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经历论文发表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的理想是让整个社会恢复到周朝刚建立时的状态，复兴周公姬旦创建的礼乐制度，从此天下太平，不再有战争，人民可以安居乐业。

但是在孔子的时代，周王的实力已经很微弱了，无法恢复权力和威信，几十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为了抢土地年年征战，这是当时的人都知道的，孔子也知道自己的理想恐怕是实现不了了，可他却仍要“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就是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

孔子认为，天下的人只知道追逐利益，不再信奉道德，如果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也随波逐流，不去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那么天下将不会有光明的未来，虽然自己的能力很微小，可能改变不了整个社会，但是如果不去做，那就连最微小的希望也没有了，因此孔子终其一生都怀着强烈的使命感。

孔子离开鲁国后先去了卫国，子路妻子的哥哥颜浊邹（zōu）就在卫国，孔子一行人就寄居在颜浊邹家里。卫国的国君卫灵公听说孔子来了，便接见了他，并按照孔子在鲁国的俸禄赠送给他同样多的粮食。过了不久，有人向卫灵公说孔子的坏话，卫灵公就派了大夫公孙余假监视孔子。孔子害怕得罪卫灵公，只住了十个月，便离开了卫国国都。

孔子打算前往陈国，经过卫国一个叫匡邑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省长垣（yuán）县。因为孔子的样子长得像鲁国发动叛乱的大臣阳虎，而阳虎曾经残害过匡邑的人，匡邑人就把孔子一行人拘留了起来。

弟子们对此感到十分恐惧，孔子说：“周文王死后，周朝的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上天打算毁灭周朝文化，我这个后来人便不应该掌握周朝的文化。上天不想毁灭周朝的文化，匡人能把我怎么样！”随后孔子派随从的弟子到卫国国都，给一位很有权力的大夫做家臣，然后这位大夫便派人来解救了孔子他们。

孔子离开匡邑后经过卫国的另一个地方蒲邑（在现在的河南省长垣县），一个多月后，返回了卫国国都，寄居在大夫蘧（qú）伯玉家。

蘧伯玉是一位很有学问且品德高尚的长者，孔子对他非常推崇，称赞他是真正的君子。蘧伯玉和孔子一生为挚友，在孔子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有十年在卫国，其中两次住在蘧伯玉家，前后达九年。二人无事不谈，充分交流思想，蘧伯玉的政治主张、言行、情操对儒家学说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

卫灵公有位夫人名叫南子，长得美丽动人，很受卫灵公宠爱，但是名声非常不好。南子常听人说起孔子，便想找个机会见他，于是南子让卫灵公去跟孔子说：“四方来的君子想与寡人结为兄弟的，必定会见我的夫人，我的夫人希望见到你。”这个要求在当时是不合于礼的，因此孔子推辞谢绝，然而卫灵公不断的要求，孔子不得已只得去拜见了南子。

孔子的学生子路是个性情耿直的人，他对孔子去见南子这事很不满，孔子说：“我原来不想见她，既然见了便以礼相答。”孔子又起誓说：“我如果不是所说的那样，就让上天厌弃我！就让上天厌弃我！”子路这才不生气了。

孔子在卫国国都住了一个月后，有一天，卫灵公和南子同乘一辆车出宫游览，让孔子乘第二辆车，车队浩浩荡荡的招摇过市。孔子见卫灵公只贪图享乐不讲究道德，于是厌恶卫灵公，离开了卫国。

孔子经过曹国前往宋国，宋国的司马名叫桓魋（huán tuí），司马是掌管全国军队的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桓魋为人贪婪残暴，仗着国君宋景公对他的宠信，把持宋国的朝政，把宋国弄得民不聊生，他害怕孔子得到宋景公的重用，威胁自己的地位，便想要杀死孔子。

有一天，孔子和弟子们在路边的大树下演习礼仪。桓魋得到消息后马上派兵过来，因为孔子名声很大，他怕杀了孔子受到天下人的谴责，就命令士兵拔起了那颗大树，逼迫孔子他们离开宋国。弟子们催促孔子快走，孔子发牢骚说：“上天把德行降在我身上，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孔子他们终究还是被赶出了宋国。

