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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主张的思想是兼爱非攻，指的是一种不需要靠兵器，就能达到天下统一的思想。
非攻 兼爱 墨子的学说思想共包括以下几点： ①兼爱非攻。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②天志明鬼。宣扬天志鬼神是墨子思想的一大特点。墨子认为天之有志——兼爱天下之百姓。因“人不分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天之爱民之厚"，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墨子不仅坚信鬼神其有,而且尤其认为它们对于人间君主或贵族会赏善罚暴。墨子宗教哲学中的天赋人权与制约君主的思想，是墨子哲学中的一大亮点。 ③尚同尚贤。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即任用贤者而废抑不肖者。墨子把尚贤看得很重，以为是政事之本。他特别反对君主用骨肉之亲，对于贤者则不拘出身，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 ④节用节葬。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大禹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
墨家是中国东周时期的哲学派别，诸子百家之一，与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哲学体系，法家代表韩非子称其和儒家为“世之显学”，而儒家代表孟子也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杨朱，道家代表人物）则归墨（墨子）”等语，证明了墨家思想曾经在中国的辉煌。杨墨本是硬币的两个面，故杨墨互补，然古往今来人们都以孟子“距杨墨”的一般思维方式评价杨墨，这是有失公允的[1] 。墨家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子）。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巨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关注现世战乱；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开始向科学研究领域靠拢。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张是：人与人之间平等的相爱（兼爱），反对侵略战争（非攻），推崇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节用），重视继承前人的文化财富（明鬼），掌握自然规律（天志）等。因为墨家思想独有的政治属性，兼之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官学勾结政策，墨家不断遭到打压，并逐渐失去了存身的现实基础，墨家思想在中国逐渐灭绝；直到清末民初，学者们才从故纸堆中重新挖出墨家，并发现其进步性，近年来经过很多新墨者的努力，墨家学说出现复苏，并因其进步性而呈现出燎原之势。
墨子主张“兼爱”，其实质是“爱利百姓”，以“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为己任。所以墨家之徒的言论行动，皆以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为准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好好发挥，就是一篇论文！！《论语》里任何一句话，都可以做成几十万字的论文！！
本人转一个（供参考）：一个社会要起码满足两点，一，社会稳定，二，社会发展。任何社会文化都基于这样两种状况，一，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二，人有千差万别。一个稳定的社会要求：人必须以社会形态存在，就要设法尽量消除内部冲突和矛盾，成员之间和谐相处。人有千差万别，就要设法把社会成员之间差别造成的冲突化解到最低程度。儒学为此做了两点：一，提出泛义的“仁爱”，以符合第一种状况。二，为解决第二种状况的矛盾，采取了承认等级的合理性，并自觉遵守社会等级。为此儒家选择了涉及政权和社会稳定的几个最主要的等级体系------以官职尊卑、以长幼为序，后来又增加了男女主次的三大体系。也就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谐的实质就成了，一，对待不同的等级要安分守己；二，对相同等级要谦让和睦。儒学符合历代统治者社会、政权稳定的需要，经过几千年固化，“和”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对社会、政治产生着深刻影响。影响主要有三点：一，民众对压迫的承受能力大大增强，为了“和”民众不轻易反抗统治者的压迫，社会矛盾要积累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会突然爆发，造成中国社会一次次毁灭性巨大震荡。二，丧失了社会正确发展方向。是非标准不是以实际情况决定，而是由“君、父、夫”等权威来决定，无论对错，“臣、子、妇”都要无条件服从。而中国历史几千年，根本不了解民情的“君”决策错误层出不穷，几千年中国科技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三，人情泛滥，丧失社会正常评价体系。和为贵使人们丧失了判断社会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人情可以替代制度乃至法律。其结果裁判吹黑哨，垃圾论文堂而皇之被通过，毒奶粉配方可以获得国家科技奖，提干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人情院士、人情教授滥竽充数，十三亿人，竞拿不到一个诺贝尔奖。人情执法、人情评判使一切社会行为事非不分。四，腐败严重。承认上级的绝对权威，同时奉行和为贵争为耻的道德标准，地位越高的人越没有约束机制,民众无权干预也无理干预，眼睁睁看着官员腐败。失去监督的权力导致严重腐败。严重腐败又导致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以上弊端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封建徘徊数千年之久！
儒家思想深刻的影响了现在社会，全世界人民都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走向文明。具体如下：儒家的“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思想，开辟了平民教育的先河，打破了阶级壁垒，废除了世袭贵族制度而建立了科举制度，传播到欧洲之后掀起了推翻世袭制度的革命，建立了现代文官制度和公务员制度。儒家的仁者爱人的思想，打破了神权至上、权力至上、资本至上的禁锢，开创了人本主义的新境界，成为了人权理论的渊源。儒家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禅让思想，成为现代精英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儒家的重礼轻刑理论，开辟现代司法的注重制度建设合理制定刑罚的理论基层，也是废除死刑运动的理论基础。儒家的合理税赋理论，促进现代经济制度和福利制度的建设。儒家的井田制理论，形成了土地公有制的发展。儒家的“术业有专攻”思想，形成了社会分工理论，构成了现代文明的基层。儒家的君子小人思想，形成了管理学的人性假设的各种理论。儒家的礼乐思想，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和绚烂多彩的诗歌舞蹈绘画书法艺术。
仅供参考，希望对你有帮助谈谈我所认识的儒家思想 上完中国近代史内容《新文化运动》后，我对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儒家传统思想的举动颇为感慨，的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此举乃破旧习，解放思想之历史顺流。当然，它所破的儒家传统思想早已被封建帝王改造成维护封建统治的封建正统思想，已非“原汁原味”的儒家思想。而纯正的儒家思想中许多思想精髓乃中国传统思想的瑰宝。在当今东南亚，被炒得如日中天。新儒家亦源源不断地在研究舞台上出现，遗憾的是，在它的故乡，似乎冷落的多。我的这篇拙作，算不上真正意义上对儒学的研究，只是简单地想谈一谈我所认识的儒家思想及儒学在未来的重要地位。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天地之大德日生”（《周易�6�1系辟》）：把天地的最高准则归结为互相能够共存，而不是谁消灭谁，儒家还提出了万物和谐的基本原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故孔子曰：“吾道一次贯之”；孟子主张“仁长而爱物”；荀子认为：顺应自然，应保护自然资源，在鱼畜草木孕育滋长之时“不绝其生，不绝其根”，“以使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荀子�6�1五制》）在这里我们可见，如果儒家代表人物了发展今天的经济的话，决不会一味埋头搞建设而置环保于一旁。 （二）、人与人即人伦关系的和谐。荀子认为人与禽兽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而“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 。他把能否“群”，作为人不同于禽兽的重要标志，可见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之重视程度了。另外，他又论述了“和”的力量，这对于医治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病是一副多么好的药方！而且，由于其强调“和”的力量，对于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强化企业精神，无疑也有重要意义。 （三）、人的内心世界的和谐。人有贵贱贫富之差，物有美恶之分，孔子主张“欲而不贪”；“思不出其位，不求不可之物”（《论语�6�1尧日》）；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6�1尽心下》）。对人的欲求以道德之压抑和节制，使人们不去思欲和追求那些不可追求或追求不到的名位和财富，以实现人的心理的平衡。故而孔子曰：“仁者不忧”（《论语子罕》）；“仁者静”、“仁者寿”（《论语雍也》）。当今资本主义国家，人之所以寂寞，无聊，空虚，就是因为内心世界的不平衡。虽然孔子指出的修身之道并不是最优妙方，但是，如果能按孔子的指导去做，无疑在性情改善上会有很大收益。 这三种“和”的境界，正是当今世界所追求的，也正是解决资本主义文明所不能解决的一剂良方。其实，这个世界已经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新文明的曙光：那就是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南亚文明。这些国家原来任何一个方面的基础皆不强，除了日本起步较早外，其他国家都是在二战后才取得主权独立的。可是，由于他们吸收了资本主义科技知识，并运用儒家的基本思路鉴别并实施之，经济飞速发展。在医治资本主义通病方面，也颇有疗效，令西方国家望而止步。以新加坡为例，它被称为花园国家，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因为环境美而获此殊荣，尤为重要的是在社会秩序方面,的确是个世界花园:犯罪率名列世界之末.他们为什么会收如此成效呢?这正如他们的理论家所称的那样,他们注重运用儒家作理来熏陶国民.所以,国民在行动上均能循然而动。在我们的头脑中，似乎“礼”即为封建礼教，具体内涵是当为封建等级秩序。其实，这种理解是片面的，礼的范围应该广泛的多，就今天而言，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社会分层中的层与层之间的联系。一个国家中，主席与乞丐，在法律面前的确一律平等。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主席和乞丐在各方面均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不存在等级之别。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对他们的形象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行为水平要求是不一样的，对他们的行为水平要求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好为“礼”的范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都能做合乎自己身份的事，这社会也就自然国泰民安了！儒家文明是新世界文明的必然体现。我相信，未来世界必将循其而行之。走儒家资本主义的路是资本主义世界踏光明大道的一条捷径！当然，未来的世界文明也不是儒家文化的大一统。因为儒家毕竟是中国人的创造，虽然它比其他任何一种文明更能较真实地反映人们的心态，但它还是较多地带有中国人的痕迹。所以未来儒家文明还将吸收某些进步的西方思想，并且也将剔除自身的某些这时的糟粕。例如：在要不要斗争方面，就得兼容并举，保持人内心平静是必要的，但也要不断地改进自身。只有这样，人才能在和谐中求发展。这是修身养性的自然规律，儒家强调的稍有不足，因此，务予更正。
墨子是我国先秦时期重要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的核心思想是"兼爱"，要求人们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探讨墨子的教育思想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墨子的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教育的启示》
