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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呵呵了，不知道这是谁放的狗屁，对待一个如此不知廉耻的民族，请允许我的不文明。
没有那么多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这是许多网友纠结的问题。这并不是像日本人所说的因为“中国人自卑”，而是日本人自卑。他们拿不出什么来说事，只能纠缠于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加之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学者或公众人物，推波助澜，一次次污蔑中国人民“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汉语中有多少日语外来词，张嘴胡说八道。对此，有网友曾经作了个生动的比喻：“别人借给某人1000元钱，该人还了10元钱，还说离开了这10元钱，别人没法活了。”确实是这样，日本人还拼命证明这“10元钱”是他挣来的，不是中国人借给他的，所以离开了那“10元钱”，就没法活了。但是，“离开了那‘10元钱’”和“别人就没法活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日本人这样的心态，用我们上海话说，就是“穷瘪三没钱还惯派头（装阔）［1］”，是自卑的表现。日本人没知识没头脑，难道咱们那些学者或公众人物，甚至教授，也同样没知识没头脑？可他们还自诩“有文化”、“有知识”、“有头脑”，道貌岸然、喋喋不休地“教育”别人。常言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问题，本来应该是个很平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据1984年出版《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外来词共878个，不足收录的汉语外来语的；［2］而汉字汉词在日本被广泛采用，“从《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文，到《康熙字典》的四万九千多字，几乎全部行用于日本。近年诸桥辙次博士作《大汉和辞典》共四万九千多字，五十二万余语汇。新村出作《新苑》附日本国字表，就是日本人自造、中国没有的汉字，通共才一百三十四字，占日本所用汉字的百分之零点二”。［3］这里的反差是十分巨大的。可不知为什么，1998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学》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文章，轻率的断言：“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4］该文后来被广泛的转载引用，意思也被无限放大了，被夸大到了“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5］从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还有人夸张到了“现代汉语70%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现在中国人说话、写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来语。”又扩大到了整个语言领域。王彬彬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被无限放大了。2013年8月9日，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电视台“晓说”节目中称：“大家只要看到双字词，基本上就从日本引进的。所以今天的现代汉语大家用的，有大量的词，超过一半双字词，都是日本引进的。”这纯粹是没有常识的胡说八道了。我们且不说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的外来词，绝大多数是双字词，日语外来词不足，仅从日本人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看，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超过日语外来词。［6］那么如果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已经超过了一半，英语外来词又超过日语外来词，这个算术就无法算了。况且，汉语中还有其它外来词，如俄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的等等，算下来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了。如果不是脑袋被枪打过了的，即使是个小学生，都会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算怎么回事呢？请高晓松解释解释。其实根本就不必去纠结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从上面可以看到，日语中采用的汉字汉词远远大于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离开了汉字汉词，日本人根本就无法说话，也根本无法成文，那些“松下”、“山里”、“田里”、“井边”、“河边”的姓名都无法取了，日本人只能编号了，就连“日本国”这国名也只能“唵嘛呢叭咪吽”［7］了！对于汉语中那么区区几个日语外来词，在数量上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概率学认为，小于5%的事件为小概率事件，一般可以忽略，而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照最近新加坡学者和日本人所说的有2000个，也不足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不少所谓“日语外来词”，可以用汉语固有词汇替代，更何况汉语词汇一词多义，根本就不足以影响汉语的使用。可偏偏有那么些人拿这来说事，还在那里“头皮发麻”、“毛骨悚然”。那咱就来探讨一下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是不是离开了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以正本清源。否则，我们把先人创造的词汇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必须先说明的是，有些学者的论文以某句句子来考察日语外来词所占的比重，是不科学的。我们可以将所有现在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组成一句句子，那占有量就是100%；我们也可以完全回避所谓的“日语外来词”组成一句句子，比如“你吃饭了吗？”，那占有量就是0。同样，用我们年轻时期电视上日剧较多，常常使用日剧中的词语，来说明日剧几乎不存在的今天，日词“易受到青年人的青睐”、“更有市场”，也是不恰当的。汉语中究竟有多少个日语外来词（日语借词）？据《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词语共878个，其中包括了“奥巴桑”（老太太）、“吉地”（木屐）、“加答儿”（粘膜炎）、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等等汉语并不使用的词汇［8］。而日本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共收集到844条日语借词词汇［9］，并非像网络上所说的“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而且不少词源自中国古汉语，《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94条日语外来词源自于中国古汉语［10］，并非完全是日本人的创作。更有不少是明清以后由中国输入日本的，被误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沈国威教授在《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中承认，据日本学者近年研究，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语外来词中，有44条词汇是明清以后的汉译西书中曾频繁使用过的。根据其考证，还有43条词汇（其中15条重复），也曾在《英华大词典》中出现过［11］，完全是由中国输入日本的。沈国威认为，据他整理，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在1600条左右［12］。但他并没有公布这1600条左右的日语借词。不知是否包括了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使用的词汇。另外，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在他的《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中也提到了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等11个词是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其中7个与沈国威的重复。［13］而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在他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收录了19世纪中国书刊上所发现的新词500条，其中另有48个被认为是从中国进入日本的新词。［14］因此，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24个词不应该被认为是汉语的日语外来词。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还会有更多的被误认为日语外来词的词汇被确定为汉语词汇。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梁启超先生等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词汇，如“化学”、“物理”、“银行”、“资本”、“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等等，现在经学者研究，都是日本从中国引入的新词（不是中国古典词语）。书上引用梁启超先生对新词的注释及若虚在《评中国著译界》中所言：“翻开新书一看，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这只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新词不了解，误以为是日语外来词了，并不能说明这些词真的不是中国的。再有，如“主人翁”一词，［15］中国古代就有了，唐代刘禹锡的《纥那曲词》就有：“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清代采蘅子的《虫鸣漫录》中有：“成婚三日，壻竟执簿入肆，按籍而稽，居然自作主人翁矣。”这里词义并没有变化，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将“主人翁”改为了“主人公”，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都是中国固有词汇原有的含义，而军事、法则、关系、刑法、交流、供给、消化、相对等，都是中国古语，只是日本人将意思略加变化。郑奠也在《中国语文》总68期上撰文，指出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把“权利”、“文法”、“历史”、“伦理”、“心理”、“积极”诸词误认成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了。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了这些，还包括“化学”一词。［16］因此，这30个词应该从日语外来词中除去。豆丁网上有篇厦门大学顾江萍同学的博士论文《汉语中日语借词研究》，该文通过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初期的汉语词典的筛选甄别，对过去政文、奏章、散文、笔记等原始文献的耙梳整理，并阅读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刊、书籍进行收集这四条途径，收集到不重复日语借词共2250条。