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珊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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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发展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系统由不完善、不稳定向趋于完善和稳定变化的过程。下面是我整理的七年级下册政治论文，希望你能从中得到感悟!
网络政治的兴起对中国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
摘要：网络政治就是现实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以网络为媒介，在网络世界里的进一步展开和体现。从网络政治的积极方面看，它对中国政治 文化 转型、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都会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网络政治;政治发展;政治参与
政治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政治领域发生的正向的政治变迁，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系统由不完善、不稳定向趋于完善和稳定变化的过程。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相联系的政治现代化过程，是中国政治领域里发生的正向变化和进步，是当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程度不断加深、政治廉洁度不断提高、政治稳定度不断增强和政治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当前，网络政治的兴起对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助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型
政治文化是特定区域内的人群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形成的一整套相对稳定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认为：“政治文化一词表示的是特殊的政治取向，即对政治系统和系统各个部分的看法，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1]政治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塑造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模式，从而对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会产生重大影响。西方学者进行的跨国性比较研究和现代化研究显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制度安排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民主政治制度的良好运转，需要以民主的政治文化为条件。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基础，政治文化变迁对政治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美国学者罗伯特· 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通过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意大利各地区制度变迁的考察和研究发现，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深刻地影响着制度的有效性。一个地区的历史土壤肥沃，那里的人们从传统中汲取的营养就越多;而如果历史的养分贫瘠，新制度就会受挫。[2]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非参与性。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浓厚的大一统观念和君权思想，这种文化观念极大地泯灭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自由，使自由、民主思想很难在中国社会母体内萌发出来。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社会里，城市和乡村皆为“王土”，市民和农民同为“草民”或“子民”。在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社会里，公民、自治、主权、自由、民主等等这些概念根本不存在。在君主政治相对稳定发展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逐渐凝聚成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凭藉着各种文化形式和社会化 渠道 ，连绵不息地一代代传延下来。[3]新中国成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的许多负面因素，仍然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显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非参与型和一些负面因素与中国政治发展所要求的积极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不相匹配的。
网络政治的兴起对这种非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极大的冲击，有助于中国非参与型传统政治文化向参与型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网络政治的兴起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极为方便和廉价的途径，通过网络参与政治，只需要一台电脑、开通互联网、承担一定的上网费用就可，这极大地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成本，调动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网络沟通的平等性，参与过程中的可匿名性，使网络政治的参与者可以自由、自主、平等的参与政治生活。网络政治的开放性，极大地降低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门槛，强化了公民的民主意识，使网络政治参与者可以切实体验现代政治生活的民主性。有研究表明，网络参与者的民主精神比一般公民要更强。[4]网络能够使信息传递不受时空阻碍，并提高政治过程中参与者的互动性，使参与者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获得良好的互动感受，从而极大地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当前，中国电子政务和电子党务的发展大大加速，广大公民在很多时候可以十分顺畅地访问各级党政部门的网站，获得党政部门的相关信息，并可以在有些党政部门的电子论坛中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自己的建议，对党政部门的工作进行监督;同时，电子政务和电子党务的发展，使公民通过网络与党政领导人沟通变得比以前方便得多，容易得多了，这就大大削弱了科层制下的等级观念，提高了公民政治沟通和政治参与的能力，激发了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如果说，在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公民政治参与存在着精英政治朝平民政治发展的趋势的话，那么，网络政治的发展毫无疑问加速了这一过程。同时，网络空间是各种文化的汇聚点，在网络空间中，各种文化相互渗透，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其结果必然导致政治文化发生转型，最终形成一种更为先进的、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的政治文化。[5]
总而言之，网络政治的兴起为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十分便捷和廉价的渠道，促进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提高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兴趣，培养了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对于扭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非参与性，促进现代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必然起到重要作用。