孔子他们从宋国逃到了郑国，在路上孔子和弟子们走失了，孔子独自站在郑国国都外城的东门等候。孔子的学生子贡沿途寻找走失的老师，有个郑国人告诉他，东门有个长得像圣人，瘦弱疲惫却似丧家之狗的人。子贡到东门找到了孔子，把这番话告诉了他，孔子笑着说：“他说的长相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狗，说的是啊！说的是啊！”

孔子一行人从郑国到了陈国，寄居在担任司城的公孙贞子家。正逢晋国、楚国争霸，两国轮番攻打陈国，逼迫陈国成为自己的附属国，而东边的吴国也不时侵略陈国，抢夺土地。孔子在陈国居住了三年，见陈国自顾不暇，没有重用自己的意思，就和弟子们离开了陈国。

孔子他们路过卫国的蒲邑时，那里正发生战乱，蒲邑人扣留了孔子。孔子有个弟子叫公良孺，他不但有贤能，而且体形高大，有勇有力，带着五辆私人马车一路跟随孔子。

公良孺对孔子说：“我之前跟着老师在匡邑遭遇危难，如今又在这里遭遇危难，这是命啊。我与老师一起再次蒙难，我宁可拼斗而死。”公良孺率领自己的随从和蒲邑人展开激烈的搏斗，蒲邑人害怕了，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国都城，我们就放了你。”孔子迫于无奈，和他们立了盟誓，蒲邑人便将孔子从东门放走了。

孔子离开蒲邑后，就让大家往卫国都城走，他的学生子贡问：“盟誓可以背弃的吗？”孔子说：“这是要挟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

孔子和弟子们来到了卫国都城后，卫灵公听说了非常高兴，亲自到郊外迎接。可是卫灵公年老了，懒于理政，还是没有任用孔子。孔子叹气说：“如果有人起用我的话，只需一年的时间就会有效果，三年的话就会大见成效。”孔子便和弟子们上路离去了。

晋国的佛肸（bì xī）发动叛乱，他派人来请孔子，孔子打算前往。子路跟孔子说：“我曾听老师说过这样的话：‘那个人在做不好的事，君子是不会去加入的。’如今佛肸反叛，您却打算前往，怎么解释呢？”孔子说：“我是说过这句话，但是真正的坚硬再磨也不会变薄，真正的洁白再染也不会变黑。

我哪能是匏（páo）瓜呢，怎么可以挂在那里而不能食用？”匏瓜是葫芦的变种，古时有甜、苦两种，苦的不能吃。孔子的意思是自己的本心不会改变，可是如果他不能从政，就没有办法推行他的主张，实现他的理想，那就像匏瓜一样没什么用处只能当摆设。但是因为弟子们的反对，孔子还是没有去佛肸那里。

孔子在卫国得不到任用，打算西行去见晋国执掌大权的赵简子。当他到黄河边，听说赵简子在没有得志掌权时，等待窦鸣犊、舜华两个贤能的大夫从政，在掌权后却杀死了他们的事，孔子便做了琴曲《陬（zōu）操》来哀悼被害的二人。孔子了解到赵简子的人品后，怕自己去了凶多吉少，便又返回了卫国，还是寄居在蘧伯玉家。因为得不到卫灵公的任用，住了一段时间后，孔子他们又前往了陈国。

扩展资料：

《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与《大学》《中庸》《孟子》并称“四书”，与《诗经》等“五经”，总称“四书五经”。全书共20章、492篇，首创 “语录体” 。是中国现代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孔子