从该论文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仅占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4%，并非现代汉语中70%都是日本外来词，“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必须说明的是，顾江萍的论文中并没有将《汉语外来语词典》中那些现在根本不用的日本外来词剔除，而且还将1915年版《辞源》等中的“八线”、“保佐人”、“并等”、“并制”、“不都合”［17］等现代汉语中根本不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连1984年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都舍弃不用的词条，都算在她收集到的2250条日语借词中去了。可以说顾江萍同学从近代汉语的犄角旮旯中将曾经出现过，现在根本不用的词汇都已收录在囊中了，应该是十分全面完整的。沈国威教授在其《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用》中查实，1915年版的《辞源》和1931年版的《辞源》续编中共有336条日源词和33条日本参照词（包括了“并等”、“并制”、“不都合”等词汇），［18］可保留到现在的仅剩65条，占。看来顾江萍同学确实是将现在不用的许多词也算在日语借词中了。而且，在65条词条中，沈国威教授仍保留了代用教员（代课教师）、代用学校、支店（分号、分店）、膵（胰）等现在也已不用的词。还有，“算术”一词应该不能算日源词，中国古代就有“九章算术”，“算术”一词的意思并没有变；“味素”和“探检”也应该去掉，现在汉语中是“味精”和“探险”。那么从《辞源》来看，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汉语中的日源词下降了约85%，中国人不仅没有不能说话、写作，而且说话更流畅、写作也更便利，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连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了日本，这样的事实不就是给那些“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谎言者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吗？！对于这2250条日语借词，顾江萍的博士论文按“日常生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来统计，三类各有词语879、1022、349条。再按23个具体学科来划分，数量最多的学科是经济、法律、医学，分别达到311条、129条、124条。［19］我查阅了1994年9月出版的、由梁小民等主编的《经济学大辞典》，共收录了名词、术语4288条词目。如果按顾江萍统计，那么在经济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咱且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仅占。即使把顾江萍同学统计的1022条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全算在经济学头上，也仅占。而那套《社会科学系列大词典》计划出版10种之多，且不包括哲学。1022条“社会科学”的日语外来词，还不足汉语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3%，远远达不到王彬彬教授所说的70%。看来1998年王彬彬教授在《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中，将事实大大地夸大了。是不是“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呢？我手头有本1996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共收录名词8264条。那么仅仅《物理学》一个科目，“自然科学”的349条日语外来词，也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只占物理学名词的，更不要说整个“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畴的标准科学名词（非正规和同义词咱就不算了），足有数十万条，区区349条日语外来词，更是不足1‰，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说“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这样的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是哪个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的？他能算“语言学家”吗？！现代汉语中真有70%以上的日语外来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汉语中还有大量的其它外来词，数量远远超过了日语外来词。苏州大学曹炜教授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认为：“世界各国的语言中数英语的开放程度最高，直接或间接吸收的外来词为世界各国语言之最，即便如此，英语词汇中也有将近一半是本民族传承词；汉语的开放程度与英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难道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的汉语发展到了现代，竟然是以直接或间接吸收外来词得以形成眼前的状态的，这着实让人难以认同。”［20］胡裕树在其《现代汉语》中也认为：“在吸收外来词方面，由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和结构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借用的外来词在汉语中的比重较小。”［21］至于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所说的：“在汉语和日语的融合过程中，现代汉语就吸收了许许多多日语的词汇成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成分。”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就已经提出批评：“研究现代汉语的一些学者，他们一味的强调后面这段过程，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他们以为是借自日本的。而事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才又回到了中国。”［22］况且，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只列举了450个“日语外来词”［23］，并非真正“许许多多”。有人会说现代汉语中有70%的日语外来词，是指汉语中的常用词，指汉语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70%是日语外来词。关于这，曹炜教授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根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制定的《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确定的3051个常用词研究查实，现代汉语的3051个最常见的词汇中的1011个甲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83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187个，占；而1968个乙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146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506个，占；还有72个词《汉语大词典》未予收录。［24］总计这2979个最常见的词汇中只有不足31%的词汇首次出现在清代及以后，才有可能是日语外来语，当然也可能是其它外来语或中国人自创的新词，而本民族传承词占69%强。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近70%的词汇是汉语固有词汇。那么，所谓的我们在写作时“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的说法，便无法成立了。有人认为，由“～化、反～、～主义、泛～、～作用、～式、～炎、～社会、～法、～性、～的、～物语、～界、～问题、～型、～时代、～率、～腺、超～、～阶级、～感、～论、～线、～学、～点、～观”这26个词构成的新词，应该算日语外来词，［25］最近有人提出由～屋、～族等构成的新词，也应该算日语外来词，这样算下来，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有“许许多多”了。但这样的理由是说不通的。我在“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谬论”一文中就举了“哲学”这词的例子，该词显然是用有“睿智”之义的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词，而“学”这个词尾在中国古代就常常用来与其它的词组合构成学科名称，如“玄学”、“理学”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创作了诸如“数学”、“化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名称，并为日本人所采用。如果按照上述观点，那么日本人用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学科名称——“哲学”，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而不是中国引进的日语词汇。非但如此，凡是日本人以词尾“学”构成的新的学科名称，如美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可持上述观点的却把“哲学”等又归结为日本外来词，这就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我再举个例子，如现在中国流行的新词——“科学发展观”，按照上面的观点，应该算是从日语中借来的词。但事实上日语中压根就没这个词，又怎么去借呢？难道咱胡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用了日本人的观点、借了日语外来词？笑话！这样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况且，像“～的”、“～学”、“～界”、“～论”等，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这样的用法，怎么能算日本人的呢？！《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的”都是日语外来词？开玩笑吧！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中的“黄洋界”是不是也算日语外来词呢？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天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张仲景的“伤寒论”、三国时期杨泉的“物理论”等等，都是日语外来词？那时候日本连字都没有，哪来什么“日语外来词”呢？瞎扯淡！太厚颜无耻了吧！应该是像“哲学”、“美学”、“积极的”、“消极的”等等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都算作汉语固有词汇才对。而那些鼓吹“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又不承认这点，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么的自相矛盾。用上述“构词法”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十分不妥的。因为这“构词法”是汉语固有的，而不是日语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符合汉语构词法，所以无法分辨它究竟是汉语词汇，还是日语词汇；而那些不符合汉语构词法，一看就知道是日语词汇的词，都被淘汰了。如果用“构词法”来认定，那么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应该是汉语词汇了。纠正高晓松的一个错误，“警察”一词出自《金史》，［26］并非日本人创造的，日本人只不过把“警察”这词用在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特殊人群的名称上了。“～屋”的用法中国过去就有，如著名的“三味书屋”，其横匾还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书写的，不可能受日本的影响。这里的“屋”是指“空间较小的特定场所”。