二、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助于中国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政治社会化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条件下，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基础上，通过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美国学者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和小G·宾厄姆·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 Jr.)认为：“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每个政治体系都有某些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它们影响政治态度，灌输政治价值观念，把政治技能传授给公民和精英人物。” [6]政治社会化对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支撑作用，这主要表现为：政治社会化使政治成员个体获得了适应政治生活必需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和政治技能;政治社会化可以塑造和维护政治权威，从而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政治凝聚力，为政治秩序的运行提供可靠而有效的保障;政治社会化可以培养公民的政治素质，培养合格的政治角色，促进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在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政治信息的传递、政治文化的传播都需要一定的渠道和媒介。这些渠道和媒介主要有：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工作场所、大众传播媒介、选举和其他政治活动场合、民间组织，等等。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政治的兴起为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提供了新的渠道和媒介。
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使中国公民可以通过网络政治参与这一途径来实现政治社会化过程，他们可以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学习政治文化、认识政治现象，并且获得适应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和政治技能，形成较为成熟稳定的“政治人格”，从而起到传承政治文化、 教育 社会成员、巩固政治统治的作用，也会相应降低逐步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的难度，有利于推进中国政治发展进程。
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公民可以有效获得广泛的政治信息，对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重要事件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可以参加与政治相关的投票或选举活动，并且，这种投票和选举能使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干扰因素降到最低程度，每个政治参与者基本上可以独立地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判断和选择。公民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直接参与了社会政治实践，能够亲身体验政治生活的意义，获取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了解和感受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力、义务和责任。特别是就中国目前政治参与的状况而言，普通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和渠道相对有限，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显得较为迟缓，一些公民政治社会化水平较低，这样，网络政治参与的便捷性、平等性和开放性就为普通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渠道，这对推进作为网络政治参与的普通公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提高社会成员个体层面的政治社会化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
由于网络政治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公民在网络政治过程中的政治社会化也表现出不同于传统政治生活领域里的政治社会化。首先，互动性较强。互联网的影响力是建立在互动、分享的环节之上的，网络能把严肃的话题通过互动的平台以更人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让网友参与其中，这十分有利于网络政治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互相交流政治 经验 ，学习政治知识和政治技能。其次，直接性较高。在互联网上，网络使用者可以相当自由地对政治问题和社会事件直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并可以直接参与网络投票或网络选举活动，从而可以培养网络政治参与者政治参与的热情、理性、宽容和合作精神，积累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并获得一定的直接政治经验。再次，多中心性。网络以离散的、无中心的结构模式进行运作，基本上消除了歧视，使传统的、统一的政治控制显得苍白无力，从而引发了政治社会化模式的新变化。但是，另一方面，巨大的、分散的、不同价值取向和不同政治观点的网络信息的存在，也要求网络政治参与者有较强的政治鉴别能力，善于从政治上思考纷繁复杂的各种网络信息，能够对国际形势和对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问题做出正确分析和判断，善于从政治上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做到理论上成熟、思想上清醒、政治上坚定，能见微知著，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非分明，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这对于提高公民的政治技能，形成稳定的政治意识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也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随着网络进一步进入中国广大公民日常生活中，网络将更加显现其在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过程的作用，成为公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这对于提高中国公民的政治知识与政治技能，塑造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意识，维护中国政治稳定，都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助于国家与社会结构的合理化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政治生活中最基本也是最复杂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宣传相结合，把社会成员严格地束缚在简单的身份等级划分之下而缺乏流动机会的社会体制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现象，学术界有人称之为“总体性社会”。这种总体性社会体制，是以国家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和垄断为基础的。[7]在这种状态下，国家的力量获得了极大的扩展，社会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几乎不存在了，国家凭借各种形式的运动将中央政府的经济、社会、文化改造目标嵌入基层社会，把基层社会改造成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向前推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开始发生一定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国家已经不能完全垄断各种社会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开始向社会其他层面扩散，民间组织也获得了较大发展，从而使“总体性社会”的某些特征开始削弱。但是，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结构的不平衡性仍然存在，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而社会的力量过于弱小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
