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强关于陆贽论文发表

【原文】

朝隐奉宣圣旨：「频览卿表状，劝朕数对群臣，兼许令论事，辞理恳切，深表尽忠。朕本心甚好推诚，亦能纳谏，但缘上封事及奏对者，少有忠良，多是论人长短，或探朕意旨。朕虽不受谗谮(ㄔㄢˊ孱 ㄗㄣˋ赈)[1]，出外即谩生是非，以为威福。朕往日将谓君臣一体，都不堤防[2]，缘推诚信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故，却是失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炫(ㄐㄧㄣ今 ㄒㄩㄢˋ炫)[3]，归过于朕，以自取名。朕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听涂说，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拔擢。朕见从前已来，事祇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对人，亦不是倦于接纳，卿宜深悉此意者。」

【注释】

[1]谗谮：恶言中伤。

[2]不堤防：即「不提防」，不小心戒备。

[3]矜炫：夸耀；炫耀。

【原文】

圣德广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赐奖谕(ㄩˋ玉)，嘉臣以恳切，目臣以尽忠，虽甚庸驽，实怀感励。夫知无不言之谓尽，事君以义之谓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为奉上之道，以此为报主之资。幸逢休明，获展诚愿，既免罪戾，又蒙裦称，庶奉周旋，不敢失坠。傥陛下广推此道，旋及万方，咸奖直以矜愚，各录长而舍短，人之欲善，谁不如臣。自然圣德益彰，群心尽达，愚衷恳恳，实在于斯。睿(ㄖㄨㄟˋ锐)眷特深[4]，缕宣密旨，备该物理，曲尽人情，其于虑远防微，固非常识所逮。然臣窃谓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帝王之盛，莫盛于尧，虽四凶在朝，而佥(ㄑㄧㄢ千)议靡辍[5]。故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6]是知人有邪直贤愚，在处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阙于询谋献纳之道也。昔人有因噎(ㄧㄝyē)而废食者[7]，又有惧溺而自沉者，其为矫枉防患之虑，岂不过哉。愿陛下取鉴于兹，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闻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诚。守诚于中，然后俾众无惑；存信于已，可以教人不欺。唯信与诚，有失无补[8]。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故圣人重焉，以为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9]物者事也，言不诚则无复有事矣。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乎？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10]由此论之，陛下可审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与，而不可不诚。海禽至微，犹识情伪，含灵之类，固必难诬。前志所谓众庶者至愚而神，盖以蚩(ㄔ吃)蚩之徒[11]，或昏或鄙，此其似于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辨，上之好恶靡不知，上之所秘靡不传，上之所为靡不效，此其类于神也。故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接不以礼，则徇义之意轻，抚不以恩，则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响应声，若影从表。表枉则影曲，声淫则响邪，怀鄙诈而求颜色之不形，颜色形而求观者之不辨，观者辨而求众庶之不惑，众庶惑而求叛乱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若不尽于已而望尽于人，众必绐(ㄉㄞˋ待)[12]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13]有不诚于国者，陛下则兴师以伐之，臣庶有亏信于上者，陛下则出令以诛之。有司顺命诛伐，而不敢纵舍者，盖以陛下之所有，责彼之所无故也。向若陛下不诚于物，不信于人，人将有辞，何以致讨？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14]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臣闻《春秋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谓盛德。」《礼记》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书》仲虺(ㄏㄨㄟˇ回)[15]述成汤之德曰：「用人惟己，改过不吝。」[16]《周诗》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ㄍㄨㄣˇ滚)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17]夫《礼》、《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无过为美，而谓大善盛德，在于改过日新。成汤圣君也，仲虺圣辅也，以圣辅而赞扬圣君，不称其无过；而称其改过，周宣中兴之贤主也，吉甫文武之贤臣也，以贤臣而歌诵贤主，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是则圣贤之意，较然著明，唯以改过为能，不以无过为贵。盖为人之行己，必有过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过而迁善，愚者耻过而遂非，迁善则其德日新，是为君子；遂非则其恶弥积，斯谓小人。故闻义能徙者，常情之所难，从谏勿咈(ㄈㄨˊ浮)者[18]，圣人之所尚。至于赞扬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过不吝为言，或以有阙能补为美。中古已降，淳风浸微[19]，臣既尚谀，君亦自圣。掩盛德而行小道，于是有入则造膝[20]，出则诡辞之态兴矣。奸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谮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为害斯甚。

