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斌论文发表

(专稿）粉色暗流：被围剿的流行 --------------------------------------------------------------------------------这一切正在一片愤怒、震惊、无奈和冷漠中悄然流行着。城市文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公众无一例外地将“淫秽”一词理解为贬义时，成百上千个街头非法录像带、VCD出租摊、书报亭、音像制品店以及车站、码头、闹市角落里神情诡秘的男女，星罗棋布地构成这种流行的保垒。2000年1月25日，上海市普陀区警方在一份专项总结中称：在过去的两年中，他们的“扫黄打非”行动，共拘捕200多名嫌犯，缴获各类非法、淫秽出版物60余万件。稍后，杨浦、虹口、闸北、机场警方宣称：他们在1999年岁末的行动中，收缴了大量的盗版、淫秽VCD、LD和其他非法出版物。我们惊叹着警方的重大战果。然而，我们更多地在品味着一种焦虑。可以用泛滥来形容的这场流行，是人的物欲、性本能需求超常规的大爆发。“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杠杆”，如果我们没有断章取义或怀着某种偏颇来理解恩格斯的判断，这似乎是一种必然。在此之前，大红大紫的王朔、张艺谋，把乱伦、性冲动、强奸、杀人等情节展示在人们面前，并赢得了来自不同层次的人们的认可。他们成功地挖掘了人们渴求张扬自我，超越规范的潜意识，形成冲击主流文化的亚文化。当然，这种亚文化并非王朔、张艺谋的独创。在他们前后，大量从国外流入、国内产生的各种样式的作品，烘托起这种亚文化的氛围，驱动着人的原欲能量的急剧扩张。这正应验了犯罪需求论专家、学者们的结论：人人都是潜在的越轨者。于是，新一轮的流行受到新一轮的围剿，而越是被禁止的，越是具有诱惑力。那么，在警方与这一轮丑恶的流行的较量，是否预示着一个社会进步的开始？《玫瑰梦》、断头台；16岁花季的悸动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淫秽出版物的牺牲品。28岁的杨秋良，有一个幸福美满的三口之家。妻子贤惠、善良，女儿活泼可爱。但是，杨秋良不是那种直接可以从外表看穿内心的人。在他沉稳、安分、勤恳的表象下，有着一颗极不满足的心，他可以用8角钱的一碗光面打发掉一顿饭，甚至可以饿过一顿。这决不是经济的贫困，而是出于一种对金钱的畸形崇拜。他有他的爱好，在他委屈自己肠胃的同时，又可以用10碗、20碗面的代价去地摊、书亭购买充满性描写的淫秽书刊。他为此如痴如狂，赤裸裸的文字令他如坐针毡。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幻想在希尔顿、七重天的高级客房，按照书上描写的各种方式和氛围玩弄100个中外美女。终于，他从整日的意淫中跳了出来，决意亲自体验一番。某个冬日的夜晚，他将一个年轻女子掀起了路边的沟坎，随手将一把电击手枪指在了那女子的脸上。他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快感，罪恶迅速地膨胀开来。从此，他象只饿狼，逡巡在城市黑暗的角落里……春末的一个深夜，杨秋良难以入睡。那种欲望随着持续的燥热在升腾。他借口单位加班，携带电击枪、尖刀、麻绳，从浦东潍坊新村换乘三辆公交车窜到普陀区，在偏僻的泸定路、云岭东路附近，他看见鑫锡饮食店的安徽女帮工张玉梅在门口纳凉，她那娇美的身体不禁使杨秋良垂涎万分。他在94路公交车终点站调度室潜伏下来，等待作案时机的到来。次日凌晨3点，张玉梅关灯后进入梦乡。杨秋良用尖刀挑开门栓入室，黑暗中踢翻一只凳子。“谁？干什么的？”张玉梅惊醒，直起身来。丧心病狂的杨秋良唯恐罪行败露，猛扑张玉梅，挥刀在其身上乱捅，张玉梅当即气绝身亡。杨秋良在喘过一口气之后，又用尖刀恣意挑划张的胸部、下身，以此获得兽欲的最大满足。一年之后，惊悸之后的杨秋良窜到曹杨新村，跟踪一名下班回家的女工时，被普陀警方的巡逻人员当场抓获。警方在杨秋良的床下，缴获《玫瑰梦》、《情场赌徒》、《性屠杀纪实》、《兽性猎物》等大量淫秽书刊和读书笔记。杨秋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的妻子面对这罪恶的真相，目瞪口呆，如遭雷击：怎么会？！