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地质论文发表

主要侧重于中国早期造山运动研究。

从大量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在一批区域地质矿产志撰成的基础上，对中国南方各省区区域构造、框架及其理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其中特别对中国造山运动有较系统的研究与论述。

1926年李四光发表《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地质会志》3卷3-4期）本书已有专题论述，这里就不赘述。

1927年翁文灏发表《中国东部中生代以来之地壳运动及火山活动》（《会志》4卷1期），文中论述了中国中生代以来地壳运动激烈，造山作用和造山活动强烈，并与欧洲同时代地壳运动相对比，发现中国中生代以来地壳运动的特点，故命名为燕山运动，文中试图以燕山为标准区，代表侏罗纪末期、白垩纪初期产生了不整合、火山岩活动和成矿作用。1929年在发表《中国东部中生代造山运动》（《会志》8卷1期）时，将燕山运动划分为A、B两幕，代表前髫髻山组、前王氏组的不整合。后为谢家荣所补充，并在1936年、1937年划为五期。

1929年丁文江在《地质会志》8卷2期上发表《中国造山运动》，他十分重视造山运动的研究，并倾向于施蒂勒造山运动同时性的观点，文中强调把燕山运动划分为三幕，其中把晚三叠世瑞替克期后的印支运动为燕山运动的第一幕，他在研究广西地质时，也曾提出过广西运动和越南运动的术语和概念。燕山运动虽为中国地质学家普遍应用，但各自都有不同划分原则。

1931年李四光发表《中国东南部古生代后期之造山运动》（《会志》11卷2期），文中对中国东南部造山运动做了精辟的论述，由于他多年从事造山运动的研究，系统的划分出若干运动系列，并对所划分的运动均给以科学概念和命名，诸如：怀远运动（O1-O2），柳江运动（D3-C1），淮南运动（C-C2），昆明运动（C2-C3），东吴运动（D1-D3），金子运动，淮阳运动（T2-T3），南象运动（T3-T1），宁镇运动（T3-K1）等。

1936年谢家荣在《地质会志》15卷1期发表《中国中生代末第三纪后期造山运动》及《北京西山地质构造概说》（《会志》16卷）把中国造山运动划为五幕，即：前门夹沟组，前九龙山组，前东岭台组，前仕它里组，前长辛店组的不整合或假整合为代表，张文佑1941年划分为三幕，三次地壳运动，1945年在黄汲清的《中国地质构造基本单位》中，划分为5期，等。

在笔者引述李四光教授所著《中国东南部古生代后期之造山运动》（《地质力学方法》第119页），文中列有中国东南部造山运动，与欧洲对比表，特抄录之以供参考。

中国北部中国西南部中国东南部欧洲中部（丁文江的云南运动）（H?史蒂勒）青龙灰岩三叠系苏皖运动法尔琴运动山西系龙潭系蔡希斯坦（Zechstein）上罗廷根（Oberotliegend）第三幕东昊运动萨尔运动栖霞灰岩中罗廷根（Mitelrotliegend）太原系臭灰岩下罗廷根（Unterotliegend）船山灰岩沃特维尔系（OtwelSeries）

中国造山运动与欧洲对比表

中国北部中国西南部中国东南部欧洲中部（间断）第二幕昆明运动阿斯突里运动本溪系黄龙灰岩萨尔布雷克系（SarbrückSeries）瓦尔敦堡系（WaldenburgSeries）（间断）淮南运动苏台德运动和州灰岩维宪第一幕高骊山系建康运动金陵灰岩七里台页岩㊣╭╰乌桐石英岩杜内艾特罗约江南运动布锐东运动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

燕山运动具有长期性，多幕性的地壳运动与构造变动，燕山期为我国重要的形变期与成岩、成矿期，是我国基本构造格架的形成期和改造期。

老一辈的地质学家十分关注燕山运动，还是因为燕山运动不仅是我国地质结构的极为重要的地壳运动，对整个环太平洋带，以致对整个东部特提斯带都具有重要影响，因此，除上述几位以外，我国许多地质学家一直对整个中国造山运动（包括黄山运动）都做过系统的观测与研究。

1927年程裕祺在《地质会志》上发表《中国造山运动》，此文是程先生1938年在英国利物浦地质学会会报上发表的短文，文中阐述了中国之造山运动：

（1）前震旦纪运动之二幕；（2）古生代前期喀里多运动（广西运动）；（3）古生代后期海西运动（天山运动）；（4）中生代燕山运动之五幕；（5）第三纪喜马拉雅运动之二幕。

文中还指出毛理士（F.K.Morris）对中国造山运动的错误论点。

1932年朱森在《地质会志》上发表《安徽南部古生代后期造山运动之一幕》。

1936年章鸿钊在《地质论评》创刊号上发表《中国中生代晚期后地壳运动之动向与初期之检讨并震旦方向之新认识》及《中国中生代初期之地壳与震旦运动之异点》，前一篇论文是综述性的，主要对翁文灏之燕山运动和丁文江造山运动的一些评述，同时探讨了震旦方向与地壳运动方向之关系，火成岩及其震旦运动的关系，最后还论及震旦向及震旦运动的成因、性质等；后一篇论文主要论及到地壳运动中的造山运动，认为运动方向与震旦向之间是直角相交的关系。

