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浪潮下,我们收获着平凡的惊喜,也有着改变未来的冲动。
就在人们对新的生活翘首以待时,这一年,却有三位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1949年,袁隆平做了一件让父亲“大发雷霆”的事情。
他报考重庆湘辉学院农学系,忤逆了父亲想让他走向仕途的意愿。
父亲不解地问:“你是想成为一个身上充满庄稼味的学者吗?”
袁隆平没有立刻答复,他的眼前出现一幕幕儿时的光景:
空袭的警报声、从天而降的燃烧弹、翻腾的火海……
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与家人颠沛流离。
一路上,他见过太多的疾病、饥饿、伤痛和死亡。
他意识到:即使一个国家拥有再广袤的土地,如果不能让人民吃饱饭,不要说是抵抗外敌,连自身的生存都是个问题。
袁隆平小时候(左一)
四年后,袁隆平毕业,他被分配至湘西安江农校任教,这一年正赶上国家持续3年的大饥荒。
国家百废待兴,但首先要填饱肚子,袁隆平比谁都要着急。
经过细心的研究,他提出了培育杂交水稻的想法。
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思路。
事实上,美国和日本都曾着手研究杂交水稻,但都没有成功。
因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不接受外来花粉,所以国际遗传育种界普遍认为,水稻没有杂种优势,这些都被写进了被奉为经典的教科书中。
一个“小小的中专教师”竟敢叫板国际学术权威,在一般人看来,简直是不自量力。
构想一经提出,注定是一场崎岖又孤独的考验。
袁隆平每天都守在试验田里,整天哈着腰,一株株、一穗穗地反复辨认。
即使是肺部感染,一天要打三次针,也从不间断。
为了找到珍贵的雄性不育株,他整整确认了16万余株稻穗。
他目睹着秧苗由嫩绿,变成深绿,笑得合不拢嘴。
他一次次兴奋地跑到实验室,也一次次地失落沮丧,独自在角落里抽着烟。
因为长时间被太阳暴晒,袁隆平被晒得黝黑。
有同事开玩笑管他叫“刚果布”,说他像个非洲黑人。
“刚果布”挠了挠头,勉强一笑。
实验结果究竟如何,袁隆平心里也没底。
与袁隆平的外号不同,还在西南联大读书的许渊冲,被同学们叫做“许大炮”。
在杨振宁的眼中,他嗓门高,圈子大,脾气倔,性格张扬。
在那个保守的年代,他偏偏喜欢用自己翻译好的英文诗,公开送给学校里最漂亮的女孩子。
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榜,始终有他一席。
他的确有狂傲的资本。
大学考试,崇尚理科的杨振宁微积分考了100分,物理考了99分。
偏爱文科的许渊冲不遑多让,他俄文100分,法文99分,在外文系数一数二。
可当时国难当头,许多人认为理科生注重实用性,他们才能担当重任。
作为文科生的许渊冲不免有些失落。
他有满腔热血,也想为风雨飘摇的祖国尽一份力。
前排左一为许渊冲
1941年,美国飞行教官陈纳德率领“飞虎队”支援中国组建空军。
因为战事吃紧,急需一批翻译人才,许渊冲首当其冲报名参军。
在陈纳德的招待会上,中国翻译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词着实犯了难,现场一度陷入静寂。
许渊冲突然起立,显得有些莽撞,但他不慌不忙地引用了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讲中的一句名言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 ,成功化解尴尬。
陈纳德看好这个略显毛躁的小伙子,许渊冲直接被分配到机要秘书室,负责重要的情报翻译。
在这里,他获得了一枚银质飞虎勋章,以表彰他突出的贡献。
战争结束后,许渊冲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翻译家。
但作为一头“狂傲的狮子”,纵使眼里承载的是雨林彩虹,也难免会引起丛林中其他生存者的忌惮。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大批外国经典读物开始重新回到大众的眼前。
人们渴望一睹那些优美的文字,当作自己精神的食粮。
许渊冲顺势发表了一篇围绕《红与黑》的翻译文章,不曾想,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学术论战。
原来,许多翻译从业者习惯于字对字的翻译,但许渊冲却不拘泥于这样的翻译形式。
他提出翻译三原则——即内容美,声音美,形式美。
翻译者用其主观能动性,通过渊博的文化知识,让内容充分得到另一个语种使用者的理解,以达到翻译工作的更高境界。
这样超前的意识,引起许多同行的不满。
有人甚至公开撰文,痛批他是一个提倡乱译的千古罪人!
面对潮水般的谩骂,许渊冲寸步不让,不惜得罪整个翻译界。
但坐在书桌前,借着昏暗的灯光,他也会委屈得像个孩子一样:
难道自己真的错了吗?