他的丈夫可一直是勤俭、老实和听话的呀！淫荡的感官刺激，将人的本能劣化为兽性，已经对社会产生着巨大的危害。李洪斌和王强是两名16岁的孩子，花季的年龄是没有什么磨难的。因为父辈们摆脱不了童年、少年时代的黯淡，所以他们加倍地将富足倾注在孩子身上，使他们怀有畸型的优越感。可能是营养过度的缘故，李洪斌和王强几乎难以从外表上让人区分他们的成熟度，打麻将、抽烟、喝洋酒、上舞厅，对他们来说，多样化的刺激，已将多数青少年沉湎其中的电子游戏，抛出了好几条“横马路”。暑假的一天下午，李洪斌到王强家中“孵空调”。躺在真皮沙发上，他们已经连续看了三盘成龙的动作片，李洪斌显然是有点腻了，对王强说：“再找找，还有没有生活片、演唱会的实况录像带？”王强拍了拍脑袋，“上次看到我爸带回来一盘录像带，放在他们房间。”王强跑进父母的卧室，翻箱倒柜，在大橱的一堆衣服里找到一盘用报纸包好的录像带。经过30秒的杂波抖动后，电视屏幕赫然映出一个赤裸女人的大特写，王强一愣，拍了李洪斌一把：“有花头。”不堪入目的画面，让王强和李洪斌看得心惊肉跳，手心都攥出了细汗。三小时之后，两个男孩红着眼睛走出了大楼，迎面碰上在拐角处玩耍的6岁女孩婷婷。“婷婷，哥哥跟你一块玩好吗？”婷婷高兴地抓住了王强的手。王强和李洪斌把婷婷带到隐秘的泵房后面的树林里，撩开婷婷的短裙……来自权威的调查称，近年来，全国性犯罪案件中，60％的嫌犯看过淫秽出版物。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淫秽出版物的大量涌现，除了触目惊心的性犯罪之外，它还引发卖淫嫖娼、娱乐场所色情服务、不负责任的婚外性行为及婚前性行为……仅在上海，从1994年开始，性病数一直呈高速递增态势。客观地讲，人的一切欲望都是合理的，问题是淫秽出版物在刺激性欲望膨胀的同时，还教唆着人们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满足这种欲望，形成对社会规范的严重破坏。即使有证据表明，淫秽出版物并没有使所有的受众沦为罪犯，也并不是性犯罪者唯一的犯罪原因，但是大量的个案证实，淫秽出版物确实是导致犯罪产生、扩大的动力。淫秽出版物与真正意义上的“性解放”相去甚远，它只有问题而没有任何文化的底蕴。毫无疑问，法律、道德、公众的身心以及文化都在经历着一场阵痛。在鞭炮纸上偶然发现的高额暴利我们不妨可以把淫秽出版物的泛滥看作为一种畸型的市场行为。它的生产者、供应者以此获取大把大把的钞票满足物欲，而它的消费者则可以在极度的兴奋中寻求刺激。在90年代以前，在我们这座城市里，淫秽出版物基本处于有场无市的状态。那些爱好者，一般地从亲朋好友、邻居中，相互传抄淫秽的手稿，或将淫秽录像带反反复复，“子子孙孙”地复制下去，或者翻拍收藏一些粗糙的画片。1989年底，我在上海市公安局经保处侦办过一起传播淫秽录像带案件，从电力系统一家单位的线索入手，像带鱼咬尾一样，一下子查出涉及三家工厂的50多名传看者。50多盘带子都是一种内容。那些涉案者为了观看淫秽录像带，勒紧裤带买上一台录像机，从上海东边的黄浦、虹口区背着机器赶到西面的徐汇、长宁区的同事家中，复制一盘带子匆匆赶回家。他们唯一的抱怨是带子的品种不多，图像质量低劣。当巨大的变革有力地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时，总不免带来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市场进一步开放、技术日益提高的条件下，淫秽出版物的传播出现整体升级。沿海的福建石狮市和浙江温州市首先成为闻名全国的两大“黄泛区”。淫秽出版物迎合两种需求必然成“市”！这种黑市经历公开、半公开和完全隐蔽的循环，顽强地生存下来。1991年，山东省一个以制作鞭炮而闻名的山村里，有个农民在他的作坊里整理制作鞭炮用的纸张时，蓦然发现权当废纸收购来的一本小册里，满是令人心跳耳红的字句。他读着读着就来了灵感，何不把它印上个几万册卖出去！这个灵感，真的让他发了一笔财：1万元。做鞭炮做到哪年才有这个数？这可是条致富的路啊！转眼间，这里的鞭炮业全部转向印刷业，县城出现了一个庞大的非法、淫秽出版物的发行市场。1992年3月，上海市普陀区警方治安查禁中队拘捕了来自这个山村的8名嫌犯，缴获淫秽书刊14万册，摧毁了他们在上海营建的8个发行网，但当地的书刊发行业依然红火。至今为止，淫秽出版物已从手抄本、低画质向高技术印刷、高画质升级，媒体涉及书刊、画报、加热变色画片、录像带、电脑软盘、VCD、DVD、LD等，而暴利则显而易见。