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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狄更斯·生平简介 作者介绍：查尔斯·狄更斯 英国小说家，出生于海军小职员家庭，10岁时全家被迫迁入负债者监狱，11岁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曾在皮鞋作坊当学徒，16岁时在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后担任报社采访记者。他只上过几年学，全靠刻苦自学和艰辛劳动成为知名作家。 他生活在英国由半封建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其作品广泛而深刻地描写这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形象，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揭露批判，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及其反抗斗争给以同情和支持。但同时他也宣扬以“仁爱”为中心的忍让宽恕和阶级调和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抱行动上支持而道德上否定的矛盾态度。表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和软弱空想。 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描写劳资矛盾的长篇代表作《艰难时代》（1854）和描写1789年法国革命的另一篇代表作《双城记》（1859）。前者展示了工业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描写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并批判了为资本家剥削辩护的自由竞争原则和功利主义学说。后者以法国贵族的荒淫残暴、人民群众的重重苦难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威力，来影射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预示这场“可怕的大火”也将在法国重演。其他作品有《奥列佛·特维斯特》（又译《雾都孤儿》1838）、《老古玩店》（1841），《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和《远大前程》（1861），等等。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 狄更斯和他的孩子们 19世纪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一直以擅长刻画贫苦无助的孩子形象，以及描绘他们艰难的生活和不幸的遭遇，而在小说界久负盛名。在他所著的众多小说中，《雾都孤儿》最能表现他写作风格上的这些特征。事实上，狄更斯笔下描绘的主人公所遇到的艰难和困苦，都是他个人亲身经历的写照。在狄更斯的童年时代，父亲因欠债而坐牢，他只能靠自己谋生，在一家生产黑鞋油的仓库里装鞋油盖子。 狄更斯一直没有忘却童年时代艰难困苦的生活。尽管他成了名，并有了孩子，但昔日的经历还是不断影响着他的家庭生活及对子女的教育。从1837年至1852年，狄更斯夫妇共生育了10个孩子，9个存活下来。对孩子们来说，狄更斯可算是一位严厉的父亲。他制定了严格的家规，并得到他妹妹的协助，要求每个孩子都必须遵守，以保持家中秩序井然。比如，每天早晨，他总要抽空检查屋子是否干净整洁，除此以外，他还查看房间里的小摆设、饰物是否放在适当的位置。 狄更斯成名之后，不仅要抚养众多的孩子，还要负担、照顾他的双亲及兄弟。生活的压力和重担，使狄更斯精疲力竭。直到1858年，狄更斯与妻子分手，与情人同居并由她照料家庭后，他的压力才小了许多，体重也增加了。1870年，狄更斯58岁时离开了人世。从很大程度上说，他的去世是工作过度的结果。事实上，在他稍早些时的旅行中，就因疲劳而处于半瘫痪状态。但他继续写作，为人们留下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狄更斯的9个孩子，尤其是儿子，因为是在父亲的高度权威及严格的家规下成长起来的，对父亲一直充满着敬畏。狄更斯去世前，陪伴他多年的儿子凯特说：“事实上，我觉得父亲犯的唯一的错误，是他生育了太多的孩子。”对此，狄更斯也表示赞同：“我一想到抚养这些孩子所要的开销，心里就发慌，有时害怕得连头发都要竖了起来。” 狄更斯生前写信给正在剑桥大学读书的第六个儿子亨利。他在信中写道：“我想你明白，我是如何辛苦挣钱养家的。而且，你也很清楚，自出生以来，我从未得到过任何人的资助。为了照顾家庭，我已是身心憔悴，而你那昂贵的学费，对我而言又是另一个重负。因此，我确信凭借你在大学所学的知识，你一定能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使我能够早日从你加给我的重负中摆脱出来。”也许正是出于父亲这种言辞的压力，第二年，亨利赢得了奖学金。起初，狄更斯对于亨利告知的这个消息装作无动于衷，后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喜极而泣地对亨利说：“好样的，愿上帝保佑你”亨利大学毕业后，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因成绩出色，他还被册封为爵士。 不过，狄更斯其他孩子的境遇远远不如亨利。长久以来，由于狄更斯过于严格的管教，使孩子们丧失了独立进取的精神，这令狄更斯非常失望。作为父亲，他只能替孩子们安排工作。 在9个孩子中，狄更斯最喜爱幼子爱德华。但是，爱德华16岁时，狄更斯武断地认为他不适宜在英国找工作，坚持要求爱德华选修农业课程，不久将他送往澳洲。在澳洲，爱德华和他的哥哥早年投资绵羊养殖业，遭到失败。后来，爱德华却有幸当选为澳大利亚国会议员。有人批评他是凭借父亲的名望，才在政界站稳脚跟。爱德华对此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伟人的孩子大多比不上他们杰出的父亲。因此，你根本不可能在同一代人中，发现两位查尔斯·狄更斯。” 查尔斯·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 ·内容提要· 大卫·科波菲尔尚未来到人间，父亲就已去世，他在母亲及女仆辟果提的照管下长大。不久，母亲改嫁，后父摩德斯通凶狠贪婪，他把大卫看作累赘，婚前就把大卫送到辟果提的哥哥家里。辟果提是个正直善良的渔民，住在雅茅斯海边一座用破船改成的小屋里，与收养的一对孤儿（他妹妹的女儿爱弥丽和他弟弟的儿子海穆）相依为命，大卫和他们一起过着清苦和睦的生活。 大卫回家后，后父常常责打他，并且剥夺了他母亲对他的关怀和爱抚。母亲去世后，后父立即把不足10岁的大卫送去当洗刷酒瓶的童工，让他过着不能温饱的生活。他历尽艰辛，最后找到了姨婆贝西小姐。 贝西小姐生性怪僻，但心地善良。她收留了大卫，让他上学深造。大卫求学期间，寄宿在姨婆的律师威克菲尔家里，与他的女儿安妮斯结下情谊。但大卫对威克菲尔雇用的一个名叫希普的书记极为反感，讨厌他那种阳奉阴违、曲意逢迎的丑态。 大卫中学毕业后外出旅行，邂逅童年时代的同学斯提福兹。两人一起来到雅茅斯，访问辟果提一家。已经和海穆订婚的爱弥丽经受不住阔少爷斯提福兹的引诱，竟在结婚前夕与斯提福兹私奔国外。辟果提痛苦万分，发誓要找回爱弥丽。 大卫回到伦敦，在斯本罗律师事务所任见习生。他从安妮斯口中获悉，威克菲尔律师落入诡计多端的希普所设计的陷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这使大卫非常愤慨。但这时，大卫堕入情网，爱上斯本罗律师的女儿朵拉。他俩婚后生活并不理想，因为朵拉是个容貌美丽、但头脑简单的“洋娃娃”。姨婆也濒临破产。这时，大卫再次遇见他当童工时的房东密考伯，密考伯现在是希普的秘书。密考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揭露了希普陷害威克菲尔并导致贝西小姐破产的种种阴谋。在事实面前，希普只好伏罪。后因他案并发，被判终身监禁。贝西小姐为了感谢密考伯，送他一笔资金，使他在澳大利亚发财致富，事业上取得成功。 与此同时，辟果提多方奔波，终于找到了被斯提福兹抛弃后沦落在伦敦的爱弥丽，决定将她带到澳大利亚，重新生活。启程前夕，海上风狂雨骤，一艘来自西班牙的客轮在雅茅斯遇险沉没，桅杆上攀着一个濒死的旅客。海穆不顾自身危险，下海救他，不幸被巨浪吞没。当人们捞起他的尸体时，船上那名旅客的尸体也漂到岸边，原来是诱拐爱弥丽的斯提福兹！爱弥丽怀念海穆，去澳大利亚后在劳动中寻找安宁，终身不嫁。 大卫成了作家。朵拉却患了重病，在辟果提去澳前夕离开人世。大卫满怀悲痛，出国旅行，其间，安妮斯始终与他保持联系。当他三年后返回英国时，发觉安妮斯始终爱着他。他俩终于结成良缘，与姨婆贝西和女仆辟果提愉快地生活在一起。 作品赏析 -------------------------------------------------------------------------------- 《大卫·科波菲尔》是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狄更斯的一部代表作。在这部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的小说里，狄更斯借用“小大卫自身的历史和经验”，从不少方面回顾和总结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反映了他的人生哲学和道德理想。 《大卫·科波菲尔》通过主人公大卫一生的悲欢离合，多层次地揭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面貌，突出地表现了金钱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的腐蚀作用。小说中一系列悲剧的形成都是金钱导致的。摩德斯通娶大卫的母亲是觊觎她的财产；爱弥丽的私奔是经受不起金钱的诱惑；威克菲尔一家的痛苦，海穆的绝望，无一不是金钱造成的恶果。而卑鄙小人希普也是在金钱诱惑下一步步堕落的，最后落得个终身监禁的可耻下场。狄更斯正是从人道主义的思想出发，暴露了金钱的罪恶，从而揭开“维多利亚盛世”的美丽帷幕，显现出隐藏其后的社会真相。 在人物的塑造上，大卫·科波菲尔无疑倾注了作者的全部心血。不论是他孤儿时代所遭遇的种种磨难和辛酸，还是他成年后不屈不挠的奋斗，都表现了一个小人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求出路的痛苦历程。经历了大苦大难后尝到人间幸福和温暖的大卫，靠的是他真诚、直率的品性，积极向上的精神，以及对人的纯洁友爱之心。安妮斯也是作者着力美化的理想的女性。她既有外在的美貌，又有内心的美德，既坚韧不拔地保护着受希普欺凌的老父，又支持着饱受挫折之苦的大卫。她最后与大卫的结合，是“思想和宗旨的一致”，这种完美的婚姻使小说的结尾洋溢一派幸福和希望的气氛。他们都是狄更斯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的化身。这种思想的形成与狄更斯个人的经历和好恶是分不开的。他始终认为，处于受压迫地位的普通人，其道德情操远胜于那些统治者、压迫者。正是基于这种信念，小说中许多普通人如渔民辟果提、海穆，尽管家贫如洗，没有受过教育，却怀有一颗诚朴、善良的心，与富有的斯提福兹及其所作所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这种强烈的对比还反映着狄更斯本人的道德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部小说里各类主要人物的结局，都是沿着这种脉络设计的。如象征着邪恶的希普和斯提福兹最后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善良的人都找到了可喜的归宿。狄更斯希翼以这样的道德观来改造社会，消除人间罪恶，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 《大卫·科波菲尔》在艺术上的魅力，不在于它有曲折生动的结构，或者跌宕起伏的情节，而在于它有一种现实的生活气息和抒情的叙事风格。这部作品吸引人的是那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具体生动的世态人情，以及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如大卫的姨婆贝西小姐，不论是她的言谈举止，服饰装束，习惯好恶，甚至一举手一投足，尽管不无夸张之处，但都生动地描绘出一个生性怪僻、心地慈善的老妇人形象。至于对女仆辟果提的刻画，那更是维妙维肖了。 小说中的环境描写也很有功力，尤其是雅茅斯那场海上风暴，写得气势磅礴，生动逼真，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狄更斯也是一位幽默大师，小说的字里行间，常常可以读到他那诙谐风趣的联珠妙语和夸张的漫画式的人物勾勒。评论家认为《大卫·科波菲尔》的成就，超过了狄更斯所有的其他作品。 1867年再版前言 -------------------------------------------------------------------------------- 正如本书初版时，我在前言中写到的那样：我很难去想象该书已脱稿，也很难为它写序。我对本书一直怀着很强而不减的感情，并为它感到既高兴而又遗憾。高兴，是因为我终于如期完成了它；遗憾，是因为我不得不和我的那么多伙伴分手——虽说我怕我的读者并不这么相信也难以体会我的个人感受。 除此之外，无论我为什么而讲述这个故事，我是全身心投入地去讲述的。 也许，读者听说我花了两年痛苦地构思此书后并不会有什么感触，同样听我说我在写完这本书时感到我把自己的某部分也交给了那阴影里的世界，读者也无所谓。可是，我只能说上述的话，除非再加上坦白地承认：我认为任何人都不会像我在写作时那样相信这一切都仿佛是真的。 我当年对那本书说说所想的至今仍然如此，再次请读者相信。在我所有的书里，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本。对于我想象中创造出的所有孩子，我都是个溺爱的父亲，从没人像我这样对他们深深爱着。可是，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一样，在我心底深处有一个孩子最为我宠爱，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狄更斯《双城记》
