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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论文标题应该简洁，且能让读者对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目了然。
摘要是对论文提纲的总结，通常不超过1或2页，摘要包含以下内容：
目录应该列出所有带有页码的标题和副标题， 副标题应缩进。
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
布依族的丧葬习俗，各时期有所差别。据史籍记载，明至清初，布依族原为火葬，清中叶以后，始行木棺土葬。明郭子章《黔记诸夷仲家》中说："丧，食尚鱼虾，而忌禽兽之肉，葬以伞盖墓，期年而焚之，祭以枯鱼"；清康熙《贵州通志蛮僚》中说"丧则屠牛召亲友......习阴阳家言，不上坟"；道光《安平县志》亦说；"......用火葬习俗，三年后，视尸朽烂，举火焚之，以瓦缸检骨灰埋窖"。近年来在罗甸、平塘一带布依族地区曾挖掘出不少骨灰坛罐，均为火葬明证。清中叶后，始有坟茔墓碑，为后代子孙留下扫墓标记，这显然是受汉族文化影响所致。近现代丧葬习俗，各地亦不尽相同，有的留存本民族陈腐形式，有的与本地汉族基真相同，但都先举行祭奠，后木棺土葬，丧葬步骤大抵有入殓、祭奠、出殡和埋葬
我就是布依族的.我认为它已经达到了某种尖端程度
有关布依族的研究，一直是我国西南民族研究中比较活跃的领域，近十年发表和出版的论著表明，布依族研究继续向深广方面发展。本文拟就1990年以来关于布依族研究的主要成果分专题综述于后，以展示这一问题研究的新动向。一、文化和宗教研究关于布依族文化的研究，是近十年布依族研究中兴起的热点问题之一，主要论著有：王尧主编《中华文化通志第3典——布依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内容包括布依族的概述、语言文字、民族文学、民族艺术、科学技术、教育和体育、生活习俗、婚姻丧葬、传统节日、德行和宗教等等。杨昌儒《现代布依文化二元论》认为：现代布依文化是原始文化与封建文化的二元复合体。该文从布依社会组织结构、布依婚姻制度、布依经济生活以及语言与文字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现代布依二元文化的表现形式。马启龙、王德龙《试论布依族服饰文化》一文，则从服饰与地理环境、服饰与农耕经济、服饰与图腾崇拜、服饰习俗与文化心态、服饰与审美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布依族服饰的产生、功能、意义、内容、形式等文化形态。吴承旺《布依族农耕文化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一文，认为：布依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布依族文化的形成、变化和发展方向。布依族以稻作农耕为特色的农业文化，达到今天的文明，经历了从原始群到氏族社会——农奴时代生产方式漫长的演变过程。伍文义《贵州高原布依语反映的地名及其稻作文化》一文，分析了现今布依族地区地名的构成特点，从中指出布依族地区地名反映出浓郁的稻作文化特征。（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第3期，1993年第4期，1998年第2期）。金泰安等《汉、布依两族对饮酒认识的跨文化研究》认为：第一，布依族群体对饮酒持正面态度的人数多于汉族。第二，两族群体对饮酒认识的差异在“饮酒行为认识”和“饮酒量认识”两因子中更明显。由于饮酒认识上两族存在差异，因而导致了两族各具特色的饮酒文化背景。谷因《布依族“六月六”节探源》认为：布依族“六月六”节主要是一个祭祀性节日，它来源于古代传说六月六日为大禹生辰和祭祀禹的风俗。布依族“六月六”节祭祀社神习俗的文化内涵，都可以从古代有关禹的传说中寻觅其根源（上文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1996年第1期）。王芳礼《布依族的铜鼓文化》（《民族》1995年第8期），作者从高超的铸造工艺、用途广泛的乐器、沟通人神的灵物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铜鼓文化的特点。黎汝标《论布依族对古越稻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1期）一文，从布依名称与稻作文化、布依族对古越人稻作栽培技术的继承与发展、从稻作祭祀到节日文化等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罗漫《再论布依族与上古夏、越文化的可能联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则探讨了布依族先民与东海古越人和中原夏人的文化联系。此外，论述布依族文化的论文还有：谷因《布依族崇龙文化探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罗世杰《浅谈布依族传统节日的地域特征》（《南风》1991年第4期）、马启忠等《布依族民间信仰的稻耕文化特点》、黎汝标《布依族于栏建筑与稻作文化》（上文均为《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3期）、朱德普《罗平布依族历史文化琐记》（《昆明社科》1994年第4期）等文。关于布依族宗教的研究。主要论文有：周国茂《布依族摩教三题》一文，从摩与布摩、摩教与摩经、“殡凡经”的产生时代及其发展问题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的摩教。周国炎《布依族摩经古词研究》认为：布依族摩经是一种韵文体裁的、以口头或准书面形式在布依族祭司集团中流传的宗教经典。其中的绝大部分由祭司在丧葬仪式上吟诵，因此又称为丧葬经。该文从布依族摩经及摩经语言、摩经中的部分古词分析等方面对布依族摩经的古词进行了分析研究。伍文义《简论布依族的祭龙仪式与龙崇拜观念》认为：布依族的龙崇拜观念集中表现在传统信仰和传统祭祀礼仪之中，反映了布依族人民企盼“人与自然和谐、林茂粮丰、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古老而纯朴的感情。（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1995年第2期、2000年第3期）。吴晓秋、唐文元《盘江流域布依族丧葬中的铜鼓》（《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2期）认为：在丧葬中，布依族使用的铜鼓仿佛超凡脱俗地有了生命和灵感，亡者通过它安然离去，生者通过它得到慰藉。可见铜鼓在布依人的心目中，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器物，而是神灵的化身，具有召唤祖先，通告亡魂，传递信息的作用。周国茂《布依族“殡亡”的社会功能》（《南风》1995年第1期）认为，其社会功能主要有：尽孝与宣泄、分痛生死、社会统协、社会伦理教育、社交和娱乐等五个方面。谷因《布依族鱼图腾崇拜溯源》（《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认为：布依族的鱼图腾崇拜遗迹，是古越人鱼图腾崇拜的延续，其源可溯至曾以鱼为图腾的夏族原始先民，这是布依族深层文化具有夏文化因子的又一例证。二、文学艺术研究关于布依族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近十年发表和出版的主要论著有：何积全、陈立浩主编《布依族文学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分为四编，主要内容有布依族的远古文学、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者还着重介绍了布依文学产生和发展及社会历史背景、布依族文学的分类、特点和历史分期等。韦兴儒等编《布依族摩经文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则对布依族摩经文学的产生、发展、内容等进行了系统介绍。陈立浩、杨华《理想中的英雄群象图——简论布依族传说故事》一文，论述了布依族各种英雄人物的传说故事，以及他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谷因《简论布依族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一文，则论述了布依族民间文学中成功地塑造的各种女性形象。（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2001年第2期）。刘开端《布依族谚语：智慧和精神的结晶》（《南风》1997年第4期）认为：布依族谚语以其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以及深刻的文化意蕴，表达了布依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充分体现了布依族的民族精神。谷因《布依族神话史诗〈安王和祖王〉与舜、象故事》（《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这两个故事所以甚相类似，是因为本为一同源故事，而布依族历史文化来源则与古代东夷族有关，因此布依族的《安王与祖王》故事，可能是舜象兄弟故事在布依族原始文化中的遗存形式。此外，祝注先《中国少数民族诗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有专节介绍布依族的诗歌。关于布依族艺术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著有：贵州民委古籍办、黔南州民委编《布依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776千字，内容包括布依族的造物古歌、风俗古歌、爱情叙事古歌三大部分。李云飞《布依族傩戏探秘》，从布依族丧葬活动中的哑剧《绕棺》、布依族傩戏的发展，接受外来文化后布依族傩戏的演变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存在傩戏的事实。一丁《布依傩与布依析辨——兼谈“布依族傩戏探秘”》，则对李云飞的观点提出质疑：第一，黔西南布依族是有“傩”的，但并未发展成为“傩戏”。第二，布依戏的形成并非是由于“傩”的影响，而是由民间“八音”衍变、发展而成的民间戏曲剧种。桂梅《布依戏侗戏艺术特征探微》，该文就布依戏、侗戏这一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探究。桂梅、秦枫《布依戏纵横谈——对布依戏源流沿革的再认识》认为：布依戏产生约有近百年，原断代“三百年”之说不甚准确。（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991年第2期、1992年第1期、第2期）。有关布依族艺术方面的研究论文还有：石尚彬《试论布依族民间说唱的艺术特色》、杨昌儒《布依族对歌文化初探》、贺又宁《布依族情歌语言的审美特征与人的审美意识》（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1999年第2期、2001年第1期）。一丁《布依族民间乐器》《布依族民歌衬腔述略》，陈荣贵、王辉祥《布依族民歌初探》（分别为《南风》1990年第4期、1992年第5期、1997年第6期）。此外，纪兰慰、邱久荣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有专节介绍布依族的织布舞、刷把舞、铙钹舞、香花舞等。一丁还出版了一本《布依族民间音乐研究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三、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研究关于布依族经济发展的研究。王芳礼《略论布依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加快布依族地区经济发展，应侧重抓好以下几点：一是把长远的战略发展规划与当前的具体目标结合起来。二是充分发挥布依族地区的自然优势，使之变为生产优势。