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论文发表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祖籍今义津镇方皋庄。苞生于江苏六合之留稼村，自幼聪慧，24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其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方苞32岁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考取进士第四名。时母病回乡，未应殿试。后因给《南山集》作序案发，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乐律》，康熙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年）解除旗籍，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提升为内阁学士，任礼部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清乾隆元年（1736年），再次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乾隆四年，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因病告老还乡，乾隆帝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乾隆十四年病逝，享年82岁，葬于江苏六合。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其一生著文甚富，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等，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刘 大 櫆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今汤沟镇陈家洲人。大櫆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20多岁以布衣入京，方苞见到他的文章，极其叹服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并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雍正七年（1729年）、十年，两次参加考试都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被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大櫆同邑，深婉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大櫆60岁后为黟县教谕。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大櫆师事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不仅如此，大櫆对“阳湖派”的形成影响也很大。乾隆间，常州钱鲁斯受业于大櫆之门，后与大櫆弟子王灼一起以“师说”传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二人始尽弃骈俪之学，专治桐城派古文，传人日众，后称“阳湖派”。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大櫆著作有《文集》10卷、《诗集》6卷、《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等。逝世后，葬于今金社乡向荣村刘家苕箕地，墓为省级保护文物。姚 鼐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又名惜抱轩，祖籍在今义津镇姚王集，其十世祖姚之兰始迁居桐城城里。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表现出非凡的天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清廷开四库全书馆，鼐被荐入馆充篡修官。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姚鼐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发展方苞的“义法”论，使桐城派的文论，更具有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惜抱轩文集》16卷等。嘉庆十五年（1810年），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时年85岁。嘉庆二十四年，与元配夫人张氏合葬于今义津镇阮畈村铁门口。今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吴 汝 纶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今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汝纶幼时家贫，刻苦读书，爱好古文辞，鄙弃俗学。清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次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爱其才，留佐幕府，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国藩死，又入幕李鸿章。在入幕曾、李期间，曾、李奏议多出之他的手笔。先后出任深州、冀州知州。汝纶每到一地，首先重视教育，后弃官从教，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光绪二十八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教习，并加五品官衔。汝纶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国育人，以求“富国强兵”。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深入探求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在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即赴日本考察学制。