许渊冲没有错,那些翻译家也没有错。
其实,只要能让读者汲取到作者想表达的内容,便已经是及格的作品。
1958年,仗着有些英文的底子,吴孟超也曾逐字逐句地翻译过一本《肝脏外科入门》。
那个年代,国内的肝脏外科实在是太过落后。
得了肝病的人素有“走上手术台,抬下手术台”的噩梦。
一位日本的医学界权威参观过中国的实验室后,曾出言不逊:“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赶上国际水平,至少需要30年。”
这本译作,虽然直接填补了理论方面的空白。
但医学,仅仅有理论还不够,它必须经过大量的实践。
同年,医院里转来一位肝癌患者。
病人的肚子胀得老高,连正常的走动和睡觉都成问题。
医院紧急安排手术,决定一举攻克谈肝色变得死亡禁区。
手术5个多小时后,就在大家以为手术做得相当成功时,病人突然不受控制大量出血,最终没能挽救过来。
家属靠在墙上伤心欲绝,这一幕深深刺痛了吴孟超。
这次失败,让他辗转难眠:
他一遍遍地想,一遍遍地问。
窗外夜色寒如水,迢迢千盏繁星,盈盈一川银河,回过神来,睡枕已被泪水打湿。
思前想后,吴孟超觉得,想要攻克难关,首先要把肝脏这一器官研究透彻。
“只有把真正的对手分析明白,手术台上才能不留遗憾。”
可是肝脏血管密布,胆管、淋巴管、静脉、动脉盘根错节。
仅靠他带领的三人攻关小组,想在短时间内弄清完整的数据,制作出标本模型,赶上国际水准,简直是天方夜谭。
有些人觉得,这孤注一掷的背后,是他未能走出失败的阴影。
吴孟超(右)、张晓华、胡宏楷组成的“三人研究小组”
两年后,医院里再次转来一位患了肝癌的患者,这个女人彼时被病痛摧残得又黑又瘦。
看到她痛苦而狰狞的模样,吴孟超时常回忆起两年前的惨败。
手术台上,他极力压制颤抖的双手。
锋利的刀口划开皮肤组织,正式拉响警报与死神赛跑。
病人是否还会像之前一样大出血,吴孟超擦了擦汗,不敢多想……
1961年,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上,发表了一段经典的演说:
上个世纪的中国蒙受国难,各种危机接踵而至,这头沉睡的巨兽想要崛起,却早已遍体鳞伤。
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这三位青年都未曾置身事外。
他们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为祖国发光发热。
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他们敢为天下先,勇于破除陈旧的束缚,开拓新的领域。
挑战权威和世俗,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个过程孤独又折磨人。
因为他们要挑战一片尚未开垦出来的沙漠,没有路标,没有方向,行走中很有可能会迷路。
白眼、排挤、奚落似蛇蝎频繁地叮咬;失败、疏漏、未知是万物湮灭的沙暴。
可他们都扛住了重重压力,用时间证明了自己。
那个曾为稻种损毁而痛哭的“刚果布”,后来成为了享誉全球的杂交水稻之父。
他的身边出现了真正的黑衣人。
那些黑人兄弟亲切地称他为“teacher”。
在许多学校里,他的肖像与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放在一起,供人瞻仰。
那位曾舌战群儒、不惜与同行为敌的“许大炮”拿到了国际翻译界最崇高的“北极光奖”。
他创造的文学美,让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在众多只能通过BBC视频了解中国的国度,人们得以通过文字,窥见一个存在了千年的璀璨文明。
同样,中国人得以饱览国外的金戈铁马与生活百态,在一段段优美的文字中,与世界文明共情。
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和平与繁荣的先锋。
至于那位因长期做手术导致关节变形的吴孟超教授,当年他仅用4个月就做出了肝脏模型。
那个黑瘦的女人,因为他精湛的技术转危为安。
那一次,恰恰是中国首例成功的肝癌切除手术。
而他曾深夜望向窗外的星,有一颗成为了他的名字。
生前,他一共做过1万6000多例高难度手术。
在全球性的学术论坛上,国际上出类拔萃的医师都有被这个数字震惊到。
他们不约而同地向这位银发老人竖起大拇指。
一个时代似乎真的过去了。
2021年5月22日,99岁的吴孟超教授去世。
灵车缓缓驶过他之前工作的医院, 汽车 鸣笛,市民默哀。
医护人员抹着眼泪,在雨中与吴老做最后的告别。
吴老离世5分钟后,91岁的袁隆平也紧随他的脚步撒手人寰。
这一切,都像他们约定好了一样。
当得知袁爷爷去世的消息,无数90后自发跑到街上送别。
所有人都热泪盈眶。
那是未经修饰的最真实的感受。
因为思念到极致,便是触景生情。
同一天,共和国痛失两位赤子。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悲伤与不舍中时,仅仅26天后,100岁的许渊冲也溘然长逝。
那段诗意人生,在睡梦中落下了帷幕。
“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
无数高校师生自发前往哀悼,他们都曾被文字摆渡到一个简单优美的世界。
那一天,他们只想最后见一次摆渡人。
缅怀先辈,并不是为了沉溺于悲伤。
只是这世间的遗憾,大多成为无人问津的回想。
我们曾扒过碗里香喷喷的米饭;读过看似晦涩的经典名著;若是不小心染病,会有穿着白色衣服的天使告诉我们不要害怕。
孩童时幸福的记忆,是老人们用心血换来的。
他们值得一次盛大的告别,也值得被国人永远铭记!
这世上没有神仙,也无需立庙,因为每一缕升起的炊烟,都是飘自人间的怀念。
从左至右:袁隆平、许渊冲、吴孟超
2021年,三位国之栋梁的离世,为这一年添上了沉重的一笔。
但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事业,有学子 探索 ;他们的精神,有后辈继承。
那些缓缓升起的明星,将在他们铺垫的路上,继续披荆斩棘。
和平年代里,英雄的谢幕,称不上荡气回肠,但他们的一生,是写不尽的篇章。
为人民抱薪者,必为人民所铭记。
只希望这盛世,能如他们所愿。
他们的名字,必将千古传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