(西南民族大学彝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要】墨子是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在教育方向、教育作用、教育方法以及教育纪律诸方面的认识独到而深刻，提出教育、学习，应勤于思考、重于行动，要体现人的行为等一整套教育理论，不仅开创了新的教学模式，而且在实行素质教育、培养创新能力、树立科学的价值观以及遵守组织纪律性等方面为当代大学生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对我国当代大学生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墨子;教育思想;大学生教育;启示
墨子，姓墨，名翟，战国时期鲁国人，其创立的墨家学派与儒家学派并称为“显学”。墨子的思想学说可谓博大精深，著名学者张永义在其著作《墨子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墨子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见解不但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内容，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战国时期的其他各派。”[1](P33)由此可见其思想巨大的影响力，其思想的影响力尤其体现于教育的诸观点之中，通过对墨子教育思想的梳理，不仅为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且为我国当代大学生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一、墨子教育思想的形成
墨子生活在战乱纷争、社会动荡的战国时期，社会积弊如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墨子认为战乱、动荡的根源在于“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于是，他就从教育入手，提出教育是实现平等、兼爱社会的重要手段，并且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平等爱人、兼爱天下的“兼士”，能够做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疾以分人，有道者疾以教人”，从而实现“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安宁无忧”，[2](p9)的理想社会。
二、墨子的教育思想
墨子的教育思想是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十分珍贵。他的学生多得可以和孔子相比，这是后来没有一个学派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一) 教育方向
墨子的教育方向就是培养“有道者劝以教人”的“兼士”，以建立“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社会，可见墨子注重人才的道德教育。墨子认为，作为一个以天下为务的人才，不仅要有各种知识，更要有“兼爱天下”的道德境界。《墨子·尚贤上》提出了培养“兼士”要达到以下几个要求：首先，要做到“厚乎德行”。即要拥有高尚厚重的道德品行。其次，要“辩乎言谈”。即要具有流畅、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再次，要“博乎道术”。是指在知识才能方面，不但要掌握墨家的思想主张，而且要懂得实用技术，通晓治国安邦的方法。四者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他强调学生要具有高贵的品格和心忧天下的道德素养。
(二)教育作用
墨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就是学以致用，能够做到“志功合观”。即墨子要求其弟子把学到的东西放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能够做到把动机和结果辩证的统一起来，以便获得真知，强调了培养创新能力以及掌握科学的认识方法的重要性;墨子认为，言义而不行，是对义的亵渎。胜绰是明知故犯，禄利熏心，为禄利出卖了义，所以墨子先生要胜绰回去。[3](p408)可见墨子是严格要求其弟子做到学以致用的。
墨子还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学生能做到“志功合观”。即要把动机和效果辩证的统一起来，以便获得科学的认知。墨子要求其弟子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症下药，墨子的《鲁问》中就体现了“志功合观”的思想，“鲁君谓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君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3](p409)这段话主要是说，鲁君问墨子，他有二个儿子，一个喜欢读书，一个喜欢舍散钱财救助别人，立哪个儿子为太子?墨子说：“凭这一点判断是判断不出来的，他们爱好学习与散财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名声变得更好，比如说，钓鱼的人恭敬的坐在河边，不是感谢鱼的赏赐，把诱饵给老鼠吃，并不是喜欢老鼠，我希望君王能够把行为和动机结合在一起，辩证的评价。”由此可见，墨子教育学生要做到“志功合观”，辩证的看问题，以便提高认知能力。
(三)教育方法
在教育方法方面，则提出强学强教，以行为本。强调了践行诺言的重要性。墨子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重视强本节用，在教育方法方面，墨子也非常重视以行为本，他指出一个兼士的本就是他的行为。墨子《兼爱中》篇中写道“吾闻为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万民之身，后为其身，然后可以为明君于天下。是故退睹其万民，饥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养之，死者埋葬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3](p414)这段话大概是说，墨子听说做一个开明的君主，必须把所有人都当做自己，看见饥饿的人，给他饭吃，看到寒冷的人，就给他衣服穿，看到有病的人，就去伺候他，看到死去的人，就去埋葬她，兼士的言论是这样的，行为也应该这样。由此可见墨子强调践行诺言的重要性。
(四) 教育纪律
在教育纪律方面，提出遵从巨子的思想，强调了组织纪律性以及责任性的重要。墨子的巨子制是当时独具特色一种制度，首先，服从，是墨子教育纪律最重要的要求。从史料中可以得出：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巨子的命令，巨子本人也要身先士卒的遵守墨学的教育纪律。
三、墨子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教育的启示
就当代大学生而言，他们多为独身子女，在生活上对家庭的依赖过多，使得他们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墨子的教育思想中有许多有益的部分，对我国当代大学生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一) 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墨子认为培养人才不仅要培养具备各种技艺以及精通各种专业知识的人才，而且还要成为兼爱天下的“兼士”，以实现教育治国的目标。培养学生具备高尚道德情操的“兼士”。这是墨子非常具有价值的教育思想，对当今大学生教育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现在部分大学生的功利观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墨子的德育思想，开展爱国主义，大力拓宽大学生德育的深度，培养大学生拥有科学的价值观，同时要积极引导大学生正确的定位自己，发展自己，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全面的发展。
(二)注重培养实践的能力，以及创新的精神
墨子是一个非常重视实践的人，在实践中获得真知。这种教育观念可谓开教育学之先河，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值得现代大学生教育的借鉴和研究。知识经济需要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大学生必须具备创新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够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学校应该为大学生搭建各种实践平台，把学生纳入各种具体的各种实践的过程中，从而有效地提高大学生的各种能力，使他们成为21世纪的创新型人才。
(三)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
墨子认为践行诺言非常重要，要求他的弟子守诚信。这一点非常值得当代大学生借鉴。当代大学生在诚信方面的缺失，是非常令人担忧的，考试作弊在校园中十分疯狂，假学历，假证书屡见不鲜，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暴露出其价值取向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所以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已经迫在眉睫，高校加大教育力度，国家应该建立健全诚信机制，社会也应该加强诚信教育的宣传，使当代大学生能够诚信的人。
(四)加强大学生组织纪律性以及责任性的教育
墨子严格要求其弟子遵守纪律，要有责任意识。这点也非常值得当代大学生借鉴。经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不能够严格遵守纪律，责任意识淡薄，在生活方面，超前消费，没有家庭责任感，在学习上，得过且过，胸无大志，不遵守班级规章制度，作弊成性;在个人感情问题处理方面，缺乏对他人的道义责任。所以加强大学生组织纪律性以及责任性的教育迫在眉睫，通过对其教育，全面提高其组织纪律性，以及责任性。
【参考文献】
[1] 张永义. 墨子与中国文化 [M] 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2] 孙诒让. 墨子间诂[M]. 北京：中华书局,1954.
[3] 胡子宗，李权兴，李今山，齐一，吴炯.墨子思想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哇 你太幸运了 我们作业要求刚写了一篇 是原创啊。。。字数有2700多，不知道你能用不？要给我加分哦。。。呵呵：特立独行的侠客们——墨者墨翟创立的墨家学派在先秦时候曾经是个非常显耀的学派，影响非常大。墨家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异别”，反对儒家所提倡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这样，墨学很快成了儒学强有力的对手。韩非子曾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可见当时墨家的思想是可以和儒家分庭抗礼的。可是汉代以后墨家几乎有失传的味道，直至清代以后，墨学才又渐渐重回学术界的视线内。在现今处处高呼“复兴国学”的潮流下，墨家和其他学派一样俨然成了众人追捧的香饽饽。对于墨家学派我没有做过很深入的研究，只能浅谈我印象中的墨子和墨者。我觉得在诸子思想中，墨家是一支很独特的哲学派别。虽然和儒家并称显学，但他们的风格差距很大。儒家给人的感觉是一个儒雅的谦谦君子的形象，而墨子和他学生却是一群义勇兼备、特立独行的侠客。这种勇敢、侠义的风格和气质使得墨家成为一枝独秀。说墨家独特，首先创始人墨子的身世就是个谜。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他也只有寥寥数笔的记载：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他的生卒年无据可考，甚至姓名都有不同的说法，因为历史上找不到第二个姓墨的人，有人说他叫翟乌，有人说因受墨刑而得姓墨，还有人说是因为墨子脸黑而姓墨。关于他的籍贯更是莫衷一是甚至荒诞不经，司马迁说他是宋人，有人说是鲁人，有人说是楚人，还有人甚至说他是印度人，阿拉伯人。这侠客来路不明，就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其次，墨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挑战孔子的第一人。《淮南子》里说，墨子最初是儒家的门徒，后来他认识到儒者的礼繁琐而不切用，反对儒家提倡的厚葬，于是毅然决然地背弃儒家，自立门派，自树旗帜，而且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的学派及思想，到了战国中期孟子之时已经弥满天下，甚至有压倒儒学之势。我们知道，儒家是靠很多人、群体的力量弘扬开来的，前有孔子，后有曾子、子思，然后是孟子，孟子下面还有荀子，而墨家就只有一个墨子。墨子几乎是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在和儒家一个强大的团队在作对抗，他提出“背周道而用夏政”，由孔儒的思路来个反向思考，别立一派成一家之言，这种特立独行的精神，也正是独持偏见、一意孤行的侠客作派。