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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迁碑》的用笔以方笔为主，但也参以圆笔，笔画严谨丰腴而不平板，雄强拙厚而不僵笨，线条挺直中有俯仰变化；结构方正严整、端正朴茂，寓平于险，外敛内张；字形大小不拘一格，方扁一任自然；整体布局上下呼应，左右连贯。全碑气息宽博宏大，堪称汉碑中的上品，古今书家对此碑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碑十二字似篆若隶的碑额，这些字笔画上紧下密，以至相互穿插连接在一起，用笔既有篆书的圆转，又有隶书的方折，极为灵动飘逸，结构宽扁，自然天成，为研究汉篆的上佳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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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当代中小学书法教育概述
自古以来，汉字的认知与书写教育便一直是学子们的必修课程，在《周礼》《说文解字叙》《唐六典》中，对此相关内容俱有记载。强调以字书与正体学习为主，尊崇规范、齐整、美观是官方书法教育的基本理念。清季，受西化影响而产生的新学制得到了行政机关的大力推行。1902年以后，从清行政机关陆续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
中可以看到，学习书法已被纳入到了“小学堂”?的教育之中。例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颁布的《钦定小学堂章程》第二章《功课教法》提到，高等小学堂第二年便有“习字”课程，内容包括“楷书、行书，兼习小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颁布的《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第二章《学科程度及编制章》明确要求，高等小学堂学生必须“习楷书，学官话”，教学内容系于“中国文学”科内。民国时期，革故鼎新，吸收西方的制度与理念成为一时的潮流。在这个大环境下，初等教育体制出现了全新的局面，书法教育也被更广泛地纳入到了新式学校中去，民国行政机关教育部对于书法教育的具体内容及目标均有详细的规定。比如，1913年教育部一出台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将书法课的教学目标设定为“日用文字及普通文之书法”，明确提出“书法教学是‘国语’教学的一部分”，“书法所用字体为楷书及行书”。在中学阶段，书法教学亦被纳入国文课中。1929年和1932年，教育部两次改定初中课程标准，其对于书法教育的具体要求是“书法指导：课内略微说明用笔、结体及书法源流大意等，课外及假期中临摹大小字，先求整洁，次及美观，笔记与作文簿均需缮写整齐，并制止使用破体字，随时予以考证指导”。从目前可见的大量资料来看，民国行政机关教育部无论从宏观的学制布局，还是微观的教学内容安排，均对中小学书法课程作了详细而全面的规划。只是可惜在政局动荡、国运危殆的年月里，这些规划很难实施下去罢了。其基本方思路还是延续了古代书学教育的理念，即书法课的基本定位为规范汉字的美化书写，教育目标也主要是为了致用于世。需要说明的是，从现有资料看，民国时期的中小学书法课并没有在“艺术性”方面有过多的要求，“整洁”与“美观”是其教育的主旨。
因此，让孩子们从小把字写好很重要。”这一指示得到了教育部的部分落实，为此教育部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小学生写字训练的通知》。《通知》下发以后，一些地区对写字课的训练是有所加强的。但是由于当时国内经济尚处于复苏发展时期，各地的文化教育基础也是良莠不齐，再加上教育行政部门缺乏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持。因此总体而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全国中小学书法教育的状况并不乐观，其破冰之旅直到新世纪初方才起航。
二、教育部新政的出台
经济的繁荣是文化教育发展的重要前提。21世纪初，教育部没有正式发文之前，在广东、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书法课已经悄然得到局部普及与推广。地方成功的先行举措得到了越来越多高层人士对书法教育的关注与认可。2009年以后，在全国政协会议上，苏士澍、吴为山等委员数次对“加强中小学书法教育”问题提出了强烈的呼吁。地方的试点与委员的议案最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极大重视，在2011年的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贾庆林明确指出了大力发展“中小学书法艺术教育”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此后，教育部发布了一系列的指导性文件，更是将中央领导的指示落到了实处。2011年8月，教育部正式向全国下发了《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要求在小学三至六年级的课程中，每周安排一课时书法课。与此《意见》相配套，2012年初，教育部出台了修订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简称《新课标》）。为了对《新课标》中有关书法的内容作出详细的说明，中国教育学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还专门组织专家讨论并编写了《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简称《指导纲要》）。2013年1月，教育部正式发布了这一《指导纲要》。《指导纲要》对于当前全国中小学书法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纲领明确阐释了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基本理念、目标与内容，以及实施建议与要求，并对书法课上的法书范本作了细致的规定。仔细解读《指导纲要》，可见贯穿其中的四条基本教育理念：即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根基是汉字素质教育、强化书法的传统文化内涵、重视汉字书写的共性美，以及积极引导学生去体验书法美。这四条理念我们今后中小学书法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理论支撑。
三、目前中小学书法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教育部系列文件下达之后，各地中小学在现有基础之上，大多设聘了专任书法教师，并开设了书法课。和前二十年相比，全国中小学书法教育的整体氛围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变化，关注并重视书法课的风气已经在全国普及开来。于此同时，全国近百家出版社也在“政策蛋糕”的吸引下，开展了中小学书法教材的编写工作。如此超大规模的教材编写，恐怕在中小学书法教育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通过较为广泛的调研，我们认为当前的中小学书法教育由于尚处于磨合研讨阶段，因而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客观存在着一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必对将来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硬件的角度来看，问题集中在师资、学习场地、学习材料等方面，其中师资的问题最为突出。
我们发现在文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师资的达标率(在岗人数与技术水准）较高，而经济欠发达、文化底蕴相对薄弱的地区，书法教师的达标率则较低。
为此，各地教育部门除了人员编制的扶持外，一些高等院校还纷纷承担起培养中小学师资的重任。
例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小学书法教育研究中心自2012年起，便开展了一系列的中小学书法教师的培训工作。经过多期的课堂教学、技术训练与理论研讨，数百位书法教师的专业素质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此外，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书法系、中央美术学院书法系等高校院系也有相应的举措，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客观而言，由于教育部政策下达的急迫而带来的人才培养与需求的不对等性，中小学书法教师的缺口将在近几年内一直存在，该问题也亟需得到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书法专业院系的重点关注。
和硬件相比，中小学书法教育中的软件问题更为突出，这些问题涉及教育理念、目标、途径、方法等诸方面，从一定角度来讲，倘若软件问题解决不好，中小学书法发展前景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在认识层面，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书法课的定位。要做好教育工作，首先要解决目标定位的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教育的目标与出口又在哪里等都需细致思考。从《指导纲要》的精神看，书法课与语文课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联系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识字与书写的紧密联系。在古代，文字的“识”“书”教育是完整的。但在今天，由于现实环境中各种外因的影响，“识”与“书”这种原本很紧密的关系被割裂了。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就常会发现当前的语文识字教育与传统书法之间的不少尴尬——笔顺的问题就很有代表性。目前公布的汉字笔顺基本规则是“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外到内”“先里头后封口”和“先中间后两边”，这一顺序的确立主要根源于汉字传统的书写方式，另一方面则与新中国成立后几次公布的简化字方案有关。由于文化传承的原因，书法创作中的绝大多数笔顺是与规范汉字相一致，但还有一些特例。比如“左”与“右”字，规范汉字是先横后撇，而在书法创作中，“左”是先横后撇，而“右”则是先撇后横；又如“方”字，规范汉字的末笔是横折钩，而书法则是一撇；再像“成”字，规范汉字起笔为横，而书法则是撇画。以上所举的还是楷书，如到行草书，笔顺的情况就更加复杂。在一些笔顺上，规范汉字与书法创作之所以会不一致，原因有二。其一，在书法创作中，古文字的传统精神还是得到了较好的保留，而规范汉字在这方面则要少了许多；其二，在书法创作中，艺术性是书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因此在遵循汉字共性美（匀称和谐）的基础上，书家会力求展现汉字书写的独特美感。基于此，书法作品在笔顺、笔形、笔势、部件诸方面都会与规范汉字有一定的不同。以部件为例，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中有个“泉”字，该字“白”部（在古文字中像岩石的形状）中一横，和左右两竖都挨不上，是孤零零的一个短横。这样的写法如果在出现在语文生字课上，那绝对是错字。汉字的艺术性处理只是“识”“书”联袂过程中的一个问题，而在书法作品中的众多异体字更是在讲究规范的语文课堂亟需规避的。文字异体对于我们研究汉字与进行书法创作是非常好的材料，但对于中小学（尤其是小学）书法教学而言，却未必是一件好事。在调研中，我们常会听到书法教师们的“抱怨”为什么“墓”字下面非要加上一个点？尽管在教材上已经对此做了“释字”说明，但如果学生在课堂上询问“加点”的问题，又需费多少口舌才能说清楚。还有一些书法教师（主要是语文教师兼任）向我们反映：上午语文课刚刚给学生讲了生字的规范写法，而下午的书法课上却出现了“尴尬”的例字，这实在是件棘手的事情。
这些“尴尬”其实完全可以从教育定位上加以规避。书法课（尤其是小学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辅助和服务于语文教学。通过教学，学生能够书写出规范而有美感的汉字，这才是教学的主要任务。
所以，我们并不提倡在书法课上过度夸大汉字书写的艺术性与个性特色，这一点也与《指导纲要》的精神相违背。基于此，我们在编写书法教材，或是讲解古代法帖例字的时候，也务须紧紧围绕着教育部颁发的《新课标》中的《识字、写字教学基本字表》和《常用字表》去入手。对于古代法帖中出现的大量异体字，建议在教学时最好慎用。但是，书法课也绝不等同于语文写字课。中小学书法课的教学目标是在强调汉字规范书写的基础上，兼顾汉字书写的艺术性。如果书法教师仅仅知道了规范与死板的美观，而对于汉字书写中的艺术性没有了解的话，那他的书法课一定不能达到规范与艺术兼顾的教学目标——上述笔顺以及“泉”字等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第二，强化范本的共性美。《指导纲要》明确提到了“适度融入书法审美”的要求，什么是“适度”？质言之，就是书法美的共性与个性问题。在《新课标》中，也曾提到了有关培养学生汉字修养的问题，其要求“初步让学生感受汉字的形体美”。
结合这两个文件可以清晰地看到教育部对于汉字书写美教育的一个思路：从初步的汉字形体美到书法艺术的共性美，再到书法艺术的'高级审美（个性神采）。但在实际操作层面，不管是教材编写还是具体的教学中，我们都会发现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对于汉字基本知识的了解实在需要加强。文字素养是语文修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代太学中，学生们仔细研习古籍经典之前，《说文》的基础是一定要打好的。研习《说文》，可以使学生了解汉字的形、音、义之美，进而有益于其进一步理解与研究文献。但在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中，由于减负等原因，有关传统文字的不少知识已经不在语文课的讲授之列，绝大多数的中小学生对于汉字形体的“六书”常识，不甚明了，对于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与形态，也是知之甚少。由于缺乏了这类基本的文字常识，我们的学生自然不能准确地了解汉字的形体美，进言之，又如何让他们去理解和表现书法艺术美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寸”在“六书”中是一个指事字，作为指事符号的短线表示右手腕关节的位置，这个指事符号在隶书与楷书中变成了点画，但其位置依然要对着横竖相交之处，这才是“汉字的形体美”。
如果学生没有“六书”的知识，恐怕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放置这一点画的意义。因此，我们建议在书法课教学内容中应该适度融入汉字基本知识的讲解。
其二，对于书法共性美的重视与认识还远远不够。《指导纲要》推荐了13件临摹的范本和30件欣赏的作品，其目的非常清楚，临摹范本强调的是书法共性美的重点学习，而欣赏作品则为了学生提供了书法个性美的体验。但我们仔细思考一下，《指导纲要》中提供的这13件临摹的范本，其实还是有可增减的余地，个别范本的个性特征还太鲜明，而一些颇具共性美特点的法书则没有列上（如颜真卿的《郭虚己墓志》等）。在书法课上，学生需要掌握的是书法的共性美，我们并不期望每一个学生将来都成为书法家，但一定要让他们知道汉字书写的基本的美感。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教材的编写，还是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对这种共性美的认识与重视是远远不够的。以教材为例，我们都知道系统性和科学性是编写教材必需遵循的原则，它们分指这门学问的共通性与严密性。但是现在许多的中小学书法教材，或多或少地都存在着选取范本的共性典范不够、体例不尽一致、编写用语缺乏科学性等问题。教材尚且是如此，我们的基层教学情况就更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们建议在后续推出的教材或是教师用书中，一定要有一本类似“汉字书写基本原理”这方面的书。有了这样的教材，教师和学生才会扎实而全面地了解汉字书写的基本美感。
第三，从文化的角度阐释书法的个性美。书法的个性美是共性美的艺术升华，也最能展现书法艺术的多彩魅力，因此《指导纲要》推荐了不少作品让学生去欣赏，其目的就是为了增强学生对于书法艺术美的审美体验，进而使得学生深入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编写教材与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们为学生讲析这些作品一定不要专就笔画、结构去就事论事。倘若斤斤于此，对于缺乏书法艺术实践的中小学生而言，实在是一件费解的事情。在调研中，我们就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有位教师为学生分析《张迁碑》的艺术美，他讲解得十分仔细，比如方笔、拙朴等。这些概念如果是高校书法专业的学生来听一定可以马上理解，但是坐在课堂下的中学生们肯定是一头雾水，他们根本不理解方笔到底好在哪里，拙朴又是什么。教师与学生之间沟通的障碍在哪里？其实就是一个专业知识的背景差异。因此，我们主张要使中小学生理解书法的个性美，一定要从文化背景的阐释入手，要让学生知道正是由于文化因素的影响，才形成了书法艺术丰富多彩的个性美。这样的教学是一举两得的，既可以解决学生书法美的欣赏问题，又能够丰富他们的传统文化修养。
四、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基本模式
根据《指导纲要》的精神，并结合实际调研的成果，我们对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基本模式有如下规划。在一、二年级阶段，由于学生认知水平与生理结构的限制，因此书法课应该与语文课（可由语文教师兼任）密切挂钩，用硬笔书写规范而美观的汉字是书法课的主要任务。书法课的范字可以采用方正字库的方正楷体GBK。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把教学的重点放在汉字结构的美观上，可以采用启功先生“黄金结字律”的原理去讲解例字，并初步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书写能力。在作业方面，教师可以结合语文课文中出现的成语，让学生用硬笔书法加以书写。此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一、二年级与三、四年级的过渡与衔接问题。由于从三年级开始，学生需要用毛笔临摹正楷字帖，教师可以提前为学生增加一些诸如介绍毛笔的使用方法、经典楷书的名家名帖以及临摹书法的基本方法等内容。
三、四年级也是书法学习的重要过渡阶段。《新课标》规定，三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不仅要“能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做到规范、端正、整洁，还要用毛笔临摹正楷字帖。”由于涉及毛笔书法的临摹，我们建议在有条件的学校还是聘请书法专业毕业的教师作为专任人员。所谓“使用硬笔熟练地书写正楷字，做到规范、端正、整洁”实际上指的就是和一、二年级书法课的有效衔接，其“正楷字”可以仍旧以方正楷体GBK为标准。由于三、四年级的生字量很大，学生已经掌握了大量的常用汉字，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自主地运用汉字结构规律去书写美观的汉字，并可以加大作业的书写量（例如由一、二年级的四字词组扩展到一段文句等）。鉴于《新课标》中已经涉及了“毛笔临摹正楷字帖”的科目，那么选用什么字帖作为临摹范本就尤为重要了。从传统的楷书学习来说，人们大多一般会采用“颜柳欧赵”这四位楷书名家的法书作为临摹的范本。但我们建议，在对于三、四年级的学生来说，楷书临摹的范本应侧重于共性美，而不能从个性鲜明的作品入手，例如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颜真卿的《郭虚己墓志》、唐人写经等都是很好的选择。在临摹步骤上，我们主张从楷书结构的细致模拟入手，而后逐步增加对基本笔法的理解。由于方正楷体GBK更多表现出一种汉字形体的规范美，那么一旦学生接触到具有艺术美的正楷字帖，则常常会向老师质疑：到底是规范美好，还是艺术美好？因此，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必须对这二者之间的差异有着清晰的理解，给学生的讲解也须强调二者之间在层级上的差异。
五、六年级是小学书法学习的高层次阶段。