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并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早年 狄更斯1812年出生于英国朴次茅斯（Portsmouth），是海军职员约翰·狄更斯和伊丽莎白·巴洛所生的第二个孩子。狄更斯5岁时全家就迁居占松（Chatham），10岁时又搬到康登镇（Camden Town，今属伦敦）。 小时候狄更斯曾经在一所私立学校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但是12岁时，狄更斯的父亲就因债务问题而入狱，狄更斯也因此被送到伦敦一家鞋油场当学徒，每天工作10个小时。或许是由于这段经历，使得狄更斯的作品更关注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 不过后来由于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而令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狄更斯也才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15岁时他从威灵顿学院毕业，随后进入一家律师行工作，后来又转入报馆，成为一名报导国会辩论的记者。狄更斯并没有接受很多的正规教育，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才。 记者生涯 狄更斯后来成为一名《晨报》的国会记者，专门采访英国下议院的政策辩论，也时常环游英伦采访各种选举活动。他开始在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最终收集成《博兹札记》（Sketches by Boz）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但真正使他成名的是1836年出版的《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 创作生涯 之后狄更斯连续出版了多部广受欢迎的小说，包括了《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和《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city Shop）。1841年完成了《巴纳比·拉奇》（Barnaby Rudge）后，狄更斯前往他所向往的美国。虽然他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狄更斯最终依然对那片新大陆感到失望。他在美国的见闻被收入进其在1842年出版的《美国纪行》（American Notes）。 1843年他出版了引起极大反响的小说《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这部小说是他的圣诞故事系列的第一部。随后他又以自己的美国之行为背景，发表了另一部小说《马丁·翟述伟》（Martin Chuzzlewit）。1844至1846年间狄更斯游历了欧陆各国，在旅行期间继续进行写作。1849年他出版了自传题材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这部小说的内容与狄更斯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狄更斯以后的小说显得更为尖锐并具批判性，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了《荒凉山庄》（Bleak House）、《艰难时世》（Hard Times）、《小杜丽》（Little Dorrit）、《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和《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等。 1850年，狄更斯创办了自己的周刊《家常话》（Household Words），收录了自己和其他一些作家的小说。1859年另一份刊物《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也开始发行。狄更斯本人的多部作品都是最先以连载的形式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的。 狄更斯不仅是一位多产的写作者，也是一位积极的表演者。他把公众朗读会（public readings）化作两小时独角戏剧表演，而“速书”（prompt books/prompt copies）则是他为此所作的准备记录：在原作上划框，择要而出，省去枝蔓，偶尔添点新笑话——对这位天才的表演者，人物表情记号是不需要的。狄氏朗读 /演剧会始于1853年12月,至其生命终了,十余年间行脚遍及大西洋两岸。“速书”是狄更斯为自己写的舞台说明（stage directions），为狄更斯研究和后来的衍生戏剧/影视创作提供了鲜活的参照。（source: Dickens Museum, London) 1870年6月9日狄更斯与世长辞，临终时他的第一部侦探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也未能完成。他去世后被安葬在西敏寺的诗人角，他的墓碑上如此写道：“他是贫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He was a sympathiser to the poor, the suffering, and the oppressed; and by his death, one of England's greatest writers is lost to the world.）。 作品 《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和《圣诞颂歌》被认为是狄更斯最优秀的几部作品，特别是带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被很多人视作是狄更斯的代表作，而另一部作品《小杜丽》则以其尖酸刻薄的讽刺闻名。狄更斯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对社会的看法与批判。狄更斯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阶层与贫穷的猛烈抨击者。 狄更斯对戏剧的热爱从他的作品《尼古拉斯·尼克贝》就可以看出来。他本人也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他多次出访别国进行演出活动。狄更斯的文笔浮华，如诗一般美丽，但时常又语带幽默地讽刺英国的上流社会。不过与当时的很多作家一样，他的作品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很多都带有反犹情节。 人物形象与思想意义 有人把《双城记》的主要人物分为四大类：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梅尼特、查里斯、代尔那、露茜），自我牺牲的怪人（卡尔登、普洛斯），革命人民的代表（得伐石夫妇），贵族、资产阶级坏蛋（厄弗里蒙地侯爵、巴尔塞）。这四类分法，对人物的具体划分以及对各类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和关系的分析，都有值得商榷之处。把作品中某些人划分为“革命人民的代表”和“贵族、资产阶级坏蛋”，这是我们今天的阶级划线，他既不符合作者的思想实际，也不符合作品中的人物刻画。他笔下的坏蛋，并不因为是“贵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坏蛋。他作品中的“革命人民代表”也有各种类型，甚至得伐石和他的妻子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作者也并没有把他们同等对待。狄更斯评价社会、褒贬人物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凡是符合人道主义的，他就爱；凡是不符合的，他就憎。我们在对他的作品人物划分类别时，也不能忘记这个出发点。正是循着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脉络，我们将《双城记》中的人物分为两类：贵族和贫民。每一类都有正面人物，也都有批判的反面人物。 （1）“鸡群中的凤凰”和“一副精致的假面具” 贵族中的理想人物是代尔那。代尔那在全书中始终是被作者用歌颂笔调来刻画的，他处于一个罪恶累累的家庭，但他出淤泥而不染，是鸡群中的凤凰。他憎恶并且谴责自己贵族家庭的罪行，面对面向叔父侯爵说：“我们曾经胡作非为”，“甚至在我父亲的时代，我们就已经犯下了许多罪恶，伤害了妨害我们享乐的每一个人。”他并不停留在言辞的谴责，而且有实际行动：主动放弃爵位、官衔、财产、隐名换姓，到英国当教师，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显然，在他的心目中，人的价值不是由权力、地位、金钱之类来解决的，更不能因自己的享乐而伤害别人的尊严，甚至危害别人的生命。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五十五讲》认为：“作者主要从道德自我修养上美化代尔那。然而，连同代尔那‘自食其力’的生活在内，都是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的。无论作者怎样辩护，他对贵族阶级的抗争仍然是抽象的，内在的，缺乏具体有效的行动。他除了对叔父大发牢骚外，就不曾向社会公开谴责贵族阶级迫害农民的罪行，据此而论，代尔那的形象是有消极作用的。”这个提法不妥。代尔那的抗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停留在言辞上，而是有行动。他放弃自己的特权，这还不够吗？100多年前的狄更斯敢于写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而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反而不敢承认这个事实。应该看到，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代尔那这个封建营垒中的人物，一旦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便从贵族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成为叛逆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提出过这一点：“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过程……就使得统治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分化出去而归附革命的阶级，即归附于未来的主人翁阶级。”代尔那感受到人们对这个贵族家庭的不满，总有一天会完蛋，他不愿为这个家庭承担这个责任，他由贵族阶级转到资产阶级，还不同于剥削阶级转到无产阶级。为什么不真实，不可信呢？ 处于代尔那对立面的形象是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这是作者予以揭露、讽刺、鞭笞的人物。作者通过外貌描写使我们见到了一副“精致的假面具”，他表面上道貌岸然，颇有贵族气派，实际上灵魂极其肮脏、凶残。像侯爵这样的贵族们，恣意挥霍人民的血汗，过着极度奢侈、荒唐的生活。一位侯爵每天喝朱古力茶，非有四个壮士帮忙就不能下咽。他们生活腐化、治理国家无能，残害百姓却是无以复加。他们草菅人命、荼毒生灵、残忍凶暴、灭绝人性。我们知道，封建专制的统治是以否定人的价值为特征的，确如马克思所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精髓就是在于肯定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与价值。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狄更斯对厄弗里蒙地兄弟进行了最充分的揭露和最无情的批判。小说中揭露：为了霸占一个农妇，他们可以满不在乎地逼死、害死四条人命。他们“填写一张空白谕旨，就可以把任何人无限期地埋在监狱里”。侯爵的马车横冲直撞，压死穷人的小孩，他一面破口大骂人们没有管好自己的孩子，一面从车里抛出一枚金币。“好像偶然打破一件平常东西，已经陪过了钱就够抵偿了似的。”然而，即便如此，这位侯爵大人还不称心，他还念念不忘目前失去的许多特权，念念不忘那碾死小孩连一个金币也不用赔的时代。他抱怨“法兰西现在越变越坏了。过去不远，我们的祖先对于周围的贱民曾经掌握过生死之权。就从这房间里，许多这样的狗被牵出去绞死；……我们已经失掉了许多特权；一种新哲学正在变为时髦；现在，要确保我们的地位或许（我不说势必）要引起真实的麻烦。一切都很坏，很坏！”他虽然已经意识到人民群众心中对贵族的特权郁积着强烈的仇恨，要确保贵族的地位甚至会引起“真实的麻烦”（指人民革命），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放松对人民的压迫和勒索。