三是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省内外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到布依族地区合作开发，大量引进外地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韦启光《布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思考》一文，从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出发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走向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布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马启忠、王德龙《布依族地区市场经济机制探讨》一文，则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布依族地区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伍忠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布依族地区经济的思考》一文，通过对布依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条件的分析和制约因素的剖析，提出了如何发展布依族地区经济的若干对策。李俊峰、岑红《试论布依族传统生产性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一文，探讨了布依族生产性文化的特征和表现，并揭示了其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利弊（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992年第4期、1994年第4期、1996年第1期、1997年第1期）。有关布依族经济发展的论著还有：张天路、陈秀英《布依族人口现代化与民族繁荣浅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敖行维《织金布依族与市场经济》、赫广义《加快劳务输出步伐，促进织金布依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两文均为《毕节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陈有升、丘桓兴《苗岭布依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布依族科学技术的研究。主要论文有：刘世彬《布依族蜡染起源初探》认为：布依族蜡染起源于古代的文身，是古代骆越族文身习俗延续、外化的产物。因而蜡染也就成了服饰的源头之一。黎汝标《布依族色织布工艺研究》认为：在布依族色织布工艺流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纺纱、练染、编排、织布等四个环节。又在《布依族天文历法探究》中认为，布依族历法的特点有：第一，布依族“多层天地观”反映了布依族人民的唯物主义思想。第二，布依族的天文谚语和歌谣，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天文思想，同时也是其天文技术的教科书。第三，布依族历法虽以“天于”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但其谈法、称谓却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其内涵与外延比“天干”更为深广（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1994年第1期、1993年第3期）。巴娄、黄琳《苗、布依、仡佬族民居横向扫描》（《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3期）一文，则有专节介绍布依族民居的建筑、特点和民族特色。四、民族学调查和语言文字研究关于布依族的民族学调查研究。主要论著有：高发元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布依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是对罗平鲁布革乡多依村布依族村寨的全面民族学调查，内容包括布依族的历史、人口、经济、家庭婚姻、村民自治、习惯法、文化、教育、宗教、医疗卫生与科技进步等诸方面。杨南丽《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现状的实证研究与思考》认为：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重男轻女思想仍较为突出，但性别价值取向有了一定的转变，即重生男、不嫌女。该文还就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现状提出了四条建议。又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文化生活与精神文明建设——以云南罗平多依村布依族调查为例》中认为：多依村布依族目前的农村社区文化不能适应村民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鉴于此，建议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强化基层组织的引导职责，以传统的农村家庭功能为依托，努力探索有地区特色的社区文化发展模式。朱冬《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观现状调查分析》，作者对罗平八大河乡布依族妇女生育现状民族学调查后认为：她们的生育观与计划生育政策有一致的地方，但也有非理性的因素（上文分别为《思想战线》1994年第4期、2001年第3期、1999年第2期）。彭雪芳《变迁中的布依村寨——贵州省册亨县巧马镇昔岩布依村寨社会调查》一文，论述了南昆铁路的修建对一个布依族村寨在语言、服饰、居住、宗教、婚姻、观念意识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和变迁。覃敏笑《布依族社会传统文化及其变迁——以普定县为考察个案》认为，该县布依族社会传统文化变迁在以下几个方面：农业稻作文化的传统及变化，手工业及其文化特征，商业及其发展变迁，教育、大学及变化，服饰文化及变迁，居住文化及其变化，婚姻关系及其变化，节日文化、宗教信仰及丧葬习俗等等（上文为《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1999年第3期）。高登荣《一个布依族社区中的文化变迁与保留》（《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认为：云南罗平县八大河村布依族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迁。然而，变迁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内涵的全部丧失，在八大河村布依族的传统文化仍然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新旧文化特质并存，是现今八大河村布依族文化的特点。有关布依族民族学调查的论文还有：伍文义《浅谈布依族古代狩猎习俗：平塘县上莫乡专业猎户的个案分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关于布依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主要论文有：黄伟《试探布依族语言的文化价值》，该文从现行的布依语口语材料出发来透视布依语的文化现象，如历史进程、稻作文化、民俗事象，以及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等。伍文义《布依语与泰国语的语音比较研究》认为：泰语与中国布依语的语音构造特点是两者的元音系统都发展得很好，元音数量很多、辅音很少。该文还就泰语与布依语的对应关系及其语音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1999年第1期）。吴启禄《论布依语动词虚化》认为：布依语中，有一些常用动词，在日常口语和某些语言环境中常有虚化的现象，这是布依语动词的重要特点之一。又在《布依语若干难句、特殊句析疑》中认为：布依语中的难句、特殊句，如果能从语言学知识上予以解释清楚，会对布依语语法的发展史提供某些线索。该文还试析了十个例句（分别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1998年第1期）。论述布依族语言的论文还有：曹广衢《布依语指示代词的弱化用法和语法功能上的特点》、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布依文试验推行调查总结》（上文为《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1996年第1期）。黄伟《望谟县布依语地名琐谈》（《地名知识》1991年第1期）等文。五、综合性研究和其他方面研究关于综合性研究，其主要论著有：王伟等著《布依族》（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本民族知识丛书，内容包括布依族的族源、经济、人口分布、生活习俗、民族风情、文学艺术、革命斗争等。自贵州布依学会编《布依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本有关布依族的论文集后，以后又先后出版了多集论文集，主要有：贵州布依学会等编《布依学研究之二》，该书主要收录有关布依族经济问题的研究，以及历史、语言、民俗文化及医学方面的文章48篇。贵州布依学会、黔西南州民委编《布依学研究之三》，该书是有关布依族“南笼起义”的专题论文集。贵州布依学会、安顺地区民委编《布依学研究之四》，该书收录了有关布依族的教育、族源、行政管理，以及经济、人口、旅游、法制建设等方面的论文41篇。贵州布依学会、六盘水市民委编《布依学研究之五》，该书收录了有关布依族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布依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56篇，贵州布依学会、中共毕节地委统战部编《布依学研究之六》，该书是一本有关布依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文化研究的论文集（上书分别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1993年版、1995年版、1997年版、1998年版）。此外，云南省罗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罗平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主要内容包括了布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分布、医疗卫生等等。关于布依族其他方面研究。主要论文有：王国勇《布依族传统议榔组织对当今乡村建设的意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认为：布依族传统议榔组织在组织管理、决策中的民主、平等思想；“做官要为百姓苦”的公仆意识；生产、管理中的求是务实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政治精神；“人间祖国亲”的政治认同等都对现在的村民委员会建设有着极大的参考借鉴价值。赵一君《布依族第一位有史可考的教育家——莫一俦》（《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明清两代由于比较重视贵州的民族教育，因此，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人才，在教育方面，尤以布依族莫一俦最为突出。该文着重介绍了莫一俦对贵州民族教育的贡献。