一本20页的淫秽小册子，进价2元，售价达20元；一本海外走私入境的淫秽画报进价45元，转手卖到250元，一张淫秽VCD成本为0.68元，“上市”转手卖到10－30元。在更早些时候，一张淫秽VCD从广州进价20元，在上海可以卖到200－250元。而且这种暴利是无需付分文税金的纯利。在南方某些地方，不法分子索性购买一条光盘生产流水线，一次性生产后，向全国批发。这样既可以保住暴利，又能避免警方的打击。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与犯罪关系的时候曾指出，当利润扩大到300％时，可以冒上绞架的风险。正是出于对高额暴利的追逐，何况风险还不至于上绞架，不法之徒开始疯狂起来。几年前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上海市普陀区警方袭击甘泉路集市上一个大饼摊，出租淫秽录像带的摊主夫妇被人赃俱获。警员在对其延长西路的住宅搜查中，缴获400余盘盗版、淫秽录像带和10余本书刊。这对夫妇交代称，他们租借集市里的摊位一年多，因经营不善而亏本，为扳本冒险转向录像带出租。他们用几千元积蓄，先后在外滩、虬江路等处以50元至160元的价格购下50余盘淫秽录像带，以每天50元的租金向70多人次出租，数月间赚得8000多元，为了牟取更多的租金，夫妇俩在家里将20多盘录像带进行了复制，10多平方米的小屋俨然成了一个加工作坊。无独有偶，在VCD广为流传的时刻，33岁的加昌电子商店老板陈义德亲眼看见隔壁的摊位因贩黄而被警方冲击，但经受不了高额暴利的诱惑，就在警方行动的次日携5万元直奔广州，购回1000多张淫秽VCD，刚刚上柜，就被警方查获，落得个血本无归的下场。在对暴利的追逐中，我还看到了道德的进一步沦丧，道德像橡皮膏一样，被人随意粘贴，又随意撕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追逐暴利的人不顾社会公德，却又恪守传统伦理。李龙根，34岁，很本份。很多接触过李龙根的人都留下很好的印象。他是一家中型机械厂运输部的搬运工。他的脸黑得像树皮一样。但忽然有一天，李龙根和成千上万的在职职工一样，丧失了他扛大包的权利。他下岗了。下岗后的李龙根，整天无所事事。一个大男人靠他妻子开办的电子元件商店混一口饭吃，内心的平衡被打破了。无所事事的李龙根每天在找事干，但他能干的最大的事就是充满激情地和老婆吵架。他无奈地来到妻子的小店帮衬，听从她的发号施令。这时的李龙根，每天所想的只剩下一个钱字。有了钱，他才能找回自己的尊严。在上海电子市场VCD成为新宠并迅速形成一股热潮的时候，李龙根自以为是找到一个机会。此时这家小店已经连续几个月亏了本。李龙根在上海、广东来回奔波，购进大量盗版、淫秽VCD，果然给小店带来了生机。妻子的脸上有了笑容。深秋的一天晚上，普陀警方根据群众举报，端掉了李龙根的窝点。在搜查住所时，警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李龙根17平方的卧室和封闭的阳台内，到处堆满了盗版VCD，而在紧贴地面的席梦思下，隐匿着的全部是淫秽VCD，当我和我的同事王家骝前往看守所提审李龙根时，李龙根十分坦然和真切的解释道：“因为家中有小，孩子看了黄带肯定会变坏了。”也许这是在表白他的良知，表明他“虎毒不食子”的伦理观，而我却因此感到愤怒。当我们的民族从铁板一块的“蓝灰白”时代走出来时，在灿烂的人流中，我们看到自我个性的解放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巨大的动力。但是，就在一部分人用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先行富起来的时候，个体的私欲恶性膨胀给社会带来新的危机。一幅漫画描绘了这样一个图景：一个见义勇为者抓住了一个小偷，旁边有20多人张大了嘴巴对后来的警察高喊：“我们都能作证！”然而，在小偷肆意伸出他的黑手时，那么多证人又缩到哪里去了？拯救道德，这该是全民的责任。这或许就是李龙根案件带给我们的反思。仅仅庇护自己的孩子，仅仅打扫自家门前的那堆“雪迹”，是远远不够的。谁来回答：淫秽出版物是一个多棱体吗？简单地来看淫秽出版物流行，这个黑市中的生产者、贩卖者是卖方，那么购得淫秽出版物的消费者即为买方。只有买卖中的一方，淫秽出版物只能身行消亡，而难以流行。