1937年谢家荣在《地质论评》2卷5期上评述黄汲清等的《江西萍乡煤田中生代造山运动》，同年陈国达发表《广东境内燕山运动的构造的型相》（《论评》2卷1期），同年田奇隽发表《湖南造山运动》（《论评》2卷1期）。

1938年边兆祥在《地质论评》3卷6期上发表《安徽南部海西运动之末相》。

1942年叶连俊、关士聪在《地质会志》上发表《陇南龙山造山运动之性质》（22卷3-4）。

1942年郭文魁在《地质论评》上发表《滇北之造山运动》（7卷1-3）。

1944年刘国昌在《地质会志》上发表《湘西之造山运动及其地理》（24卷3-4）。

1945年米士（西南联大教授）在《地质会志》上发表《云南构造史》中，曾提出澄江运动和晋宁运动（《地质会志》25卷）。

1945年喻德渊在《地质会志》上发表《淮阳山脉主要造山运动——淮阳运动》（《会志》25卷），淮阳运动原为李四光于1939年提出创用，指三叠纪末期的褶皱运动，后为马鞍山、安庆的黄马青组与青龙群之间的角度不整合，有人认为与金子运动相当。

1947年李四光发表《关于震旦运动及华夏式构造线三个名词》（《评论》12卷5期）。

1948年李树勋在《地质会志》（38卷3-4）上发表《祁连山区地层及造山运动之几个问题》。

1947年黄汲清在《地质论评》（12卷1-2期）上发表《关于震旦运动》。

以上属于中国造山运动研究及其论文列举，显示出中国地质构造研究发展历史中一段对中国造山运动理论的探讨与理论成就概括，个别论文虽与上文论述有些论题有重复举例之处，为集中反映中国造山运动系统理论研究之全面，仅此致歉！

正是由于中国早期地质基础雄厚，为新中国地质科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得以使新中国在较短的时间里，在资源保障上，从资源大国过渡到资源强国，在当代地质理论上也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其中中国大地构造学现已是中国地质科学理论突破的亮点，这学科共同的特点是学说繁多，学派林立，学术气氛浓厚，可以说是繁花似锦、异彩纷呈，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喜人的形势。

除上述中国造山运动理论性探讨外，其他带有综述性的成果，也有着不同广度和深度的反映：诸如：1924年葛利普在《地质会志》上发表《地槽的迁移》（3卷3-4）。1936年高平在《地质论评》1卷4期发表《中国东南部中生代末期花岗岩之分布与地质构造之关系》，文中认为中国东南部在中生代末期花岗岩侵入繁多，其分布与东南部之地质构造格局密切相关，认为地壳活动常以地下岩浆之移动而起波动作用，基本论点正符合于曾流行的地壳波动论和地壳均衡理论，认为地壳运动完全与中生代末期之花岗岩侵入是同步同时，并作为其原动力，文中附一幅中国东南部中生代末期花岗岩之分布与地质构造之关系图，颇有参考价值。

1936年赵金科在《地质论评》1卷4期上发表《震旦纪地层之分布及其古地理意义》，文中首先肯定了德国魏格纳大陆漂移理论并运用葛利普的地极控制论研究震旦纪北半球的海陆分布及古地理，在《震旦纪大地槽及联合古陆中之位置》一文中论及亚洲东部的古亚洲大地槽，北美西部考得兰瑞大地槽，与南美安底斯大地槽相互衔接、围绕北半球大陆周围的环形状大地槽：其论点即认为当时大地槽均在陆之边缘，而环绕分布与理念不同，而当时之大陆为一体，南北美、欧亚非澳各洲均属相连，即大家所熟悉的联合古陆（Paugoca）。

1937年谢家荣继叶良辅等之《北京西山地质志》后，在《地质论评》2卷上发表《北京西山地质构造》，文中认为北京西山地质构造自西北向东南有两个背斜层，其间有清水尖庙安岭之向斜层为最高峰，北岭的向斜层及房山周口店背斜层等，都是这个区域的重要构造，文中也论及到陈凯所发现的逆掩断层。

1941年李四光在《地质会志》上发表《广西台地构造之轮廓》（21卷1期）。

1944年刘国昌在《会志》上发表《贵州威宁水城之地质构造》，曾繁印在《会志》上发表《瓦山峨嵋山区之地质构造》（1940年）。

1944年张寿常在《地质会志》（24卷1-2）上发表《谈小型构造》及《岩石解理之生成及其在地质现象上之应用》（《会志》26卷，1946年）。

1944年张文佑发表《X及T式节理初记》（《会志》24卷3-4期），文中论及X型节理的生成，论述了大量模拟试验工作和数据，相继还发表《测量节理应注意的几点》（1948年）以及《劈理节理发育初步探讨》（《地质论评》15卷1-3期），反映出他在李四光老师指导下所取得地质力学方面的成果。