无论是日本的“花屋”、“本屋”，还是中国的“咖啡屋”、“西饼屋”等，还是这个意思，并非“店铺”的意思，［27］所以，以“～屋”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不能成立的，否则“三味书屋”也成“日语外来词”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OttoJespersen）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许多语言混杂当中各种各样的成分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且可以分开的，就好象是一副扑克牌还能挑出红桃、黑桃等一样；但在英语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情况下，我们却有一种更微妙的、更密切的混杂，很像把一块糖放在一杯茶中，几分钟以后，就很难说哪是茶、哪是糖了。”［28］汉语和日语外来词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这些词汇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真正要说清楚哪些是汉语词汇、哪些是日语外来词，是十分困难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机关”这词，有几个意思：1.整个机械的关键部分；2.用机械控制的：机关布景；3.办理事务的部门；4.周密而巧妙的计谋。在这四个意思中，只有3.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义）”，其余3个都是汉语固有词汇的意思，那么把“机关”这个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把其余3个汉语固有词汇意思的词全混淆成“日语外来词”了。又如“关系”这词，1.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2.人和人或人和事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3.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4.泛指原因、条件等；5.表明有某种组织关系的证件；6.关联；牵涉。这6个意思中，仅1.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其余都是汉语词汇的意思，但仍认为“关系”这词是“日语外来词”。算术上有个“四舍五入”，民主上还讲个“少数服从多数”，咋日本人的一个扩展用法，把汉语词汇自身的几个用法全盖过了，汉语固有词汇就变成“日语外来词”了呢？有人会说词语就是这样的，但我有反例。比如“简单”一词，不是汉语固有词汇，应该算所谓的“日语外来词”吧。汉语中“简单”一词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草率；而日语只有1.这一个意思。那么“简单”这词被用到汉语中后，又扩展了二个意思，按照上面“机关”这词的理由，“简单”应该算作汉语词汇，咋还是“日语外来词”呢？有些汉语固有词汇到了日本，如革命、共和、经济、社会等，词义发生了变化，回到中国变成了“日语外来词”。但一些日语词汇来到中国，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却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比如“取缔”，日语的意思为“管束、监督、管理”，而汉语的意思为“明令取消或禁止”，意思完全不同，但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又如“劳动者”，是日本人用汉语词汇“劳动”和“者”组合成的一个新词，意思为“工人”；但现在汉语中“劳动者”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涵义比日语广泛得多，但也还是“日语外来词”，等等，反正有人说“是”就是“是”，没有任何规矩。关于“共和”一词，对译英语的“republic”，一般认为始见于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29］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有“共和政治”一词；而中国首先使用“共和”一词的为章太炎，于1903年。但我发现，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30］这里的“共和”应该对应“republic”，不但早于章太炎的1903年，也早于日本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应为首先使用。由于黄遵宪1877年任中国驻日参赞官，与日本脱不了干系，所以无法确认是他首先使用了“共和”一词的新概念。一般认为，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著作，才将“日语外来词”带入汉语之中的。中国首先翻译日本书籍为1899年樊炳清翻译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樊炳清不是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本书籍则是20世纪后的事了，“在1902-1903年间，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31］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在19世纪出现的新词并不是日语外来词，而日本在19世纪将大量中国翻译西方著作的书籍运回日本，日本翻译西方著作应受中国的影响。但是，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9年）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中出现的新词仍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理由是他们的文章介绍日本，所以他们使用的新词“肯定”受日本影响但为什么日本运回了那么多中国翻译的书籍，他们创造的新词就不受中国的影响呢？！道理讲不通吧！总而言之，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把汉语词汇算作他们的，而中国人则把汉语词汇往外推，恨不得把所有的现代汉语词汇都算作日本的，于是乎，王彬彬、高晓松等人就有了“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一说。转载之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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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外来语研究的成果有：高明凯/刘正啖《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1958年），高明凯/刘正啖/史有为《汉语外来语词典》（1984年），史有为《外来语词典》（2000年），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语》（1991年），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1958年），李乐毅《现代汉语外来语的统一问题》（1990年），吴礼权《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及其文化心态探究》（1994年），史有为《外来词：两种文化的融合》（1991年）等。日语外来语的研究成果有：模垣実《日本の外来语の研究》，石野博史《现代外来语考》，荒川物兵卫《外来语概说》?《外来语辞典》，《言语2特集?外来语の研究》大修馆书店〔1978年〕，香坂顺一《外来语の问题》，岩渊悦太郎《外来语》，张禄贤《新时代日语外来语词典》，高晓华《外来语概说》，杨惠媛《从外来语看日本文化的西方崇拜与虚荣心》，张丽颖《外来语对未来日语的影响》，孙艳华《现代日本社会中外来语的使用实态》，陆松龄《日语外来语的规律》，李视歧《日语外来语》，李视歧《日语外来语精义》等。
从《五灯会元》到《醒世姻缘传》看“把”字及“把”字句的历史演变规律“把”字句是汉语中极其常用而又复杂的句式，一直是汉语语法研究课题中的重点和难点。王力先生最早发现了汉语的这一特殊句式结构，此后多年来学者们对表处置义的把字句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但是，从汉语史的角度看，把字句的来源和“把”字历史演变等问题，仍有待于更深入的研究。早在先秦时《战国策·燕策》中就有“臣左手把其袖”。“把”在这里是动词，表“执持”义。到了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中也只出现了三处使用“把”字的迹象：“王先把其手曰”“若遇七贤，必自把臂入林。”“诸人门外迎之，把臂便下。”“把”在此处当“牵着、持着”讲，只用作动词，可见“把”字在早期用法意义单一，使用频率较低。到了唐代，“把”逐渐虚化为介词，表示“用”“拿”义，引介动作所凭借的工具。韦庄的《杂曲歌词·古离别》有“更把马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张祜《公子行》也有“轻将玉杖花片，旋把金鞭钓柳丝”。几乎在同时，“把”字用于处置式。考察源流，可见最早的“把”字句只存在于韵文语境。唐宋之间《温泉庄卧房寄杨炯》有“惜无载酒人，徒把凉泉掬”。但是诗句的简约性严重制约了“把”字句中的动词形式，导致了十分普遍的动词挂单的现象。后世的“把”字句显然延续了其原始语境特征，因而像“一个个伸出拇指把你夸”之类的语句只有在诗词曲中才有合法性。所以“把”字句是在散文里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就是动词不再挂单，即其后的一半必须附以补语或助词，这一过程大约完成于宋代。[1]成书于宋代的《五灯会元》是记录宋末之前禅师佛语的重要语录。《五灯会元》的语言面貌大致能体现“把”由动词向介词转折以及“把”字句初步成型的重要过程。下面笔者就以《五灯会元》为例，对“把”的演变转折以及其成型做计量考察。 一、从《五灯会元》看把字句的初步成型 《五灯会元》[2]的“五灯”指五部禅宗灯录：《景德传灯录》《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这五部灯录先后于北宋景德元年（1004）至南宋嘉泰二年（1202）的近200年间分别成书。《五灯会元》汇集了佛教产生至唐宋时期禅宗各派名僧的公案、语录和轶事，是研究禅宗的重要文献。由于禅宗崇尚“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所以《五灯会元》的口语化程度较高，基本上能反映两宋时期的语言面貌。就“把”字来说，《五灯会元》中共出现202个，“把”字在这个时期的用法已有所丰富，出现了“把”字的名词用法和量词用法，共13处。除去作为量词的11个和名词的2个，还有189处出现“把”字，笔者从文章材料的实例中寻求“把”字词义用法的历史演变以及“把”字句句法结构的演变规律，现将其统计结果展现如下： 意义演变 语法形式 计数 例子把（动） 把64 把住、把定把+V 把+V 7 把捉、把玩把+V+O 3 把断妖讹把+O 把+O 56 空手把锄头，步行骑水牛把将+O+来 7 把将生死来把将+来 1 把将来把将+O+来+V 1 把将一片来看把（动→介） 把+O+其他成分 把+O+其他成分 2 莫把瞌睡见解便当却去把+O+来 4 侍者把灯来把+O+V+O2 6 把火烧天徒自疲把（介） 把（用）+O+V+O25 莫把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把（致使义） 把+O+V+其他成分 把+O+光杆动词 13 师把西堂鼻孔拽把+O+V+其他成分 20 机关不是韩光作，莫把胸襟当等闲从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把”字的词性演变以及“把”字句的使用初步成型，这个时期“把”字自身以及“把”字句的演变规律，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这个时期“把”字仍以动词用法为主。全书共出现202个“把”字，用作动词的有139处，所占比例为69%。作为动词的“把”处于动态演变的过程中，从它被使用的语法结构便可看出，由最开始单纯的动词，逐渐在其后增加宾语，增加第二动词，语用形式的变化推动了“把”字词性词义的发展变革。在“把”字是动词的背景下，它以介词出现在话语中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渡阶段的。“把”字从动词到介词的过渡性体现在人们使用时的语法形式上。“把+宾语+其他成分”“把+宾语+来”以及初现的“把+宾语+动词+宾语”，这些句法形式使用频率占全书的6%，分析对应的例句时，我们把“把”或当做动词，或当做介词，无法给它的词性做一个明确的判断。可以明确判断为介词的例句共有5处，典型的一句是“莫把是非来辨我，浮生穿凿不相关”，“把”可以理解为“用、凭借”，“把”作为介引工具类宾语的介词在此期已出现。经过前几阶段的发展“把”字的处置义渐趋成形，全书出现的表示处置意义的“把”字，已达33处，占全书“把”字的17%。其中“把+宾语+光杆动词”这一结构类型的数量已经少于“把+O+V+其他成分”类型数量。