在考察期间，深入数十处学堂，不分昼夜，手录备忘，编成《东游丛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介绍日本教育的专著。在日期间，明治天皇还特地接见了他。由日本回国后，途经省城安庆，借巡抚衙门南院，办起了桐城学堂，自认堂长，并请日本学者早川东明任教。为勉励后人，他亲笔题写“勉成国器”的匾额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的楹联。这所学堂即今桐城中学的前身，它是安徽省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是吴汝纶推行新式教育的实验园地，其影响巨大而深远。汝纶博学多才，著述近50卷，是桐城派的后期大师。卒后葬家乡吴牛山，墓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庆的骄傲——钱前中国首次克隆水稻农艺性状功能基因中国农科院水稻所年轻科学家、院一级杰出人才钱前博士领导的课题组，与《水稻重要性状的功能基因组学研究》项目组其他科学家合作，在水稻分蘖分子遗传学机理研究和功能基因克隆等方面取得突出进展。该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NATURE》上。这是中国近20年来，首次在世界上克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应用前景的主要农作物重要农艺性状的功能基因，也是中国动植物功能基因研究成果首次在国际高水平杂志上发表。据了解，该项研究以在水稻育种中发现的分蘖极端突变体为材料，通过遗传图谱定位克隆技术，科学家分离鉴定了水稻分蘖控制基因MOC1。遗传分析表明，MOC1是由单基因隐性突变造成的，MOC1编码一个转录因子，属于植物基因组特有的基因转录因子家族的一个成员。作为主控基因的MOC1调控了一个精细而复杂的信号传递网络，并通过此网络调节水稻分蘖牙的形成及其正常生长发育。通过对其功能与信号转导途径的深入研究，对了解禾谷类作物分蘖调控的分子机理，并进而应用于水稻等禾谷类作物超级品种的培育，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应用意义。目前，国家正投入巨资，全面开展了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并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的重要内容，重点探索控制水稻产量、品质与抗逆性的奥秘，克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分蘖是水稻等禾本科作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分枝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水稻的产量，是培育“超级水稻”的一个重要方面。该成果标志着中国水稻功能基因研究已具备国际领先的能力。中国科普网钱前简介钱 前：男，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安徽安庆人，1962年出生，1979年毕业于安庆二中。农业部水稻生物学重点实验室遗传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7年-2003年，任中日合作研究“利用生物技术创新水稻种质”的项目科学家。1983年、1989年、1995年分别于南开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中国农科院获农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水稻遗传学等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SCI收录15篇，2003年4月在《NATURE》发表原始论文。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和浙江省科技进步奖等多项，1998年获浙江省青年科技奖，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同年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高级访问学者。2002年获中国农学会青年科技奖，并入选中国农业科学院首批杰出人才。目前主持、参与国家“973”、“863”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主要研究方向是水稻种质资源创新。主要研究内容：1. 分子遗传研究开展了分子标记鉴定真、假杂交稻种；定位了单蘖、低纤维素、巨大胚基因、广亲和以及新矮源等基因；并克隆了单蘖、低纤维素基因。2. 经典遗传及育种基础理论研究对水稻特异性状的遗传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发掘的赤霉素欠失体、细胞质白绿苗等突变体。3. 水稻新性状米研究改变把水稻作为粮食作物的传统观念，使之成为粮经兼顾型作物。

简述桐城派的古文理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核心概念是考据。他们强调“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就是要以“词章”为手段,以“考据”为凭借,来阐发儒家的“义理”,使文章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桐城派简介：清代中叶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流派。以其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他们提倡古文，强调学习《左传》、《史记》等先秦两汉散文和唐宋八大家散文，讲究所谓“义法”，即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他们还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并重。在语言上追求“雅洁”，并以阳刚阴柔辨析文章风格。桐城派所写的主要是应用文学，尤以碑志、传状为最多，此外还有一些议论文以及记事小品和描写山水景物的文章，成就以后者为高。他们的文章大都文理清顺，简洁明了，语言通畅。有些作品还具有一定的战斗性。