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教授发表5g数学论文

有这样一个故事。中国天才少年柳智宇在2005年与2006年连续两届在数学奥林匹克中夺得金牌。2006年，银牌得主是一名德国数学天才，叫舒尔茨。十年之后，舒尔茨获得菲尔茨奖，成为年轻的数学大师。柳智宇却不知为什么选择出家，一代数学天才就此中断攀登之路。中国的缺陷也很明显，产业结构急需升级，创新不足，基础科学薄弱。这几项弱点有一个共性——数学薄弱。数学有多重要？无论说多重要都不为过！华为在5G的突破，理论基础源自于土耳其数学家阿勒坎教授的一篇数学论文。华为满世界网罗数学家，其中俄罗斯数学家，又是华为的重点寻找对象。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全方位没落，唯有数学没有没落。俄罗斯人缺点很多，但有两个非常明显的优点：在尖端武器与航空航天方面从不落后。原因在于，斯拉夫人在数学领域一直处于超一流状态。

“有质量地活下去”

“组建军团”

“多打粮食”

……

在4月26日第19届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几个高频词无不透露着当下华为面临的形势严峻性。

“华为还是新手，可能会犯不少错误。”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昆回应媒体的一句话，将华为新业务之一——智能 汽车 的“小目标”，从高空打落到地下。

去年，华为智能 汽车 解决方案BU CEO余承东夸下海口，华为2022年智能 汽车 销量要达到30万。这个小目标，超过了新势力三杰“蔚小理”2021年的交付量总和等。

不过，早在4月18日余承东接受媒体采访时已经改口，“今年难以完成30万辆的销量目标。在全球 汽车 缺芯的情况下，根本做不到三十万辆。因为供应不出来。我们是第一年，如果能搞一二十万台，已经是奇迹了。”

新业务拓展受阻，最新披露的数据更是让人感受到，华为被逼到了悬崖时刻。

2021年，华为营收降至6368亿，同比下滑28.6%后，华为连续把持了六年的“中国第一大民企”宝座，易主了。

最新公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华为营收仍然未止住下滑趋势，第一季度营收1310亿元，同比下降13.9%；净利润率4.3%，同比下降6.8个百分点。

但哪怕在断粮危机面前，华为仍然允许内部养“梵高”。甚至任正非在对话华为科研人员时说：

我们允许海思继续去爬喜马拉雅山，我们大部分在山下种土豆、放牧，把干粮源源不断送给爬山的人，因为珠穆朗玛峰上种不了水稻，这就是公司的机制。

什么是珠穆朗玛峰？爬山的人又是谁？为什么他们可以不打粮食？这些人能带华为走出生存困境吗？

前两天，我去华为参加了第19届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终于找到了答案。

华为已经进入自救求生的关键一年，它鼓励员工拿着“手术刀”加入“杀猪”战斗。

怎么“杀猪”？从去年到现在，华为最大的动作就是 成立军团 。

目前已成立了煤矿、智慧公路、海关和港口、智能光伏和数据中心能源等15个正式“军团”，而且今年5月份还将成立新的军团。

它们承载着华为加速技术商业化、寻找新的收入空间的目标。

任正非对军团的定义是—— 通过军团作战，打破现有组织边界，快速集结资源，穿插作战，提升效率，做深做透一个领域，对商业成功负责，为公司多产粮食。

这招是从谷歌学的。谷歌的军团是由博士、科学家、工程师、营销专家组成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大概五六十个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做到世界第一。

有人以为，华为“不务正业”，要去挖煤，要去发电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甚至煤炭行业和电力行业里面的专业设备华为都不会去做。

以煤炭军团为例。煤炭行业是一个“暴利”产业，在“双碳”背景下，国内大大小小的煤矿正在或主动或被迫进入“自动化改造”或“数字化转型”阶段。

使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正是华为的拿手菜。任正非曾表示， “中国有5300多个煤矿、2700多个金属矿，如果能把这8000多个矿山做好，对华为空间很大。”

煤矿行业最大的挑战是安全问题，为此华为定下一个目标，要通过5G+人工智能帮助煤矿行业实现“安全、少人无人”。

从需求调研到商用发布，华为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在过去是无法想像的。去年9月华为联手国家能源集团正式发布了命名为“矿鸿”的智能矿山操作系统。

矿鸿操作系统解决了在煤矿作业环境下，各种各样设备联通的问题，用其客户的话来说“设备之前互相认识了，机器人跑一趟就把数据采集了， 距离矿工穿西装打领带采煤的梦想就更近一步了”。

这也是鸿蒙操作系统首次从To C领域扩展到了To B领域，在工业领域进行B端商业化试水。

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在消费者业务板块折戟后，华为重新审视、调整自己的业务板块和组织架构，华为的云业务、数字能源、煤矿港口公路军团等新的业务快速成长。

4月28日，华为公布第一季度营收数据后，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昆表示：“整体经营结果符合预期，消费者业务受到较大影响，ICT基础设施业务实现稳定增长。”