说明“把”字句在两宋时期除诗歌以外的文学作品中已有所成熟，处置意义趋于稳定。 二、从《醒世姻缘传》看把字句的完善成熟 “把”字句真正成熟完善的阶段是明末清初时期，其中《醒世姻缘传》[3]颇具代表性。从时间上看，《醒世姻缘转》作于明末清初，清初是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转变的时期，该书反映的正是这段时期语言发展变化的状况。从空间上看，小说具有山东一带的方言背景，口语性很强，真实地记录了当地的社会语言，为我们研究当时的语言提供了丰富真实的资料。下文是以《醒世姻缘传》为文本对“把”字句形式意义类型的计量考察。统计过程中，从不同角度对“把”字的用法及“把”字句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可见“把”字的用法及“把”字句式的变化已呈现丰富多样的特点。首先，除却把字的介词用法，它的名词、量词、动词用法的频率有所减少，与介词“把”相比，在书中所占比例大幅度降低，其中，名词占，量词，尤其是“把”字用作动词的比例下降至。这体现出把字在明末清初的用法结构有了大的变革，首先将“把”字按词性列出一个整体概况，见下表： 性质 结构类型 例子 计数名词火把、把戏 18量词 数词+把+名词 千把银子、一把绿豆 87（名量词）+把+名词 件把嫁妆、游了把月 18动词+一把 摸一把、扭了一把 13一把+动词+补充成分 一把揪翻、一把搂在怀中 18动词 持、掌握、拿、守 把舵、把门 45把+与 两个把与晁大舍看了 12介词 把+O+V+O2 把他一箭射死 1735“把”字用法的大变革表明了“把”字句在明末清初已步入成熟阶段。本文着重对处置式“把”字句进行探讨，结合《醒世姻缘传》中的实例，对此期“把”字句的语法结构及其他特点进行分析。首先要说明的是，在《醒世姻缘传》中，绝大多数“把”字句都有附加成分，主要动词为光杆动词的“把”字句仅占1%。唐宋时期的把字句，有许多都是主要动词前后没有附加成分，就只有一个双音节光杆动词，而且这些双音节动词也非动补型双音节动词。这表明了随着“把”字句不断发展，主要动词部分日趋复杂，动词很少单独使用，动词前后总要有其他成分，至少要带上动态助词或者重叠动词等。这个时期的“把”字句，主要动词部分已经被普遍认作一个复杂的动词结构。这类成熟的“把”字句共计1569个，占全书的95%，由于它们与现代汉语中的“把”字句用法差别不大，在此就不一一列出。本文最关心的是《醒世姻缘传》中与现代汉语语法结构规范相异的“把”字句，或者可以说现代汉语中已消失的具有近代汉语特点的“把”字句使用习惯。下面本文主要从句法结构的复杂性和语义关系的多样性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把字句句法结构复杂性的探究 把字句结构 例句 计数把+O+V（光杆动词） 那刘夫人狠命把他救治 5把+NP，+句子 把狄希陈的胳膊，寄姐一只手扯着。 15把+NP+插入成分+VP 又将那只死狐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 19把+冗长复杂的宾语+V 人把那见神见鬼,他自己下床来掇银子，搬皮箱，晁夫人祷告许心愿的事，大家都众口一词，学与知道。 17把+非谓语结构 晁凤把那晁源从那侍郎行后，怎么发疟疾，发的怎样见鬼，奶奶差晁书香岸寺请僧保安，撞见梁生、胡旦在寺出家。 9把+O+“象”+O2 那些衙门里的把他倒也不象个犯人。 2把+V 不把放在心上 3否定副词“不”置于“把”后，动词前 你家又把我不当个客待 13把+O+V+O21618从表中可以看到，明末清初时期，虽然历史遗留的“把”字句复杂结构层出涌现，但是“把+O+V+O2”结构占主要地位，使用频率相当高。也正是由于“把”字句被使用的场合过于宽泛，所以在接下来的历史时期，“把”字句经历了一个规范化的限制过程。上表中这些庞杂的“把”字句结构形式在现代汉语中逐渐消失。在由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汉语别的介词被广泛使用，来分担“把”的职能并不断丰富，形成了现代汉语的介词体系，从而使“把”字句在现代汉语里从结构到语义都呈现出一种较简约的面貌。明末清初使用的如“把+ NP”居主语前，否定副词在“把+NP”后，“把”的宾语过长、过于复杂等把字句的结构问题得到清理整顿，真正将“把”字句规范成为稳定的表示处置意义的句式。 （二）把字句的宾语和动词的语义关系多样性探究 研究“把”字句，除了结构类型以外，语义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考察方面。尤其在明末清初，“把”字句宾语同谓语动词的语义关系表现得更多样化。对《醒世姻缘传》全书的考察，统计结果列入下表： “把”字句宾语同谓语动词的语义关系 “把”字含义 计数 例句处置关系 致使 1569 我把金银珠子撒了。工具关系 用、凭借、根据 22 把灰擦黑了脸。方位关系 “在” 22 晁大舍把一本报后边空纸内故意写了个厂卫的假本。施动关系 让、使 88 不幸把个丫头死了。上表所列的例句在句式结构方面均是“把+O+V+其他成分”类型，但是“把”字句宾语同谓语动词的语义关系却表现出多样性。处置关系类“把”字句在此不多做赘述。这里所说的工具关系类“把”字句是指由“把”介引实施动作的工具而成的。“把”字介引动作所凭借的工具、依据等，可以译作“拿、用”等，动词之后一般都带有宾语。方位关系类“把”字句式指句中把表示方位，相当于介词“在”。施动关系类“把”字句的宾语从语意上看不是位于中心的受事，而是动作行为发出者，表示某人某事促使“把”字宾语发出某种动作或处于某种状态。《醒世姻缘传》中，除了致使类“把”字句以外，最常见的就是施动关系类“把”字句。由此可见“把”字句在明末清初时期已经成熟。 三、小结 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文学作品详细考察，我们基本对“把”字使用的历史演变规律有了了解。总结如下：第一，“把”字虚化程度提高。唐以前，“把”字用作动词，使用频率极小。唐以来开始虚化为介词，而且虚化是相当快的。在《五灯会元》中，“把”作为动词占不到35%，这个时期的“把”字句呈现初步成型状态，但表处置的意义还未完全稳定。而到《醒世姻缘传》，“把”字作为介词已得到广泛使用，而“把”作为动词只是偶尔为之了。第二，处置式占有绝对比重。由动词虚化而来的“把”字主要表示处置、致使意义。《醒世姻缘传》中处置式占95%，全书“把”字句形成了向处置式倾斜的格局。现代汉语基本维持了《醒世姻缘传》的格局。第三，“把”字句结构更加复杂，意义更为完善。从《五灯会元》到《醒世姻缘传》，研究的文本跨越百年历史，与之相应的语言文字也跨越了几个时代。关于“把”字句，就结构看，动词使用范围更广泛，动词前后的修饰成分也更多样，句子框架相当完备，句式的变化也越来越呈现丰富多样的特点。就语义关系来看，“把”字句的宾语和动词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致使、工具、方位、施动关系都表现出“把”字句表义类型的多样性，很多都已经延续渗透到现代汉语方言中。 “把”字句作为汉语最为特殊的句式之一，具有深刻历史渊源和独特研究价值，本文将中国历史不同的三个时期的文本材料加以比较分析，探究“把”字句的源流演变规律，希望能为以后的语法研究者提供相关材料，为后人的研究打好坚实的基础。
汉语的魅力 从夏商时期的甲骨文，到秦汉时期的隶书；从魏晋时期的行书，到隋唐时期的楷书。借助这些文字载体，我们时刻感受到汉语五千多年历史的不朽和辉煌。 毫无疑问，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的语言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沧海桑田，汉语为何得以流传？是因为中华民族祈求统一、和平、强大的精神动力使然。五千多年来，无论是改朝换代，还是外族侵略，中华民族始终守护着自己的精神财富，更重要的是守护着自己的文明和灵魂，这是世界上最伟大最长久守护。《世界通史》中说过：如果一个生活在汉朝时期的人在唐朝时期复活的话，他会发现，人们的语言依然不变。如果一个生活在古罗马时期的人在几百年后复活的话，他会听到人们的语言与自己的语言大不相同。汉语的魅力由此略见一斑。 汉语简洁，语言结构简单；记载语言的文字音型结合、易懂易记，因而汉语的特点也得以延伸。汉语中的成语就是典型的例子。成语可以精炼概括一种现象，四字的成语等于用十几字甚至更多字描述出来的一种现象。而近十字的成语，说起来却十分顺口易记易理解。中国古代寓言中，常用成语为标题生动地说明这则寓言蕴含的哲理；而古希腊的寓言，在标题上则是用名词直叙地表白故事的片面。如中国的寓言《亡羊补牢》、《掩耳盗铃》和《伊索寓言》中的《狗和倒影》、《农夫和蛇》。这说明，汉语表面生动形象，实际上它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还有汉语中的俗语、谚语、歇后语十分形象，通俗易懂，上至高官，下至草根百姓，都能使用。俗语、谚语、歇后语的运用，使汉语的表现形式更丰富多彩。 汉语，因为它历史的悠久和使用的人口众多而走向全世界，成了世界地位最高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在世界的许多国家都有说汉语学汉语的人，汉语是沟通中国和世界的桥梁。汉语使中国走向世界；汉语使世界了解中国。每一声问候、每一声祝福都传递着和谐、和平的信息。 汉语，这一种古老的语言，正在向世界散发出青春的魅力。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总的来说，如果是第一次写论文，那么有必要了解一篇成熟的论文是如何选定题目，确定范围，如何征引材料，组织观点的，因此，建议你在确定13个方面究竟哪个适合去写之前，利用图书馆里德中国知网或者万方数据库查阅一下这方面的研究，一来是了解这方面的研究现状，二来是从已经有的论文中学习怎么去写。既然你是第一次写论文，建议你还是选择研究德比较多的方面，这样可以参考借鉴的多一些。具体来看看你的参考选题。1涉及的是网络语言研究，比较热门，如果需要这方面的新词新语材料，我可以给你发武汉大学语情监测中心去年的《中国语情》，你可以从中去选择。但是，网络词语的对外汉语教学应用倒是很新鲜，因为新词新语的教学还很少提及，但是又很有必要，所以价值可观，可以深挖，你可以集中选取一些比较贴近生活、有教学意义的词语来做研究；2是一个很宽泛的论题，研究的也不少，适合做综述性的研究，新意不大；3是一个比较老的话题，相比于你的其他选题，这个与对外汉语结合得也少，可以排除；4就更宽泛了，而且比较理论，容易下手，但是不容易写出东西；5其实是3的一个更小的论题，这类似于“中外颜色词差异研究”之类的，也是文化方面的研究，如果没有文化心理等方面的积累，建议还是不要写，太空泛；6“好”作状语（如黛玉“你好...（狠心）”，作补语“打得好！”，你可以检索一下研究得多不多，看兴趣吧，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汉语语法研究论题；7和5属于一个类型，所以不赘述了；8和3、5也是一个类型，研究的夜比较多，内容也很庞杂，不好做精到深入的研究；9还是一样（你的13个选题中委婉语、礼貌语、称谓语占了5个，这些都属于社会语言学研究的范围）；10的研究也挺多的，我们就曾经以小组讨论形式研究过；11也是文化研究，我曾经写过“薇”的文化研究，这种名物研究也很繁琐，新手不容易动笔；12很考验人的文学功底，如果看的很浅，那么单靠翻书来找例证，来总结观点，绝对会是一件辛苦至极而又收效甚微的体力活；13倒是一句反话，因为传统上都认为汉字在信息化方面，相比于拼音文字有很大的劣势。要是你认为有优势，那么这也绝对要言之有理，如果没有中文信息处理的背景，最好不要空谈。最后，建议你将13个题目分成几类，根据自己的兴趣，参考对各个方面研究现状的考察所得出的研究难度，以及每个题目的成果预期，去选择你想做的吧。第一次写论文，如果思路踢不开，可以先看看网上这方面的论文（选择《语言教学与研究》《世界汉语教学》《语文建设》等核心期刊）。祝你写作顺利！要说参考文献，不过是我的脑子而已。你可以看看我的对外汉语博客
对外汉语教学词汇教学技巧研究论文开题报告
一、课题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一)目的
在对外汉语教学的课堂体系中，词汇教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学生学习和理解课文的前提，是学生掌握和扩大词汇量的重要手段。如何让学生在短短的课堂教学时间里，认识、理解、记忆词语，并最终能熟练运用所学词语进行交际，是每个对外汉语教学老师所关注的问题。
近年来，对外汉语教学界对这类问题已经展开了具体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本人在实习过程中的亲身经历，绝大多数留学生认为，词汇难以理解，不会运用。在课堂讲解词汇的过程中，教师要运用最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语言来解释词汇，同时教师要适当地使用体态语，即便是这样，还有很多汉语学习者理解不了所学的词汇，就不用说是正确运用于句子和篇章当中了。
本文结合目前对外汉语教学界词汇教学方面的科研成果，针对留学生对词汇理解情况，对以往的课堂词汇教学技巧进行综合梳理。目的在于能够对汉语词汇教学方面的问题研究有一个相对清晰的认识，进一步探讨词汇教学的课堂教学技巧与规律，这样便于汉语学习者学习词汇，更好地理解所学词汇，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能更好地为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服务。