1945年黄汲清在《地质专报》第20号上发表名著《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On Major Teatonic Forms of China）。黄先生在多年前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地槽—地台单位的内涵，按历史分析和建立起的独道的分析法，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了总结，提出几个前寒武纪地块，特别中朝地块等。

地块概念系1922年阿尔岗（E.Argand）所创用，诸如：印度地块（Serindia）和震旦地块等；在阐述褶皱中论及到加里东褶皱、华力西褶皱、印支褶皱，燕山褶皱和喜马拉雅褶皱及其分布特征，论述中着重强调新中生代的基底褶皱的影响和作用，认为这是形成中国东部独特的多旋回构造，并创造性把亚洲划分为：太平洋式和特提斯、喜马拉雅式三个主要构造型式，以活动论观点论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文中编绘有《中国及邻区大地构造图》。

该文后来以专著形式出版，是一部流传广远的中国地质构造名著，是国内外赋有盛名的论著，有英文版和俄文版，俄文版由著名大地构造学家沙茨基院士作“序”，做了高度评价。

1944年王超翔在《地质论评》上发表《云南东北地质构造及其与云南弧之关系》（9卷1-2）。

1948年徐铁良在《论评》上发表《“秦岭弧”构造之我见》（13卷1-2）。

1948年孙殿卿、徐煜坚在《地质论评》上发表《豫皖边境长山一带东西向构造带与南北向构造线之反接现象》（13卷1-2）。

1948年李春昱在《地质论评》上发表《褶皱现象和动力来源的关系问题》（14卷4-6）。

1949年梁文郁在《地质论评》上发表《祁连山西段之近代运动》（14卷4-6）。

1948年李四光发表《新华夏海之起源》（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的论文集，第53-62页，《地质论评》13卷5-6）。

1949年李四光发表《中国的造山历史和构造轮廓》（第7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录第2卷，26-44页，新西兰出版）。

总之，从以上所述，中国地质学家经过半个世纪以来对造山运动，特别是燕山运动倾注过大量精力的研究，取得新的认识。燕山运动（Yanshanian movement），翁文灏于1927年以燕山为标准地区创名，原义代表侏罗纪末期，白垩纪初期产生的不整合、火成岩活动和成矿作用。1929年翁文灏又将燕山运动划分为A.B两幕，分别代表前髫髻山组、前王氏组的不整合。丁文江（1929年）把燕山运动分为三幕，其中把晚三叠世瑞替克期后的印支运动称为燕山运动的第一幕。谢家荣（1936年、1937年）将燕山运动分为五期，分别以前门头沟组、前九龙山组、前东邻台组、前坨里组、前长辛组的不整合或假整合为代表。李四光（1939年）在燕山运动名下分为六个幕，它从中三叠世末，一直延续到白垩纪末。张文佑等（1941年）将燕山运动包括宁镇、兴安、闽浙三次地壳运动。黄汲清（1945年）认为谢家荣的燕山运动第一幕应属印支旋回，并将北京西山区的燕山运动分为前九龙山组与髫髻山组、前坨里组、前长辛店组三个幕。后来（1960年）黄汲清又将中国东部的燕山运动分为五期，并认为燕山运动是中国东部、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的主要造山运动，甚至波及到中国西部。李春昱（1948—1951年）把燕山运动只作为侏罗纪晚期，或侏罗纪末、白垩纪初的一个幕，后来（1964年）他又将其限定是侏罗纪—白垩纪间的地壳运动。赵宗溥（1959年、1963年）先后将中国东部的燕山运动划分为三个和六个造山幕，并认为此运动延续到始新世。

燕山运动为整个侏罗纪、白垩纪期间广泛发生于我国全境的重要构造运动，主要表现为褶皱断裂变动、岩浆喷发侵入活动及部分地带的变质作用；在不同的构造部位，燕山运动的强度表现形式有着明显的差别，如就我国东部以至整个西滨太平洋带来说，燕山期的构造变动与岩浆活动有着愈向太平洋方向愈加强烈的演变规律。燕山期的地壳运动与构造变动具有长期性与多幕性相统一、渐进与激化相交替的特点，与此相应，燕山期的岩浆喷发与侵入活动具有多期次性的特点。燕山期为我国重要的形变期与成岩、成矿期，也是我国基本构造格架的形成期与改造期。目前看来，燕山运动不仅为我国的重要地壳运动，而且这一时期地地壳运动对整个环太平洋带以及部分特提斯带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燕山运动应属洲际性的重要构造运动。

【说明】以上主要内容取录自《地质辞典》（一）392页，地质出版社，1983年。

根据最近，中国地质学院研究员董树文先生对“燕山运动”的定义进行了重新厘定，并发表《“燕山运动”新定义重塑东亚大陆构造演化史》专题，有关专家认为，这项研究重塑了东亚大陆构造演化历史，重新厘定了燕山运动的定义，是我国近年来中新生代构造演化研究的新成果，深化了对东亚大陆力学过程的新认识。