这种执迷不悟、冥顽不化的态度，正是狄更斯要当时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引以为戒的。 代尔那与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形象，其用意何在呢？显然，作者是要树立两种不同的典型，展示两种相反的前景。他希望，贵族阶级的人物都像查尔斯、代尔那一样，反躬自省、仁慈善良，主动放弃贵族阶级特权，废除不人道的暴政，这样将会缓和已经尖锐的社会矛盾，避免一场浩劫；而不要像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一样，滥用特权、暴虐无道、激化矛盾，导致人民革命的爆发。 （2）他“微笑着走向断头台”而她成了“坚决的复仇女神” 理想人物卡尔登，是狄更斯心目中的一个伟大的利他主义者，可敬的自我牺牲者。他有才华，有见识，思想敏锐，道德高尚，但却不为社会所赏识，只能屈身于庸俗的皇家律师史曲勒孚之下，充当其助手。生活使他变的懒散、冷漠、玩世不恭。他的性格被社会扭曲了，然而，他的心地依然充满了人道和善良。他深深爱上了露茜，愿为露茜牺牲自己的一切。露茜不爱他而爱代尔那，他痛苦但并不嫉妒。他向露茜表白：“为了你，为了你所亲爱的任何人，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倘若我的生涯中有值得牺牲的可能和机会，我甘愿为你和你所爱的人牺牲。”果然，他最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为了露茜的幸福，顶替代尔那走上断头台，含着微笑，宁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作者认为此举乃是人道主义最美的篇章。遗憾的是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是最差的，特别是作者以卡尔登的死来作为对革命暴力的批判，暴露了他思想的严重局限。他把卡尔登视为“卓越的先知”，临终时发出了这样的预言：“我看见……由毁灭了的旧的压迫者而兴起的新的压迫者们都成排成对地被这报复器械（断头台）所毁灭，在这器械被废除不用之前。”狄更斯认为，无论是贵族的暴力还是革命的暴力，通通应予以废除；凡施暴力于别人者，都没有好下场。只有高踞于任何暴力之上的人道的化身卡尔登才是不朽的。 与卡尔登相对立的人物是得伐石太太，这是被作者当作批判的反面形象来刻画的。她本名狄尔斯，生于农民家庭，父亲、姐姐和哥哥都惨死在侯爵兄弟手中，只有她一人躲藏在外，幸免于难。她从小就在心中种下了对贵族的仇恨的种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复仇女神”，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坚信理想必将实现。当她丈夫因准备革命的时间太长久而感到疲乏和灰心时，她精辟地指出：“复仇和报应必须有一个长时间；这是定规。但是……它时常在准备之中的。”当暗探来到酒馆时，她机智勇敢，应付自如。她编织毛线时，把贵族阶级处决革命者的暴行和名单织进去，革命时就成了起诉书。当革命爆发后，她手里握着斧头，腰间别着手枪，率领妇女冲锋陷阵，毫不含糊地砍下敌人的脑袋，真是一员勇猛的女将”。 作者对得伐石太太家庭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对她的描写、在革命爆发之前的那一部分，是真实可信的，生动地表现了她的卓越智慧、才能和胆略。然而，当写到革命爆发后的那一部分时，作者出于对革命暴力的恐惧和反对，也就怀着厌恶的情绪对她的形象进行丑化、把“复仇女神”描绘成了“嗜血女魔”。作品写到，她不仅一心要置代尔那于死地，还要斩草除根，连代尔那的妻子、女儿一并消灭。她在大庭广众之中听完露茜的申诉后说：“我们晓得她的父亲和丈夫，被禁在牢狱中，这是很平常的……这一个人的妻子和小孩的母亲（露茜）的患难，现在在我们看来又值得什么呢？”甚至他丈夫得伐石劝她，她也丝毫不为所动。这本来是一个具有革命坚定性的妇女，但作者故意把她写过了头，要表明一种残酷的报复心理如何使她达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小说不止一次地把她写作一道暗影“可怕而且阴沉地投射在那母亲和小孩身上”。应该说，这道暗影首先是投射在作者的心上，同时也企图投射在读者的心上，激发起读者对她的反感和恐惧。 这一组贫民形象的对比，其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他希望贫民们都像卡尔登一样宽宏大量、舍己救人，哪怕是贵族阶级的人；而不要象像得伐石太太那样残酷报复、毫不退让。作者承认，他是用卡尔登高贵的死来同得伐石卑鄙的死形成对比。狄更斯所爱憎的人物既有贵族又有贫民，似乎缺乏阶级观点。事实上狄更斯不是也不能用阶级观点来进行写作，而是用人道主义观点进行写作。狄更斯曾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我想避免使用两个对立的名词——贵族与人民。我是一个相信两者都有一些优点和积极作用的人，决不愿剥夺任何一方任何一个正当的权利。”他又公开宣称，他的意图是“使正在相互虎视眈眈的双方接近起来，努力沟通两者之间的深渊”。他的愿望无疑是真诚的、美好的，然而，却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这导致了他笔下的正面人物苍白无力。 (3)闪光的理想人物——梅尼特 梅里特医生，就作品的情节结构来说，他是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主要人物，但并不是最能体现作者人道主义理想的那种“理想人物”。这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正直，富于同情心，不向邪恶势力屈服，这都是为作者所赞扬的优秀品格。他目睹侯爵兄弟残害狄更斯全家的罪行，不揭发就不能解除自己“良心上的负担”，终于因此身陷囹圄。他的行为，闪烁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光辉。严酷的铁窗岁月，增强了他对残暴的侯爵家的仇恨。他后来说：“我在狱中的时候，有时候我的报仇的欲望是无法抑制的。”作者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但对他的这种无法抑制的报仇欲望却持否定态度。出狱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心完全被对女儿的爱所占据，为了女儿，他甘冒一切风险，甘受任何苦难。在作者笔下，梅里特俨然成为人道主义的化身，而在我们看来，狭隘的爱已使他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为什么作者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呢？他的变痴，是贵族阶级摧毁的结果；在女儿女婿爱的温暖中，他的智力得到了复活，但最后当他的女婿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后，他又成了一个浑噩的白痴。这悲惨的事实无异于告诉读者：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是毁灭人性的，革命的暴力手段同样也是毁灭人性的，只有一切阶级的人彼此相爱、和睦相处，才能使人性发射光芒。梅里特医生的女儿与侯爵的侄子相爱，建立起了幸福的生活，却因为医生对侯爵的一纸控诉书而破坏了。这个奇怪的事实无异于告诉读者：当两个阶级的人不念旧恶、和睦相处时，一切都会是美好的；而当他们硬要清除往日的冤仇时，美好的生活就不复存在了。
英国小说家，出生于海军小职员家庭，10岁时全家被迫迁入负债者监狱，11岁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曾在皮鞋作坊当学徒， 16岁时在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后担任报社采访记者。他只上过几年学，全靠刻苦自学和艰辛劳动成为知名作家。 他生活在英国由半封建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其作品广泛而深刻地描写这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鲜明而生动 地刻画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形象，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揭露批判，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及其反 抗斗争给以同情和支持。但同时他也宣扬以“仁爱”为中心的忍让宽恕和阶级调和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抱行动上支持而道 德上否定的矛盾态度。表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和软弱空想。 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描写劳资矛盾的长篇代 表作《艰难时代》（1854）和描写1789年法国革命的另一篇代表作《双城记》（1859）。前者展示了工业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 和压迫，描写了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并批判了为资本家剥削辩护的自由竞争原则和功利主义学说。后者以法国贵族的荒淫残暴、 人民群众的重重苦难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威力，来影射当时的英国社会现实，预示这场“可怕的大火”也将在法国重演。其他作品 有《奥列佛·特维斯特》（又译《雾都孤儿》1838）、《老古玩店》（1841），《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 和《远大前程》（1861），等等。 狄更斯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 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参考资料：我最喜欢他的《大卫·科波菲尔》
狄更斯是社会现实的揭露者，同时又是温和的人道主义者。《双城记》中借厄佛力蒙蒂侯爵抨击法国封建贵族统治的暴虐。客观揭示了官逼明反，民不得不反的社会现实。作品中塑造的梅尼特医生是人道主义的典型，正直高尚，是人爱与宽恕的化身。卡尔登具有伟大的利他主义精神等等。都体现了狄更斯人道主义的积极一面。但是，作者虽肯定了大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却反对革命暴力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作者看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可怕的，运动中的群众是疯狂的，盲目的。主张用博爱代替流血。这个美好愿望显然是不能实现的。作品中对得伐石夫人等革命者形象的扭曲，正体现了狄更斯人道主义的局限性
1，创作背景该小说创作于19世纪50年代，正处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种种罪恶和劳动人民生活的贫困化，导致下层群众中存在极端的愤懑与不满，英国社会处于爆发一场社会大革命的边缘。这与18世纪末法国的社会现状极为相似，狄更斯通过对两个城市的对比，给当时的英国社会以借鉴及警醒。据狄更斯在序言中所说的，1857年在狄更斯和他的孩子们、朋友们一起演出威尔基·柯林斯先生的剧本《冰海深处》时，他开始有了这个故事的主要构想。《冰海深处》的主人公是一个被心爱的姑娘抛弃后，在北极探险时为拯救情敌而牺牲的青年。这种人物的塑造完全和狄更斯产生了共鸣，也完全符合狄更斯对一个有道义的人的定义：舍己为人，品德高尚。这为他在《双城记》中构思出卡顿这个人物形象提供了素材资料。2，作者简介狄更斯（1812～1870 [12] ），英国小说家，出生于海军小职员家庭，10岁时全家被迫迁入负债者监狱，11岁就承担起繁重的家务劳动。曾在皮鞋作坊当学徒，16岁时在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后担任报社采访记者。他只上过几年学，全靠刻苦自学和艰辛劳动成为知名作家。他生活在英国由半封建社会向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其作品广泛而深刻地描写这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鲜明而生动地刻画了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形象，并从人道主义出发对各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及其代表人物进行揭露批判，对劳动人民的苦难及其反抗斗争给以同情和支持。但同时他也宣扬以“仁爱”为中心的忍让宽恕和阶级调和思想。对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抱行动上支持而道德上否定的矛盾态度。表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的强大力量和软弱空想。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14部长篇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代表作有描写劳资矛盾的长篇代表作《艰难时代》（1854）和描写1789年法国革命的《双城记》。
