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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江与贡江在八境台下汇合成赣江，登上此台，赣州八景一览无余，故取名八境台。此台建成时，主持建造此台的地方官孔宗瀚曾将登台所见绘成《虔州八境图》，请苏东坡按图题诗8首。绍圣元年(1094)，苏东坡贬官岭南路经赣州时，曾亲临八境台，在遍览赣州的旖旎风光之后，深感原诗未能道其万一，遂补作后续一篇。宋代的赣州八景是：石楼、章贡台、白鹊楼、皂盖楼、郁孤台、马祖岩、尘外亭和峰山。到了清代，由于景观发生变化，在八境台上所见的八景是：三台鼎峙、二水环流、玉岩夜月、宝盖朝云、储潭晓镜、天竺晴岚、马崖禅影、雁塔文峰。先是北宋嘉祐间，虔州太守孔宗瀚因“州城岁为水啮，东北尤易垫圮”，于是“伐石为址，冶铁锢之”，建城楼于其上，并绘图请苏东坡题诗，苏东坡在《虔州八境图》八首的引言（3）中记述说： “《南康八境图》者，太守孔君之所作也，君既作石城，即其城上楼观台榭之所见而作是图也。” 苏东坡根据八境图所描绘的楼观台榭题诗八首，从此这座城楼也被称为八境台。苏东坡当时所题的“八境”是石楼、章贡台、白鹊楼、皂盖楼、郁孤台、马祖岩、尘外亭、崆峒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八景”。 其一 坐看奔湍绕石楼，使君高会百无忧。 三犀窃鄙秦太守，八咏聊同沈隐侯。 《同治赣州府志》记载：“石楼去府治一里，苏轼诗‘坐看奔湍绕石楼’即此。”这个石楼在那里？一说即八境台本身。同治府志按语中说“……奔湍绕三字亦惟兹台足以当之，否则必龟角尾另有石楼也”（4）。《赣县新志稿》也记载石楼去府治一里，另一说见万陆同志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日《赣南报》文章：“据史书记载，石楼当在城北六里处，该石高峻，如楼房独立，傍有七室相通，因而得名，可惜后被毁坏”云云。 我赞同第一说。孔使君可以在石楼盛宴宾客，望着湍急的江水绕楼而去，非八境台莫属。“龟角尾另有石楼”是假设不能成立，在龟角尾附近，有章贡台、白鹊楼，都在八咏之中。八境台北另有合江楼，文天祥有合江楼诗：“天上名鹑尾，人间说虎头。春风千万岫，秋雨两三洲……（5）”但文天祥却另有石楼诗，诗中有句“长垣连草树，远水照楼台，八境烟浓淡，六街人往来”（6）可见合江楼不是石楼，从文天祥石楼诗意看，石楼也应是八境台。 八境台屡经动乱和兴废，明末清初，杨廷麟在赣州抗清，八境台毁于战火。康熙二年、民国十八年又毁于火，均加以修复。它在一定意义上是赣州的象征。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三日烧毁后，一九八O年十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指示重建。 其二 涛头寂寞打城还，章贡台前暮霭寒。 倦客登临无限思，孤云落日是长安。 此景为章贡台，今不存。嘉祐间赵抃为州守，在治西北野月、野景二亭旧址上新建，并为之记。据《同治赣州府志》府城全图，遗址在今赣州五中东北，供电所靠城墙高阜地。赵抃（宋）、杨廷麟（明）、王厚（清）等有诗。 其三 白鹊楼前翠作堆，萦云岭路若为开。 故人应在千山外，不寄梅花远信来。 白鹊楼一景，在八境台北，今不存。 