基因。对于如何标的和实现自己的抱负，媒介无疑成为他们人生目标和行为的塑造者。因此，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对未来的焦虑也是中国媒介素质 教育 的重要动因。
在信息化社会，受众和国家都有一个兼听则明的甄选问题，使得中国的媒介素质教育不得不考虑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思辩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和抗误导能力的培养。
由于不同的传播制度和国情，较之先行提出培养理论的美国，中国的媒介素质教育在学术研究和社会 实践方面，都有望走在世界传播学研究和媒介素质教育发展的前列。
注释：
田维义:《论大学生媒介素质教育》[J]，《 现代 传播》，2004，第6期。
臧海群：《媒介素养：青少年素质教育的重中之重》[J]，中国青年 政治 学院，2003/卷第6期。
杨光辉：《走进传媒—如何开展传媒教育 媒介素养 蔡帼芬》。
郑保卫 当代新闻理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p180]。
刘炘：《电视重构论》[ 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95。
蝴蝶效应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的成因与防范摘要：“蝴蝶效应”现象作用于风险社会的理论基础之上，伴随着传播媒介的沿革扩大其影响并形成新的独特性质。在网络传播过程中，“蝴蝶效应”确实存在，并以其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和影响的快捷性、多向性、逆变性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新视域。信息全球化时代极高的信息依赖性产生结构风险，给予“蝴蝶效应”存在的社会基础；网络媒体高效的互动性、强力的分众趋势和海量的低成本信息给予其发挥的时空基础；有效元对自身认知的过度自信、网络互动环境的“剧场效应”和有效元的标新立异给予其爆发的心理基础。因此，我们只有依靠加强传统媒体网站品牌建设，规范其自身行为以营造网络舆论强势空间；依靠加强网络监管，完善网络传播的法律体系，采取一些紧急避险措施，并长期对全体公民进行媒介素质培养，才能规避“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本文为防范这种负面影响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制定对策的起点，以期引起学界和业界的重视，促进交叉学科的融合，从而推动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关键词：蝴蝶效应网络传播风险社会有效元对于“蝴蝶效应”现象的研究起始于物理学领域，而后作为混沌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被引入经济学，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分支。近两年，“蝴蝶效应”进入传播学研究视野，却多被误用与滥用。使用者通常是用来做现象描述，套用此词强调网络传播方式的巨大影响力和轰动效应，鲜有学者关注此现象的内在动因与防范问题，鲜有建设性意见。本文以传播学理论为核心，借助心理学研究成果，并结合网络新闻实践剖析“蝴蝶效应”现象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成因，并初步探讨相应的措施以规避“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正确引导其发展方向，为维持良性的网络传播秩序提出几点建议。本文意图在于使学者、媒体从业者及网络监管部门人员等 利益相关者充分重视“蝴蝶效应”的益处与危害，并为预防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制定对策的起点。希望本文能够在推动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和促进交叉学科融合两方面做出一份贡献。一、“蝴蝶效应”的存在（一）风险社会的大环境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第一次在论著中使用了“风险社会”一词，并宣告了全球已进入“世界风险社会”。风险在此是一个中性词，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概率，它与收益相伴而生，是人们衡量是否采取某种行为的重要参考依据。社会风险日益全球化，某个地区或国家发生危机必然与整个世界相关联，并呈现不断扩散的趋势。风险具有扩散性和叠加性，“对风险信息的忽视有助于风险的增长和传播”。[1]网络传播时代，现实的地域观念被虚拟的时空所置换，既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麦克卢汉“全球村”的预言，又使不确定性可以从任意结点爆发并肆意蔓延，形成真正的“世界风险社会”。正是风险社会的大环境为“蝴蝶效应”的发生和迅速传播提供了结构可能性与理论依据。而在网络媒体中，任何有效元（笔者将介入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过程的任一网络用户定义为有效元）译码、传输与编码的各个环节本身就潜伏着风险生成与扩大的可能。“正是文化的认识与定义形成了风险。” [2]每个网络用户成了迷失在“符号森林”[鲍德莱尔（Baudelaire）]中的孩子。风险的生成与扩大过程很好的诠释了“蝴蝶效应”的发生机制，而风险社会中，网络用户的迷失状态恰好对应了后文详细阐述的用户接收与转载信息的心理基础，兴趣的迷失给“蝴蝶效应”以可乘之机。所以，正是风险社会为“蝴蝶效应”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二）网络传播中的“蝴蝶效应”上世纪六十年代，“气象学家洛仑兹（）在他的计算机上计算一个热力场中热对流问题的简化模型，” [3]结果发现，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使“系统自任意初始状态出发的相轨线成蝴蝶形态，既不重复也无规律。” [4]为了形象地说明这种现象，洛仑兹打了个比方：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广为人知的“蝴蝶效应”比喻。