关于双城记的好写呀2章绝对不够说明其人道主义
看样子，不行
日本文学的发展历史没有中国文学那么久远,在思想上的认识也不是像西方那样前卫。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 报告 ，供大家参考。
《 20世纪日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比较视野 》
摘要：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 文章 涉及这一论题，进入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
关键词：20世纪日本;中日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视野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4-0116-02
一
中国与日本自古以来特殊的 文化 关系和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紧张的民族矛盾，使日本人在打量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时，就特别关注中日之间的文化、文学关系，比较早的像井东宪的《中华民国的新文艺——与日本文艺的关系》(《都新闻》，)、泽村幸夫的《支那小说家的日本女性观——从张资平的作品谈起》(《东洋》34—)、中村光夫《鲁迅与二叶亭》(《文艺》，，收入《文艺读本·鲁迅》)、山东赋夫在《读卖新闻》(1936年10月22—25日)上发表的《鲁迅与我国文坛》等都显示了关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新视角。不过，在日本真正具有学术意义和比较视角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无疑是始于竹内好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同人。
纵观竹内好的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始终内含着比较的视角。他从鲁迅那里，竹内好找到了自我反省和批判的契机，并由此展开对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思考。他说：“我看到，鲁迅以身相拼隐忍着我所感到的恐惧。更准确地说，从鲁迅的抵抗中，我得到了理解自己那种心情的线索。从此，我开始了对抵抗的思考。如果有人问我抵抗是什么，我只能回答说，就是鲁迅所拥有的那种东西。并且，那种东西在日本是不存在的，或者即使存在也很少。”也正是“从这一基本判断入手”，竹内“形成了对日本的近代与中国的近代的比较性思考”。[1]他的目的并不是停留在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本身，而是以此为“镜子”，系统地对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进行分析,同时解剖与中国同属一个文化范畴的日本民族的文学及思想性，转而对日本的近代主义无情地加以鞭挞和批判。以此思想为基点，构筑了他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并以这一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从事其研究活动。比如竹内好强调鲁迅以文学启蒙国民精神的思想，肯定他通过“抵抗”，主体性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与文化的“拿来主义”，据之以批判缺乏“抵抗”的“转向型”的日本近代化，实质上是把鲁迅研究纳入日本现实社会的批判之中，以鲁迅为媒介或参照展开自我反省与批判。对于他来说，亚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化亦即中国革命，使得对于近代日本进行批判成为可能。在他那里，亚洲首先就是中国。竹内经常说中国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也就是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在这一意义上，竹内好得出了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之路的结论。并主张通过现代中国这个媒介实现自我否定，这就是鲁迅所说的那种窃得别人的火烧自己的肉的行为，以促成新的文化自我形成。所以，丸山升认为，竹内好的中国论，比起论述中国本身来更倾向于论述和批评日本、日本文化、社会的“近代主义”。他指出：鲁迅之于竹内好，是“体现实现了与日本‘近代’不同性质近代中国之特征的文学家、思想家，他自身便是对日本近代的批判和镜子。竹内塑造的这种鲁迅像，之所以在战后不久的日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便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开始回顾给日本带来那场战争的‘近代’究竟是什么，认真思考未能阻止那场战争的一方弱点是什么;而反过来，则对经过那场战争而作为新中国再生的中国抱有惊诧和敬意。竹内的鲁迅像正是抓住了这些日本人的心。”[2]
二
继竹内好之后，关于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逐渐增加起来。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章涉及这一论题，如武田泰淳的《中国小说与日本小说》(《文学》，第18卷10期，1950年10月),冈崎秀夫《中国作家与日本：关于郁达夫》(《文学》，第21卷9期，1953年8月)、丸山升的《鲁迅与厨川白村》(《鲁迅研究》19期，1957年12月)等。到了70年代上述论题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细化，如今村与志雄的《鲁迅与日本文学》(《鲁迅与传统》日本劲 草书 房，1967年)、斋藤敏雄的《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野草》第19期，1975年6月)、小泉让《鲁迅和内山完造》(讲谈社，1979年)等。这些文章和论著都注意到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基本上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和事实的求证上，像今村与志雄《鲁迅与日本文学》，直接把鲁迅与日本文学联系在一起，由鲁迅的留日经历来推断鲁迅与日本文学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家鲁迅的形成，受到过日本近代文化的影响，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借助从1906年秋季以后就和鲁迅同在日本 留学 ，起居相守，又同是悉心文学的胞弟周作人在鲁迅去世后写的回忆，来证明鲁迅在漱石以外，对于日本文学并无兴趣。但事实上，鲁迅虽然没有对日本文学表示关心，但是，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选择日本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和文化批判的手段与工具。鲁迅一生翻译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作品，据统计大约有六十五篇之多，像武者小路实笃的《一个青年的梦》、有岛武郎的《与幼小者》、夏目漱石的《挂幅》等。然而关于这一点，并没有引起今村与志雄的关注。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不仅数量多，而且探讨的问题更加广泛，但是，真正具有一定理论建树和思想深度的研究并不多见。这个时期的研究视野从以下的文章题目中可以显示出来。像冈田英弘的《爱日本的中国人——陶晶孙的生涯和郭沫若》(《中央公论》95卷15期，1980年12月)、福田范正的《周扬和日本普罗文学运动》(《野草》第40期，1987年9月)、新谷秀明的《巴金和石川三四郎》(《野草》第54期，1994年8月)、小谷一郎的《日中近代文学交流史中的田汉—田汉和同时代日本作家的往来》(《中国文化》第55期，1997年)等。除了上述的论文外，1991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了由山田敬三和吕元明编著的《十五年战争与文学——日中近代文学的比较研究》，收辑了中日两国学者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日战争期间的中日文坛、在华反战文学、沦陷区文学和抗战文学，以及中日文学交流等,显示出强烈的“比较”意识和全面揭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企图。像冈野辰之的《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从和歌、俳句、私小说、文艺科学论和新村运动等几个方面，意欲全面地描述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然而，它所作的概述显得过于浅显和简单，并未能将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文学的复杂而矛盾的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来。而相比之下，伊藤虎丸的研究以其宏阔的思维视界和独到的理论深度表现出与上述研究不同的个性特征。
三
伊藤虎丸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民族的历史性深刻反省思潮的洗礼，并在这一思潮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竹内好的深刻影响下，走上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伊藤虎丸的研究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注重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无论是鲁迅研究，还是创造社研究，他都将他们与日本文学联系起来展开思考，从而构成了他的比较视角。诸如《早期鲁迅对尼采的理解与明治文学》(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1983年)、《在“脱亚论”与“亚洲主义”的中间——日中近代比较文化论序言》(1994年)等，这些论著主要体现了两个特点。
第一，视野宏阔、思想深刻。伊藤虎丸注重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媒介思考日本近代化和民族命运，就是孙玉石所说的“大文化比较的视角”。孙玉石指出：伊藤“他习惯于从大的历史背景，从整个亚洲国家民族命运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现代文学所可能提供的历史的启示”[3]。在他的《鲁迅与终末论》、《鲁迅与日本人》等书中，在他的许多学术论文中，都在大文化比较的视角上，阐发了自己关于日本近代民族命运的思考。伊藤虎丸强调了采取比较的 方法 对于认识各民族的“文化”的意义，他说：“各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文化’。它是只有用‘比较’的方法才能认识到的”[4]。其内在包涵着竹内好的“比较性思考”的精神，不过，相对而言，竹内主要把鲁迅和中国作为内在的否定性的“精神”存在或参照坐标，当然这也是伊藤虎丸的思想基点和最终归宿，但他主要是在同时代的文化选择差异性的思想史的意义上使用了比较的方法。而且，他突破了竹内好否定鲁迅与日本文学关系的论断，在日本明治和大正时期的思想语境中和文化空间里考察鲁迅、创造社同人与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化的复杂关系。
第二，方法独特、角度新巧。与上述特点紧密相连，不是一对一地具体考证中日作家或中日文学作品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或进行平行研究，而是将鲁迅及创造社等留日作家纳入日本近代思想史的语境中，考察和梳理留日作家与西方文化及日本文学关系。一方面从日本思想界变化的历史轨迹中，在与日本的同时代关系中考察和把握鲁迅和创造社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比如考察鲁迅对尼采思想的接受与日本在接受上的差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把鲁迅与石川啄木、斋藤野人、内村鉴三等人进行同时代性思考;在科学主义方面，将鲁迅与福泽谕吉展开同时代性探讨。另一方面对非同时代的鲁迅和创造社进行“非同时性”的思考，比较和检视处在明治和大正不同时期的中国留日作家与日本文学的精神联系和他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在复杂的语境中的“同时代性”和“非同时代性”的多重比较，使日中文学关系的研究充满了深刻的思想张力。
参考文献：
[1][日]竹内好著.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96.
[2][日]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M].王俊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46-347.