“燕山运动”是翁文灏先生1927年在东京泛太平洋科学大会上最早命名的，作为陆内造山的典型记录，“燕山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地质学家对世界地质科学理论贡献的经典。几十年来，燕山运动的概念在我国广泛应用，并在构造运动波及范围、精细过程与定年和动力学起因等方面不断发展和进步。但在学界也明显存在许多，甚至根本性的分歧。但董树文先生在文中表示：

“随着近年华北地块周边和中国东部构造地质研究的重要进展和高精度同位素测年数据的累积，以及东亚深部地球物理探测计划的实施，我们能更加全面审视侏罗纪构造演化及其区域动力学机理，从多层面诠释燕山运动的内涵及其动力学本质。”

根据董树文的研究，在1.65亿年中—晚侏罗世前后，东亚构造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换，西伯利亚板块向南、太平洋板块向西、印度洋板块向北东同时向中朝板块汇聚，形成了以陆内俯冲和陆内多向造山为特征的“东亚汇聚”构造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晚侏罗纪大陆内汇聚，导致岩石圈急剧增厚，随之引发早白垩世岩石圈垮塌和大规模岩浆火山作用，中侏罗纪燕辽生物群向早白垩世热河生物群发生更替，成为中国大陆和东亚重大构造变革事件，这是燕山运动的基本内涵。

据了解，燕山运动时期是我国最重要的成矿期，伴随着大规模构造运动导致岩浆侵入—火山爆发作用，约80%的大中型金属矿床在这一阶段形成。同时构造作用形成地质环境的巨变导致燕辽生物群的更替，“燕山期”也成为生物进化的激变期。因此“燕山运动”在我国甚至在东亚具有特殊的地质意义，是全球中生代构造演变的重大事件。

【致谢】有关上述引文，参考了中国地质科学院网站。

吴凤鸣

(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丁文江是一位有作为、有成就、有贡献的 “多维”科学家，说他是卓越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创建者之一，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地学界早已有共识，而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场 “科学与玄学论战”中，作为科学派的主将却鲜为人知，今值丁文江先生诞辰 120 周年之际，笔者根据个人所掌握的部分史料，作简要介绍，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生平简述

丁文江 ( 1887 ～1936) 江苏泰兴人，号在君，人称现代的 “徐霞客”，1892 年 5 岁进私塾馆，“寓目成诵”，读 《四史》、《资治通鉴》等古籍，喜爱诗词，自幼受到良好的中国传统教育，拥有深邃而雄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10 岁时作 《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深受老师的赞赏，15 岁考秀才。一篇 《汉武帝通西南 ( 夷) 论》博得知县龙璋的欣赏，收为门下弟子。

1902 年劝送其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曾主编 《江苏》 杂志，宣传复兴中国，倡导革新，抨击孔儒教育，提倡妇女解放;

1904 年在吴稚晖劝导下，由康有为资助下，离日赴英，到达爱丁堡;

1906 年，年仅 19 岁考入剑桥大学;

1908 年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1911 年获得双科学位后回国;

1911 年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班科举进士考试，获得 “格致科进士”;

1912 年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

1913 年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 撰写 《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倡议设置地质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培养第一代地质学家的摇篮，意义深远;

1916 年任地质调查所长;

1925 年赴上海出任 淞沪 总 办，虽 仅 8 个 月，这对 他 后 来的科学 家 的 形 象 有 一 定损害;

1931 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研究教授，讲授 “地质学通论”。

二、辉煌业绩

1. 揭开中国地质调查事业的序幕

1911 年从英国回归途中，经海防登陆，换乘滇越铁路火车入云南昆明，取道黔湘驿道入贵州，沿途进行了艰苦的地质调查，开创了中国用近代地质方法进行地质考察的先河，考察中看到黔民生活困苦，十分感触作诗一首，题为 《黔民谣》;

1913 年同德国梭尔格、王锡宾赴太行山区进行地质考察，并对正太铁路沿线附近地质作了系统调查，撰成 《调查正太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

1914 年再度去云南东部、北部作地质考察，历时 200 余天，重点调查了个旧锡矿和东川铜矿，测得 《个旧附近地质总图》等，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云南个旧附近地质矿物报告》等;

1914 年为地质研究所 22 位学员开设了古生物学课程，带领学员分期分批赴北京西山附近及河北、山东、陕西等地进行地质实习和考察，开创了在中国古生物学教学的先河;

1915 年在北京西山及其附近地区，山西、河北等地进行地质调查，重点是山西、河北地区的煤田;

1916 年赴皖南和浙西一带进行地质考察;

1917 年赴河 南、湖 南、江 西，主 要 调查 萍 乡 煤 矿 和上 株 岭 铁 矿 ( 见 《中国 铁 矿志》) ;

1916 年以他为所长的地质研究所 22 名学员毕业，充实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从而拉开了中国地质调查的序幕;

1917 年赴皖南、浙西进行地质调查;

1918 年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并出席巴黎和会，同时也考察了一些国家的地质设施;

1918 年再赴山西大同进行地质矿产调查;

