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研究所发表论文吗

近年来，国际社会比较热议的话题就是“龙象之争”，也就是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同为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中印在经济、科技等方面的竞争一直引人关注，但更为根本的，是人才方面的竞争。中印在近年来能够快速发展，都得益于各自拥有大批一流的知识分子。 就印度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和风格，或者说风骨。了解了印度知识分子的风骨，你或许就能理解，印度这样一个10亿人口中约5亿是文盲的发展中国家，为何其科技发展水平能名列发展中国家前茅。印度知识分子的风骨 2006年，曾任中国驻孟买总领事的袁南生在《我眼中的印度知识分子》中对印度知识分子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固守自己的独立人格，乐于行善、同情和帮助弱者，甘做冷板凳，可见其对印度知识分子的认可与赞赏。 袁南生举了一个例子：2002年，他出席印度商人商会成立94周年庆典，印中央政府一位部长和《印度时报》一个编辑分别演讲。部长说，中国为什么比印度发展快？这是因为中国全国一盘棋，印度则是一盘散沙。编辑演讲一开口就明确声明不同意部长的观点，说中国发展快是因为政策正确，印度落后了是因为政策错误；政策错了，如果全国还要一盘棋，则会更加落后。 在袁南生看来，印度的知识分子比较“耿直、倔强”，更加贴近人民。 学者李少君也在回忆其在印度接触过的一些知识分子说道：“在印度，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些热情而充满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内心的焦虑、痛苦与困惑，他们脸上的那种义无反顾的彻底的决绝的表情，以及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的努力。” 李少君在印度结识一位印度名牌大学的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国博士，Z先生。他退休后没有在大城市里安度晚年，而是跑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在荒山野岭建了一个农村综合研究院。建这个研究院的目的，一是研究对农民有用的实用技术，二是把这些实用技术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民们。他们定期举办青年农民培训班，提供教室宿舍，让他们像学生一样来这里学习、练习。“我们去研究院时，正有一群青年男、女农民在学习如何建合理利用沼气的厕所、厨房，他们在一个示范厕所前，围绕着老师，睁大眼睛，安静地听课，眸子里闪烁着明亮的光。” 据李少君了解，研究院的老师们全部都来自城市，是自愿来这里教学、工作的。有些是退休的教授、专家，有些是年轻的学者、博士，其中有大学校长、系主任，他们放弃优厚的待遇与高薪，离开繁华都市，来到偏僻的荒山上。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义务性的，几乎是免费上课，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但很多人在这里一待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参加培训的农民。 事实上，早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印度知识分子就成立了一个科普作家论坛，以组织的方式开展工作。他们的行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的组织扩张迅速，开展的工作也很快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比如他们逐步将科普推广工作细化，出版专门针对妇女、儿童的科普读物。他们还把出版发行书籍赚来的钱用于扫盲、科技辅导、农民培训等工作。随着民众科学运动声势越来越浩大，他们也不再仅仅限于科普工作，而是积极地介入诸如乡村改革、妇女解放、环境保护、反全球化及政府选举，成为一股影响力越来越强的社会力量。 为什么会这样呢？袁南生认为，印度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受印度传统的苦感文化影响深远，特别是受甘地精神的影响。甘地的爱国情怀、恻隐之心、自我节制和奉献精神，是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准则。特别是他倡导的义务奉献和为理想献身的精神，指引了一代又一代印度知识分子。 “从印度回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不能忘记那些为底层民众而奔波的印度知识分子，他们的那种苦行僧的形象。”李少君说。超越专业与国界的智识 在袁南生看来，印度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鲜明特点：与科技前沿保持近距离。 印度知识分子密切关注科技进展，看重的是工作环境和事业成败，而不是名利地位。他们工作态度最大的特点是扎扎实实，不急功近利，不浮躁，更不屑作假或剽窃。让他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课题，不会挑肥拣瘦，只要工作需要，会不厌其烦、一如既往地研究下去，脑子里几乎没有“跳槽”、“下海”之类的念头。 袁南生在印度工作期间，深圳华为集团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了研究所，聘用了近600名印度软件技术专家，这些人工作认真负责，相互协作，严格按程序办事，从不自以为是。之后美国英特尔公司等上百家软件企业在班加罗尔设立了研发机构，印度自身的软件开发机构也急剧膨胀，因而对软件人才的争夺非常激烈，但华为的印度专家却极少跳槽，尽管华为的工作条件和待遇并不比其他同类研究所更优越。 正因为印度知识分子潜心于基础科学研究，不浮躁，坐得住，将甘地的精神很好地贯彻在科研、学习之中，这样的脾性或许就能恰当解释为什么印度能够在全球一些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了。 印度自独立以来先后3次分别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医学和经济学奖，在一些科学领域特别是某些基础科学领域占据领先地位，软件业的成就更是举世瞩目。据印度软件行业协会统计，仅10年时间，印度软件业就将日本和欧洲远远抛在了后面，成为仅次于美国、雄踞世界第二的软件大国。近几年，印度软件业的年增长率均在50％以上。 同时，印度获得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的软件公司也是全世界最多的，印度人把软件业做成了一个大品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出版的最新《国际竞争力报告》中，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在46个国家和地区中，连续两年从13位下降至25位，而印度的科技竞争力一直排在我国前面。 印度出版的科技著作占世界第8位，有18种科技杂志被收入国际权威科学情报刊物《最新刊物目录》。印度科技人员在国际科学期刊和国际科技会议发表的论文数量领先于中国，特别是1995年在国际权威科学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相当于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表论文的总和。 一位在印度工作过的中国学者说，印度知识分子许多曾留学海外名牌大学，能说好几种语言，同国外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印度学者具有良好的学术素质，对国际学术标准和交流方式以及待人接物的方式比较熟悉，与印度学者交谈，很容易感觉到他有国际学者的风度。 有超越专业与国界的智识、并有服务于公共社会的意愿和行动，这或许就是印度知识分子值得佩服的理由。