[3][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序[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4][日]伊藤虎丸.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M].孙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
《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
摘 要：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前半期，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中心在欧洲各地而兴起的一股革新思潮。这是欧洲资产阶级企图摆脱封建秩序和封建统治的运动在文学上的具体体现。在其影响之下，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在约一个世纪之后兴起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对日本文坛以及日本文学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日本浪漫主义 背景 理论 作家 评价
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的英德两国，继而影响法国，席卷欧洲大陆。而这一时期的日本，由于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受西方文明刺激的影响，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追求自我确立与自我解放。一批青年作家开始追求与以往的文学所不同的创作风格，使明治时期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一度在日本文坛上占据半壁江山。
一、时代背景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取得成功，日本社会极力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另外在西方浪漫主义和文化的刺激影响之下，日本人开始超越理性，注重关心自己的内心和情感，促进了自我意识的觉醒。于是自由且大胆地表达感情的感想、诗歌、评论等一些文体占据了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浪漫主义文学在日本也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 理论表现
日本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深受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对于人的崇拜代替了对于神的崇拜，开始重视人的力量，将人处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 宣扬人格的平等和自由、主张恢复人性、尊重人权、张扬人性爱。但是， 这种思想的变革， 与根深蒂固的封建保守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文化上的开放与保守、民主与专制、 自由与禁锢两种思想的对立大大加剧。正是这种矛盾思想的激烈碰撞才使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即：主张情感至上，追求人的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追求个人自由，推崇人的内部生命。
三、代表作家及作品
根据时间先后可将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分为3个时期： 第一期是以北村透谷、 岛崎藤村的《文学界》为中心; 第二期是以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薄田泣堇、蒲原有明、泉镜花等人的《明星》为阵地;第三期是北原白秋、吉井勇、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人的唯美主义、颓废文学。①
森鸥外是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先觉者，他的代表作《舞姬》、《泡沫记》、《信使》构成了他留德的青春爱恋的纪念三部曲。
(一)第一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如果说森鸥外开日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的话，那么真正成为浪漫主义主导力量的是于1893年1月创刊的《文学界》杂志及其周围的年轻一代。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是北村透谷的评论、?口一叶的小说和岛崎藤村的诗歌。
北村透谷主要作品是长诗《楚囚之诗》和《蓬莱曲》等。但是北村透谷更加重要的史学价值体现于文化性评论方面，从1892年起陆续发表《厌世诗家和女性》、《何谓干预人生》、《内部生命论》等文章，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厌世诗家与女性》。这是他通过自己的实际感受和体验以伦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结果，文中大胆地提出了“ 恋爱乃人生之妙药”这一具有划时代精神的主张。
岛崎藤村的《嫩菜集》等诗作，打碎了固有形式的桎梏，巧妙地把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和日本民族的传统表现形式糅合在一起;其内容摆脱了封建思想道德的束缚，热烈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美好的生活，充满了青春的气息和奔放的浪漫情绪，开拓了前期浪漫主义文学。②
?口一叶是一位慧星一般的才女作家，一叶虽非《文学界》同人作家，却有许多传之后世的名作刊于《文学界》。其代表作品有《大年夜》、《青梅竹马》等。(二)第二期代表作家及作品
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天才是与谢野铁干的妻子与谢野晶子。她出版的第一部短歌集《乱发》是一部大胆而直率倾吐感观性与歌颂奔放的本能和主情的爱欲的诗集。反映了诗人对因袭封建旧道德的一种反抗，让人们感受到她是一位与众不同的新时代女性。
在文学史上，泉镜花的小说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在他的一生中大约创作了300多篇小说，都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有《高野圣僧》、《照叶狂言》、《妇系图》和《和歌灯》等一系列优秀作品。
这个时期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高山樗牛，他是一位著名且受人欢迎的评论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论美的生活》、《 日本民族的特性和文学美术》、《爱情剧是不是梦幻剧》等等。其中，在同时代文学评论中最有影响的是《论美的生活》，从“生命重于身体、身体重于衣物”的立场出发，讽刺了那些汲汲于金钱、权势的人，“以人造之物制自然之物” 的时代弊端，重视“尔等内心的王国”，鼓励人们去大胆追求内心生活的幸福。
(三)第三期新浪漫主义作家作品
新浪漫主义以“牧羊神会”为主流，《昴星》、《屋上庭园》、《三田文学》、《新思潮》等是其主流文学。主要代表人物有北原白秋、木下?太郎、吉井勇、长田秀雄等“牧羊神会”的中心成员，高村光太郎、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等人在文学思想上与之共鸣。这些作家摆脱了此前浪漫主义的影响，迎合唯美主义的思潮，用华丽的笔墨和丰富的词汇，凭感觉创作出了充满异国情调和肉欲主义的作品。
三、思潮评价
日本浪漫主义虽不像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但也在日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一度占据日本文坛的半壁江山，对日本人的思想、日本文学、文化、艺术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首先，它主张恢复人性和尊重人权，将“人”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并自始至终和封建主义作着斗争，促进了日本社会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次，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把人性和自我尊严作为文学的源泉或出发点，打破了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是继启蒙运动以来又一次在文学上的解放。再次，日本浪漫主义将日本古典的浪漫主义与西欧浪漫主义加以吸收发展，从而在构建日本的近代文化方面具有深远而伟大的意义。最后，浪漫主义主张个人的自由，赞美恋爱，使人们大胆地追求独特而自由的艺术创作，超越自然，解放艺术，因此在艺术史上都具有深远影响。
但是，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也具有局限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软弱性和妥协性
它从一开始发展就面临着重重阻碍，自始至终都不如欧洲浪漫主义那般声势浩大。另一方面，明治维新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封建思想在市民社会中的长期残留，极大地阻碍了浪漫主义追求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步伐。
(二)创作主张具有不确定性
日本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在与拟古典主义和自然主义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自身独立的发展时期。另外，浪漫主义作家内部围绕着文学创作的使命、文学的社会责任、文学的国民性、文学的民族性、文学与国家、文学与个人等问题进行论争，创作主张十分不确定。
(三)理论缺乏系统性
北村透谷、岛崎藤村、与谢野晶子、高山樗牛等人的创作虽然使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具有了开创新文学时代的个性鲜明的批评家、文学思想家的桂冠， 但却没有形成一个观点明确、前后一致、系统而又有说服力的文学理论体系。
注释
① 肖霞.日本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及特征[J].外国文学，2003(7).
②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2006：149.
参考文献
[1]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49.
[2] 林洪亮.浪漫主义文学的产生及其代表作家[A]//外国历史大事集?近代部分(第三分册)[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
[3] 王庆生.文艺创作知识辞典[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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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并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早年 狄更斯1812年出生于英国朴次茅斯（Portsmouth），是海军职员约翰·狄更斯和伊丽莎白·巴洛所生的第二个孩子。狄更斯5岁时全家就迁居占松（Chatham），10岁时又搬到康登镇（Camden Town，今属伦敦）。 小时候狄更斯曾经在一所私立学校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但是12岁时，狄更斯的父亲就因债务问题而入狱，狄更斯也因此被送到伦敦一家鞋油场当学徒，每天工作10个小时。或许是由于这段经历，使得狄更斯的作品更关注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 不过后来由于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而令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狄更斯也才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15岁时他从威灵顿学院毕业，随后进入一家律师行工作，后来又转入报馆，成为一名报导国会辩论的记者。狄更斯并没有接受很多的正规教育，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才。 记者生涯 狄更斯后来成为一名《晨报》的国会记者，专门采访英国下议院的政策辩论，也时常环游英伦采访各种选举活动。他开始在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最终收集成《博兹札记》（Sketches by Boz）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但真正使他成名的是1836年出版的《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 创作生涯 之后狄更斯连续出版了多部广受欢迎的小说，包括了《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和《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city Shop）。1841年完成了《巴纳比·拉奇》（Barnaby Rudge）后，狄更斯前往他所向往的美国。虽然他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狄更斯最终依然对那片新大陆感到失望。他在美国的见闻被收入进其在1842年出版的《美国纪行》（American Notes）。 1843年他出版了引起极大反响的小说《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这部小说是他的圣诞故事系列的第一部。随后他又以自己的美国之行为背景，发表了另一部小说《马丁·翟述伟》（Martin Chuzzlewit）。1844至1846年间狄更斯游历了欧陆各国，在旅行期间继续进行写作。1849年他出版了自传题材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这部小说的内容与狄更斯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狄更斯以后的小说显得更为尖锐并具批判性，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了《荒凉山庄》（Bleak House）、《艰难时世》（Hard Times）、《小杜丽》（Little Dorrit）、《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和《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等。 