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学术论文发表

我觉得你我觉得你的答案太少了，没有帮上我，没有帮上我的忙

除了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中的贡献外，普雷斯科特教授的经济学贡献还包括：与卢卡斯合作探讨了不确定性下的投资问题和无穷区间的价格存在性问题；和Mehra合作提出了金融理论的“风险溢价难题”(载1985年《货币经济杂志》)。该难题引起国际上众多优秀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兴趣，大大促进了金融学的研究，迄今该难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与Hodrick提出数据平滑处理的普雷斯科特(Hodrick-Prescott)滤波方法。普雷斯科特在增长与发展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2000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致福的障碍》一书中。该书讨论了增长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世界上的国家不能和美国一样富裕?此外，普雷斯科特还合编了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如1987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跨期贸易的契约安排》(与华莱士合编)。普雷斯科特至今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文章，涉及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计量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货币、方法论和经济政策。目前，普雷斯科特正致力于中国经济史和经济大萧条等重大问题的研究。 最好的经济政策会影响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决策，而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决策又会导致政策的失灵，从而迫使政策制定者对政策进行修改，而修改的结果是最好的政策被放弃。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在所谓“菲利普斯曲线”中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减少失业的不二法门是执行高通货膨胀政策。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开始受到质疑。1977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认为，如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缺乏提前作出某种特定决策能力的话，往往会制定导致更高通货膨胀率的政策。他们特别提到了经济决策中常见的问题之一：时间一致性问题。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核心是：经过千挑万选，一项经济政策终于出台了，政策一旦出台就会影响家庭和公司对政策的预期，当这些预期转化为实际行动时，被政策制定 者认为最好的政策往往得不到执行。这样一来，经济政策制定者就会对他们的决定做出修改，结果却是最好的政策被抛弃。这样的结果与其说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目 标与绝大多数民众的目标不同所致，毋宁说是不同时间对经济政策的制约因素不同所致。时间一致性问题在货币政策中体现得尤为充分。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小幅通货膨胀，并将这一政策公之于众；又进一步假设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低通货膨胀预期和 工资的小幅上升。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必然诱惑政策制定者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失业。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认 为，这样的诱惑将使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并且于解决失业无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对商业周期推动力的分析。这项研究成果改变了人们对商业周期原因的看法。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方法论为拓宽商业周期研究提供了基础。商业周期：技术发展的现实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又影响商业周期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一直把长期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当作两个现象分别进行研究，所使用的方法也不同。长期增长被认为是由总供给决定的，技术发展是其推动力；商业周期被认为是由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总供给的某些要素导致的。这两种观点之间没有真正的联系。 商业周期推动力与经济政策设计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为这些意义重大的领域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不仅对宏观经济分析如此，对许多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实践也是如此。传统经济理论：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经济政策分析则集中在解释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但几乎没有人致力于解释实际经济政策运作。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和大萧条的遗产还统治这商业周期和稳定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的变动。20世纪70年代，早期分析的缺陷日益彰显出来。基于现有理论制定的稳定政策根本无法达到经济政策的目标。西方世界的经济一直处于一种滞涨状态———失业 和通货膨胀并存，但是盛行的理论却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波动并非仅仅缘于需求波动也表现得日益明了。