中国网络政治的兴起对于改变“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结构必然起到重大促进作用，网络政治兴起的过程也是国家与社会权力均衡的一种过程。当前，由于中国民间组织发育的不健全以及民间组织成长的环境不完善，民间组织作为公民政治参与重要渠道的作用也没有得到较好的发挥。从整体而言，中国的民间组织还处于形成过程之中，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特征。现有的制度环境对民间组织的发展表现出强烈的限制和控制取向，从而严重地制约着民间组织实力和规模的发展壮大。[8]网络媒体为公众获取信息、传播信息、发表意见提供了一个充分自由的巨大平台，网民在网上交流的过程中，网民的自主意识、平等意识和竞争意识不断增长，有相同政治志趣和政治倾向的网民开始结合在一起，大量的网上政治论坛和网络“虚拟社团”开始产生。这些网上政治论坛和网络“虚拟社团”在无形中就将大量网民聚集在自己的旗下，它们利用网络平台，发布大量的政治信息，能突破地域的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美国学者霍华德·莱茵歌德(Howard Rheingold)在谈及网络“虚拟社团”的影响时说：“网络虚拟社团不仅仅是互联网改变人类结社方式的一种表现，而且这种表现中也包含着人类进一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9]
不少国家和地区的调查表明，互联网只是人们获取信息和进行交流的一种工具。但是，中国互联网发展迅速，网民具有一些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点，
这就是，互联网成了中国网民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很多中国网民一天不上论坛看看帖子、灌灌水就觉得难受，这就使得中国网民更加乐意参与网络结社，或者在网上就公共事件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样，网络就大大加强了公民之间、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系，在它们在网络中形成了种种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与传统的社团相比，网上政治论坛和网络“虚拟社团”组织起来更方便，地域几乎不受限制，成员也大多没有身份限制，它把网民的交往空间大大扩展了。有的网上政治论坛和网络“虚拟社团”与传统社团组织具有几乎完全一样的组织结构，既有等级制度，也有官僚制度。同时，一些新兴的民间组织也经常利用网络进行联络组织，开展宣传工作，并已经十分熟练地掌握了在网络中与政府组织既斗争又合作的技能。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力量不断平衡，并和谐相处，国家与社会结构日益合理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美国学者罗伯特·A.达尔(Robert A. Dahl)认为，社会组织的出现，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统治过程民主化的一个直接结果，也是为民主过程本身运作所必需的，其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维护人类福祉。[10]网上政治论坛和网络“虚拟社团”的大量产生无疑增强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力量，提高了中国公民的社会行为能力，对于平衡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助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和改革
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利于完善政府决策和咨询过程。英国学者提姆·约旦(Tim Jordan)认为：“网络的通讯能力克服了许多基于身份的不平等，它可以容纳很多人同时与另外的很多人进行通讯，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控制着公共决策的官僚体系。” [11]随着中国电子政务的兴起和发展，公民在信息对称和信息真实的环境下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政府工作程序，促使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更加透明化。并且，政府在决策和咨询过程中，可以在网络上进行民意调查和征询公民意见，不仅可以有效地吸收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还可以充分吸收和听取各种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加之网络信息内容十分丰富，便于检索、易于复制、成本低廉，从而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网络技术 的发展使广大公民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拓展兴趣范围，关注周围生活的变化，多层次、高密度关注国家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的运作，更积极地参与政府决策过程。这样，网络政治的兴起使得以参与、回应、互动为特征的新的决策理念开始渗透到公共生活领域，以科学理性、平等协商、利益协调为特征的新的决策模式开始产生，对于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的公众参与、多向互动的利益表达与决策机制具有重要影响。
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利于降低政府运行成本，提高行政效率。作为政府机关而言，电子政务的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各级政府适应网络发展，特别是网络政治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构成了网络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电子政务作为信息时代政府办公管理最基本和最普遍的技术手段，不仅在公共行政领域，同时也逐渐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近年来，中国电子政务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政府上网热的兴起，电子邮件、网上信息发布、信息资源共享、电视电话会议、电子税务等等方式的使用，明显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政府运行的成本，并可以降低广大公民对政府的生疏感和距离感，使政府行为获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网络政治的兴起为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提供了重要手段。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律加强民主监督机制的建设。但是，当前中国的民主监督机制仍然是中国政治体制中非常薄弱的环节，还不够完善和有效，缺乏良好的民主监督机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随着网络政治的兴起，一种新的民主监督形式——网络监督正在形成。网络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监督的对象和范围，以及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充分体现出监督的大众化、经常化和多元化特征，可以有效遏制政治腐败行为。同时，近年来中国发生的许多事件表明，一些社会问题经过网络媒体的传播，通过网络舆论的监督，可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督促有关部门解决。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07年7月18日公布的第十五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 显示，截至2007年6月，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62亿，仅次于美国2.11亿的网民规模，位居世界第二。在中国网民中，大专及以上学历超过四成(43.9%)，表现出较强的高学历特征。这使中国网络监督具有庞大和高素质的队伍，为发挥网络监督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基础。网络监督可以成为中国民主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完善监督机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结语
由于网络具有的开放性、便捷性和虚拟性等特点，网络政治与传统政治相比，也有鲜明的特色，例如，在网络政治中，虚拟性与现实性共生、平民政治与精英政治相融、可操控性与高透明度并存，等等。这样，网络政治一方面是现实政治在网络领域的展开，另一方面又会对现实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网络政治的兴起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有多方面的促进作用，但是，也应当看到，网络政治的兴起是一把“双刃剑”，在当前中国网络政治运行的过程中，网络政治参与主体存在一定的不平等性，网络政治参与过程缺乏明确的规范性，网络舆论的可炒作性和可操控性空间较大，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对中国政治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这些问题在网络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注意积极引导和规范，要加强对网络政治参与者的思想教育，增强他们的自律精神，并加强相关网络立法，使网络政治的发展在健康良好的轨道上运行。权衡网络政治兴起的利弊，可以说，它对于中国政治发展进程的促进作用会十分明显。
参考文献：
[1]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12-13.