1919 年发表 《中国之矿产》、《扬子江下游的地质》 文章，文中对长江下游的地层作了分区，对江南山岭的地质构造与秦岭、南岭构造之间的关系作了论述，同时还探讨了各自间的特殊结构和地壳运动的时代;

1928 年受铁道部的委托，赴广西进行川广铁路线踏勘与沿线地质矿产考察;

1929 年春，组建了一支以他为总指挥的考察队，再度赴西南边陲地区，进行地质考察，考察内容包括地质、地理、矿产、人种等五大学科，考察路线和环境十分艰苦，基本是高山峻岭，原始森林，在考察期间，他的得意门生赵亚曾遇害殉职，深感悲痛，撰有《挽赵予人》七律，1930 年返回北京，结束西南的考察;

1935 年 12 月为政府实施紧急矿藏勘探计划，特别是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到达湖南境内进行地质考察，连续野外工作劳累，在衡阳殉职，年仅 49 岁。

2. 创建或参与创建发展中国地质事业的摇篮

1913 年出任北洋政府矿政司地质科科长 ( 中国第一个地质行政机构) ; 同时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撰成 《工商部试办地质调查说明书》，同年与章鸿钊等共同创建培养第一批中国地质学家的机构———地质研究所，并兼所长;

1913 年被聘为中国地学会评议员，并作 《滇黔地质》 学术报告; 1923 年担任该会会长;

1918 年初，在欧洲会见了李四光并希望学成归国，不久李先生就收到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聘书，回国后重建了北大地质学系;

1920 年访美期间，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托，聘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教授来北大主持古生物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正是由于葛的来华，培养出一批中国著名古生物学家，诸如孙云铸、尹赞勋等;

1922 年参与中国地质学会的筹建和成立，为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撰写题为 《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的发刊词，并发表题为 《中国地质学会的目的》的文章，两届当选为理事长;

1923 年发起和筹建中国古生物研究社，其中还有张元济、罗振玉、张学良、章鸿钊、梁启超、翁文灏等;

1929 年 8 月参与中国古生物学会创立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孙云铸、俞建章等;

1929 年兼任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

1934 年 3 月，参与中国地理学会成立，汇聚了学界名流，其中有: 翁文灏、李四光、竺可桢、谢家荣、叶良辅、张其昀、顾颉刚、谭其骧等;

相继创立地质陈列馆 ( 博物馆) 和地质图书馆等。

3. 主要论著 ( 仅列与地质学有关的)

1914 年发表 《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务报告书》，与梭尔格 ( Solger) 、王希宾合著;

1915 年发表 《云南东川铜矿》( 英文) ，《远东时报》;

1916 年发表 《中国之煤矿》( 英文) ，《远东时报》;

1919 年发表 《扬子江下游之地质》( 英文) ，《太湖流域水利季刊》;

《中国之矿产》( 英文) ，《远东时报》;

1921 年发表 《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与翁文灏合著;

1922 年在比利时召开的第 13 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提交了题为 《滇东的地质构造》 论文，文中把滇东地区划分为 9 个构造单元，并论其各自的构造特点;

1922 年发表 《中国地质学会组织历史》，《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发刊词;

《京兆昌平县西湖村锰矿》，《地质汇报》4 号;

1923 年发表 《重演印 “天工开物” 始末记》，《努力周刊》;

1923 年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最近之五十年》;

1923 年参与了 “玄学与科学” 的论战，以 4 篇 《科学与人生观》 宏论，战胜玄学派，并宣传和捍卫了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了科学方法，而成为科学派的主将; 同年，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

1924 年发表 《中国地质工作者之培养》，在中国地质学会第 2 届年会上的报告;

1926 年在 《小说月刊》 上介绍 《徐霞客游记》 一书，内容主要是: 游历的目的、路线、发现及其文学和科学的价值等;

1927 年主编 《徐霞客游记》，并新编一本地图集，借以按图证书。其所附 《徐霞客年谱》，具有筚路蓝缕之功，曾得到胡适、梁任公等的帮助;

1928 年 《中国官办矿业史料》 由地质调查所印行;

1929 年发表 《中国造山运动》 论文，文中阐述了对中国造山运动的分期观点，即广西运动、海西运动和燕山运动，《中国地质会志》，第 8 卷;

1931 年发表 《丰宁纪的分层》，《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第十卷;

1931 年发表 《中国地质学者之责任》，《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

1931 年发表 《川广铁道路线初勘报告录》，与曾世英合著，《地质专报》;

1932 年发表 《丁氏及谢氏石燕宽高率差之统计研究》， 《中国地质学会会志》 第十一卷;

1932 年发表 《漫游散记》， 《独立评论》 上连载，记述了他 20 年间、遍 及 22 省( 区) 的地质的、地理的考察，包括云、贵、川、桂、太行山、燕山等;