再次，墨家学派是非常讲究刻苦自励的，能够跟着墨子当学生的人，都是非常有吃苦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墨子自己就身体力行的奔走四方，亲自劳作，生活条件尽量减低。荀子评墨子为“瘠墨”，孟子曾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这些评语生动描写出墨子苦行者的形象。墨子的这种人格特质和他出身下层社会是有密切关系的。孔子虽然出身没落的贵族，但好歹还是统治阶级。而墨子已经彻彻底底是个手工业者（姑且当他的职业是木匠），是被统治阶级了。他的平民出身，不仅决定了他的文化取向，也影响了他的人格特质。墨子的非礼、非乐、非儒，主张节用、节葬，都是平民阶层孕育出来的思想。墨子的坚忍不拔、清苦自守使墨家学说经由他的生命践履成为一种人生的教化，这种教化引导人们在有生之年勤勉节俭、摈绝歌舞和音乐，死后只需粗衣薄棺、不求厚葬久丧。这样的教化不是一般人能接受的，但墨子还是凭借自身力行精神感召了数百徒众，墨者的团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团体，是一个有作为的实干团体。墨子对勇敢也是大加赞赏的，所以墨家满门勇士。《淮南子》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这记载的是楚国吴起之难中，为阳城君守城殉难的墨者达180多人，而他们本来是可以弃城自全的，这足以说明墨家勇敢惨烈的侠义作风。写到这，我不由的想起了电影《墨攻》中墨者革离的形象，带领梁城百姓，抵抗赵国庞大军队的攻击。电影中人物的造型就是具有墨家的外貌标志和人格特质：草鞋、麻布粗衣，辛苦奔波，勇敢侠义，以救世为职志。最后，墨家这个学派从体制上和儒家、道家、法家都不一样，其它学派都只是学问上的传承，老师带学生，他们之间只有学问上的联系，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墨家学派有严密的组织架构和严格的制度。组织里最高的首领叫“巨子”，墨子生前有没有叫“巨子”我们无从得知，但他死后，他的弟子—禽滑离算是墨家学派的第二号人物，他就是“巨子”，以后一代代往下传，有点像后来禅宗传衣钵一样。“巨子”对手下的学生和组织里的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是双重身份，第一是老师，教学生学问；第二，他是首领，安排你做事，指派你任务。墨者团体组织的严密性和对巨子的绝对服从性让我很惊异。学生不仅仅要“自苦为极”，手足胼胝，吃的是最粗糙的食物，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衣服，拼命的帮老师干活，干活挣来的钱都交给老师，最恐怖的是“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服从到跳进火海在刀刃上走路，你杀死他，他脚后跟都不转一下，是迎着死亡上去的。这固然有点夸张，但给人一点黑社会、恐怖组织的味道。而墨子学派最终不是恐怖分子也不是黑社会，因为他们有一个东西在支持着他，这就是“侠”，是“义”。墨者团体之所以有一致的行动，对首领可以说惟命是从，这是建立在有共同的目标和思想基础上的。前面为阳城君守城集体战死的例子说明他们的行动是以非攻为手段，以达成兼爱的共同理想。墨子为什么反对进攻别人的国家？因为墨子认为进攻别人的国家，就好似强占别人的东西，是不道德的。既然是不道德的，我就要反对你，哪怕这件事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你是不义的，我就要反对你，这就是“侠”的作风。《墨经》上讲“任侠”有这样两句话：“士损己而益所为，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不惜损害自己的利益，或者是要做自己厌恶的事情，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这就叫做“侠”。墨家学派确实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后来梁启超曾有一段话：“古今中外，同情心之厚，义务观念之强，牺牲精神之富，基督而外，墨子而已。”基督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佛教讲“普度众生”也是这样的精神。由上述可以看出，墨家学派除了是一个学术流派，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同时也有非常强的宗教性，有宗教的特征。开头我们说过墨家在汉代已经衰微，而秦汉后两千多年也没有再出现过一个真正的墨者，因为不论是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或是墨者团体的性质，与专制帝王的利益都是相冲突的，必遭灭绝的命运，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墨者所表现的宅心公正，以显正直，欲伸张民间的委屈，欲伸张社会的正义的侠义精神，却潜伏在下层社会，继续滋长着，遗爱人间。墨子和他的墨者们是在乱世中奔波的侠客，他们是孤独的，终其一生反对侵略战争和不义之战。战乱时代，他们发出和平的号召，这些侠客值得我们崇敬。
墨子简介 （约前468-376年）春秋末战国初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创始人。 姓墨名翟，鲁国人（滕州），墨子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吕氏春秋·爱类》)，人称“布衣之士”(《吕氏春秋·博志》)和“贱人”(《渚宫旧事》)，汉代王充甚至说：“孔墨祖愚，丘翟圣贤。”(《论衡·自纪》)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墨子·贵义》)，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于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于《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于是弃周道而用夏政。宣扬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其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庄子·天下》)。 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生徒，寻常亲从弟子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墨子·公孟》)。《庄子·天下篇》称赞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而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行迹所至。东到齐，西游郑、卫，南至于楚、越。曾与公输班论战，成功地制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曾制成“木鸢”，三日三夜飞翔不下。还长于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其经验为《城守》二十一篇。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于《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于》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学《墨子》一书中。 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西汉刘向整理为七十一篇，六朝以后渐佚，今传《道藏》本五十三篇。旧题墨翟著，但包括了墨子弟子乃至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是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典籍。 按内容，《墨子》一书可分五组：从《亲士》到《三辩》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其前三篇掺有儒家理论，当为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后四篇多尚贤、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理论，前人颇以为即以后相关篇章理论之叙余，其实正有对后来各篇提纲挈领的作用。 从《尚贤上》到《非儒下》共二十四篇为一组，系统反映墨子“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各篇多分上、中、下篇(《非儒》分上、下)，前人认为是“三墨”各自所依据的经典，其实是《墨子》一书在先秦流传的不同版本，汉人整理合三为一，现今某些“阙失”的篇目，或许在内容和文字上与今存者同，故仅存其目。《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学等内容，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翟自著，实为后期墨家作品，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宝贵资料。《耕柱》至《公输》五篇是墨子言行记录，体例与《论语》近，乃墨子弟子所辑录，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备城门》以下到末二十篇(含已佚九篇)，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颇近于秦，是战国时期“秦之墨者”所作，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史料。《墨子》内容博大，包含政治、哲学、伦理、逻辑、科技、军事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集中资料。西晋鲁胜、乐壹皆曾为《墨子》一书作注，已佚。通行本有孙治让《墨子闲诂》，主要版本有《诸子集成》本。 墨子“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长期奔走于各诸侯国之间，宣传他的政治主张。相传他曾止楚攻宋，实施兼爱、非攻的主张。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屡游楚国，献书楚惠王。他拒绝楚王赐地而去，晚年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伐鲁，未成功。越王邀墨子作官，并许以五百里封地。他以“听吾言，用我道”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目的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主张。 墨子哲学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在认识论方面。他以“耳目之实”的直接感觉经验为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认为，判断事物的有与无，不能凭个人臆想，而要以大家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为依据。墨子从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提出了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准，即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把“事”、“实”、“利”综合起来，以间接经验及直接经验和社会效果为准绳，努力排除个人的主观成见。在名实关系上，他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的命题，主张以实正名，名副其实。墨子的认识论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忽视理性认识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真实性。他曾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墨子的世界观中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他强调“非命”、“尚力”，认为决定人们不同遭遇的，不是“命”，而是“力”。他指出，“赖其力而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充分肯定“人力”在社会生活与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其又肯定“天志”和“鬼”的作用。他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人格神，宣扬“顺天意者”，“必得赏”；“反天意者”，“必得罚”。他认为“兼相爱，交相利”就是“顺天意”，“别相恶，交相贼”就是“反天意”。他又认为，鬼神能“赏贤而罚暴”。他把天鬼的意志和百姓的利益说成是一回事，认为天鬼是专门为万民“兴利除害”的，这实际上成了墨子所操持的工具。墨子在政治上提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治者发动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佚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来充当；而人民则要服从君上，做到“一同天下之义”。 墨子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墨子》文中，他比较自觉地、大量地运用了逻辑推论的方法，以建立或论证自己的政治、伦理思想。墨子最早提出名实必须相符的思想。他还在中国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在《耕柱篇》中，要求“能谈辩者谈辩”，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他在反驳别人的观点时常说“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并把“无故从有故”，即没有理由的服从有理由的作为辩论的原则。墨子的“辩”虽然统指辩论技术，但却是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 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由于墨子的倡导和启蒙，墨家养成了重逻辑的传统，并由后期墨家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墨子在上说下教中言行颇多，但却无亲笔著作。今存《墨子》一书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篇，都是其弟子或再传弟子对他的思想言论的记录。这是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依据。