伍文义《简论布依族地区学校教育的产生及发展》（《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则论述了布依族地区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及其对布依族发展的重要作用。龙平久《浅释布依族建筑的精神寓意》（《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一文，从传说的宇宙自然观对住宅建筑的影响、宗教观念与建筑群落的室内空间结构及其功用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建筑的精神寓意。黎汝标、梁朝文《布依地区类型分析》（《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6期）认为：布依族地区记录了布依族先民繁衍的遗迹，再现了布依族某些习俗的由来及其信仰。同时，它又是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陈立浩《论布依族的风物传说》认为：有关布依族风物的传说，一是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二是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和鲜明的传奇性。韦启光《布依族的民族精神》认为：布依族具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有高度重视人的作用的人本主义精神。民主、平等思想。求是务实精神。重视群体协和的贵和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等。雷广正、伍文义《布依族爱国人士王海平述评》认为：王海平从一个爱国民主人士成长为一个革命者，是我党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光辉胜利。王鸣明《浅谈布依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哲学思想》一文，对布依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具体体现出的自然观道德观、进行了分析，从中可窥布依族哲学思想之一斑（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995年第3期、1997年第3期、2001年第4期）。黄争流《布依族妇女服饰与审美》（《南风》1990年第2期）一文，从服饰格局与气候特征、服饰颜色与年龄、花纹图案与审美情趣等三方面，论述了贞丰布依族服饰不同的格局，色彩图案及其所反映的妇女的审美情趣。有关布依族其他方面的研究论文还有：杨宗丽《从布依族的良风美俗看其伦理道德观》（《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3期）、韦正江《试论布依族的道德观》（《南风》1991年第4期）、颜勇《论“南笼起义”历史背景经验教训及意义》（《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吴承旺《从自然崇拜到生态意识：浅谈布依族的生存智慧》（《理论与当代》1997年第8期）、周国炎《“越、濮、僚、夷、仲”与现代布依族称关系试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罗漫《布依族族名、族源与文化丛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文。关于布依族族源的研究，由于有的同志已作了综述，因此本文就未作涉及，见谷因《布依族族源研究综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
死亡对于人们来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人们在这里诞生、成长，直到最后的死亡。几千年来人们形成的丧葬礼仪，是既要让死去的人满意，也要让活着的人安宁。在整个丧葬的过程中，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坚韧的结——念祖怀亲。这个结，表现在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实体联系中，也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之中。而这就揭示了中国人生死观的深层内涵。 停尸仪式 他被移到正屋明间的灵床上，在亲属们的守护下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刻，这叫做"挺丧 报丧仪式 报丧可以说是人死后的第一种仪式了，它用发信号的方式把有人逝世的消息告诉亲友和村人。 招魂、送魂仪式 客死在他乡的魂魄，找不到归途.除非他的家人替他"招魂"，使他听到那企望着他的声音，他才能够循着声音归来。 做‘七’仪式 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每逢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这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吊唁仪式 一般吊唁者都携带赠送死者的衣被，并在上面用别针挂上用毛笔书写的"某某致"字样的纸条。 入敛仪式 入殓有"大敛"和"小敛"之分。小敛是指为死者穿衣服，"大殓"是指收尸人棺，汉族民间俗称为"归大屋"。 丧服仪式 在丧礼中，晚辈给长辈穿孝主要是为了表示孝意和哀悼。这本来是出自周礼，是儒家的礼制，后来，又被人们引申成为亡人"免罪"。
1. 华人风俗 传统华人的丧葬习俗，一般是原始观念和封建观念的混合体，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形成各地风俗民情。 江汉平原：红白喜事一样锣鼓 江汉平原上人们娶亲一般是又吹喇叭又打锣鼓，为死人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但潜江浩口镇一带风俗特殊，不管是娶亲还是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 传说，从前潜江有个县太爷是有名的色鬼，一听见娶亲的喇叭响，就吩咐手下人把新娘子拖进县衙过一夜，许多青年男女与之抗争丢了性命。 有一位穷秀才娶媳妇前灵机一动，用送葬鼓乐迎亲，即娶亲时只请打锣鼓的、放鞭炮的，不请吹喇叭的。果然，穷秀才平安地娶回了媳妇，县太爷却全然不知。 后来人们就学着穷秀才的样子娶亲，时间长了逐渐成为风俗传承到今。现潜江一带依然娶亲时不吹喇叭。 荆州：阎王请喝忘魂汤 “出门三五里，各处一乡风”。荆州各县的丧葬习俗不尽一致各有特点。据说阎王爷派阴差“无常”专门摄取那些在生死簿上已被注销了的人。因此，松滋县有这样一个习俗：病人弥留之际，其亲属要请健壮男子手执刀剑，围坐在病床前，还在床上罩上渔网，说这样可以阻止“无常”接近病人。人一旦撒手西去，家人却刻在门外烧“落气纸”，这是给阴差送的草鞋费，让他在押送阴魂时不要太粗野；人们还要请僧道“开路”，烧纸轿、纸马供死人代步用；“开咽喉”目的是让死者在阴间也能进食。 仙桃地区还有这样一个风俗，人死之后，在死者嘴里放几片茶叶。传说，人死了后也不忘亲人，天天哭泣不肯去见阎王。阎王就做了一种“忘魂汤”，又在汤里放上几片茶叶，派夜叉端去劝死者喝。死者口哭干了，以为端来的是茶，接过就喝，结果这一喝把什么都忘记了，乖乖地去见阎王了。 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死者的家人知道了，他们不愿意死者忘记自己的亲人，就设法糊弄夜叉。事先在死者嘴里放上几片茶叶，待夜叉来劝喝“忘魂汤”时，看见死者嘴里有茶叶渣，以为已经喝了“忘魂汤”。这样死者也就不会忘记自己的亲人了。 鄂东北黄冈：夫亡丧妻哭姐妹 鄂东北黄冈有一个奇特的风俗，不管是丈夫死了妻子，还是妻子失去了丈夫，他（她）们在哀诉哭泣时，总是一口一声“我的姐妹呀！”为什么不称夫妻而称姐妹呢？据说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风俗。 相传盘古开天劈地时，世上还没有人。盘古琢磨着怎样造出人来，一抬头看到太阳和月亮兄妹俩，就要他们结为夫妻生儿育女。 月亮妹妹性情乖巧，听了盘古的话，吓得脸色发白，忙躲到树林里去了。太阳哥哥脸色绯红，冲着盘古说：“我们是兄妹，怎能结为夫妻？”盘古说：“世上没有人，要你们太阳月亮做什么事？这样吧，我这里有一副石磨，你们一人拿一块磨，从天上往地下滚，要是磨合在一起，你们就结为夫妻；若磨合不到一起，你们就还做兄妹”。太阳这才点头同意。 盘古将磨交给太阳和月亮，他们提起往下一滚，盘古暗中用手一点，滚下去的磨正好合在一起。盘古说：“这是天意，你们只好这样办。”太阳还在犹豫，怕后人笑话，盘古给他一把针说：“要是有人敢看着你笑，你就用针扎他的眼睛。” 太阳哥哥和月亮妹妹结为夫妻。此后，世上夫妻都称为兄妹。后人也不敢看太阳，一看眼睛就针扎样疼。 满梅：将逝世者捆在椅子上 在满梅有一个奇特的风俗，即人死后要把尸体扶到椅子上坐着，还要用一根绳子捆起来，死者面前再放一张小方桌。 为什么有这样的习俗呢？ 据说从前有一个媳妇常虐待婆婆，婆婆年纪老了只好忍气吞声。 不久，婆婆死了，尸体被放在椅上坐着，亲戚朋友都来吊丧，媳妇也到椅前哭几声应景。不料婆婆阴魂不散，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把媳妇死死抱住，人们怎么也掰不开。 媳妇知道婆婆死也记住了自己的不孝，只好当着众多乡亲面，将自己如何虐待婆婆之事一一讲出。大家都跪下为媳妇求情，婆婆这才把手慢慢松开坐到椅子上。 后来人们怕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把死人捆在椅子上，面前还放一张桌子挡住，这样死人也就跳不起来了。 土家人：欢喜跳丧送亡人 跳丧是土家人特有的丧葬习俗，又叫“散忧祸”、“撒尔活”。这种在亡灵前跳一夜丧鼓舞的习俗，据说是由巴人传下来的。 在土家山寨，不论哪家死了老人，乡邻们都不顾劳累从各家赶来，为亡人跳一夜“撒尔活”。长阳就有这样的歌谣：“半夜听到丧鼓响，不管是南方是北方，你是南方我要去，你是北方我要行，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打一夜丧鼓送人情。”死者的家人也早早地准备好姻酒，腾出跳丧的场子，将亡人的棺材停放在堂屋正中，在棺材的左前方放一个自制的大牛皮鼓。 随着门外“嗵、嗵、嗵”三声铳炮响起，一班班男女老少涌进堂屋，他们在棺材前的空地上互相邀约，踩着鼓点边歌边舞。他们的头、手、肩、腰、臂、脚上下一齐协调动作，跳着变幻多姿的舞步。他们时而相互击掌；时而绕背穿肘；时而扭肩擦背；时而嘴唇触地衔物，说是“燕子含泥”；时而蹲下踮脚打旋；时而相互嬉戏；时而沉默；时而呼啸唱和。是欢乐还是悲哀，难以说清。不过土家人有这样一个习惯：热热闹闹陪亡人，欢欢喜喜办丧事。 武汉：清明扫墓奇观 每当清明前后，一向冷清寂静的石门峰、扁担山、九峰等公墓区顿时热闹起来。车声、鞭炮声、哭声、嬉笑声以及小商贩叫卖香烛、纸线、食品的吆喝声遍于四野。只见满山烟雾缭绕、火光点点，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人群，形成了武汉地区独特的祭扫习俗景观。 武汉人最看重的是庙祭和山头祭。从前富裕人家要烧91斤纸钱，表示对死者“九死一生还”的寄托，还要点9柱香、9支红烛，供奉的食物由必须有肉包子和香饼，以使死者在生还转世步出阴间时免受恶狗的缠噬。 当然，这些老规矩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了，但武汉人还是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只是在形式上加以变异。如扫墓时携同家人和朋友踏青，祭毕，人们围坐在一起吃一笼酒菜或面包冷饮，然后春游踏青，边聊边挖野菜，据说这种野菜吃后可使人避邪防病。有的人家并无家人坟冢，但也随扫墓人流来到郊外，选择一环境优雅之处，用树枝就地划一圆圈，权当祖宗之墓烧纸焚香，然后席地而坐野餐，最后踏青于郊野。这样的人家是以祭扫为次，郊游为主。