当然，也有一些作品内容比较贫薄，生动性不够。桐城派文风是由程朱的理学思想、韩欧的文章法度和八股时文的巨大影响三种因素相互交融而形成的。桐城派其他成员还有鲁絜非、吴嘉宾、欧阳兆熊、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曾国藩、吴汝纶、黎庶昌、林纾等。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莹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鋐 、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垧、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祖籍今义津镇方皋庄。苞生于江苏六合之留稼村，自幼聪慧，24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其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方苞32岁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考取进士第四名。时母病回乡，未应殿试。后因给《南山集》作序案发，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乐律》，康熙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年）解除旗籍，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提升为内阁学士，任礼部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清乾隆元年（1736年），再次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乾隆四年，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因病告老还乡，乾隆帝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乾隆十四年病逝，享年82岁，葬于江苏六合。 方苞首创“义法”说，倡“道”“文”统一，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后来桐城派文章的理论，即以方苞所提倡的“义法”为纲领，继续发展完善，于是形成主盟清代文坛的桐城派，影响深远，至今仍为全国学术界重视，方苞也因此被称为桐城派的鼻祖。其一生著文甚富，有《周官集注》13卷、《周官析疑》36卷、《集外文》10卷、《补遗》14卷等，另删订了《通志堂宋元经解》。 刘 大 櫆 刘大櫆（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今汤沟镇陈家洲人。 大櫆受教于同乡吴直，才华出众。20多岁以布衣入京，方苞见到他的文章，极其叹服说：“如苞何足算哉！邑子刘生乃国士尔！”并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雍正七年（1729年）、十年，两次参加考试都登副榜。乾隆六年（1741年），由方苞荐举应博学鸿词科，被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大櫆同邑，深婉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特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大櫆60岁后为黟县教谕。几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 大櫆师事方苞，深得方苞的推许；他又是姚鼐的老师，故为“桐城派三祖”之一。大櫆虽出方苞之门，但文风不同，方苞深于经学，对文章提倡义法，用笔严谨，简明确切；大櫆兼重古文的神韵，博采《庄》、《骚》、《左》、《史》、韩、柳、欧、苏之长，才气雄放，波澜壮阔。形成“日丽春敷，风云变态”的风格。不仅如此，大櫆对“阳湖派”的形成影响也很大。乾隆间，常州钱鲁斯受业于大櫆之门，后与大櫆弟子王灼一起以“师说”传诵于阳湖恽敬、武进张惠言。恽、张二人始尽弃骈俪之学，专治桐城派古文，传人日众，后称“阳湖派”。 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大櫆著作有《文集》10卷、《诗集》6卷、《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等。逝世后，葬于今金社乡向荣村刘家苕箕地，墓为省级保护文物。 姚 鼐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又名惜抱轩，祖籍在今义津镇姚王集，其十世祖姚之兰始迁居桐城城里。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櫆学习古文，表现出非凡的天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清廷开四库全书馆，鼐被荐入馆充篡修官。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 姚鼐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发展方苞的“义法”论，使桐城派的文论，更具有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惜抱轩文集》16卷等。嘉庆十五年（1810年），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时年85岁。嘉庆二十四年，与元配夫人张氏合葬于今义津镇阮畈村铁门口。今墓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吴 汝 纶 吴汝纶（1840—1903），字挚甫，今会宫乡老桥村吴牛庄人。 汝纶幼时家贫，刻苦读书，爱好古文辞，鄙弃俗学。清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次年中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爱其才，留佐幕府，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国藩死，又入幕李鸿章。在入幕曾、李期间，曾、李奏议多出之他的手笔。先后出任深州、冀州知州。汝纶每到一地，首先重视教育，后弃官从教，任保定莲池书院院长；光绪二十八年，清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教习，并加五品官衔。 