而后它作为混沌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被引入经济学，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分支。中国刚刚宣布发射导弹，港台就有100亿美元资金流向了美国；2004年年初大豆需求不旺价格一路下滑，由于2月初南美的旱情预报，短短数日内就引发了CBOT和连豆期货价格的大幅攀升，这都是军事和经济领域中的所谓“蝴蝶效应”。近两年，“蝴蝶效应”进入传播学研究视野，却多被误用与滥用。使用者通常是套用此比喻做现象描述或初步解释，强调网络传播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和轰动效应。这却脱离了此概念的本意，成为流行的时髦词汇，“换汤不换药”的阐述固有观点，也或许只是吸引目光的故作惊人语罢了。然而“蝴蝶效应”的前提是复杂系统即非线性系统，并指出总体趋势不变的情况下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动将导致未来前景的巨大差异。笔者借用钱学森先生的巨系统说法，将网络与用户的人机交流整体看作复杂巨系统。笔者认为传播学层面的“蝴蝶效应”也强调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但它更强调影响的快捷性、多向性和逆变性。所谓“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是指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任一有效元对信息消化、吸收和释放过程中的微小改变都有可能引起网络新闻的“信息流”的扭曲和“意见流”的大幅波动甚至整体反转。其中，初始条件变化后“影响的快捷性”是指影响通过信息形式在较短时间内大面积扩散；“影响的多向性”是指不仅能影响到与初始条件同类性质的因素，还会影响到“信息流”的真实性、完整性、清晰性和“意见流”的公正性、严谨性、负责态度以及网络传播情境的情绪倾向等方方面面；“影响的逆变性”是指影响的效果在飞速扩大一段时间后受某一有效元的扰动回归原初状态或逐渐转移出有效元的注意领域，甚至有可能突然发生逆转，进一步向相反方向发展。在网络传播中的“蝴蝶效应”很可能就是一个帖子或网站上的一条小消息，引起众多有效元的卷入，进而使矛盾不断升级，事态爆炸性扩大或骤然倒向变更，导致事实信息的扭曲和舆论评价的压倒性倾向。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蝴蝶效应”现象例如2004年6月，针对台湾歌手张惠妹在大陆做宣传时流露出的“台独”思想的网络谣言，从网友捏造的“大陆政府指定的台湾绿色艺人”名单和网友杜撰的“张惠妹专访”，到网络论坛每天平均300多条公开反对张惠妹的帖子，再到张惠妹被迫取消宣传活动，台湾当局抨击大陆民主，扬言封杀大陆艺人，最后大陆国台办专门举行记者会澄清，终于形成了可怕的蝴蝶效应，使艺人风波上升到政治层面。[5] 再如2003年3月29日，《中国日报》网站发出“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洛杉矶遭到暗杀身亡”的假新闻，一些大型网站和电视台迅速跟进播发此新闻，韩国股市由此下跌了。其后不久，2003年4月1日，一14岁少年将新闻组上流传的“香港将宣布成为疫埠”的谣言复制成《明报》即时新闻网页形态并上传至近似明报网站的网址引起香港社会恐慌和抢购风潮。“蝴蝶效应”也有良性的，例如2006年3月长春绝症盲女小欣月原本是一个患绝症的平凡少女，因其上天安门看升旗的小小愿望无法实现，在网络媒体中传播后并不起眼，而东北地区小范围网民共同在长春公共关系学校告知其是在北京天安门为其举行升旗仪式圆了孩子的梦，这一小小细节的转变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巨大轰动，小欣月一时间成为点击率最高的名字，甚至打算拍成电影《欣月童话》并请梁家辉出演。“蝴蝶效应”也有可能发生嬗变，令人触目惊心的虐猫事件本身是违背社会道德和人类情感的，然而仅基于此，有效元就将虐猫女子及拍摄者的相片做成“通缉令”广为传播，甚至有人“悬赏追凶”，进而使虐猫事件的矛盾激化达到顶点，虐猫女子成了十恶不赦的舆论征讨对象，无法保障自身的隐私权，道德谴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诅咒谩骂的语言暴力。还有许多事件不胜枚举，都是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蝴蝶效应”的最好注脚。二、网络传播过程中“蝴蝶效应”的成因分析 （一）信息全球化现状随着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全球化”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高频词汇。尹鸿曾经论断：“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商业传媒系统来推进全球市场并鼓励消费价值，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大概就不可能发生。” [6]由此可见，网络新闻传播对于全球化趋势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网络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信赖关系，造成了人理性判断的疲劳。而且网络中新闻传播者具有隐蔽性，传播者和受传者相互作用、界限模糊，在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和受众都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笔者将介入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过程的任一网络用户定义为有效元，是借用医学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概念中的元字，“元”者，“源”也，流转之源头枢纽，暗示网络用户对信息的消化、吸收和处理过程，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把关人”的作用被淡化，许多国家政府都难以作为，互联网管制仍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态。