【注释】

[4]睿眷：亦作「睿睠」。指皇帝的眷顾。

[5]佥议：众人的意见。多用于群臣百官。

[6]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则：相等或作效法。

[7]因噎废食：因吃饭噎住而索性不吃，引申为怕出麻烦而不敢去做。

[8]唯信与诚，有失无补：言人君所为，有失于诚信，则无补于治道。

[9]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出自《中庸二十五章》。

[10]子曰：「可与言……失言。」：语出《论语卫灵公第十五》。

[11]蚩蚩：无知貌。

[12]绐：疑惑。

[13]方岳：亦作「方岳」，指州郡。

[14]斯须：一会儿的功夫；片刻。

[15]仲虺：又名莱朱、中垒。奚仲后裔，薛方国君主，生于薛（今枣庄市薛城北14公里薛国故城），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春秋时人认为他是商汤的贤相，汤革夏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与伊尹一起辅佐商王。

[16]用人惟己，改过不吝：用人惟己：用人唯其德性才能，不依自己好恶。改过不吝：改正错误态度坚决，不犹豫。吝：可惜。

[17]吉甫：周宣王贤臣尹吉甫。又称兮伯吉父。姓兮，名甲，字伯吉父(父一作甫)，尹是官名，曾率师北伐玁狁至太原。衮职：君王的职责。衮：古代君王等的礼服。

[18]咈：古同「拂」，违逆，乖戾。

[19]淳风浸微：淳厚朴实的风土人情逐渐消失。

[20]造膝：犹促膝。

【原文】

太宗文皇帝挺秀[21]千古，清明在躬，再恢圣谟[22]，一变流弊，以虚受为理本，以直言为国华。有面折廷争[23]者，必为霁(ㄐㄧˋ记)雷霆之威[24]，而明言奖纳；有上封献议者，必为黜(ㄔㄨˋ促)[25]心意之欲，而手敕(ㄔˋ斥)裦扬。故得有过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26]，没齐尧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滞习俗之凡见，闻过则羞己之短，纳谏又畏人之知，虽有求得之心，必无济代[27]之效，虽有悔过之意，必无从谏之名。此则听纳之实不殊，隐见之情小异，其于损益之际，已有若此相悬，又况不及中才，师心自用[28]，肆于人上[29]，以遂非拒谏，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经纬天地之文，有底定祸乱之武，有躬行仁义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为休烈耿光[30]，可谓盛极矣。然而人到于今称咏，以为道冠前古，泽被无穷者，则从谏改过为其首焉。是知谏而能从，过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于斯。陛下所谓「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炫，归过于朕」者，臣以为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于圣德，固亦无亏。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陛下若违谏不纳，又安能禁之勿传。伏愿以贞观故事为楷模，使太宗风烈，重光于圣代，恐不可谓此为归过，而阻绝直言之路也。臣闻虞舜察迩(ㄦˇ耳)言[31]，故能成圣化；晋文听舆诵[32]，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询于刍荛(ㄔㄨˊ除 ㄖㄠˊ饶)」[33]之言，《洪范》有「谋及庶人」[34]之义。是则圣贤为理，务询众心，不敢忽细微，不敢侮鳏(ㄍㄨㄢ官)寡。侈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ㄉㄤˋ荡)理不必违，逊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异于人者不必是，同于众者不必非，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35]。是皆考之以实，虑之以终，其用无他，唯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理，见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无惑，大抵蔽于所信，阻于所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信既偏则听言而不考其实，由是有过当之言；疑既甚则虽实而不听其言，于是有失实之听；轻其人则遗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则存其可弃之人。斯并苟纵私怀，不稽皇极，于以亏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轻，乃圣人之所重，图远者先验于近，务大者必慎于微，将在博采而审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异也。