汝纶大力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国育人，以求“富国强兵”。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深入探求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在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后，即赴日本考察学制。在考察期间，深入数十处学堂，不分昼夜，手录备忘，编成《东游丛录》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介绍日本教育的专著。在日期间，明治天皇还特地接见了他。由日本回国后，途经省城安庆，借巡抚衙门南院，办起了桐城学堂，自认堂长，并请日本学者早川东明任教。为勉励后人，他亲笔题写“勉成国器”的匾额和“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的楹联。这所学堂即今桐城中学的前身，它是安徽省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是吴汝纶推行新式教育的实验园地，其影响巨大而深远。 汝纶博学多才，著述近50卷，是桐城派的后期大师。卒后葬家乡吴牛山，墓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安庆的骄傲——钱前 中国首次克隆水稻农艺性状功能基因中国农科院水稻所年轻科学家、院一级杰出人才钱前博士领导的课题组，与《水稻重要性状的功能基因组学研究》项目组其他科学家合作，在水稻分蘖分子遗传学机理研究和功能基因克隆等方面取得突出进展。 该研究论文发表在国际权威杂志《NATURE》上。这是中国近20年来，首次在世界上克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应用前景的主要农作物重要农艺性状的功能基因，也是中国动植物功能基因研究成果首次在国际高水平杂志上发表。 据了解，该项研究以在水稻育种中发现的分蘖极端突变体为材料，通过遗传图谱定位克隆技术，科学家分离鉴定了水稻分蘖控制基因MOC1。遗传分析表明，MOC1是由单基因隐性突变造成的，MOC1编码一个转录因子，属于植物基因组特有的基因转录因子家族的一个成员。作为主控基因的MOC1调控了一个精细而复杂的信号传递网络，并通过此网络调节水稻分蘖牙的形成及其正常生长发育。通过对其功能与信号转导途径的深入研究，对了解禾谷类作物分蘖调控的分子机理，并进而应用于水稻等禾谷类作物超级品种的培育，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应用意义。 目前，国家正投入巨资，全面开展了水稻功能基因组研究，并作为重大科技专项“功能基因组和生物芯片”的重要内容，重点探索控制水稻产量、品质与抗逆性的奥秘，克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功能基因。分蘖是水稻等禾本科作物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分枝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水稻的产量，是培育“超级水稻”的一个重要方面。该成果标志着中国水稻功能基因研究已具备国际领先的能力。 中国科普网 钱前简介 钱 前：男，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安徽安庆人，1962年出生，1979年毕业于安庆二中。农业部水稻生物学重点实验室遗传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7年-2003年，任中日合作研究“利用生物技术创新水稻种质”的项目科学家。 1983年、1989年、1995年分别于南开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中国农科院获农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长期从事水稻遗传学等领域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SCI收录15篇，2003年4月在《NATURE》发表原始论文。获农业部科技进步奖和浙江省科技进步奖等多项，1998年获浙江省青年科技奖，入选浙江省“15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选，同年成为中国科学院第一批高级访问学者。2002年获中国农学会青年科技奖，并入选中国农业科学院首批杰出人才。 目前主持、参与国家“973”、“863”项目等科研项目多项。主要研究方向是水稻种质资源创新。主要研究内容： 1. 分子遗传研究 开展了分子标记鉴定真、假杂交稻种；定位了单蘖、低纤维素、巨大胚基因、广亲和以及新矮源等基因；并克隆了单蘖、低纤维素基因。 2. 经典遗传及育种基础理论研究 对水稻特异性状的遗传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发掘的赤霉素欠失体、细胞质白绿苗等突变体。 3. 水稻新性状米研究 改变把水稻作为粮食作物的传统观念，使之成为粮经兼顾型作物。

桐城派代表人物有 方苞 刘大櫆 姚鼐 为"桐城三祖" 清代散文流派.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木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持续时间之长，作家人数之多，流衍区域之广，影响熏染之深，实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木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木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木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可见方苞对刘大（木魁）是何等看重。刘大（木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 ，一生著作颇丰 。刘大（木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刘大（木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刘大（木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 刘大（木魁）门下弟子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称他为惜抱先生 。