《新课标》规定，五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能用毛笔书写楷书，在书写中体会汉字的优美。”体会其中精神，实际上是在说明两个问题：其一，提高学生楷书的书写水平，其二，使学生具有一定书法美的欣赏能力，提高其人文素养。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在五、六年级的书法课中，教师需要着力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学生在三、四年级阶段已经对楷书书法的共性美有了一定的基础，那么在五、六年级阶段则应该拓展其视野，不同的学校可以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以及书法教师的专长，确定自己的主攻楷书经典碑帖。备选帖目主要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雁塔圣教序》《郭虚己墓志》
《颜勤礼碑》《神策军碑》《玄秘塔碑》《三门记》《胆巴碑》《妙严寺记》等。和三、四年级不一样，在学习过程中，五、六年级的学生不仅要会临摹，还要进行初步的楷书创作。书法创作是临摹的进一步提高，它可以有效地检验学生的临摹能力，《新课标》中所谓的“能用毛笔书写楷书”应包括楷书临摹与创作两方面，教师在教学中应该逐步为学生讲授书法创作的相关知识。第二，五、六年级的学生也应初步具备欣赏书法艺术美的能力。教师须为学生介绍欣赏楷书美的基本方法与途径，并通过具体的经典作品加以说明。在教学中，教师还要重点培养学生感悟书法美的能力，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与人文素质。
初中三年（七至九年级）的书法教育则是小学书法教育的延伸与拓展，小学书法教育着意于揩书字体的练习，初中三年则不能局限于此。《新课标》提到：七年级到九年级的学生能够“临摹名家书法”。其意图非常清楚，即学生应学会临摹除楷书以外的其它字体的名家书法。当然，在短短的三年，要使学生遍临诸体是不现实的事情，因此我们认为在初中的三个年级，应该分别为学生介绍三种与楷书（唐楷）有密切关联的字体。这样既可以巩固小学的楷书训练，又可以拓展学生的艺术视野。在七年级，可以学习魏碑体书法，推荐作品有《元怀墓志》八年级则需学习行楷书，推荐作品为智永的《真书千字文》；在九年级，还可以接触一下隶书，推荐作品有《曹全碑》。在每一种经典碑帖的学习中，教师应该简明扼要地讲解这件作品在技法上的主要特点，并进而使学生对这种字体的基本特征有所了解。在作业方面，教师则应采用少而精，注重实效的方法，以免因为学习时间短，学习内容多，而达不到学习的目的。在初中三年的书法学习中，《新课标》还提到了“书法的审美价值”的观念，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因此，我们主张不仅要给学生解析这些经典碑帖的艺术美，还需简要介绍产生这些美感的文化因素，诸如书写工具、书家轶事、书史要事等，使学生能够在轻松的文化之旅中感受书法艺术的魅力。
五、结语
中小学书法教育是当前很热的一个议题，在国家文化战略的背景下，深入研究其相关问题意义重大。面对着这么喜人的局面，我们的决策者和实际操作者们一定要有一个长远规划的意识，从扎实有效、实际可行的角度出发，积极落实教育部《指导纲要》的精神。我们期待着以此为契机，国民的书写水准能够得到全面的提高，汉字书写也将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化符号展现于全世界。
汉字的发展沿革1、甲骨文的出现汉字的我国最常用的文字，关于它的演变发展有着许多的神奇传说。例如仓颉创字这个美丽的传说，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它是起源于图形，经长期的演变才形成汉字。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正体现了这一点，甲骨文是刻在兽骨或龟骨上的文字，又称殷墟文字，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我们调查发现甲骨文有许多都是图形，如象字，甲骨文就是画一只象。以文字的特征来看，甲骨文保留着绘画的色彩，但又不失素描式的写意神志。关于甲骨文的内容有一些专家研究后发现其内容大多数为“卜辞”，也有少数的“记事辞”，因为那时人们用被灼烧过的甲骨文上的纹络来判断事件的凶吉。占卜完毕，就把占卜的时间、人名、所占卜的事情、占卜结果以及事后验证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文字。甲骨文为什么要刻在甲骨或兽骨上呢？我们小组和导师调查讨论后得出了两点结论：一甲骨可以保存长久，二甲骨容易得到。甲骨上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书墨书的。刀刻的甲骨文填满朱砂，其文字与今不同，因此很难辨认。现已发现的甲骨文有四五千个。经过文学家和考古学家们分析、判断能够辨认的已近两千。这些甲骨文各为从图书文字演变而成的象形文字，许多字的笔划复杂，近乎于图象，而且异体文字较多。这说明中国的文字在殷商时期尚未统一。甲骨文的出现标志中国进入了文明时代，它记载着殷商时期重要的史事，这为人们了解历史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它又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最早的空型文字。尽管它难以辨认，难以书写，但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止，总要向着先进的道路前进，商周时期，出现了比甲骨文更先进的文字——金文。2、金文金文是铜器铭文，又称钟鼎文。由于铜器的制作大多有纪念价值，因此刻写者也非常用心，比起甲骨文，金文就是装饰体，金文记载长而且完整，字数少者数十字，多者数百字。例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就记载了二百九十一个。现在字数最多的是西周的“毛公鼎”，记载金文五百字，其次是战国时期河北平山县的中山王鼎，记载四百六十九个字。刻写者著在铜鼎或铜钟上的文字，主要用于记载战争、盟约、条例、典礼、赏赐、任命等政治事件，早期的金文则多刻有人名、谥号、氏族、器物名。钟鼎铜器上的文字有刻也有铸的，但铸的居多。从工艺技术角度讲铸比刻复杂，难度也大的多，因此，金文的出现是手工业雕刻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而且金文比甲骨文用途更广，对中国文化事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中国从半坡村新石器时代的彩窑刻画文字萌芽，经殷商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但由于长期的割据、混战和秩序的不稳定，文字也缺乏管理，各诸侯国的文字有很大的分歧，不但妨碍秦王朝政令的推行，而且还不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因此，当秦统一全国之后，丞相李斯等就向秦始皇提出了“书同文字”的建议，秦始皇接受了这一建议，命令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文字，而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3、小篆秦篆又称小篆，为秦朝丞相李斯、赵高、胡毋敬等所创，他们分别编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书作为推行秦篆的典范。说到小篆，就必须提到大篆，大篆是相对小篆而言的。大篆是周王室的史官所造，他研究古文体后造出了一种书写方便的字体，因为著有《大篆》十五篇而得名。秦始皇除了用小篆作为统一全国文字的字体外，还用到了更方便书写、更简单的书体——隶书。只不过小篆是用来书写一些重要、庄重的诏书，而隶书则是一般公文的书体。4、隶书隶书又名佐书、分书、八分，因盛行于汉代，所以又叫汉隶，它是由篆书圆转婉通的笔画演变成为方折的笔画，字形由修长变为扁方，上下收紧，左右舒展，运笔由缓慢变为短速，从而显示出生动活泼、风格多样的气息，给书写者带来很大的方便。隶书分为秦隶和汉隶。秦隶指战国、秦至西汉初期的隶书，又叫古隶。古隶的起源，说法颇多。从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秦隶产生于战国时期，从四川青川县出土的战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的“木牍”上出现的隶书早期形迹看，减损大篆的繁琐笔画，字的形状由篆书的长方变为正方或扁方。虽然它的结构还带有篆味，但已出现隶书的雏型。到了战国末期，这种雏型隶书已普遍使用。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二五六年）的《秦简》图一看，这种似篆又似隶的字体，逐渐体现出了字形的简洁明了、线条的活泼规范。在出土的战国至秦的大量木牍、竹简和帛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由篆书演变成隶书的漫长过程。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便于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其中的一项便是《书同文》。由秦朝宰相李斯、中书令赵高等在战国文字的基础上加以整理，统一了作为全国通行的官方文字——小篆。小篆比起前朝文字，在线条、结构、字形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是在运笔方法上还是圆转悠长，仍未完全摆脱象形的意味，书写速度较慢。由于当时官狱繁多，军事、官府文件、公文往来频繁，经常需抄写大量的文书，省繁趋简便成了当时对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而隶书作为一种便捷的书体，在下层中广泛流行。卫恒 《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求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便是明证。这里暂且不去考证隶书的发明者是谁，因为一种字体的产生决非个人的力量所能创造，也绝非一个时期所能完成，它是随着的进步和实际的需要而逐步形成的。从汉字几千年的发展史看，如果把象形文字至秦小篆划为古文字，那么我们把隶书和一直到今天使用的楷书，都归为今文字。因此，隶书上承篆书之规脉，下开楷行之基础，在我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无论从实用性或艺术性方面看，它的出现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它是我国汉字演变中的一次重大变革。由于西汉初期的制度承袭秦制，在文字方面也不例外，因而西汉早期的隶书与秦代的隶书无较大差别。它既有秦代的书法特点，又为东汉时期的隶书形成奠定了基础，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西汉《长沙马王堆帛书》、《居延汉简》分析，笔画已有简化，篆书味也有减少，字体趋向平衡，而用笔的提按顿挫，线条的波磔变化，结体的纵横势态，比秦代的隶书更为明显。相对来说，较多地流露出书写者的天真和质朴，然而在书法技巧上还不够成熟，不是典型的隶书。西汉中期至东汉，隶书渐臻完美，尤其在东汉，由于统治阶级采取了一些较为明智的政策，整个经济繁荣，文化艺术也随之昌盛，树碑立传之风大兴，涌现出了大量技艺精湛、风格鲜明的优秀碑刻，从而隶书发展成为正规而又富于艺术性的、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书体。我们通常所说的汉隶，主要是指东汉碑刻上的隶书。它们的特点是用笔技巧更为丰富，点画的俯仰呼应、笔势的提按顿挫、笔画的一波三折和蚕头雁尾及结构的重浊轻清、参差错落，令人叹为观止。风格多样且法度完备，或雄强、或隽秀、或潇洒、或飘逸、或朴茂、或严谨，如群星灿烂，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乙瑛碑》、《石门颂》、《礼器碑》、《孔庙碑》、《华山碑》、《韩仁铭》、《曹全碑》、《张迁碑》）等东汉碑刻，是成熟和典范的标志。魏晋以后的书法，主要是草书、行书、楷书的形成、发展和成熟时期，许多书法家的主要精力大多用在楷、行、草书上，但隶书并没有被废弃，此时的隶书在用笔上逐渐掺入楷法，失却了汉隶的古朴和灵秀，趋向整齐呆板，结体用笔千篇一律，到了清代，隶书在碑学复兴的浪潮中得到了重振和发展，出现了许多书法大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形成了隶书艺术的第二个高峰。如桂馥、邓石如、伊秉绶、赵之谦、何绍基等。特别是桂馥等人，是倡导、学习和继承汉碑的先驱，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又加以创新，成为清代书法艺术的主流和热门之一。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了大量的春秋战国至汉代的木牍、竹简、帛书的墨书真迹，使我们有幸亲睹古人笔法，为研究古人法度，学习古人书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5、楷书金文之后楷书有是一大字体，并且更先进，经过我们调查和查找资料，总结了以下内容。楷书又称正书，或称真书。宋宣和书谱：“汉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书”，认为楷书是由古隶演变而成的。据传：“孔子墓上，子贡植的一株楷树，枝干挺直而不屈曲。”楷书的笔画简爽，必须如楷树之枝干也。初期“楷书”，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横画长而直画短，在传世的魏晋帖中，如锺繇的《宣示表》、《荐季直表》、王羲之的《乐毅论》《黄庭经》等，可为代表作。观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长于榜书，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北朝，因为地域差别，个人习性、书风迥然不同。北书刚强，南书蕴藉，各臻其妙，无分上下，而包世臣与康有为，却极力推崇两朝书，尤重北魏碑体，康氏举十美，以强调魏碑的优点。唐代的楷书，亦如唐代国势的兴盛局面，真所谓空前。书体成熟，书家辈出，在楷书方面，唐初的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中唐的颜真卿、晚唐的柳公权，其楷书作品均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的模范。古人学书法有这一种说法：“学书须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大字以颜为法，中楷以欧为法，中楷既熟，然后敛为小楷，以锺王为法”。然根据多年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初学写字，不宜先学太大的字，中楷比较适合。初唐三大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楷书，都最适宜作中楷的临摹范本。兹分别简介如后：欧阳询的正楷，源出古隶，以二王体为基础，参以六朝北派书风，结体特异，独创一格，权威尤炽，其势力深入，几为学书的标准本。究其楷书特点，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他的楷书碑帖代表作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碑等。虞世南的楷书，婉雅秀逸，上承智永禅师的遗轨，为王派的嫡系，虽源出魏晋，但其外柔内刚，沉厚安详之韵，却一扫魏晋书风之怯懦。其楷书代表作，当以《夫子庙堂碑》为最。褚遂良的楷书，以疏瘦劲练见称，虽祖右军，而能得其媚趣。其字体结构看似非常奔放，却能巧妙的调和着静谧的风格，开创了前人所未到的境地，其楷书代表作，当以《雁塔圣教序》为最。小楷，顾名思义，是楷书之小者，创始于三国魏时的锺繇，他原是位隶书最杰出的权威大家，所作楷书的笔意，亦脱胎于汉隶，笔势恍如飞鸿戏海，极生动之致。惟结体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仍存隶分的遗意，然已备尽楷法，实为正书之祖。到了东晋王羲之，将小楷书法更加以悉心钻研，使之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亦奠定了中国小楷书法优美的欣赏标准。一般说来，写小字与写大字是大不相同的，其原则上是：写大字要紧密无间，而写小字必要使其宽绰有余。也就是说：写大字要能做到小字似的精密；而写小字要能做到有大字似的局促，故古人所谓“作大字要如小字，而作小字要如大字。”又苏东坡论书有“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有余”的精语。以上这些话怎么讲呢？因为我们通常写大字时，以为地位（面积）宽阔，可以任意挥洒，结果字体变成了松散空阔。写小字则正好相反，因为地空间太小，担心写不下就越难免要尽力局缩，往往局缩过当，反而变成蜷促。这都是自然而然的心理现象，极易触犯的毛病。所以苏公“大小难能”这句话，正是针对这种神情而发，更是经验老到之谈。写小字的重心与笔画的配合，则与大字无大差异。至于运笔，则略有不同。小字运笔要圆润、娟秀、挺拔、整齐；大字要雄壮、厚重。大字下笔时用逆锋（藏锋），收笔时用回锋；小字下笔时则不必用逆锋，宜用尖锋，收笔时宜用顿笔或提笔。譬如写一横，起笔处或尖而收笔处则圆； 写一竖，起笔或略顿，收笔则尖；撇笔则起笔或肥而收笔瘦：捺笔则起笔或瘦而收笔肥，同时也要向左向右略作弧形，笔画生动而有情致；点欲尖而圆，挑欲尖而锐，弯欲内方而外圆，钩半曲半直。运笔灵活多变，莫可限定。尤其是整篇字，要笔笔不同，而又协调一致，一行字写出来，错落有致，却又一直在一条线上，如是则行气自然贯串，望之如串串珍珠项链，神采飞扬。字体到这里已经接近我们用的汉字字体，楷书、隶书到现在也有许多人在使用，只不过是用来习书法或写字。现在的字体基本也不能再简化了，因为现在的汉字已经非常简练了，那么从上面的内容可知道汉字的发展给我国古代的许多方面产生了影响，那么我们应该思考，汉字对别的地区还有什么影响呢？经调查得出以下结论。汉字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汉字不仅对我们自己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为周边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 对日本文字的影响日本民族虽有着古老的文化，但其本族文字的创造则相当晚。长期以来，日本是以汉字作为自己的传播思想、表达感情的载体，称汉字为“真名”。五世纪初，日本出现被称为“假名”的借用汉字的标音文字。八世纪时，以汉字标记日本语音的用法以较固定，其标记是《万叶集》的编辑，故称“万叶假名”，是纯粹日语标音的基础。2.汉字对朝鲜的文字影响朝鲜文字称谚文。它的创造和应用是古代朝鲜文化的一项重要成就。实际上，中古时期的朝鲜亦如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而是使用汉字。新罗统一后稍有改进，时人薛聪曾创造“史读”，既用汉字表示朝鲜语助词和助动词，辅助阅读汉字书籍。终因言文各异，无法普及。3.汉字对越南文字的影响十世纪以前的越南曾是中国的郡县。秦、汉、隋、唐莫不在此设官统辖，故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较深。越南独立后，无论是上层人士的交往，还是学校教育以及文学作品的创作，均以汉字为工具。直至13世纪，越南才有本国文字——字喃。字喃是以汉字为基础，用形声、假借、会意等方法创制的表达越南语音的新字。15世纪时，字喃通行全国，完全取代了汉字。总结汉字是汉族祖先的重大发明之一。中国早在几千年前就进入了文明时代，汉字的发明毫无疑义是起了重大促进作用。首先，汉字记载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和科技成果。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拥有足以自豪的古代文明。古代文化光辉灿烂，在科技上曾长期领先，许多重大的发明创造，对于人类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主要通过汉字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得到继承和发展，并在国际范围内广泛传播，成为我们乃至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其次，汉字为古今的沟通、为不同方言区人民的交际都创造了有益条件。汉字记录汉语跨越了数十个世纪。虽然古今语言共声，但由于汉字不受语音的羁绊，一直保持着表意性质，字型比较稳定，所以，两汉以至先秦的古代典籍著作，至今仍能认识，使我们的文化历史传统没有中断。第三，汉字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增进民族团结方面也起着积极有利的作用。第四，汉字在记录汉语的历史过程中，对汉语也起着积极的影响。第五，汉字对周边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形成超民族和地域的汉字文化圈的作用。在历史上，朝鲜、越南、日本和我国许多兄弟民族都曾使用汉字来记录他们的民族语言或利用汉字来创造他们的文字。第六，汉字还将长时间地为我国生活服务，现行汉字作为我们国家法定文字，还将长时间的发挥它的重要作用。可以肯定，汉字在获得有效整理和规范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将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计算机汉字输出的技术突破，更体现了汉字的美好的前景。