1933 年 6 月赴美，代表政府和中国地质学会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第 16 届国际地质大会，会上提交了与葛利普合著的 《中国之二叠纪及其在二叠纪地层分类上之意义》及《中国之石炭纪及其在密西西比与本薛文尼二系地层分类上之意义》论文报告; 会议期间还代表我国出席国际古生物学联合会筹备会，当选为筹备委员; 会后赴英国、瑞典、瑞士访问。8 月底，到达苏联莫斯科，受到苏联科学院及地质矿产测勘研究所的接待，曾到巴库油田等地参观访问，留下深刻印象和赞美，对其政治思想均有颇大影响;

1934 年发表 《苏俄旅行记》 和 《苏联南部油田地质》，《独立评论》 上连续刊登十余篇，苏联地质科学的成就，影响深远;

1933 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合编 《中华民国新地图》 和 《中国分省新地图》 由申报馆出版，得到高度评价，被称之为 “国内地图革新之第一声”。

4. 在中央研究院的贡献

1934 年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一位实际的行政首脑，尤其是受苏联科学成就的影响，他以富有雄心壮志改革者姿态进入研究院，首先建立评议会、基金保管委员会等，并试图把全国科学研究力量集中于研究院，因而曾激起科学界的一场风波。关于丁文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成就，将有专文另行表述，这里主要列举以下有关文献可供参阅:

( 1) 蔡元培 《丁在君先生对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 188 号

( 2) 朱家骅 《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院刊》，第 3 集

( 3) 李济 《对丁文江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中央研究院院刊》

( 4) 葛利普 《丁文江先生与中国科学之发展》

( 5) 丁文江 《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东方杂志》，第 32 卷第 2 卷

( 6) 丁文江 《科学化的建设》，《独立评论》，第 151 号

( 7) 丁文江 《中国中央研究院之科学工作》，英国 《自然》周刊

( 8) 丁文江 《中国现代科学》( Modern Science in China) ，第 133 页

( 9) 丁文江 《我国科学研究事业》

从文献中，可以了解到他的科学观和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论以及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情况。

三、科学与玄学论战始末

正值 “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际，一场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 “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掀起高潮: 论战的主题是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问题。

1923 年 2 月 14 日，清华大学教授张君劢 ( 1887 ～ 1969) 为出国留学生作学术报告，后公开发表 《科学与人生观》文章，其基本观点是:

( 1) 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则是主观的;

( 2) 科学可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是综合的;

( 3) 科学为理论 ( 逻辑) 方法支配，而人生观起于自觉;

( 4) 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

( 5) 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对象，而人生观则起于人格之单一性。

总之，强调人生观的中心是自我，与之相对者为 “非我”，科学有一套推理方法，人生观起于直觉，科学为因果规律所支配，人有自由意志、单一性、良心自动，其结论是科学对人生观没有意义，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张君劢的文章发表后，4 月 12 日他的挚友丁文江在 《努力周刊》 ( 第 48、49 期) 发表 《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的批评文章，文中就上述玄学五个观点，逐项论述和批驳，其结论是: 人生的、心理上的问题，也是科学研究对象，心理上的内容，包含心理现象、人的感情，都逃不出科学的范畴。科学的目的，就是废除个人主观成见，科学的理性能解决人的感情问题，进而肯定科学、科学的方法能用于建立科学的人生观，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那就是人类应该用科学的原则支配自己的人生观，认为科学不外是将事物分门别类，求它们的秩序，然后概括为科学的公例，“……而科学上的公例随着新的发现不断变更，光学、牛顿力学在发展，时空观念在变化，进化论本身也在进化……”肯定心理现象也是科学内容，同样遵循某种客观规律在运动着、发展着; 文中自然也涉及了精神与物质问题的讨论。

紧接着，张君劢在 《晨报副刊》发表了 《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 ( 上、中、下) ，文中除再次阐述玄学观点外，着重对丁文江等科学派的 “科学万能论”从知识论角度进行了反驳，指责丁 “中了迷信科学的毒”，认为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并责之为 “机械主义”。人生问题是复杂的，没有统一标准的，没有因果可循，“故天下古今之最不统一者，莫若人生观”。认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是变动不定的、自由创造的，作为以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是不能作用其上的。科学方法和因果律都不能施用于人生观问题，基本否定了科学派主张的科学基础原理和科学方法的普遍性。张君劢强调说: “国人迷信科学，以科学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运用最新的实验心理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指出人的心理、情感和意志的特殊性。

张君劢曾随同梁启超去过欧洲考察，张君劢，接受了当时欧洲超人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判观点，这种论调，作为反击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

此时，玄学与科学的论战，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梁启超于5 月5 日发表了 《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 “战时国际公法”———暂时局外中立人梁启超宣言》，5 月 23 日发表之《人生观与科学———张丁论战的批评》，基本上是倾向于玄学观点，又以各打五十大板形式。

胡适 5 月 11 日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 《孙行者与张君劢》。我国地质事业创始者之一，章演存 ( 章鸿钊) 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了 《张君劢主张人生观对科学的五点疑点》，有力地支持科学派的论点。