(二)意义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汉语热成为全球的普遍现象。目前，国外许多国家设有孔子学院，这预示着汉语正逐渐走向国际。本文结合当前汉语形势，运用正确的方法对对外汉语词汇课堂教学技巧进行综合分析，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几个课堂教学技巧进行综合分析。希望通过本文的综合分析，可以给对外汉语教师提供一些词汇教学的方法，给教师和学生更多的学习空间，旨在帮助外国留学生更好地理解词汇，教师能够用最简单，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所教授的词汇展示给外国留学生。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教师能够更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学生也能够很好地完成学习任务，这样在教与学方面，达到完美的统一。力求为对外汉语词汇教学提供课堂教学技巧方面的参考，能够给以后的教学带来启示。
二、与课题相关的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其前沿水平：
(一)研究现状
对外汉语教学是目前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尽管当前词汇教学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但经过长期探索，词汇教学还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一些科研工作者针对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进行科研研究，例如：李大农(2000)研究了韩国学生有关“文化词”的学习，提出了对韩国人汉语词汇教学应当注意的一个问题，包括：“如何利用‘汉字词’迅速，大量地掌握汉语词汇;指导学生在使用汉语词汇的过程中注意交际场合和语体要求;把词汇教学的重点放在词汇的搭配和应用上”等等;何干俊(2002)就英国国家的留学生的词汇教学问题进行了探讨。
与此同时，针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研究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如陈贤纯(1999)提出了编写集中强化型的词汇教学教材的建议;胡鸿， 褚 佩如(1999)也提出实行集合式词汇教学的方法;刘 珣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简论》中强调汉语词汇教学要掌握每一个词语的具体意义和用法，把词的教学与句子教学相结合，同时注意利用词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在系统中学习词，掌握汉语构词法，重视语素教学，并提出不同的言语技能，对词汇的掌握有不同的要求，要通过加强词汇的重视与复习来减少遗忘。黄振英在《初级阶段汉语词汇教学的几种方法》中总结了演示描述法，联系扩展法，提问讨论法，汉外对应词对比法，词语联系搭配法，总结归纳法七种初级阶段词汇教学的方法，为后来的词汇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是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方面的宝贵财富。
(二)前沿水平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词汇教学正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如何更好地进行词汇教学，对教学工作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杨希贵(2009)认为扩大词汇量是中级阶段留学生汉语学习的主要任务，并强调兼顾词汇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崔永华、杨寄洲(2002)主编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和周健(2004)主编的《汉语教学法研修教程》对词汇、语法等汉语各方面的教学技巧做了较为系统地总结，为对外汉语教师的课堂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前辈们的探索给我们带来很大启示，但词汇研究的现状与它的重要性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关的研究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展开，尚没有达到应有的广度与深度。
对外汉语教学在词汇教学方面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不容回避的。例如：词汇教学从哪儿教起?在教学过程中，如何确定词汇教学的重点?对外汉语教师可以采用哪些手段和方法?怎样才能使学生理解、掌握词语的意义?这些问题都亟待解决，因此，本文选取对外汉语教师和学生都十分关注的课堂词汇教学技巧，作为研究目标，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现状及其特点出发，对外汉语教学中词汇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主要技巧等方面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进行了论述，以期望有助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实践与理论研究，更好地为对外汉语教育事业服务。
三、拟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新颖性：
主要研究问题：
近年来，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研究逐渐成为学者
们关注的目标，词汇教学的重要性引起了广泛的重视。然而，词汇教学研究的现状与它的重要性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介于此种情况，本文主要是通过研读李明的《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习得研究》和崔永华、杨寄洲的《对外汉语课堂教学技巧》，深入研究书中所包含的词汇课堂教学技巧，词汇教学技巧，以及词汇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理念，课堂词汇教学所要达到的教学效果，并对词汇教学过程中要注意的问题进行阐述和解读。同时紧密结合当前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过程中对杨老的词汇教学技巧的应用与发展的实践，希望能够对当下的对外汉语课堂词汇教学有一些借鉴和启示。
说是至关重要的。介于对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本部分着力将理论与本人在实习过程中的授课经验结合起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便达到更好的至关效果。第四部分内容主要为综合以上陈述，对本论文提出的词汇课堂教学技巧及规律做出综合总结，以及写作本论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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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想写什么内容。1.内容涉及面广而且深的话就可以。2.如果内容一般的话，我觉得直接切入比较好。比如选“吉他”，这就是一个外来词，题目就可以拟为“由‘吉他’说起”，然后在文章中由浅而深。
中日外来语比较的论文没有，不过几年前写过一个汉语中外来词的小文章，倒是被人引用得比较多。在论坛里看到谈及（汉）语言纯洁性的话题，所以想随便谈谈目前汉语所使用的外来语问题。在汉语被边缘化、英语被妖魔化的今天，某些人又认为汉语的纯洁性受到了损害，因而倡议要保卫汉语的国粹性，开展一场全球华人的汉语保卫战云云（“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形，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王蒙 2004）。这倒与目前亚洲某些国家因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作祟而产生的所谓“去中国化”的思潮颇为类似，但仅就语言的发展和传承而言，个人认为“语言的纯洁性”这一说法实为伪命题。语言的发展需要借鉴外来语汇，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都没有出现因为借鉴外来语汇而造成本民族语言颠覆的状况。即使在借鉴程度较高的日本，大量的外来语汇涌入，也没有造成日本本民族文化的没落。相反，由于对外来文化的大量引入，日本文化的丰富多彩性反而得到了发展。现代英语词汇为约200万，日常使用词汇则为30万到50万。相比其他的欧洲语言如法语，日常词汇为7万左右。法语在语法上是屈折形语言，也采用26个拉丁字母，同样也是国际通用的语言之一（估计亿人），但为什么会在词汇量上与英语差别这么大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英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语。汉语中的“外来语”一词最初来自日本语的词源研究，其拓展定义为凡无汉语语源关系的且被汉语所借用的词汇单位，叫非汉语语源词汇，即外来语或外来词。非汉语语语源词汇，依据其语源，被分为民族外来语（来自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国际外来语两大类。手里的1990版《汉语外来语辞典》（岑麒祥）共收外来语4207条，多为希腊罗马神话和著名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较重要的外国人名、地名、药品、化学元素、各国货币及物品名称等。如果说这个算比较专门的外来词收录，我也注意到普及型的《现代汉语词典》，据说将增加附录“今年来出现的新词新意”，增收近2000个大量的外来语，如WTO等词甚至保留了西文字母的拼写而非代以汉字的音译。其实也用不着翻词典，随便列举汉语中已有之英语外来词：啤酒、咖啡、巧克力、沙发、扑克、爵士、吉普车、引擎、罗曼蒂克、沙龙、歇斯底里、逻辑、模特……这些词汇已经在汉语当中根深蒂固了，其中不乏妙手天成的翻译，如幽默一词乃出自林语堂先生的手笔。林语堂先生是个人非常佩服的TWO-FISTED（所谓双手开弓是也）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最初都是先有英文版而后有汉语版，如MY COUNTRY，MY PEOPLE（吾国吾民）、MOMENTS IN PEIKING（京华烟云）等作品我建议凡学英文的中国学生都是应该拜读的。如果说汉语中对于国际外来语的吸收主要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当然不应该忽视因宗教而进入汉语的词汇，如菩萨、佛、天堂、地狱、哈麻尼），那么对于民族外来语的吸收则是和汉语的产生就同时出现的现象，到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哪些词属于汉语的本源，哪些词又属于其他民族了。看看现代汉语的语音基础北京方言，如来自于蒙语的“胡同”、来自古波斯语（回方言？）的“猫腻”，来自满语的“坎肩”，数不胜数。也许大家知道如今满天飞的清宫剧里“AMO”、“ENI”、“GE`E”，但估计不知道我们出门坐公车的时候，“（车）站”一词是来自蒙古语中的‘JAM’吧？前几天看关于电视剧《汉武大帝》的汉学研究报道，其中谈到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剑”实际是游牧民族传来的，“剑”这个词本身就是外来语，是“径路”(又作“轻吕”)的合音。“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可能来自伊朗语系或突厥语系。我对伊朗语系的语言没什么了解，但蒙古语里“剑”、“刀”一词发“JIERD”或“ILDE”，似乎可以互为印证。如果要谈汉语中的词源问题，那是肯定说不完。罗嗦了这么多，只是想说说保护汉语的纯洁性其实并无必要。包括对于目前汉语中出现的各种“非规范式”语言，如“……的说”（确属日语外来词），应该持宽容的态度，任其发展，经过时间检验，留与大家取舍。肯定汉语中外来语的存在，承认文化之间的影响，绝非民族虚无主义。尽管在很多时候我都表现为一个（非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教“狂热”分子，但在语言和文化上，还是多点宽容，少点大帽子吧，“打倒XX帝国主义”之类的口号，在脱离了时代背景的时候使用，只感觉有点滑稽。. 最近又看到新闻里浙江某大学某生论证宁波方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可能性，说已经找到宁波方言里与达斡尔、蒙古语等语音相近的词数十个云云。由此推断，脑壳发烧的同志看看我上文举的不止数十个的汉语外来词例子，大概也可以得出汉语也属于印欧语系的臆断了。何况语系这种东西，就算是专业人士也说不大清楚。新X方掏钱做的一期电视节目，某老师随口说汉语和日语是一个语系。我想对于这种有争议问题，我是肯定不敢在电视上胡说八道的。如果单凭日文里对汉字的借用就说它们是同一语系，那么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使用罗马注音字母书写，估计是不能算阿尔泰语系了……最权威的中国语言学著作认识到汉语是一个语族，而不是一个单独的语言。被广泛接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第523页b栏的表述是：“汉语在语言系属分类中相当于一个语族地位。”在上位分类中，历史语言学家一致认为汉语与藏-缅语有明显的联系。因此，藏-缅语和汉语共同组成一个独立的语系即汉-藏语系。为了保持术语学和分类学上的一贯性，“汉语”一词在英语中最好表示成“Sinitic”(Sino→Sinitic)。像其他语族一样，汉语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在其漫长的历史中，汉语与印-欧语、南岛语、南亚语、藏-缅语、突厥语、通古斯语、蒙古语和其他语言发生了相互影响。汉语和与汉语有接触的诸语言以及语族的联系的性质，尚有待更充分研究和确定。