墨子成就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另外墨子在科学技术领墨子域中的成就和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者有： 1．宇宙论方面 墨子认为，宇宙是一个连续的整体，个体或局部都是由这个统一的整体分出来的，都是这个统一整体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体包含着个体，整体又是由个体所构成，整体与个体之间有着必然的有机联系。从这一连续的宇宙观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关于时空的理论。他把时间定名为“久”，把空间定名为“宇”，并给出了“久”和“宇”的定义，即“久”为包括古今旦暮的一切时间，“宇”为包括东西中南北的一切空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连续不间断的。在给出了时空的定义之后，墨子又进一步论述了时空有限还是无限的问题。他认为，时空既是有穷的，又是无穷的。对于整体来说，时空是无穷的，而对于部分来说，时空则是有穷的。他还指出，连续的时空是由时空元所组成。他把时空元定义为“始”和“端”，“始”是时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端”是空间中不可再分割的最小单位。这样就形成了时空是连续无穷的，这连续无穷的时空又是由最小的单元所构成，在无穷中包含着有穷，在连续中包含着不连续的时空理论。 在时空理论的基础上，墨子建立了自己的运动论。他把时间、空间和物体运动统一起来，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连续的统一的宇宙中，物体的运动表现为在时间中的先后差异和在空间中的位置迁移。没有时间先后和位置远近的变化，也就无所谓运动，离开时空的单纯运动是不存在的。 对于物质的本原和属性问题，墨子也有精辟的阐述。在先秦诸子中，老子最早提出了物质的本原是“有生于无”（《老子》第1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第40章）。墨子则首先起来反对老子的这一思想，提出了万物始于“有”的主张。他指出，“无”有二种，一种是过去有过而现在没有了，如某种灭绝的飞禽，这不能因其已不存在而否定其曾为“有”；一种是过去就从来没有过的事物，如天塌陷的事，这是本来就不存在的“无”。本来就不存在的“无”不会生“有”，本来存在后来不存在的更不是“有”生于“无”。由此可见，“有”是客观存在的。接着，墨子进而阐发了关于物质属性的问题。他认为，如果没有石头，就不会知道石头的坚硬和颜色，没有日和火，就不会知道热。也就是说，属性不会离开物质客体而存在，属性是物质客体的客观反映。人之所以能够感知物质的属性，是由于有物质客体的客观存在。 2．数学方面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理性高度对待数学问题的科学家，他给出了一系列数学概念的命题和定义，这些命题和定义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性。 墨子所给出的数学概念主要有： 关于“倍”的定义。墨子说：“倍，为二也。”(《墨经上》)亦即原数加一次，或原数乘以二称为“倍”。如二尺为一尺的“倍”。关于“平”的定义。墨子说：“平，同高也。”(《墨经上》)也就是同样的高度称为“平”。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平行线间的公垂线相等”意思相同。 关于“同长”的定义。墨子说：“同长，以正相尽也。”(《墨经上》)也就是说两个物体的长度相互比较，正好一一对应，完全相等，称为“同长”。 关于“中”的定义。墨子说：“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中”指物体的对称中心，也就是物体的中心为与物体表面距离都相等的点。 关于“圜”的定义。墨子说：“圜，一中同长也。”(《墨经上》)这里的“圜”即为圆，墨子指出圆可用圆规画出，也可用圆规进行检验。圆规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广泛地应用，但给予圆以精确的定义，则是墨子的贡献。墨子关于圆的定义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圆的定义完全一致。 关于正方形的定义。墨子说，四个角都为直角，四条边长度相等的四边形即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来画图和检验。 这与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正方形定义也是一致的。 关于直线的定义。墨子说，三点共线即为直线。三点共线为直线的定义，在后世测量物体的高度和距离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晋代数学家刘徽在测量学专著《海岛算经》中，就是应用三点共线来测高和测远的。汉以后弩机上的瞄准器“望山”也是据此发明的。 此外，墨子还对十进位值制进行了论述。中国早在商代就已经比较普遍地应用了十进制记数法，墨子则是对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他明确指出，在不同位数上的数码，其数值不同。例如，在相同的数位上，一小于五，而在不同的数位上，一可多于五。这是因为在同一数位上(个位、十位、百位、千位……)，五包含了一，而当一处于较高的数位上时，则反过来一包含了五．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数学卷中所说：“商代的数字系统是比古巴比伦和古埃及同一时代的字体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3．物理学方面墨子关于物理学的研究涉及到力学、光学、声学等分支，给出了不少物理学概念的定义，并有不少重大的发现，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物理学定理。 首先，墨子给出了力的定义，说：“力，刑(形)之所以奋也。”(《墨经上》)也就是说，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即使物体运动的作用叫做力。对此，他举例予以说明，说好比把重物由下向上举，就是由于有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同时，墨子指出物体在受力之时，也产生了反作用力。例如，两质量相当的物体碰撞后，两物体就会朝相反的方向运动。如果两物体的质量相差甚大，碰撞后质量大的物体虽不会动，但反作用力还是存在。 接着，墨子又给出了“动”与“止”的定义。他认为“动”是由于力推送的缘故，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止，以久也，无久之不止，当牛非马也。”的观点，意思是物体运动的停止来自于阻力阻抗的作用，如果没有阻力的话，物体会永远运动下去。这样的观点，被认为是牛顿惯性定律的先驱，比同时代全世界的思想超出了1000多年，也是物理学诞生和发展的标志（亚理士多德认为力是使物体运动的原因，没有力物体就不会运动，而停止是物体的本性，这样的观点是符合常人观测的结果的，却是肤浅和错误的）。 关于杠杆定理，墨子也作出了精辟的表述。他指出，称重物时秤杆之所以会平衡，原因是“本”短“标”长。用现代的科学语言来说，“本”即为重臂，“标”即为力臂，写成力学公式就是力×力臂(“标”)=重×重臂(“本”)。现在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杠杆定理称为阿基米德定理，其实墨子得出杠杆定理比阿基米德早了200年，应称之为墨子定理才是公允的。此外，墨子还对杠杆，斜面、重心、滚动摩擦等力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在光学史上，墨子是第一个进行光学实验，并对几何光学进行系统研究的科学家。如果说墨子奠定了几何光学的基础，也不为过分，至少在中国是这样。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物理卷中所说，墨子关于光学的研究，“比我们所知的希腊的为早”，“印度亦不能比拟”。 墨子首先探讨了光与影的关系，他细致地观察了运动物体影像的变化规律，提出了“景不徙”的命题。也就是说，运动着的物体从表观看它的影也是随着物体在运动着，其实这是一种错觉。因为当运动着的物体位置移动后，它前一瞬间所形成的影像已经消失，其位移后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运动到新的位置。如果原有的影像不消失，那它就会永远存在于原有的位置，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所看到的影像的运动，只是新旧影像随着物体运动而连续不间断地生灭交替所形成的，并不是影像自身在运动。墨子的这一命题，后来为名家所继承，并由此提出了“飞鸟之影未尝动”的命题。 随之，墨子又探讨了物体的本影和副影的问题。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点光源，由于从各点发射的光线产生重复照射，物体就会产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点光源，则只有本影出现。 接着，墨子又进行了小孔成像的实验。他明确指出，光是直线传播的，物体通过小孔所形成的像是倒像。这是因为光线经过物体再穿过小孔时，由于光的直线传播，物体上方成像于下，物体下部成像于上，故所成的像为倒像。他还探讨了影像的大小与物体的斜正、光源的远近的关系，指出物斜或光源远则影长细，物正或光源近则影短粗，如果是反射光，则影形成于物与光源之间。 特别可贵的是，墨子对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镜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远近对称的像，但却左右倒换。如果是二个或多个平面镜相向而照射，则会出现重复反射，形成无数的像。凹面镜的成像是在“中”之内形成正像，距“中”远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处则像与物一样大；在“中”之外，则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远“中”像小。凸面镜则只形成正像，近镜像大，远镜像小。这里的“中”为球面镜之球心，墨子虽尚未能区分球心与焦点的差别，把球心与焦点混淆在一起，但其结论与近现代球面镜成像原理还是基本相符的。 墨子还对声音的传播进行过研究，发现井和罂有放大声音的作用，并加以巧妙地利用。他曾教导学生说，在守城时，为了预防敌人挖地道攻城，每隔三十尺挖一井，置大罂于井中，罂口绷上薄牛皮，让听力好的人伏在罂上进行侦听，以监知敌方是否在挖地道，地道挖于何方，而作好御敌的准备（原文是：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内迎之）。尽管当时墨子还不可能明了声音共振的机理，但这个防敌方法却蕴含有丰富的科学内涵。 4．机械制造方面墨子是一个精通机械制造的大家，在止楚攻宋时与公输般进行的攻防演练中，已充分地体现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和造诣。他曾花费了3年的时间，精心研制出一种能够飞行的木鸟。他又是一个制造车辆的能手，可以在不到一日的时间内造出载重30石的车子。他所造的车子运行迅速又省力，且经久耐用，为当时的人们所赞赏。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几乎谙熟了当时各种兵器、机械和工程建筑的制造技术，并有不少创造。在《墨子》一书中的“备城门”、“备水”、“备穴”、“备蛾“、“迎敌祠”、“杂守”等篇中，他详细地介绍和阐述了城门的悬门结构，城门和城内外各种防御设施的构造，弩、桔槔和各种攻守器械的制造工艺，以及水道和地道的构筑技术。他所论及的这些器械和设施，对后世的军事活动有着很大的影响。 5．哲学方面墨子的哲学建树，以认识论和逻辑学最为突出，其贡献是先秦其他诸子所无法比拟的。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他把闻知又分为传闻和亲闻二种，但不管是传闻或亲闻，在墨子看来部不应当是简单地接受，而必须消化并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他强调要“循所闻而得其义“，即在听闻、承受之后，加以思索、考察，以别人的知识作为基础，进而继承和发扬。 墨子所说的“说知”，包含有推论、考察的意思，指由推论而得到的知识。他特别强调“闻所不知若已知，则两知之”，即由已知的知识去推知未知的知识。如已知火是热的，推知所有的火都是热的；圆可用圆规画出，推知所有的圆都可用圆规度量。由此可见，墨子的闻知和说知不是消极简单地承受，而是蕴涵着积极的进取精神。 除闻知和说知外，墨子非常重视亲知，这也是墨子与先秦其他诸子的一个重大不同之处。墨子所说的亲知，乃是自身亲历所得到的知识。他把亲知的过程分为“虑”、“接”、“明”三个步骤。