【注释】

[21]挺秀：秀异出众；挺拔秀丽。

[22]圣谟：犹圣训。

[23]面折廷争：在朝廷上直言谏诤，据理力争。面折：当面批评、指责。

[24]霁雷霆之威：霁：停止。霁威：息怒。

[25]黜：摈除﹑排除。

[26]雍熙：和乐的样子。

[27]济代：犹济世。

[28]师心自用：刚愎任性，自以为是。亦作「师心自是」。

[29]人上：众人之上。旧指最高统治地位。

[30]休烈耿光：休烈：彪炳的功业。耿光：光明；光辉；光荣。

[31]迩言：浅近之言；常人之语。《礼记·中庸》：「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朱熹集注：「迩言者，浅近之言。」

[32]舆诵：众人的议论。《晋书·郭璞传》：「方辟四门以亮采，访舆诵于羣心。」

[33]询于刍荛：刍荛，割草砍柴的人。询于刍荛指向割草砍柴的人询问请教。谓不耻下问。

[34]谋及庶人：问谋于一般百姓。语出《洪范》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35]侈言无验不必用：德宗之信裴延龄，以侈言也。质言当理不必违：德宗之罢柳浑，以质言也。辞拙而效速者不必愚：如萧复之谏幸凤翔是也。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赵赞、窦滂之苛征重敛是也。

【原文】

陛下所谓「比(ㄅㄧˋ毕)见奏对论事，皆是雷同道听涂说」者，臣窃以众多之议，足见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轻侮，而莫之省纳也。陛下又谓「试加质问，即便辞穷」者，臣窃以陛下虽穷其辞，而未尽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读史书，见乱多理少，因怀感叹，尝试思之。窃谓为下者莫不愿忠，为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两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难达，上恒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彊愎(ㄐㄧㄤˋ降 ㄅㄧˋ壁)[36]：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谄谀(ㄔㄢˇ产 ㄩˊ鱼)，顾望，畏愞(ㄋㄨㄛˋ懦)[37]：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胜，必甘于佞(ㄋㄧㄥˋnìng)辞[38]；上耻过，必忌于直谏。如是则下之谄谀者顺旨，而忠实之语不闻矣。上骋辩，必剿说(ㄔㄠ抄)[39]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ㄧˋ意 ㄉㄨㄛˊ躲)[40]而虞人以诈。如是则下之顾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辞不尽矣。上厉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规。如是则下之畏愞者避辜，而情理之说不申矣。夫以区域之广大，生灵之众多，宫阙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献[41]而上，获睹至尊之光景者，逾亿兆而无一焉。就获睹之中，得接言议者又千万无一；幸而得接者，犹有九弊居其间，则上下之情，所通鲜(ㄒㄧㄢˇ险)矣。上情不通于下则人惑，下情不通于上则君疑，疑则不纳其诚，惑则不从其令。诚而不见纳，则应之以悖；令而不见从，则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败何待？是使乱多理少，从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两情相阻，驯致其失[42]，以至于艰难者焉。昔龙逄诛而夏亡[43]，比干剖而殷灭[44]，宫奇去而虞败[45]，屈原放而楚衰[46]。臣谓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尽忠，必不剿弃，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违。所以至于忍害而舍绝者，盖谓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则言之固难，听亦不易。赵武呐(ㄋㄜˋnè)呐而为晋贤臣[47]，绦侯木讷(ㄋㄜˋnè)而为汉元辅[48]。公孙弘上书论事，帝使难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49]，及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进谏其君，病吃不能对诏[50]，乃曰：「臣口虽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则口给者事或非信；辞缺者理或未穷。人之难知，尧舜所病，胡可以一詶(ㄔㄡˊ酬)[51]一诘，而谓尽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实；以此轻天下之士，必有遗才。臣是以窃虑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

【注释】

[36]彊愎：彊：同「强」，强迫，使用强力。愎：固执任性。

[37]谄谀：奉承，巴结。顾望：犹豫观望。畏愞：亦作「畏偄」，亦作「畏懦」。胆怯软弱。

[38]佞辞：善于巧辩奉承的言辞。

[39]剿说：打断别人的言说。

[40]臆度：主观推测。

[41]黎献：黎民中的贤者。

[42]驯：顺从、服从。

[43]龙逄诛而夏亡：龙逄：即关龙逢。语出《盐铁论·相刺》：「夏桀、暴虐。灭德作威……关龙逢进谏曰：『古之人君。爱民节用。享国之日长。今王用财若无穷。杀人若弗胜。人心已去。天命不佑。亡无日矣。盍少悛乎。』不听。龙逢立而不去。桀怒。遂杀之。」