5 月 30 日丁文江再次在 《努力周刊》 上发表 《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全面驳斥张君劢对科学人生观点质疑，并对反驳其科学万能论的观点，再次指出玄学从形而上学关照人生观，认同传统儒学，倡导生命哲学加上新宋学的复兴，这时论战已进入炽热阶段。

张君劢在中国大学演讲，题为 《科学的评价》，对丁文江所述科学支配人生观的论点再予以反驳，并说: “科学解决问题也是有限的……”6 月 5 日，丁文江在 《努力周刊》上发表 《玄学与科学讨论的余兴》，文中强调科学追求客观真理，严肃认真地批判了玄学的本体论，以及与人生观无关的观点，提出玄学是从柏格森的玄学脱胎而出，援引罗素的哲学理念，加以澄清。

支持科学派的除胡适、章演存 ( 章鸿钊) 外，还有:

( 1) 任叔永 《人生观的科学或科学的人生观》，《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2) 朱经农 《读张君劢论人生观与科学的两篇文章后所发生的疑问》，《努力周刊》，1923 年 5 月;

( 3) 心理学家唐钺则连续发表多篇论文，其中有 《玄学与科学论争所给的暗示》、《一个痴人的说梦———情感真是超科学的吗?》、《科学的范畴》、《读了 ＜ 评所谓 “科学与玄学之争” ＞》、《哲学者之眼中钉》等;

( 4) 陈独秀 《科学与人生观·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 年;

( 5) 谢国馨 《评吴稚晖的人生观》，1924 年 1 月 18 日 《学灯》;

( 6) 王星拱 ( 1887 ～1949) 《科学与人生观》、 《什么是科学方法》主张科学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支持玄学学派者，有:

( 1) 吴稚晖 《箴评八股化之科学》，《晨报副刊》;

( 2) 张东荪 《劳而无功———评丁在君先生口中的科学》;

( 3) 菊农 《人格与教育》，《晨报副刊》;

( 4) 陆志伟 《“死狗”的心理学》;

( 5) 林宰平 《读丁在君先生的 “玄学与人生观”》，抨击丁的科学主义;

( 6) 甘A仙《人生观与知识论》。

论战涉及学界各个层面，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都参与了论战，对科学与玄学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其中有:

( 1) 瞿秋白 1923 年 6 月 15 日以 “屈维它”署名，在 《新青年》上发表 《东方文化与世界文化》，同年 11 月 24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1924 年 8 月 1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

( 2) 邓中夏 1923 年 11 月 13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中国现在的思想界》，1924 年1 月 26 日在 《新青年》 上发表 《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

( 3) 萧楚女 ( 署名萧初玉) 于 1924 年 7 月 29 日在 《新建设》上发表 《国民党与最近国内思想界》。

( 4) 陈独秀 1923 年 12 月 9 日发表 《答A之》文中指出胡适是多元论者，对他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1923 年11 月23 日并为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主张用唯物主义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之基础。

其他学界重要文章有:

( 5) 胡适 1923 年 11 月 29 日为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随之，胡适发表《答陈独秀先生》。

( 6) 哲学界蔡元培 1923 年 12 月在 《最近五十年》中发表 《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信仰。

( 7) 冯友兰发表 《一种人生观》。

( 8) 梁启超 1924 年 12 月以后发表 《非 “唯”》。

科学派最主要的观点是以科学作为人生观点理论基础，认为科学中内含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式，可以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方式，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规范、法则，应用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学派获得多数学者基本认同。

玄学派代表人物张君劢在为 《人生关于之论战》一书 “序”中仍坚持唯心主义观点，在十年后，发表 《人生观论战之回顾》一文，其中解释说: “我当时脑子里所有的 ‘科学’二字，实在是指自然科学，不是指全部科学，因为自然界才能同人生观对立起来说。”他修正地说: “科学的本身，就是知识，知识的对象有两种: ①自然界; ②人生。科学这件事，是关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知识”。 “……科学是可以研究人生问题或社会问题的，但……有个人问题，……有意志问题……不是查出公例”，最后，他依然认为:“科学应该是自然科学，亦即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

论战的后期，中国倡导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也相继发表论文，对两派的论点，分别作了评论:

( 1) 1923 年 11 月 13 日，陈独秀在 《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 “序”中，主张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之理论基础，其观点是: “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就是 ‘唯物史观’，在这个问题上，丁文江、胡适都不彻底”。认为科学派丁文江、胡适是多元论，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观点作了评述，胡适 11 月 29 日发表 《答陈独秀先生》，12 月 9 日陈独秀发表 《答适之》。

( 2) 瞿秋白 1923 年 11 月 24 日在 《新青年》上发表 《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驳张君劢》，精辟地揭露了玄学派的唯心主义思潮。

( 3) 1924 年 8 月 1 日，陈独秀在 《新青年》上发表 《答张君劢与梁任公》。

( 4) 1924 年 8 月 1 日，瞿秋白在 《新青年》上发表 《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驳胡适之》。

论战一年后，梁启超发表 《非 “唯”》，文中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什么的’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批评陈独秀提出的机械主义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陈独秀多次在上述文章中，强调 “用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论之基础”。