信息在大量传播中消除了原有的不确定性，但也以更快的速度创造出新的不确定性。所以说风险在社会中扩散，不仅由于风险本身，更由于我们对风险的纷陈解释――社会及媒体建构。“词语的意义具有一个不稳定的特征，它有赖于其在话语结构里的表达。语言提供给我们的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而不是现实本身。” [7]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人生活中的真实，是媒体构造的“拟态环境”的现实。信息泛滥乃至信息爆炸是这一时代显著的特征，在许多情况下，每个人都不得不被纷杂的信息骚扰，无聊的传言、糟糕的音乐、乏味的广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互联网不仅影响政治决策，影响经济运行，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所有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信息虽多，有用的却难找，人成了漂浮在信息海洋上的小小浮萍，其主体意识逐渐被信息的巨浪吞没而丧失。这也就是约翰?塔洛克给出等式“危险社会=传播/知识/信息社会”的原因所在。网络传播时代如此高的信息依赖性和如此快的信息扩散率，注定了在当今风险社会中，网络新闻传播的蝴蝶效应将掀起狂暴的龙卷风。（二）网络媒体特性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指出，电子媒介的属性是非线性的、重复性的、非连续的、直觉性的，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他有句名言：“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We shape our tools, and thereafter our tools shape us.）网络以其独特的媒体性质使网络新闻在传播过程中的“蝴蝶效应”在最大限度上得到了响应与增强：1、高效的互动网络媒体由于提供了公共意见和信息交流的平台，从而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改变了受众反馈的弱势地位，将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天然强弱势地位解构为有效元之间的充分交流，从而形成了新的交往秩序。网络传播时代，人际互动在时间和成本上都能降到最低，几乎是零摩擦的互动环境，麦奎尔认为网络强化了受众介入、反馈、选择、接近和使用媒介的能力，咨询型、对话型受众出现，因此使“互联网具备去大量化、去集中化、去国家化、去专门化、去中介化、去集体化等特性”。 [8]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认为的，网络引入游戏身份的新的可能性，重新建立交往等级，分散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脱离原位。网络经典传播学中传播模式的划分是依据信宿的多寡和组织形式，而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此标准无法适用，因此可以说，网络媒体自身具有多重媒介属性，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甚至人内传播（有效元利用各种符号表达思想的同时也是在理顺个人想法）于一体，表达渠道畅通。网络媒体高效的互动特性，同时构成了它的风险：多重媒介的传播模式交织，带来了有效元个体的多样化背景，随之而来的就是管理的复杂性和“把关人”作用的削弱。与传统媒体的事前审查事后追惩的严格把关不同，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的起点，几乎没有任何等级森严的审查程序，多以事后追惩为主，而商业网站和个人网站总是想方设法绕过人为壁垒，将自己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辐射式的扩散出去，而几乎无须任何关卡损耗。原先存在于新闻传播源头的强大“把关人”群体――记者、编辑等的控制作用十分微弱。很多情况下，新闻网站只是新闻的初级生产者，新闻发布后就脱离网站轨道，很大程度上由其它有效元控制。有效元有意无意地提供新闻线索，转发与自己趣味相投或利益相关的新闻，或者通过广泛讨论和对新闻事件的意见反响左右网络新闻的传播过程中“信息流”的客观真实和“意见流”的主观倾向。总之，网络媒体高效的互动特性使弱势反馈演变为多向交流，提高了受众地位；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把关人”作用薄弱，议程设置混乱。2、强力的分众网络媒体由于其自身具有跨越时空的特性，而使网络用户能够跨越地域的区域界线，突破基于血缘、业缘和地缘的社会团体的组织约束，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背景且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匿名个体，在共同的兴趣、爱好、观点和希望的基础上达成认同，结成“以议题（issue）、共识与认同感的所建构的虚拟社会空间”即“网络世代（Net Generation）” [9]分众后的小众群体有效地集中了个人需求和价值偏好，更加便于同性质信息的快速扩散和行动诱发，有利于信息和广告等的针对性达到最大的影响效果。然而在网络环境下，网络用户以浏览代替阅读、以兴趣决定内容，不断漂移的情绪使绝对的注意时间减少，而相对的注意时间延长，注意力过分集中，极易产生非权威意见的意见领袖。而意见领袖靠其独具特色的个人魅力随意篡改新闻信息或发表意见言论，对其它网络用户产生信念影响和行为诱发。而且在网络新闻传播的过程中，细节被有效元忽略或任意填充，事实被简化，信息被放大，而伴随信息的意见影响也会在特定群体迅速散播，引发群体行为。总之，网络媒体强力的分众趋势有效地集中了用户需求，然而这种相对的过度注意会导致对意见领袖的盲目崇拜。3、海量的低成本信息信息具有共享性即使用不灭性，这是信息区别于物质的显著特点。