除了眼前的硬仗，华为要打的还有未来的“持久战”。

在大会上，华为战略研究院院长周红做了一个主题演讲——《面向未来的科学假设与商业愿景》，并描述了一些激动人心的场景：

比如在视觉上，有些蜘蛛眼睛在物体轮廓和运动计算上远远超越了人眼，有利于快速精准捕获猎物，自动驾驶 汽车 是不是正好需要这种眼睛？

例如蚂蚁，小小的蚂蚁大脑一般只有0.2毫瓦的能耗，它既不用深度学习，也不需要遵循可计算性理论和冯·诺依曼架构，但是却能够跑来跑去做很多复杂的事情，例如筑巢、寻找食物、养蚜虫等等。AI领域目前遇到的计算模式瓶颈和能耗问题，不正是需要蚂蚁的大脑？

这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或许就像十九世纪梵高的画，要在几十年、几百年以后，才会被看到价值。

但在华为，任正非曾明确表示：“我们这么大的经济总量，允许一部分人‘梵高’应该是可以的。”

就在几天前，华为再次面向全球招募“天才少年”。

胡厚昆说，“我们希望用世界级的难题，吸引世界级的人才，来共同迎接挑战，推动科学和技术上的进步。”召集令最后还有一行字提到了“5倍薪酬”。

科普一下， 天才少年的薪酬分为三档，最高档为182万-201万元；第二档为140.5万-156.5万元；第三档为89.6万-100.8万元。

心动吗？过去2年华为已经招募了300多位天才少年。

走入华为公司，随便抓2个人，就有一个是研发人员，研发人员比例约占公司总人数54.8%。华为目前至少拥有包括700多位数学家、800多位物理学家、120多位化学家，还有15000人在从事基础研究。

这些研发人员分为两条路线，一条是科学家，一条是工程师，前者可以专心做“梵高”，做一些先知先觉的科学研究。

后者需要加入“杀猪”战斗，根据“猪”的肥大、关键节点突破的价值、“战役”的大小来量化评价，“猪”杀得多、杀得肥，根据战功有机会升为“中将”。

2021 年，华为研发投入高达 1427 亿元，同比增长了 22.4%，创下了十年来的最高。

一家还在为“活下去”努力的公司，又不是科研院所，为何要养“梵高”？为什么要吸纳全球顶尖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研究高度抽象的数学命题、物理命题、化学命题？

很大程度上，中国与对手最大的差距不在应用、制造领域，而是在基础研究领域。

近两百年，科学引领技术的案例比比皆是。牛顿运动定律和爱因斯坦相对论支撑着人类航天梦想，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奠基了电力和电子工业，图灵原理和模型孕育了冯·诺依曼现代计算机构架。

华为的5G也是类似的故事。

在2008年土耳其数学家发表了一篇数学论文，华为很快就注意到其中技术可用于5G编码，于是迅速组织几千人和这位数学家合作，把一篇论文变成几千个专利，一举奠定在5G方面的优势。目前华为的5G基本专利数量占世界27%左右，高居全球第一。

在此次大会上，华为还提出了5.5G，5.5G将提供泛在万兆体验和千亿联接能力。从5.5G新增场景来看，上行超宽带应用于机器视觉等产业；宽带实时交互，应用于VR等领域；融合感知通信，则主要应用于车联网和无人机两大场景，支撑自动驾驶需求。

但周红在演讲结束时说， “今天，我们对数字技术的所有想象都是保守的。”

“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外部困难，地缘冲突、汇率波动、全球疫情、大宗商品涨价、全球性通货膨胀，这些都是我们在商业活动中可能遇到的看得见、看不到的陷阱。”胡厚昆对华为面临的外部环境表达得很透彻。

陷阱无处不在，英雄折戟也是常有的事，比如华为的智能 汽车 “小目标”。

但外部环境的变化没有改变华为的基本逻辑——创新，在创新方向上，华为从单点创新转向系统创新。

华为把创新分成5个环节：从假设到愿景，到理论、技术和商业创新。

越靠近后端商业、客户和用户的创新，效果就越明显，比如华为的组织创新——成立军团；而越靠近前端假设、愿景和基础科学，就越需要耐心，华为的“梵高们”不是摘“低垂的果实”的。

这不禁让我想起任正非在华为内部，多次给员工讲蛭形轮虫的故事。

在科学史上，有一种生存了8000万年的蛭虫，多少科学家研究了数十年，有些科学家因找不到雄性蛭虫而大光其火，实际上他们已经走到诺贝尔奖的边上了，最后由比利时科学家发现它是单性繁殖。

她发现蛭虫的基因链会断裂，又会重新整合，也会发生突变，这不就是优选吗？所以它们经历8000万年，经历多少灾难，还存活下来了。

科学家们表示，蛭形轮虫已接近“能够无限存活”的状态。其在无水环境下能够存活数年而不完全脱水，在重回水中之后又会复苏。在冻土中被“冷冻”24000年后，仍然能够复活。