孔子(前551年9月28日～前479年4月11日)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汉族。英文：Confucius, Kung Tze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四书》中。 孔子兄弟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2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代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教育，相传所收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桃李满天下”就出自此处 。孔子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有说法为《春秋》为无名氏所作，孔子修订）。 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姜广辉认为，“面对春秋时期诸侯争战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现实,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样创造出一个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过天启和神谕来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是回首历史，到上古“圣王”那里去寻找智慧。孔子自谓 “述而不作”，实际是以“述”为“作”，通过对历史传统作当代诠释，来实现价值的叠加和转换。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以有体系的思想为坚定理论基础的儒家学派，乃是到春秋末叶才由孔子创立而成。对此，郭沫若指出：“儒之本意诚然是柔”，但“儒应当本来是‘邹鲁之士缙绅先生’们的专号。那在孔子以前已经是有的，但是春秋时代的历史产物，是西周的奴隶制逐渐崩溃中所产生出来的成果。”而孔子“把从前由贵族所占有的知识普及到民间”，促成了“儒的职业化或行帮化”（4）。侯外庐先生也认为，“‘儒’这种职业并不始于孔子”，但孔子“开创了儒家学派，在‘私学’的中国思想史起点上完成了发端的一环，实无可疑。”（5）由此可见，在考察‘儒’的历史起源时，虽可将视野一直投放到殷商时代，但若论儒家学派或作为其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学，则只应从孔子开始，因为正是孔子才真正把儒术变为儒学，并据之创立起儒家学派。 从创生出儒学，并进而为儒家学派奠定下坚实理论基础角度来论究，孔子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其提出的“礼”论和“仁”论：前者是对古代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却又并不拘守传统礼制的形式而有所休整，更充实以“仁”的精神，遂使之成为一种具有普泛意义的政治论理学；后者则是依据着礼乐传统而作的理论创造，是一种反映了社会变革时代精神、弘扬着人性的新兴哲学。在孔子那里，“礼”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乃是“仁”。“礼”只是一种相应于现实需要而酌予损益的形式，并且，这种形式只有透过内蕴着的“仁”的精神，才能获得价值意义，才不致于流为徒具形式的具文，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其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同上《颜渊》）与“礼”不同，“仁”本身就有很重要的价值意义。以对人性、人的价值之体认为前提的“仁”，其基本含义是“爱人”。一方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上《述而》），另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上《雍也》）；二者之结合，即为以“爱人”为根本原则的“忠恕之道”。“仁”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并非高不可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同上《学而》）在具体行为实践上，“仁”又体现并统摄着恭、宽、信、敬、惠、敏、勇诸德，而“孝悌”则为其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由此可见，“与人的自我更生、自我完善和自我完成的过程相联系着”的“仁”，“主要地不只是一个人际关系的概念，而勿宁说它是一个内在精神的原则”，至于“仁”则只是“‘仁’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6）因此，如果说“仁”与“礼”相为表里的结构观念是孔子所创生的儒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并且这个核心性的结构观念又奠定了整个中国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基础，那末，在这个结构中，“仁”为体而“礼”为用、“仁”为本而“礼”为末，“仁”体“礼”用或“仁”本“礼”末是孔子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之儒，有孙（荀）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儒门八派皆对孔子思想有传扬之功，而从对后世影响角度来考察，值得注意的则是颜氏之儒、思孟之儒和孙（荀）氏之儒。 “颜氏之儒”指的是颜回。颜回是位英年早逝的卓越儒者。他先孔子而亡，将他列入孔子殁后的儒门八派之中似乎不妥，但他不仅在先秦，而且在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享有盛名。颜回虽无事功见称于世，学理上亦无甚创获，但他好学慕道，一心向上，以全副身心体悟孔子思想，并将之作为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他对孔子的人格精神和学问、思想充满着由衷的敬仰之情，尝“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论语•子罕》）他更好学、自省、力行，不断完善、提高自己，从而逐渐达到孔子所提倡的“仁”德之境。在孔门群弟子中，孔子独对颜回赞誉有加，如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同上《雍也》）屡赞其“好学”上进，“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吾见其进，未见其止。”