[44]比干剖而殷灭：比干忠心屡谏，却被纣王剖心而死。商末帝辛（纣王）暴虐荒淫，横徵暴敛，比干……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纣问何以自恃，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恃」。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剖视其心。武王伐纣。封比乾之墓。

[45]宫奇去而虞败：宫奇：即宫之奇。晋献公曾向虞借道攻虢，虞君应允，宫之奇以「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为喻相谏，虞君终不听，因而率族奔曹。三月后，晋灭虢，虞亦被袭而灭。

[46]屈原放而楚衰：屈原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主张楚国与齐国联合，共同抗衡秦国。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自身性格耿直，加之他人谗言与排挤，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

[47]赵武呐呐：晋赵文子名武，其言呐呐然如不出其口，为晋正卿，晋国以强，诸侯不叛。呐呐：古同「讷」，说话迟钝。

[48]绦侯木讷：绦侯事见《汉文帝纪》。木：质朴。讷：迟钝。

[49]「帝使……其一」：汉武帝使朱买臣向公孙弘提出十个关于置朔方利害的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十策而不能得一。公孙弘非不能答辩，乃不敢逆上。

[50]「周昌……对诏」：史记张丞相列传：「臣(周昌)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51]詶：古同「酬」。詶诘：犹问答。

【原文】

古之王者，明四目，达四聪[52]，盖欲幽抑之必通，且求闻己之过也。垂旒(ㄌㄧㄡˊ流)于前，黈纩(ㄊㄡˇ妥 ㄎㄨㄤˋ旷)于侧[53]，盖恶视听之太察，惟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则反于斯。聪明不务通物情，视听祇以伺罪衅，与众违欲，与道乖方，于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诈，而君臣之义薄矣。以陛下性含仁圣，意务雍熙，而使至道未孚[54]，臣窃为陛下怀愧于前哲也。古人所以有耻君不如尧舜者，故亦以是为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务于得人心，则天下固不可理矣。务得人心，而不勤于接下，则人心固不可得矣。务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则下固不可接矣。务辨君子小人，而恶其言过，悦其顺己，则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颜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犹惧忠告之不蔇(ㄐㄧˋ记)[55]，况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损者乎。天生蒸人[56]，合以为国，人之有口，不能无言，人之有心，不能无欲。言不宣于上，则怨讟(ㄉㄨˊ读)[57]于下；欲不归于善，则凑集于邪。圣人知众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谤木，陈谏鼓[58]，列争臣之位，置采诗之官[59]，以宣其言。尊礼义，安诚信，厚贤能之赏，广功利之途，以归其欲。使上不至于亢，下不至于穷，则人心安得而离，乱兆何从而起？古之无为而理者，其率由此欤！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则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乱，未可知也。其又违道以师心，弃人而任己，谓欲可逞，谓众可诬，谓专断无伤，谓询谋无益，谓谀说为忠顺，谓献替为妄愚，谓进善为比(ㄅㄧˋ毕)周，谓嫉恶为嫌忌，谓多疑为御下之术，谓深察为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国家之颠危，可立待也。

【注释】

[52]明四目，达四聪：广开四方之视听。出自《书·舜典》。

[53]垂旒于前，黈纩于侧：旒：古代帝王礼帽前后悬垂的玉串。黈纩：黄绵所制的小球。悬于冠冕之上，垂两耳旁，以示不欲妄听是非。

[54]孚：为人所信服。

[55]蔇：至、来。

[56]蒸人：犹「烝人」，民众；百姓。

[57]怨讟：怨恨。

[58]植谤木：相传尧舜时于交通要道竖立木柱，让人在上面写谏言，称「谤木」。见《史记·孝文本纪》。《后汉书·杨震传》：「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后世因于宫外立木以示纳谏，仍称「谤木」。陈谏鼓：设于朝廷供进谏者敲击以闻的鼓。《管子·桓公问》：「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