所以新闻传播必然否定在任何传播范围上的限定，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新闻传播不应该有来自任何方面的排除性，否则就和其寻求最大传播面相背离了。而网上个人出版方式――博客实现了“零进入门槛”：零编辑、零技术、零成本、零体制、零形式。这种低成本的信息生产和交换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媒介使用形式和效率，促使更多人接近媒介，形成了有效元的多样化状态。最大范围的信息源头，大量信息备选，赋予网络用户庞大的信息选择自由。然而信息高速的更新换代，在尚未形成较完整的知识体系时即已成为明日黄花，《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曾说：“我们被信息淹没，但却渴求着知识。”在虚拟网络中的人的信仰易产生也易消失，流行周期逐渐缩短。信息过载消耗着现代人的时间精力和耐心热情，加重了社会整体的浮躁情绪。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犹如“公地悲剧”它发生的根源在于，“个人在决策时只考虑个人的边际收益大于等于个人的边际成本，而不考虑他们行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最终造成了一个给与他们无限放牧权的经济系统失败和崩溃” [10]网络中的低成本也有造成人们远离网络的可能性。而且在海量信息背景下，有效元为了使自己的信息或言论引起更多网络用户的主意，往往采用极夸张或煽情的语汇及表现形式，有可能成为引发“蝴蝶效应”的初值微小偏差。总之，网络媒体海量的低成本信息为网络用户提供了庞大的信息选择自由，然而信息过载会对网络用户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产生消极影响。（三）用户接收与转载信息的心理基础1、有效元对自身认知的过度自信使“蝴蝶效应”迅速覆盖在网络中，有效元对声音、影像的操纵造成一种自恋情绪，信息接受者反而自己是“拟态环境”制造者。“信息加工心理学强调认知中的结构优势效应，即原有的认知结构对当前认知活动的影响。” [11]也就是说，有效元依据自己的社会背景和知识储备，去判断、审视和转载他所接触到并自认为有用的信息或一致的意见，而他自身对网络新闻的介入和解释又使其创造的“拟态环境”产生了光环效应，强化了自身固有观念。这种过度自信的自恋情绪的出现在心理学中的解释就是：“面对同一个投射刺激不同人所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而每个人所能知觉到的东西恰好反映其人格的内部情况”。 [12]针对有效元，由于信息的不断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接受与选择性内强化，信息看起来也似乎向着有利于自己的结论方向发展。这也是弗洛伊德发现的“投射”是将思想、印象与欲望加诸外部环境的一种过程，否认对自己的不快指责，而将这种指责投射到他人身上。而有效元自身工作性质的轻体力性和名誉取得的迅速性令其自身产生了光环效应，这种光环效应更使其加强了对自身的过度自信，强调有利信息，忽略有害信息，使自己处于成功永恒的美妙幻象的悬崖边处。2、网络互动环境的“剧场效应”使“蝴蝶效应”迅速扩散无论麦克卢汉和技术决定论者如何夸大媒介作用，媒介都只是信息内容的附着品，是合作产生信息的要素。没有传受双方意义的共通空间，媒介形式并不产生意义。而在共通空间意义互换基础上，形式才赋予内容新的信息和价值。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开放的互动环境使有效元之间的情绪相互感染，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剧场效应”。最明显的是在BBS多对多的传播形式，有效元发表意见往往不是在孤立环境下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在互动情境中完成，易于言语极端，甚至脱离事实；互动辩论中与个体表白，使言论偏离个人思想的表达，而仅限于口舌之争甚至人身攻击。极易发生经典传播学理论中的“沉默的螺旋”现象。压抑非主流声音，形成接近一致的较主流意见。3、有效元的标新立异使“蝴蝶效应”有了逆变的可能性在前文网络的海量低成本信息特点中已经论述，由于有效元的数量众多且众说纷纭，并且处于匿名环境下全无社会背景的标榜，使其具有表面同一性，任一有效元若想在“鸡群”中“鹤立”就必然寻求独家的信息、独到的见解、犀利的言词和夸张的表现，而在这种寻求过程中，很可能偏离了新闻真实和意见公正。虚拟环境下的匿名心理在社会心理学中指的是在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下人可能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做出单纯为吸引注意的特异举动。这种标新立异无疑显示着有效元的个体存在，但片面强调某信息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难免引发和助长“蝴蝶效应”。三、规避“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正确引导网络新闻良性传播（一）加强传统媒体网站品牌建设，规范自身行为以营造网络舆论强势空间“风险传播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 [13]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风险传播过程中，媒体发挥了关乎风险的告知、倾听、言说和影响功能。“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后，风险的‘不确定性’挑战了‘全能政府’以及专家知识的权威性”。[14]尽管挑战存在，根据美国Jupiter媒体调查研究公司(Jupiter Media Metrix)的调查显示，网络用户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知名网站，呈现出“马太效应”。尼尔森网络评估公司电子商务部副总裁肖恩?卡得尔（Sean Kaldor）称：“搜索引擎网站、门户网站和社区网站已经成为每一个在线冲浪的网民必然要访问的站点，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而在我国，传统媒体网站是其习惯的落脚点。