1850年，狄更斯创办了自己的周刊《家常话》（Household Words），收录了自己和其他一些作家的小说。1859年另一份刊物《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也开始发行。狄更斯本人的多部作品都是最先以连载的形式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的。 狄更斯不仅是一位多产的写作者，也是一位积极的表演者。他把公众朗读会（public readings）化作两小时独角戏剧表演，而“速书”（prompt books/prompt copies）则是他为此所作的准备记录：在原作上划框，择要而出，省去枝蔓，偶尔添点新笑话——对这位天才的表演者，人物表情记号是不需要的。狄氏朗读 /演剧会始于1853年12月,至其生命终了,十余年间行脚遍及大西洋两岸。“速书”是狄更斯为自己写的舞台说明（stage directions），为狄更斯研究和后来的衍生戏剧/影视创作提供了鲜活的参照。（source: Dickens Museum, London) 1870年6月9日狄更斯与世长辞，临终时他的第一部侦探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也未能完成。他去世后被安葬在西敏寺的诗人角，他的墓碑上如此写道：“他是贫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He was a sympathiser to the poor, the suffering, and the oppressed; and by his death, one of England's greatest writers is lost to the world.）。 作品 《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和《圣诞颂歌》被认为是狄更斯最优秀的几部作品，特别是带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被很多人视作是狄更斯的代表作，而另一部作品《小杜丽》则以其尖酸刻薄的讽刺闻名。狄更斯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对社会的看法与批判。狄更斯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阶层与贫穷的猛烈抨击者。 狄更斯对戏剧的热爱从他的作品《尼古拉斯·尼克贝》就可以看出来。他本人也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他多次出访别国进行演出活动。狄更斯的文笔浮华，如诗一般美丽，但时常又语带幽默地讽刺英国的上流社会。不过与当时的很多作家一样，他的作品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很多都带有反犹情节。 人物形象与思想意义 有人把《双城记》的主要人物分为四大类：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梅尼特、查里斯、代尔那、露茜），自我牺牲的怪人（卡尔登、普洛斯），革命人民的代表（得伐石夫妇），贵族、资产阶级坏蛋（厄弗里蒙地侯爵、巴尔塞）。这四类分法，对人物的具体划分以及对各类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和关系的分析，都有值得商榷之处。把作品中某些人划分为“革命人民的代表”和“贵族、资产阶级坏蛋”，这是我们今天的阶级划线，他既不符合作者的思想实际，也不符合作品中的人物刻画。他笔下的坏蛋，并不因为是“贵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坏蛋。他作品中的“革命人民代表”也有各种类型，甚至得伐石和他的妻子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作者也并没有把他们同等对待。狄更斯评价社会、褒贬人物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凡是符合人道主义的，他就爱；凡是不符合的，他就憎。我们在对他的作品人物划分类别时，也不能忘记这个出发点。正是循着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脉络，我们将《双城记》中的人物分为两类：贵族和贫民。每一类都有正面人物，也都有批判的反面人物。 （1）“鸡群中的凤凰”和“一副精致的假面具” 贵族中的理想人物是代尔那。代尔那在全书中始终是被作者用歌颂笔调来刻画的，他处于一个罪恶累累的家庭，但他出淤泥而不染，是鸡群中的凤凰。他憎恶并且谴责自己贵族家庭的罪行，面对面向叔父侯爵说：“我们曾经胡作非为”，“甚至在我父亲的时代，我们就已经犯下了许多罪恶，伤害了妨害我们享乐的每一个人。”他并不停留在言辞的谴责，而且有实际行动：主动放弃爵位、官衔、财产、隐名换姓，到英国当教师，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显然，在他的心目中，人的价值不是由权力、地位、金钱之类来解决的，更不能因自己的享乐而伤害别人的尊严，甚至危害别人的生命。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五十五讲》认为：“作者主要从道德自我修养上美化代尔那。然而，连同代尔那‘自食其力’的生活在内，都是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的。无论作者怎样辩护，他对贵族阶级的抗争仍然是抽象的，内在的，缺乏具体有效的行动。他除了对叔父大发牢骚外，就不曾向社会公开谴责贵族阶级迫害农民的罪行，据此而论，代尔那的形象是有消极作用的。”这个提法不妥。代尔那的抗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停留在言辞上，而是有行动。他放弃自己的特权，这还不够吗？100多年前的狄更斯敢于写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而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反而不敢承认这个事实。应该看到，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代尔那这个封建营垒中的人物，一旦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便从贵族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成为叛逆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提出过这一点：“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过程……就使得统治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分化出去而归附革命的阶级，即归附于未来的主人翁阶级。”代尔那感受到人们对这个贵族家庭的不满，总有一天会完蛋，他不愿为这个家庭承担这个责任，他由贵族阶级转到资产阶级，还不同于剥削阶级转到无产阶级。为什么不真实，不可信呢？ 处于代尔那对立面的形象是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这是作者予以揭露、讽刺、鞭笞的人物。作者通过外貌描写使我们见到了一副“精致的假面具”，他表面上道貌岸然，颇有贵族气派，实际上灵魂极其肮脏、凶残。像侯爵这样的贵族们，恣意挥霍人民的血汗，过着极度奢侈、荒唐的生活。一位侯爵每天喝朱古力茶，非有四个壮士帮忙就不能下咽。他们生活腐化、治理国家无能，残害百姓却是无以复加。他们草菅人命、荼毒生灵、残忍凶暴、灭绝人性。我们知道，封建专制的统治是以否定人的价值为特征的，确如马克思所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精髓就是在于肯定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与价值。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狄更斯对厄弗里蒙地兄弟进行了最充分的揭露和最无情的批判。小说中揭露：为了霸占一个农妇，他们可以满不在乎地逼死、害死四条人命。他们“填写一张空白谕旨，就可以把任何人无限期地埋在监狱里”。侯爵的马车横冲直撞，压死穷人的小孩，他一面破口大骂人们没有管好自己的孩子，一面从车里抛出一枚金币。“好像偶然打破一件平常东西，已经陪过了钱就够抵偿了似的。”然而，即便如此，这位侯爵大人还不称心，他还念念不忘目前失去的许多特权，念念不忘那碾死小孩连一个金币也不用赔的时代。他抱怨“法兰西现在越变越坏了。过去不远，我们的祖先对于周围的贱民曾经掌握过生死之权。就从这房间里，许多这样的狗被牵出去绞死；……我们已经失掉了许多特权；一种新哲学正在变为时髦；现在，要确保我们的地位或许（我不说势必）要引起真实的麻烦。一切都很坏，很坏！”他虽然已经意识到人民群众心中对贵族的特权郁积着强烈的仇恨，要确保贵族的地位甚至会引起“真实的麻烦”（指人民革命），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放松对人民的压迫和勒索。这种执迷不悟、冥顽不化的态度，正是狄更斯要当时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引以为戒的。 代尔那与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形象，其用意何在呢？显然，作者是要树立两种不同的典型，展示两种相反的前景。他希望，贵族阶级的人物都像查尔斯、代尔那一样，反躬自省、仁慈善良，主动放弃贵族阶级特权，废除不人道的暴政，这样将会缓和已经尖锐的社会矛盾，避免一场浩劫；而不要像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一样，滥用特权、暴虐无道、激化矛盾，导致人民革命的爆发。 （2）他“微笑着走向断头台”而她成了“坚决的复仇女神” 理想人物卡尔登，是狄更斯心目中的一个伟大的利他主义者，可敬的自我牺牲者。他有才华，有见识，思想敏锐，道德高尚，但却不为社会所赏识，只能屈身于庸俗的皇家律师史曲勒孚之下，充当其助手。生活使他变的懒散、冷漠、玩世不恭。他的性格被社会扭曲了，然而，他的心地依然充满了人道和善良。他深深爱上了露茜，愿为露茜牺牲自己的一切。露茜不爱他而爱代尔那，他痛苦但并不嫉妒。他向露茜表白：“为了你，为了你所亲爱的任何人，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倘若我的生涯中有值得牺牲的可能和机会，我甘愿为你和你所爱的人牺牲。”果然，他最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为了露茜的幸福，顶替代尔那走上断头台，含着微笑，宁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作者认为此举乃是人道主义最美的篇章。遗憾的是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是最差的，特别是作者以卡尔登的死来作为对革命暴力的批判，暴露了他思想的严重局限。他把卡尔登视为“卓越的先知”，临终时发出了这样的预言：“我看见……由毁灭了的旧的压迫者而兴起的新的压迫者们都成排成对地被这报复器械（断头台）所毁灭，在这器械被废除不用之前。”狄更斯认为，无论是贵族的暴力还是革命的暴力，通通应予以废除；凡施暴力于别人者，都没有好下场。只有高踞于任何暴力之上的人道的化身卡尔登才是不朽的。 与卡尔登相对立的人物是得伐石太太，这是被作者当作批判的反面形象来刻画的。她本名狄尔斯，生于农民家庭，父亲、姐姐和哥哥都惨死在侯爵兄弟手中，只有她一人躲藏在外，幸免于难。她从小就在心中种下了对贵族的仇恨的种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复仇女神”，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坚信理想必将实现。当她丈夫因准备革命的时间太长久而感到疲乏和灰心时，她精辟地指出：“复仇和报应必须有一个长时间；这是定规。但是……它时常在准备之中的。”当暗探来到酒馆时，她机智勇敢，应付自如。她编织毛线时，把贵族阶级处决革命者的暴行和名单织进去，革命时就成了起诉书。当革命爆发后，她手里握着斧头，腰间别着手枪，率领妇女冲锋陷阵，毫不含糊地砍下敌人的脑袋，真是一员勇猛的女将”。 作者对得伐石太太家庭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对她的描写、在革命爆发之前的那一部分，是真实可信的，生动地表现了她的卓越智慧、才能和胆略。然而，当写到革命爆发后的那一部分时，作者出于对革命暴力的恐惧和反对，也就怀着厌恶的情绪对她的形象进行丑化、把“复仇女神”描绘成了“嗜血女魔”。作品写到，她不仅一心要置代尔那于死地，还要斩草除根，连代尔那的妻子、女儿一并消灭。她在大庭广众之中听完露茜的申诉后说：“我们晓得她的父亲和丈夫，被禁在牢狱中，这是很平常的……这一个人的妻子和小孩的母亲（露茜）的患难，现在在我们看来又值得什么呢？”甚至他丈夫得伐石劝她，她也丝毫不为所动。这本来是一个具有革命坚定性的妇女，但作者故意把她写过了头，要表明一种残酷的报复心理如何使她达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小说不止一次地把她写作一道暗影“可怕而且阴沉地投射在那母亲和小孩身上”。应该说，这道暗影首先是投射在作者的心上，同时也企图投射在读者的心上，激发起读者对她的反感和恐惧。 这一组贫民形象的对比，其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他希望贫民们都像卡尔登一样宽宏大量、舍己救人，哪怕是贵族阶级的人；而不要象像得伐石太太那样残酷报复、毫不退让。作者承认，他是用卡尔登高贵的死来同得伐石卑鄙的死形成对比。狄更斯所爱憎的人物既有贵族又有贫民，似乎缺乏阶级观点。事实上狄更斯不是也不能用阶级观点来进行写作，而是用人道主义观点进行写作。狄更斯曾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我想避免使用两个对立的名词——贵族与人民。我是一个相信两者都有一些优点和积极作用的人，决不愿剥夺任何一方任何一个正当的权利。”他又公开宣称，他的意图是“使正在相互虎视眈眈的双方接近起来，努力沟通两者之间的深渊”。他的愿望无疑是真诚的、美好的，然而，却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这导致了他笔下的正面人物苍白无力。 (3)闪光的理想人物——梅尼特 梅里特医生，就作品的情节结构来说，他是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主要人物，但并不是最能体现作者人道主义理想的那种“理想人物”。这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正直，富于同情心，不向邪恶势力屈服，这都是为作者所赞扬的优秀品格。他目睹侯爵兄弟残害狄更斯全家的罪行，不揭发就不能解除自己“良心上的负担”，终于因此身陷囹圄。他的行为，闪烁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光辉。严酷的铁窗岁月，增强了他对残暴的侯爵家的仇恨。他后来说：“我在狱中的时候，有时候我的报仇的欲望是无法抑制的。”作者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但对他的这种无法抑制的报仇欲望却持否定态度。出狱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心完全被对女儿的爱所占据，为了女儿，他甘冒一切风险，甘受任何苦难。在作者笔下，梅里特俨然成为人道主义的化身，而在我们看来，狭隘的爱已使他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为什么作者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呢？他的变痴，是贵族阶级摧毁的结果；在女儿女婿爱的温暖中，他的智力得到了复活，但最后当他的女婿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后，他又成了一个浑噩的白痴。这悲惨的事实无异于告诉读者：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是毁灭人性的，革命的暴力手段同样也是毁灭人性的，只有一切阶级的人彼此相爱、和睦相处，才能使人性发射光芒。梅里特医生的女儿与侯爵的侄子相爱，建立起了幸福的生活，却因为医生对侯爵的一纸控诉书而破坏了。这个奇怪的事实无异于告诉读者：当两个阶级的人不念旧恶、和睦相处时，一切都会是美好的；而当他们硬要清除往日的冤仇时，美好的生活就不复存在了。