“玄学与科学”的论战，最终以玄学的失败而告终，反映这次学术论战基本内容，有两派各出版一本文集，以科学派主编的 《科学与人生观》，由胡适、陈独秀作 “序”; 以玄学派主编的 《人生观之论战》，由张君劢作 “序”。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玄学与科学论战提出新的评论，认为: 这次论战基本上只是在上层人士中倡导科学思想、宣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试图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但并没有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受到颇大局限性，没有形成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力量，特别是科学派虽然取得论战的胜利，而科学派重要人物的科学观，也深受他们自身的实验主义、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和经验论影响，诸如像胡适在哲学上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以科学实证唯核心的现代理性思维方式，给 “大胆用心求证”蒙上一层马赫主义和实用主义色彩。

关于胡适、丁文江的马赫主义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中，在全国地学哲学委员会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学术年会期间，曾两度请教过著名理论家于光远、龚育之等教授，他们共同认为即使有马赫主义色彩，也不能一概抹掉当时科学派宣扬科学思想，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光彩，在当时中国科学处于萌芽阶段，宣扬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方法是主流，是有其积极影响和作用的，应予以肯定。

他还引述了当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在 50 年代批判胡适运动初期，评论过胡适这篇对科学的人生观的文章，认为该文是确能表明胡适有过自然科学唯物主义光彩。

龚育之在 《对新世纪科技发展的人文思考》一文中指出: “科学派的代表人物丁文江和胡适，试图列出一系列基本观点来描绘他所主张的科学人生观。……不管胡适和丁文江的科学观，有着多少可以和应该批评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界的一次进步，而没有理由把它评价为该谴责的 ‘科学主义’统治的滥觞”。

在文章的脚注中还着重地作了说明: “他们的科学观，特别是丁文江的科学观，本来带有自然科学唯物主义性质，到哲学层次上却同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搞到一起了。批判胡适运动的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工作者们大都对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取全盘否定态度，所以那时丁文江、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维护科学的光彩，也被抹掉了。……现在人们当然不再采取这种简单的态度来对待实用主义和马赫主义、对待胡适和丁文江了”。

有人问我，张君劢何许人也?

( 1) 张君劢 ( 1887 ～1969) 早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与政治，后留德改学哲学，曾为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教授。1923 年因发表 《人生观》等文，掀起了一场玄学与科学的论战。他曾是国民党参政员，起草过 《中华民国宪法》等。梁启超、张君劢同去欧洲考察，接受了当时欧洲的超人哲学和生命哲学对西方文明的批评论点，并作为反对科学派人生观的思想武器。

张君劢在 《人生观之论战·序》中，坚持多元论历史观，反驳陈独秀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坚持 “社会变迁”是 “人类之自由意志为主原理精神立法的理论基础提出人生观的轮廓，非科学公例所能一律相绳。”

( 2) 梁启超 ( 1873 ～1929) 举人出身，清末参与维新变法，1895 年随同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1896 年发表 《变法通议》，是有名的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参与了论战，在一年后 ( 1924) ，发表 《非 “唯”》，批驳唯物主义，他认为: “人生是最复杂的，最矛盾的，真理是不能用 ‘唯’字表现的，凡讲 ‘唯甚么’都不是真理”。坚持心物二元论，指出陈独秀提出机械的人生观……会导致命定论; 值得提及的是梁启超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中还以欧战造成的破坏来说明 “科学万能论”的破产。但不能忽略，他对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科学启蒙都有一定影响。

有的学者提出: 胡适以科学的原理、精神和方法为理论基础，提出了科学人生观的大体轮廓，马克思主义派的陈独秀主张用 “唯物史观”作为人生观的理论基础。

玄学派对科学派 “科学万能论”的批评，最主要的论点就是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科学与人生观分属不同的世界，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起作用不能在精神世界起作用。

玄学派批评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史观一元论，唯物史观解释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

陈独秀的答辩是坚持物质一元论，反对心物二元论，这是针对梁启超的 “非唯”论点而言。认为哲学上对于宇宙观和人生观，向来分为物质一元论和精神一元论，不存在什么二元论说。

陈独秀、胡适等人正是以科学、理性知识，批评宗教迷信和偶像崇拜，有利于人的主体性确立。陈独秀提出以科学代替宗教成为人生新信仰的主张。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梁漱溟提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礼乐代宗教 ( 道德) 。胡适提出宗教 “人化”的见解，即 “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冯友兰提出用哲学代替宗教。

科玄论战是 “科学代宗教”的重要阶段。

梁漱溟说: “科学是知识，宗教是行为，知识不能变更我们的行为，行为是出于情态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观解释世界乃万物本源，强调世界本源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唯物史观，正是一元论者。

据 《光明日报》发表的 《“科玄论战”对中国文化哲学的影响》一文指出: 陈独秀、瞿秋白在这场论战中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化的理解、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除的解释背景。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科学精神、民主精神、爱国精神三位一体的体现，首先是破除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启迪中国新文化思潮，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身，摈弃旧的 “忠君报国”的伦理道德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爱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