“虑”是人的认识能力求知的状态，即生心动念之始，以心趣境，有所求索。但仅仅思虑却未必能得到知识，譬如张眼睨视外物，未必能认识到外物的真象。因而要“接”知，让眼、耳、鼻、舌、身等感觉器官去与外物相接触，以感知外物的外部性质和形状。而“接”知得到的仍然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它所得到的只能是事物的表观知识，且有些事物，如时间，是感官所不能感受到的。因此，人由感官得到的知识还是初步的，不完全的，还必须把得到的知识加以综合、整理、分析和推论，方能达到“明”知的境界。总之，墨子把知识来源的三个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认识论领域中独树一帜。 墨子又是中国逻辑学的奠基者。他称逻辑学为“辩”学，把其视之为“别同异，明是非“的思维法则。他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这种判断是“不可两不可”的，人们运用思维以认识事物，对同一事物作出的判断，或为“是”，或为“非”，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可能存在，不可能二者都为“是”，或二者都为“非”，也不可能既“是”又“非”，或既“非”又“是”。用现代的逻辑学名词来说，这就是排中律和毋矛盾律。 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本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也就是说，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表达出来。“以类取，以类予”，相当于现代逻辑学的类比，是一种重要的推理方法。此外，墨子还总结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从而使墨子的辩学形成为一个有条不紊、系统分明的体系，在古代世界中别树一帜，与古代希腊的逻辑学、古代印度的因明学并立。 6.军事方面中国古代战争最著名的守城战术典籍是墨家的《墨子》，《墨子》十五卷，其中第十四、十五卷全篇介绍了守城的装备、战术、要点，共二十篇，存十一篇，为《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备穴》，《备蛾傅（即蚁伏，指步兵强行登城）》，《迎敌祠》，《旗帜》，《号令》，《集守》。《墨子》中的守城战术及其丰富，仅存的十一篇就几乎含盖了所有的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术。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墨子的科学造诣之深，成就之大，在中国古代杰出科学家的行列中堪称为佼佼者之一。遗憾的是，墨子在科技领域中的理性灵光，随着后来墨家的衰微，几近熄灭。后世的科学家大多注重实用，忽视理性的探索，此实为中国科技史上的莫大损失。
董奉（220年～280年），东汉建安时期名医。又名董平，字君异（一说字君平，《大越史记全书》说字“昌”），号拔墘，侯官县董墘（一说董厝）村（今福建省长乐市古槐镇青山村）人。少年学医，信奉道教。年青时，曾任侯官县小吏，不久归隐，在其家村后山中，一面练功，一面行医。董奉医术高明，治病不取钱物，只要重病愈者在山中栽杏5株，轻病愈者栽杏1株。数年之后，有杏万株，郁然成林。春天杏子熟时，董奉便在树下建一草仓储杏。需要杏子的人，可用谷子自行交换。再将所得之谷赈济贫民，供给行旅。后世称颂医家“杏林春暖”之语，盖源于此。
[译文] 董奉字君异，候官县人。吴先主时，有一个年轻人任候官县的长吏，见董奉当时有四 十来岁，他不知道董奉有道术。后来这位长吏罢官走了，五十多年后又担任了另外的职 务，经过候官县，见当年的同事都老了，而董奉的容貌似和五十年前一样。他就问董奉 ：“你是不是得了道呢？我当年看见你是这样，现在我已白发苍苍，可你却比当年还年 轻，这是怎么回事？”董奉含糊地应了一句：“这是偶然的事罢了。”交 刺 范袍频 了暴病死去，已经停尸三天，正好董奉在交州，听说后就前去看望，把三个药丸放在死 者嘴里，又给灌了些水，让人把死者的头捧起来摇动着让药丸溶化，不一会儿，杜燮的 手脚就像能动，脸上有了活人的颜色，半日就能坐起来，四天后就能说话了。杜燮说： “我刚死的时候就像在梦中，看见来了十几个穿黑衣的人把我抓上车去，进了一个大红 门把我塞进了监狱。监狱里都是小单间，一间里只能住一个人。他们把我塞进一个小单 间里，用土把门封上，就看不见一点光亮了。我忽然听见门外有人说太乙真人派人来召 我，又听见有人挖开门上封的泥土，半天才把我弄出来。这时我看见有一辆支着红伞盖 的马车，车上坐着三个人，有一个人拿着符节，招呼我上车。车把我送到家门口我醒了 ，就复活了。”杜燮向董奉跪拜说：“承蒙您救死复生的大恩，我该怎样报效呢？”于 是他就给董奉在院里盖了一座楼侍奉他。董奉不吃别的东西，只吃干肉和枣，还能喝一 点酒，杜燮就一天三次供奉肉、枣和酒。董奉每次进食都像鸟一样腾空来到座位，吃完 了就飞走，别人常常无所察觉。这样过了一年多，董奉辞别离去。杜燮哭着挽留也留不 住，就问董奉要去什么地方，要不要租买一条大船。董奉说：“我不要船，只要一具棺 木就行了。”杜燮就准备了一具棺木。第二天中午董奉就死了，杜燮把他装殓后埋葬了 。七天后，有个从容昌来的人捎话给杜燮，说董奉感谢他，望他多多珍重。杜燮知道董 奉未死，就到墓地打开棺材，见里面只有一块绸子。绸子的一面画着个人形，另一面用 朱砂画了道符。后来董奉回到豫章庐山下住，有一个人得了热病，快死了，用车拉着来 见董奉，叩头哀求董奉救命。董奉让病人坐在一间屋子里，用五层布单子蒙上他，让他 别动。病人说起初觉得一个什么动物舔他身子的每一个地方，使他疼痛难忍。这个东西 的舌头好像有一尺多长，喘气像牛一样粗，不知是个什么玩艺儿。过了很久那东西走了 。董奉就把病人身上的布单揭下来给他洗澡，然后就让他回家。董奉告诉病人不久就会 好，注意不要受风。十几天后，病人身上的皮全脱掉了，全身通红十分疼痛，只有洗澡 才能止痛。二十天后，病人身上长出新皮，病也好了，皮肤十分光滑，像凝结后的油脂 。后来当地忽然大旱，县令丁士彦和官员们议论说：“听说董奉有道术，也许能降雨。 ”就亲自带了礼物拜见董奉，说了旱情。董奉说：“下雨还不容易吗？”说着抬头看看 自己的屋子后说：“贫道的屋子都露天了，我担心真来了雨我可怎么办。”县令立刻明 白了，就说：“先生只要能行雨，我保证马上给你盖新房子。”第二天，县令自己带着 官员民工一百多人，运来了竹子木材，屋架很快立起来了。但和泥没有水，打算到几里 外去运水。董奉说：“不必了，今晚将有大雨。”他们就没去运水。到了晚上果然下起 了大雨，水把高处低处的田地都灌平了，老百姓都高兴坏了。董奉住在山里不种田，天 天给人治病也不取分文。得重病经他治好的，就让患者栽五棵杏树，病轻的治好后栽一 棵，这样过了几年就栽了十万多 晷 树，成了一大片杏林。他就让山中的鸟兽都在杏林 中嬉戏，树下不生杂草，像是专门把草锄尽了一样。杏子熟后，他就在杏林里用草盖了 一间仓房，并告诉人们，想要买杏的不用告诉他，只要拿一 粮食倒进仓房，就可以装 一罐杏子走。曾经有个人拿了很少的粮食，却装了很多的杏，这时杏林里的一群老虎突 然吼叫着追了出来，那人听得捧着装杏的罐子急忙往回跑，由于惊惶逃命，一路上罐里 的杏子掉出去不少。到家一看，剩下的杏正好和送去的粮食一样多。有时有人来偷杏， 老虎就一直追到偷杏人的家中把他咬死，死者家的人知道是因为偷了杏，就赶快把杏拿 来还给董奉，并磕头认罪，董奉就让死者复活。董奉每年把卖杏得来的粮食全部救济了 贫困的人和在外赶路缺少路费的人，一年能散发出去两万斛粮食。县令有个女儿被鬼缠 住，医治无效，就投奔董奉求治，并说如果治好了就把女儿许给董奉为妻。董奉答应了 ，就施起法术，召来了一条几丈长的白鳄鱼，鳄鱼自己在地上一直爬到县令家门口，董 奉就让随从的人把鳄鱼杀死，县令女儿的病就好了。董奉就娶了县令的女儿，但很久没 有儿女。董奉经常外出，妻子一人在家很孤单，就收养了一个女孩。女孩长到十几岁后 ，有一天董奉腾空升入云中成仙而去了。他的妻子和养女仍然住在家里，靠卖杏维持生 活，有敢欺她们母女的，老虎仍然追咬。董奉在人间三百多年才仙去，容貌仍像三十 岁的人。
医学家董奉生平稽考及立传商榷 董奉，三国时古闽著名医学家。史载为侯官县人。古时侯官辖地甚广，拥有今闽江下游长乐等县地盘。经考董奉实为长乐县人。历代《长乐县志》都有他的传。关于他的生平，古籍记载不一。古代民间对医术深湛，能起危病之人于濒死者，多崇为“仙人”。董奉特擅岐黄，活人甚众，为时人所敬拜，加上后人记述渲染，附会神话，遂被目为“神仙式”人物；旧志把他归入《方外》或《释道》传记之列。但有关他的“杏林”掌故，千余载在民间流传不衰。我们今天修纂新志，搜罗历史上曾造福于民，有医人寿世之功的人物，去古籍所载之糟粕，剥神话之外衣，还其本来面目，称他为医学家，可以在地方志中为他立一专传，似亦不悖志体。但给人物重新写传，要核其生平，删去不符史实和有违事理的地方；凡内容应该改正的，纵已误记千年，亦应坚决改正。 董奉一生事迹，无正史可据。最先记载他的生平的，是葛洪所著的《神仙传》。葛洪(281～364)字稚川，西晋句容(今属江苏)人，是一个道教理论家、名医、炼丹术士。少好神仙修养之术，著有《抱朴子》、《神仙传》及《金匮药疗》等书传世。《神仙传》中记载道教人物颇多，凡是涉及神话及灵异之言，当然不足信。此书东晋后，即已面世；历代版本甚多，有“汉魏丛书”本，“四库全书”本，“说郛”本，“五朝小说大观”……等本，都不容易看到。今天流行市上的为上海古籍社所复印的清刻本，因历时千载，文字传刻难免讹错，但内中所载事实大体相同，其中都有《董奉传》，今摘录其生平可信的事迹及有关“杏林”掌故如下： “董奉者，字君异，侯官人。吴先主时，有少年为奉本县长，见奉年四十余。罢官去后，后五十余年，复为他职，行经侯官。诸故吏人皆老，而奉颜貌一如往日。问：‘君得道耶？吾昔见君如此。吾今皓首，而君转少，何也？’奉曰：‘偶然耳’。又杜燮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死已三日奉时在彼，乃往与药三丸，纳在口中，以水灌之，使人捧其头，摇而消之。须臾，手足似动，颜色渐还，半日乃能起坐，凡四日，乃能语。……后还豫章庐山下居。奉山居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五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后杏子盛，于林中作一草仓，示时人曰：‘欲买杏者，不须报奉，但将谷一器，置仓中，即往取一器杏去。’常有人置谷来少，而取杏去多者，林中群虎大吼逐之，大怖，即挈杏走。路旁倾覆，至家量杏，一如谷多少。奉每年货杏得谷，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岁二万余斛。” 以上是记载董奉生平的最原始资料，其中无生卒年份，可见当时已不可考。董奉养生有术，年九十余犹如四十壮年容貌，又能治愈死已三日的人(今医学称“假死”)，都是可能的。他医术高明，医德高尚，求诊者不取诊金，仅令栽杏五株或一株；杏熟，售之以济贫，尤为难能可贵。这种医人济困的胸怀，实令人钦佩。福建古代有这样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为他立传，扬其善行，播其高风，也是无乖于情理的。 历代翻印葛洪《神仙传》者不少，内容无大改，记载大体相同。我还查看“四库文渊阁”本和台北《笔记小说大观》第四编第一册，也与此相同。 古籍中董奉生卒具体年份无考。《神仙传》记他活了三百多岁，不可信，但董奉生活的时代却是可以查考的。传中有“吴先主时”一语，足证他是三国时人；“吴先主”，就是割据江南的孙权(182～252)，孙权建吴国，据荆、扬、交三州之地。交州(辖今广东，广西和越南南部)、扬州(辖今福建等地)都是吴国领土。董奉活着的时间，约在孙权在世时左右。至于董奉治好交州刺史杜燮之病一事，“杜燮”名字有误。交州在东汉末年，本名交趾，最高行政长官为太守，建安初(196～198)，才升格为州，置刺史，下辖七郡。交州当时为边远地区，非朝廷威治所能远及，仅名义上羁縻而已。建安十三年(208)赤壁大战后，曹操势力北撤、孙权乘机占领交州。终孙权之世，交州行政长官，只有士燮和步隲二人，董奉传中所云的“杜燮”应为“士燮”之误。《三国志·吴志》有《士燮传》，兹录有关事迹以佐证： “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赐死后，燮举茂才，除巫令，迁交趾太守。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人士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民不失业。羁旅之徒，皆蒙其庆。汉朝赐燮玺书曰：‘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葛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建安十五年(210)，孙权遣步隲为交州刺史，燮秉承节度，权加燮为左将军。在郡四十余岁，黄武五年(226)，年九十卒。” 据此可知，孙权在时，没有杜燮，只有士燮，官衔是左将军兼交趾太守。《三国志》人称良史，志传本文，虽未载与董奉有关的事，但至南朝刘宋时，史学家裴松之却在《士燮传》中加一注文(见今中华书局本《吴志》第1192页)，文引葛洪《神仙传》所载： “燮当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药与服，以水含之，捧其头摇之。食顷，即开目动手、颜色渐复。半日能起坐，四日复能语，遂复常。奉字君异，侯官人也。” 所谓仙人，就是神医，能起死回生的医生。根据这段记载，董奉所医治者为士燮，并非杜燮甚明。裴松之时代距西晋不远，所引《神仙传》尚无误，之后辗转传抄，“士燮”遂变成“杜燮”，还附加一些神话。 我初步探索，此误至迟起自北宋。我曾看过1961年中华书局本《太平广记》卷十二《董奉传》所记事迹，与今日上海复印本内容基本相同，病人仍为杜燮。考《太平广记》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3)；据中华书局本标点者在《前言》中说，此书是根据吴骞旧存的一种明刻本，并依残宋本校对过的。则“杜燮”之误，当起自北宋。以后历代刻本引记，都沿袭不改。如乾隆《福建通志》、《福州府志》等书，都未能免此。此误流传长至千年，更无怪今日新印的《长乐县志·人物志》了。 新印的《长乐县志·人物志》第一集试写稿，第一个人物即为董奉，该传除沿袭“杜燮”之误外，另有一种写法： “董奉，又名董平，字君异，号拔乾，侯官县董墘村(今长乐县古槐乡青山村)人。汉建安五年(200)生。董奉从小学医，信奉道教。……有次到交州(今广东一带)行医时，恰遇交州太守杜燮病危，垂死已三日。董奉把三粒药丸放在病人口中，用水灌入，………不久，病人手足似乎能动，……不久病愈。……董奉后在杜燮府中居住，不久，杜燮阴谋反叛朝廷，担心董奉漏其密谋，想加害董奉。董奉利用气功装死，过杜燮后逃走。……吴天纪四年(280)，董奉逝世。” 文中除沿袭“杜燮”之误未改外，还附记了董奉生卒年间，是他只活到虚岁八十一岁，与《神仙传》所载大不相符，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又士燮(即所谓杜燮)乃正面人物，开发边区、安定社会和团结少数民族均有显著成绩，得到当地人民的拥戴，寿至九十方死，见于《吴志》。他何曾反叛朝廷？谋害董奉？此说不知何据 《长乐县志》在民国时，已修过一次，其中《董奉传》只说：“董奉祖居十一都青山下，三国时人。奉修道青山，而山因奉得名。”传中无记生卒年份，也无“杜燮”反叛朝廷情事，新志所记当另有根据。 笔者浅见，写人物传的关键，首要尊重史实，要有可靠的资料根据，然后，才谈到立场和文字结构问题，要避免标奇立异。同时，还要参阅历代有关志书，取长弃短，才能写出一篇较为翔实的传记 士燮误为“杜燮”，其来已久。在陈衍《福建通志·董奉传》已注意改正，录所记要点如下： 董奉字君异，侯官人。……交州太守士燮死已三日。奉时在南方，以三丸内燮口中，后四日遂活。乃为奉起高楼于庭中。奉不饮食，唯啖哺枣……士燮年至九十。” 陈衍不愧为方志学名家，他毅然订正千年之误。他的《民国福建通志·列传》的内容多沿袭旧志，独此传不袭前人，可谓卓识，但陈衍在《董奉传》末又注，传出《列仙传》及《太平御览》引《南岳魏夫人内传》，实是画蛇添足。且误引出处。按《列仙传》乃汉刘向所著，刘向汉宣帝时人，何能预及三国时事？笔者又查过商务印书馆涵芳楼本及四库文渊阁本的《太平御览》《道部六·尸解》和《果部五·杏》，均载有董奉故事，但未见提及交州刺史某某条文，可见陈衍仍是依据《三国志·吴志士燮传》来订正旧误，所以凡是人物传中引用的资料，必须辨明其来源，实事求是地认真处理，以便后人核对。