我们已知淫秽出版物的使用价值只在于性刺激。除了引发犯罪之外，当事的人们还可能对它作出怎样的回答呢？陈元（化名），38岁的男性青年。他是因为租借录像带被警方作为证人接受询问的。办案警员将他租借的次数、片名、金额一一问清，记录在案后，我开始对他进行案外采访。“你为什么要租借淫秽录像带观看？”这个问题立即使他大惊失色，以为要对他进行处理。“我……”他很怯懦地看着我，作后悔状：“我以后再也不看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我将陈元带到会客室，换一个宽松一点的环境，我告诉他，我不是这个案件的承办员，我只是采访调查，我会尊重他的隐私，不会强迫他。我们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始合作。陈元告诉我：“我结婚很晚，才一年，妻子也是大龄青年。我有很长时间的手淫习惯。结婚之后，我看过杂志上的介绍，手淫很不好，和妻子同房就越来越没有信心，所以，看到摊头上有录像带出租，就上那儿去借。看过之后，我的自我感觉要好点。我妻子见我借黄带回来看，就骂我，但这是丑事呀，也没有声张。我想我借带子回来看，也没有传给第二个人看过，我不认为有什么不好。”李勤力，男，21岁，盗窃嫌犯。李勤力流窜新村地区上门撬窃，被捕后警方从他家中搜查获取3盘淫秽录像带。我去采访他时，他有点满不在乎。他告诉我，他先后和两个女孩子发生过性关系，他说：“那3盘带子都是偷来的。我17岁就看过黄带，不过我没有去强奸、淫乱。那两个女的是和我谈朋友的。”我问他第一次看黄带是为什么？“好奇呀！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带子，非常刺激。”那么和两个女孩发生性关系和看黄带有关系吗？他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现在青年男女只要愿意，这种事很普遍的。看黄带最好要有方向（女伴），否则不要闯祸呀？”余志刚（化名），男，25岁。一次购买3张淫秽VCD当场被查禁人员截获。他告诉我：“小时候我经常偷偷看父母同房，很刺激。长大到现在结婚，我一直想偷看别人。但我很害怕，这样子很不好，我就是看了心也不安，单位里我给人的印象挺不错的。后来结婚有了录像机，看看‘黄带’补偿补偿，现在画面更清楚的VCD机也买了，我就是按捺不住想看看。”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出租、租借、买卖包括携带淫秽物品的行为均属非法行为，而事实上在查处上，对出租、贩卖者有劳教、判刑的规定，而对租借、购买者都以批评教育、收缴实物了结。在遏制淫秽出版物的需求方面我们还显得无能为力。应当注意到，我的被采访者都道出了人们可以理解的心态，但他们满足自慰的手段是不正当的、非法的，并引导、刺激这种邪恶的流行，加剧了对社会的伤害。评论李勤力颇为“新潮”的性观念与淫秽录像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似乎有点牵强，但也不能忽略淫秽录像潜移默化的影响。由于以上的采访是随案进行，并且我本身就是警方人员，这种采访难免会给对方带来压力，而失之客观。鉴于此，我用20天的时间，随机拨了100个电话进行采访，结果只有23个电话是有效的。其中1人表示没有看过，看不看无所谓；其中15人表示看过，有兴趣，“给平淡的生活增加一点刺激”，6人表示厌恶，“它毒化社会风气，使人变坏，政府应予严厉打击。”这23个中的一位给了我一个新的理由，那就是“欣赏”。可能是我的这次不见面的采访给了他尽情表达的机会。他说他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电视广告制作。他没有透露他的年龄，我判断他不超过30岁，但我无法弄清他的婚姻状况。他猛烈地抨击警方的“扫黄”行动是一群没文化的人从内容到形式上对人性解放的粗暴扼杀。他说：“你们所谓的淫秽视盘，就是VCD、LD，我有20多张的收藏品。每当我疲惫地从工作台上回家时，放一张声、光、色、人的动感、情调俱佳的碟片，就会获得最大的快感。欣赏是一种享受。你们根本不会知道，画面上的性行为，是人类原欲的最大的释放，那是一种经典。普通人难以达到这种境界。欣赏是一种享受，并不是人人都懂得欣赏，它还需要情感和身心的投入。而欣赏又和那些毫无顾忌的性体验有着巨大的区别。”