在书法发展史上，唐代是晋代以后的又一高峰，此时，在真、行、草、篆、隶各体书中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书家，真书、草书的影响最甚。真书的书家大多脱胎于王羲之，但又兼魏晋以来的墨迹与碑帖的双重传统，渐王家书派中脱颖而出，风格转呈严谨雄健、法度森整。行草书家特别是草书家的风格走向飞动飘逸。隶篆虽无大发展，但能承秦汉之遗法，形成或严整紧劲或遒劲圆活的信风。唐代书法可分三个时期，初唐、盛唐、晚唐。这一时代新风格的形式，在初唐时尚处于渐变中，至盛、中唐之际，单是从草书领域中出现了新风，随后真诸体亦别开生面，取得的发展。晚唐书法较少发展。唐朝初期，社会安定，经济日益繁荣，书法亦蓬勃发展。朝廷定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设书学博士 ，以书法取士。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法，倡导书学，并竭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这对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历代盛称的唐初四家——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与薛稷代表了初唐风格。这时，行草书尚守晋法，以右军为宗，没有什么新意。这一时期的书法家有钟绍京、陆柬之、王知敬与唐太宗。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阳（今山西汾阳）人，官至太子少保，世称“薛少保”。是魏征之甥。从魏处获观所藏虞、禇书法，临习精勤，遂以善书名世。其书得于禇者为多。唐人说：“买禇得薛，不失其节”，但“用笔纤瘦，结字疏通，又自别为一家”，其弟薛曜与之同一师承，但更纤细，是徽宗“瘦金体”的前源。其真书的代表作品为《信行禅师碑》，该碑刻于武后时（684-704）。石已久佚。唯清代何绍基藏有宋孤本，现已流入日本。唐代书家林立，众派纷呈，固然与经济的繁荣和文化艺术的活跃有一定的联系。唐代君主大多数能书，特别是太宗李世民尤为突出。他对唐代书法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世民（597-649），李渊之次子，对文化很重视，对书法大力提倡，如在“贞观元年，诏京官职事五品以上子弟嗜书者二十四人，隶馆（弘文馆）习书，出禁中书法以授之”，唐太宗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书学右军，而英俊雄迈之气超过右军。他首创以行书入碑，可以称上古今帝王书法之冠。《唐朝叙书录》说：“（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十八年二月十七日，召三品以上赐宴于玄武门，太宗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竟取。”其存世作品有《温泉铭》、《晋祠铭》、《屏风帖》等。盛唐，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书法风格由初唐方整劲健趋向雄浑肥厚。真草更彻底的摆脱了王家的书派的束缚，形成自己的新风格。这时出现了张旭、怀素、颜真卿和柳公权等著名的书法家。他们分别在狂草和楷书方面开创了新的境界。篆隶二体又重新出现书坛，虽未见超出古人之上，但颇有一些名家。篆书以李阳冰声名最大，其成就则不如史惟则。隶书则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四家。这时的名家还有徐浩、卢藏用、苏灵之、张从申等人。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指出了他们的各自的特点，宋米芾，元赵孟頫，明董其昌，清何绍基的行书，都学过李邕的书法。韩择木（生卒年不详），昌黎（今辽宁义县）人。为韩愈同姓叔父，官至右散骑常侍、工部尚书。传世碑刻有《告华岳文》、《叶慧明碑》、《心经》等。如果说李邕是唐代行书之冠的话，那么，李阳冰就是唐代篆书之冠，后人将李阳冰与李斯并称“二李”。唐代帝王善书者除唐太宗外，还有唐玄宗李隆基（685-762）。他是睿宗第三子，英武善骑射，通音律，工书法。唐玄宗工隶书、行书，传世的碑刻有《纪泰山铭》、《庆唐观纪圣铭》、《石台孝经》，楷书有《赐虞正道勅》，行书有《盖州刺史张敬忠勅书》与墨迹《鹡鸰颂》等。 唐代的隶书成就远逊于汉隶，工于隶书的除唐太宗、徐浩外，还有韩择木、史惟则、蔡有邻、李潮等隶书四大家。李潮，杜甫的外甥，在唐开元年间以隶书享名。唐代的书法艺术不仅在楷书上众派纷呈，树立典范，在草书也形成了鼎盛的局面。书法家有初唐的孙过庭及盛唐的张旭、怀素、贺知章等著名的书家。晚唐时随着国势渐衰，书法也没有初唐、盛唐兴盛，但也出现了一些书法家杜牧、高闲、裴休等。敬客为高宗时人，河东望族，史迹无考，以《王居士砖塔铭》而称于世。铭是高宗显庆元年，灵芝撰，敬客楷书，明万历年间出土，后石薄而裂为七，藏合阳县官库中。此铭王昶认为是石。当时翻刻很多。翁方纲说：“此刻书法全得禇意，唐揩之最精者。禇书之妙，乃在上通隶古，旁证欧、虞。后有作者，未免失冲和之度。此刻婉润秀整，虽已开后人法门，尚未失河南规矩。”
多宝塔碑:《多宝塔碑》是唐代重要碑刻，是唐代书法代表作品。据考此碑是颜真卿四十四岁时书，是颜书碑刻中较小之字，为颜真卿早期楷书代表作品。此碑字体整密匀稳、法度严谨，笔法方折丰劲，秀丽多姿。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云：[此帖结法尤整蜜，但贵在藏锋，小远大雅，不无佐史之恨耳。]
多宝塔碑多宝塔碑 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文》唐 颜真卿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 故宫博物院藏拓本 颜真卿（公元709-785年），字清臣，京兆万年人，一说为琅琊临沂人。玄宗开元进士，出为平原太守。肃宗时迁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代宗时官至刑部尚书，累进封鲁郡公。颜真卿家学渊源，精於书法，师承褚遂良、张旭，而自成一格，是唐代的大书法家。此碑首题“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佛塔感应碑文。”正书三十四行，每行六十六字。原在唐长安安定坊千福寺，宋代移西安碑林，现藏于西安碑林。 楷书，高285厘米，宽 102厘米，此碑为岑勋撰文，颜真卿书，史华刊石。天宝十一年（公元 752年）刻於陕西兴平县千福寺，今存西安碑林。拓本原为李宗瀚旧藏，今藏故宫博物院。碑中“凿井见泥”之“凿”字笔划完好，宋拓。白纸挖镶剪裱册。这是颜真卿四十四岁时的作品，在现存作品中年代较早。结定平稳谨严，一丝不苟，刚劲秀丽，与其后期书法面貌很有不同。《多宝塔碑》是颜真卿早期的代表作品，为后人初学书法的极佳范本。但是，此碑并没有形成颜真卿宽博雄浑的风格特点。此碑用笔笔笔藏锋、笔笔回锋，结构疏密匀称，风格严谨庄重。临习此碑应注意用笔的提按转折、结构的内紧外松和上紧下松 《多宝塔碑》：全称《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天宝十一年(752)四月廿日建，岑勋撰文，颜真卿书丹，徐浩题额，史华刻字，现藏西安碑林。碑文写的是西京龙兴寺和尚楚今静夜诵读《法华经》时，仿佛时时有多宝佛塔呈现眼前，他决心把幻觉中的多宝佛塔变为现实，天宝元年选中千福寺兴工，四年始成。在千福寺中每年为皇帝和苍生书写《法华经》、《菩萨戒经》，这在佛教史上，有特殊的意义。此碑是颜真卿早期成名之作，书写恭谨诚恳，直接二王、欧、虞、褚遗风，而又有与唐人写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颜真卿在向前辈书法家学习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从民间的书法艺术吸取营养。整篇结构严密，字行间有乌丝栏界格，点画圆整，端庄秀丽，一撇一捺显得静中有动，飘然欲仙。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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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户区改造的财税政策论文【1】
摘 要：棚户区改造不是单纯的居民居住区的翻新，这涉及到棚户区在改造的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拆迁、建设、回迁、管理，文章主要总结辽宁省棚户区改造的模式、改造后的影响。
辽宁省棚户区改造的模式及经验是我国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创新，实现了优势资源互补，减少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存在的诸多矛盾。
文章从财税政策的视角提出支持棚户区改造的有效机制，强调需进一步深化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使财税政策在支持棚户区改造的过程中发挥长期性、有效性以及持续性作用。
关键词：棚户区改造 辽宁省 财税政策
棚户区改造工程，既是有效解决辽宁省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的举措，又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全面振兴辽宁的重大决策，这也与我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相吻合。
棚户区的改造，是一项长期重大的任务，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改造，这更是一项全新的历史课题。
到2011年底，辽宁省共改造大面积棚户区万平方米，建设万平方米回迁楼，改善了万户万棚户区居民的居住条件。
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增加了棚户区居民的就业，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使家庭发生巨变，使整个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为辽宁老工业基地加快转型步伐、实现全面振兴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一、推进辽宁省棚户区改造的主要模式
辽宁省进行棚户区改造所选择的主要模式是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模式。
政府主导，就是采取省市区三级政府分级负责的办法，省级政府主要负责整体规划、政策制定等带全局性的工作，而市级政府主要负责资金筹措、协调指挥等工作，区级政府就承担拆迁、建设、回迁后管理等具体环节工作。
总言之在棚户区改造的过程中，充分地利用各级政府与市场的优势力量，涉及棚户区整体规划等工作由政府主导，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国企、私企等可以作为投资主体，这样在拆迁、回迁的环节动用政府的力量，而建设的环节交给市场(开发商，在这里既可以是国企，也可以是私企)，这样就综合运用了行政手段、经济政策及法律措施来进行棚户区改造。
抚顺、本溪、阜新、铁岭等市就采取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
在整个辽宁省的棚户区改造过程中，14个市大多都选择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棚户区改造模式，主要原因在于：
1.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结合的模式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维护棚户区居民的切身利益。
棚户区房屋的现状十分复杂，有的拆迁政策很难适用实际需要。
如果由开发商作为拆迁主体承担棚户区改造任务，很有可能造成开发商与棚户区居民的对立，影响整个改造的进程，最终还是要政府出面调解。
2.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能最大限度使用资金。
棚户区改造过程中，辽宁省打破行业垄断，实行招标投标选用施工单位，采用合理地标价法，全方位实施棚户区改造工程新型的计价方式。
3.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既能充分整合行政资源，又能有效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在棚户区改造的过程中，政府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调动资源为棚户区改造服务。
比如，各级消防部门在政府的带动下，主动为棚户区居民服务，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棚户区改造消防审批手续;水电部门在棚户区建设期间，为保证工程质量、进度等问题，主动垫付资金用于工程临时用水电。
4.政府主导能有效、及时地解决棚户区拆迁、建设、回迁及管理等各个环节的矛盾和问题。
由于辽宁省棚户区形成的历史久远，涉及房屋产权关系复杂，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偏厦”问题。
所谓的“偏厦”，就是棚户区居民很难在其它地方买得起房子，当房主的子女长大成人后，为了解决住房紧张的问题，就在原住房的旁边违规搭建一些临时性的住房，久而久之，一代传承一代，就这样形成规模庞大的、问题严重的“偏厦”。
二、推进辽宁省棚户区改造产生的积极影响
1.促进棚户区居民资产迅速增加，缩小了棚户区居民与非棚户区居民的差距。
通过对棚户区的改造，不仅为全省200多万人改善了住房条件，还大大缩小了全省各个棚户区家庭住房面积、资产等。
辽宁省在回迁安置的过程中，想尽一切办法做到棚户区居民“住得进”，采取“拆一补一”的措施，适度进行补助，尤其是那些特困户，使其花较少的钱就拥有价值十万元左右的或者甚至价值几十万元的住房，家庭财产增值了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缩小了贫富差。
2.优化了城市的总体规划，加速推进棚户区与城市一体化进程。
改造前，棚户区居住环境相当恶劣：没有像样的道路、排水系统、垃圾清理系统，以煤炭取暖、做饭，烟雾弥漫。
棚户区改造后，居住环境得到明显的改善，垃圾少了，环境优美了，道路也宽阔了。
据调查显示：的居民认为居住区的噪音下降，70%的居民认为饮用水质量提高，认为绿地增加、景观改善、住房更舒适、空气质量改善的居民分别是、、93%、。
比如抚顺市棚户区拆迁改造拆掉了1万多根居民燃煤的小烟囱，年减少排放燃煤炉灰万吨，烟尘2475吨，二氧化硫1441吨。
3.加快了棚户区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棚户区的改造，使得棚户区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居民生活更加便利，发展空间进一步增大。
据调查显示，阜新市对100多条街道的新扩建改造，实现了城市公共服务网络的全面改造升级，建设了日处理能力1500吨的垃圾无害处理厂和日处理能力10万吨的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增强了城市服务功能，城市集中供热率、自来水普及率、燃气供应率分别从棚改前的66%、94%、提高到目前的95%、97%、64%。
抚顺市在各个棚改新区建设过程中，同步建设社区管理基础设施总面积达万平方米，铁岭市在新建的社区内建设供水管网长公里，排水管网总长公里，燃气管网总长公里，供暖管总长公里，供电线路总长度80公里，而且新建的社区内道路都采用沥青混泥土路面，总长29公里，新道路面积达万平方米。
通过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社区服务功能得以全面提升。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棚户区发展战略认识不足，政策持续性有待完善。
辽宁省作为全国的老工业基地，由于时代背景、历史发展原因，多年发展的结构形成了产业转型升级滞后、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
辽宁省从2005年开始，实施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改造。
但是，一些地市为了追求所谓的政绩，“民生工程”、“一号工程”难免就变成“形象工程”。
不切实际地盲目进行棚户区改造，造成许多棚户区无就业现象;有的地方把棚户区改造简单地认为是广场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道路建设等，而没有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比如学校、就业救助中心、社区管理中心等。
基础设施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能满足棚户区居民的需要，有时还出现抢资源、争市场的现象。
棚户区社会保障体系、土地使用与征用机制、劳动力转移、财税政策及行政管理等制度不配套、不健全。
2.“半棚户区”将会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绊脚石。
通过几年的努力，辽宁省棚户区改造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棚户区改造进程全面推进，极大地改善了城市面貌，完善了棚户区设施的配套建设，使得棚户区生活质量得到极大的提高，同时还极大促进经济的发展。
但与此同时，由于许多棚户区内居民仍然保留原来的生活习惯，土地及行政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跟上城镇化步伐，导致棚户区居民空间聚集，许多棚户区在城市与郊区的边缘，使得这些棚户区即像城镇，又像新型农村，这种现象就叫做“半棚户区、半城镇化”的现象。
“半棚户区“现象突出地表现为：一是只重视棚户区硬件设施的配套建设，忽视社会保障、棚户区居民的素质、子女上学、居民看病等软件设施的建设。
二是建设布局缺乏统筹规划。
重复建设、有些新建的棚户区过于分散等，这严重浪费土地资源，缺乏科学的规划，导致棚户区管理跟不上去。
三是缺乏保障措施。
原来棚户区居民迁到新建的社区后，使得新的就业岗位和生产岗位很难得到满足，棚户区居民的收入预期大大减少，其基本生活很难得到保障。
因此，就业难、社会保障标准低、棚户区居民收益少、社会保险程度低等，使得原来棚户区居民表面上有城市居民身份，实际上不能过上城市居民应有的体面生活。
这些“半棚户区”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化进一步深化发展的绊脚石。
3.棚户区改造面临资金困难。
在目前的体制下，棚户区改造资金主要来源于拍卖土地所得以及财政扶持资金。
但是，棚户区改造资金面临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棚户区改造资金供给总量不足，供需矛盾突出;第二，金融支持棚户区改造效率比较低，促进作用不是特别明显;第三，金融支持结构比较单一，难以满足棚户区改造对资金的需求。
四、进一步推进棚户区改造的财税政策思考
经过多年的改造工程，辽宁省棚户区改造具有质和量的改善，在量的方面，许多大片集中棚户区被改造，棚户区居民向城市集中和聚集，城镇空间随之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棚户区居民变成新型市民;在质的方面，通过棚户区的改造，城市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棚户区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棚户区居民与非棚户区居民差距进一步缩小。
2005年以来，财税政策在支持辽宁省棚户区改造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就地税系统而言，全省(不含大连)共减免各项地方税收亿元(营业税及附加：亿元，土地使用税：亿元，契税：亿元，其他亿元)。
但是，棚户区改造的进程中存在很多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政府积极介入，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促进棚户区改造的宏观作用，为此，需要建立健全各项财政制度，完善公共职能，使财税政策更符合棚户区改造的要求，为政府履行职能、改造棚户区提供有力的财力保障。
1.加速健全并完善财税政策对棚户区改造的制度供给。
进一步完善财政公共物品供给职能。
加大财政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调整，全面加大对棚户区改造过程中公益基础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力度，加大对棚户区居民子女上学、棚户区居民看病、棚户区居民文化建设、棚户区内配套设施等建设投入，建立适合棚户区改造的公共财政体系，逐步完善与棚户区改造相对应的税收优惠制度。
建立健全棚户区改造地方税体系，为棚户区改造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
不断完善房产税、土地税以及相关的税收，加强棚户区改造建设税等，环境保护、资源等专项税，使之成为地方税的主要收入来源。
2.加大政府财政对棚户区改造制度需求者的投资力度。