1.论文选题可以。2.建议多方面收集论文素材：外来词的来源、分类等。（这个工作一定要作，而且要作好！）3.切题要小，扣题要准，见解要深，论据要给力。
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学术界也在争论。明治维新的68年而我国洋务运动是61年，早在日本的学术语言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就一批接触并且精通西学的人对国外的一些理论和学术性文章进行翻译，比如徐启光和李之藻，还有一些外籍传教士，都利用中国原有文字进行了翻译，其中大部分传到了日本，日本很多学术用语也沿用了他们的翻译，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日语源的词条700-800条，日语外来语词典中汉语源词超过万条。
没有那么多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这是许多网友纠结的问题。这并不是像日本人所说的因为“中国人自卑”，而是日本人自卑。他们拿不出什么来说事，只能纠缠于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加之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学者或公众人物，推波助澜，一次次污蔑中国人民“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汉语中有多少日语外来词，张嘴胡说八道。对此，有网友曾经作了个生动的比喻：“别人借给某人1000元钱，该人还了10元钱，还说离开了这10元钱，别人没法活了。”确实是这样，日本人还拼命证明这“10元钱”是他挣来的，不是中国人借给他的，所以离开了那“10元钱”，就没法活了。但是，“离开了那‘10元钱’”和“别人就没法活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日本人这样的心态，用我们上海话说，就是“穷瘪三没钱还惯派头（装阔）［1］”，是自卑的表现。日本人没知识没头脑，难道咱们那些学者或公众人物，甚至教授，也同样没知识没头脑？可他们还自诩“有文化”、“有知识”、“有头脑”，道貌岸然、喋喋不休地“教育”别人。常言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问题，本来应该是个很平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据1984年出版《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外来词共878个，不足收录的汉语外来语的；［2］而汉字汉词在日本被广泛采用，“从《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文，到《康熙字典》的四万九千多字，几乎全部行用于日本。近年诸桥辙次博士作《大汉和辞典》共四万九千多字，五十二万余语汇。新村出作《新苑》附日本国字表，就是日本人自造、中国没有的汉字，通共才一百三十四字，占日本所用汉字的百分之零点二”。［3］这里的反差是十分巨大的。可不知为什么，1998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学》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文章，轻率的断言：“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4］该文后来被广泛的转载引用，意思也被无限放大了，被夸大到了“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5］从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还有人夸张到了“现代汉语70%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现在中国人说话、写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来语。”又扩大到了整个语言领域。王彬彬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被无限放大了。2013年8月9日，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电视台“晓说”节目中称：“大家只要看到双字词，基本上就从日本引进的。所以今天的现代汉语大家用的，有大量的词，超过一半双字词，都是日本引进的。”这纯粹是没有常识的胡说八道了。我们且不说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的外来词，绝大多数是双字词，日语外来词不足，仅从日本人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看，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超过日语外来词。［6］那么如果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已经超过了一半，英语外来词又超过日语外来词，这个算术就无法算了。况且，汉语中还有其它外来词，如俄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的等等，算下来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了。如果不是脑袋被枪打过了的，即使是个小学生，都会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算怎么回事呢？请高晓松解释解释。其实根本就不必去纠结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从上面可以看到，日语中采用的汉字汉词远远大于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离开了汉字汉词，日本人根本就无法说话，也根本无法成文，那些“松下”、“山里”、“田里”、“井边”、“河边”的姓名都无法取了，日本人只能编号了，就连“日本国”这国名也只能“唵嘛呢叭咪吽”［7］了！对于汉语中那么区区几个日语外来词，在数量上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概率学认为，小于5%的事件为小概率事件，一般可以忽略，而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照最近新加坡学者和日本人所说的有2000个，也不足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不少所谓“日语外来词”，可以用汉语固有词汇替代，更何况汉语词汇一词多义，根本就不足以影响汉语的使用。可偏偏有那么些人拿这来说事，还在那里“头皮发麻”、“毛骨悚然”。那咱就来探讨一下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是不是离开了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以正本清源。否则，我们把先人创造的词汇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必须先说明的是，有些学者的论文以某句句子来考察日语外来词所占的比重，是不科学的。我们可以将所有现在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组成一句句子，那占有量就是100%；我们也可以完全回避所谓的“日语外来词”组成一句句子，比如“你吃饭了吗？”，那占有量就是0。同样，用我们年轻时期电视上日剧较多，常常使用日剧中的词语，来说明日剧几乎不存在的今天，日词“易受到青年人的青睐”、“更有市场”，也是不恰当的。汉语中究竟有多少个日语外来词（日语借词）？据《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词语共878个，其中包括了“奥巴桑”（老太太）、“吉地”（木屐）、“加答儿”（粘膜炎）、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等等汉语并不使用的词汇［8］。而日本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共收集到844条日语借词词汇［9］，并非像网络上所说的“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而且不少词源自中国古汉语，《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94条日语外来词源自于中国古汉语［10］，并非完全是日本人的创作。更有不少是明清以后由中国输入日本的，被误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沈国威教授在《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中承认，据日本学者近年研究，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语外来词中，有44条词汇是明清以后的汉译西书中曾频繁使用过的。根据其考证，还有43条词汇（其中15条重复），也曾在《英华大词典》中出现过［11］，完全是由中国输入日本的。沈国威认为，据他整理，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在1600条左右［12］。但他并没有公布这1600条左右的日语借词。不知是否包括了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使用的词汇。另外，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在他的《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中也提到了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等11个词是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其中7个与沈国威的重复。［13］而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在他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收录了19世纪中国书刊上所发现的新词500条，其中另有48个被认为是从中国进入日本的新词。［14］因此，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24个词不应该被认为是汉语的日语外来词。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还会有更多的被误认为日语外来词的词汇被确定为汉语词汇。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梁启超先生等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词汇，如“化学”、“物理”、“银行”、“资本”、“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等等，现在经学者研究，都是日本从中国引入的新词（不是中国古典词语）。书上引用梁启超先生对新词的注释及若虚在《评中国著译界》中所言：“翻开新书一看，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这只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新词不了解，误以为是日语外来词了，并不能说明这些词真的不是中国的。再有，如“主人翁”一词，［15］中国古代就有了，唐代刘禹锡的《纥那曲词》就有：“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清代采蘅子的《虫鸣漫录》中有：“成婚三日，壻竟执簿入肆，按籍而稽，居然自作主人翁矣。”