巴基斯坦有一位诺贝尔奖级别的物理学家，印度也有一位，他就是拉曼。不过长得没有巴基斯坦那位物理学家帅气。

不过他是第一个正确解释海水为什么那么蓝的科学家。往下看就知道为什么了。

拉曼（Sir Chandrasekhara Venkata Raman, 1888（戊子年）-1970）。印度物理学家，又译喇曼。因光散射方面的研究工作和拉曼效应的发现，获得了1930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于1970年逝世，享年82岁。

193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印度加尔各答大学的拉曼，以表彰他研究了光的散射和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

拉曼是印度人，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亚洲科学家。拉曼还是一位教育家，他从事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并将其中很多优秀人材输送到印度的许多重要岗位。

拉曼1888年11月7日出生于印度南部的特里奇诺波利。父亲是一位大学数学、物理教授，自幼对他进行科学启蒙教育，培养他对音乐和乐器的爱好。

他天资出众，16岁大学毕业，以第一名获物理学金奖。19岁又以优异成绩获硕士学位。1906年，他仅18岁，就在英国著名科学杂志《自然》发表了论文，是关于光的衍射效应的。由于生病，拉曼失去了去英国某个著名大学作博士论文的机会。独立前的印度，如果没有取得英国的博士学位，就意味着没有资格在科学文化界任职。但会计行业是当时唯一例外的行业，不需先到英国受训。于是拉曼就投考财政部以谋求一份职业，结果获得第一名，被授予了总会计助理的职务。

拉曼在财政部工作很出色，担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但他并不想沉浸在官场之中。他念念不忘自己的科学目标，把业余时间全部用于继续研究声学和乐器理论。加尔各答有一所学术机构，叫印度科学教育协会，里面有实验室，拉曼就在这里开展他的声学和光学研究。经过十年的努力，拉曼在没有高级科研人员指导的条件下，靠自己的努力作出了一系列成果，也发表了许多论文。

1917年加尔各答大学破例邀请他担任物理学教授，使他从此能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他在加尔各答大学任教十六年期间，仍在印度科学教育协会进行实验，不断有学生、教师和访问学者到这里来向他学习、与他合作，逐渐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学术团体。许多人在他的榜样和成就的激励下，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其中有著名的物理学家沙哈（M.N.Saha）和玻色（S.N.Bose）。这时，加尔各答正在形成印度的科学研究中心，加尔各答大学和拉曼小组在这里面成了众望所归的核心。1921年，由拉曼代表加尔各答大学去英国讲学，说明了他们的成果已经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同。