供应方面的波动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变 得越来越突出。在1977年和1982年发表的两篇相关论文中，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1982年，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发表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彻底检讨，为宏观商业周期分析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在他们的商业周期模型里，技术发展的现实 波动使国内生产总值、消费额、投资额、工作时间都产生了变化，而家庭和企业对消费、投资、劳动力供应等许多因素的预期都影响到商业周期的变化。他们的模型 已在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米德被视为西方国际经济宏观理论和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开拓者。他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大体上可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提出了一国的双重政策目标，即国内经济平衡和对外收支平衡，分析了实现双重目标的政策手段，并用大量篇幅阐明两大平衡及其政策手段往往会发生尖锐的冲突，应如何制订政策才能同时保持两大平衡。第二部分是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论证了只有在一个修正的自由贸易体制下，才能使世界实际收入达到最大，并在各国间有较合理的分配，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自由贸易体制，才能使世界经济福利臻于最大值。他所说的国内经济平衡，是指充分就业、物价相对稳定、国民收入上升、经济呈现景气状态。反之，经济衰退、失业增长、国民收入下降，就是国内经济失衡。对外收支平衡，是指国家对外收支既无赤字，又无过多盈余，汇率处于正常的稳定水平上。反之，如果出现较大的逆差或顺差，就是对外收支失衡。在米德的体系中，其中收入调整主要指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投资和消费所构成的国民收入，促使国民经济趋于膨胀或收缩，以影响两大平衡。所谓财政政策，是指财政当局为了影响国内总支出所采取的改变税收和政府开支的措施。所谓货币政策，是指资金借贷条件的变化，也就是利率的变化，这是由银行体系通过增加（或限制）货币供应，放宽（或收紧）借贷条件来达到的。他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合称为“金融政策”。 通常当国内经济衰退时，就应采取膨胀性金融政策。例如：不时出现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开支，减免税收，降低利率，以增加官方与私人的投资和消费，刺激经济上升。通常当国内经济过度扩张时，引起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就应采取紧缩政策，如削减预算支出，提高利率，抽紧银根等。价格控制是指通过工资和汇率的升降，来调整成本和价格，从而促使货币相对价值发生变化，影响两大平衡。通常当对外收支逆差时，就会使本国货币贬值，于是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而进口商品价格上升，可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从而扭转逆差。当对外收支顺差较大时，则进行相反方向的调整。米德强调指出，以上两种调整方法必须在有关国家之间很好地配合使用。如果单独使用一个，则两大平衡必然会发生冲突。米德认为只有自由贸易才能导致贸易最优化，给有关国家带来最大的经济福利，一切限制贸易的保护主义都不符合福利经济学原则。他在阐述自由贸易问题时，得出以下两点结论：①降低某些特殊商品的进口税率，非但不会影响经济福利，而且会增进整个经济福利。②当A国和B国通商时，对于那些有替代和互补关系的商品只收税不补贴，也会增进两国的经济福利。另外，他认为当出口需求弹性大于国内需求弹性时，政府应采取相应政策支持出口。至于如何在国内消费补贴政策及出口税收政策二者之间进行选择，那完全取决于国内市场情况。假如出口税收会使出口货物减少，那么增加国内消费会比增加出口补贴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1947年，米德来到伦敦经济学院商学系任教授，他在那里任职10年。许多人认为，这一时期，他对经济理论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因此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成果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包括两本重要著作和一系列相关的补充文献，两部主要著作是：两卷本的《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1951）和《贸易与福利》（1955）。重要的补充文献是《国际贸易几何学》（1952）和《关税同盟理论》（1955）等。1951年以前，经济学家总是将收入和价格活动分别对待，而且运用自动机制调节支付中的盈余或赤字的平衡。米德《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一书的贡献，是把它们置于一般均衡的框架内加以处理，并且综合了凯恩斯的分析和古典学派对相对价格的考虑。在这一点上，这本书与芝加哥大学的阿诺德·哈伯格、斯·劳尔木和劳埃德·梅茨勒的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处，当时丁伯根也发展了目标和手段的理论。在米德的分析中，政策目标是使内部和外部达到平衡。这里的内部平衡是指充分就业，外部平衡是指支付均衡。这个机制通过收入和价格调整达到目标。收入调整是当财政或货币政策被用于经济中的支出平衡变化时对利率进行调整。价格调整涉及汇率或相对工资率的变化。米德认为，要同时达到这两种政策目标，需要应用两种政策手段。假如只运用一种手段，在目标之间就会产生冲突，这样便会导致“两难”的境地。在米德的书出版之前，经济学家忽略了资本流通的影响，而米德把这种影响结合到模型中了。 在《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支付平衡》第2卷中，米德考察了贸易和要素控制的论点。在一个单一的分析中包含了贸易和要素控制这个概念，也是一个重大的创新。特别是对后者的分析是富有刺激性的，而且包括贸易术语中的边际效用的一个模型和最优人口理论的成果。这本书也介绍了“次优理论”，后来被理查德·利普西和凯尔文·兰开斯特加以发展。这个基本理论是容易解释的，帕累托最优的边际条件，如雇用劳动力直到其边际产出等于工资，除非所有因素同时满足，否则，对福利增加不会是一个有效标准。