“人的犯罪是个人际遇与法律的冲突，有时候法律也并不合理。他犯罪你就依法处置。而我的光碟是一种文化，你不能因为别人的犯罪来追究文化的罪过。按警方的逻辑，涉世不深的少年偶然看见父母同房，随后外出对别人进行性攻击，那么这对作爱的父母是否要受到审判？退一万步讲，你们所谓的淫秽物品导致人们的犯罪，那也只是这群人缺乏应有的欣赏品位。你不觉得社会对性的压抑时间太长、力量太重了吗？我为此感到遗憾的是，我不能让更多的人和我一起参与欣赏。如果那样，我必然会遇到你们警方的重拳打击。”电话的那头，突然爆发一阵爽朗的笑声。“不过你应该注意一个事实，大概可以象征着一种进步。这就是你可以从电视荧屏、广告时装演示会上看到，服装、洋酒、内衣、丝袜、补品等等都是用女人凝脂般的肉体来包装完成的，你再注意她的眼神，如果说色情，那穿着欲露还掩的丝丝缕缕可能比全裸更为色情。请你再注意到另一个事实是性感一词对女孩来说已不再被认为有什么贬义，而更多的却是一种恭维。”这确实是一种声音。我肯定这决不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胡言乱语，它可能代表着一种文化思潮。在淫秽出版物这个黑市里，被警方拘捕和被传来作证的人员中，有比较小的一部分女性，我的采访不论在随案和随机的情况下无没有获得成功。女性犯罪研究者发表的报告称，女性抵御腐蚀的自制力相对较弱，一旦失控，堕落的速度和程度更快更深。而我的手上仅有一则案例。某校14岁的男孩马培青（化名）和13岁的女孩程晓琳（化名）是同班同学。他们整天和别的同学一起四处疯玩，追逐时尚。在宾馆门前守候谭咏麟、张学友的人群中，都会有他们的身影。他们当然没有一流的学业，老师摇头，家长叹气。某日，程晓琳告诉马培青，她在家中发现了一盘“绝对精彩”的录像带，邀约马培青共赏。这是一盘极端淫秽的海外走私录像带。半个小时之后，程晓琳提出，要和马培青学着试试，马培青也没有拒绝。3天之后，程晓琳兴冲冲将此事告诉了19岁的表姐，由此而案发。警方查明马培青明知程晓琳未满14岁而与之发生性关系，以奸淫幼女罪将其拘捕。程晓琳陈述时说：“当时也没怎么想，就是想学一学，试一试，怎么会想到现在这个样子。”程晓琳在马培青家人的恶毒咒骂中，转入工读学校。他们仍然在不同场所成长，接受改造和感化，对他们的前途人们还不敢抱以简单的乐观。以满足个体无限度需求的淫秽出版物的泛滥，尽管可以用“文化经典”这样一类的字眼作成漂亮的包装，但我们没有看到它给人类的性文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效，倒是由此引发的性攻击、性道德沦丧，已如灾难降临在我们面前，这些事实足以让人们在这个选择判断中作出肯定的指向。我们拒绝灾难，但我们还没有到达欢呼的时刻。扫黄：全球性的大围剿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正在将世界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小。然而，技术在推动人类进步的同时，也会成为邪恶的帮凶。最近，令各国首脑大惊失色的是遍布全球的电子计算机国际交互网上色情信息泛滥成灾。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18名专家经过18个月的调查，发现网络上917410份信息无一不带色情内容，调查者宣称网络上色情信息大为吃香，形成庞大的黑市，遍及美国2000多个城市以及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5个最大的公告牌系统年收入均超过100万美元，这些色情信息均为寻常报刊难露面的性变态画面。纽约市道尔顿小学学生顾马奇有一天打开电脑时，收到一个陌生人寄来的电子邮件，附有一个神秘的文件，当他按所有的步骤打开邮件时，他被眼前的内容吓得跳起来。他母亲闻声赶来不禁目瞪口呆：只见屏幕上密密麻麻地排着10张拇指大小的图片，全部是男女性交场面。事后这位母亲愤怒地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也上了网络，孩子们怎么能看这种玩艺？”在我国台湾省，著名的国际交互网INTERNET已成为校园学生最主要、且取得方便的色情信息的来源。《花花公子》、《阁楼》等世界著名的成人杂志上的照片被学生随意取得并四处散布。由于技术上的特殊性，电脑色情信息参与网络运行并不困难，由于网络建立之初为确保信息高速公路的畅通无阻，没有放置中央控制系统。