藏传佛教，或称藏语系佛教，又称为喇嘛教，是指传入西藏的佛教分支。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体系。藏传佛教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其下又可分成密教与显教传承。虽然藏传佛教中并没有小乘佛教传承，但是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对藏传佛教的形成，仍有很深远的影响。藏传佛教是在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古以及现在距离西藏较近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公元7世纪佛教密宗传入西藏。也称为喇嘛教。自称“佛教”或“内道”。有人误以为藏传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而是佛教与西藏本地宗教“苯教”结合的产物，实则是彻底的误解。佛教之所以为佛教，在于其三藏经典与戒律，以及法脉的传承。藏传佛教所依据者是真实的三藏经典，而未经过其他宗教修改；藏传佛教的戒律体系是真实的佛教体系，比丘、比丘尼、居士瑜伽士等戒律一应俱全；在法脉上，从释迦牟尼佛一直延续到今天，由清净证悟的大德传承代代相传至今。藏传佛教可以说是完整地保存了整个佛教的形式与精髓，相反地，汉地佛教则依据本地风俗而舍弃了一些内容，例如汉地没有班智达这些概念，没有辩经等，这些都是佛教本身就具有的东西，又如汉地佛教造像方面也偏重于姿态优美的佛与菩萨形象，而对形象可怖的菩萨，则少有造像，而西藏佛教则不如此对待。而苯教本身属于外道，但也有相当数量的鬼神皈依这个宗教，也有很多护法神，莲花生大师在应藏王邀请，从印度来到藏地之后，降伏了这些苯教的鬼神，使之皈依佛教。现在一些佛教的大德，也因为一些特殊的用意，学习苯教的教法而成为苯教的上师，虽然如此，佛教仍旧是佛教，并未加入苯教的元素，但苯教却参杂越来越多的佛教元素。藏传佛教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藏族地区形成和经藏族地区传播并影响其他地区（如蒙古、锡金、不丹等地）的佛教；二是指用藏文、藏语传播的佛教，如蒙古、纳西、裕固、土族等民族即使有自己的语言或文字，但讲授、辩理、念诵和写作仍用藏语和藏文，故又称“藏语系佛教”。藏语系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时，两位公主分别带去了释迦牟尼8岁等身像和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以及大量佛经。依据藏地佛教史记载松赞干布本身为十一面千手观音，文成公主与尺尊公主分别为绿度母和白度母，后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佛教大规模地传入西藏应该从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开始。佛教从两个方向传入，汉地和印度。当时的西藏松赞干布藏王，在他的两个妻子，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毗俱胝，藏名尺尊公主共同的影响下皈依了佛教。他派遣大臣端美三菩提等十六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经，回来后创造了藏语文字并开始翻译了一些佛经，并制定法律明令人民要虔信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起来。随着喇嘛教在西藏的发展，上层喇嘛逐步掌握地方政权，最后形成了独特的、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清王朝通过尊奉藏传佛教，与生活在西藏、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新疆、内外蒙和东北地区的蒙、藏民族建立了强大有力的共同的精神信仰纽带，进而控制了东北到西北、西南的广大地区，为入关统一中国创造了重要条件。藏传佛教于后弘期时传入 青海、四川、甘肃、内蒙、云南及今蒙古国，13世纪后开始传入元、明、清宫廷，对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和宗教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先后传入尼泊尔、不丹、锡金、拉达克等周边邻国及邻境。上世纪初，开始传入欧美，分别建有传教中心或藏传佛教研究机构，并得到发展，现已成为西方国家的宗教信仰之一。赤松德赞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首先，迎印度僧人寂护和莲花生入藏。寂护和莲华生入藏之后，首先建立了桑耶寺，在桑耶寺建成后，赤松德赞特地派人到印度请来12位僧人，为7位吐蕃贵族青年剃度授戒。这7人出家是西藏佛教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是藏人出家之始，他们在藏文史籍中被尊称为“七觉士”。并请译师从梵文翻译大批佛典，同时也从汉文翻译一些佛经。因此，佛教三宝——佛、法、僧终于齐备。此时译经事业开始兴盛。这段时期共编著了四部目录：旁塘目录、丹噶目录、青浦目录。但在九世纪中叶，西藏佛教曾一度遭到破坏，即所谓朗达玛灭法，曾有一段时间（842-978）佛教沉寂了。 称为“黑暗时代”。赤祖德赞的兴佛措施和把王朝军政大权交给佛教僧人的做法，引起贵族们的不满。贵族们谋害了赤祖德赞，拥立朗达玛为赞普后，展开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桑耶寺等著名寺院都被封闭，大昭寺改为屠宰场，释迦牟尼等身像被埋藏起来。因为是文成公主把释迦牟尼佛像从内地带来并使吐蕃有了佛教，故文成公主被禁佛者说成是魔鬼的转世。僧人被勒令改信苯教，不愿从命而又戒杀生的僧人被强迫操起弓箭，带着猎狗去山上打猎。佛教寺庙内的壁画被涂抹掉后，又在上面画僧人饮酒作乐的画。许多佛像被拖出寺院钉上钉子扔入河中，大量佛经被烧毁或扔到水中。这次禁佛运动对佛教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以致西藏宗教史籍把朗达玛以后的近百年间称为“灭法期”或“黑暗时代”。朗达玛灭佛一百年之后，佛教后来由原西康地区和卫藏地区再度传入，西藏佛教又得复苏。朗达玛灭佛之前佛教在西藏的传播称为藏传佛教的“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藏传佛教后弘期根据佛教传入路线的不同，分为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这样，佛教逐渐在吐蕃复兴，并发展成独具高原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而且从11世纪开始陆续形成各种支派，到15世纪初格鲁派的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分支才最终定型。主要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等前期四大派和后期的格鲁派等。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则并入格鲁派而不单独存在。藏传佛教的派别差异既不像印度的小乘十八派是由于其遵行的戒律不同而分派，也有异于印度的大乘因其主张的教义不同而分派。其派别差异是因不同师承、不同修持教授、所据不同经典和对经典的不同理解等佛教内部因素和不同地域、不同施主等教外因素而形成众多派别。这是藏传佛教的又一特点。活佛，是藏传佛教发展到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青藏高原这块神奇的雪域之地培育出的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现象，在世界宗教舞台上独树一帜。时至今日，各宗派的"活佛"依然是藏传佛教中最重要的宗教神职人员，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在广大信教群众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关于活佛的转世制度，发端于十二世纪初。公元1193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意指圣识三时，三时即过去、现在和将来)大师，临终时口嘱他将转世，后人遵循大师遗言寻找并认定转世灵童，从而开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之先河。此后，活佛转世这一新生的宗教制度相续被藏传佛教各宗派所普遍采纳，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对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教育等一整套严格而系统的制度。使活佛世系像雨后春笋般地在青藏高原出现。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说到藏传佛教不得不说具有藏传佛教特色的天葬。从传统的角度看，天葬风俗与佛教教义十分吻合，是与佛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一种藏俗。行天葬是最高境界的施舍。在佛教中，“布施”是信徒的标志之一, 它直接关系到信徒未来能否成佛得道的关键, 而“布施”之中的最高境界是“施舍”。按照佛教教义, 人死以后,灵魂便离开肉体进入新的轮回, 而肉体只像一件衣服一样再无用处。但死后将尸体喂鹰，又算是人身的最后一次善事，作为“布施”施舍给其他生物也算是发挥了其最后的价值。天葬就是一种最彻底的施舍，天葬并不是死者要借鹰的翅膀把灵魂带上天界。在藏族的丧葬文化中，灵魂和躯体是两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概念，无论是藏族原始宗教(苯教) 对死亡的认识或者藏传佛教信徒中对死亡的解释，都是把灵魂和躯体截然的分开，天葬这种丧葬方式把尸体喂鹰, 只不过是这个死者的最后一次施舍, 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躯壳，让它喂鹰，就是发最后的一次慈悲。将自己的肉体奉献给天葬台上的秃鹫和那些无形的生灵，从而在此生的最后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情。藏族的丧葬习俗是与藏族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天葬里有佛的慈悲、爱心、利众、施舍的观念在里面,应该肯定的是它们都受到宗教的深刻影响，共性很多，人们对死的观念也几乎是一致的，正因为佛教的慈悲之心在天葬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绝大多数的藏族人选择这一葬仪的原因。藏传佛教徒常念六字真言，恰如内地佛教徒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在藏区“六字真言”成为藏传佛教使用率最高的诵咒，几乎到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念的地步。不少人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降生，又在六字真言的诵颂中离世。六字真言几乎伴随着广大信教僧俗的悠悠人生，在藏区你可到处见到六字真言的字迹，“六字真言”印于经幡，飘扬于高山峻岭，江河湖吽和牧帐刹顶。飘扬于高空，流淌于江河，还刻于石块摩崖，日积月累形成壮观的高原嘛呢石刻奇景，如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一处嘛呢石刻就有上亿之多。藏传佛教寺院的周围，佛堂佛殿的四周都有无数个里而装有“六字真言”的嘛呢轮，有些藏家门道两侧排列着嘛呢经轮，小到信徒们手拿的转经筒上刻的是六字真言，大到一间房子大小的转经轮上刻的也是六字真言。还有的书写在宽长的布条上，藏于经筒中。千百年来，藏族僧俗用此简短的真言，祈求幸福，驱逐烦恼，净化心灵。藏传佛教徒对六字真言尊崇之深厚，信仰之虔诚，确实非同寻常。若说六字真言是藏传佛教经典的根基，那么六字真言也是藏传佛教的徽章。在世人关注藏传佛教文化研究的今天，六字真言不单纯是人们祈求幸福的祷词，而有它更富魅力的文化内涵——那就是它凝聚着千百万僧俗群众的心，使他们自强不息，奋勇向前。
论文开题报告基本要素
各部分撰写内容
论文标题应该简洁，且能让读者对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一目了然。