要进一步提高棚户区改造进程中制度需求的整体素质。
棚户区居民和市民、当地政府等是推动棚户区改造的主体，棚户区居民在早期为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做出巨大的贡献，也是棚户区改造的制度需求者和最大的收益者，政府主导的棚户区改造应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不断创新政府财政理念，创造棚户区改造进程中文化和谐发展。
要积极发展多元文化意识，树立棚户区居民也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对象，促进其尽快融入现代城市文明。
另外，要注重区域差异性发展，当地政府在制定棚户区该走的财税政策时要适应当地的情况，又快又好、基本均等地提供财政公共服务。
尽管经济发展不均衡决定了棚户区改造进程中有一定的层次性，同样也决定了制度需求的非一致性，但是政府财政可以通过加强政策调控，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均等要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区域发展和棚户区均衡改造。
3.积极构建政府财税在棚户区改造过程中生产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棚户区在改造后，棚户区有一部分居民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但是由于住进了城市，生活费用会有所提高，为进一步提高棚户区居民生活质量，当地政府应该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加快步伐、积极地构建生产型社会保障制度。
积极发展工业经济、广开就业门路、创造自主创业平台、增加就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预期等，这是提高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措施，促进棚户区改造的长远之计，改善民生、促进棚户区与非棚户区协调发展的'根本举措。
一是制定财政支持棚户区与非棚户区协调发展规划，强化政府的财政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
尽快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对棚户区与非棚户区关系进行宏观管理;不断改革棚户区改造的相关财税政策，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加快棚户区与城市的融合力度，理顺棚户区与非棚户区的财政的关系，为棚户区与非棚户区动态协调发展奠定坚实的体制基础。
二是积极实施棚户区财政扶贫开发政策，全面协调棚户区与非棚户区经济发展。
努力改善金融服务机制，加大对棚户区扶贫资金投入。
三是建立制度化的棚户区经济投入机制。
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到棚户区改造中，鼓励民营企业吸纳棚户区有效劳动力。
另外，政府财政要重点支持棚户区基础设施管理和维修专项基金，加大棚户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等的保护。
参考文献：
1.余姚市财政局课题组.推进农村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政策思考.财政改革热点问题探索——2010年浙江省财政课题研究成果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2.徐保成等.财政支农政问题研究与对策思考.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12(13)
棚户区改造涉税问题的研究【2】
摘要：棚户区改造作为党的民生工程之一，已纳入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议程，并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让棚户区百姓住上好房子”。
然而如何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加快棚改进度，来实现党和政府提出的目标，有很多政策需要研究制定。
本文通过实例，就税收政策方面加以研究阐述，并提出粗浅建议，以期引起关注。
关键词：矿区;棚改;税收探讨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唐代诗人杜甫这一千古绝唱，正在淮南矿区变成美好的现实。
这种居官思民、拥富怜贫的思想，穿越了千年时空，至今还闪耀着博爱的熠熠光辉。
淮南煤矿秉承祖国优秀的传统文明，以职工的福祉为己念，充分让职工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然而，随着棚户区改造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面临两难的窘境。
一是棚改不能像房地产开发那样，进行市场商品化运作;二是棚改公益、公共设施投入不能由棚改困难户来承担，企业投入逐渐增多，负担加重;三是由于国家政策不明确，棚改涉税矛盾愈加突出。
税收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人的主要形式和工具，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具有维护国家政权和监督经济活动的作用毋庸置疑。
但是，就棚户区改造单个经济活动而言，它是利国利民维护民生的重要举措，出台免征棚改涉税政策从法理上理解符合“取之于民用于民”的宗旨。
要实现“党和政府要让棚户区百姓住上好房子” 的目标，国家应研究制定棚户区改造税收扶持和激励政策，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帮助棚改主体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加快进度。
笔者以淮南矿区棚改为例，就涉税政策提出粗浅建议。
一、淮南矿区棚改现状
淮南煤矿作为百年老矿，历史原因遗留下来的棚户区有78片，棚户区房屋基本上为上个世纪50～70年代建造的砖木结构房屋和筒子楼。
由于当时建设标准低，房屋厨卫不配套，区域基本无排水、道路、活动等基础设施，加之使用年限已久，破损情况比较严重。
目前多数已墙体开裂，屋面渗漏，安全隐患多。
这些棚户区既威胁居住安全，又影响职工生活质量和城市形象。
为彻底改善棚户区职工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2003年，淮南煤矿率先启动了安徽省也是行业规模最大的棚户区改造工程，提出用10年左右的时间投资120亿元新建约850万㎡住房，拆迁安置棚户区约9万户，全部解决煤矿棚户区问题。
其中：棚户区改造新建约700万㎡住房，拆迁安置棚户区约万户;采煤沉陷治理新建150万㎡住房，搬迁安置沉陷区住户约万户。
淮南煤矿棚户区改造本着“个人出资、财政支持、政策优惠、企业补贴”的原则，由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共同出资，多渠道筹集资金。
当前，随着棚户区改造逐步完成，企业在并不富足的情况下已累计拿出近26亿元资金补贴棚户区改造公共和公益设施建设。
同时，由于国家涉及棚户区改造的“税费”政策不明确，税企涉税矛盾愈加突出。
原本应由政府主导的棚户区改造工程，企业主动承担了社会责任，反而为“税费”的事“闹心”不尽合理，挫伤了企业积极性，阻碍了棚户区改造的进度，增加了企业负担。
棚改让矿区“大庇寒士俱欢颜”，企业因此涉税“愁眉不展”。
二、棚户区改造涉税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棚户区改造涉及“税费”种类近20余项，如安置房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土地增值税、印花税、契税、人防费、城市建设配套费、渣土处理费、墙改基金、白蚁防治费、规划编制服务费、拆迁管理费、图纸审查费、测量费、质量监督费、工程交易费、招标代理费、劳动保护费、拆迁补偿费以及其他等费用。
截至目前已发生棚户区改造工程“税费”近8亿元，如果按照现行政策项目完工预计要发生“税费”近13亿元，约占实际投资额的16%左右。
笔者认为：
一是棚户区改造工程项目不能等同于房地产开发企业经济业务。
棚户区改造以解决棚户安居为目的，房地产开发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以盈利为目的，两者有质的区别。
因此，棚户区改造不能完全参照房地产开发企业涉税政策执行。
二是棚户区改造是政府行为，带有计划性。
企业依据政府批文实施棚户区改造，不是市场化行为，也不是完全意义上销售不动产的买卖关系，而是按照国家规定拆迁安置“职工拿一点(资金)”，不完全符合营业税条例规定的纳税要件。
因此，棚户区改造安置房收入是对投入成本的一种补偿，带有集资建房性质，按照营业税税目征税，理由不充分。
三是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继续采取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出资的办法，解决历史形成的矿区危房、棚户改造问题”，可见棚户区改造的特殊性。
四是最早实施煤矿棚户区改造的老工业基地——吉林省，为了妥善处理好棚户区改造涉税问题，印发《关于落实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地方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明确规定，“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棚户区改造偿还原拆迁面积房屋部分，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暂不征收营业税”，可见棚户区改造涉税处理有先例。
三、矿区棚改涉税建议
税收优惠，是指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的各种优待的总称。
是政府通过税收制度，按照预定目的，减除或减轻纳税义务人税收负担的一种形式。
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激励棚改主体，加快棚改进度，早日实现职工“安居”的目的，促进矿区和谐稳定。
1、免征煤炭企业棚户区改造安置房收入营业税。
淮南煤矿棚户区改造工程是国家发改委批复、有中央专项投资补助的项目，同时也是淮南市旧城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议，棚户区改造工程比照吉林省同类性质棚户区改造工程的做法，“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参与棚户区改造偿还原拆迁面积房屋部分，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暂不征收营业税”。
2、免征土地增值税。
淮南煤矿实施的棚户区改造是一项整体民生工程，符合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企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规定，不存在土地增值问题，建议免于预征土地增值税。
3、企业补贴棚改项目支出应允许所得税前列支。
淮南煤矿棚户区改造本着“个人出资、财政支持、政策优惠、企业补贴”的原则，由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共同出资，多渠道筹集资金。
建议，煤炭企业棚户区改造工程，企业补贴资金允许在成本列支，税前扣除。
4、建议减半征收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行政事业性规费，帮助棚改主体减负，早日完成棚户区改造任务，实现矿区健康稳定发展。
“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巨量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栖居，无法融入城市，也使得这种“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的关键问题。 为了找出破解“城中村”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本调研组从北京2010年启动的50个重点村改造入手，寻求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思路与做法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分布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与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门头沟六区相接壤的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和1673个社区（村），本市户籍人口万人，流动人口万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 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试点后，2010年启动5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工程，为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进行探索。 此次改造的目标为：以保护农民利益和原住农民彻底融入城市为前提，使农民成为有住房、有产业、有就业、有股权、享受社保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完全城市化。1.整合土地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并没有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在城市化改造后拆迁整理出来属于农村的集体剩余土地，即安置房、集体产业所占土地，可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项目可以定向出让供地，允许农民在建设用地上建租赁房。 土地也是重点村城市化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统筹融资抵押物及土地储备上市来实现城市化建设项目的资金平衡。 通过土地融资和集体所有制不变，“城中村”既能实现土地重新安排用途、集约利用，也能获得未来的集体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50个重点村改造，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基础设施，平方公里出让后用于平衡建设资金。拆迁后高楼层回迁房的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同时留出来大量绿地，绿地占各村总面积占到五分之二左右。这既有利城市环境质量，也为未来的开发留下潜在留备土地。 同时，土地也不影响社会保障水平。政府按照不挂钩土地管理政策，不区分遗留集体剩余土地多少，不改变剩余土地的产权属性，制定“农转居”的工作方案，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2.拆旧建新由于旧村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城市化建设必然会遇到旧村拆除的问题。 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旧村拆除面积25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产权院面积1290万平方米，非住宅单位面积1240万平方米。 拆迁方式从总体政策上来说，是在土地储备、绿化隔离建设等模式下明确资金平衡规划，确定拆迁主体、委托拆迁企业启动、实现的。 在一村一策规划指导下，各村的拆迁面积和片区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规划方案，审批后实施。其中朝阳区注重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打破了乡域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房屋拆迁和土地利用，实现了土地优化管理和集约利用。 因为拆迁面积与补偿紧密相关，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手段侵街占道、加盖房屋，利用违法建设等不当得利行为，政府通过明确拆迁房住宅和非住宅认定标准、拆迁补偿奖励标准来遏制违章、抢建、抢装的问题。 具体规定如下：被拆迁宅基地的权属及面积、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权属及面积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审核。被拆迁非住宅建筑以《房屋所有权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农业设施、农村集体公共设施也分别需农业主管部门审批文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确认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实行“多建不多得，少建不少得，老实人不吃亏”原则，对于违法高层建筑不予补偿，鼓励少建，对于闲置宅基地进行奖励。例如，昌平区对房屋占地面积超过宅基地面积85%的部分，不再通过评估作价方式给予补偿；未达到宅基地面积85%以内的宅基地闲置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元给予奖励。 同时，各重点村可根据实际公议补偿方案，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一般的做法是，村支书、村干部先深入每家每户进行利益调节、处理争议，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实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目标。 例如，唐家岭村如果仅按照宅基地面积补贴，一些有着大面积宅基地的家庭将获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家的拆迁补偿，但村里大部分宅基地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下，为了让大部分人同意补偿方案，大于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不再纳入补偿范围。以前通过违法建设高层房屋获得的暴利性租金收入（改造前部分村民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不复存在。 拆迁的补偿方案确定了定向补偿、实物补偿、留地安置等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北京各城区的重点村拆迁可以灵活创新确定补偿方式。例如，朝阳区各乡具体制定住宅腾退补偿政策，就考虑了居住面积小的困难户等情况，具体补偿方式由农民自主选择。石景山区创新提出“1∶房屋实物面积安置”“院地补助”，并举办拆迁困难户联席会评议实施办法。 在重点村改造中，将建设118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计划在动迁后两年时间内回迁。 截至2013年6月，已有48个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已开工建设，其中33个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15个村部分开工建设。其中，有16个村已全部竣工并陆续回迁，另有5个村部分竣工。作为回迁安置房的配套工程，已规划4平方公里用于水务、交通、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实现公共服务与城市接轨，提高生活水平。3.产权改革农村城市化的关键问题是产业发展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民利益得到保障，农村城市化才是健康的。 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将拆迁整理的土地按照每个劳动力人均50平方米标准，共规划620万平方米产业用房，统筹重点村产业与周边高端产业功能区协调发展。 同时，试点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和使用的管理。拆迁中留地安置的补偿方式也为集体产业留下发展空间。 同时，政府全面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提出 “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要求，让农民拥有股份，成为集体经济的收益者。 