这里词义并没有变化，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将“主人翁”改为了“主人公”，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都是中国固有词汇原有的含义，而军事、法则、关系、刑法、交流、供给、消化、相对等，都是中国古语，只是日本人将意思略加变化。郑奠也在《中国语文》总68期上撰文，指出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把“权利”、“文法”、“历史”、“伦理”、“心理”、“积极”诸词误认成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了。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了这些，还包括“化学”一词。［16］因此，这30个词应该从日语外来词中除去。豆丁网上有篇厦门大学顾江萍同学的博士论文《汉语中日语借词研究》，该文通过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初期的汉语词典的筛选甄别，对过去政文、奏章、散文、笔记等原始文献的耙梳整理，并阅读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刊、书籍进行收集这四条途径，收集到不重复日语借词共2250条。从该论文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仅占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4%，并非现代汉语中70%都是日本外来词，“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必须说明的是，顾江萍的论文中并没有将《汉语外来语词典》中那些现在根本不用的日本外来词剔除，而且还将1915年版《辞源》等中的“八线”、“保佐人”、“并等”、“并制”、“不都合”［17］等现代汉语中根本不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连1984年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都舍弃不用的词条，都算在她收集到的2250条日语借词中去了。可以说顾江萍同学从近代汉语的犄角旮旯中将曾经出现过，现在根本不用的词汇都已收录在囊中了，应该是十分全面完整的。沈国威教授在其《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用》中查实，1915年版的《辞源》和1931年版的《辞源》续编中共有336条日源词和33条日本参照词（包括了“并等”、“并制”、“不都合”等词汇），［18］可保留到现在的仅剩65条，占。看来顾江萍同学确实是将现在不用的许多词也算在日语借词中了。而且，在65条词条中，沈国威教授仍保留了代用教员（代课教师）、代用学校、支店（分号、分店）、膵（胰）等现在也已不用的词。还有，“算术”一词应该不能算日源词，中国古代就有“九章算术”，“算术”一词的意思并没有变；“味素”和“探检”也应该去掉，现在汉语中是“味精”和“探险”。那么从《辞源》来看，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汉语中的日源词下降了约85%，中国人不仅没有不能说话、写作，而且说话更流畅、写作也更便利，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连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了日本，这样的事实不就是给那些“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谎言者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吗？！对于这2250条日语借词，顾江萍的博士论文按“日常生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来统计，三类各有词语879、1022、349条。再按23个具体学科来划分，数量最多的学科是经济、法律、医学，分别达到311条、129条、124条。［19］我查阅了1994年9月出版的、由梁小民等主编的《经济学大辞典》，共收录了名词、术语4288条词目。如果按顾江萍统计，那么在经济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咱且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仅占。即使把顾江萍同学统计的1022条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全算在经济学头上，也仅占。而那套《社会科学系列大词典》计划出版10种之多，且不包括哲学。1022条“社会科学”的日语外来词，还不足汉语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3%，远远达不到王彬彬教授所说的70%。看来1998年王彬彬教授在《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中，将事实大大地夸大了。是不是“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呢？我手头有本1996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共收录名词8264条。那么仅仅《物理学》一个科目，“自然科学”的349条日语外来词，也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只占物理学名词的，更不要说整个“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畴的标准科学名词（非正规和同义词咱就不算了），足有数十万条，区区349条日语外来词，更是不足1‰，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说“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这样的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是哪个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的？他能算“语言学家”吗？！现代汉语中真有70%以上的日语外来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汉语中还有大量的其它外来词，数量远远超过了日语外来词。苏州大学曹炜教授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认为：“世界各国的语言中数英语的开放程度最高，直接或间接吸收的外来词为世界各国语言之最，即便如此，英语词汇中也有将近一半是本民族传承词；汉语的开放程度与英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难道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的汉语发展到了现代，竟然是以直接或间接吸收外来词得以形成眼前的状态的，这着实让人难以认同。”［20］胡裕树在其《现代汉语》中也认为：“在吸收外来词方面，由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和结构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借用的外来词在汉语中的比重较小。”［21］至于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所说的：“在汉语和日语的融合过程中，现代汉语就吸收了许许多多日语的词汇成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成分。”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就已经提出批评：“研究现代汉语的一些学者，他们一味的强调后面这段过程，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他们以为是借自日本的。而事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才又回到了中国。”［22］况且，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只列举了450个“日语外来词”［23］，并非真正“许许多多”。有人会说现代汉语中有70%的日语外来词，是指汉语中的常用词，指汉语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70%是日语外来词。关于这，曹炜教授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根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制定的《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确定的3051个常用词研究查实，现代汉语的3051个最常见的词汇中的1011个甲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83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187个，占；而1968个乙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146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506个，占；还有72个词《汉语大词典》未予收录。［24］总计这2979个最常见的词汇中只有不足31%的词汇首次出现在清代及以后，才有可能是日语外来语，当然也可能是其它外来语或中国人自创的新词，而本民族传承词占69%强。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近70%的词汇是汉语固有词汇。那么，所谓的我们在写作时“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的说法，便无法成立了。有人认为，由“～化、反～、～主义、泛～、～作用、～式、～炎、～社会、～法、～性、～的、～物语、～界、～问题、～型、～时代、～率、～腺、超～、～阶级、～感、～论、～线、～学、～点、～观”这26个词构成的新词，应该算日语外来词，［25］最近有人提出由～屋、～族等构成的新词，也应该算日语外来词，这样算下来，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有“许许多多”了。但这样的理由是说不通的。我在“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谬论”一文中就举了“哲学”这词的例子，该词显然是用有“睿智”之义的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词，而“学”这个词尾在中国古代就常常用来与其它的词组合构成学科名称，如“玄学”、“理学”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创作了诸如“数学”、“化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名称，并为日本人所采用。如果按照上述观点，那么日本人用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学科名称——“哲学”，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而不是中国引进的日语词汇。非但如此，凡是日本人以词尾“学”构成的新的学科名称，如美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可持上述观点的却把“哲学”等又归结为日本外来词，这就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我再举个例子，如现在中国流行的新词——“科学发展观”，按照上面的观点，应该算是从日语中借来的词。但事实上日语中压根就没这个词，又怎么去借呢？难道咱胡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用了日本人的观点、借了日语外来词？笑话！这样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况且，像“～的”、“～学”、“～界”、“～论”等，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这样的用法，怎么能算日本人的呢？！《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的”都是日语外来词？开玩笑吧！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中的“黄洋界”是不是也算日语外来词呢？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天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张仲景的“伤寒论”、三国时期杨泉的“物理论”等等，都是日语外来词？那时候日本连字都没有，哪来什么“日语外来词”呢？瞎扯淡！