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从网络用户角度看，他们需要媒体对海量信息进行“过滤”和“把关”，这是由人类大致固定的信息接收量的生理条件制约的，而且网络信息的真实性难以辨识。而只有传统媒体的品牌效应承接到网络中，他们身份公开，便于接受监督；而且具有专业经验、职业道德和时间、能力。根据经典传播学理论的“沉默的螺旋”现象，一旦若干主流媒体网站加强了其自身的品牌建设，而且共同营造出强势的舆论区，削弱非主流声音，整合网络用户观念，达到“正音”效果。而现在我国的传统媒体网站的问题在于：其主媒体的品牌建设本身存在问题；它对信息的编制方式与人们的真正需要存在偏差；“舆论一律”和同质化现象明显，没有合理的对立意见呈现等等。因此应当恪守新闻真实和意见公正，加强自身建设，树立品牌效应，正确引导“蝴蝶效应”的发展方向，规避其负面影响，强化其良性因素，从而保证网络新闻的良性传播。（二）加强网络监管，完善网络传播的法律体系，部分网络区域实行有限的实名制，有效元承担相应的责任限定应当在网络技术层面加强网络监管，在网络技术人员中选取设立“网络警察”队伍，实时监控网络变化，解除恶意攻击，对于恶性“蝴蝶效应”的原初的微小变化引起重视和化解。但网络监管要以不侵犯、不利用公民隐私为基础维持和谐的网络环境。积极建立和完善适用于网络新闻传播的法律体系，例如法学界争论最多的网络知识产权问题，网络媒体是知识产权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引起具有隐蔽性和罪证难以收集等特点。为了使有效元承担相应的责任限定，可以在网络部分区域实行有限的实名制，比如可以在某些校园论坛实行实名制，或者后台实名而前台匿名等形式。而建立实名制之前要首先重建网络用户间的诚信，否则实名制只会带来不良后果。（三）对全体公民进行普遍的媒介素质培养，端正其看待媒介的态度、增强其使用媒介的能力和自我道德规范网络传播方式本身倡导的就是一种平等和对霸权的蔑视，要求互助合作、追求公平公正，而“知识沟”现象在网络传播时代仍是十分明显。因此要进行全民的媒介素质培养，这是一项艰巨然而受益深远的任务。我们要端正全体公民看待媒介的态度、增强其使用媒介的能力和自我道德规范。亚当?斯密曾经指出道德是“出自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15]道德是法制社会最微妙却极其有效的必要补充，虚拟环境中也不例外。美国哲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回答“每个人应当怎样去适应这个网络社会时”指出：“首先要培养‘自我编程能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 [16]也就是说，每个网络用户都要正确选择、分析、处理信息，使其为我所用，要作电脑的主宰者，而不是被其迷惑或为其所累。（四）恶性“蝴蝶效应”发生时的紧急避险措施以上是“蝴蝶效应”爆发前的长期防范措施，而一旦网络中恶性“蝴蝶效应”爆发，应急措施并非我国惯用的政府出面行政干预，而最好是如James(2000)提出的在相同环境中解决，即“以网路对付网路危机”。具体措施例如立刻利用媒体网站或组织专题网页阐明事实真相和政府态度；实时更新网页资料和联系方式；利用网络如论坛、电子邮件等形式双向沟通；建立重要的背景链接，介绍相关知识，讲解处理办法；注意相对立的攻击者所传递的新闻信息或相关评论，及时做出回应或澄清；组织技术人员及时检修，随时解决网路硬件问题。四、结语综上所述，“蝴蝶效应”在风险社会的理论基础上发生作用，其巨大影响力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确实存在。信息全球化现状和网络媒体的特性是“蝴蝶效应”存在的客观原因，而网络用户接收与转载信息的心理基础是其存在的主观原因。只有加强传统媒体网站的品牌建设，加强网络监管，并对全体公民进行媒介素质培养才能规避“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正确引导网络新闻的良性传播。对于“蝴蝶效应”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的成因与防范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地发现与探讨，在学术界下一步的研究中，将有可能形成完整的论述体系，甚至开创一项新的传播学理论。我是新闻专业的，这些仅仅是提示，最终论文还是得好好自己写，加油满意请采纳
传播学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人们赖以信息交流的手段，只要有人类生活，就会有传播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传播学方面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刍议传播学课程案例库建设
【摘 要】案例教学在国外备受推崇，但在国内却尚未普及，在高校传播学课程的教学中，更是少有使用。加大传播学课程案例库建设，充分合理的运用案例库，是传播学教学的一条新途径。本文针对这一问题，分析了传播学教学中案例库建设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新的案例库建设及运用的方式。
【关键词】传播学课程 案例库建设
传播学是近年来全国高校新闻专业普遍开设的一门基础学科。传播学建立在新闻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基础之上，由于具有信息科学的学科渊源，传播学与普通的人文科学不同，有着自然科学的逻辑性和实用性。而与一般的自然科学相比，传播学又具有无可比拟的思辨特性。因此，传播学的教学既不能像人文科学只有理论讲解，也不可能像自然科学一样以实验为主，需要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式。建设科学的案例库并合理利用就是一种有效方式。
一、传播学课程案例库建设的重要性
目前在国内案例教学尚未普及，教学效果也不令人满意，特别是在传播学课程的教学中，还很少有高校真正使用，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案例库建设的落后。传播学课程案例库建设是当务之急。
这是由传播学学科特性所决定的。传播学是将人文社会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交叉学科，单纯的理论讲解无法准确的阐释这门学科的精髓，同时，传播学中有大量的统计学知识的运用，必须放在具体的案例中才能说明数据的意义。