那种相信我们不能满足所有条件而至多只是尽可能满足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减少福利不能增加福利。米德最初提出的对外贸易和要素的控制必定受到各种限制，如果人们面对这些限制寻求最佳贸易政策，那么，结果将违背初衷。利普西和兰开斯特认为，由于不可避免的干扰的存在，最优政策的本质是毫无意义的。米德至少在理论上是更积极的，他设计了一种方法，不管将来能否增加福利，但是形成次优的态势是可能的。他论证了最佳次优税或关税将部分地抵制了一些别的干扰，虽然在这过程中产生了新的干扰。但是，必须承认，在实践中，我们很难达到次优政策的福利效应。在分析次优状况时，米德也不得不重构了福利理论。在经济方面，他提供了限定各种政策变化的影响的一种方法，虽然这被认为是倒退，但却是米德早期贡献中独立发展出来的。本书的初稿是以希克斯、尼尔多等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一些作者为基础的，它从补充规则观点的角度考察了福利经济学。但是，这很快使他陷入困境，因为这种方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面对其最有影响的政策的变化，经济学家可以说是无所作为，于是，他转向以前的传统，即允许进行人与人之间的比较：这一思想体现在弗莱明的一篇论文《论进口中支付最佳平衡限额》（发表于1951年《经济杂志》）中。哈利·G?约翰逊称其为“伟大的、理性的、诚实的和勇敢的行为”。米德利用这个早期方法重新修改了初稿。他把福利作为个人福利的总和进行计算，并通过考察这一个变化是否产生一个净利润或导致损失来评估政策变化的效果。米德对要素的强调产生了另一个重要贡献，即对控制国际生产要素的福利经济学进行分析。《贸易与福利》一书的主要贡献是，扩大了从两个国家结构到多个国家结构的关税联合的分析范围，于是，允许对国家商品来源和政策差别进行分析。这个分析的含义之一是部分地减少了有关非差别基础上的关税，这个减少可能对福利具有负效应。这种分析包含了有效保护的分析思想，它主要对贸易效应和保护主义政策的福利的分析产生影响，后由米德的学生科登和约翰逊发展了这个思想。有关关税联合的观点在《关税联合理论》一书中得到了扩展，这个领域的早期工作是由雅各布·瓦伊纳完成的。瓦伊纳注重的是关税联合的生产效应。米德改变了侧重点，包括对消费影响的强调。他的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构成包括了替代和补充关系，指出通过改变一个关税联盟的相对价格可以改变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需求。贸易创新体现于以低成本的外国供给品替代国内产品以及实际收入的增加，这就会导致出口价格的下降。米德应用一般均衡框架分析关税联合的参与者和非参与者的福利含义，也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分析。这是对上面所说的研究的一个重大改进，虽然在经验方面还不能证明，但计算作为整个关税联合整体的福利应比较容易。 《国际贸易几何学》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工具书，也可以被看做是有关国际贸易的教科书的附录。它继承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由里昂惕夫和勒纳完成的研究成果，他们两人为从社会无差异曲线和生产可能性边界中获得一个国家的供给曲线提供了一个几何方法。分析两个国家、两个商品供给状况的供给曲线表明，一个国家根据贸易方面的选择价值而愿意而出口或进口商品组合。米德利用“贸易无差异曲线”的概念，在一个单独的图解中阐述包含两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均衡，而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消费无差异曲线。 1957年，米德回到剑桥当了一名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把注意力转向国内政策制定问题，他的愿望是为国际经济政策理论提供一种国内经济政策理论分析。米德坚信，如果能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大量的微观事务就可以留给单位个经济组织。这一被保罗·萨缪尔森称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的信条，是一条贯穿米德的生活和他的几乎全部工作的主线。他是在凯恩斯和庇古的感召下到剑桥的。实际上，他的大量研究都可被看做是把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学与庇古学派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尝试。在宏观范围内，政府的主要作用是造成分散单位能做出最优的而且相互协调的决定的气氛。包括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信息，尤其是政府的政策意图。这样，比如说，政府预先将税收水平、利率等等方面的设想告诉他们。微观单位虽然不为这些计划所束缚，但它们有修正计划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的自由。这种与货币学派想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思想，至少对英国政府的政策制定产生了一些影响。在英国，政府为将来制定政策目标，这些主要与货币供应和公共部门的借贷需求有关，与税收的水平和结构则无关。 早在1948年米德写《计划与价格机制机制》时就有了这些想法（包括收入分配），但是，可能是在《效率、平等和财产所有权》（1964）一书中，他联系到收入分配模型的发展，做出了在他那个时代的最重大贡献。实际上，米德把它看做是他最好看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考察了获得与失去收入之间的关系及资本积累的力量，这项工作再度激发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在政策方面，他反对再分配政策，这些政策倾向于减少社会干预的幅度，如高的直接税率，或者排除了对最低限度的产业工人的雇佣，如最低工资法。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论述价格愿望。他还探讨了死亡税和捐献税的再分配的用处。在接下来年的10年中，米德又回到了这一课题，并发表了《不平等的继承》和《公平经济学》等文章。这项研究的目标更多的是把深奥的经济理论转化为政策制订者易于接受的形式。但是，可能是因为脱离了收入分配，它没有达到像他早期的著作那样的成功。可能是对此的反应，或者是对现实世界状况的反应，他开始更多地从事对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宏观问题研究。就失业而言，他沿袭了凯恩斯主义，相信膨胀性财政政策能够被用来扩张货币需求，但这些方法只有与控制通货膨胀政策共同使用时才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