太厚颜无耻了吧！应该是像“哲学”、“美学”、“积极的”、“消极的”等等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都算作汉语固有词汇才对。而那些鼓吹“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又不承认这点，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么的自相矛盾。用上述“构词法”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十分不妥的。因为这“构词法”是汉语固有的，而不是日语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符合汉语构词法，所以无法分辨它究竟是汉语词汇，还是日语词汇；而那些不符合汉语构词法，一看就知道是日语词汇的词，都被淘汰了。如果用“构词法”来认定，那么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应该是汉语词汇了。纠正高晓松的一个错误，“警察”一词出自《金史》，［26］并非日本人创造的，日本人只不过把“警察”这词用在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特殊人群的名称上了。“～屋”的用法中国过去就有，如著名的“三味书屋”，其横匾还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书写的，不可能受日本的影响。这里的“屋”是指“空间较小的特定场所”。无论是日本的“花屋”、“本屋”，还是中国的“咖啡屋”、“西饼屋”等，还是这个意思，并非“店铺”的意思，［27］所以，以“～屋”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不能成立的，否则“三味书屋”也成“日语外来词”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OttoJespersen）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许多语言混杂当中各种各样的成分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且可以分开的，就好象是一副扑克牌还能挑出红桃、黑桃等一样；但在英语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情况下，我们却有一种更微妙的、更密切的混杂，很像把一块糖放在一杯茶中，几分钟以后，就很难说哪是茶、哪是糖了。”［28］汉语和日语外来词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这些词汇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真正要说清楚哪些是汉语词汇、哪些是日语外来词，是十分困难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机关”这词，有几个意思：1.整个机械的关键部分；2.用机械控制的：机关布景；3.办理事务的部门；4.周密而巧妙的计谋。在这四个意思中，只有3.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义）”，其余3个都是汉语固有词汇的意思，那么把“机关”这个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把其余3个汉语固有词汇意思的词全混淆成“日语外来词”了。又如“关系”这词，1.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2.人和人或人和事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3.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4.泛指原因、条件等；5.表明有某种组织关系的证件；6.关联；牵涉。这6个意思中，仅1.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其余都是汉语词汇的意思，但仍认为“关系”这词是“日语外来词”。算术上有个“四舍五入”，民主上还讲个“少数服从多数”，咋日本人的一个扩展用法，把汉语词汇自身的几个用法全盖过了，汉语固有词汇就变成“日语外来词”了呢？有人会说词语就是这样的，但我有反例。比如“简单”一词，不是汉语固有词汇，应该算所谓的“日语外来词”吧。汉语中“简单”一词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草率；而日语只有1.这一个意思。那么“简单”这词被用到汉语中后，又扩展了二个意思，按照上面“机关”这词的理由，“简单”应该算作汉语词汇，咋还是“日语外来词”呢？有些汉语固有词汇到了日本，如革命、共和、经济、社会等，词义发生了变化，回到中国变成了“日语外来词”。但一些日语词汇来到中国，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却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比如“取缔”，日语的意思为“管束、监督、管理”，而汉语的意思为“明令取消或禁止”，意思完全不同，但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又如“劳动者”，是日本人用汉语词汇“劳动”和“者”组合成的一个新词，意思为“工人”；但现在汉语中“劳动者”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涵义比日语广泛得多，但也还是“日语外来词”，等等，反正有人说“是”就是“是”，没有任何规矩。关于“共和”一词，对译英语的“republic”，一般认为始见于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29］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有“共和政治”一词；而中国首先使用“共和”一词的为章太炎，于1903年。但我发现，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30］这里的“共和”应该对应“republic”，不但早于章太炎的1903年，也早于日本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应为首先使用。由于黄遵宪1877年任中国驻日参赞官，与日本脱不了干系，所以无法确认是他首先使用了“共和”一词的新概念。一般认为，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著作，才将“日语外来词”带入汉语之中的。中国首先翻译日本书籍为1899年樊炳清翻译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樊炳清不是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本书籍则是20世纪后的事了，“在1902-1903年间，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31］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在19世纪出现的新词并不是日语外来词，而日本在19世纪将大量中国翻译西方著作的书籍运回日本，日本翻译西方著作应受中国的影响。但是，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9年）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中出现的新词仍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理由是他们的文章介绍日本，所以他们使用的新词“肯定”受日本影响但为什么日本运回了那么多中国翻译的书籍，他们创造的新词就不受中国的影响呢？！道理讲不通吧！总而言之，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把汉语词汇算作他们的，而中国人则把汉语词汇往外推，恨不得把所有的现代汉语词汇都算作日本的，于是乎，王彬彬、高晓松等人就有了“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一说。转载之天涯，
汉语外来语研究的成果有：高明凯/刘正啖《现代汉语外来语研究》（1958年），高明凯/刘正啖/史有为《汉语外来语词典》（1984年），史有为《外来语词典》（2000年），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语》（1991年），王立达《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1958年），李乐毅《现代汉语外来语的统一问题》（1990年），吴礼权《汉语外来词音译的特点及其文化心态探究》（1994年），史有为《外来词：两种文化的融合》（1991年）等。日语外来语的研究成果有：模垣実《日本の外来语の研究》，石野博史《现代外来语考》，荒川物兵卫《外来语概说》?《外来语辞典》，《言语2特集?外来语の研究》大修馆书店〔1978年〕，香坂顺一《外来语の问题》，岩渊悦太郎《外来语》，张禄贤《新时代日语外来语词典》，高晓华《外来语概说》，杨惠媛《从外来语看日本文化的西方崇拜与虚荣心》，张丽颖《外来语对未来日语的影响》，孙艳华《现代日本社会中外来语的使用实态》，陆松龄《日语外来语的规律》，李视歧《日语外来语》，李视歧《日语外来语精义》等。
我就呵呵了，不知道这是谁放的狗屁，对待一个如此不知廉耻的民族，请允许我的不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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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在发展过程 中吸纳了众 多的汉语借词。随着中国在 国际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汉语借词最终可能会发展成为中国英语词汇部分。中国英语是成长于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用来交流的，以规范英语为核心的英语变体，它受中国文化和汉语思维的影响。中国英语在诸 多层面有着 自身特点，本文在各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思考与总结，从中国英语的存在依据、概念界定、语言特征和发展前景四个角度作了分析。 第一位给中国英语下定义的人是汪榕培。1991年 ，他在《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一文中把中国英语界定为“中国人在 中国本 土使用 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 国特色 的英语”。1993年 ，李文中在《中国英语 和中国式英语》一文 中对 中国英语作 出了新的界定。他认为 ，以往把中国英语理解为英语中表达中国特有事物 的词汇，“虽然道 出了中国英语的主要构成 ，但未免太狭窄”，而汪榕培对 中国英语的定义 “虽 更严 谨和富于概括性，却嫌粗泛”。 1995年，张培成 和谢子君两位 学者先后撰文 ，对 中国英语发出了冷静 的质疑。张培成认 为：汪文与李文“在看待 中国英语的问题上 皆忽视 了一个重要方面——使用 目的与国别变体的关 系，因而导致 了结论上的某些缺 陷”。张文指 出，中国英语不是一种已经制度化的“国别变体”，而是“作为外语 的变体或“使用型变体 ”(performance variety)。 毕业论文网.不久 ，贾冠杰和向明友 (1997：11)也给中国英语下 了一个定义 ：中国英语是“操汉语 的人们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无法避免或有益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中国特色的英语变体 ”。显然 ，这个定 义是对 汪榕 培的中国英语定义的修订，虽然将之扩展到 “操 汉语的人们使用的”范畴 ，但仍有遗漏之处。中国英语的中国特点可视为中华民族特有文化和思维方式在英语使用中的反映。但是，某种思维方式可以脱离原来的语言载体而沉积下来，影 响一个人对其他语言的使用。拿美国的华裔作家为例，他们的作品有一股明显的“中国味”，其实他们 中很多人根本不懂汉语。因此，将 中国语言理解为“操 汉语的人们使用 的”语言变体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看来 ，任何定义从不同角度去审视，都有值得商榷 的地方 ，对 中国英语我们虽不能确切地下定义，但可以认识它的几方面特征：首先，它必须符合英语的一般语法规则并且能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所理解和接受 ；其次 ，它传达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再次，在国际交流交往中，用于表达富有中国特色特征的事物 ；最后，它具有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等语言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