根据统计数据，在2022年，中国的SCI数量预计将达到万篇，美国的SCI数量预计将达到万篇，英国的SCI数量预计将达到万篇，德国的SCI数量预计将达到万篇，澳大利亚的SCI数量预计将达到万篇，法国的SCI数量预计将达到万篇，日本的SCI数量预计将达到万篇，韩国的SCI数量预计将达到万篇，加拿大的SCI数量预计将达到万篇，意大利的SCI数量预计将达到万篇。
很多啊，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当时的文化和当时中国文化的对比，从而引出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或者更直接对人物的性格进行分析，结合人文和社会环境，很容易就写出东西的，就其中的一点详细的分析就好，别全篇范围的进行铺盖，要突出重点，这样才容易成为优秀论文的，呵呵
In May 2016 weihai simulation English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我也不知道 ，看看他的书再说
可以进行人物对比 查尔斯和卡尔登
双城记解读——乔治 纽林
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年2月7日~1870年6月9日）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并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重要影响。 早年 狄更斯1812年出生于英国朴次茅斯（Portsmouth），是海军职员约翰·狄更斯和伊丽莎白·巴洛所生的第二个孩子。狄更斯5岁时全家就迁居占松（Chatham），10岁时又搬到康登镇（Camden Town，今属伦敦）。 小时候狄更斯曾经在一所私立学校接受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但是12岁时，狄更斯的父亲就因债务问题而入狱，狄更斯也因此被送到伦敦一家鞋油场当学徒，每天工作10个小时。或许是由于这段经历，使得狄更斯的作品更关注底层社会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 不过后来由于父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而令家庭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狄更斯也才有机会重新回到学校。15岁时他从威灵顿学院毕业，随后进入一家律师行工作，后来又转入报馆，成为一名报导国会辩论的记者。狄更斯并没有接受很多的正规教育，基本上是靠自学成才。 记者生涯 狄更斯后来成为一名《晨报》的国会记者，专门采访英国下议院的政策辩论，也时常环游英伦采访各种选举活动。他开始在各刊物上发表文章，并最终收集成《博兹札记》（Sketches by Boz）出版，这是他的第一部散文集。但真正使他成名的是1836年出版的《匹克威克外传》（The Pickwick Papers）。 创作生涯 之后狄更斯连续出版了多部广受欢迎的小说，包括了《雾都孤儿》（Oliver Twist）、《尼古拉斯·尼克贝》（Nicholas Nickleby）和《老古玩店》（The Old Curiocity Shop）。1841年完成了《巴纳比·拉奇》（Barnaby Rudge）后，狄更斯前往他所向往的美国。虽然他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狄更斯最终依然对那片新大陆感到失望。他在美国的见闻被收入进其在1842年出版的《美国纪行》（American Notes）。 1843年他出版了引起极大反响的小说《圣诞颂歌》（A Christmas Carol），这部小说是他的圣诞故事系列的第一部。随后他又以自己的美国之行为背景，发表了另一部小说《马丁·翟述伟》（Martin Chuzzlewit）。1844至1846年间狄更斯游历了欧陆各国，在旅行期间继续进行写作。1849年他出版了自传题材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这部小说的内容与狄更斯的个人经历有很大关系。狄更斯以后的小说显得更为尖锐并具批判性，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了《荒凉山庄》（Bleak House）、《艰难时世》（Hard Times）、《小杜丽》（Little Dorrit）、《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和《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等。 1850年，狄更斯创办了自己的周刊《家常话》（Household Words），收录了自己和其他一些作家的小说。1859年另一份刊物《一年四季》（All the Year Round）也开始发行。狄更斯本人的多部作品都是最先以连载的形式在这两份刊物上发表的。 狄更斯不仅是一位多产的写作者，也是一位积极的表演者。他把公众朗读会（public readings）化作两小时独角戏剧表演，而“速书”（prompt books/prompt copies）则是他为此所作的准备记录：在原作上划框，择要而出，省去枝蔓，偶尔添点新笑话——对这位天才的表演者，人物表情记号是不需要的。狄氏朗读 /演剧会始于1853年12月,至其生命终了,十余年间行脚遍及大西洋两岸。“速书”是狄更斯为自己写的舞台说明（stage directions），为狄更斯研究和后来的衍生戏剧/影视创作提供了鲜活的参照。（source: Dickens Museum, London) 1870年6月9日狄更斯与世长辞，临终时他的第一部侦探小说《艾德温·德鲁德之谜》（The Mystery of Edwin Drood）也未能完成。他去世后被安葬在西敏寺的诗人角，他的墓碑上如此写道：“他是贫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He was a sympathiser to the poor, the suffering, and the oppressed; and by his death, one of England's greatest writers is lost to the world.）。 作品 《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雾都孤儿》、《尼古拉斯·尼克贝》和《圣诞颂歌》被认为是狄更斯最优秀的几部作品，特别是带自传体性质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被很多人视作是狄更斯的代表作，而另一部作品《小杜丽》则以其尖酸刻薄的讽刺闻名。狄更斯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他对社会的看法与批判。狄更斯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阶层与贫穷的猛烈抨击者。 狄更斯对戏剧的热爱从他的作品《尼古拉斯·尼克贝》就可以看出来。他本人也是一名成功的演员，他多次出访别国进行演出活动。狄更斯的文笔浮华，如诗一般美丽，但时常又语带幽默地讽刺英国的上流社会。不过与当时的很多作家一样，他的作品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很多都带有反犹情节。 人物形象与思想意义 有人把《双城记》的主要人物分为四大类：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梅尼特、查里斯、代尔那、露茜），自我牺牲的怪人（卡尔登、普洛斯），革命人民的代表（得伐石夫妇），贵族、资产阶级坏蛋（厄弗里蒙地侯爵、巴尔塞）。这四类分法，对人物的具体划分以及对各类人物在小说中的地位和关系的分析，都有值得商榷之处。把作品中某些人划分为“革命人民的代表”和“贵族、资产阶级坏蛋”，这是我们今天的阶级划线，他既不符合作者的思想实际，也不符合作品中的人物刻画。他笔下的坏蛋，并不因为是“贵族、资产阶级”才成为坏蛋。他作品中的“革命人民代表”也有各种类型，甚至得伐石和他的妻子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别，作者也并没有把他们同等对待。狄更斯评价社会、褒贬人物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凡是符合人道主义的，他就爱；凡是不符合的，他就憎。我们在对他的作品人物划分类别时，也不能忘记这个出发点。正是循着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脉络，我们将《双城记》中的人物分为两类：贵族和贫民。每一类都有正面人物，也都有批判的反面人物。 （1）“鸡群中的凤凰”和“一副精致的假面具” 贵族中的理想人物是代尔那。代尔那在全书中始终是被作者用歌颂笔调来刻画的，他处于一个罪恶累累的家庭，但他出淤泥而不染，是鸡群中的凤凰。他憎恶并且谴责自己贵族家庭的罪行，面对面向叔父侯爵说：“我们曾经胡作非为”，“甚至在我父亲的时代，我们就已经犯下了许多罪恶，伤害了妨害我们享乐的每一个人。”他并不停留在言辞的谴责，而且有实际行动：主动放弃爵位、官衔、财产、隐名换姓，到英国当教师，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显然，在他的心目中，人的价值不是由权力、地位、金钱之类来解决的，更不能因自己的享乐而伤害别人的尊严，甚至危害别人的生命。这无疑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五十五讲》认为：“作者主要从道德自我修养上美化代尔那。然而，连同代尔那‘自食其力’的生活在内，都是缺乏坚实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的。无论作者怎样辩护，他对贵族阶级的抗争仍然是抽象的，内在的，缺乏具体有效的行动。他除了对叔父大发牢骚外，就不曾向社会公开谴责贵族阶级迫害农民的罪行，据此而论，代尔那的形象是有消极作用的。”这个提法不妥。代尔那的抗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停留在言辞上，而是有行动。他放弃自己的特权，这还不够吗？100多年前的狄更斯敢于写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而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反而不敢承认这个事实。应该看到，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的斗争中，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克敌制胜的强大思想武器。代尔那这个封建营垒中的人物，一旦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便从贵族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成为叛逆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提出过这一点：“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那些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过程……就使得统治阶级中有一小部分人分化出去而归附革命的阶级，即归附于未来的主人翁阶级。”代尔那感受到人们对这个贵族家庭的不满，总有一天会完蛋，他不愿为这个家庭承担这个责任，他由贵族阶级转到资产阶级，还不同于剥削阶级转到无产阶级。为什么不真实，不可信呢？ 处于代尔那对立面的形象是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这是作者予以揭露、讽刺、鞭笞的人物。作者通过外貌描写使我们见到了一副“精致的假面具”，他表面上道貌岸然，颇有贵族气派，实际上灵魂极其肮脏、凶残。像侯爵这样的贵族们，恣意挥霍人民的血汗，过着极度奢侈、荒唐的生活。一位侯爵每天喝朱古力茶，非有四个壮士帮忙就不能下咽。他们生活腐化、治理国家无能，残害百姓却是无以复加。他们草菅人命、荼毒生灵、残忍凶暴、灭绝人性。我们知道，封建专制的统治是以否定人的价值为特征的，确如马克思所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精髓就是在于肯定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与价值。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狄更斯对厄弗里蒙地兄弟进行了最充分的揭露和最无情的批判。小说中揭露：为了霸占一个农妇，他们可以满不在乎地逼死、害死四条人命。他们“填写一张空白谕旨，就可以把任何人无限期地埋在监狱里”。侯爵的马车横冲直撞，压死穷人的小孩，他一面破口大骂人们没有管好自己的孩子，一面从车里抛出一枚金币。“好像偶然打破一件平常东西，已经陪过了钱就够抵偿了似的。”然而，即便如此，这位侯爵大人还不称心，他还念念不忘目前失去的许多特权，念念不忘那碾死小孩连一个金币也不用赔的时代。他抱怨“法兰西现在越变越坏了。过去不远，我们的祖先对于周围的贱民曾经掌握过生死之权。就从这房间里，许多这样的狗被牵出去绞死；……我们已经失掉了许多特权；一种新哲学正在变为时髦；现在，要确保我们的地位或许（我不说势必）要引起真实的麻烦。一切都很坏，很坏！”他虽然已经意识到人民群众心中对贵族的特权郁积着强烈的仇恨，要确保贵族的地位甚至会引起“真实的麻烦”（指人民革命），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放松对人民的压迫和勒索。这种执迷不悟、冥顽不化的态度，正是狄更斯要当时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引以为戒的。 代尔那与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形象，其用意何在呢？显然，作者是要树立两种不同的典型，展示两种相反的前景。他希望，贵族阶级的人物都像查尔斯、代尔那一样，反躬自省、仁慈善良，主动放弃贵族阶级特权，废除不人道的暴政，这样将会缓和已经尖锐的社会矛盾，避免一场浩劫；而不要像厄弗里蒙地侯爵兄弟一样，滥用特权、暴虐无道、激化矛盾，导致人民革命的爆发。 （2）他“微笑着走向断头台”而她成了“坚决的复仇女神” 理想人物卡尔登，是狄更斯心目中的一个伟大的利他主义者，可敬的自我牺牲者。