用户只要驶上“公路”即可把信息传到全球数以万计的用户手中。正是这样没有丝毫约束，高自由度的电脑空间才使得不法之徒在网络上胡作非为，使网络处于失控状态。各个不同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传统习惯的国家，迅速地采取了反击措施。新加坡修订了《反色情和诽谤法》。德国采取大规模的网络清扫行动后，要求美国电脑服务公司暂停200家用户的使用权。美国联邦电信安全委员会（FCC）批准了《文明通信法》，尽管在递交国会批准的过程中，引发着激烈的争论，美国警方设计出Surfwatch软件――“网络色情的克星”抵御色情信息进入家庭。中国政府在国内网络尚不普及的情况下发布了《加强计算机国际网络管理规定》。先进的技术将淫秽出版物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也使传播主体的主观犯罪恶意膨胀并扩散。时至今日，人们清楚地记得，1995年岁末在全国掀起的“扫黄”风暴，当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位苏州女工致江苏省副省长、苏州市委书记杨晓堂的信，控诉电子黄毒害了他16岁的儿子，损害他一家的幸福。这位省吃俭用的女工用8000元给儿子买回在一台电脑。可是儿子却从苏州宝碟有限公司购得淫秽VCD碟片，躲在房间内足不出户。他整日精神恍惚，成绩下降。这位女工在得知真相后气愤至极。这位女工的来信，迅速引发全国性的扫黄浪潮。广东、江苏等5家电子企业被中央有关部门勒令停止复制激光软盘业务。VCD播放机，是1994年日本三大电子公司联合推出的新产品，而在1995年10月已经风靡中国各大城市。与电脑兼容的淫秽VCD碟片与播放机同时面世，它的来势远远超过了录像带时代的能量等级。据称，中国企业已经牢牢控制了VCD市场的主要份额，制造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科技、高利润企业的光环下，制作新一代淫秽碟片，往往在地方利益的考虑下受到纵容和庇护。苏州宝碟公司的负责人是当地的乡干部，公司也曾在当地电视台亮相介绍经验。公司复制淫秽VCD，地方官们难道全然不知？在沿海开放前沿地区，已经形成了非法、淫秽电子出版物的集散地。警方发现，在禁而不止的背后，往往有境外策划、境内复制、境内外勾结贩卖的背景。一些国内厂家唯利是图，不顾后果地参与这见不得人的生意。某些地方管理机构或是疏于管理，或是地方利益至上，有意无意地对淫秽电子出版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全国人大的一位常委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官不仅要做到“为官一任造福四方”，还要“留一方净土，倡一方正气、树一方新风。”解决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光靠国家力量和技术是不够的，它需要一切正义，良知的力量的介入和参与。呼唤主流文化的回归无疑，淫秽出版物大规模的充斥着我们这座城市，已经显而易见地表明主流文化的失守，也许它是在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陷落苍白的下降旋面。如果留意一下上海的书市，不难发现，国营书店与个体书亭、“地摊文学”正在营造着两种不同层次的文化氛围。前者高雅，但并不景气，后者红火却充满着感官刺激。即使隆重地推出一部严肃的作品，也必定会用淫心飘摇的文字大加包装，绿州在堕落化的经营中，不断地扩大沙漠化的面积。在浓重的商业气味中，犯罪、恶俗、甚至色情的题材充斥我们的传媒中。在它们的畅销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亚文化的生命力植根于深层的社会意识中，社会文化市场离不开亚文化，而亚文化又是连接着主流文化与犯罪文化的纽带。我们就是这样不知不觉地与犯罪、丑恶共存着，并接受它们的存在给予社会文化市场的“滋养”！人类需要直面审视自身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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