读书时学《琵琶行》，白居易浔阳江头夜送客，写“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好不可怜；后来这诗还生了个典故，叫“江州司马”，专指那些在仕途上不大顺畅的人，再添一层可怜，觉得白居易真是失意得彻底。大了才知道，老白在浔阳的日子，可没他自己在《琵琶行》里写得那么惨。 浔阳是江西九江市的古称，扼赣、鄂、皖三省之咽喉。 周瑜在这里练过水师，东晋（公元317年－420年）全靠浔阳这块儿的漕运，才不至于穷得吃不起饭。南朝时（公元420年—589年）朝廷偏安，浔阳作为首都的屏障，更是成了攸关存亡的战略要地。南宋岳飞在浔阳打过金兵，元末朱元璋和陈友谅的鄱阳湖水战也在这儿，既是兵家重地，又是繁华商区，还有大名鼎鼎的庐山，老白在这里，日子能有多惨？ 果然三十年后老白写诗，“登山寻水应无力，不似江州司马时”，很怀念在浔阳游山玩水的景象，还嘱托人家要替自己去故友，东林寺长老那儿走一遭。不怪他惦记，浔阳风景，的确不差。 譬如东晋张僧鉴在《浔阳记》里写，浔阳有座鸡笼山（今江西九江鸡笼山），山下有条小溪，溪中浸着大石块儿，累累叠叠，漂亮得很，像是有谁特意堆出来似的。这水不大深，只到女孩子的小腿，但每天早晚都有涌泉，跟潮水似的，喷薄而出，时刻一点儿不差。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这潮气势就更足了，所以当地人叫它“潮泉”。 潮我只知道钱塘潮。最壮观的秋潮，说是白练横江，天边轰隆作响，似有银龙急奔而来，掀起泼天风浪。鸡笼山下的潮泉，水那么浅，气势能到什么样儿呢？有些难以想象。 浔阳除了有潮泉，还有口浪井，在溢城。 溢城现在是哪儿，不大清楚了，但三国建安时（公元196年-220年）还叫这个名字。孙权来过，叫人打井吃水，结果锥头刨钻了没几下，嚯，居然出来一口古井！ 还挖了块铭碑，上面写：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颖阴侯灌婴让人挖了这口井。这井三百年后一定会堵塞，但再过不到一百年，会有个顺乎天时的应运者，重新把这口井挖出来。 孙权一看，乐坏了。 从汉高祖六年到建安时候，可不就是三百多四百年的时间吗！重新把井挖出来的应运者，除了自己，还能有谁？既然顺乎天时，那就是天命所归，凭你万千豪杰，曹操刘备，最后都要臣服于我东吴天下！简直梦里都要笑醒。 后来人读史，当然知道这就是想想的事儿，搞不好这石碑上的铭文，也是孙权找人胡编乱造，蛊惑民心的，但这口井本身的确有些意思。 井很深，趴在井口上，乌漆墨黑一片，不知道下头是个什么状况，只有一股股凉气儿往上冒。每次大江上有风浪，这井里的水就跟着起波澜，也是“浪井”之所以叫 “浪井”的原因。 浔阳还有座稽亭（今江西九江东长江南岸）。北边儿是澄澈绵长的大江，南面是崇峻翠翠的山栾。有人要走，别人到稽亭送他，吟诗唱和，借这景色一叙别情。景借得久了，眼见这青山白河，无一不好——算了，不走啦！留了许多人。 稽亭嘛，稽，就是留的意思，自然走不了了。白居易那晚送客，也说浔阳江头，不知道是不是在稽亭？若是，那这坚持要远走的客，真算铁石心肠了。 可留下来，有什么好呢？ 浔阳城东门出去有座大桥，大桥下藏着一条蛟。蛟似龙非龙，身子像蛇，长的能有十多米！到脑袋那块儿，又变得像老虎了；声音又像牛，一张口就哞哞叫。平时总潜伏在水里，暗盯住来往行人，肚子饿了，便拿舌头一搅，嘴里的腥涎液射上岸，人就被裹下水了。它得了行人，还不一口吃掉，要藏在腋下慢慢吸血，直到血吸干才算完——听着就吓人！这浔阳留不得！ 留得，怎么留不得？董奉拿了张符扔进水里，不大一会儿，一条死蛟浮上来，浔阳从此安生了。 董奉这么能耐？ 董奉就这么能耐。他和华佗、张仲景一块儿，被称为建安三神医，据说连死人都能救活。当时交州刺史士燮死了三天，家人还不放弃，听说董奉恰在交州（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广东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便赶紧请他过来。董奉拿了三丸药，捏着士燮的嘴巴喂进去，又灌了点儿水，捧着他的头轻慢摇晃，将药化下去吞了。不大一会儿，士燮手脚就有了动静，脸上也多了几分血色，才过半天，人就起来了。 俗话说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董奉让人起死回生，和他一张符纸下去，蛟就死了的事儿，玄怪离奇，难免叫人生出几分疑惑，但他在浔阳附近隐居，的确是真的。不过，说是隐居，不当官而已，董奉平时做的，也是兼济天下的事儿，他靠治病来救人。 治好一个轻病，叫人家在山坡上种一棵杏树，治好重病，就种五棵，从来不收诊金。治好的人多了，山坡上漫漫望过去，全是杏树，听说足足有十万株。春去冬来，粉粉白白的杏花谢了，一颗颗小青杏从叶子里冒出头，再长大，变黄，熟了软了，董奉就把杏儿给卖了，卖杏儿得的粮食，全分给浔阳穷苦的百姓。 董奉卖杏儿的法子极有趣。他不管这事儿，让人自己拿器皿来装。你要一碗杏儿，就拿一碗谷物换；要一盆杏儿，那就得一盆粮食了。要是有人装了一盆杏儿，只给了半盆粮食，走到半途，还没下山呢，盛茂密密的杏林中就会窜出几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吼一声，腥风呜呜呜地啸来。 人被吓得赫然一跳，跌跌撞撞飞奔下山，也顾不得手里杏儿咕噜噜地滚落多少了！回家见老虎没跟来，定下心来仔细一瞧：嗬，多少谷物换多少杏儿，落在山上的，全是自己白拿的！ 偷杏儿的人，下场就惨了。老虎一路跟着，不离不弃，把人咬死才罢休。它是畜生，又是董奉好心救回来的野老虎，不专属哪个，你怎么报官，怎么计较？只能叹一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了！ 因董奉医德实在太盛，半点不为自己，老百姓都叫他“苍生大医”、“建安医仙”，后世医家也以他为榜样，自称“杏林中人”，杏林这个词儿，慢慢就成了中医的代称。 浔阳有意思的植物，除了董奉的杏林，还有黄金山（今江西鄱阳响水滩乡西南）上的柟树。这种树怪得很，今年东边儿长叶子，西边儿是枯死的；明年西边儿绒绒地发了绿色，东边儿就萎萎地下去了，总要一半一半地交替生长。 我是没见过这种树，《浔阳记》里说这又叫“交让”。一查，是有交让这么一种植物，新叶长出来，老叶全落光，交替生发，却也没有东西两半儿对开长的说法。明代王象晋写《群芳谱》，说柟树其实就是楠树。长得好的，森秀繁茂，形状跟伞似的，但枝叶都挨不到一起，各各让开，所以叫交让木，又因长在南方，便从一个“楠”字，三种树其实一样，只是叫法不同。 我不懂植物学，越读越迷糊，索性不管了，继续看张僧鉴写庐山。 庐山顶上有湖，还有杨梅、山桃；西南边儿是康王谷，对角又有北岭城。每次天阴阴要下雨，北岭城就有鼓角萧管的声音，像天上神仙沐浴更衣后，焚香奏乐似的。这是将降雨当做一件郑重的大事儿了。 但每回都这么郑重么？庐山的雨是很多的，常年氤氲朦胧，像笼了层烟，山峰都藏在云雾里，看不分明。魏晋南北朝的人说这儿是“神仙之庐”，因神仙也总这样缥缈难寻，似真似幻。有了这层神仙遐想，往庐山去的人，就见山不只是山，云也不尽然是云了，一草一木，都带了仙气。 譬如登上山岭，若有日头照耀，山顶处能看见一层金光，华艳明亮，越显庄严——这是仙人住所。在那儿，鸾鹤舒展翅膀，从容遨游；又有许多瑶草玉树，因玉露琼浆滋润，开得极好，蔓延铺陈，柱子上栏杆外，全是五颜六色的闹热。神仙们宽衣阔袍，在云雾里穿梭来去，一瞬在此，一瞬在彼，下棋弹琴，长啸纵歌，十分逍遥。 往下俯瞰人世间，又是另外好几番景象了。 或者黛色苍苍，山峦破开半边天空，悬崖隔绝千里长路，洞谭幽深，丘壑小山，只见隐约轮廓，忽然一阵大风，山石震动，呼呜声起，噼里啪啦一阵碎响，骇人心神，再来几声凄绝猿啸，更显幽僻。 也有像李白写的那样，日照香炉生紫烟，太阳是灿灿的红，树是苍翠的绿，白云在天上自舒自卷，山川就跟锦缎似的叠叠层层，每处都是不重样的漂亮，再看天地，壮阔茫茫。 又或者于盛夏傍晚时见日头暗却，云霞光芒收敛，山林消融在暮色之中，湖水清气慢慢儿起来，芙蓉荷叶错落交杂，印在湖面上，只得淡淡一层薄影。 这些景象，是庐山，却又不是庐山，人之所见，都是自己心中的风景，因此各有不同。便就是同一个人，不同心境下看庐山，也有不同体味，果然应了苏轼那首庐山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庐山，怎样都看得，一双眼睛能有十分景象。 譬如白居易，初到浔阳时，心情苦闷，一方面是官场上受了挫，更重要的，还是他母亲猝然身亡，女儿也夭折了，丧亲之痛，恐怕更胜官场失意，所以难免青衫常湿，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心。 即便去庐山寺庙上清修，他写的诗也是“薄暮萧条投寺宿”，总归我这辈子注定是飞不起的鹦雀了，从前富贵时来往的朋友，如今可以不必联系了，丧气得很。但在庐山呆久了，清气一洗浊世烟尘，心也渐渐安定下来。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白居易的政敌再次擢升，于他是个极不利的信号，白居易却很是无谓，晚间还冒着大风雪去了一趟庐山东林寺。窗外雪漫山头，屋里火气深深，屋里暖和，白居易心头也暖和。他现今在庐山的日子平和恬然，笔下诗文清幽闲静——我每天睡到足觉才起来，有时兴致来了，将帘子拨开些，就能看见山顶上皑皑的白雪。山中雾气太盛，衣服常润润，生的柴火也幽微，总怕一不小心，就熄灭了。不过，我的药圃茶园都很好，新近还引了一汪细泉，曲曲折折地绕过台阶，看着心里就很舒爽...云云。 即使后来重新升职，离开庐山，白居易也是“乐天知命我不忧”，不大将得失放在心上了。有一回春天，他来庐山玩儿，见桃花盛开，便写诗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人之一生，此处得到，彼处必有失去，有时兜兜转转，想要的其实正在眼前。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好计较呢？ 白居易一介凡人，在庐山涤尽尘埃，多了几分仙气；麻姑是仙，却偏要逮着凡人论得失，一点儿闲气都不受。 麻姑是仅次于母元君（玄妙玉女）、金母元君（西王母）之后的道教女仙，地位很高。宋代从真宗到理宗，都给麻姑赐过封号，什么“清真夫人”、“妙寂真人”、 “真寂冲应元君” 、“真寂冲应仁祐妙济元君”，等等。尊奉麻姑的道观香火也很盛，朝廷政府常常主持修葺增建。明清时候，建昌府（今江西南城）的官员每年七月七日还要上山祭拜麻姑——人家过七夕，他们拜麻姑！ 信麻姑的虽多，但她成仙前的来历，模模糊糊，谁也说不清。 有说她是汉桓帝（公元146—167年）时的修道人；也有说她生活在后赵（公元319年—352年），父亲叫麻秋；或者说她是东晋孝武帝时的人，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因吃了蛇肉，吐血死了，后来就成了仙；还有人说她是宣城人，当地有麻坊，所以这地方的人都姓麻，麻姑是女儿家，就叫麻姑.... 说法不一样，很多地方也都说自己这里有麻姑遗迹。像安徽宣城有麻姑山；山东牟平的昆嵛山，以前叫姑馀山，说麻姑从前在这里飞升；四川灌县的青城山上，有麻姑洞；湖南衡山有麻姑仙境，以江西南城的麻姑山最有名，是道教第二十洞天，第十福地，也是张僧鉴在《浔阳记》里写的那座麻姑山。 张僧鉴笔下的麻姑山，可一点儿都不仙。说如果登上山去，能见到一种东西，长得很像人，有脸、眼、鼻、口，但没有手臂和脚，俗名唤作枫子鬼。跟西汉初时，吕后把戚夫人的四肢剁了，做成人彘差不多，想想就瘆得慌。 不过，这倒是魏晋南北朝人对麻姑的普遍印象。 魏文帝曹丕写《列异传》，有麻姑的一则故事。说她曾到一个叫蔡经的人家里，因模样漂亮，看着只得十八九岁，一双手不是人手，而是鸟爪，有十厘米长，这蔡经就动了邪念头，暗道这女孩子的手实在上佳，要是能给我挠挠背，那就好了。谁知麻姑是神仙，会读心术，知道蔡经的想法后，勃然大怒。面上没见她有什么动作，蔡经却突然软倒在地，两只眼珠子像被鸟爪子挖出来了，眼睛流血不止——这计较有些太过，听起来跟枫子鬼的故事似的，瘆得人背脊凉。 然而魏晋南北朝以后，唐代开始，儒家礼教渐占上风，加上唐代宗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四月，颜真卿写《麻姑仙坛记》（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把麻姑惩罚蔡经的事儿换到了别人身上，蔡经两只眼睛受伤，也换成了只受一顿鞭子打，手段温和许多，麻姑也慢慢被看做是消灾避祸、庇护百姓的神仙，形象亲切许多，民间传说也有了变化。 譬如说西王母在农历三月三过寿，设蟠桃会请各路神仙来庆生。麻姑去往降珠河畔，把采好的灵芝酿成仙酒，当作礼物送给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尝了，觉得大好，将这酒称作“寿酒”。 因麻姑见过三次沧海桑田，五百年光阴对她来说，只是一瞬，而且这么多年过去，她的容颜依旧不老，献的酒还被王母娘娘封为“寿酒”，老百姓便都来借吉利，求寿数。