其四 朱楼深处日微明，皂盖归时酒半醒。 薄暮渔樵人去尽，碧溪青嶂绕螺亭。 这一景有两个说法，一说为螺亭，在赣县东南七十里，《同治赣县县志》持此一说。《述异记》载：“螺亭在南康郡，昔有贞女，采螺为业，曾宿此亭，螺啖其肉，故号螺亭。”据《同治赣州府志》（卷四·山）记载，距城东六十里为鸡心石，又东十里为螺亭石。有拾螺女为螺嘬死葬亭傍，冢化为石螺，壳无数，东坡诗“碧溪青嶂绕螺亭”指此也。一说为皂盖楼，笔者以此说为是。因为此景是写诗人在皂盖楼饮酒所见，主体朱楼即皂盖楼，以螺亭远景为陪衬。如以螺女亭为“八景”之一，我觉得螺女死于螺，螺女何辜！绝不是什么动人传说，而冢化石螺，螺壳无数，令人怵目身麻，也非美景。而文天祥皂盖楼诗则甚美： 一水楼台绕，半空图画开。 蛐蜒行薜荔，雀影上莓苔。 碧落人千载，青山酒一杯。 晚烟看不尽，明月却归来（7）。 在宋以后的八境台和诗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螺亭说，皂盖说都有（8），但写螺亭的诗并不十分明了，写皂盖楼则较多。 可惜的是，皂盖楼、螺亭都荡然无存。 其五 使君那暇日参禅，一望丛林一怅然。 成佛莫教灵运后，著鞭从使祖生先。 末句一作“著鞭常恐祖生先”，此景写马祖岩，马祖岩寺已不存。 其六 却从尘外望尘中，无限楼台烟雨濛。 山水照人迷向背，只寻孤塔认西东。 此景写马祖岩的尘外亭，今不存。第四句虽然提到城内慈云寺舍利塔，但并没有人说是苏东坡所写的“八景”之一，到后来，许多旧景如烟云散，没有了，新“八景”中就有了这个塔，谓之“雁塔文峰”，这是后话（注）。 其七 云烟缥缈郁孤台，积翠浮空雨半开。 想见之罘观海市，绛宫明灭是蓬莱。 这一景写郁孤台，一九八四年郁孤台已全面修葺。 其八 回峰乱嶂郁参差，云外高人世得知。 谁向空山弄明月，山中木客解吟诗。 苏诗的第八景，一说是上洛山，依据是《太平寰宇记》（9）。一说是崆峒山，依据是《南康记》。我主张后一说。万陆在《赣南诗话》发表的文章中认定，苏东坡最后一首写山景，以上洛山总概。如果有这一层意思，那还是以崆峒山为宜，因崆峒山是虔州的望山，苏东坡在诗中极为称赞“岂非崆峒秀，为国产俊民”，“山中木客解吟诗”句，《南康记》的注是富于诗意的，它说“赣县东南山上有台，风雨之后，景气明净，颇闻山上鼓吹声，即山都木客吟唱也。”这和《同治赣州府志》关于崆峒山的另一记载联系起来看，都很有意思的。“县南六十里山麓周百余，巅有湖，湖有艑艚底或动之，风雨立作。”而崆峒山又名空山（10），赣县旧志记载，第八景“若非崆山，则末二语空山山中字叠出”（11）苏东坡当不会这样写的。至于《南康记》中说山上有台，可惜连台的名字都没有留传下来，当年陈晦之老先生讲学，包拯问道于空山，恐怕都登临过这个台吧！ 苏东坡在《虔州八境图》八首前面，写了一段富有哲理和文采的引言： “……苏子曰：此南康之一境也，何从而八乎？所自观之者异也。且子不见夫日乎，其旦如盘，其中如珠，其夕如破壁，此岂三日也哉！苟知夫境之为八也，则凡寒暑、朝夕、雨旸、晦明之异，坐作、行立、哀乐、喜怒之变，将接于吾目而感于吾心者，有不可胜数者矣，岂特八乎！如知夫八之出于一也，则夫四海之外，诙诡谲怪，《禹贡》之所书，邹衍之所谈，相如之所赋，虽至千万未有不一者也。后之君子必将有感于斯焉，乃作诗八章，题之图上。” 苏东坡之所以对“八”发了一通议论，并在第一首诗中题到“八咏聊同沈隐侯”，可见当时社会上并无“八景”之说，苏东坡所以写八首而不是七首或九首，使它联想到沈约有“八咏诗”而已，说明他实在没有要创造第一个“八景”的念头。