他有才华，有见识，思想敏锐，道德高尚，但却不为社会所赏识，只能屈身于庸俗的皇家律师史曲勒孚之下，充当其助手。生活使他变的懒散、冷漠、玩世不恭。他的性格被社会扭曲了，然而，他的心地依然充满了人道和善良。他深深爱上了露茜，愿为露茜牺牲自己的一切。露茜不爱他而爱代尔那，他痛苦但并不嫉妒。他向露茜表白：“为了你，为了你所亲爱的任何人，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倘若我的生涯中有值得牺牲的可能和机会，我甘愿为你和你所爱的人牺牲。”果然，他最后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为了露茜的幸福，顶替代尔那走上断头台，含着微笑，宁静地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作者认为此举乃是人道主义最美的篇章。遗憾的是这个人物的真实性是最差的，特别是作者以卡尔登的死来作为对革命暴力的批判，暴露了他思想的严重局限。他把卡尔登视为“卓越的先知”，临终时发出了这样的预言：“我看见……由毁灭了的旧的压迫者而兴起的新的压迫者们都成排成对地被这报复器械（断头台）所毁灭，在这器械被废除不用之前。”狄更斯认为，无论是贵族的暴力还是革命的暴力，通通应予以废除；凡施暴力于别人者，都没有好下场。只有高踞于任何暴力之上的人道的化身卡尔登才是不朽的。 与卡尔登相对立的人物是得伐石太太，这是被作者当作批判的反面形象来刻画的。她本名狄尔斯，生于农民家庭，父亲、姐姐和哥哥都惨死在侯爵兄弟手中，只有她一人躲藏在外，幸免于难。她从小就在心中种下了对贵族的仇恨的种子，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复仇女神”，任何情况下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坚信理想必将实现。当她丈夫因准备革命的时间太长久而感到疲乏和灰心时，她精辟地指出：“复仇和报应必须有一个长时间；这是定规。但是……它时常在准备之中的。”当暗探来到酒馆时，她机智勇敢，应付自如。她编织毛线时，把贵族阶级处决革命者的暴行和名单织进去，革命时就成了起诉书。当革命爆发后，她手里握着斧头，腰间别着手枪，率领妇女冲锋陷阵，毫不含糊地砍下敌人的脑袋，真是一员勇猛的女将”。 作者对得伐石太太家庭的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对她的描写、在革命爆发之前的那一部分，是真实可信的，生动地表现了她的卓越智慧、才能和胆略。然而，当写到革命爆发后的那一部分时，作者出于对革命暴力的恐惧和反对，也就怀着厌恶的情绪对她的形象进行丑化、把“复仇女神”描绘成了“嗜血女魔”。作品写到，她不仅一心要置代尔那于死地，还要斩草除根，连代尔那的妻子、女儿一并消灭。她在大庭广众之中听完露茜的申诉后说：“我们晓得她的父亲和丈夫，被禁在牢狱中，这是很平常的……这一个人的妻子和小孩的母亲（露茜）的患难，现在在我们看来又值得什么呢？”甚至他丈夫得伐石劝她，她也丝毫不为所动。这本来是一个具有革命坚定性的妇女，但作者故意把她写过了头，要表明一种残酷的报复心理如何使她达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小说不止一次地把她写作一道暗影“可怕而且阴沉地投射在那母亲和小孩身上”。应该说，这道暗影首先是投射在作者的心上，同时也企图投射在读者的心上，激发起读者对她的反感和恐惧。 这一组贫民形象的对比，其用意也是十分明显的：他希望贫民们都像卡尔登一样宽宏大量、舍己救人，哪怕是贵族阶级的人；而不要象像得伐石太太那样残酷报复、毫不退让。作者承认，他是用卡尔登高贵的死来同得伐石卑鄙的死形成对比。狄更斯所爱憎的人物既有贵族又有贫民，似乎缺乏阶级观点。事实上狄更斯不是也不能用阶级观点来进行写作，而是用人道主义观点进行写作。狄更斯曾在一次演讲中宣称：“我想避免使用两个对立的名词——贵族与人民。我是一个相信两者都有一些优点和积极作用的人，决不愿剥夺任何一方任何一个正当的权利。”他又公开宣称，他的意图是“使正在相互虎视眈眈的双方接近起来，努力沟通两者之间的深渊”。他的愿望无疑是真诚的、美好的，然而，却是建立在空想基础上的。这导致了他笔下的正面人物苍白无力。 (3)闪光的理想人物——梅尼特 梅里特医生，就作品的情节结构来说，他是一个居于中心地位的主要人物，但并不是最能体现作者人道主义理想的那种“理想人物”。这个知识分子，年轻时正直，富于同情心，不向邪恶势力屈服，这都是为作者所赞扬的优秀品格。他目睹侯爵兄弟残害狄更斯全家的罪行，不揭发就不能解除自己“良心上的负担”，终于因此身陷囹圄。他的行为，闪烁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光辉。严酷的铁窗岁月，增强了他对残暴的侯爵家的仇恨。他后来说：“我在狱中的时候，有时候我的报仇的欲望是无法抑制的。”作者同情他的不幸遭遇，但对他的这种无法抑制的报仇欲望却持否定态度。出狱后，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心完全被对女儿的爱所占据，为了女儿，他甘冒一切风险，甘受任何苦难。在作者笔下，梅里特俨然成为人道主义的化身，而在我们看来，狭隘的爱已使他成为一个目光短浅的庸人。为什么作者又给他安排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呢？他的变痴，是贵族阶级摧毁的结果；在女儿女婿爱的温暖中，他的智力得到了复活，但最后当他的女婿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后，他又成了一个浑噩的白痴。这悲惨的事实无异于告诉读者：贵族阶级的残暴统治是毁灭人性的，革命的暴力手段同样也是毁灭人性的，只有一切阶级的人彼此相爱、和睦相处，才能使人性发射光芒。梅里特医生的女儿与侯爵的侄子相爱，建立起了幸福的生活，却因为医生对侯爵的一纸控诉书而破坏了。这个奇怪的事实无异于告诉读者：当两个阶级的人不念旧恶、和睦相处时，一切都会是美好的；而当他们硬要清除往日的冤仇时，美好的生活就不复存在了。
狄更斯（1812—18列〕英国小说家，1812 年z月7日生于波特西近郊。父亲原是海军部职员。嗜酒好客，经常入不敷出，曾被投入债务监狱，全家也一度被迫进狱中居住。狄更斯童年在皮鞋油作访当过学徒，16岁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当缮写员。19岁进入报界，从此广泛接触社，开始尝试写作．《匹克威克外传》出版后一举成名。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1833－1842年，作品基调乐观，对社会进行温和的讽刺和批判。重要小说有。《匹克威克外传》、《奥利佛·特维斯特》、《尼克拉斯·尼古贝》、《老古玩店》。 第二时期为1842—1850年，作品加深了对社会的批判。艺术风格也日益深沉和丰富。重要小说有《马丁·朱什尔维特》、《圣诞故事集》、《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 第三时期为1850一1870年。是其创作最繁荣的时期。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达到了最高成就。重要小说有《荒凉山庄》、《艰难时世》、《小杜丽》、《双城记》、《远大前程》。 总之，狄更斯的创作以非凡的艺术概括力展现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广阔画卷，塑造了为数众多的社会各阶底特别是下层人民的典型形象，具有巨大的美学价值和认识价值。查尔斯·狄更斯于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出生于英国朴资茅斯的波特西地区。他父亲约翰·狄更斯是海军会计处的一个小职员。狄更斯幼时就常常溜到家里的阁楼上，津津有味地阅读一本又一本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斐尔丁的作品、《天方夜谈》、《唐吉诃德》，都是他喜爱的作品。他的幼小的心灵早就同文艺结上了不解之缘。以后他的家境日渐穷困，债台高筑，一家人不得不离乡背井，迁居到伦敦。但移居未久，家里旧债未清，新债又来，他父亲终于被投入债务监狱。这时狄更斯才十岁。但是作为一群弟妹的大哥，而父亲又是一个毫无办法的人，狄更斯就不得不担起家长的责任来。十一岁，他就到一家皮鞋油厂当学徒。为了节省开支，他母亲带着弟妹们到监狱里和父亲住在一起，狄更斯单独留在外面，每星期领到薪水之后，就带着钱或食物去探监，和父母弟妹团聚。这些艰苦的日子在幼小的狄更斯的心灵中遗留下永不消失的印象，使他对贫苦无告的儿童、对穷人、对被迫害者充满同情，对英国当时的统治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莫大的仇恨。以后他父亲获得一笔小小的遗产，出了监狱，把查尔斯·狄更斯送到威林顿高等学校（相当于高小）去读书。校长琼斯先生是一个又愚昧又野蛮的人，对学生任意鞭打。辱骂。这个人物在狄更斯的作品中曾经出现过很多次。家中仅有的一点钱财不久又用尽了，查尔斯·狄更斯不得不停学就业，为糊口而奔忙。他时而作律师的书记，时而为事务所送信，时而到法院当速记员，时而为报纸作采访。艰难的生活使狄更斯获得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知识，为他以后的写作积累了宝贵的素材。 二十二岁时，狄更斯试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畏怯地投入一家杂志社的信箱中。一个星期以后这篇小说刊出了，狄更斯就这样开始了业余写作活动。他最初为《记事晨报》写一些特写，署名“鲍斯”。一八三七年他写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这部作品发表以后，风行一时，畅销全国，顿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资料，并使得他得以靠写作维持生活，开始了著作生涯。以后他又写了许多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获得极大的成功（狄更斯著作年表附后），终于成为英国文学史上伟大的作家之一。 狄更斯曾长期居住在法国、意大利，并曾到美国游历。他对美国的观察极其深刻；美国的虚伪的民主政治、残酷的监狱、特别是暗无天日的蓄奴制，引起狄更斯极大的愤慨。他说：“我已经失望了，这不是我要来看的共和国，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共和国。”他的游记体小说《美国札记》和长篇小说《马丁·朱什尔维特》都对美国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作了有力的揭发。 狄更斯是欧洲十九世纪少数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之一。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深刻地暴露了英国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实况，而且也在于他掀起了真正的文学革命。在他以前的英国文学中，普通人民是没有地位的；狄更斯虽不是第一个改变这种现象，却是最有效地改变了这种现象的人。他用生动而热情的笔触描绘了下层阶级的人们和他们的悲惨生活。他把贫民窟、小客栈、贫民收容所、债务监狱等等悲惨的生活景象写入了文学作品，而且对那些穷人，那些正直的劳动者，给予最大的同情。另外一方面，他以讽刺的笔法，对新兴的工厂主、银行家等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政治”和“党派活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资产阶级法律的非人道本质，都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他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和生动的细节描写，反映了英国十九世纪初叶的社会真实面貌。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光辉四射、妙趣横生的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他的人物形象有许多能使人一读之后就长久地活在读者的心目中。 查尔斯·狄更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日益发展、资产阶级已经取得胜利的时代。但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也就兴起了它的对立面即工人阶级，而且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尖锐起来。狄更斯开始写作的时期正是著名的“宪章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列宁说过：“当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的时候，欧洲大陆发生的革命大都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法国却爆发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第一次伟大的国内战争。”（《列宁选集》第三卷第81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这就是狄更斯生活时代的基本情况。虽然在客观上伟大的“宪章运动”给了极深刻的影响，推动了他的作品的批判性质的发展，而且在当时也恰恰是“宪章运动”者对狄更斯的价值有正确的认识和高度的评价，认为他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但狄更斯主观上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不仅不能理解，而且是反对的。他同情工人，却不同情工人的革命。他是一个阶级调和论者。他幻想可以用道德和教育把那些残酷的剥削者改造过来，幻想可以依靠好心肠的人的施舍，来消除世界上的贫富悬殊。他揭发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却不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憎恨金钱对人类灵魂的统治，但是找不到为什么金钱会变成全能上帝的原因。虽然马克思就是狄更斯的同时代人，而且马克思在伦敦住过多年，还领导过英国的工人运动；虽然伟大的《共产党宣言》在一八四八年已经发表，而且在一八五○年已经出版了英文版，但是狄更斯对这些都一无所知。他始终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也可以说，他不是一个革命者，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所以他的作品，一方面具有深切而有力的批判、揭发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含有不少的消极因素。 虽然如此，由于狄更斯真实地、生动地描绘了十九世纪初叶的英国社会生活，由于他对人民怀着无限的深厚同情，尽管他对资产阶级还存在着幻想，致使他的思想和艺术都受了很大限制，但他还是属于进步传统的。贯穿在他的一切作品中的基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代表人物、即他心目中的“恶人”的憎恨，和那些处于资本主义压迫下的普通人和穷苦的劳动者、即他心目中的“善良的人”的同情。他的作品不仅在当时发生了巨大的进步作用，直到现在还为人民所喜爱和珍视。 狄更斯死于一八七○年六月九日，享年五十八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