[2] [美]罗伯特· 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14.
[3]刘泽华、葛荃、刘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导论[J].天津社会科学，1989(2).
[4] Kevin A. Hill, John E. Hughes, Cyberpolitics: Citizen Activism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1998: 42
[5]李斌.网络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73.
[6]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91.
[7]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6).
[8]何增科.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影响评估[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4).
[9] Howard Rheingold. “Rethinking virtual communities”. In David Bell eds. Cybercultures: Critical Concepts in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3-66.
[10] Robert A. Dahl. Dilemmas of Pluralist Democracy: Autonomy vs. Contro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1.
[11] Tim Jordan. Cyberpower: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London: Routledge, 1999: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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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广立
大连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教授徐永平近来感到非常愤懑。
7年前，团队在 PLOS ONE 上在线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近日，这篇论文被该杂志编辑宣布撤回，撤稿理由是：该研究违背了动物福利（不合理使用麻醉剂及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的政策。
目前该论文所有在世的作者坚决不同意撤稿。
“拒绝撤稿的原因很简单， PLOS ONE 杂志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虽然 PLOS ONE 编辑部自觉理亏——承认失误并对作者表示歉意，但仍未能基于我们提供的25件证据进行客观评价，而是主观武断地认为我们没有遵守实验动物伦理，简单粗暴地对待我们严肃的科研，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徐永平在独家回应《中国科学报》时说道。
期刊与作者争执不下
那些涉及实验动物的科研项目，除了要遵守常规的学术规范外，还有一条不能触碰的红线，就是实验动物伦理。
该伦理公认遵循“3R”原则，即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和优化（Refinement）。
其中，“替代”是指“尽可能采用其他方法而不使用动物进行实验，或者优先使用低等动物而非高等动物进行实验”；“减少”是指“在不影响科研目的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实验动物的使用数量”；“优化”是指“通过改进实验条件，优化实验技术路线，避免或减轻对实验动物造成的痛苦”。
“优化”与保障动物福利直接相关，要遵循“五项原则”：实验动物享有不受饥渴的自由，生活舒适的自由，不受（额外）痛苦、伤害疾病的自由，生活无恐惧和无悲伤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
前述徐永平团队的研究，被质疑的正是“优化”这一点。
PLOS ONE 动物研究咨询小组的一位成员认为，因不合理使用麻醉剂或不合理实施安乐死方法，实验水貂有被剥夺动物福利保障的嫌疑。
编辑部提出“尽管水合氯醛被认为是不可靠的麻醉剂，并在已知其被描述为腹膜刺激物的情况下，仍通过腹腔注射给药”；此外他们还认为“研究中二氧化碳的使用不被认为是可接受的安乐死方法，文章中描述的人道终点可能不足以防止可避免的痛苦”。
针对这些质疑，《中国科学报》向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科学顾问孙全辉寻求咨询。
后者表示，作者团队在麻醉剂的使用以及实验动物人道终点处置方面可能存在动物福利问题。他表示，从现有信息来看，实验没能遵循“优化”原则，也没有选择最适合实验动物的麻醉剂，这不仅影响实验动物的福利，也可能会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不过，徐永平团队有不同意见。
