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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纲要》是我国高等院校中必开课程,它对当代大学生整个思想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它能够引导当代的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精选，希望大家喜欢!

《浅析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

【摘 要】20世纪不仅是五千年古代文明历史的中国迈向近代文明的转折点，也同样拉开了近代妇女解放的幕帘。随着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启蒙，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中国妇女逐渐找到了自身发展解放的道路。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使得妇女从传统的束缚里解放出来。所以说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关键词】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傅立叶“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在近代妇女运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时期，有必要对于其原因背景、表现特点及其影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一、原因背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妇女这样一个群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这样一套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长期压迫和束缚着她们。在没有被教育的情况下，政治方面失去自由，经济方面不能独立，妇女仅仅成为了男人的附属品，生活苦不堪言。

近代以来，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上进行了不屑的努力。辛亥革命时期，我国妇女就已经参加一些解放运动，但是这个阶段的运动总体来说比较零星分散，没有找到真正解放的道路，只是有了朦胧的初步认识，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革命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基础。虽然辛亥革命失败了，却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接着新文化运动伴着“民主”与“科学”的浪潮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战士们开始对旧的伦理道德做出猛烈的抨击，这中间就有对于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关于旧有观念的批判，陈独秀发表于《新青年》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中指出：“妻子不是丈夫的附庸品，号召女青年通过奋斗来脱离附庸品的位置，恢复独立自主的人格。”?战士们同样不惜笔墨，将西方关于女权运动的迅猛发展详细地介绍给中国的妇女，希望她们能够更好地树立人格，打开自己的眼界学习西方，摒弃自卑的心理，投入运动，更好地肩负起自己的责任。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热情地呼唤着广大妇女们思想觉醒，“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到―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

二、表现特点

经过一系列的发展，妇女的思想和行为从传统束缚中得到解放在五四时期尤为明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

包括在校的女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妇女，之前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等旧有的思想观念，束缚着妇女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使得她们的身心无法得到更好的发展。五四运动的爆发，上海女学生在听到北京学生上街游行却有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务本女子中学、勤业女校等在内的6个女校的女生积极参与起草了上海学生致北京政府的电文，表示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并呼吁北京政府“本公理人道，将被捕学生释放，以安人心，以弥祸变，毋任感祷。”部分女大学生忍耐不住心中的烈火，在当天晚上不顾学校的规章制度一齐冲出学校，在监狱外面示威甚至表示出了可以与男学生一起坐牢的态度，以此向当地政府做出反抗。这便为打破“男女授受不亲”观念迈出了第一步，激起了妇女的爱国情操。在此同时，新民学会和觉悟社勇敢地破除封建陈规，在男女之间建立了一种平等互助互敬的关系，这种创举也有力地冲击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陈腐观念，鼓励了青年的男女走出家门到社会上进行锻炼，进一步恢复了妇女正当的交际权利。不可否认的是，五四时期的打破传统男女观念，男女社交公开是极其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还是在人的阶层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的藩篱一经冲破，封建礼教再也不可能恢复它无所不至的权威地位了。

(二)反对妇女传统的贞洁观念

1918年5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4卷5号刊登了周作人翻译日本谢野晶子的文章《贞操论》。《贞操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激起千层浪，在封建社会规范的严密控制下，为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争取应有的权利。女人是半边天，如果妇女没有解放，用李大钊的话来说时“半身不遂”。李大钊同样号召妇女解放，尤其是在鲁迅1918年7月所写的《我之节烈观》中通过提问的方式表达了“表彰节烈”是在“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里”形成的。胡适也认为中国法律关于贞操问题的规定都没有成立的理由，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⑧我国传统社会“三纲”中有“既嫁从夫”这样的一种观念，所说的“嫁”就是指女子与丈夫结婚以及女子与未婚夫去订婚，这样情况下，女子成为“人家之人”。据此，胡适提出了几条引申意见：“男子对于女子，丈夫对于妻子，也应有贞操的态度;男子做不贞操的行为，如嫖妓娶妾之类，社会上应该用对待不贞妇女的态度对待他;妇女对于无贞操的丈夫，没有守贞操的责任，社会法律既不认嫖妓纳妾为不道德，便不该褒扬女子的‘节烈贞操’”。