姚鼐幼时十分好学 ，拜刘大（木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是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姚鼐认为文章的阴阳刚柔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无疑是一个创举。姚鼐在教学之余，还选辑了《古文辞类?》一书，作为弟子学习古文范本。 姚鼐之后，直至本世纪初，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桐城派文章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成为一代文学正宗。具体的说，论文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间有卓识；游记文章写景状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俱能寄寓对世情的感叹；传记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纪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清晰，平易近人，清新可读，是其整体的流派特点。其中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随之而生，给了桐城派致命的打击。而林纾仍在鼓吹“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而动，反对新道德，反对新文学，被斥为“桐城谬种”，理所当然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桐城派古文运动自此终结。然而，不能据此把崛起于200余年的桐城文派定为反动流派，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对于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过较大影响的散文流派，应该全面、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参考资料：

天下文章其在桐城呼！”这是清朝乾隆年间世人对桐城文章的赞誉。 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魁、姚鼐均系桐城人，故名。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参与作家之众、播布地域之广、绵延时间之久，皆为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 桐城文派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明末清初。桐城人方以智、钱澄之、戴名世，在古文理论和创作实践上，初步体现桐城文派的某些特征，可以认作桐城文派的前驱。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始于方苞，经刘大魁、姚鼐而发展成为一个声势显赫的文学流派。方、刘、姚被尊为“桐城派三祖”。 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出生于桐城一士大夫家庭。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32岁举江南乡试第一，39岁中进士，适逢母病未能参加殿试。44岁因受乡先辈戴名世《南山集》文字狱案牵连而入狱，经大学士李光地等人营救，得以赦免出狱。方苞继承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提出“义法”主张。“义”是指文章中心思想即封建正统的基本观点；“法”是指表达中心思想或基本观点的形式技巧，包括结构、条理、修辞等。他认为“义”与“法”之间为一经一纬，相辅相成，即内容与形式必须统一。方苞还提倡文章语言必须“雅洁“，淘汰杂质，创造清真雅正、谨严朴质的文体。他认为学习古文应以《左传》、《史记》为范本，而要学到《左传》、《史记》的精髓，又必须从唐宋散文八大家入手。方苞虽推崇古文，但也反对一味“求古求职典”，反对形式上拟古的古文倾向。这些主张均比较切实，便于人们掌握古文的正确写作方法，是对唐宋以来古文运动创作经验的总结，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方苞“义法”论的创立，为桐城文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的门下有刘大魁、沈彤、沈庭芳等一大批弟子，其中尤以刘大魁、最有建树，为桐城文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 刘大木魁、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他读书勤奋，擅长文辞。青年时代游学京城，拜在方苞门下。方苞读其文章，赞叹不已，认为自己不如他：“如苞何足算也！邑子刘生，乃国士耳。“可见方苞对刘大魁是何等到看重。刘大魁晚年致力于教学，曾任皖南黟县教谕，后又主持歙县问政学院，归老于枞阳故里，一生著作颇丰。刘大魁补充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偏重于古文的艺术探讨。他在肯定文章思想居于首要地位的同时，认为文章的艺术性有相对的独立意义，指出文字“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因此必须重视艺术的体现。刘大魁提出了“神气”、“音节”、“字句”为文章要素的理论。“气”是指语言的气势，而“神”则是“气之精处”，是一种最本质的独特的风格，是作者性格特征在艺术上的体现。他认为文章的“神气”虽然难以看见，但能“于音节见之”，而“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从文章的字句、章节入手，就可以体察文章的神气，看出作者思想感情的起伏、顿挫，这无疑是总结我国诗歌韵律学说中的理论，并运用到散文领域。刘大魁认为，进窥古文“义法”的奥妙应当从熟读古文入门：“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这就是后来桐城古文家学文与作文的秘诀，后代传桐城文法者无不以此为不二法门。