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大学生论文发表在哪里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都曾经留下过他们或深或浅的足迹，都曾回响着他们或铿锵或低沉的声音，是他们让厚重的历史精彩，让后世景仰。毛泽东同志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我们民族长河中的珍贵品。读屈原的作品，理解屈原作品的精神内核，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时代，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得更加光芒四射。  一、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养育了屈原这样一位跨越时空、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世代典范。 屈原(约前340-前277)，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出身贵族，加上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才能超群，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和擢升，受命担任左徒要职，“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我也是大学生，我也发了不少文章。不过我主要是杂文。 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文体。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光认为屈原自沉汨罗江是奇节，因此《资治通鉴》里并没有记载屈原的事迹。

清道光年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汤鹏：“是故燕惠王有乐毅而不能用，楚怀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汉文有贾谊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陆贽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苏轼而不能用，此左右谮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

1906年廖平作《楚辞新解》认为“《渔父》《卜居》，乃为屈子自作”，其他则为“屈子所传”，而“《楚辞》为孔子天学，《诗》之传记，与道家别为一派”。1918年廖平又作《五变记》称《楚辞》“辞意重复，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仙真人诗，采风雅之微言，以应时君命”。

1922年胡适在《读楚辞》中宣称︰“《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过问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1923年4月8日陆侃如发表《屈原评传》，逐条驳斥了胡适《史记·屈原列传》是“伪作”说，又说：“屈原这人是有的。他是战国时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和平理事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高丽文人李奎报在《东国李相国集》中作“屈原不宜死论”以评价：“古有杀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杀身以成节者。若伯夷叔齐是已。比干当纣时。其恶不可不谏。谏而被其诛。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虎王伐纣。犹有惭德。凡在义士。不可忍视。故孤竹二子。扣马而谏。谏而不见听。耻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节也。若楚之屈原。举异于是。死不得其所。祇以显君之恶耳。夫谗说之蔽明。邪谄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国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为王宠遇。专任国政。宜乎见同列之妒嫉也。故为上官大夫所谮。见疏于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为恨者也。原于此时。宜度王之不寤。灭迹远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恶。渐久而稍灭也。原不然。复欲见容于襄王。反为令尹子兰所谗。放逐江潭。作湘之累囚。至是虽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泽畔。作为离骚。多有怨旷讥刺之辞。则是亦足以显君之恶。而乃复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为竞渡之曲。以慰其溺。贾谊作投水之文。以吊其冤。益使王之恶。大暴于万世矣。湘水有尽。此恶何灭。且纣之恶。久已浮于天下。虽比干不死。未免为独夫而取刺于万世矣。虎王举大义忘小嫌。卒王天下。功业施于万世矣。则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损也。况二子非虎王之臣也。乃纣之臣。谏伐其君而死。以成其节也。何与于虎王哉。若怀王则听谗疏贤而已。当时此事。无国无之。原若不死。则王之恶。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以显其君之恶耳。予之此论。乃所以雪原之冤。而益贬其君之恶。庶以讽后之信谗斥贤耳。非固讥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呜戏。”

大学生的话我建议首先在《萌芽》上发表较好，毕竟这里主要集中的都是高中、大学一些文学比较有前卫意识的作品。相对于其它的纯文学杂志门槛稍微低一点。如果写的好的话，他也会推介给其它文学杂志的。在这里磨练一年半载过后，再往其它门槛较高的杂志迈进嘛。搞文学的，要稳扎稳打才行，切忌写了一两篇东东就往那些什么人民文学上投，那不是给自己泼冷水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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