[59]列争臣之位，置采诗之官：争臣：就是谏诤之臣。采诗：采集民间歌谣。古代有专门机构采诗，为统治阶级观风俗、知得失的一项政治措施。《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原文】

理乱之戒，前哲备言之矣；安危之效，历代尝试之矣。旧典尽在，殷鉴足徵，其于措置施为，在陛下明识所择耳。伏愿广接下之道，开奖善之门，宏纳谏之怀，励推诚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礼，煦之以和，虚心以尽其言，端意以详其理，不御人以给，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觉为能，不以臆度为智，不形好恶以招谄，不大声色以示威。如权衡之悬，不作其轻重，故轻重自辨，无从而诈也。如水镜之设，无意于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颜谠(ㄉㄤˇ党)直[60]者，奖而亲之；有利口谗佞者，疏而斥之。自然物无壅情，言不苟进，君子之道浸长，小人之态日消，何忧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说是非？如此，则接下之要备矣。其奖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惧不周，如梓人之任材[61]，曲直当分；如沧海之归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则处之以小官，立大劳则报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亲，不抉瑕[62]，不求备，不以人废举，不以己格人。闻其才必试以事，能其事乃进以班，自然无不用之才，亦无不实之举。如此则奖善之道得矣。其纳谏也，以补过为心，以求过为急，以能改其过为善，以得闻其过为明。故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贤；谏者之狂诬，明我之能恕；谏者之漏泄，彰我之能从。有一于斯，皆为盛德。是则人君之与谏者，交相益之道也。谏者有爵赏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谏者得献替之名，君亦得采纳之名。然犹谏者有失中，而君无不美。唯恐谠言之不切，天下之不闻，如此，则纳谏之德光矣。其推诚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务于尽言，所贵乎出言则可复；任人不可以无择，所贵乎已择则不疑。言而必诚，然后可求人之听命；任而勿贰，然后可责人之成功。诚信一亏，则百事无不纰缪(ㄆㄧ批 ㄇㄧㄡˋ谬)[63]；疑贰一起，则群下莫不忧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过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当，可求贤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则推诚之义孚矣。微臣所以屡屡尘黩而不能自抑者，盖以陛下有拯乱之志，而多难未平；有务理之诚，而庶绩未乂(ㄧˋ意)[64]；有尧舜聪明之德，而未光宅于天下；有覆载含宏之量，而未翕(ㄒㄧˋ夕)受[65]于众情。故臣每中夜静思，无不窃叹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无必行之志，有其志而无可致之资，则臣固已从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详省所阙，亟行所宜，归天下之心，济中兴之业，此臣之愿也，亿兆之福也，宗社无疆之休[66]也。谨奏。

【注释】

[60]谠直：正直的(言论)。直：直言敢谏。

[61]梓人：泛指木工、建筑工匠。

[62]抉瑕：揭发指摘小缺点。抉：揭发指摘。瑕：玉上面的斑点，喻小缺点或小过失。

[63]纰缪：亦作「纰谬」。错误、荒谬。

[64]庶绩未乂：庶绩：各种事业。乂：治理，安定。

[65]翕受：顺从接受；合受；吸收。

[66]无疆之休：无限美好；无穷幸福。《书·太甲中》：「俾嗣王克终厥德，实万世无疆之休。」

【注】陆贽以骈文擅名。他的骈文，对偶齐整，音韵协调，语言流畅，气势极盛。所写诏书﹑奏议等，善于将诚挚的感情同精当的议论融合在一起，因而具有感人的力量。此篇即是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地方士兵叛变，变军攻陷首都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至奉天（今陕西乾县）时陆贽依所宣圣旨上奏。

【作者】

陆贽（754～805），字敬舆，唐代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南）人。少年丧父，特立不群，好学上进。18岁考中进士，此后又中制擧博学宏词科。历任郑县尉、渭南县主簿、监察卸史、翰林学士、祠部员外郎、考功郎中、谏议大夫、中书舍人、兵部侍郎、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子宾客、忠州别驾等职。陆贽品行端方，为人刚正不阿，一生廉洁奉公，而且敢于抵制、揭露权贵们行贿受贿的不法行为。贞元八年(792年)出任宰相,但两年后即因与裴延龄有矛盾，被贬充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州主管官的佐吏），永贞元年卒于任所，諡号宣。有《陆宣公翰苑集》24卷行世。《陆贽著作》