目前，各重点村产业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各重点村基本都进行了集体资产量化处理、所有成员界定及农龄登记工作。 至2013年6月，50个重点村中已有44个村完成产权改革，其余6个村也已启动改革。4.转农为居50个重点村现已全部启动整建制农转居工作。通州区和昌平区都将改造与区人力社保局、民政局、公安分局对接，将整建制农转居与社会保障挂钩。而在丰台区，农转居则是与征地工作同步进行的。 目前，市政府已批准丰台、石景山、通州、顺义、昌平、房山区的28个重点村整建制农转居工作方案，部分村完成了整建制农转居。 在农转居过程中，确定了实行城乡制度衔接，社会保险及一次性就业补助等由征地、项目投资承担的原则。也就是说，征地补偿等“收入”必须先支付村民的社保和就业补偿，然后再考虑他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全面接轨城市社保体系，搬迁村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步提升，实现各类救助群体社会保障全覆盖。各村也在尽快落实社会保险补缴工作。比如，大红门村2815名村民均可参加“新农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此外，政府还着手推进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多渠道拓展就业渠道，力争有就业愿望的人员100%就业，从而使农民的技能有所提高。 比如，大兴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抓住了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机遇，加强两区就业工作融合对接，使得瀛海镇、旧宫镇大部分劳动力在开发区实现就业。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北京50个重点村建设改造工程，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重要实践，为其他需要改革、重建的村落提供了借鉴和经验。1.城乡统筹理念“一村（乡）一策”的城乡统筹理念，首先为重点村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赢得了宝贵时间，且充分利用本村的优势资源，对症下药，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在城市化改造中，各重点村按照一村一策的政策，根据自身资源进行了规划和改造，采用的模式主要有土地储备、绿隔建设政策模式。 土地储备模式即由村里向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开始拆迁和回迁楼建设，整理出的部分土地交由土储部门列入土储上市，实现资金平衡。 绿隔建设模式则是由各村委会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农民出资合作建房，集体和政府也投入，项目享受绿隔建设的优惠政策。 此外，重点村对自身土地规划与建设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丰台区大红门村的土地改造规划，虽然日后作为森林公园的土地所有权归于政府，但使用权依然属于大红门村，这一模式对其他村日后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另外，在行政审批上，由于北京市发改委下放了重点村建设的立项核准权和招投标核准权，直接指导重点村的科学立项，不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效率，进而使得拆迁、建设、产业发展、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得以落实。2.土地管理与所有权改革创新土地资源统筹利用及所有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一大方面。由于农民集体的剩余土地在调整规划后可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且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将重点村一定比例的土地列入土地储备，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权。 非农产业的增加，则提高了土地的流动性，使土地利用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例如，海淀区唐家岭村，除回迁房之外，村里还拥有不少的写字楼、租赁房屋，为该村提供了重要的土地租金收入。 由于改造方案结合各个村的实际情况，个别村的成功经验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朝阳区建设用地不足的龙爪树村，在保持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乡域界限，与其他乡适当置换用地性质，实现双赢。 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吸引外来资金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自有资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资产的市民。农民真正参与建设，才会更有积极性。3.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且必要的步骤，旨在缩小城乡在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距，而建设资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次重点村改造中，北京市各部门都积极为重点村改革搭建融资平台，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北京银监局对融资政策进行专门指导，并对重大项目融资进行具体指导和协调，这保证了融资的方向和效率，让有限的资金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另外，市政部门建立的应急风险资金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筹集压力，在关键时能有力地支持重点村建设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融资计划优先满足的是重点村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这与土地改革中发展非农产业相吻合。如道路交通，从大红门村的改造经验来看，用自己的钱搞道路建设，借政府之力贷款融资，既缓解了道路建设的燃眉之急，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政策建议（一）政府要对“城中村”改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推进实施。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部分村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没有开始改造。 比如，昌平区东三旗村就没有开始原计划的改造。据村民反映，政府在改造计划发布后没有落实后续改造工作。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督促、落实各重点村改造工作，而不是只完成方案和政策设计，就不管了。 此外，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部分村出现了资金紧张、无法完成建设任务的局面。主要原因有集体自有资金不足、土地融资困难、后期融资受到严格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资金问题予以重视。 （二）进一步落实改造后的农民权益。 调研中发现，村民的权利意识较为淡薄，对本村的改造意图、改造后权益不甚了解，因此可能会成为改造的阻力。建议加强宣传教育，让村民对自身权益有充分了解，从而支持“城中村”改造进行。 在改造过程中，每个村几乎都划出很大一部分土地被征用为绿地，但这部分土地补贴并不按照市价，补贴资金极少。虽然一些重点村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把绿地所占土地无偿交给政府，但是村子保留该土地将来用作其他用途的收益权。 建议今后接受改造的村庄借鉴此方法，维护村子和村民的土地权益，保留土地收益。就总体而言，部分村出现了用地减少、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 整建制农转居进程也有一定困难，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紧缺，难以完成社会保障对接的费用，以及程序上限制条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完成拆迁任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资产处置工作以及社会保障保险衔接费用筹集到位，因此离整建制农转居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 （三）真正落实农民产业用地。 在现实中，重点村改造后的产业及回迁房用地实际比例过小。 参照台湾“城中村”改造方法，其村子留用土地占到原村总面积45%左右。但此次改造的留用土地占比远远小于该比例，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一定损害。 建议在“城中村”改造中充分考虑农民的权益，增加回迁房和产业用地比例。 此外，虽然每个重点村都留下了产业用地，但由于审批过程复杂，加上村庄自有资金短缺，这些土地迟迟不能开工建设。 同时，因为产业用地的用途并没有合理、详细的规划，资源短缺的村子多数将此地用作物流等用途。 建议各村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产业用地进行良好规划，有条件的可以多个村连成产业区，这将有助于集体产业壮大以及未来的发展。 （四）落实农民房屋产权。 公租房产权只有70年，改造之前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巨大的权益落差会加大改造的难度，引起农民的反感抵触。 建议政府充分考虑农民权益，给予70年后公租房补贴承诺，让农民权益得到明确保障，也让农民安心上房。并且在改造过程中还出现了小产权房问题，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五）重视外来人口居住成本问题。 原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大量外来人口在改造时被迫离开村子，改造后由于房租升高不能回到原村继续居住。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可能加重其他未改造地区的压力，造成新的“城中村”问题，从而抵消改造效果。外来人口居住成本的上升，也会抬高城市雇工成本，给城市长期发展造成负面效果，必须引起重视。 （六）增强农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性。 “城中村”的改造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宣传、拆迁、回迁，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处于对立面的表象。 但实际上改造对于村庄和村民的未来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也是“城中村”融入城市客观上必经的阶段，是村民变居民、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此，建议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提升农民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解，给农民一个较长时间的反应阶段，而不是进行运动式的突击改造。这样农民才会支持“城中村”改造，减少争端，并积极地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让农民也加入到改造的队伍中，也可以集思广益，减少未来可能遗留下的问题
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摘 要： 本文在论述语言迁移理论本质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迁移的因素，对汉英两种语言对比，从音素、音位、声调/语调语言、重音和节奏等层面分析了普通话对英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以便更好地帮助学生克服普通话的负迁移影响，促进英语语音的学习。关键词： 普通话；英语语音；语言迁移；对比研究The Transferring Effect of Mandarin on English PhoneticsLin Yuhang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Zhangzhou Teachers College 01021225Abstract: This paper is meant to help the Chinese English-learners to overcome the negative phonetic transfer and promote the study of English phonetics by dealing with language transfer theories, analyzing the factors affecting language transfer,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some phonetic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such as phone, phoneme, tone/intonation language, stress and words: Mandarin; English phonetics; language transfer; comparative analysis语音过关是英语学习的关键，同时也是难点。然而，外语界对语音教学问题的探讨却明显少于其他领域，这难免有些“避重就轻”之嫌。将英汉两种语音进行对比研究，对比教学，不失为一种良策，如张凤桐教授编著的《英国英语语音学和音系学》就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编写的教材。对比研究的理论基础是语言迁移，同时，对比研究和教学是正视语言迁移作用的科学方法和手段。然而就在将两种语音进行对比教学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普通话好，英语语音就好”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这一说法过分夸大了语际间的正迁移作用，而忽略了负迁移作用。应该说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语言,虽然各种语言有其相通的一面,但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有的语音体系,并有自己独特的发音规律。要全面正确地了解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就应该在认识语言迁移的本质和产生语言迁移因素的基础之上，将英汉语音、音位相关的方面作科学的对比研究。一、 语言迁移概念及其实质奥苏伯尔的认知结构迁移理论代表从认知的观点来解释迁移的一种主流倾向,然后有符号性图式理论、产生式理论、结构匹配理论与情境性理论等迁移理论。根据奥苏伯尔的认知结构迁移理论，“迁移是一种认知活动，体现了个体主动的心理加工过程”[1]。但也存在分歧，一些研究者着眼于各理论在更高层次上的概括,将迁移概括为“一种学习中习得的经验对其他学习的影响，是新旧经验的整合过程”[2]，这种整合过程可以通过同化、顺应与重组三种方式实现，其实质是原有认知结构与新学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迁移(transfer)作为一个心理术语,是指已获得的指示、技能、方法等对学习新知识、技能的影响。迁移是人类认知的一个普遍特征。在外语学习中,迁移“指的是人们已经掌握的知识在新的学习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心理过程”[3],主要是母语及母语学习经历对学习新语言的影响。语言迁移可分为正迁移(positive transfer)和负迁移(negative transfer)。如果某个外语结构在母语中有对应结构,或母语对外语的学习起促进作用,在学习中就会出现正迁移现象。但是如果某个结构在母语中没有对应的结构,或者两种语言中的对应结构有差异,也就是说,母语对外语的学习起干扰或抑制作用,就会产生反面的迁移,从而影响外语的学习,这就是学习中的负迁移现象。系统的语言迁移研究可追溯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语言学家弗赖伊斯()和雷多()。他们从斯金娜()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出发,认为“学习是刺激与反应的强化,是习惯的形成,是新旧知识的联结。因而在外语学习中,母语这种先前语言学习的习惯会对新的外语学习产生迁移作用”[4]。基于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外语学习的主要困难是由两种语言的差异引起的,学习的主要任务就是找出并克服这种差异”[4],据此他们提出了对比分析假说(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即“将学习者的母语(mother tongue/native language)与目标语(target language)进行各方面的比较分析,找出两者的差异,解释或预测外语学习中已经或将要出现的困难与错误,并以此为指导教材的编写和教学活动。”[4]20世纪60年代末,乔姆斯基提出了语言习得机制(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假说和普遍语法 (universal grammar)理论。他认为：“人类语言结构存在着普遍性(language/linguistic universals),这种语言的普遍性反映了人类的经验过程,反映了人类获得新知识能力的普遍性”[5]。也就是说,人类生来就有自然学习语言的能力,它植根于人的内在机制,即语言习得机制。格林伯格( )通过对跨语言调查(cross-linguistic surveys)特别是对语序的分析来研究和证明语言的普遍性。总之,无论是强调母语迁移作用的对比分析假说,还是强调人类语言的普遍性而忽视母语迁移现象的普遍语法理论,都从不同的方面说明了正是各种语言具有一定的共性,母语才会对外语学习产生积极影响的正迁移作用,同时每种语言所具有的特殊性又使母语迁移对外语学习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即负迁移。二、语言迁移产生的因素语言迁移绝非简单的母语与外语或第二语言间的迁移，也不是两种语言间的相似性或共同性就能决定迁移的程度。相反，它涉及各种不同类型的迁移，也涉及不同的主客观因素。任何迁移形式的产生都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影响英语语音学习迁移的因素很多，包括学习材料间的共同因素、对材料的理解程度、知识经验的概括水平、定势作用、认知结构的清晰性和稳定性及知识的运用等。奥苏伯尔认为，认知结构的3个变量影响新的学习或迁移的发生。认知结构即学生头脑中的知识结构，从广义上讲，它是学生已有观念的全部内容及其组织；从狭义上讲，它是学生在某一特殊领域中的观念的全部内容及其组织。认知结构变量就是学习者应用他的原有知识同化新知识时，原有认知结构在内容和组织方面的特征。影响陈述性知识迁移的变量是：可利用性、可辨别性和稳定性。此外，有学者认为以下问题与语言迁移密切相关。首先，情境特征引起的关注。情境包括最初的学习情境和后来的迁移情境，两种情境是否相似影响迁移水平。研究发现，物理的和社会的场景也是整个学习中重要的、有意义的组成部分。不同的场景或情境，其学习与迁移可能不同。因此，真实的英语学习情境，如外语角等，有助于将学得的语言知识与语言技能迁移到实际情境中去。其次，强调迁移的主动性与通达性。通达体现了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意味着学习者可在迁移机会出现时，顺利地提取有关的经验或可利用的资源。有效的学习者有强烈的内部动机来调节自己的语言学习活动，如主动识别先前的语言学习与目前任务的相关性，识别恰当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迁移情境，主动提取可利用的资源等，这些都是语言迁移产生的必要条件。