(三)争取男女教育平等权利

五四运动以前，中国传统社会一直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所以很少有女子去读书识字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这样的一种状况，1919年邓春兰、谢楚祯作为进步女青年先后用书信告知北大校长蔡元培，代表妇女要求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表达自己的愿望。胡适也为此专门写下《大学开女禁的问题》，文中具体阐述了男女同校的种种好处，这样一种男女教育平等的思想，实际上是要提高妇女的自身素养，使男女平等受到现代化的教育和充足的知识滋养，从而完善半边天，在社会上谋取自己的职业。在这样强大的舆论攻势下，女子争取教育平等权利初见成效。1920年春，北大招收了9名审查合格的女旁听生，开了男女同校的先例，课程内容同样实现了平等。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一些相对进步的社团也打破男女界限，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可能这一时期能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来说依旧微乎其微，但这一阶段性的成果为男女职业平等、女子经济独立开创了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妇女解放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抗中国传统，争取教育平等的行为是一种既对自己也对社会的挑战，再现了五四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五四时期妇女运动影响

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解放了中国传统思想，充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关于妇女运动的方向，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妇女解放的理解。不仅仅是在少数的上层知识妇女中产生了一定影响，也是帮助一批知识女性自觉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作为理论武器，从而武装了我国早期出具共产主义思想的领袖，更为广大下层妇女所接受，为妇女解放运动朝着更为正确的轨道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当今社会下，也为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良性运行，实现女性与男性、社会、家庭的协调一致的共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18.

[2]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7.

[3]《新青年》六卷二号

[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1470.

[5]沈传亮. 五四时期女性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研究[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3)：23.

[6]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376.

[7]郭秀文.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潮[J].学术研究(历史学版)，1999(6)：7.

[8]彭明.五四运动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629.

[9]陈文联.“五四”思想界对封建贞操观的批判[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7(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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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屈辱史一部抗争史一部探索史历史的沉沦与进步