1934年，拉曼和其他学者一起创建了印度科学院，并亲任院长。1947年，又创建拉曼研究所。他在发展印度的科学事业上立下了丰功伟绩。拉曼抓住分子散射这一课题是很有眼力的。在他持续多年的努力中，显然贯穿着一个思想，这就是：针对理论的薄弱环节，坚持不懈地进行基础研究。拉曼很重视发掘人才，从印度科学教育协会到拉曼研究所，在他的周围总是不断涌现着一批批赋有才华的学生和合作者。就以光散射这一课题统计，在三十年中间，前后就有66名学者从他的实验室发表了377篇论文。他对学生谆谆善诱，深受学生敬仰和爱戴。拉曼爱好音乐，也很爱鲜花异石。他研究金刚石的结构，耗去了他所得奖金的大部分。晚年致力于对花卉进行光谱分析。在他80寿辰时，出版了他的专集：《视觉生理学》。拉曼喜爱玫瑰胜于一切，他拥有一座玫瑰花园。拉曼1970年逝世，享年82岁，按照他生前的意愿火葬于他的花园里。

在X射线的康普顿效应发现以后，海森堡曾于1925年预言：可见光也会有类似的效应。1928年，喇曼在《一种新的辐射》一文中指出：当单色光定向地通过透明物质时，会有一些光受到散射。散射光的光谱，除了含有原来波长的一些光以外，还含有一些弱的光，其波长与原来光的波长相差一个恒定的数量。这种单色光被介质分子散射后频率发生改变的现象，称为并合散射效应，又称为喇曼效应。这一发现，很快就得到了公认。英国皇家学会正式称之为“20年代实验物理学中最卓越的三四个发现之一”。

喇曼效应为光的量子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频率为ν0的单色光入射到介质里会同时发生两种散射过程：一种是频率不变（ν=ν0）的散射，即瑞利散射，是由入射光量子与散射分子的弹性碰撞引起的；另一种是频率改变（ν=ν0±νR）的散射，即喇曼散射，其中νR称为喇曼频率。散射光频率的改变是由于入射光量子与散射分子之间发生了能量交换，交换的能量（hνR）由散射分子的振动或转动能级决定。后人研究表明，喇曼效应对于研究分子结构和进行化学分析都是非常重要的。

拉曼效应是如何发现的？

拉曼效应(Raman scattering)，也称拉曼散射，1928年由印度物理学家拉曼发现，指光波在被散射后频率发生变化的现象。193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当时正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工作的拉曼（Sir Chandrasekhara Venkata Raman，1888——1970），以表彰他研究了光的散射和发现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定律。

在光的散射现象中有一特殊效应，和X射线散射的康普顿效应类似，光的频率在散射后会发生变化。频率的变化决定于散射物质的特性。这就是拉曼效应，是拉曼在研究光的散射过程中于1928年发现的。在拉曼和他的合作者宣布发现这一效应之后几个月，苏联的兰兹伯格（G.Landsberg）和曼德尔斯坦（L.Mandelstam）也独立地发现了这一效应，他们称之为联合散射。拉曼光谱是入射光子和分子相碰撞时，分子的振动能量或转动能量和光子能量叠加的结果，利用拉曼光谱可以把处于红外区的分子能谱转移到可见光区来观测。因此拉曼光谱作为红外光谱的补充，是研究分子结构的有力武器。

1921年夏天，航行在地中海的客轮“纳昆达”号（S.S.Narkunda）上，有一位印度学者正在甲板上用简便的光学仪器俯身对海面进行观测。他对海水的深蓝色着了迷，一心要追究海水颜色的来源。这位印度学者就是拉曼。他正在去英国的途中，是代表了印度的最高学府——加尔各答大学，到牛津参加英联邦的大学会议，还准备去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这时他才33岁。对拉曼来说，海水的蓝色并没有什么稀罕。他上学的马德拉斯大学，面对本加尔（Bengal）海湾，每天都可以看到海湾里变幻的海水色彩。事实上，他早在16岁（1904年）时，就已熟悉著名物理学家瑞利用分子散射中散射光强与波长四次方成反比的定律（也叫瑞利定律）对蔚蓝色天空所作的解释。不知道是由于从小就养成的对自然奥秘刨根问底的个性，还是由于研究光散射问题时查阅文献中的深入思考，他注意到瑞利的一段话值得商榷，瑞利说：“深海的蓝色并不是海水的颜色，只不过是天空蓝色被海水反射所致。”瑞利对海水蓝色的论述一直是拉曼关心的问题。他决心进行实地考察。于是，拉曼在启程去英国时，行装里准备了一套实验装置：几个尼科尔棱镜、小望远镜、狭缝，甚至还有一片光栅。望远镜两头装上尼科尔棱镜当起偏器和检偏器，随时都可以进行实验。他用尼科尔棱镜观察沿布儒斯特角从海面反射的光线，即可消去来自天空的蓝光。这样看到的光应该就是海水自身的颜色。结果证明，由此看到的是比天空还更深的蓝色。他又用光栅分析海水的颜色，发现海水光谱的最大值比天空光谱的最大值更偏蓝。可见，海水的颜色并非由天空颜色引起的，而是海水本身的一种性质。拉曼认为这一定是起因于水分子对光的散射。他在回程的轮船上写了两篇论文，讨论这一现象，论文在中途停靠时先后寄往英国，发表在伦敦的两家杂志上。