每逢人家过生日，尤其老人妇女，都要送一副《麻姑献寿图》；春节时候，要贴麻姑年画，一个漂亮的少女，或者骑鹿，或者身边立着一只白鹤，或者靠着青松，或者手上端着盘子，盘子里装着仙桃、美酒、佛手，都是取有福气的意思。 民国时候，梅兰芳还把麻姑献寿的故事改编成了京剧，里面经典唱段儿说，“瑶池领了圣母训，回身取过酒一樽。进前忙把仙姑敬，金壶玉液仔细斟。饮一杯能增福命，饮一杯能延寿龄。愿祝仙师万年庆，愿祝仙子寿比那南极天星。霎时琼浆都倾尽，愿年年如此日，不老长生”。 愿年年如此日，不老长生——五福寿为先，这真是极好极好的唱词儿哪。 参考文献： 《晋书》《南史》《梁书》《三国志》《资治通鉴》 《侯鲭录 墨客挥犀 续墨客挥犀》赵令时 《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 《<大唐伊吾郡司马上柱国浔阳翟府君修功德碑记>考释》陈菊霞 《<琵琶行>画题研究》刘望 《名噪天下——浔阳楼》 《江西九江浔阳陶氏:陶母陶侃陶渊明 贤廉门风越千年 》 《慧远及其庐山教团文学论》曹虹 《两晋至唐宋时期庐山诗歌研究综述》邹菁 《佛学、神仙与隐逸:六朝时期的庐山诗》王柳芳 《庐山山水诗在中国山水诗中的地位》罗龙炎 《庐山慧远的山水文学创作》龚斌 《魏晋南北朝庐山隐士文化及兴盛原因》童子乐 《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李炳海 《唐人选择庐山隐居的功利化倾向》肖妮妮 《从佛教影响看晋宋之际山水审美意识的嬗变——以庐山慧远及其周围为中心>陈道贵 《晋唐庐山禅诗研究》鲍赫 《谢灵运与慧严、慧观》姜剑云 《宫亭庙传说:中古早期庐山的信仰空间》魏斌 《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邓小军 《庐山道教文化概述》陈岌 《康王谷史辨析》刘大纯 《东晋帝陵有无石刻考》李蔚然 《东晋南朝“钟山文化区”的形成》刘淑芬 《苏峻与王师作战地“西陵”考》姜丽娟 《山东省博物馆藏顾莼致黄丕烈书札》崔巍 《汉末名医董奉考》北京中医药大学 钱超尘 《董奉考》钱超尘 《从董奉杏林园看道家和谐社会追求》舒长兴 《董奉巧治疠疫》 《建安三神医之一——董奉的生平及里籍考》陈启夔 《“杏林”的由来》李杨 《秦汉三国时期的医学道德形象》曹志平 《麻姑的传说及其信仰民俗》曹国庆 《道教麻姑信仰与中华寿文化》刘晓艳 《麻姑考辨》曹红亮 《颜真卿与麻姑文化》刘晓艳 《道教女仙麻姑考》胡长春 《渊明故里考》徐新杰 《关于中渡城的“琵琶行”与“长恨歌” 》黄德 《重读<琵琶行>——兼析白居易江洲时期的心态》吴小洪 《唐代琵琶诗研究》余晓雪 《漂浮与融合——从诗人仕途心态看<听颖师弹琴>与<琵琶行>》张丰镜 《李白_望庐山瀑布_其二_异文问题思考》孙桂平 《古代庐山隐士文化研究》童子乐
一、沈括 (1031—1095) 北宋科学家、政治家。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仁宗嘉进士。神宗时参加王安石变法运动。晚年居润州，筑梦溪园(在今江苏镇江东郊)，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 二、朱熹 (1130—1200)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有不同程度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程颢、程颐)关于理气关系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一个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世称程朱学派。认为理和气不能相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要求人们放弃“私欲”，服从“天理”。他从事教育五十余年，认为“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朱文公文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二》)。他的理学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在明清两代被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他的博览和精密分析的学风对后世学者很有影响。著作有《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诗集传》、《楚辞集注》，及后人编纂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多种。
春秋战国社会处于大变革大动荡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招贤纳士。经济上，铁器牛耕推广，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在科技上，天文学，医学等科技取得较大进步。在文化上，私学兴起，形成许多学者和思想流派。这是百家争鸣形成的原因。诸子百家的学说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这个时期，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针对社会的急剧变化，各学派热烈争辩，著书立说，阐述各自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代表各阶级、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企图按照本阶级（层）或本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诘难，于是出现了思想领域里“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而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由于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以致于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就为诸子百家的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受到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而一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辉煌，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大变革时代为各个阶级、集团的思想家们发表自己的主张、进行“百家争鸣”提供了历史舞台；同时，它也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契合。1、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变革，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汉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2、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孤立、静态的生活格局，文化传播的规模日盛，多因素的冲突、交织与渗透，提供了文化重组的机会。3、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从而为道术“天下裂”提供了前提条件。4、随着周天子“共主”地位的丧失，世守专职的宫廷文化官员纷纷走向下层或转移到列国，直接推动私家学者集团兴起。正是如上种种条件的聚合，为汉民族的精神发展创造了一种千载难逢的契机。气象恢宏盛大的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概括起来是以下几点因素：其一，政治因素。当时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林立纷争。各诸侯国的国君为了在争斗中取得霸主地位，竞相招贤纳士，运用不同思想学说以使自己的国家富足强大起来。这便给百家争鸣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其二，经济因素。当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这使得有某些人成为有闲阶层，有时间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其三，科技因素。科学技术取得了较大进步，如天文学、数学、光学、声学、力学、医学等方面在当时均达到较高水平。这些科技成果标志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丰富了人的精神世界和物质生活。其四，文化因素。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其结果是打破“学在官府”的局面，使原来有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下移于民间（这种历史现象被称为“文化下移”），致使“私学勃兴”。其五，学术自由因素。各学术团体于政治权势是相对于独立的。他们虽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但是他们并非政治附庸，依附于某个政治权势集团，而是“用我则留，不用我则去”。此外，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也是促成百家争鸣的另一重要因素。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和城镇兴盛，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猛烈冲击。在各国竞相改革的风潮中，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四处游说、讲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了他们独立思考和创造性地探索。社会上不同政治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对各种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涌现出一批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的学术大师，形成了思想领域中百家争鸣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是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的盛况空前的学术局面，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政治学术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时期， 这个时期，社会结构急遽变化，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兼并战争接连不断，文化思想空前活跃。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大多出现于这个时代，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这个时期，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知识分子——“士”阶层的出现和活跃。“士”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的。《周礼》明确规定，“古者学在官府”。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章学诚先生说：“三代盛时，天厂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说的就是“学在官府”的情形。即夏商周王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比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记载“受法于司徒”。即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一般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入各诸侯国，有的则流落民间。“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私人办学蓬勃兴起，入学条件西周时大力改变，像孔子所办的私学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的对象不分贵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俯”(一串腊肉)作为学费，就可以了。这样便大大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多了起来。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士”。“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官职。很多有经济基础的人弃农为士，而私人办学的发达，提供了这一条件。“士”阶层的活跃，和当时社会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关系。春秋时代已经开始“养士”，而战国时期更为盛行。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如春秋晚期，齐国的田常，早在齐景公时就施惠于“士”。每杀—头牛，仅取“一豆（四升）肉”，其余的都用来供士食用。每到年底，田常仅取“二制”，即两匹布帛，其余的分给“士”做衣服穿。