这是由传播学课程的授课对象所决定的。在我国，传播学课程基本都开设在新闻传播学专业，招生对象是文科生，普遍思辨性有余而逻辑性不足。从具体的事件入手，在对某一事件的分析过程中，运用传播学的知识得出结论，对于学生来说更容易接受，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具有很大的针对性。
案例库的使用对学生日后的工作大有帮助。传播学专业教学不仅要完成知识的传授，还必须训练学生将知识转化为操作的能力。案例库中搜集的都是本学科较为有代表性、较前沿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当前传媒领域的许多实际问题，案例的运用过程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过程，通过对案例的使用，使学生日后在工作中具有对类似问题的解决能力。
二、传播学课程案例库建设
传播学课程案例库的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
(一)案例库编写人员的选择
一个好的案例库的起点，是编写人员的能力和学科素质。由于传播学涵盖领域广、内容深，由单独个人开发案例、建设案例库是不可想象的。案例库的编写应该由一个团队来完成，包括第一线教师、研究生、管理实践者、 教育 专家、案例库维护人员等。
编写案例是为案例教学做准备，而案例教学的实施者、案例的最终用户是第一线教师。只有第一线教师才能深刻理解案例教学的需要，从而编写出满足需要的案例。因此案例开发的主力应该是第一线教师。
第一线教师大都承担较重的教学、科研工作任务，投入案例开发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因而需要研究生作为第一线教师的助手加入团队。传播学有极大的实践特性，因此有媒体实践 经验 者参与编写的案例更加逼真，更加贴近实际管理情景，从而更受学生欢迎。而引入教育专家，则是为了帮助案例开发者更加准确地理解案例教学的特点和案例编写的要求，为案例库建设提供教育学理论支撑和宏观指导。此外，案例库一旦建立起来，还需要有案例库维护人员，主要负责对案例进行分类、编号、存储，定期清理出过期的案例，提醒原开发者对其进行修正、完善;建设案例库管理信息系统，提供案例检索、传递服务等。
(二)案例的选取
传播学自产生数十年来，有代表性的事件极多，以什么样的标准来选取案例，怎样给这些案例进行分类，这关系到案例库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衡量案例库好坏的主要标准，也是案例库科学使用的基础。
案例的选取可以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进行。纵向时间维度，选取传播史上有代表性的案例。横向则着眼前沿，紧跟学科发展，选取当前有影响力的案例。选取的标准是，具有相当传播效果即影响力，同时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即学科专业代表性。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案例的选取还应该注重本校本专业的实际特点，注重对相对具有地域性和特殊性案例的倾斜。
(三)案例结构的设定
构建合理的案例结构是建设科学的案例库的核心。传播学课程的案例库应同时具备知识性和操作性，力求将对理论的分析与学生的动手操作结合起来，在对实际问题的分析解决中找出一定的科学规律。案例的结构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案例介绍。着重对案例的实际情况进行尽可能完整的阐述，将案例的过程真实还原，特别是对案例中的要素进行梳理，将其逻辑完整呈现。
案例访谈。首先要梳理本案例中当时各方对此事件各自所持的态度，这对于把握案例发展脉络非常关键。此外，还包括社会各界对此案例的看法，包括学术界的言论、普通公众有代表性的见解、政府官方看法等，这些是本案例所处的生态环境，对其发展有着极大影响。
案例代表性成果。此部分搜集关于此案例的代表性学术成果，尽量选择具有代表性和说明性的观点，作为学生对此案例分析的参考。
案例讨论。分为课题讨论与课下小组讨论。课堂讨论教师参与，针对讨论中学生的表现进行点评。课下由学生组成小组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制定相应的程序，实施具体的操作。
案例分析。将前期师生对该案例的讨论进行梳理，引入相应的理论依据，通过多次的讨论得出相对统一的意见。
案例附录。将与该案例有关的数据、图表、问卷、调查 报告 、附录等收录在一起，为该案例的理解提供帮助。对案例的素材收集力求全面，对于涉及具体报道或稿件的案例，力争找到最原始的稿样，还原案例产生的现实环境和背景，同时这也为学生自己分析案例提供了可以借鉴的 方法 。
(四)案例形式
目前大多数高校的传播学课程采用多媒体授课，针对这一特点，传播学案例库的形式宜采用多媒体展示的方式，建立案例库网站，将搜集到的案例整理后放入网站，单个案例按照案例结构进行设定，同时，按照一定的逻辑将多案例组合成模块，方便学生对比理解。充分运用互联网的链接优势，为每一个案例设置若干链接，尽可能全面的将案例相关信息容纳进去。设置BBS专区，为学生提供发表自己见解的空间，选取有代表性的意见和建议，供大家讨论。在版面编排上，运用色彩形成视觉重建，注重运用图表说明问题，模块与模块直接有较为明显的区隔，方便撤换内容，实现案例资料的实时上网。
此外，重视案例的不断更新，使案例教学能紧跟新闻传媒业发展的补发，反映媒体实践的最新轨迹。设计开放式的问题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和交流思想，以研究型的案例教学帮助学生提高业务水平。
三、传播学案例库运用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传播学案例库没有可以照搬的现成模本，如何根据不同的专业方向开发适用的案例?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新闻系都设有不同的专业方向，不同方向所学内容各有侧重，而案例库应对所有方向都有所涉及。同是一条时政新闻，报刊编辑方向的学生侧重新闻内容的采写，广电方向的学生侧重新闻表现的分析。案例的搜集很简单，难在如何整理这些案例，难在针对不同方向设计 教学方法 、如何引导学生使用案例?