（《论语•子罕》）故不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同上《雍也》）而且还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同上《述而》）正因如此，后人遂十分看重颜回。汉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5年）以颜回配享孔子，祀以太牢，三国魏正始二年（241年）将此举定为制度，这使颜回由穷居陋巷的一介布衣寒儒跃入庙堂。唐开元二十七年，诏湓孔子为文宣王，而以颜回为亚圣、赠兖国公。金章帝明昌年间，在曲埠诏建兖国公颜子庙。直至元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以孟子为“亚圣”而改封颜回为兖国“复圣”公，颜回的地位才屈居孟子之下。但元及其后历代，孔门其他弟子及历代从祀贤儒的配享座次时有升黜，甚至连孟子也曾一度险些失去配享从祀资格，吃不成孔庙的冷猪肉，而唯有颜回“复圣”地位从未有稍许变易，爵秩特优而不废。其“圣誉”之隆，于此可见一班。孔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之一，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立者和奠基者。孔子思想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发展的所有丰富性特征都可以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源。孔子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他提出了著名的“仁”的思想，以至后来有人把孔子的思想概括为“仁学”。那么，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一些什么特征呢？ 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出现达109次之多，说明“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那么，孔子所谓的“仁”究竟是指什么？不同场合，不同时间，针对不同主体对象，孔子所阐述的“仁”的含义是不完全一样的，这样一来，就给不同的价值主体在施行“仁”的过程中造成了理解上的自由空间，任何一种学说都可以从孔子的论述中找到其需要的理论根据。 具体说来，我们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把握孔子的“仁”： 一、对待“仁”的态度。孔子主张任何人都应该有一种为“仁”的愿望，应该诚心诚意去求“仁”，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就会得到“仁”。达到“仁”的境界的根源在于自己如何去做，而不是由他人来推动，只有主体自己的主动追求，才有可能达到“仁”的理想境界。表明孔子认为“为仁”是某种自觉的内在情感行为，任何人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自己态度端正，就可以实现“仁”的要求。孔子强调在内心的价值观念上首先要明确对“仁” 的态度，孔子这种在内心深处对“仁”的价值追求的思想，被后来的孟子引伸为“四端说”理论。孔子对“仁”的思想的重视，表明“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价值核心。 二、“仁”的价值内涵。从《论语》中孔子论“仁”来看，其价值内涵主要指“仁”的情感性、自得性而言。孔子的思想是一门如何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关系的学问，是一门关注人的自身发展的学问。孔子所提倡的是人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达到理想人格的问题， “仁”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已立立人，已达达人”，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认为“仁”就是“爱人”。从理论源头上考察，孔子的“爱人”观点来自周初的“保民”、“敬民”思想。“爱人”作为“仁”的重要精神内涵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在孔子“仁”的价值内涵中，由“爱人”所推导出的一系列内容都深刻体现出孔子对一般社会民众的关注，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中实现人际之间共同和谐发展的关切，这一切都奠定了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伟大思想家的地位。不仅如此，在几千年后的今天，孔子所提出的一系列思想仍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永恒价值。 三、“仁”的表现方式。以博大宽厚的胸怀来爱护民众是“仁”的一种表现方式，即“泛爱众而亲仁。”这首先是自我认知上的一种升华，是自我精神状况的内在反映。“仁”作为价值主体内在精神状态的反映，是实现理想人格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仁”的境界来考察自己的思想，是达到真善美崇高境界的前提条件。孔子“仁”的表现方式还体现在时时处处以人为主，以人为研究和关注的对象，一切围绕“人”的思想行为的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在孔子看来，一个本质上有问题、思想上有邪念的人是不可能达到“仁”的境界的。 四、“仁”的实践价值。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特征，他把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投向现实，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孔子关于“仁”的学说不是纯粹思辨性的形而上的理论体系，更多的是结合具体行为方式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这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实践理性的体现，而是对一般民众人格升华 、人性解放的终极关怀。孔子还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崇高的“仁”的境界，绝不做违背最高道德准则的事 ，必要的时候要不惜牺牲自己来成就这一事业。以至于“杀身成仁”成为后世一些知识分子报国捐躯的行为准则，多少“仁人志士”在此原则的指引下奋不顾身地为国家、为民族事业而奋斗终生。 孔子思想体系中“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 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孔子思想为后来的孟子和荀子所提倡的“内圣外王”之道提供了理论参考，其中的某些行为甚至完全被后人所吸取，成为儒家人学思想中永恒的“不灭之火”。