联系到中国近代史，大陆学者一般认为，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是一个起点，此后，英、法、美、俄、德、日、意等世界强权先后参与或者发动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在列强的武力压迫之下“门户开放”，主权沦丧，外国人在中国自由出入，可以任便在中国经商、办厂、办学和传教，路矿利权严重外溢，中国的内河和领海失去屏障，从北京到秦皇岛的出海口等十二处地方由外国驻兵，大片土地被割让，十多个城市设有外国的租界，还有旅大、威海、胶州湾、香港新界、广州湾以及澳门等外国的租借地，全国几乎都被外国划分为势力范围。如此主权国家，其何以堪？有识之士，能无抚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忧国忧民者常常为此发出呼吁。三元里抗英、广州反入城斗争、太平天国的反对外国侵略、各地绵延不断的反洋教以至北方爆发著名的义和团爱国运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由抗议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不公引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上海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以及大革命时期响彻全国的“打倒列强”的呼声，在在说明反帝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以后，国民政府主持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也赢得了全国各政党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群众的支持。谴责帝国主义侵华，正面评价中国人民、政府的反帝斗争，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严肃课题。研究这个课题，很可能是两岸学者较少有原则分歧的地方。 帝国主义侵华引起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间中国学界曾爆发热烈的争鸣。经过思想理论界的反复讨论，学界相当多人士赞成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在自己的一份文件中采纳了这个概念。三十年代末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分析中国国情时，就是依据这个概念来立论。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体认，是确立中国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前途的基本出发点。对这一点，台湾的学者指斥其非，是不遗余力的。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展开讨论。仅指出，采纳这个概念，对认识近代中国历史是至为重要的。我们往往强调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是以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这个认识为依据的。 如果说对帝国主义侵华这一史实两岸学者尚无大的原则分歧，那么，对于近代中国的反帝，可能认识就不尽一致了。仅举一例。张玉法教授在一篇书评中说；“不可否认的，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非常严重。到八国联军之后始趋缓和，缓和的原因，一般的解释归于门户开放政策，该书则归于义和团的阻赫。义和团式的排外，实是无可鼓励的。”八国联军之役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是否缓和了，尚待讨论。此处仅就义和团立言。1900年弥漫于华北、京津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彼岸学人往往因袭旧时学人的看法，指义和团为“拳匪”，为笼统排外，轻易加以否定。义和团起自乡间，本是农民自发组织的一种比较散漫的组织形态，因外国势力深入穷乡僻壤，更因民教纠纷，衙府庇护教民，损及农民利益，于是揭竿而起，号称“扶清灭洋”，后得官府支持，进入京津。他们以血肉之躯，敢于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剿灭，虽然失败是难以避免的，但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反抗外敌侵略的民族精神是值得称颂的。他们的“排外”，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的初级形态，其缺点当然是明显的，但他们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挥了中国人民的民气，使得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也不能不慨叹欧洲人无此脑力和物力统治中国，“瓜分中国实为下策”。义和团失败以后，国内多有骂义和团为“团匪”、“拳匪”者，但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义和团的功绩。1901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中国留学生刊物《开智录》发表文章，称颂“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说“三民主义”，也称颂义和团：“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此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与此相反，此岸学者认为历届政府颟酣、腐败，对于造成中国的落后是有责任的，尤其对于统治者对外敌的侵略不能组织有力地抵抗，面对强敌，俯首乞和，造成近代中国屈辱悲惨的历史，是应该受到谴责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1856年的英法联军之役、1864年俄国出兵占领新疆伊犁地区、1884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及俄军占领东北地区、1904年的日俄战争和英国侵藏战争、1914年日本出兵山东、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等等，此荦荦大者，都是政府不能组织有力抵抗造成割地赔款、主权沦丧的著名例子。中法战争不败而败、胜而求和；甲午战争实行“避战保船”，等于解除北洋舰队的武装，不仅拱手出让制海权，而且拱手出卖了北洋舰队，这两次战争的失败，李鸿章都不能辞其咎。至于九一八事变，明示不抵抗，更遭到国人批评。有人以外敌强大、中国落后为词，提出抵抗不是上策，求和才是出路的主张，是站不住的。须知，近代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形势，就是资本主义列强先进，中国落候，列强与中国的关系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对列强侵略不抵抗，一味求和，出路只能是从半殖民地滑向殖民地，沦为附属国。中国恰恰是因为抵抗了，才免于成为殖民地国家的。正确的做法，是一面研究自己落后的原因及落后之所在，努力学习、借鉴西方的长处，以自强立国，同时发扬民气，对外敌侵略组织有力地抵抗。可惜，近代中国政府对此缺乏因应之道，使偌大中国总是落到一个落后挨打的地步，令后人读史至此，不胜扼腕。 为什么总是批评政府？不是说政府一点好事都没有做，而是说每当面临国家、民族巨大变局时，政府不是站在国家、民族以及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立场上作出因应，而是从政府或政府负责人的利益与好恶出发。这里或许要说到上面提到的反帝反封建中的反封建了。所谓封建，不是指我国古代周天子分封建国的“封建”，而是五种社会形态说中封建社会的“封建”。此一封建，不过是在翻译时借用了古时的现有词汇“封建”罢了。所谓封建社会，我理解指的是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小家庭式农耕文化基础上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外国侵入，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专制制度并无实质上的改变。这种制度处事每以皇帝一家一姓的利益为转移，而不顾及国家、民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例如，太平天国起义，适逢英法联军之役，清政府宁愿割地赔款，不愿对农民起义让步，结果，“借师助剿”，湘淮军和常胜军合作，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甲午之役，适逢慈禧太后花甲之寿，竟公然不顾外敌侵入这等大事，不集中国力对付战争，反而把建设北洋舰队的经费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以供花甲庆典之欢。这样的政府，不改革怎么能受人民欢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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