至于沈约的“八咏诗”，有登台望秋月、会圃临春风、岁暮愍哀草、霜来悲落桐、夕行闻夜鹤、晨征听晓鸿、解佩去朝市、被褐守山东等八首（12），则为抒情诗，没有描绘具体的景物和处所，虽然诗意浓郁，音节铿锵，韵律柔美，但意境颓伤、灰暗，充满“落花”、“衰草”、“早霜”、“深暮”、“孤月”、“微澜”的寂寞、凄苦、空幻的心情，在思想上不可取，沈约虽博通群籍，有很多著述，但史家评论他“昧于荣利，颇累清谈”（13），政治上热衷阴谋诡计，死前据说梦见鬼割了舌头，其思想在“八咏诗”宁可见一斑。 中国的第一个“八景”，在苏东坡的大手笔下产生出来，文以名传，使虔州“八境”身价百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件事的后果，苏东坡和“八景”的设计师孔宗瀚都料想不到的。张照承父子与清代八景（文瑞）赣州八景中，清八景（三台鼎峙、二水环流、玉岩夜月、宝盖朝云、储潭晓镜、天竺晴岚、马崖禅影、雁塔文峰）的意义是承前启后的。从1067年苏东坡在山东郊州为孔宗翰题虔州宋八景至清张照乘父子题赣州八景，时间跨度近600年；再从张照乘父子题八景至赣州现代八景的问世，时间跨度300年。前后两个时间跨度中，历史空间巨大，社会与自然乃至山川地理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探究清八景，对我们今天研究赣州八景文化是有着深远历史意义的。雍正十三年，张照乘调任赣县知县，其父张栋书、弟张照黎也随后来到赣州。赣州城因为这父子三人的到来，进入了一个文化盛期，关于赣州八景的一段文化佳话也就此形成。张氏三人，乃河北省磁州（今磁县）人，均为饱学之士。其中“张照乘以拔贡为官学教习，雍正十三年调知赣县。”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颇有褒奖，说他“才能任巨”，有才能，能担当重任。他入城不久，“请迁复学宫（即文庙）于城东故址”，即将县学在现慈云塔下重新恢复，并在公务之余，亲自参与县学的管理与教学活动，并从中选拔了一批有志且有抱负的年轻学子在他的县署中任职。如此苦心经营六年，赣县的人才才逐渐成长起来。当时，赣县尚无社仓，张照乘便竭力劝说有钱人捐谷，设立义仓，分贮于城乡各处，以防患灾年歉收之急。赣州城水东一带自古叫火焰山，山岭赤色，张照乘担忧百姓遭受火灾血疾，便带头栽植松树，并鼓动城乡百姓一起参与，终于成就了今天郁郁葱葱的一片万松山。为防止水患，他还要求章、贡、赣三江沿岸百姓大力种榕护堤，以至赣州城内外，尤其是三江六岸榕风浩荡、逶迤成景，赣州的水患也因此得到了明显的控制。任职期间，他还开展了“修八境台城垣，清理官衙，收养婴儿”等深得民心之活动。他的一系列作为，让赣州城百姓大为感动，他的高尚德行，使得还在任的他更赢得了百姓厚爱，士民们自发地捐钱为他修建祠堂以彰其德。因为政绩卓著，张照乘随后被提拔为饶州府同知，后来历任吉安、南昌、嘉兴知府等职。今天，我们后人看张照乘，会觉得他所有功德中最大的一件，不是他的政绩如何，而是他与父亲张栋书（字子车，著有《晤言集》、《百善录》）、弟弟张照黎为赣州城拟定“清八景”。这是件文化事项，或许还只是他们父子三人闲情逸致的产物。然而，政治内容是每个为政者都必须所为的，文化内容却未必是每个为政者所能为的。这项文化内容一旦确立，竟然承前启后了近千年！不能确切是张照乘任上的哪一年，他们父子三人谁也不记得是第几回上八境台了。