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发表史学论文

《中国史叙论》是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文章，其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中国史叙论》全文包括八个部分，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三个时代。梁启超总结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学，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我们从何而来，大概是每个人都会思索的疑问。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

“中国”从何而来？

这看起来是个非常易于回答的问题，“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缩写，而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华民国”的缩写依然是中国，因此我们理所应当的会使用“中国”来自称了。

但问题是，在一开始我们为什么会采用“中华”冠于民国之前呢？

其实中国的概念起源非常早，宝鸡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之中，就已经提到了“中国”。

“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但这里的“中国”其实是中原的意思。“宅兹中国”，就是住在中原。

而我们如今所理解的“中国”，其实是起源于梁启超之笔。

01

在近代以前，我们是没有“民族”的概念的，直到1899年，梁启超才从日本引进了“民族”的概念。

两年后，也就是1901年，梁启超发表论文《中国史叙论》，在这里梁启超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次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一词，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在这一文中，梁启超第一次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内涵及概念，“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从“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由梁启超所创作的“中华民族”一词，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中华民族”一词的使用，对于提升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提振民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中国人有一种强烈的“内聚性”，这种民族性格的形成，和中国文人的热情创作不无关系。

那么说回正文，创造了“中华民族”一词的梁启超，是何许人也？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邀人写一篇贺词，辗转找到了一位当世名流，并报价20万白银。该人随即回复“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让我写可以，还请斩我首级，在下去九泉之下纵笔狂歌，但我还活着的时候，你休想让我写出一个“吾皇万岁”来。

20万白银，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在教育部工作的鲁迅一年的工资约为3000元上下。放在今天，在教育部供职，月薪起码都有个5000上下，年薪约为6万元。也就是说，这20万白银，最少相当于今日的400万。

拒绝了400万一篇的天价稿酬的这位先生，正是梁启超。

02

梁启超本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学子，只是他参加科举的那一年比较特殊，清光绪二十一年，也就是1895年，这一年甲午战败，要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进京赶考的书生意气填膺，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此事，史称“公车上书”，梁启超则是当时的两位组织者之一，另外一位是他的老师康有为。

随后这两位参与光绪帝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可惜百日之间，化为乌有。

这些经历让梁启超意识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不变法就会亡”。

但是要如何推动变法呢？

梁启超思来想去，发现书生百无一用，唯有一身才气，兼有一身傲骨，于是他决定用他所擅长的笔杆子来说话。随即创立《万国公报》，以此来传播理念、灌输思想。

在媒体界，梁启超的行为应该是一大创举，因此，说梁启超是当时的“新媒体”第一人完全没有问题。

当时的泱泱大清，国内其实只有少数几家报纸，《万国公报》正是其中一家广受喜爱、口碑优良的报纸。

于是梁启超为自家报纸也取名为《万国公报》，直接拷贝，这应该是历史上新媒体行业第一次同名号蹭名气的行为。

我记得很久前各类公号就曾经流行过这一手，各种大号的高仿小号层出不穷，这种行为的开山鼻祖，正是你梁任公先生。

不过，由于梁启超他们干得太好，他们的报纸很快就出名了，没有了蹭名气的必要，随即改名为《中外纪闻》。

当时梁启超22岁，担任《中外纪闻》的主笔，在其上鼓吹变法，介绍西学。从这个角度来说，梁启超就是20世纪初大名鼎鼎的新媒体写手。

大家都知道，人红是非多，《中外纪闻》名气越来越大，就吸引到了一些人的注意。

别忘了这时候大清朝可还没亡呢，哪能容忍梁启超天天叫嚣“不变法大清迟早要完”。我不知道我们大清会不会完，但我可以让你小子先玩完。

于是，《中外纪闻》很快就被迫停刊了。

03

可惜，有些人一旦醒来，你再指望他睡下去，那就很难了。

《中外纪闻》停刊后，各类报纸如同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在干着梁启超原本在干的事情。

谁说星星之火就不能生长成燎原的野火呢？

1896年，梁启超接受黄遵宪、汪康年的邀请，担任《时务报》主笔。汪康年是个生意人，他要梁启超写些低俗的民间八卦，或者无独有偶的社会奇闻。

但梁启超对此嗤之以鼻，坚持要写政论文章。他的政论文，针砭时弊，笔风凌烈，字字直指时代的痛点。

可以说，他就是要做一条狗，一条声震四海，叫到天崩地裂，能叫醒四万万中国人的吞天之犬。

1896，梁启超的《变法通议》横空出世，霎时梁启超名动四海，风头一时无二，“上自通都大邑，下至穷乡僻壤，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他犀利的政论直指当时的腐朽，官僚之腐败，种种诸如外行领导内行、贪恋权位、尸位素餐等行为遭到了他力透纸背的抨击。

随后，《时务报》再次停刊。这说明一个问题，笔杆子没有钱袋子好使，也没有枪杆子好用。

之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在日创立《新民丛报》，一如既往。很快，《新民丛报》再次火热，粉丝遍布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黄遵宪说“半年之内，中国就有四五十家报刊在模仿《新民丛报》。”

1912年，民国成立，梁启超随即动身回国，创办《庸言》，此时在梁启超身上出现了一个新媒体行业的奇观，梁启超开小号，一日之间小号成头条，粉丝粘性堪称奇迹，不管梁启超跑到哪，他们都能追到哪，这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深思的。

人们到底需要什么？人们到底想看什么？是花边新闻？是娱乐八卦？还是别的更有深度的东西？

04

郭沫若说梁启超“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谁能敌得过梁启超这支笔呢？卓如之笔，可敌十方报纸。论战之中，梁启超在哪个阵营，哪个阵营就能占据上风。

他是当之无愧的新媒体界的泰山北斗。中国近现代史上，顺风倒的无良文人如过江之鲫，此类反动文人犹如丧家之犬，今日在此狺狺狂吠，明日便转投他处，其行其性，令人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