任正非认为华为的文化如同蛭形轮虫，是一条单基因链，必须通过各种内部变革和“基因融合”，来防止熵增、沉淀和内卷化，甚至希望象蛭形轮虫一样，逐步建立起极限的生存能力，和自我进化能力。

越是极端的外部条件，越能锻炼极限生存能力 ，我们在华为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

4月25日，“华为消费者BG”正式更名为“华为终端BG”，全面进军商用领域。

4月28日，华为发布折叠旗舰手机华为Mate Xs 2，并且余承东表示：

“去年我们手机供应很困难，（今年）我们有个好消息，华为手机的供应得到了极大改善，所以大家想买华为产品、手机能买到了。”

在手机业务一定程度受阻后，华为的智能穿戴设备起来了。截止2021年底，华为智能穿戴设备全球累计发货量已超过1亿，2021年三季度华为手表和手环出货量全球第一。

云业务，也成为华为增长最快的业务，2021年增幅约37%。目前华为已经成为全国第二、世界第五的云服务商，在国内仅此于阿里。

华为的生态发展进入快车道，搭载HarmonyOS操作系统的华为设备数超过2.2亿台，生态设备发货量1.5亿台

……

华为何时能突破“重围”？

尽管不情愿，但是，我们必须艰难地承认，我们的数学能力距离世界顶尖水平还有非常巨大的鸿沟。我们可以来一起简单审视一下：

第一，中国的数学解题能力很强，但解决问题能力不强。

诚然，我们有全世界最厉害的计算能力，但是，在人工智能时代，能够通过记忆和反复训练习得的能力已经不那么重要。

解题能力VS解决问题能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解决问题重在发现未知问题，提出模型，解决随机不确定的任务；而解题只是学会已知基础数学知识点，所以解题是个没有创造性的工作，那些题解与不解、解得快与慢，已知答案千百年来早已经等在那里。

竞赛的风向标也越来越趋向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因此中国今年罗马尼亚大师赛全军覆没也就不显意外了。近几年奥林匹克国际竞赛的第一也都是美国队。

第二，中国的数学教育体系过于僵化，不注重创造性数学思维的培养。

数学能力重要的是思维能力、决策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当前的填鸭式教育正好背道而驰。有人说中国只重视基础教育，不重视高等教育，但其实，从基础教育开始，我们的方向就是错的。我们从小到大的训练都是如何把题做准确、做快，缺少启发性、创造性教学。

这种体制下培养出的学生缺少独立思考的训练，只会按照老师的指定路线向前。因此，中国想要在数学领域领先、处于领导地位，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

曾有一个留学剑桥的学生，悔恨地和妈妈提起：妈妈，我现在才知道我最热爱的是数学啊！我和学习数学的同学聊天，才发现数学真的很美！但我过去所受到的枯燥训练扼杀了我对数学的兴趣，让我讨厌数学，现在我才发现这是多么错误的！

也许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很伟大的数学家，但都被这样的原因耽误了。

第三，只听说中国的数学家到美国等国家留学，但鲜有听说国外数学家到中国留学。

中国有很多著名的华人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苏步青、陈省身、丘成桐、张益唐等，但只有陈景润没有留过学。国外数学家来中国学习却无异于天方夜谭。

中国两千年来都没有出现过类似高斯、黎曼等这样千年一遇的数学家。中国教授和科研工作者的终极目标是成为“院士”，获得学术和行政权益。真正醉心纯粹学术研究的老师少之又少，普遍以应用为主，基础为辅。但中国的应用数学还未达到世界水平，基础数学就更不用说了。

第四，中国缺少对数学真心热爱的学生，往往抱着功利的态度。

中国学生对数学往往缺少真心热爱，缺乏激情，缺少好奇心，以及揭秘数学奥秘的行动力，更多是将数学视为获取体面工作、舒适生活的手段，曾有国外教授，她最得意、最有天赋的学生毕业后告诉她要放弃学术，投身投行，因为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她气愤表示从此再不收中国学生。

第五，即便华为引领了5G标准，但发挥核心作用的也是以国外科学家为主。

5G的缘起是因为一位土耳其毕尔肯大学（bilkent）教授Erdal Arikan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关于极化码（polar code）的论文。华为的主要科学家也主要来自俄罗斯、以色列等西方国家，我们不能被眼前的成果掩盖自身的问题。我们的数学发展一直踩着国外的脚印，缺少自主发明，更不用谈引领数学科学走向。

数学是科学的起点和终点，其方法贯穿科学研究的始终，并起着关键作用。不管人工智能、大数据、软件无线电……几乎所有的技术底层都会指向数学，相关博士研究也都会回归数学。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说，中国数学经过八十年的努力，也还没有达到日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的盛况。更遑论美国。

但我们也不是全然没有机会：中美贸易战是一个让中国重视数学教育的契机，每年有越来越多的留学学者归国，而美国方面也正在面临行政干预科研、科学家倚老卖老等问题，中国数学把握机遇，还是很有希望缩短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