三、 对比研究中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对比研究是建立在美国学者雷多（R. Lado） 1957年提出的“对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基础上的一种语言分析方法。雷多的对比研究是一种在语音、语法和文化层次上对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进行严格的、逐一比较的体系。该对比研究的理论基础和焦点是语言迁移。语言的对比研究有助于人们认识语言间的区别和联系。李庭芗先生指出,“英、汉语在语音方面有哪些相同和相异的地方,是每个英语教师所必须了解的。英、汉对比的知识能帮助教师根据英、汉语的异同,预见学生在学习中的难点和重点,从而在教学方法上采取相应措施,以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6]。要学好英语语音,首先要了解哪些音是汉语中没有的,哪些音容易受汉语语音的干扰,英、汉语音之间怎样互相干扰的。普通话学习者在英语语音学习中产生的迁移，虽然不完全是具体知识的迁移，却是普通话发音习惯、发音部位的迁移，也是一种发音技能的迁移。对两者进行音素（phone）、音位（phoneme）及音节（syllable）等方面作系统的对比研究，无疑会促进找准正迁移作用的条件，而减少负迁移产生的干扰，有助于英语语音的学习。语音的最小单位是音素，但是在言语交际中能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音位。音位分为音段音位（segmental phonemes）和超音段音位（super-segmental phonemes）两种，前者包括元音、辅音，元音与辅音、辅音与音在词中的组合，即音位组合或音节；后者则指重音（stress），音程（length）,节奏（rhythm），音调（tone），语调（intonation）及音渡（juncture）等。以下是两种语言音位的对比分析和迁移作用的情况:1. 元音、辅音和声母和韵母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英语有20个元音、28个辅音。英语的音位是区别词义的最小单位。属于汉藏语系汉语的音位和英语一样，也是区别词义的最小单位。普通话是汉语的代表语言，有辅音音位，即声母22个，韵母31个。声母一般位于音节的开头，韵母是声母后的一部分，一般由元音或元音加辅音/n、n^/构成，如/B、o、Bi、en、uBn^/等韵母。英语元音分为单元音和双元音；普通话的元音分为单韵母和复韵母。英语的单元音数量比普通话的单韵母要多，而且分得细。普通话里只有6个单韵母；英语有12个单元音，而且分为前、中、后元音。其中/I、U、e、A、Q/等单元音在普通话中找不到近似的音，很难说普通话说得好的人一定就能发好这些音和包含这些音位的单词和句子。而在普通话中 能找到的近似音如/i、u/，前者发音的舌位比英语更靠前，后者则更靠后[7]。另外，普通话的复韵母/ei、Bi、Bo、ou/和英语的双元音/eI、aI、au、EU/虽都以强元音为主，向弱元音方向滑动。但是，普通话滑动较快，而且并没有达到弱元音的位置，念起来两音浑然一体；英语的双元音滑动较明显，两者相对独立，普通话较好的人很容易将like误念成/lak/或/lek/。值得注意的是两者在发音的部位和口形上都存在差异。发复韵母/ei、Bi、Bo、ou/的口形张得小于发双元音/eI、aI、aU、[U/，但舌位略靠后[7]。当然，能掌握汉语中的渐强复韵母，如/iB、ie、uB、uo/的学习者更容易发好英语中的双元音/I[、Z[、U[/。普通话和英语里都有三元音，其发音方法各不相同：发普通话三元音的方法是由弱到强，再由强到弱，中间的元音紧张度强，形成一个音节，如/iBo、uBi、ioU、iBo/等；英语的三元音由双元音加/[/组成，但不是出现在同一个音节里，其发音方法是由强到弱，再由弱到次强。普通话和英语的辅音音位也存在异同。英语的辅音多数是清浊成对的，如 /p、b/，/t、d/，/k、g/等；而普通话的辅音多数分为送气和不送气的清辅音，如/p、b、t、d、k、g、j、q、x、zh、ch、sh、z、c、s/等，浊辅音只有/r、m、n、l、ng/5个。汉语的送气和不送气区别意义；英语的清浊可以区别词义，影响元音的长度和同化相邻的辅音，如/lIt/中的/I/就发得比/lId/中的/I/短促，浊音能延长前面带的元音。又如元音/R：/在 caw，cord，caught三个单词中的音程不同，在caw中发音最长，在cord中次之，caught中则最短。此外，英语中的辅音根据所处的位置不同和所连接的音位的关系，产生音位变体（allophone）。如音位/t/在不同的发音环境中，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在top中是送气的（aspirated）；在stop中是不送气的（unaspirated）；在certain中是鼻腔爆破（nasalized plosive）；在little中是舌边爆破（lateral plosive）；在that kid中是不完全爆破（incomplete plosive）；在that day中是失去爆破（loss of plosive）。这些现象是英语中特有的，普通话再好，如果没有具备该语音知识，也学不好英语语音。诚然，普通话语音系统中的一些音位与英语的某些音位无大差别。比如，鼻辅音（nasal）在两种语音系统中构成一个自然类，可以用同样的区别特征加以描述，/m/，/n/，/N/可分别描述为〔＋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双唇性〕；〔＋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齿龈性〕；〔＋辅音性，＋鼻音性，＋后部性，＋软颚性〕。能发好普通话鼻辅音的学习者，语言的正迁移作用就能让他正确发好英语的鼻辅音。但学习者更应关注的那些和普通话发音的部位和方法有差异的近似音和汉语中根本没有的音位，如／W、T／，／F、V／，／tF、dV／等，不管普通话说得多地道的学习者，不加强练习，也不容易发好齿摩擦音（dental fricative）／W、T／，颚龈摩擦音（palato-alveolar fricative）／F、V／和颚龈塞擦音（palato-alveolar affricate）／tF、dV／。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辅音在普通话和英语中的不同描述：／s、z／在英语中为齿龈摩擦音（alveolar fricative）；在汉语中前者为齿摩擦音（dental fricative），后者为齿塞擦音（dental affricate）。／h／在英语中为喉擦音（glottal fricative）；在汉语中为软颚摩擦音（velar fricative）。／r／在英语中为无摩擦延续音（approximate）；在汉语中为卷舌摩擦音（retroflex fricative）[7]。2．音位组合—音节对比音节既是语音学中的一个概念，也是音位学中的重要概念。对音节的定义说法不一。就其结构而言，“音节是由一个或一系列音位构成的语音结构”[7]（P20）。音节通常由起音（onset），领音（peak）和收音（coda）构成，领音一般是元音（vowel），起音和收音常常是辅音（consonant）。英语音节构成形态要比普通话音节构成复杂得多。具体形态如下：英语音节：V－VV－VVV－CV－CVV－CVVV－VC－ VCC－CCVV－CVC－CVVC－CCV－VCCC－CCVC－CC CVC－CCCVVCC－CCCV－CCVVC－CCVVCC－CCVCC C－CCVCCCC－CVCC－CVCCC－CVCCCC汉语音节：V－VV－VVV－CV－CVV－CVVV－VC－CVC－ CVVC从以上对比中可看出，普通话的音节结构比较简单，通常是单辅音加元音；英语音节的首、尾常常出现辅音群（consonant clusters）如 must tempt texts thousandths等。换言之，普通话中只有单辅音型的音节，没有辅音群型的音节。辅音群型的音节成为中国学习者，包括能说标准普通话学习者的语音难点。学习者习惯于在读英语辅音群中夹带元音，如把green念成/^[ri:n/。另外升调时容易从词尾的辅音开始,试图把它拉的很长,因而很费力,发出的音也很不规范。这是因为汉语的音节除/n/和/ng/两个鼻辅音外,都以元音结尾,即为开音节,而且节峰前最多只有一个辅音；而英语的音节节峰前最多可有三个辅音,如/sprIt/等,而节峰后最多可有四个。由于两种语言的音节系统不同,学生易将汉语的音节特征转移到英语学习中。3．语调语言(intonation language)和声调语言(tone language)汉语中的每一个字(或音节)都有一个区分字义作用的声调, 如/mā/妈，/má/麻，/mǎ/马，/mà/骂，/mB/吗,语音学家称汉语为声调语言；然而在英语中,单词的音调不改变它的词义,如book/buk/在读成平调、升调或降调时始终是“书”的意思,但英语的单词被用于句子时,就要赋予它一定的语调,来表达说话者的态度、语气等,这种语调的核心一般放在语句的末尾,所以语音学家把英语叫做语调语言。如:This is your↘seat.句未的降调表示肯定的语气,但 This is your ↗seat?表示疑问的口吻,以求取得对方的证实。汉语句子的语调也常常落在句未的重读字上,但由于这个重读字本身又有固定的声调,其实际语调必然受到该字本身的声调和所需语调的共同影响,即在原来字调的基础上,按所需语调去稍加调制、改变,使它既不完全失去原来的声调,又符合所需语调的要求。如:“这是我的球↘。”句中的“球”字本身是升调(阳平),而句末要求用降调,实际话语中只能采取折衷的办法,把“球”字的升调上升幅度减少一些。又如:“你的书↗,还是他的？”句中“书”字原本是高平调(阴平),而句子中间需要升调,语言实践中只能是把“书”字在原来的高平调后面接着稍微升高一些,成为高平调加升调。可见,由于汉语语调受字调的限制,升降规则比英语复杂,升降的幅度也要小。中国学生由于受汉语的这种声调、语调的负迁移影响,讲英语时往往语调平平,抑扬不太分明,升降起伏较小,很难学会英语那种梯级下降型的语调。近年来,语音学家趋向于更加强调英语语调的重要性,认为元音辅音是英语本身,而语调是英语的灵魂。假如元音辅音念得很准,而语调不对,听起来就不像英语。相反,假如元音辅音读得有些毛病,但语调正确,听起来还像英语。既然英语语调这样重要,那么我们要学好英语就必须注意汉语和英语在语调上的区别,努力在说英语时克服汉语语调的影响,勤学苦练,逐步掌握英语语调。4．其他语音方面的负迁移英语单词没有辨义的声调,重音是重要的语音要素,有区别词义的作用，如：´converse(名词,相反的事务),con´verse(动词,交谈)。在汉语词组中起辨义作用的是声调而不是重音,声调比重音在话语中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除词尾含有虚词的词组(如桌子、木头等)和个别词组(如爸爸、妈妈等)外,大部分词组中的每个字都读成同样的轻重程度,如教师、电话、汽车、天气等。这种母语特点迁移到英语学习中,常常使初学者读多音节英语单词是重读、轻读音节不明甚至重音错位,如把´diligent读成´di´li´gent,di´ligent或dili´gent。在节奏和韵律方面,汉英之间的差别也很大。汉语是以音节(字)为计时单位的,而英语则以重音为计时单位的。汉语中,音节(字)的数目是韵律的基础,除了一些助词念得较快较含糊外,一般每个字所占用的时间大致相等,读得也清清楚楚。例如古诗中总是根据每行的字数来决定它的韵律或节奏,如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即使音节(字)有思想表达上所需的轻重之分,也不像英语那么明显、分明,所以,一般字较多的一句话所占用的时间,要比字较少的一句话占用的时间长，如“他有汽车。”和“他有一辆上海产的汽车。”但在英语中,重音和轻音是交替出现的,而重读音节才是节奏的基础、主体。重读音节总是声调较高,响度较大,发音清楚,所占时间较长；而轻读音节则声调较低,响度小,读得快而含糊,所占时间较短。所以,重音与重音之间总是保持大致相等的实际距离。重音之间的轻读音节越多,就读得越快越含糊。如:“Ann ´found the ´book she ´lost at ´last.”和“E´lizabeth ´found the ´article she was ´studying at the ´library.”前一个句子有8个音节,后一句却有19个音节,但两个句子同样只有5个重读音节。为了保持每两个重读音节之间所用时间大致相等,重读音节之间的轻读音节所占用的时间就不完全相同。后句话中,第一和第二个重读音节之间,第二和第三个重读音节之间分别由2个和1个轻读音节,而第三和第四个重读音节之间,第四和第五个重读音节之间各有4个轻读音节,为了保持5个重读音节之间大致相等的时间距离,第三至第五重读音节之间的轻读音节就要读得轻而快。中国学生对英语的这一特点较难把握,往往是按汉语习惯把每个音节(字)说得都很清楚,而不习惯把几个轻读音节压缩在一起,快速而含糊地读出来,因而听起来不是很自然。另外,在音节的衔接(juncture)方面,英语有汉语中所没有的连读(liaison)现象,也会给初学者带来一定的困难。在英语学习中,许多人可以发好一个单词的音,却说不出流畅、连贯的句子；能听懂英语单词,却听不懂连贯的句子。这种现象,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掌握好英语中的连读。英语中有许多词是以辅音结尾的,在与紧接他们后面的一个词词首的元音连起来念,就产生了连读现象。但实际上汉语中也存在这种连读,只是我们平常没有意识到。汉语的连读一般出现在感叹句中,如:我的天哪! Wo de tiBn B好苦哇! HBo ku B然而汉语的连读范围不像英语连读现象那么普遍,而且大多数字以韵母结尾,使连读受到很大限制,所以学生在碰到英语连读时就会感到非常困难,同时也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听力发展。同化现象也是英语中最常见的一种音变现象,在连贯的说话或朗读中,音与音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其实,在汉语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如:面包 miBn-bBo → miBm-bBo难免 nBn-miBn → nBm-miBn这里的“面”和“难”都以/n/结尾,但因为受后面音/b/和/m/(双唇音)的影响,因此,“面”、“难”后面的/n/音就同化为双唇音/m/了。音渡指语音结构中两个音段界限之间的停顿过渡。普通话和英语两种语言中，音渡都有辨义功能，普通话好的学习者，一般能够注意英语音渡，但要完全掌握，仍然需要大量实践。四、结束语普通话和英语在发音的特征与规律、音位的数量与性质等方面都存在异同，而且差异性大于相似性，在二者相似性较强的方面，正迁移作用较为明显；二者差异表现明显的方面，负迁移作用却占了上风。既然普通话在英语语音学习中有“正迁移”和“负迁移”两方面的双重作用,因此,在英语语音教学中教师应与学生一起,尽量克服普通话对英语语音学习的干扰,促进普通话对英语语音学习的积极作用。在教学中教师帮助学生克服干扰时要突出要害,使学生深刻理解两种语言在发音方法以及语言表达方式上的异同。根据对比分析的理论观点,通过描写、选择、对比、预测对比分析的步骤,对普通话和英语进行科学的结构分析,找出两者之间的区别,以及区别程度的大小。通过这种有意识地对英汉语音系统进行对比分析,帮助学生做出有意义的概括,培养学生英汉语音系统差异的敏感性。正如吕淑湘在《中国人学英语》一文中指出:对于中国学生最有用的帮助就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别,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尽可能用汉语的情况来跟英语作比较,让他通过这种比较得到更深刻的体会。中国学生必须认识到汉语、英语的差异,警惕汉语的干扰,尽量在英语学习中克服,避免汉语的干扰,这样才能更有效全面地学习英语。通过以上的讨论，很难说普通话好的学习者，英语语音就一定好；也不能说普通话不好的学习者英语语音就一定不好。影响英语语音学习迁移的因素很多，包括普通话和英语之间的异同因素、个体对异同因素的理解程度、知识经验的概括水平。此外，情境也参与迁移活动；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个体特征等都是语言迁移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普通话对英语语音的迁移作用绝非是单一的，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似性也不能决定迁移的程度，它涉及多种不同的主客观影响因素，应综合考虑。孤立地研究某一因素或某一类型的迁移，不利于真正揭示迁移的本质，对英语语音学习也无实质性的助益。普通话好，只能说从语言学习的态度、方法等方面具备了发生语言迁移的可能性，但是否能克服语言负迁移的影响，真正发挥语言正迁移的作用于英语学习，还需要学习者发挥主体作用，了解一定的英语语音、音位理论知识，按照英语的语音、音位规律，掌握发音技巧，通过大量的训练，才能有较好的英语语音，说地道的英语。参考文献：1. D． .Educational Psychology：A Cognitive View〔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8．2. 冯忠良.结构—定向教学的理论（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3. 蒋祖康.第二语言习得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Linguistic Across Culture[M].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yntactic Structure[M].The Huge:Mouton,. 李庭芗.英语教学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张凤桐.英国英语语音学和音系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8. 秦秀白.英语通论[M].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88．
加入WTO对我国国民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语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素质。掌握一门乃至几门外语，才能使我们更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据报道，我国进入WTO最需要的人才之一就是外语人才，尤其是既懂专业，又精通外语的专业人才。作为素质教育基石的基础外语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对高素质的外语人才的培养。进入90年代以来，以课程与教材为核心的外语课程改革从理论上、实践上为外语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其成效有目共睹。但总体上说，我国外语教学质量仍落后于形势发展：教师外语专业水平和教学水平较低，教学评价标准单一，教学技术和手段落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外语课程改革之经验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很值得我们去探究和吸收。本文将全面探讨国外外语课程改革的最新发展动向，以求对我国新一轮的外语课程改革有所借鉴。 一、积极的语言教育政策 在国外，无论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国家都十分重视语言教育政策，并把统一连贯的外语教育政策看作是外语课程成功的重要指标之一。语言教育政策涉及到诸多方面，如经费的投入、语言地位、语种的选择和在课程中的比例等等。 1987年颁布的《国家语言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简称NPL))是澳大利亚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语言教育政策。该政策的目的是促进澳大利亚向多元化社会发展，积极支持各种有创建性的语言教学。同时，它还帮助建立了澳大利亚国家语言机构这一联结澳大利亚大学和教育学院语言教育的组织。在国家语言政策的影响下，各州纷纷出台相应政策并用于指导广泛的教学实践。澳大利亚另外一个重要的语言教育政策是《澳大利亚学校策略亚洲语言研究》(The 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Australian Schools Strategies简称NALSAS)，它为各州实行亚洲主要语言--中文、日语、印尼语和韩国语教学的州立教育机构提供各种资助，使得澳洲学生的外语学习扩展到除欧洲语言的多种亚洲语言。这些积极的语言政策极其有效地提升了澳大利亚各级政府和国民对语言的意识和兴趣，并积极参与其中。 1996年以色列政府推出一个全新的语言政策，教育部根据学校实际对其进行修订出台了一个称之为"3＋"的外语政策，除要求犹太人掌握三种语言，希伯来语、英语和阿拉伯语外，还必须学习其他语言(如传统的依地语或拉地诺语；共同语如俄语、阿姆哈拉语或西班牙语；或世界语言如日语、中文、德语等)。西班牙通过的一项政府法案(LOGSE)规定了外语为核心课程和必修的每周时数，小学外语教学总时数达到9％－11％，既保证了外语教学的早日开展，又为其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国外语言教育政策非常重视提升外语的地位，许多国家的外语教育政策不但把外语作为必修课程，而且大多数还把其列为核心课程，学习者年龄也不断地前移，语种的选择也极为多样化。 二、完整的课程指导框架 除了重视制定外语教育政策之外，国外外语界还致力于建立完整的课程指导框架，以利于促进和指导外语教育朝着计划、统一、明晰的体系方向发展。