【译文】暂缺。

唐代货币思想述论论文

大致说来，货币思想是指人们对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作用及管理等问题的认识。这些问题和认识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大都有统治阶级中的人士思考并提出，属于统治思想和统治理论。有唐一代，货币思想有哪些主要内容，达到了什么样的认识水平，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影响？以下拟对此类问题加以探讨。

（一）关于货币的起源和本质

唐代对货币起源的认识仍然囿于《管子》的“先王制币”说（亦称“货币国定说”）。此说在《管子》一书中多处言及，最具代表性的表述见于《国蓄》篇，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珠玉起于赤野，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绝壤断，舟车不能通。先王为其途之远、其至之难，故托用于其重，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这一观点产生以后影响至巨，几成定论，成为货币起源说上的主流认识。

唐代坚持此说的以张九龄、陆贽、白居易、杨于陵等人为代表。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三月，张九龄在所拟《敕议放私铸钱》中指出，“古者以布帛菽粟不可尺寸抄勺，乃为钱以通贸易”。[1]德宗贞元十年（794），陆贽在《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中说：“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立货泉之法，以节轻重之宜。”又说：“钱货者，官之所为也。”[2]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指出，“夫天之道无常，故岁有丰必有凶；地之利有限，故物有盈必有缩。圣人知其必然，于是作钱刀布帛之货，以时交易之，以时敛散之”。[3]穆宗长庆元年（821），户部尚书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通变不倦”。[4]

这些言论从便利商品交换的技术角度及维护政权统治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解释货币的起源，认为货币乃是帝王贤哲人为设计制造出来的，在认识上是一种“非常肤浅的观点”，[5]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看法。它把货币的产生解释为是政治权力和统治利益的产物，从而混淆了货币起源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进而阻止了对货币本质问题的正确认识。这种观点认为货币实际上是人君之权柄，是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一个工具，根本不可能看到货币是在商品交换中自发产生的，是用于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货币起源论上的肤浅和错误，决定了货币本质论上的想当然和谬误。这样的认识水平，与西汉司马迁所持“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6]的货币自然发生说相比，无疑在正确的认知道路上是相去甚远的。司马迁虽未认识到货币本身即是一种特殊商品，但他把货币的产生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认为“龟贝金钱刀布之币”是“农工商交易”发展的结果，提出了关于货币起源的正确的和客观的观点。唐代统治阶级则仅仅是接受《管子》的成说，并没有去认真地加以思考研究。

（二）关于货币的职能

如所周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货币具有两种基本职能：一是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二是流通手段（交换媒介），其中价值尺度是第一位的，流通手段是第二位的，即流通手段以价值尺度为前提，因为只有自身具有了一定价值，货币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不过，这两种职能又是统一于一体的。马克思指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7]

唐代对货币的两种基本职能有所认识。如杜佑认为，“原夫立钱之意，诚深诚远。凡万物不可以无其数，既有数，乃须设一物而主之。其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谷帛又苦于荷担断裂，唯钱可以贸易流注，不住如泉”。[8]崔沔认为，“钱之为物，贵以通货”。[9]杨于陵认为，“钱者所以权百货，贸迁有无，所宜流散，不应蓄聚”。[10]元和三年（808）六月，宪宗颁《禁采银坑户令采铜助铸诏》，内云：“泉货之法，义在通流，若钱有所雍，货当益贱。”[11]穆宗《定钱陌敕》亦云：“泉货之义，所贵通流。”[12]

这些观点指出货币不仅具有“数”，即价值标准，具有权百货的职能，而且能够“贸迁有无”，并“贵在通货”、“义在通流”，不应蓄藏雍滞，对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职能的认识明确。不过，需要加以辩明的是，唐代的这些认识并不是来源于对货币本身属性的具体探索和科学研究，而是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加以推衍而认知的。