徐永平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关于 PLOS ONE 撤稿理由中提及的实验动物福利相关问题早在7年前的审稿阶段既已做出详细回应，之后论文被接收发表。接收发表本身就充分说明论文中的动物实验达到了 PLOS ONE 的伦理标准。如果 PLOS ONE 当初认为论文中的动物实验研究未达到他们所谓的伦理标准，他们当时完全可以拒稿，“我们也可以另投其他杂志”。
因此，对于上述指控，团队认为完全不可接受，且正在寻求法律途径向 PLOS ONE 编辑部进行申诉，“以维护中国科学家的尊严和声誉”。
一个著名案例：Nature高被引论文一样被撤
事实上，因“动物福利”原因被撤稿，徐永平团队并不是孤例。
一个著名案例发生在Nature上：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学者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快报论文，也被指责违反了“优化”原则，未能保障实验小鼠不受额外痛苦，并最终遭撤稿。
2012年，原作者们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勘误，在更新部分图表的同时，上传了小鼠肿瘤图片。
没想到这张照片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只见实验中小鼠体内的肿瘤巨大，直径远超1.5cm，这严重违背了麻省总医院关于动物实验伦理的规定。
从作者的视角，实验组和对照组小鼠肿瘤生长速度、肿瘤大小差异越大，越能够得到更好的统计结果；但对于实验动物而言，肿瘤生长越大，则意味着越严重的精神和肉体苦痛。显而易见，它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动物福利和伦理的关照。
不过，实验小鼠成瘤直径大小准则在不同研究机构是不同的。英国一研究小组在2010年发布的准则是不超过1.2cm，而美国部分研究机构的准则是不超过2cm。目前，业内普遍接受的小鼠肿瘤最大直径为1.5cm。
值得一提的是，被撤的这篇论文曾被综合性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认定为高被引论文，引用率高居前1%。在数百次引用中，近半数是在2015年作者团队勘误后继续引用的。
动物福利，容易“踩坑”
因实验动物伦理及福利问题引发的争议，还有许多难以定论的“悬案”。
面对重重压力，论文作者向预印本平台bioRxiv提交了撤稿申请；但不久，作者又发文称，已向后者写信停止撤稿，并表示“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做了一次动物实验”。
多篇论文因实验动物伦理或福利保障问题陷入争议，也结结实实给大家提了个醒，这项工作如不在平时加以注意，很容易“踩坑”，甚至面临论文被撤回的风险。
一般而言，涉及动物实验的文章，规范的做法是要注明3个要点：要在实验过程严格遵守“3R原则”并在文章中写明，同时明确实验已通过实验动物伦理审查，并标注相应审批号。
然而现实情况是，这项工作在国内常被人忽略。
苏美洋依、邓巍于2020年发表在《中国比较医学杂志》上的《关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审查的几点建议》中报道称，2015-2017年，我国有15种生物医学期刊的531篇涉及实验动物的文章中，只有115篇明确说明通过了本单位的动物伦理审查，其中仅13篇标注了审批号。
孙全辉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国内研究机构和高校等单位大都成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实验动物福利保障措施还未完全落实到位，部分科研人员的动物福利意识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另外，一些机构虽然设立了动物伦理委员会，但经常流于形式，未能有效发挥保护动物福利的审核监督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高虹认为，中国科学成果不乏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质疑，个别事件已影响到科学家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公众对科学研究的认可度。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被退回事件也时有发生，其中由于实验动物福利伦理问题遭到的质疑，严重影响了中国 科技 大国形象和 科技 创新能力提升。因此，重视动物福利伦理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参考资料：
1.https://mp.weixin.qq.com/s/G4rMNBA1srkUxsAGjZOGMQ
2.李丹，郭玉莹，邓昊，高珊，徐士欣. 实验动物麻醉剂使用的福利伦理问题研究进展[J]. 中国比较医学杂志, 2017, 27(9):87-91.
3.《学术不规范案例：引起动物福利伦理争议的动物实验》2019-06-13
4.https://mp.weixin.qq.com/s/WFjUA6d8-IxDRF2kPUlq0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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