摘要是对论文提纲的总结，通常不超过1或2页，摘要包含以下内容：
目录应该列出所有带有页码的标题和副标题， 副标题应缩进。
这部分应该从宏观的角度来解释研究背景，缩小研究问题的范围，适当列出相关的参考文献。
这一部分不只是你已经阅读过的相关文献的总结摘要，而是必须对其进行批判性评论，并能够将这些文献与你提出的研究联系起来。
这部分应该告诉读者你想在研究中发现什么。在这部分明确地陈述你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研究问题应该足够广泛，而次要研究问题和假设则更具体，每个问题都应该侧重于研究的某个方面。
有关布依族的研究，一直是我国西南民族研究中比较活跃的领域，近十年发表和出版的论著表明，布依族研究继续向深广方面发展。本文拟就1990年以来关于布依族研究的主要成果分专题综述于后，以展示这一问题研究的新动向。一、文化和宗教研究关于布依族文化的研究，是近十年布依族研究中兴起的热点问题之一，主要论著有：王尧主编《中华文化通志第3典——布依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内容包括布依族的概述、语言文字、民族文学、民族艺术、科学技术、教育和体育、生活习俗、婚姻丧葬、传统节日、德行和宗教等等。杨昌儒《现代布依文化二元论》认为：现代布依文化是原始文化与封建文化的二元复合体。该文从布依社会组织结构、布依婚姻制度、布依经济生活以及语言与文字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现代布依二元文化的表现形式。马启龙、王德龙《试论布依族服饰文化》一文，则从服饰与地理环境、服饰与农耕经济、服饰与图腾崇拜、服饰习俗与文化心态、服饰与审美等五个方面论述了布依族服饰的产生、功能、意义、内容、形式等文化形态。吴承旺《布依族农耕文化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一文，认为：布依族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布依族文化的形成、变化和发展方向。布依族以稻作农耕为特色的农业文化，达到今天的文明，经历了从原始群到氏族社会——农奴时代生产方式漫长的演变过程。伍文义《贵州高原布依语反映的地名及其稻作文化》一文，分析了现今布依族地区地名的构成特点，从中指出布依族地区地名反映出浓郁的稻作文化特征。（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第3期，1993年第4期，1998年第2期）。金泰安等《汉、布依两族对饮酒认识的跨文化研究》认为：第一，布依族群体对饮酒持正面态度的人数多于汉族。第二，两族群体对饮酒认识的差异在“饮酒行为认识”和“饮酒量认识”两因子中更明显。由于饮酒认识上两族存在差异，因而导致了两族各具特色的饮酒文化背景。谷因《布依族“六月六”节探源》认为：布依族“六月六”节主要是一个祭祀性节日，它来源于古代传说六月六日为大禹生辰和祭祀禹的风俗。布依族“六月六”节祭祀社神习俗的文化内涵，都可以从古代有关禹的传说中寻觅其根源（上文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1996年第1期）。王芳礼《布依族的铜鼓文化》（《民族》1995年第8期），作者从高超的铸造工艺、用途广泛的乐器、沟通人神的灵物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铜鼓文化的特点。黎汝标《论布依族对古越稻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1期）一文，从布依名称与稻作文化、布依族对古越人稻作栽培技术的继承与发展、从稻作祭祀到节日文化等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罗漫《再论布依族与上古夏、越文化的可能联系》（《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则探讨了布依族先民与东海古越人和中原夏人的文化联系。此外，论述布依族文化的论文还有：谷因《布依族崇龙文化探略》（《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罗世杰《浅谈布依族传统节日的地域特征》（《南风》1991年第4期）、马启忠等《布依族民间信仰的稻耕文化特点》、黎汝标《布依族于栏建筑与稻作文化》（上文均为《民间文学论坛》1990年第3期）、朱德普《罗平布依族历史文化琐记》（《昆明社科》1994年第4期）等文。关于布依族宗教的研究。主要论文有：周国茂《布依族摩教三题》一文，从摩与布摩、摩教与摩经、“殡凡经”的产生时代及其发展问题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的摩教。周国炎《布依族摩经古词研究》认为：布依族摩经是一种韵文体裁的、以口头或准书面形式在布依族祭司集团中流传的宗教经典。其中的绝大部分由祭司在丧葬仪式上吟诵，因此又称为丧葬经。该文从布依族摩经及摩经语言、摩经中的部分古词分析等方面对布依族摩经的古词进行了分析研究。伍文义《简论布依族的祭龙仪式与龙崇拜观念》认为：布依族的龙崇拜观念集中表现在传统信仰和传统祭祀礼仪之中，反映了布依族人民企盼“人与自然和谐、林茂粮丰、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古老而纯朴的感情。（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1995年第2期、2000年第3期）。吴晓秋、唐文元《盘江流域布依族丧葬中的铜鼓》（《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2期）认为：在丧葬中，布依族使用的铜鼓仿佛超凡脱俗地有了生命和灵感，亡者通过它安然离去，生者通过它得到慰藉。可见铜鼓在布依人的心目中，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器物，而是神灵的化身，具有召唤祖先，通告亡魂，传递信息的作用。周国茂《布依族“殡亡”的社会功能》（《南风》1995年第1期）认为，其社会功能主要有：尽孝与宣泄、分痛生死、社会统协、社会伦理教育、社交和娱乐等五个方面。谷因《布依族鱼图腾崇拜溯源》（《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认为：布依族的鱼图腾崇拜遗迹，是古越人鱼图腾崇拜的延续，其源可溯至曾以鱼为图腾的夏族原始先民，这是布依族深层文化具有夏文化因子的又一例证。二、文学艺术研究关于布依族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近十年发表和出版的主要论著有：何积全、陈立浩主编《布依族文学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该书分为四编，主要内容有布依族的远古文学、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作者还着重介绍了布依文学产生和发展及社会历史背景、布依族文学的分类、特点和历史分期等。韦兴儒等编《布依族摩经文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则对布依族摩经文学的产生、发展、内容等进行了系统介绍。陈立浩、杨华《理想中的英雄群象图——简论布依族传说故事》一文，论述了布依族各种英雄人物的传说故事，以及他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谷因《简论布依族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一文，则论述了布依族民间文学中成功地塑造的各种女性形象。（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2001年第2期）。刘开端《布依族谚语：智慧和精神的结晶》（《南风》1997年第4期）认为：布依族谚语以其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以及深刻的文化意蕴，表达了布依族人民的思想观念，充分体现了布依族的民族精神。谷因《布依族神话史诗〈安王和祖王〉与舜、象故事》（《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认为：这两个故事所以甚相类似，是因为本为一同源故事，而布依族历史文化来源则与古代东夷族有关，因此布依族的《安王与祖王》故事，可能是舜象兄弟故事在布依族原始文化中的遗存形式。此外，祝注先《中国少数民族诗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有专节介绍布依族的诗歌。关于布依族艺术方面的研究，主要论著有：贵州民委古籍办、黔南州民委编《布依古歌》（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全书共776千字，内容包括布依族的造物古歌、风俗古歌、爱情叙事古歌三大部分。李云飞《布依族傩戏探秘》，从布依族丧葬活动中的哑剧《绕棺》、布依族傩戏的发展，接受外来文化后布依族傩戏的演变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存在傩戏的事实。一丁《布依傩与布依析辨——兼谈“布依族傩戏探秘”》，则对李云飞的观点提出质疑：第一，黔西南布依族是有“傩”的，但并未发展成为“傩戏”。第二，布依戏的形成并非是由于“傩”的影响，而是由民间“八音”衍变、发展而成的民间戏曲剧种。桂梅《布依戏侗戏艺术特征探微》，该文就布依戏、侗戏这一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了探究。桂梅、秦枫《布依戏纵横谈——对布依戏源流沿革的再认识》认为：布依戏产生约有近百年，原断代“三百年”之说不甚准确。（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991年第2期、1992年第1期、第2期）。有关布依族艺术方面的研究论文还有：石尚彬《试论布依族民间说唱的艺术特色》、杨昌儒《布依族对歌文化初探》、贺又宁《布依族情歌语言的审美特征与人的审美意识》（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1999年第2期、2001年第1期）。一丁《布依族民间乐器》《布依族民歌衬腔述略》，陈荣贵、王辉祥《布依族民歌初探》（分别为《南风》1990年第4期、1992年第5期、1997年第6期）。此外，纪兰慰、邱久荣主编《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也有专节介绍布依族的织布舞、刷把舞、铙钹舞、香花舞等。一丁还出版了一本《布依族民间音乐研究文集》（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三、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研究关于布依族经济发展的研究。王芳礼《略论布依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加快布依族地区经济发展，应侧重抓好以下几点：一是把长远的战略发展规划与当前的具体目标结合起来。二是充分发挥布依族地区的自然优势，使之变为生产优势。三是制定优惠政策，吸引省内外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到布依族地区合作开发，大量引进外地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韦启光《布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思考》一文，从传统文化是现代化的出发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走向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布依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马启忠、王德龙《布依族地区市场经济机制探讨》一文，则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布依族地区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伍忠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布依族地区经济的思考》一文，通过对布依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条件的分析和制约因素的剖析，提出了如何发展布依族地区经济的若干对策。