这回，老夫子张栋书依然是“携长儿照乘，次儿照黎”，兴致勃勃走在前面。他们行走于“台前后左右，周览山川，仰溯前人”，议论起了苏东坡及其八景诗。张栋书认为苏东坡的咏八景诗是遥想寄兴之作，苏公却能于“风来雨过涛声山色间，别开灵境”，咏唱出旷世之作，甚至连他的数十年前也来过赣州的老父亲苏洵也因此“足与江山并传”。张栋书自言“非敢希踪苏氏”，其实恰恰相反，他就是有心比拟苏氏父子。他认为苏东坡及其八景诗，令其父亲苏洵在赣州的经历（苏洵到过赣州天竺寺）也成了经典，如今我儿在赣州作知县，我们也可在赣州八景上作些文章，既可“聊以志游”，也或可作一回比拟苏氏父子之风雅事。于是，他们父子三人，以八境台上所见景致，分题八景（见《赣州市地名志》）。在八境台上，最遥远的景当数峰山、储潭。清人眼中，峰山是赣州城的风水山，扼守三江，聚集风水；储潭则是赣州城的风水潭，聚赣江风流，聚赣州风水。张氏父子则认为，储潭“乃台之遥照”——储潭如一面巨镜，江水清澈，江面宽阔，可以映照八境台，是台之外延台之魂灵。有了对储潭如此诗意的理解，储潭便超越了其本身——不仅仅为祭祀祈祷平安过滩庙地，不仅仅为潭深回旋聚物捞尸场所。随后，一个初春的日子，张照乘父子三个相约来到了储潭，并分别写下了优美的《储潭晓镜》，把储潭美妙的意境表现得淋漓尽致。数十年来，由于水资源开始贫竭，赣江河床上升，水面变窄，水流量变小，导致著名的“储潭晓镜”之景受了影响。再加之工业革命昌盛，大气污染，能见度变小，从八境台已不能十分清楚地了望到“储潭晓镜”之美景了。“储潭晓镜”渐渐退出了“八景”文化舞台。至于最先的“潇湘八景”所指何地，具体方位在哪里?可谓诸说不一。有人认为，可以乏指洞庭湖风光。也有人说，乃是湘江的别称。更有人断言，湘水合潇水之称，今潇湘合流处，有湖南零陵县北，其地有潇湘镇云云。（以上分别见新版《辞海》、《辞源》）看来十分抽象。笔者近年参与地方史志的探讨，却发现了与上述结论不尽一致或有待充实的史述。据《长沙史志通讯》援引北宋大书画家米芾的《潇湘八景图诗跋尾》，有如下两段值得注意的文字：“余购得李营丘画八景图，拜石余闲，逐景撰述。”“（洞庭）湖之南皆可以名潇湘。若湖之北，则汉、沔汤汤，不得谓之潇湘。”这可为我们提供了与前人结论不同的新证。所指“李营丘”其人，乃是五代末年以至宋初的李成，其生卒年代为后梁贞明五年--北宋乾德五年（即公元919年 --967年）。李成字咸熙，本是唐代宗室。先世居于长安，后迁青州益都的营丘地方（今山东昌乐县东南），是以人称“李营丘”。他的祖、父，都是文化名人。李成自幼多读经史，能诗，善琴，工奕，擅画山水，尤以绘“平远寒林”山水见长。他和关仝、范宽形成五代北宋山水画的三个主要流派。由此可见，发明“八景”的专利权，不宜让宋迪专美，起码还有一个出生早于宋迪一百多年的李成。于此也可推断，“八景”的上限，起码还可以追溯至五代或北宋初年，较之“源于北宋”的宋迪，大可以“修正”再添100多年，即历时千年了。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李成的真迹，在北宋时已经存世无多，这个“李营丘画八景图”比之宋迪的“潇湘八景图”有何异同，可惜今天无从获得物证比较。据考，今辽宁文博部门藏有《小寒林图》、台湾藏有《群峰霁雪图》，但专业研究者都认为这乃是“仿作”而非真迹，但愿今后有人为此作出新的求证，以解“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