第二，如何将用于教学的案例与传统课堂上对优秀成果的举例有所区分?案例源于现实，如优秀的新闻编辑案例是从新闻编辑的实际工作经历中提炼出来的，但案例又不是对现实的简单再现。我们把新闻编辑的某一段工作经历带入课堂，是要让学生扮演这位编辑的角色，感受他当时面临的困境，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和选择。可以在案例教学的最终告诉学生这位编辑当时是如何解决问题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鼓励学生寻求更多的、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简单的重复这位编辑的做法。
案例教学中还可能出现其他问题，如教师引导话题与激发灵感的能力不足，可能会导致课堂上的冷场或偏离教学目标;学生可能会对占用实践较多的案例讨论不太适应，抱怨教师讲得太少，总是在听和自己一样无知的同学发言，收获不大，等等。针对这些问题，教师应精选案例，精心设计提问，课堂组织更加用心，将案例教学与其他教学方法如讲座、小组讨论等进行有机的结合，以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
试论新媒体对开放大学 文化 传播的影响
【摘 要】新媒体作为一种后现代文化的产物，它为社会文化的丰富和传播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为加快社会文化传播的速度提供了保障。目前我国开放大学校园内，更是将多媒体应用到了社会文化的传播中，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对文化知识的掌握，还能加快社会文明的进步。 文章 从新媒体功能的角度出发，充分研究了新媒体技术的文化性、新媒体对大学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以及新媒体在大学文化传播中的可行性，讨论了新媒体对开放大学文化传播产生的积极影响作用。
【关键词】新媒体;开放大学;文化传播力
一、新媒体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对开放大学文化传播的文化性
(一)新媒体的概念。
对于新媒体概念的设定，专家和学者可谓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清华大学有关新媒体学术方面的熊教授指出，新媒体作为一个新的名词，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共同产物，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的媒体传播之外的新的媒体传播形态。
首先，新和旧就是一对相对的概念，但在媒介形态的生成中，这种“新和旧”并不仅代表时间上的先后，其中还包含技术和理念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别。对于新媒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衍变过程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由于一件事物它不能永远停留在“新”的阶段，因此“新”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事物将会产生新旧交替，新媒体作为时代的先锋行业，这种新旧交替变得更快了。现今的新媒体形式主要指的是：在计算机的信息处理技术的基础上，对媒体形态的产生和影响，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形式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形式。
相比较于电视、报纸、广播而言，新媒体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它的传播途径增加了手机、数字电视、网络等新兴的时代产物。新的媒体传播技术通过通信技术、卫星信号、计算机技术、 无线网络 、广播电视、音频播放器等终端媒体，将我们的生活更加生动化、具体化、细致化。从新媒体的传播市场发展趋势来看，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将会出现多元化的媒体形态，例如：平面媒体(数字杂志、电子出版物、触摸媒体)等;广播媒体(音频数字广播MP3、MP4)等;电视媒体(液晶数字电视、触屏电视);网络媒体(网络电视、www网站、Flash动画);移动媒体(手机彩信、3G网络、手机视频)等。
伴随 网络技术 与数字技术的成熟和运用的广泛，新媒体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媒介。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新媒体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其中网络媒体和移动媒体的增长速度最快，并且数字电视和手机电视也将快速发展。因此，新媒体的发展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充分的应用数字技术，才能实现手机、电脑、数字电视等终端设备的全面联网使用，所以没有数字化的传播技术，就无法将单向的传播技术进行全面取代，因此新媒体也被叫做数字新媒体。
(二)新媒体在大学文化传播中的价值。
新媒体的传播技术是通过卫星信号等高端技术的广泛应用，使新媒体的传播技术不断发展，并且为科技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在开放大学校园里，新媒体在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要承担从科学知识的发现者和提出者传送到科技知识的接受者与应用者中，还要帮助他们实现科技知识的资源共享，并且还要承担打破科技知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性，将不同的责任扩散到不同的个体上，将科技文化知识最终实现跨越空间的共享。
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不断细分，新媒体在开放式大学的文化传播功能的分化现象与科学技术信息的分流层越来越明显，现代的科学技术传播流程一般被划分为：科学技术传播—科学技术文化传播—科学技术文化哲学传播三中阶段。新媒体作为传播知识与人们间的桥梁，将把不同人群所需要的科技文化信息通过高效快捷的传播方式传播出去，当然这种传播过程是双向的。
二、新媒体对大学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
新媒体的科技文化信息传播是指文化知识的传播途径可以通过跨越时空，使扩散在不同个体间的文化知识实现共享的过程，也就是传统形式上的文化知识普及。新媒体作为一种面向全球民众的文化传播媒介，它的主要用途是使民众对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更加容易，使民众的文化素养的到更有效的提升，对开放式大学文化传播的应用与发展提供基础。目前，新媒体对开放式大学的文化传播理念随着科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
传统的文化知识的传播方式通常是线性而单向的，随着人们与多媒体之间的交流互动，文化传播的方式也从单向变成双向。新媒体必将成为开放大学文化传播的主要力量。新媒体作为一种科技含量较高的信息载体，对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以网络为主要传播途径，使传播过程变得复杂，对传播形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开放大学校园内，学生通过新媒体对文化知识的传播无处不在，学生通过手机、电脑、互联网等形式使科学、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新媒体对学生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有深远的影响，新媒体在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三、新媒体在大学文化传播中的可行性