李俊峰、岑红《试论布依族传统生产性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一文，探讨了布依族生产性文化的特征和表现，并揭示了其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利弊（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992年第4期、1994年第4期、1996年第1期、1997年第1期）。有关布依族经济发展的论著还有：张天路、陈秀英《布依族人口现代化与民族繁荣浅析》（《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敖行维《织金布依族与市场经济》、赫广义《加快劳务输出步伐，促进织金布依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两文均为《毕节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陈有升、丘桓兴《苗岭布依的民俗与旅游》（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关于布依族科学技术的研究。主要论文有：刘世彬《布依族蜡染起源初探》认为：布依族蜡染起源于古代的文身，是古代骆越族文身习俗延续、外化的产物。因而蜡染也就成了服饰的源头之一。黎汝标《布依族色织布工艺研究》认为：在布依族色织布工艺流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纺纱、练染、编排、织布等四个环节。又在《布依族天文历法探究》中认为，布依族历法的特点有：第一，布依族“多层天地观”反映了布依族人民的唯物主义思想。第二，布依族的天文谚语和歌谣，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天文思想，同时也是其天文技术的教科书。第三，布依族历法虽以“天于”纪年、纪月、纪日、纪时，但其谈法、称谓却用自己的民族语言，其内涵与外延比“天干”更为深广（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1994年第1期、1993年第3期）。巴娄、黄琳《苗、布依、仡佬族民居横向扫描》（《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3期）一文，则有专节介绍布依族民居的建筑、特点和民族特色。四、民族学调查和语言文字研究关于布依族的民族学调查研究。主要论著有：高发元主编《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布依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是对罗平鲁布革乡多依村布依族村寨的全面民族学调查，内容包括布依族的历史、人口、经济、家庭婚姻、村民自治、习惯法、文化、教育、宗教、医疗卫生与科技进步等诸方面。杨南丽《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现状的实证研究与思考》认为：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重男轻女思想仍较为突出，但性别价值取向有了一定的转变，即重生男、不嫌女。该文还就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现状提出了四条建议。又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文化生活与精神文明建设——以云南罗平多依村布依族调查为例》中认为：多依村布依族目前的农村社区文化不能适应村民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鉴于此，建议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强化基层组织的引导职责，以传统的农村家庭功能为依托，努力探索有地区特色的社区文化发展模式。朱冬《八大河布依族妇女生育观现状调查分析》，作者对罗平八大河乡布依族妇女生育现状民族学调查后认为：她们的生育观与计划生育政策有一致的地方，但也有非理性的因素（上文分别为《思想战线》1994年第4期、2001年第3期、1999年第2期）。彭雪芳《变迁中的布依村寨——贵州省册亨县巧马镇昔岩布依村寨社会调查》一文，论述了南昆铁路的修建对一个布依族村寨在语言、服饰、居住、宗教、婚姻、观念意识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和变迁。覃敏笑《布依族社会传统文化及其变迁——以普定县为考察个案》认为，该县布依族社会传统文化变迁在以下几个方面：农业稻作文化的传统及变化，手工业及其文化特征，商业及其发展变迁，教育、大学及变化，服饰文化及变迁，居住文化及其变化，婚姻关系及其变化，节日文化、宗教信仰及丧葬习俗等等（上文为《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4期、1999年第3期）。高登荣《一个布依族社区中的文化变迁与保留》（《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认为：云南罗平县八大河村布依族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正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迁。然而，变迁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内涵的全部丧失，在八大河村布依族的传统文化仍然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发挥作用，新旧文化特质并存，是现今八大河村布依族文化的特点。有关布依族民族学调查的论文还有：伍文义《浅谈布依族古代狩猎习俗：平塘县上莫乡专业猎户的个案分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关于布依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主要论文有：黄伟《试探布依族语言的文化价值》，该文从现行的布依语口语材料出发来透视布依语的文化现象，如历史进程、稻作文化、民俗事象，以及民族间的文化交流等。伍文义《布依语与泰国语的语音比较研究》认为：泰语与中国布依语的语音构造特点是两者的元音系统都发展得很好，元音数量很多、辅音很少。该文还就泰语与布依语的对应关系及其语音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述（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4期、1999年第1期）。吴启禄《论布依语动词虚化》认为：布依语中，有一些常用动词，在日常口语和某些语言环境中常有虚化的现象，这是布依语动词的重要特点之一。又在《布依语若干难句、特殊句析疑》中认为：布依语中的难句、特殊句，如果能从语言学知识上予以解释清楚，会对布依语语法的发展史提供某些线索。该文还试析了十个例句（分别为《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1998年第1期）。论述布依族语言的论文还有：曹广衢《布依语指示代词的弱化用法和语法功能上的特点》、贵州省民委民族语文办公室《布依文试验推行调查总结》（上文为《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2期、1996年第1期）。黄伟《望谟县布依语地名琐谈》（《地名知识》1991年第1期）等文。五、综合性研究和其他方面研究关于综合性研究，其主要论著有：王伟等著《布依族》（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本民族知识丛书，内容包括布依族的族源、经济、人口分布、生活习俗、民族风情、文学艺术、革命斗争等。自贵州布依学会编《布依学研究》（贵州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一本有关布依族的论文集后，以后又先后出版了多集论文集，主要有：贵州布依学会等编《布依学研究之二》，该书主要收录有关布依族经济问题的研究，以及历史、语言、民俗文化及医学方面的文章48篇。贵州布依学会、黔西南州民委编《布依学研究之三》，该书是有关布依族“南笼起义”的专题论文集。贵州布依学会、安顺地区民委编《布依学研究之四》，该书收录了有关布依族的教育、族源、行政管理，以及经济、人口、旅游、法制建设等方面的论文41篇。贵州布依学会、六盘水市民委编《布依学研究之五》，该书收录了有关布依族的现实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布依族历史文化方面的研究论文56篇，贵州布依学会、中共毕节地委统战部编《布依学研究之六》，该书是一本有关布依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文化研究的论文集（上书分别为《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1993年版、1995年版、1997年版、1998年版）。此外，云南省罗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罗平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主要内容包括了布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分布、医疗卫生等等。关于布依族其他方面研究。主要论文有：王国勇《布依族传统议榔组织对当今乡村建设的意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认为：布依族传统议榔组织在组织管理、决策中的民主、平等思想；“做官要为百姓苦”的公仆意识；生产、管理中的求是务实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民族政治精神；“人间祖国亲”的政治认同等都对现在的村民委员会建设有着极大的参考借鉴价值。赵一君《布依族第一位有史可考的教育家——莫一俦》（《民族教育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明清两代由于比较重视贵州的民族教育，因此，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人才，在教育方面，尤以布依族莫一俦最为突出。该文着重介绍了莫一俦对贵州民族教育的贡献。伍文义《简论布依族地区学校教育的产生及发展》（《贵州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一文，则论述了布依族地区学校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及其对布依族发展的重要作用。龙平久《浅释布依族建筑的精神寓意》（《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一文，从传说的宇宙自然观对住宅建筑的影响、宗教观念与建筑群落的室内空间结构及其功用等方面论述了布依族建筑的精神寓意。黎汝标、梁朝文《布依地区类型分析》（《贵州文史丛刊》1998年第6期）认为：布依族地区记录了布依族先民繁衍的遗迹，再现了布依族某些习俗的由来及其信仰。同时，它又是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陈立浩《论布依族的风物传说》认为：有关布依族风物的传说，一是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二是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和鲜明的传奇性。韦启光《布依族的民族精神》认为：布依族具有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有高度重视人的作用的人本主义精神。民主、平等思想。求是务实精神。重视群体协和的贵和精神。