拉曼返回印度后，立即在科学教育协会开展一系列的实验和理论研究， 探索 各种透明媒质中光散射的规律。许多人参加了这些研究。这些人大多是学校的教师，他们在休假日来到科学教育协会，和拉曼一起或在拉曼的指导下进行光散射或其它实验，对拉曼的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七年间他们共发表了大约五六十篇论文。他们先是考察各种媒质分子散射时所遵循的规律，选取不同的分子结构、不同的物态、不同的压强和温度，甚至在临界点发生相变时进行散射实验。1922年，拉曼写了一本小册子总结了这项研究，题名《光的分子衍射》，书中系统地说明了自己的看法。在最后一章中，他提到用量子理论分析散射现象，认为进一步实验有可能鉴别经典电磁理论和光量子1923年4月，他的学生之一拉玛纳桑（K.R.Ramanathan）第一次观察到了光散射中颜色改变的现象。实验是以太阳作光源，经紫色滤光片后照射盛有纯水或纯酒精的烧瓶，然后从侧面观察，却出乎意料地观察到了很弱的绿色成份。拉玛纳桑不理解这一现象，把它看成是由于杂质造成的二次辐射，和荧光类似。因此，在论文中称之为“弱荧光”。然而拉曼不相信这是杂质造成的现象。如果真是杂质的荧光，在仔细提纯的样品中，应该能消除这一效应。

在以后的两年中，拉曼的另一名学生克利希南（K.S.Krishnan）观测了经过提纯的65种液体的散射光，证明都有类似的“弱荧光”，而且他还发现，颜色改变了的散射光是部分偏振的。众所周知，荧光是一种自然光，不具偏振性。由此证明，这种波长变化的现象不是荧光效应。

拉曼和他的学生们想了许多办法研究这一现象。他们试图把散射光拍成照片，以便比较，可惜没有成功。他们用互补的滤光片，用大望远镜的目镜配短焦距透镜将太阳聚焦，试验样品由液体扩展到固体，坚持进行各种试验。

与此同时，拉曼也在追寻理论上的解释。1924年拉曼到美国访问，正值不久前A.H.康普顿发现X射线散射后波长变长的效应，而怀疑者正在挑起一场争论。拉曼显然从康普顿的发现得到了重要启示，后来他把自己的发现看成是“康普顿效应的光学对应”。拉曼也经历了和康普顿类似的曲折，经过六七年的 探索 ，才在1928年初作出明确的结论。拉曼这时已经认识到颜色有所改变、比较弱又带偏振性的散射光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他参照康普顿效应中的命名“变线”，把这种新辐射称为：“变散射”（modified scattering）。拉曼又进一步改进了滤光的方法，在蓝紫滤光片前再加一道铀玻璃，使入射的太阳光只能通过更窄的波段，再用目测分光镜观察散射光，竟发现展现的光谱在变散射和不变的入射光之间，隔有一道暗区。

就在1928年2月28日下午，拉曼决定采用单色光作光源，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有判决意义的实验。他从目测分光镜看散射光，看到在蓝光和绿光的区域里，有两根以上的尖锐亮线。每一条入射谱线都有相应的变散射线。一般情况，变散射线的频率比入射线低，偶尔也观察到比入射线频率高的散射线，但强度更弱些。

不久，人们开始把这一种新发现的现象称为拉曼效应。1930年，美国光谱学家武德（R.W.Wood）对频率变低的变散射线取名为斯托克斯线；频率变高的为反斯托克斯线。

拉曼发现反常散射的消息传遍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实验室相继重复，证实并发展了他的结果。1928年关于拉曼效应的论文就发表了57篇之多。科学界对他的发现给予很高的评价。拉曼是印度人民的骄傲，也为第三世界的科学家作出了榜样，他大半生处于独立前的印度，竟取得了如此突出的成就，实在令人钦佩。特别是拉曼是印度国内培养的科学家，他一直立足于印度国内，发愤图强，艰苦创业，建立了有特色的科学研究中心，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看到”指的是什么概念?一个视力正常的人一抬头就能看到月球表面吧。大概在1609年，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后第一个对月球进行了观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