孔子35岁时，因鲁国内乱而奔齐。为了接近齐景公，做了齐国贵族高昭子的家臣。次年，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君要象君，臣要象臣，父要象父，子要象子。”景公极为赞赏，欲起用孔子，因齐相晏婴从中阻挠，于是作罢。欲起用不久返鲁，继续钻研学问，培养弟子。51岁时，任鲁国中都宰（今汶上西地方官）。由于为政有方，“一年，四方皆则之”52岁时由中都宰提升为鲁国司空、大司寇。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鲁、齐夹谷之会，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齐景公欲威胁鲁君就范，孔子以礼斥责景公，保全了国格，使齐侯不得不答应定盟和好，并将郓、龟阴三地归还鲁国。孔子54岁时，受季桓子委托，摄行相事。他为了提高国君的权威，提出“堕三都”、抑三桓（鲁三家大夫）的主张，结果遭到三家大夫的反对，未能成功。55岁时，鲁国君臣接受了齐国所赠的文马美女，终日迷恋声色。孔子则大失所望，遂弃官离鲁，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另寻施展才能的机会，此间“干七十余君”，终无所遇。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鲁国季康子听了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才派人把他从卫国迎接回来。

诗圣杜甫曾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足以说明孔子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圣人。

最开始是孔门内部酝酿了一场造圣运动，子贡是这场运动最有力的发起者和推动者。

在《论语》中，有许多关于弟子对孔子表达崇拜之情的言论，但是大多都是“请事斯语”之类的表态，子贡则与众不同，他对孔子感情最深，用心最专，他的许多言论都有把孔子神圣化的倾向。齐景公曾问子贡道：“夫子贤乎？”子贡立即为孔子正名道：“夫子乃圣，其徒贤哉！”（《论衡·知实篇》）某国太宰也曾问子贡道：“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回答道：“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孔子去世后，孔门一度遭遇危机，卫公孙朝、叔孙武叔、陈子禽等人都曾公开质疑或诋毁孔子，他们甚至不尊称孔子为“夫子”，而是直呼其为“仲尼”。关键时刻，子贡挺身而出，发挥其“言语”特长，公开为孔子辩护，维护孔子的神圣地位。

子贡盛赞孔子是“文武之道”的传承者，把孔子比作不可窥视的高墙深院和只能仰视的日月苍天，孔子去世时，因为当时他不在身边，众弟子结庐守孝三年结束后，他又独自一人留下来继续守心孝三年，可见他对孔子的感情非同一般。

当孔门受到攻击时，他立即挺身而出，予以反击。但是想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高举孔子这面大旗，把孔子打造成为圣人，于是他串联宰我、有若等人共同策划和发起了一场造圣运动，宰我、子贡、有若三人不仅在孔门之中具有绝对的号召力，在诸侯各国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宰我、子贡在孔门四科中均列“言语”优等，说话极具煽动性，而有若不仅长相酷似孔子，而且研习儒学也独有心得，众弟子曾一度打算推举他为孔门领袖，“欲以所事孔子事之”。

他们三人联手造势，分别把孔子比作尧舜、百世之王和麒麟、凤凰、泰山、河海等等，把孔子的思想境界和历史功绩赞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孔子称圣之事当然不容置疑！至此，孔门的造圣运动终于完成。

到了孟子时代，孟子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影响力，把孔子列为“四圣”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巩固了孔子的圣人地位：“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此外，他还把孔子纳入尧舜、商汤、文王的圣王道统，按照圣王五百年一现的历史规律，从周文王到孔子，其间正好五百年，这样就明确了孔子在历史上的合法地位，而孟子本人也以孔子忠实信徒的身份而获得“亚圣”的头衔。

司马迁编修《史记》时，专作《孔子世家》，通过这种史书编修体例，把孔子的地位提升到与各国诸侯并列的高度：“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是官方确认的正史，因此孔子的“至圣”地位至此正式确立。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儒学一跃成为官学，求仕者无不研学儒家经典，孔子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天下人景仰的万世师表和超凡圣人。

公元前551年，孔子诞生在鲁国陬邑，孔子3岁时，父亲不幸去世，孀居的母亲只好与年幼的孔子相依为命，在贫困中度日。

孔子自幼发愤学习周礼，孔子后来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也就是说他从15岁开始对学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孔子三十岁时办起了私学，招收了很多学生，据说他的学生前后大概有三千多人，弟子中精通六艺的得意门生就有72人之多。

50岁时，孔子升任鲁国的司寇，孔子做得很出色，除了外交胜利，打击了割据势力，其他方面的政绩也为人称道，齐国国君知道鲁定公是好色，便投其所好，给他送美女。

鲁定公不再理会朝政，孔子感到不能继续施展政治抱负，公元前497年，孔子开始了为期14年的周游列国的漫长旅程。

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孔子继续从事教育及整理文献工作，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孔子患病而卒，终年七十三岁，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

扩展资料：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总结积累了许多有益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比如他提倡“有教无类”，注重“因材施教”，“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等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他对保存古代文献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春秋》的编撰，开创了私人修史的先例，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创造性贡献。

孔子对中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所作的卓越贡献，奠定了他的“万世师表”的“文圣”地位，顺理成章成为封建社会儒家学说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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