爱国主义精神等等。雷广正、伍文义《布依族爱国人士王海平述评》认为：王海平从一个爱国民主人士成长为一个革命者，是我党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光辉胜利。王鸣明《浅谈布依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哲学思想》一文，对布依族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的具体体现出的自然观道德观、进行了分析，从中可窥布依族哲学思想之一斑（上文分别为《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1期、1995年第3期、1997年第3期、2001年第4期）。黄争流《布依族妇女服饰与审美》（《南风》1990年第2期）一文，从服饰格局与气候特征、服饰颜色与年龄、花纹图案与审美情趣等三方面，论述了贞丰布依族服饰不同的格局，色彩图案及其所反映的妇女的审美情趣。有关布依族其他方面的研究论文还有：杨宗丽《从布依族的良风美俗看其伦理道德观》（《道德与文明》1990年第3期）、韦正江《试论布依族的道德观》（《南风》1991年第4期）、颜勇《论“南笼起义”历史背景经验教训及意义》（《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吴承旺《从自然崇拜到生态意识：浅谈布依族的生存智慧》（《理论与当代》1997年第8期）、周国炎《“越、濮、僚、夷、仲”与现代布依族称关系试析》（《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罗漫《布依族族名、族源与文化丛论》（《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等文。关于布依族族源的研究，由于有的同志已作了综述，因此本文就未作涉及，见谷因《布依族族源研究综述》（《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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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依族，中国西南部一个较大的少数民族。
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有287万余人。
现位居全国56个民族人口排名第12位。
贵州省的布依族人口占了全国布依族总人口的97%以上，是布依族最主要的聚居地。
主要聚居在省内黔南和黔西南两个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安顺地区的黄果树大瀑布所在地——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在贵阳市也分布着10余万布依族，六盘水的盘县、六枝以及毕节地区织金县也有布依族聚居，省外的布依族散居于云南、四川、越南北部等地。
布依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有本民族古文字，20世纪50年代又创制了拉丁布依文。
布依族以农业为主，布依人的祖先百越民族最先发明了水稻种植，为世界稻作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享有“水稻民族”之称。
秦汉时期布依区的社会生产力已相当发达。
布依族由古代僚人演变而来，唐代称“西南蛮”，宋元以后籍中称“蕃”、“仲家蛮”，明、清称“仲蛮”，民国称为“仲家”、“水户”、“夷族”、“土边”、“本地”、“绕家”等
神灵
布依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主要有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及巫术等。
布依族信仰祖先和多种神灵，这可能是原始宗教信仰万物有灵的残存，同时也反映出古代农耕民族的某些意识特征。
布依族”二月二“要祭祀“土地神”，保佑全寨安宁，杀鸡敬祖，吃两色（白、黑）糯米饭，“六月六”祭田神、土地神和山神，祭毕用鸡血沾上各色纸旗，或做成大鸟形分别插在各块田中 。
摩教
摩教至今仍是大多数布依族群众信仰的传统宗教，它是一种介乎于原始宗教和神学宗教之间的准人为宗教。
摩教有专门的宗教职业者布摩，其宗教职业者分为“布摩”和“摩雅”[8] ，布依族人称之为“老摩”或“摩公”。
摩教不仅有较为完备的祭祀经典--摩经（被称为“布依五宝”之一），还有比较固定和规范的宗教礼仪。
举行祭祀活动除了要履行一定的宗教礼仪外，还要辅以对摩教经典的诵读。
典籍浩繁的摩经，大致可分为用于丧葬超度活动中的多卷本《殡之经》、《古谢经》等，也有用于驱邪祈福禳灾等目的相对应的种类繁多的各类杂经。
传说
布依族的神话传说丰富多彩。
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童话、寓言、谚语、诗歌等口头文学，传述着古老的民族历史，歌颂着人民的勤劳勇敢，揭露了旧社会的黑暗和残暴，展望着新社会的幸福和光明。
其题材广泛，意境优美，内容健康，语言生动，富于想像力。
神话传说如《洪水潮天》、《十二个太阳》、《赛胡细妹造人烟》、《卜丁射太阳》、《茫耶寻谷种》、《黄果树瀑布的传说》等都是人们喜爱的作品。
布依族使用的布依语，属于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实际上与壮语的北部方言是同一种语言。
由于布依族与汉族长期的文化接触和交流，因此布依语词汇系统中有不少汉语借词。
布依语有完整的语音系统、丰富的词汇和富于表现力的语法结构。
尽管布依族人口众多，居住地区广，但其语言在布依族内部，只有土语之分，没有方言之别。
布依语内部比较一致，差异小，按照语音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土语区 。
第一土语区
使用人口最多，主要分布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南部，与广西壮语北部方言的桂边土语、桂北土语可以直接通话。
布依语的标准音点便是第一土语区的望谟布依语。
第二土语区
使用人口为其次，主要分布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和贵阳郊区，与第一土语区可以直接通话，与广西北部壮语方言也十分接近。
第三土语区
使用人口最少，主要分布于贵州省镇宁、关岭、紫云、晴隆、普安、六枝、盘县、水城、毕节、威宁一带，这个土语区的语音有着比较独特的特征，但与第一土语第二土语也能相互通话。
2012年望谟布依族“三月三”文化节，布依族、壮族文化专家学者达成“望谟共识”，决定共同为开通“布依壮语卫星频道”而努力，以保护和传承二族共有的珍贵母语文化
古文字
布依族的古文字分为：方块型、拼音型、符号型三大类。
音乐
布依族的文化艺术绚丽多彩。
传统舞蹈有《铜鼓舞》、《织布舞》、《狮子舞》、《糖包舞》等。
传统乐器有唢呐、月琴、洞箫、木叶、笛子等。
地戏、花灯剧是布依族人喜爱的剧种。
大歌和小歌是流传于黔南的具有多声部结构的两种歌唱形式；盘歌则用唱歌来盘问对方，随机应变互相问答，天文地理山川草木皆可入歌。
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有神话、传说、故事、寓言、谚语和诗歌等。
由农家自己纺织的布依土布久负盛名。
专门生产布依织锦、蜡染布和民族工艺服装的企业相继建立，产品远销东南亚、日本和欧美等地。
黔西南地区的布依族音乐“八音坐唱”有“声音活化石”、“天籁之音”之称。
饮食
布依人以大米、玉米为主食，小麦、高粱、薯芋和豆类为辅。
有木罐、鼎罐炊饭，油焖饭、二合饭（大米掺玉米碎，也叫包谷饭）、包谷粑、米粉、二块粑、豌豆粉、米豆腐等花色品种。
其中，糯米制的汤圆、花米饭和芝麻油团粑最为知名，多用于祭祖或宴客。
他们的肉食主要来自家畜和家禽，还爱捕食松鼠、竹鼠和竹虫。
烹调方法多为烧、煮、爆、炸、腌、冻，一般不吃生食。
酒在布依族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每年秋收之后，家家都要酿制大量的米酒储存起来，以备常年饮用。
布依族喜欢以酒待客，不管来客酒量如何，只要客至，都以酒为先，名为"迎客酒"。
饮酒时不用杯而用碗，并要行令猜拳、唱歌。
布依族传统小吃很多，善做米粉、二块粑、豌豆粉、米豆腐等。
布依族豪爽好客，特点是在每年农历“二月二”、“三月三”、“四月八”、端午、“六月六”、“七月半”、中秋等都隆重过节，四月八”很多布依族都用枫香叶、黄饭花、染箪花等各种植物枝叶把糯米染成五颜六色，做花糯米饭招待客人和分送给亲朋好友 。
礼仪
布依族人好客、热情、大方、真诚，凡来到山寨的，亲朋故旧、素不相识的，一律会以酒相待。
布依人很讲礼，不欢迎满嘴脏话、举止粗鲁的客人。
布依族家庭都是分居另住的。
但尽管兄弟分居，在分配财产时，要留给父母养老田，由兄弟轮流耕种。
父母去世后，养老田转为上坟田，供清明时节扫墓之用。
使子孙后代永远铭记长辈们的谆谆嘱托和养育之恩。
婚俗
布依族婚姻实行自主婚。
接亲时要对歌，俗称对姐妹歌。
新娘到男方家的当天晚上，要举行唱荷包歌和要荷包的活动，有“一夜荷包一夜歌”的说法[1] 。
传统节日有三月三、四月八、六月六、吃新节、七月半等。
“三月三”是布依族的传统盛大节日，农历三月初三稻耕开始，要祭山神、土地神和祖先神及稻米魂，制作五色花糯米饭供奉；黔西南州一带，男女青年要聚集在“查白歌场”玩山对歌，参加者达数千至上万人。
很多未婚男女青年通过吹木叶、对歌，相识、相爱、订终身。
我是不知道啦！嘿嘿，
按你的要求说，我认为最好是写，舞蹈教育方面的。因为民族民间舞，还有芭蕾舞，都有着比较悠久的历史和完整的理论体系，不管你怎么说，都是要循规蹈矩的去表述论点，而且几乎该说的，该论的前人都已经，说光论净了，你再怎么写也会有抄袭的嫌疑，而且一些概念上，和史料上的问题，你必须得引用前人的观点，而且这些东西是不可以被改变的，有很高的权威性，所以并不合适发表自己的观点。写起来会比较“畏首畏尾”写的很难受。而舞蹈教育方面可写性就比较强了，每个人对教育的看法都会不一样的，而且很难说出谁对谁错，因为学生们的思想也是不同的，有的人“吃软”有的人“吃硬”所以什么样的教育方法比较好，比较适合舞蹈教学的特性，就有很多的讨论余地，并且可以尽情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可以把范围定在“专业舞蹈，群众舞蹈，幼儿舞蹈”等不同层次，还可以从舞蹈专业教学和针对舞蹈专业学生的特性对舞蹈教学手段上许采取些什么方式方法等方面来进行阐述。总之就是要把观点范围缩小，尽量针对某个方面，细致话，系统话的进行论证。例如《论如何培养专业舞蹈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么一来范围就被定位在“专业舞蹈学生”这一特定群体上，并且主要论点也细致到“培养学习兴趣”这一论点上。具体题目还需要你结合自己这些年来的学习中，自身对舞蹈教育的体会和理解，拟订一个适合自己的题目。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加油！！！希望你可以写出一篇精彩的毕业论文，为自己的大学生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要用心哦！*^-^*
你与舞蹈的故事，舞蹈改变了你的***、***是我的**（舞蹈）
舞蹈论文选题选择：
下面提供一些舞蹈专业毕业论文的题目，仅供参考。
1、云南音乐舞蹈图像视觉化的民族音乐形态和结构特征；
2、体育舞蹈审美教育功能探；
3、舞蹈艺术的继承与创新--以新世纪我国高校舞蹈创作为例；
4、试论呼吸在舞蹈表演中的运用；
5、浅谈高校民间舞蹈教学的创新；
6、关于舞蹈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与探索；
7、广场舞蹈对女性文化的影响研究；
8、中国唐代舞蹈的发展对当代中国舞蹈的影响；
9、普通高校舞蹈表演专业教学运动损伤原因调查与分析；
10、高校舞蹈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分析；
11、多媒体技术在舞蹈教学中的作用分析；
12、游旅景区土家族摆手舞蹈表演项目的开发与体验；
13、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对理工科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14、论高等师范院校音乐学专业形体舞蹈教学；