刘大魁门下弟子众多，以姚鼐最为杰出。姚鼐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弟子称他为惜抱先生。姚鼐幼时十分好学，拜刘大魁为师学习古文。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乾隆三十八年入四库全书馆任任篆修官。《四库全书》修成后，他辞官回乡，致力于教育和精研学问，先后主讲于扬州、安庆、歙县、南京等地书院，其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名扬天下。作为桐城派的第三代祖师，姚鼐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论，提出了义理、孝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使桐城派文论具有更完整的体系和周密的理论性。他的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是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的重大命题。姚鼐认为文章的阴阳刚柔变化，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无疑是一个创举。姚鼐在教学之余，还选辑了《古文辞类篆》一书，作为弟子学习古文范本。 姚鼐之后，直至本世纪初，先后有“姚门四杰”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曾国藩及“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庶昌以及林纾、姚永朴、姚永概等卓立文坛。桐城派文章大都具有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成为一代文学正宗。具体的说，论文观点鲜明，逻辑性强，辞句精练，间有卓识；游文章写景状多有传神之笔，能抓住特征加以渲染，使一山一水一木一石生机盎然，俱能寄寓对世情的感叹；传状之文，刻画生动，情见于辞；纪事之文，叙述扼要，流畅时晰。平易近人，清新可读，是其整体的流派特点。其中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 “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学随之而生，给了桐城派致命的打击。而林纾仍在鼓吹“尊孔读经”，逆时代潮流而动，反对新道德，反对新文学，被斥为“桐城谬种”，理所当然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对象，桐城派古文运动自此终结，然而，不能据此把崛起于200余年前的桐城文派定为反动流派，一概否定，正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不能以其末流之堕落，归咎于作始”。对于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发后过较大影响的散文流派，应该全面、客观、公正地予以评价。

桐城派在康熙年间由安徽桐城人方苞开创，同乡刘大櫆、姚鼐等继承发展，成为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派别，与其异趣的是袁枚、郑燮等桐城之外的散文。桐城派先驱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安徽桐城人。主张为文以“精、气、神”为主，“言有物”为“立言之道”(《答赵少宰书》)，提倡“道也、法也、辞也，三者有一之不备而不可谓之文也。”(《己卯行书小题序》)他铺石开路，为桐城派理论的发轫。奠基者方苞(1668～1749)字凤九，号灵皋，晚号望溪。他树起“义法”说的大旗。“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方苞取来论文，“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合起来说是言之有物而文有条理。分开来说，“义”指文章的内容，“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答申谦居书》)，以儒家经典为宗旨，而他自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故具有明显的服务于当代政治的目的；“法”指文章的作法，包括形式、技巧问题，如布局、章法、文辞等。两者关系是义决定法，而法则体现义。他讲文章作法，或侧重于“虚实详略之权度”，或追求“首尾开合，顺逆断续”之“脉络”，或提倡用语“体要”和简洁，偏重文法，但他认为“义”即在其中，这是“法以义起而不可易者”。(《史记评语》)他要求内容醇正，文辞“雅洁”。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记其语：“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徘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中俳巧语”，使古文用语典雅、古朴、简约，显然适应清统治者“清真古雅”的衡文要求，并给古文建立更严格的具有束缚性的规范。由于与制举之文相通，有利于维护理学道统，所以受到朝野的崇奉和欢迎，“义法”说也成了桐城派遵奉的论文纲领。方苞的古文选材精当，以凝练雅洁见长，开桐城派风气。读史札记和杂说，如《汉文帝论》、《辕马说》等简洁严整，无枝蔓芜杂之病。游记如《游雁荡记》，赠序如《送刘函三序》，碑铭如《先母行略》、《兄百川墓志铭》、《田间先生墓表》等，详略有致，具有法随义变的特点。《狱中杂记》以其亲身经历，揭露狱中种种奸弊、秽污、酷虐，事繁而细，条理分明，文字准确。最著名的《左忠毅公逸事》描绘左光斗形象，笔简语洁，史可法入狱相会一段，凛然正气，尤为感人：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毗，目光如炬，怒目：“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刘大櫆(1698～1779)上承方苞、下启姚鼐，是桐城派“三祖”之一。他对“义法”理论进行丰富和拓展，以“义理、书卷、经济”的“行文之实”扩大“言有物”的内容，是姚鼐“义理、考据、词章”说的先导。他还认识到“行文自另是一事”，“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从而对“行文之道”的“神”、“气”、“音节”等要素给予重视，突破“言有序”的范围。