又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此外，当时诸侯各国致力于富国强兵，对学术研究采取宽松的政策也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这就为“士”著书立说、发表个人的意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期的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主要基地稷下学宫是最为典型的例证。战国时代，由于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而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极其引人注目的学术场所。并使诸侯各国羡慕不已，纷纷效而仿之，几乎无一例外，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模式。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兴衰历史，基本上与田齐政权共始终.随着田齐的强弱而兴衰。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创建于田氏取代姜族，夺取齐国政权后的第二代国君齐桓公田午时期；发展于齐威王时期，兴盛于齐宣王时期；中衰于齐悯王时期；中兴于齐襄王时期；亡于齐王建，秦灭齐时。大约存在了150年，但对后世产生的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既然稷下学宫是田齐王朝兴办的，其直接的原因是政治乃是需要。田氏代齐以后，历代君主无不发愤图强，励精图治，图谋称雄诸侯。稷下学士则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客观上也是适应田齐统治的政治需要。因此，稷下学宫首先是一个智囊团性质的机构。其次，就是炫耀国力，标榜尊贤至士，吸引人才。这就为学术交流、文化传播、百家争鸣创造了优越的政治环境。故稷下学宫又具有社科院的性质。“不治而议论”，是稷下学士的主要活动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体现了学官鲜明的政治性。“不治”，即“不任职”。虽有上大夫的头衔.但不担任实际职务。“议论”，就是议论时政、国事、治乱之策，为田齐统治者提供决策依据，以实现智囊团的功能。而他们的议论时政，是在宽松自由的政治氛围内，对田齐统治者的政治活动提出批评意见和决策参考建议，没有或者少有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情况，所提意见及建议都是坦率的直言。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这一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不同学派的著作，有些著作在稷下得以丰富补充。既有黄老学派，也有儒家、法家、阴阳家等等。《汉书·艺文志》就记述了部分稷下先生的著作目录。而稷下先生及各派著名学者荟萃稷下，往往是率领弟子门徒一并来的。稷下先生与各派著名学者在学宫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了众多的人才。比如荀子，15岁就到此学习，后来成为了稷下的学术大师。而孟子两次入齐讲学，时间长达三十年，被授予上卿。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齐宣王时稷下学宫有“数百千人”，其户下不乏有成就者。对一些有成就的人才，往往被齐录用为各级官吏，直接参与齐国的政治活动，《战国策·齐策》对此有所记载。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这所说的就是指各派学者的定期学术例会。在例会上，各学派推荐出他们学派的代表，阐发学术观点和政治主张.批驳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学派。这实际就是为各学派提供学术交流与争鸣的机会，以便更好地丰富、发展他们的学说，获得政治上的重视。但他们争鸣的议题非常广泛，既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洁难，又有不同政治主张的阐发，也有对宇宙奥秘的思考。稷下学宫作为战国百家争鸣的主要园地，而这类学术报告例会则是百家争鸣的集中体现。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国对“士”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谡下学宫尤为突出，是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百家争鸣的发源地。田齐政权虽然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比如儒家大师孟子与齐威王、宣王的政见是不同的.但在谡下学宫都受到重视，爵禄都是相当高的。齐宣王多次向盂子问政，甚至象齐伐燕这样的重大决策.也向孟子征求意见。后来终因为彼此政见不合，孟子离开齐国。但齐宣王还尽量挽留他，“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即打算给孟子建造一座房，并资助其办学。由于春秋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著留不合则去”。“士”就好像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梧”，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比如商鞅在魏没有得到重用，听说秦孝公“广令国中求贤者”，于是西入秦，求见秦孝公，终于委以重任。又比如邹衍本是齐国人，在谡下学宫位在上大夫之列，他不满齐滔王的暴政，而到了燕，成为燕昭王之师。在齐襄王时，邹衍又回到谡下学宫，并在齐王建时作为齐国使者出使赵国，而从未受到非议。又如吴起一生中曾在鲁、魏、楚等国为官，每当遭到诬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类似的例子还很多。春秋战国这种待殊历史环境，对诸于百家的形成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建了良好的条件。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谡下先生们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探求和创新的精神得到发扬，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百家争鸣的局面发生在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前221年）。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至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初期，以著作形式表述自己学术观点的有189家。汉代史学家将它们分门别类，归为10家，即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在这10家之中，杂家、农家、小说家所讨论的问题很少涉及哲学。后人把小说家以外的九家，又称为「九流」。所谓「十家九流」就是从这里来的。 后人将相互论战，及学术上的繁荣景象，称为「百家争鸣」。在这10家之外，对《周易》的研究当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学，可以称为易家；对军事和兵法的研究当时也已形成了一种含有丰富哲学思想的学说，可以称为兵家。一、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孔子》、《孟子》、《荀子》 二、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作品：《道德经》、《庄子》 三、墨家,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四、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作品：《韩非子》 五、名家,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慎到和桓团。作品：《公孙龙子》 六、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 七、纵横家,代表人物：苏秦、张仪。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八、杂家,代表人物：吕不韦 九、农家， 农家代表:许行 十、小说家，代表人物：楼晶阁
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育，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20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21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19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20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人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人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酥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20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不聊生。20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苦难，抱着无限的同情，唤起自己的责任感，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矢志钻研，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20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因此，爱国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 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 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他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 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 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 “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 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 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 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 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 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 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王充（27-97），字仲任，东汉人。 王充的学术思想具有批判性。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论”的体系，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 王弼（226-249），字辅嗣，魏国人。 王弼能言善辩，是中国古代最年轻的玄学大师。 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了“贵无”的观点，认为“无”是事物的本源。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制”。在哲学认知论上，提出了“得意忘言”，并论证了《周易》的言、象和意的关系。 慧能（638-713），本姓卢。 禅宗的创始人。 慧能虽不识字，但悟性极高，针对神秀的偈语，指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若尘埃。主张“见性成佛”，提出了“顿悟”的修行方式。 周敦颐（1017-1073），子茂叔，北宋人。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创始人，其思想被后代的程颐所发扬。 在道德修养上，提出了“主静”的主张。在学术思想上，“援道入儒”，发挥了《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 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 在知行问题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 此外还有明朝的李贽，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清朝的戴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