15、舞蹈教学中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路径初探；
16、藏族舞蹈的动作特点和传承发展；
17、新媒体视域下舞蹈艺术创新发展的有效对策；
18、浅谈理工院校大学生舞蹈艺术团现状及发展对策；
19、谈谈民族舞蹈教学中地域文化特色的融入；
20、民族舞蹈的文化传承与教学；
21、浅析新形势下高校舞蹈教学的改革和发展；
22、中国舞蹈考级在儿童舞蹈教学中的作用分析；
23、论本土舞蹈的文化特征与传承发展；
24、浅析民族舞蹈文化对民族舞蹈教学的影响；
25、回族舞蹈动态如何融入数字媒体艺术。
少数民族舞蹈尚需不断创新· 少儿舞蹈的教育作用· 以情动情,舞在其中· 开拓舞蹈审美文化的新天地· 浅谈舞蹈的创作· 舞蹈艺术的意蕴和意境· 舞蹈要注意的艺术特点.舞蹈生态学与美学结合的方法.舞蹈对新时期的舞蹈进行美学思考.这些题目都不错给你这个网站你看看，中华论文网里面都是这种类型的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中西方丧葬文化差异你可以去百度文库里面找你需要多少个参考文献？我国学位论文所出现的最主要的问题1、在选题确定上不具有规范性。有时失之过大，有时过于空泛，有时过长，有时文不对题，有时故弄玄虚。2、论文往往缺乏主题，主题思想不规范。一篇论文，看不到作者的观点是什么，要表达什么见解，或者要提出什么问题。3、在文献总结上不规范。4、在格式上或论文的完整性上不规范。如前言、导论、结束语、结论，分段落等。5、在注释上不规范。一是根本不注释或只有很少注释；二是注释本身不合乎要求；三是注释内容单薄。6、在行文用语上生拼硬凑，佶屈聱牙，令人难以读懂。一篇好的学位论文的标准应当是：1、选题好；2、格式符合要求；3、观点明确、正确；4、资料新颖、翔实。5、逻辑结构严谨。6、结论有说服力。7、文笔流畅，语言水平较高。
《三礼》中的丧礼、葬礼是基本文献，另可参看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陈华文《丧葬史》、徐吉军《中国丧葬史》
1. 华人风俗 传统华人的丧葬习俗，一般是原始观念和封建观念的混合体，千百年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形成各地风俗民情。 江汉平原：红白喜事一样锣鼓 江汉平原上人们娶亲一般是又吹喇叭又打锣鼓，为死人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但潜江浩口镇一带风俗特殊，不管是娶亲还是送葬，只打锣鼓不吹喇叭。 传说，从前潜江有个县太爷是有名的色鬼，一听见娶亲的喇叭响，就吩咐手下人把新娘子拖进县衙过一夜，许多青年男女与之抗争丢了性命。 有一位穷秀才娶媳妇前灵机一动，用送葬鼓乐迎亲，即娶亲时只请打锣鼓的、放鞭炮的，不请吹喇叭的。果然，穷秀才平安地娶回了媳妇，县太爷却全然不知。 后来人们就学着穷秀才的样子娶亲，时间长了逐渐成为风俗传承到今。现潜江一带依然娶亲时不吹喇叭。 荆州：阎王请喝忘魂汤 “出门三五里，各处一乡风”。荆州各县的丧葬习俗不尽一致各有特点。据说阎王爷派阴差“无常”专门摄取那些在生死簿上已被注销了的人。因此，松滋县有这样一个习俗：病人弥留之际，其亲属要请健壮男子手执刀剑，围坐在病床前，还在床上罩上渔网，说这样可以阻止“无常”接近病人。人一旦撒手西去，家人却刻在门外烧“落气纸”，这是给阴差送的草鞋费，让他在押送阴魂时不要太粗野；人们还要请僧道“开路”，烧纸轿、纸马供死人代步用；“开咽喉”目的是让死者在阴间也能进食。 仙桃地区还有这样一个风俗，人死之后，在死者嘴里放几片茶叶。传说，人死了后也不忘亲人，天天哭泣不肯去见阎王。阎王就做了一种“忘魂汤”，又在汤里放上几片茶叶，派夜叉端去劝死者喝。死者口哭干了，以为端来的是茶，接过就喝，结果这一喝把什么都忘记了，乖乖地去见阎王了。 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死者的家人知道了，他们不愿意死者忘记自己的亲人，就设法糊弄夜叉。事先在死者嘴里放上几片茶叶，待夜叉来劝喝“忘魂汤”时，看见死者嘴里有茶叶渣，以为已经喝了“忘魂汤”。这样死者也就不会忘记自己的亲人了。 鄂东北黄冈：夫亡丧妻哭姐妹 鄂东北黄冈有一个奇特的风俗，不管是丈夫死了妻子，还是妻子失去了丈夫，他（她）们在哀诉哭泣时，总是一口一声“我的姐妹呀！”为什么不称夫妻而称姐妹呢？据说这是自古传下来的风俗。 相传盘古开天劈地时，世上还没有人。盘古琢磨着怎样造出人来，一抬头看到太阳和月亮兄妹俩，就要他们结为夫妻生儿育女。 月亮妹妹性情乖巧，听了盘古的话，吓得脸色发白，忙躲到树林里去了。太阳哥哥脸色绯红，冲着盘古说：“我们是兄妹，怎能结为夫妻？”盘古说：“世上没有人，要你们太阳月亮做什么事？这样吧，我这里有一副石磨，你们一人拿一块磨，从天上往地下滚，要是磨合在一起，你们就结为夫妻；若磨合不到一起，你们就还做兄妹”。太阳这才点头同意。 盘古将磨交给太阳和月亮，他们提起往下一滚，盘古暗中用手一点，滚下去的磨正好合在一起。盘古说：“这是天意，你们只好这样办。”太阳还在犹豫，怕后人笑话，盘古给他一把针说：“要是有人敢看着你笑，你就用针扎他的眼睛。” 太阳哥哥和月亮妹妹结为夫妻。此后，世上夫妻都称为兄妹。后人也不敢看太阳，一看眼睛就针扎样疼。 满梅：将逝世者捆在椅子上 在满梅有一个奇特的风俗，即人死后要把尸体扶到椅子上坐着，还要用一根绳子捆起来，死者面前再放一张小方桌。 为什么有这样的习俗呢？ 据说从前有一个媳妇常虐待婆婆，婆婆年纪老了只好忍气吞声。 不久，婆婆死了，尸体被放在椅上坐着，亲戚朋友都来吊丧，媳妇也到椅前哭几声应景。不料婆婆阴魂不散，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把媳妇死死抱住，人们怎么也掰不开。 媳妇知道婆婆死也记住了自己的不孝，只好当着众多乡亲面，将自己如何虐待婆婆之事一一讲出。大家都跪下为媳妇求情，婆婆这才把手慢慢松开坐到椅子上。 后来人们怕再有这样的事发生，就把死人捆在椅子上，面前还放一张桌子挡住，这样死人也就跳不起来了。 土家人：欢喜跳丧送亡人 跳丧是土家人特有的丧葬习俗，又叫“散忧祸”、“撒尔活”。这种在亡灵前跳一夜丧鼓舞的习俗，据说是由巴人传下来的。 在土家山寨，不论哪家死了老人，乡邻们都不顾劳累从各家赶来，为亡人跳一夜“撒尔活”。长阳就有这样的歌谣：“半夜听到丧鼓响，不管是南方是北方，你是南方我要去，你是北方我要行，打不起豆腐送不起情，打一夜丧鼓送人情。”死者的家人也早早地准备好姻酒，腾出跳丧的场子，将亡人的棺材停放在堂屋正中，在棺材的左前方放一个自制的大牛皮鼓。 随着门外“嗵、嗵、嗵”三声铳炮响起，一班班男女老少涌进堂屋，他们在棺材前的空地上互相邀约，踩着鼓点边歌边舞。他们的头、手、肩、腰、臂、脚上下一齐协调动作，跳着变幻多姿的舞步。他们时而相互击掌；时而绕背穿肘；时而扭肩擦背；时而嘴唇触地衔物，说是“燕子含泥”；时而蹲下踮脚打旋；时而相互嬉戏；时而沉默；时而呼啸唱和。是欢乐还是悲哀，难以说清。不过土家人有这样一个习惯：热热闹闹陪亡人，欢欢喜喜办丧事。 武汉：清明扫墓奇观 每当清明前后，一向冷清寂静的石门峰、扁担山、九峰等公墓区顿时热闹起来。车声、鞭炮声、哭声、嬉笑声以及小商贩叫卖香烛、纸线、食品的吆喝声遍于四野。只见满山烟雾缭绕、火光点点，从山脚到山顶布满了人群，形成了武汉地区独特的祭扫习俗景观。 武汉人最看重的是庙祭和山头祭。从前富裕人家要烧91斤纸钱，表示对死者“九死一生还”的寄托，还要点9柱香、9支红烛，供奉的食物由必须有肉包子和香饼，以使死者在生还转世步出阴间时免受恶狗的缠噬。 当然，这些老规矩如今大多已不复存在了，但武汉人还是保留了一些传统习俗，只是在形式上加以变异。如扫墓时携同家人和朋友踏青，祭毕，人们围坐在一起吃一笼酒菜或面包冷饮，然后春游踏青，边聊边挖野菜，据说这种野菜吃后可使人避邪防病。有的人家并无家人坟冢，但也随扫墓人流来到郊外，选择一环境优雅之处，用树枝就地划一圆圈，权当祖宗之墓烧纸焚香，然后席地而坐野餐，最后踏青于郊野。这样的人家是以祭扫为次，郊游为主。 葬礼习俗：殓期 殓期指的是人死后至入棺这个阶段。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德之本。孔子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对以孝著称的门徒曾子说过：“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但自古以来，衡量“孝”的普遍标准，主要是看其对父母“生养死葬”的态度，因此丧葬仪礼一开始，其孝亲的特色就十分显著。 泉俗凡己50岁或做“公（爷爷）妈（奶奶）辈”者，在病危临终之际，均要“上厅边”，即让其卧于本家或祖厝厅堂边由四块床板临时搭成的简易床铺上，儿孙，媳妇都守候在旁送终。死者即将断气时，亲眷要边哭边为其更换寿衣，穿上鞋袜，动作要快，如迟至断气后，有“死者得不到”之嫌。死者寿终正寝后，当即用其被单复盖躯体与面部，亲眷围尸恸哭，治丧即告开始。 孝男出门，自池旁、埂边或大路口取回泥土一块，用瓦片取回，土上插香，置于尸体脚端处的地上，以示“人死入土为安”，并置米饭一碗，上插竹筷一双，称“脚尾饭”，或叫“辞生饭”。亲眷要不断地续香，焚烧冥纸（说是阴间使用的纸币），为死者前往阴间准备足够的“盘缠”。为让死者在冥冥之中走向光明，尚须点白烛一支或油灯一盏，要注意不使熄灭，称“点脚尾烛”。如再加上早在死者生前为备“百年”之后启用所“竖”之“生寿”（俗称“起大厝”），以及寿终之后“做功德”时所焚烧的纸糊大厝（内有纸糊的各种日常生活用品，甚至有佣人、汽车等），可谓是对死者的衣、食、住、行诸方面都考虑到了，而且类似的做法，在整个丧葬仪礼过程中，还会不断地出现。 治丧之家要在大门上挂上一块白布，或于原贴红联处覆盖白纸，让周围的人们都知道，并向堂亲姻戚报丧，给在外地或海外亲人发讯，子女闻讯奔丧。其中向姻戚报丧，尤要慎重。我国古代多流行族外婚，同姓不婚，因此联婚就成为加强部落、氏族、家族、各姓氏之间关系的极其重要的感情纽带。故《礼记.昏义》在记述婚姻的功能时，首先强调的就是“合二姓之好”。但联婚的成果，常因一方的不幸去世而产生波折。在泉州，有的外家因怀疑女儿在夫家受虐待而死于非命（有的也确为事实），就纠集人马前往亲家“吃人命”的事时有所闻。因此民间在为女性长辈举办丧事时，十分注意姻亲关系，并形成了一些相应的习俗，这在新编的《安溪县志. 风俗志》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收殓前，孝男年长者要手提小桶，领全家孝眷到附近公用井乞水，回到家门口，取水一碗进屋洗尸，余水倾倒门外，然后为死者举行“辞生祭”，即可入殓。入殓时，凡生肖五行与死者相克者，均应回避，以免犯“冲煞”，收殓后，孝男孝女需将死者生前所用过的日常生活用品，送至郊外或村外焚化，俗称“送草”，或叫“送脚尾”。事毕，再由道士在室内外进行一些祓凶驱邪的仪式，俗称“收乌”（或于守灵结束进行）。 ttp:// 想了解的仔细就买本书看求采纳
死亡对于人们来说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人们在这里诞生、成长，直到最后的死亡。几千年来人们形成的丧葬礼仪，是既要让死去的人满意，也要让活着的人安宁。在整个丧葬的过程中，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坚韧的结——念祖怀亲。这个结，表现在生者和死者之间的实体联系中，也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之中。而这就揭示了中国人生死观的深层内涵。 停尸仪式 他被移到正屋明间的灵床上，在亲属们的守护下度过生命中最后的时刻，这叫做"挺丧 报丧仪式 报丧可以说是人死后的第一种仪式了，它用发信号的方式把有人逝世的消息告诉亲友和村人。 招魂、送魂仪式 客死在他乡的魂魄，找不到归途.除非他的家人替他"招魂"，使他听到那企望着他的声音，他才能够循着声音归来。 做‘七’仪式 人们认为，人死后七天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所以要举行"做七"，每逢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这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吊唁仪式 一般吊唁者都携带赠送死者的衣被，并在上面用别针挂上用毛笔书写的"某某致"字样的纸条。 入敛仪式 入殓有"大敛"和"小敛"之分。小敛是指为死者穿衣服，"大殓"是指收尸人棺，汉族民间俗称为"归大屋"。 丧服仪式 在丧礼中，晚辈给长辈穿孝主要是为了表示孝意和哀悼。这本来是出自周礼，是儒家的礼制，后来，又被人们引申成为亡人"免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