完整课程框架既有国际化的(如欧盟教育委员会)，也有国家的。 为适应欧洲一体化进程而由欧洲语言政策委员会制定的《欧洲共同课程指南框架》(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1996)出台后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各国纷纷据其制定各自的国家标准，如意大利为此提出了更具挑战性的期望，引发了教育部、工商界、家长和媒体对外语教育的极大关注。与此同时，欧委会还出台一系列现代外语改革框架，如《现代外语：学习、教学、评价--欧洲共同课种指南框架》(Modern Languages:Learning,Teaching,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1996)等，提出外语教学共同目标，它不但有助于各国制定具体目标和评价标准等，同时对大纲设计、考试、教材、教师培训等也产生了影响。为使该《框架》得以落实，欧委会还编制了《一般指南》和《使用手册》，供教育政策制定者、课程开发人员、教材编写者、考试委员、教师、教师培训人员、学生(含成人教育)等参考。《多语和多元文化的欧洲》(1997-2000)是欧委会最新出台的语言政策，并为此制定《欧洲语言档案手册》(European Language Portfolio)，用于：(1)让学生自我了解各阶段学习情况；(2)记录学生语言技能发展，供下一阶段学习或到国外就业参考。 澳大利亚最有影响的外语课程框架当属1988年颁发的《澳大利业语言水平计划》(The Australian Language Levels(All)Project)。这个国家总课程框架试图提供一种既能涵盖语言共性，又包括教师发展和研究的课程综合模式。此外，《完全指南》(All Guidelines)对国家主要语言课程，尤其是亚洲语言(中文、日语和印尼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不但指导中学高年级教学实践，而且成为国家高中外语课程评价框架(NAFLASSL)的基础，指导大纲的编写和构建共同评价标准，同时它也为外语教师教育发展提供了可参照系数。 1993年美国全国性语言组织--美国外语教学委员会、美国法语教师协会、美国德语教师协会和美国西班牙语葡萄牙教师协会获得联邦政府《教育目标2000》资助，历时两年多联合编制了新外语学习标准。《标准》制定出外语学习的五个目标：交际(Communication)、文化(Cultures)、沟通(Connections)、比较(Comparisons)和参与(社区Communities)。各州根据其制定了符合本地发展的标准和课程框架，为各学区各学校提供最佳的教学指导。 三、成功的教学策略 国家教育政策和课程指导框架为各国外语课程的改革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有力地促进了外语教学改革、外语课程实践，其成功的教学策略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推动双语教育发展 虽然传统的外语学科教学仍占主流地位，但用外语作为教学媒介教其他学科，融学科与外语为一体的双语教育在各国得到广泛的实践。 初创于加拿大的浸入式是双语教育较为成功的一种模式，它还被推广到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并发展了多种模式，如半浸入式、全浸入式、双向浸入式等等。德国的一些学校从一年级开始实行双向浸入式即进行混合编班，讲德语和操外语的学生各一半，柏林现有14所这类学校，教学用语除德语外，既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波兰语，还有俄语，现代希腊语和土耳其语等。在美国，类似的学校已经发展到254个。以移民为主的澳大利亚情况也极为相似。芬兰目前也有4000多名学生用这一模式习得第二语言。 传统的浸入式大部分是在低年级进行的，随着对外语要求的不断提高，现已不断上移。奥地利、芬兰、德国和荷兰等国一些学校的高中阶段的一些学科如：地理、历史、音乐、体育及职业技术课程都用英语讲授。荷兰的一些大型职业学校如酒店管理学校，部分课程是用法语或西班牙语讲授的。卢森堡的许多学科都是用德语或法语教授的。1996年芬兰的一些调查表明，33％以上的职业学校，15％的初中(7-9)年级，25％的高中采用了双语教育。 (二)强调交际能力的培养 学生交际能力既是教学目的，又是重要的教学策略。荷、法、英、美等国对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各具特色。荷兰外语课程设计以"单元"组成，每单元由一些由交流情景话题或主题构成，鼓励学生在实际交往中进行广泛的实践。法国强调"情景教学法"，为学生营造学生敢于开口、善于开口的机会和良好的语言气氛，小学外语教学通过儿歌、童谣、短故事、游戏等，培养儿童对语言的敏感性。在英国，5、6年级外语虽是选修课，但其教学目标仍强调初步的交际能力的获得，教学以听、说为重点，教材、练习以对话为主，课堂活动灵活多样，3/4的时间用于各种听说活动。更让人称道的是，为了让学生有更多接触英语的机会，英、法、美等国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经济优势，纷纷与国外的学校建立联系，利用假期，两国学生互相"串串门"，各自住在对方的家中，让他们在地地道道的外语环境中耳濡目染，接受文化熏陶。由此，学生的交际能力获得了全面提长，根据欧委会的最新报告，有70％的年轻人认为能用外语与外国人交流。 (三)重视学习策略和原有语言基础 荷兰的外语教学重视对学习者策略的指导，教师帮助语言学习者不断地进行反思，帮助学习者了解自身的学习特点、学习风格，以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和方法。丹麦国民中学的外语课程规定外语教学应包括语言习得知识和能力的获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提高学生对各种交际策略，如一般语言学习、阅读、听力、词汇学习等的敏感性。 在多元文化社会进行外语教学应重视第一语言的作用已成为国外外语界的共识，第一语言可以为学生学习学科内容提供背景知识，使其产生安全感，同时它还有助于提高学生最基本的阅读能力和"高级"语言能力。卢森堡在此方面进行的一些卓有成效的实验，如：DECOLAP(D�veloppement des comp�tences langagi�res dans 1� education pr�scolaire),DECOPRIM(D�veloppement des communications orales et �crites � l� ecole primaire)等充分证明了第一语言的作用。摩洛哥的调查也发现，成功的英语学习得益于学生此前已经学习了至少2门其他语言--标准阿拉伯语和法语(同属摩洛哥幼儿园-9年级语言)。 国外外语教学的重要策略还包括：1)用外语教外语。摩洛哥外语成功的重要经验就是用外语教授外语，其10-12年级学生经过3年的外语学习，口语和书面语均已达到中等甚至中等以上水平。2)模块教学。意大利最近在第二语言选修课推行模块教学，改变过去以年龄或学年分班的做法，根据学生的语言能力编班。3)项目学习(Project－Oriented Learning)。丹麦使用项目学习外语的年级，尤其是高年级(8-10年级)增加，这不但强调用电脑技术获得真实的语言材料，而且更强调的是语言与内容学习的融合：深入到英语国家(不仅仅是英美)去学习其文化，如在澳大利亚学习土著文化，在加拿大学习环保等等。 四、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 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是国外外语课程改革的重要经验之一。它使外语学习者更充分自由地接触到所学的语言，极大地激发了外语学习者的动机，使外语学习更具交际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一)教学软件开发。荷兰的"英语I与II"教学软件重点突出了学习英语常见难题等。美国开发更有创意的交互式模拟教学软件，如蓝狮公司的"车票"教学软件，在保留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CALL)重视语法点操练特点的同时，强调把学生置于真实语言世界，通过亲身感受体会，在文化熏陶中掌握语法。 (二)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卢森堡教育部开发一种全能口语文字处理器--TEO(Text Editor Oral)，鼓励学生用外语编故事，开发口头表达技巧，TEO现主要用于小学，尤其是多元文化背景的学校。此外，卢森堡开展"欧洲语言教学创新品牌"，通过计算机技术把新技术融会到语言学习中去，培养学龄前和小学学生的口笔头交际能力。 (三)教育网络的建构与运用。国外学生充分利用网络接触外语，许多学校建立专供外语学习的网站，学生利用各种机会，如上网、订阅电子杂志、收发电子邮件、聊天等形式，进行更广泛真实的交流。西班牙卡塔卢尼亚有250多所学校的100，000多名学生(占这一地区的12％)参加了由欧盟发起的，旨在促进跨文化意识和语言学习的COMENIUS计划。该计划支持各校开展语言教学各种活动，培训教师，帮助建立校园网等。 五、严格的教师教育 国外外语教学极其重视教师教育，不断对教师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及方式方法进行改革创新，使其与外语课程改革同步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外语课程的顺利实施。 (一)职前教育 国外教师职前教育一般由学科教学、教学法和教育实习等部分组成。摩洛哥外语教师在大学或师范院校接受高水平的职前教育，其英文系教师大部分拥有英美国家大学硕士或博士学位，学生通常学习4年英语，其中1年专修文学或语言学，1年学习教学法和在教育学院进行教育实习。 德国外语教师培养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外语教师必须先获得大学学位(相当于双专业双学位硕士)。语言学习分两部分，一半是专业学科，一半是与应用语言学或教学法有关的课程。此外，双专业学生各有6周实习课。第二阶段的见习时间长达一年半，由专家教师指导，每周参加教材教法研讨会，见习结束时必须参加州组织的"第二次"统考。这种考试相当严格：考生上两节公开课，撰写一篇与应用研究有关的论文，参加长达2小时的口语考试。 芬兰所有教师教育在大学完成的，所有教育院系都拥有规模大，师资力量雄厚的实习学校。1997年起，丹麦对国民学校(1-10年级)的教师教育进行改革，师范教育专业学习改为4年，在丹麦语和数学科增加两门必修课使外语教师数量上也有些增长。此外，必修课安排上也作了一些调整，减少了一些普通教授法，增加了学科教学法，更加重视理论知识与教育实习的结合。 荷兰和英国的外语教师通过在国外进修学习来提高自身的语言能力。荷兰外语教师获得第一个学科学位课程时还必须在国外学习一段时间。在英国，几乎所有专攻语言学位课程的全日制学生都要求在国外学习或工作一年(属学位课程的一部分内容)。欧洲国家另一成功的做法是把外语教师教育扩大到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如今，德国教师教育的一个趋势是：各大学都可参与教师教育，为"专家教师"提供新的学位课程。 (二)在职教育 外语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对外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西班牙从1990年起要求所有小学的语言教师都要成为语言专家，不合要求的教师要接受培训或申请作非专家教师。传统的继续教育渠道不断得到扩展，网络、教师职业发展学校(PDS)、外语教师协会及其他相关机构等也加入到外语教师教育的行列，与此同时，教育内容也进一步扩展。外语教师教育从教学理论的构建和教学技巧的训练转向对教师已有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以及教学能力的习得，如欧洲一些应用语言学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为提高外语教师语言习得理论知识，合作编写了以小学教师为对象的外语专著；美国外语教师的教育，特别强调多媒体教育技术的掌握和应用。德国详尽的外语教师继续教育课程随处可见，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兴趣爱好挑选地方或州的课程进修。每个教师每年享有州提供的一周的课程。捷克外语教师教育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越来越多的教师到国外学习或参加国外有较好声誉的国际课程的学习。 六、科学的评估体系 国外大部分外语测试都由科任教师完成，根据不同的教学目标、要求和对象，设计不同的评量模式，并使其尽量生活化、多元化。与此同时，建立个人档案(Portfolio)，通过Portfolio获得学生信息和对学生作出评价已经成为重要的趋势。教师通过观察学生学习过程，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学习风格及其策略和方法等情况，不断调整教学方法。同时，学生在其档案(Portfolio)中可以进行比较，了解自身发展的进程。 全国性或区域性大规模语言能力测试一般在学生中学毕业时才举行。荷兰的中学毕业生要参加由荷兰国家考试局(CITO)组织的全国性考试。约有30％的荷兰学生(将要加入大学预科学习的)在12年级(18岁)时参加统一考试，这种学业成绩考试包括3门外语：英语(听、说、读、写)、法语(阅读)和德语(阅读)。约40％学生(将参加多科技术学院学习)在10年级(16岁)时参加全国统一考试，考试包括英语水平测试、法语或德语的听力/口语测试。这些考试成绩占学生学科最后成绩50％。这与欧洲框架是相吻合的，与课程也具有连贯性。此外，《欧洲语言手册》和《入门水平》也正在设计其他各种语言水平测试。 国外外语课程评价总趋势是：从重视语言要素转向语言实际能力的运用；从强调书面转向口头；从重视结果转向过程；从重视共性转向个性等等。在具体操作上，听说能力的检查以课堂口语练习、角色扮演、配对、小组互动等为依据；小学以口语为主，尽量少做书面测验；中学则以口笔头相结合，书面测验以自由表达为主。评估方式并不是完全以考试、测验成绩为依据，更多的是关注学生在学习外语过程中的发展和变化，讲求动态与静态相结合。 近十几年来，国外外语课程在教育政策、指导框架、教学模式、教学手段等各方面进行的大胆实践和创新，为外语课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对我国新世纪外语课程改革极具借鉴意义。 启示与借鉴 在加入WTO、北京申奥成功以及全球一体化进程之际，我国又掀起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涨的外语学习热潮，外语教育再次成为全社会的热点话题。在全面推进我国外语课程改革之际，极有必要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为我所用。 一、积极推进双语教育 近十年来，中国发达地区如北京、西安、上海、深圳等地进行了一些双语教育实验(主要是在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现已形成一定规模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实践证明，它较好地解决了我国传统外语教学模式缺乏语言环境的状况，为培养外语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积极推进双语教育，关键是要解决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加强对国外双语教育理论的研究，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指导实践，并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双语教学理论；二是加强宏观指导，解决目标定位、评估标准以及后续性等问题；三是进一步扩大双语教育的范围，在有条件的地区和学校的高中部分科目实施双语教育；四是汇集各类专家、教师编写高质量的、适合各种层次的教材。 二、提升外语教师素质 国外外语教师教育采取开放模式，重视知识扩展和能力，尤其是教育教学科研的培养，培养了具有终身学习能力的外语教师队伍。目前我国外语师资队伍比较薄弱，就学历而言属所有学科中最低的，小学外语教师素质尤其令人担忧。提升外语教师素质，一是开放师范教育体系，让更多的学校参与教师教育行列，以竞争促质量；二是改革教育模式，双语教育的发展对传统的外语教师教育模式提出的挑战，学科加外语的教育应成为今后外语教师的一种新的模式；同时传统的培养模式应设置更多的以培养能力为主的课程；三是要抓好外语教师全员培训和继续教育，建立各级外语骨干教师培训基地，培养骨干教师；四是选派骨干教师出国进修学习，成为专家型教师。通过教师教育，帮助教师更新观念和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使其形成终身学习的能力。 三、大力营造外语氛围 缺乏外语学习氛围是目前我国外语"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不改变这一状况，培养具有高素质的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的外语人才将是一句空话。国外学生虽然学习外语时间远远不如中国学生，但其语言能力和掌握的外语数量远胜我国学生，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具有很好的语言环境，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外语。充分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外语语言学习营造良好的氛围，实现外语教学立体化，应是改革我国基础外语教学工作的当务之急。一是真正把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CALL)引入课堂，开展多媒体与网络外语教学，通过internet与e－mail可以更广泛地开展起真实的思想及语言交流活动，鼓励学生与境外人士进行交流；二是汇集外语教育专家、网络人才开发高质量的教育软件和外语学习课程；三是发挥各种传媒，如广播、电视、报纸的作用。 四、改革评估体系 与国外先进的评估体系相比，我国目前外语评价的不足表现在：评价标准、目的、内容、方法、形式单一。评价只有一种目的，选拨学生；评价只有考试一种形式，没有包括非考试评价；评价只有教师一方参与，没有学生评价的权利。评价只关注一个点，关注结果，而不关心学习的过程。改革外语教学评估体系，一是评价标准多元化，评价方法和手段多样化；二是坚持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并重，期中、期末考试或考查与平时课内外学习行为和能力的评价相结合；三是听力、口试与笔试相结合；四是让学生成为评价的主体，学生相互评价和自我评价相结合。回答者：诸葛孔明2007 - 魔法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som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such as differences in diction, syntax, and discourse organization. Because of these differences, the transfer of native language (L1) into the target language (L2) tends to appear in the negative form, . interference. The interference of Chinese in English writing is the major cause of the so-called Chinglish. The paper states some types of interferences errors in lexical, grammatical, and structural aspects. Lexical errors include the mechanical uses of words and misuses of articles, prepositions, and marks. The grammatical errors involve misuses of number of words, tense and voice of sentences, syntactical function of words, verbal phrases, and the mechanical uses and misuses of structure. In the discourse organization par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echanical transfer of Chinese thinking mode and some errors in word order. In the end, the paper gives some possible approaches to remove the interferences of native language in English writing. Key words: native languag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nglish writing, interference of native language, interference errors.