他所说的“神”、“气”是作者精神气质在文中的表现，二者比较，“神”是首要的，居于支配地位，“气”是贯穿文章的气势韵味，“神为主，气辅之”。为了使“神”、“气”易于掌握而不至于无可捉摸，又提出因声求气说，由字句以求音节，再由音节以求声气，音节是行文的关键，诵读能体会文章的“神”、“气”，这就为探寻“义法”奥妙揭示出门径和方法，也使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在桐城文论发展上他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其文章抒发怀才不遇，指摘时弊，以“雄奇恣睢，铿锵绚烂”(吴定《刘海峰先生墓志铭》)称胜。游记文如《游晋祠记》、《游大慧寺记》、《游万柳堂记》等借景抒情，讽世刺时，近于雄肆奇诡，姚鼐评为“有奇气，实似昌黎”。(《海泊三集序》评语)《书荆轲传后》、《送姚姬传南归序》、《息争》等可看出其文章的音节之美。姚鼐(1731～1815)，字姬传，号惜抱，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充任四库馆纂修官，后辞官告归，先后主讲于江南紫阳、钟山等书院四十多年。他壮大了古文的声势，在桐城派中地位最高。首先，他主张“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义理、考据、词章”合一，让儒家道义与文学结合，天赋与学力相济，“义法”外增加考证，以求三者的统一和兼长，达到既调和汉学、宋学之争，又写出至善极美文章的目的。其次，运用传统的阴阳刚柔说，将多种风格归纳为“阳刚”和“阴柔”两大类。他以生动形象的语言，细致描绘两者鲜明的特色，提出“统二气之会而弗偏”，“协合以为体”，追求刚柔相济，避免陷入“一有一绝无”的片面和极端，接触到文学审美风格的实质问题，对后世影响甚大。最后，把文章的艺术要素提炼为“神、理、气、味”和“格、律、声、色”八字，前四者是内在的“文之精”，处在高层次，后四者是外在的“文之粗”，层次虽低但比较具体，精寓于粗，相互依存，从学习角度，由“粗”把握“精”，待融贯其“精”后再遗弃可见的“粗”的部分，摆脱“文之粗”的束缚，匠心独运，就使古文进入最高境地，细密和完善了刘大櫆因声求气说。他还纂辑《古文辞类纂》，以13类体裁选辑七百馀篇自战国、秦汉、唐宋八大家到归有光、桐城派方苞、刘大櫆的古文，以为示范，确立古代散文发展的“正宗”文统，被桐城古文家奉为圭臬，影响甚广。姚鼐的古文以韵味胜，偏于阴柔，他生活于“乾嘉盛世”，坐而论道，雍容俯仰，晚年以授徒为业，弟子遍及大江南北。他没有方苞的遭遇，也没有刘大櫆的不平，但学习传统眼界宽，对古文艺术体会深，散文成就比桐城派其他作家要高。《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泰山道里记序》等文，虽寓考据于辞章，却文法考究，内容紥实，语言凝练简洁，刻画生动，颇有文采，如《登泰山记》，写日出一段：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皓驳色，而皆若偻。《游媚笔泉记》雅洁清畅而富有声色，《李斯论》笔法严谨兼婉转有序，《袁随园君墓志铭序》、《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复鲁絜非书》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桐城派以“义法”为基础，发展成具有严密体系的古文理论，切合古代散文发展的格局，遂能形成纵贯清代文坛的蔚蔚大派。姚门之后有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四大弟子”，梅曾亮在姚鼐后“最为大师”，方东树继续鼓吹“义法”理论，使桐城派声势更甚，许多“文宗桐城者”并非都是桐城人，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为我国文学史所少见。桐城派分支是阳湖派，代表人物恽敬(1757～1817)和张惠言均为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他们专志以治古文，但又不愿受桐城文论束缚，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辞赋，以博雅放纵取胜。恽敬《游庐山记》、《游庐山后记》，张惠言《书山东河工序》、《吏难》等，比“正统”古文要恣肆不拘，富有词采。桐城派馀脉是道光末叶曾国藩领导的湘乡派和曾门弟子，声威重振，呈一时之盛，但已是回光返照的末势；到“桐城嫡派”的严复、林纾，他们翻译西方著作的业绩，未能挽救桐城派古文的颓势，终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里结束了该派的历史命运。不傍桐城门户、具有明代小品文风采的是袁枚、郑燮和沈复等。袁枚写散文，也写骈文，议论、碑记、书序、尺牍，几无体不备。大都感情真挚，生动清新，富有个性，甚至放言无惮，敢于冲决传统观念，显示出不凡的胆识。论说文《郭巨论》、《策秀才文五道》等，立意精辟，写得气势逼人而具有雄辩的说服力量。《随园记》表达顺适自然和抒张天性的人生观，《所好轩记》揭示自己种种平凡的情欲，毫无讳饰，看似不用气力，却文气完足，富有灵性和才气。记传如《书鲁亮侪》、《厨者王小余传》等，剪裁精心，细节生动，于事中见人，鲜明突出。祭诔文最有抒情色彩，可称美文。如《祭程元衡文》、《韩甥哀词》等，尤其《祭妹文》，于琐事回忆里寄托兄妹手足深情，凄恻悲噎，与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泷冈阡表》同是祭文中的名作。郑燮的家书和题跋浅白如话，趣味横生，《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谈家常琐细事，全用口语，《靳秋田索画》无拘无束，随意而谈，都让人耳目一新。沈复(1763～？)自传体笔记式散文《浮生六记》，前三卷《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记叙与妻子陈芸的感情生活和悲惨遭遇，文字细腻，不假雕饰，自有一股感人魅力。陈寅恪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元白诗笺证稿》)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收集南明史料所写碑铭传记如《梨州先生神道碑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梅花岭记》等，还有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钱大昕《弈喻》也是优秀之作，都冲破桐城派一统天下，表现抒张人情和显现个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