(一)理论的可行性。
理论的可行性主要有三大理论依据。民本理论、信息资源的开放式理论、文化共享理论。这三大理论的不断形成和发展为新媒体在开放大学内的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
第一点，民本理论。何谓民本理论，它是民本思想、人本思想，是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保护人民的利益，做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自古有之，“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便民、惠民、利民。党的十七大也提出，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其宗旨就是以人为本。如今，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以人为本的思想浪潮在开放大学校园内广泛传开。
第二点，信息资源的开放式理论。伴随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在人们心中的日益深入，人民对民权的维护意识开始觉醒，对信息的需求也变得多元化。尤其是新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开放大学校园内，学生对信息资源的摄取途径变得更加多元化，这也加快了文化传播在大学校园的可行性。
第三点，文化共享理论。文化的共享理论可以通过网络电视、移动通讯、卫星信号、3G网络等新兴的传播技术 渠道 ，进行跨地区跨国界的文化共享。而开放大学校园作为新媒体文化传播的重要场所，在文化共享的传播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实践的可行性。
第一点，先进新媒体发展的势头迅猛，已经小有规模，并向成熟方向迈进。其表现在，新媒体的硬件配备设施已经逐渐完善，技术的支撑体系比较成熟;新媒体的传播种类不断增加，传播性能不断得到优化;使用新媒体的客户群日益增多。在开放式的大学校园内，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掌握较快，对以网络、电脑、手机为新媒体文化传播主体的工具使用较多。人们对信息获取的程度和文化传播的方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变。
第二点，日益完善的社会条件。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民众的生活质量得到了很大满足，对精神方面的享受也有了更高的要求。这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时机。但是，目前的新媒体还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精神文明的追求，因此，为满足人民对新媒体的个性需求，开放大学内应积极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展开试点调查，对新媒体中产生的不足及时更新改进，为新媒体的文化传播的全面推广提供可行性的实践方案。
第三点，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在开放校园内的应用开展，并对实践经验有了一定的积累。在新媒体多元化的发展今天，各种不同形式的新媒体已经广泛应用到文化传播中，且初具规模，并逐渐成熟，这为新媒体在开放校园中的文化传播奠定了基础。
四、新媒体对开放大学文化传播的影响
乔治·格伯纳对新媒体的媒介培养理论曾经有这样的观点：幼年时我们从电视中不断学习的“文化知识”来看，它将有可能成为我们未来对世界观认识的基石，使电视成为意识形态、社会观点、理论信仰、总体价值等方面的主要来源。所以，作为媒体传播文化知识媒介的电视，它对好几代人，甚至社会的各个阶段打下了深刻的“电视文化”印记，对今天新媒体在开放大学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和崭新的传播途径。
(一)从社会文化的信息体系来说，新媒体对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系统有了进一步的优化和改进。
最显著的表现为，新媒体加大了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平台，拓宽了组合途径方式。肖恩·麦克布赖特在一本书上曾经指出：最初，人类发出的原始传播信息，来源于自身的声音、手势、姿势，后来才慢慢才创造出其他传播文化信息的手段，包括：舞蹈与音乐、火光信号、锣鼓声、符号等。当人的文化传播形式从口语转变到新媒体阶段时，人类通过互联网、手机、数字电视、幻影成像等打破时间和空间，原有的传播接线使新媒体在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形式变得无处不在。在新媒体与旧媒体优势互补的作用下，为新媒体的传播形式创造了多种不同的路径，方便社会信息资源的流通、传播、利用，而这些信息中所包含的文化形态也将有效的覆盖在目标人群中。特别是在全球一体化的社会发展中，文化传播的整合速度加快，各种新媒体为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提供了一个欢乐的舞台和日常化的审美平台。
(二)新媒体对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模式有了显著更新。
新媒体技术的提高为开放大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其最重要的贡献是开展和延伸了社会的互动。在传统与现实的社会互动中，社会互动的识别程序总是以一定的身份作为起点，由于新媒体的文化传播技术在社会互动中因它的匿名性丢掉了身份识别，打开了曾经的身份识别的局限性。匿名性提供了一种安全感，是一种保护机制，它诱导人们将自己真实的观点和想法直接的表述出来，而不用有所防备和躲闪，使互动性的质量及效率有所提高，对社会的向心力、认同感、凝聚力不断加强。在开放大学内，借助新媒体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一定情境下将文化传播的主客体进行互换，使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相融合，对传统的文化传播模式进行瓦解，实现内容、技术、文化、情感的深度契合。
(三)新媒体对开放大学文化传播创造出多元的文化形式。
根据麦克卢汉在新媒体的文化传播媒介中指出：任何一种新媒体的自身形态即是一种文化内容。新媒体在开放大学传播文化的同时，也创造着不同的文化艺术形式及新的文化秩序，甚至一些我们了解的文化通过新媒体的媒介技术包装和重新展现后，也需要重新审视、定义、接受、理解它。
(四)新媒体为开放大学的多元式的文化传播的对接与交流带来机遇。
开放大学的文化传播的重要条件是文化知识的共享，也就是文化的共享内容必须是人类容易理解和认同的东西。新媒体本身具有良好的操作性、互动性等特征，确保其能够按照市场的规律高效的大量生产各种满足人们信息和娱乐需求的文化形态。在这种语言环境下，互动、参与等理念深入人心，文化多元化的碰撞及交流频率在开放大学内是前所未有的，本土文化的逐步更新，世界观、价值观的大范围形成，使新媒体在全球文化的影响下，以其独特的解读形式和直观的表现方法，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传播的重要桥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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