外语类学术论文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英语不再是本族语者的专利，作为国际语言，它是理解、交流以及表达不同文化的方式和手段。以下是外语类学术论文，欢迎阅读。
来自不同母语背景说话者的英语口音可能会造成交际的中断甚至失败;英语口音又与说话者的身份和自我紧密联系。中国拥有着世界上人数最多的英语学习者，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不断强大，国际交流的日益增加，对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中国英语”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由我国学者葛传椝提出，将其定义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汉语特点的英语”。之后，许多学者对“中国英语”的定义进行了热烈的理论探讨和争鸣等。目前，学者们对于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基本达成共识，强调应从语音、词汇、句法、篇章等各层次来描写中国英语的特点，以求展示中国英语的全貌。而“中国英语口音”的概念至今也一直未见于国内文献。我们在借鉴前人定义的基础上，称其为“载汉语语言特征的英语口音”。
我们查阅了2000年至2013年期间，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14种外语类核心期刊所发表的文章，对上述期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首先将研究内容涉及“中国英语”及“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语音问题”的文章进行归类，相关文献共58篇(如表1所示)。总体上，中国英语的相关论文共15篇，占，而中国大学生英语语音问题的相关论文共43篇，占 9/6。其次，根据研究方法，将相关文章分为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分别占和。非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对世界英语理论及英语国际语理论的介绍、中国英语研究综述和语言迁移、英汉对比、中介语、音系学(优选论等)理论的探讨。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国英语口音特点(音段音位特点和超音段音位特点)、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特点、相关语料库的建设及中国英语口音的态度等方面。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仅对中国英语口音的实证研究成果，从以上五个方面逐一对这些论文进行归类和述评。
一、英语口音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
(一)对间段音位特点的研究
国内学者们认为，中国英语口音的实证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E6]LT]。1994年南京大学的乐眉云教授采用方言调查法，首次全面对我国各大方言区中学生的英语语音学习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深入全国各地收集语料。从语音偏误的视角探讨了方言对英语音段音位发音的影响，找出各大方言区学生英语语音学习的难点及其基本规律。我们认为部分中学生的发音问题可通过英语教学得到解决，且国外学者对于世界变体英语口音的研究都是以受教育者(通常是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因此，我们仅选取以中国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文献。在实证研究中，学者们通常从英汉对比的视角，根据语言迁移或中介语理论，通过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得出中国大学生在英语发音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对英语语音教学提出建议。
1.元音特点。元音是英语语音教学中的难点，元音发音特点的实证研究成果共2篇，都是基于学习者语料库进行的研究，总结了中国大学生在英语元音发音方面的主要问题，如单元音的音长、音质和双元音的简化等问题。陈桦采用实验语音学手段，对中国英语学习者纵深口语语料库(LSECCI。)中14名英语专业学生4年的朗读录音进行语音标注及分析。研究发现，单元音/I//e/与双元音/eI//au//aI/离标准发音差别较大。程春梅等通过对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音段错误语料库的分析显示：/i/e/a/的出错率非常高，占整个元音错误的。8个松元音/i//e//a//u/的错误占到整个错误的。在替换型音段错误中，最多的是/i/与/I/。
2.辅音特点。关于辅音发音特点的实证研究成果5篇。其中，程春梅等通过对中国高级英语学习者音段错误的语料库系统分析，总结了中国大学生辅音发音的总体问题。她发现，辅音的错误率高的是/t//d//z//6//n//l//v/。在替换性错误中，最多的是摩擦音/6//z//v/。学生们倾向于用/d/代替/6/，/s/代替/z/，/w/代替/v/在脱落型错误中，频率最高的是爆破音/t//d//k/。四位学者分别针对辅音群、辅音吞音、塞音和塞擦音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阎丽莉等通过分析6名大一学生的朗读录音，发现辅音群的误读中，插音类错误最普遍，其次为删音，替换类也较常见。她进一步以优选论为框架解释了中国英语学习者英语辅音群的习得情况。冯友通过检索分析大学四、六级口语语料库(COLSEC)发现，学习者最常见的辅音吞音，按照发音部位是齿槽音、软腭音和双唇音;按照发音方式，则是爆破音、摩擦音和鼻音;清辅音吞音：的情况远远多于浊辅音。最容易发生辅音吞音的位置是词尾，最不容易发生的位置是词首。陈桦。研究了中国英语学习者擦音和塞擦音存在的一些问题，如/6/发成/d/或/z/，/v//w/混淆，用/x/代替/s/等。王茂林采用实验语音学的方法，对比分析了美国人与中国英语学习者词中塞音的发音时长。研究发现，中国学习者英语浊塞音的发音相对较好，而清塞音的发音相对较差。概而言之，中国学生在英语辅音方面的主要发音问题是清辅音与浊辅音的混淆、/l//n/混淆、th音、/w//v/混淆以及辅音群的误读和辅音段音吞音等方面。 (二)对超音位特点的研究
学者们普遍认为外国腔或外国口音与超音段音位的特点密切相关。因此，中国英语口音的特点也更多地体现在超音段音位层面上。杨军等通过梳理与朗读相关的文献，发现外国腔和韵律不当(如重音不当、节律不当、调组划分不当、边界调使用不当、音节时长不当等)是现有的两大研究主题。陈桦论证了我国英语学习者的超音段音位错误比起音段音位错误更为严重，强调超音段音位特征的教学应该在大学英语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我们这里主要从词重音、句子重音和节奏、停顿、语调等四个方面进行综述。
1.词重音。单词重音是重要的英语语音特征，既有文献中有关中国大学生的单词重音发音的实证研究仅1项。高琳等分析了非英语专业大学生朗读录音样本及中国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COLSEC中的单词重音错误，发现多音节单词重音位移比较常见，而且重音错发在单词(尤其是名词和形容词)第二音节的倾向更为明显。
2.句子重音和节奏。节奏对于语音的理解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句子重音和节奏的实证研究总共有4项，该系列研究成果主要源自南京大学的陈桦教授。陈桦以8名英国大学生的调核位置为参照标准，对中国45名学习者的英语朗读口语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学习者采用对比重音和强调重音充当调核的比例少，使用不当的调核词汇多。他们常对诸于介词、人称代词、连接词等功能词赋予重音;陈桦对中国英语学习者4年纵贯研究的结果表明，学生的重音问题呈现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由重音模式所反映的节奏模式没有明显变化。低分组学生口语中重读、弱读音节不分的程度明显重于高分者。许俊等通过PRRAT软件对比分析了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母语者的韵律特征，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缺少元音弱化和省略，而导致了更多地表现为实用音节节奏而非重音节奏;并且在重音的使用中经常出现错误，重读的表现方式仅局限于加大响度。概而言之，学者们从多个实证研究中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中国大学生在句子的重音和节奏上存在问题，没有掌握实词重读、虚词弱读的基本重音规则，口语中带有典型的“音节节拍语言”的节奏特点，与英语的节奏差别较大。
3.停顿。停顿对于口语表达的流利性非常重要，而我国英语学习者过多地使用停顿导致信息破损，影响了信息的传达，极大地降低了口语的流利性和可理解性。既有文献中有4篇进行了停顿的研究。陈桦。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朗读中停顿数量大大超出本族语者，且停顿位置错误较多。英国语音专家们的评语暗示了学习者过多地依赖停顿来达到语调切分的目的。如：词间隔太多、流利度遭到破坏、语流破碎、语流时断时续、断句有时很不自然等等。杨军通过分析15名大学生的英语朗读后，区分了二语朗读中的两类语调短语划分不当：语调短语标记缺失和语调短语划分失败。两者之间相互关联，受言语风格和在线产出管理的影响。语速及其他因素如任务条件、二语水平和紧张度等均未对语调短语划分产生显著影响。杨萌等分析了30名大学生即席话语中的停顿、及其对停顿原因的内省辨认后发现，他们表现出较高频率的语调短语内部停顿，该频率与口语流利性呈显著相关;停顿位置集中于实词前和首词后;停顿模式主要有非流利串、无填充停顿和非词语填充项。许俊等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一个完整的语义单位中通常出现大量无声停顿和填声停顿，其英语听起来零碎且不连贯。
4.语调。不少学者为中国大学生英语语音语调特点的研究提供了实证数据，相关研究共9项。田朝霞分析了常见于中国英语学习者调核误用现象的原因及其所导致的信息误传，并将其归为三类：调群划分的错误、调核位置的错误及声调模式的误用。杨军研究发现，中国大学生在延续升调的使用上欠缺，表现在音高上扬不够，或音高曲拱不明显，或二者兼具，有着明显的“外国腔”。陈桦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对降调和升调的使用掌握得较好，但显示出过度使用降调的特点。其次，学习者在基本调型上与本族语者的模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平调的使用上。此外，学习者不能根据意欲表达的语气和态度来选择相应的二级调型，调型使用混乱。毕冉等胡研究了英语专业学生四年中朗读口语中列举句式及简单陈述句音调的变化趋势，发现其音调变化趋势遵循负增长的曲线，且降调使用过多。许俊等研究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在音高重音边界调以及结尾语调的处理上存在较多失误，过度使用降调致使语调平直且缺少变化。
两位学者对中国大学生的边界调使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夏志华等通过收集自然语料，并借助话语分析软件对其进行标注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在话轮转换中使用的边界调类型是齐全的，但其使用边界调暗示说话者变更话轮意图的能力远小于英语本族语者，且低降边界调的误用尤为突出。孟小佳等研究结果发现，除简短的祈使句外，中国英语学习者在朗读陈述句、感叹句、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等其他六种句型的句末边界调时均与本族语者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对句首边界调的把握情况相对较好。
两位学者研究了性别差异对语调习得的影响。林秋茗考察了英语专业本科一年级学生的重音节奏和语调与性别的关系发现，女性的韵律表现只是略占优势，除重读外，男女生在意群停顿连读以及升降调的使用频率上没有显著性差异。蒋红柳借助语音实验的方法，对我国英语专业学习者的英语语调运用模式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男女被试在调核音高上差异显著;而在英语语调运用上，被试则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特点。性别间在语调模式选择上的差异不显著。
总体而言，学习者未能意识到语调在信息传递中的重要性，对语调话语交际功能掌握不充分，声调的误用比较常见。平调、降调使用过度，在延续的升凋使用上表现较为欠缺;相对于句首边界调，句末边界凋掌握不好。此外，在语调使用上性别差异不明显。
(三)对各次变体P音的研究
《中国语言地图集》将汉语划分为十大方言，即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闵方言、晋语、平话和徽方言。两位学者研究了我国各方言区学生的语音问题。学者们尝试了不同地区方言对英语语音的负迁移，共6项实证研究成果。刘锦明研究了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闵方言区的英语专业大学生/l/和/r/的发音问题。姜玉宇通过声学分析，将闽、吴方言元音系统和美语元音系统中的5个相似元音/a//i//u//e//0/进行比较分析，由于两地方言元音系统中相似元音的声学特征非常接近，发现两地学生都很难准确习得目标语音。 四位学者分析了我国各省市学生的英语发音问题。如王鲁男重点分析了四川、贵州学生/l//n/不分，/η//n/不分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刘锋等运用微变化研究法，考察了练习频率对两名四川受试/I//n/不分语音纠错的作用，1年的跟踪测试结果显示，频率作用对受试/l//n/不分现象有明显改善。谢谜采用微变化研究法，通过高频率的练习、高密度的观察和高精度的分析来研究频率作用对/v//W/分语音纠错的作用及影响。范烨借鉴优选论和感知图理论，分析了母语为北京话的学生在发英语韵尾辅音群时的增音现象，发现一些学生通过插入元音、删除辅音或将原辅音变为元音的方式来消除或简化韵尾辅音群。此外，/v//w/不分在中国英语学习者中也具有一定普遍性(如山东、浙江地区的学生有类似问题)。总之，我国各大方言之间差异很大，除了中国英语口音的共性特点之外，各方言次变体口音有着自己独特的语音特点。
(四)对相关语料库的研究
与中国大学生英语语音问题研究相关的语料库主要有5个。2003年卫乃兴教授主持建立的学习者英语口语语料库(COLSEC)首次为二语语音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平台。该语料来源为全国大学英语考试口语考试部分的实景音像资料，用随机比例抽样方法，对考生的地区来源、专业考试成绩，交谈话题等按比例选取，标注采用XML语言用一系列符号对话轮转换、语音、语调、停顿、犹豫、打断、非言语交际等进行逐一标注。之后，2005年文秋芳教授主持建立了中国学生英语口笔语语料库(SWECCLE)，其语料来源为全国英语专业口语考试语料。该语料库除了提供录音的完整文本外，还将各年的语料按照任务类型(复述、独自和会话)分别切分。此外，文献中还涉及华南师范大学何安平教授主持建立的《国际英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中国子语料库和中国英语学习者纵深口语语料库LSECCI。(Longitudinal Spoken Eng-iish Corpus of Chinese Learners)等等。
(五)对英语口音的态度的研究
关于中国英语口音的态度的实证研究论文虽然2篇，但可喜的是它们都是在世界英语理论视角下进行的研究。周榕等采用言语变体实验法考察了101名英语专业大学生对英美英语的态度和认同感，以及实际英语口音测试法检测了其实际英语口音特点。结果发现，被试在权势地位、语言亲和力和语言表现力维度上，对美国英语的评价都优于英国英语，表现出更偏好美国英语的趋势。但是，他们的实际英语口音则是三分之二为RP、三分之一为GA的混合体，表现出更多英国口音的特点。高一虹等采用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考察中国大学生奥运志愿者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期间对世界英语变体的态度和多元文化意识。研究结果发现，奥运志愿者的语言态度总体而言趋向保守，认同英美“标准变体”，对其他英语变体的识别能力有限，对中国英语口音的态度比较矛盾。
二、研究评述：多视角的评判
上述文献回顾证明，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成果虽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从研究现状来看，相关研究无论从已发表的论文数量上，还是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亟待进一步提高。我们将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角以及研究成果应用等四个方面总结研究不足，并进一步提出研究展望。
(一)丰富研究内容，形成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特点的系统结论
从研究内容来看，中国英语口音的总体特点研究已经比较成熟，学者们在元音、辅音、重音、句子重音和节奏、停顿、语调等方面的特征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结论。然而，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丰富，相比之下，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的研究严重不足。在汉语十大方言的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研究中，最为成熟的是粤方言英语口音研究。国外学者们对香港英语口音进行了全面系统描述，如Huang系统描述了香港英语的音系特征，指出其有8个元音和20个辅音;Bolton描述了香港英语音位和超音位的特点，指出香港英语多用高升调，强弱重音对比不明显。其次是湘方言英语口音的研究和陈桦教授及其团队的吴方言英语口音研究。而其他七大方言(北方方言、客家方言、闵方言、赣方言、平话、晋语和徽方言)的英语口音的实证研究鲜见于文献。此外，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之下，我们可进一步研究各省市的次次变体英语口音特点，如文献中的四川、贵州、北京等地英语口音的研究。总之，我们呼吁更多的实证研究，以形成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以及中国英语次次变体口音在音位和超音位方面系统的研究结论，并与中国英语口音特点进行对比，分析其共性与个性的特点。
(二)更新研究方法，建立中国英语口音语料库
从研究方法来看，语料库的蓬勃发展为中国英语口音的深入系统研究提供了便利。目前我国已建成的相关语料库多为英语学习者口语语料库(如COLSEC、SWECCLE等)，而专门的中国英语口音的语料库建设比较欠缺。如今国际学术界已经建成了各国英语变体的语料库，建设中国英语语料库的构想已被有关专家学者提出。陈桦也介绍了中国学习者英语语音语料库(English Speech Corpus of ChineseLearners)建设的起因、方法和意义。该语料库涵盖中国十大方言区，以国内四个不同层次受教育群体(初中、高中、英语专业本科、英语专业硕士)作为录音对象、以朗读和自主对话为任务而完成。该语音语料库将结合英美标注系统对学习者录音进行多层音段及韵律标注。我们期待该语料库的出版，以便对中国英语口音的共性特征、次变体口音及次次变体口音的.个性特征进行系统描述，结合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系统的研究结论。此外，未来的中国英语口音语料库的建设可进一步与国际上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语料库建设接轨，如VOICE维也纳牛津国际英语语料库(Vienna Oxford International Corpus of Eng-lish)，ELFA学术背景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语料库(Corpus of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in AcademicSettings)和东南亚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South-East Asian Englishes)。唯有这样，才能促进中国英语口音研究的健康发展，并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 (三)拓宽研究视角，将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置于全球化的情景中
在表1的文献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从研究视角来看，既有实证研究共34项(占)，多从语言迁移理论和音系理论等视角解释中国学生英语的发音特点;或是通过实验语音学的研究方法，以本族语者为参照，找出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音问题症结所在。而在世界英语理论或者英语作为国际语理论的视角下对于中国英语口音的态度研究仅2项(占)。而国外学者对于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更多地围绕着英语变体口音的态度和可理解性展开。如Jenkins以世界各地12个国家的326名受教育人群为研究对象，对10种世界英语变体口音的态度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发现中国英语口音在正确性上排第八、可接受度上排名第七、在舒适度上排名第八、在熟悉程度上排名第四。在中国英语口音的可理解性研究方面，Kirkpatrick以香港教育学院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与英国侨民教授的谈话为录音语料，选取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大学生为听话者。研究结果表明，香港英语口音的国际可理解性和可接受度很高，并建议其作为语音课堂的教学模式。我们呼吁国内学者在世界英语和英语作为国际语视角下对英语变体口音的态度和可理解性进行更多的实证研究。如中国英语学习者对不同英语变体的口音态度如何?他们对于自己的中国英语口音态度如何?中国英语口音的国际可理解性和可接受度如何?中国英语口音的音位和超音位的哪些重要特征影响了国际可理解性?中国英语次变体口音的可理解性又如何?总之，未来研究可更多地在世界英语或英语作为国际语理论视角下进行，如何将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置于全球化的情境中，将研究结果与亚洲英语口音以及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语音共性特征进行对比描述和分析等等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应用研究成果，优化中国英语语音教学效果
从研究成果的应用来看，中国英语口音的相关实证研究成果在优化我国英语语音教学效果、英语语音教学大纲的设置、英语语音教材的开发与编写等诸多方面的应用等方面比较欠缺。传统的英语语音教材都足以接近母语者口音(标准英国英语口音和美国英语口音)为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涉及所有的音段音位和趟音段音位特点。在英语作为国际语的背景下的英语语音教学，应该以国际可理解性为教学目标，让学生接触各种世界英语变体口音，提高他们对不同英语口音的容忍度，增强他们对中国英语口音的自信心。Jenkins搜集了大量的英语作为通用语的语料，调查了来自不同母语背景的人们之间的英语交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通用语核心理论(Lingua Franca Core)。她认为，影响国际可理解性的核心部分主要表现在大多数的辅音、辅音群的简化、元音的长短区分以及句子的重音。通用语核心之外的部分，被认为是地方口音，不能称为语音错误。Walker在其专著《英语作为通用语的教学》中也指出，在语音教学中，只有采用英语作为国际语的教学方法才能使可理解性和身份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达到和谐。因此，在语音教学中，教师应充分了解中国英语口音的共性特征、各方言区英语次变体口音的个性特征，将教学重点集中在影响可理解性的语音特征上;对于中国英语口音中不影响可理解性的部分，不必过于强求其准确性，从而在语音教学中有的放矢，提高他们在国际口语交流中的有效性。
英语的不断国际化和本土化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与日俱增的探讨。英国学者Graddol在《英语走向何方》一书中曾预言：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可能决定全球英语的未来。毋庸置疑，研究具有中国礼会和文化特征的中国英语必将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2011年5月第四届英语作为通用语国际大会在香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召开;2012年12月第18届世界英语国际学术会议在香港城市大学和中山大学两地召开;2012年4月“世界英语时代与中国实践”国际研讨会在湖州师范学院召开。这些重要学术活动都标志着中国英语的研究已经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代。虽然中国英语口音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作为汉语母语者，国内学者在此研究领域有着国外学者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英语在世界英语大家庭中的地位会随之进一步提高，中国英语口音也将逐步成为世界英语教学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探讨课题。
第3个题目可以考虑。原因如下： 1、先否定2、3两个。唐代帝陵已有很多研究，你再搞初步就是画蛇添足；非中原是什么概念？这么大的范围怕是搞不了吧。除非是一个遗址的，或者说是个别的几个或一组青铜器。 2、再说第1个，已有的夏商遗存怕是发掘报告和调查报告都发了，你若做个综合性的研究，难以写出新意，也是初写文章的大忌。 3、做第3个题目因为地域限制可以有所突破，但同时要掌握整个陶瓷发展的历史和占有已有的发掘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作出自己的推断。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你好，很高兴为你解答：宋词：是古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阶段，从诗歌的角度去理解，从先秦两汉找它的形态，从唐五代论述它的起源，从宋词本身各流派论述它的丰富形态和内容，从明清显示它的衰落，宏观把握它的脉络、特征、从近现代诗词论述它的影响，从文学史上的显著地位演绎出论文的结论。很好写的。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