从货币起源上的国定说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本是无用之物，即没有什么价值，货币所以具有“数”、具有“权百货”的价值标准和尺度，完全是由于国家权力的制定。他们认为，货币既然由国家制造，那么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也由国家确定。这一方面最典型的言论是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所陈解决通货紧缩之对策第三条，即：“三曰更其文贵之，使一当五，而新旧兼用之。凡铸钱千，其费亦千，今铸一而得五，是费钱千而得钱五千，可立多也。”[13]露骨地主张国家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确定单位货币的价值大小。这种被学界称之为货币名目论的价值尺度观，显然是直接承继了《管子》所谓货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的观点，在认知上也没有超出西汉晁错所谓“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14]的水平。它无视货币作为特殊商品自身固有的价值大小，无视货币价值的自然属性，认为货币由无用之物变为众人之宝，决定于“上用之”之故，即系于国家权力的确定，在理论上显然是错误的。

从货币本质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认为，国家制造货币的目的在于调节万物轻重，疏通商贸，发展封建经济，巩固统治秩序。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掌握使用好货币这一工具，通过国家权力的推行，使货币通流不住，不断地在商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即所谓“义在通流”，或“泉货之义，所贵通流”。也就是说，货币所以能够在商品交易中发挥流通手段的职能，关键取决于国家权力的行使和推动，亦即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是由国家权力所赋予的。这样的认识同样不是对货币流通手段职能自然属性的认知，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对货币基本职能的错误认识和错误理论，尤其是价值尺度观上的名目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根深蒂固，影响巨大，成为历朝历代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的理论根据，并在实践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屡次造成了严重破坏，唐肃宗时期推行的通货膨胀政策是其显著事例。

（三）关于货币的作用

唐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较为全面。唐代统治阶级认为货币作为人君之权柄，不可假于人，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工具，要在四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是用于权百货，准交易，促进商贸活动，发展社会经济，二是通过货币总量的敛与散（即回笼与投放）来调节物价高低，操轻重之柄，既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三是用于权本末，调整农工商业之间的关系，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处在封建统治所能允许的范围之内，四是摧抑豪强，制约兼并，限制地方势力的壮大，巩固小农经济这一封建统治基础。

唐代统治阶级中对此发表看法的人很多，以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等人为代表。开元二十二年（734），针对张九龄所提纵民私铸的议案，刘秩上《泉货议》，指出，“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此”。首先从总体上强调货币对调控经济和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接着分五个层次系统阐述货币乃国之权柄，说：“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人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15]贞元十年（785），陆贽指出，“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驰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16]强调货币乃国之利柄。杨于陵认为，“王者制钱，以权百货，贸迁有无，变通不倦，使物无甚贵甚贱，其术非它，在上而已”，[17]强调货币对经济的调控作用。白居易认为，“谷帛者生于农也，器用者化于工也，财物者通于商也，钱刀者操于君也。君操其一，以节其三，三者和均，非钱不可也”。又说：“夫钱刀重则谷帛轻，谷帛轻则农桑困，故散钱以敛之，则天下无弃谷遗帛矣；谷帛贵则财物贱，财物贱则工商劳，故散谷以收之，则天下无废财弃物也。敛散得其节，轻重便于时，则百货之价自平，国人之利咸遂。虽有圣贤，未有易此而能理者也。”[18]强调货币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和全国经济形势的作用。类似的观点在唐代诏令中也有反映，如玄宗《令所司收换恶钱敕》有云：“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19]宪宗《平泉货敕》亦云：“泉货之设，故有常规，将使轻重得宜，是资敛散有节，必通其变，以利于人。”[20]

上述对货币作用的看法各有侧重，有详有略，其中以刘秩的阐述最为全面系统。从我国古代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史来考察，白居易所持货币能调节农工商各类经济部门关系的看法是新的创见，取得了一定进步。不过，唐代对货币作用的整体看法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的轻重论思想，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管子》轻重论思想的主要内容，唐人杜佑作了简明扼要的概括，说《管子》认为货币乃“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夺贫富，皆在君上，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若父母，用此道也。夫生殖众则国富而人安，农桑寡则人贫而国危。使物之重轻，由令之缓急。权制之术，实在乎钱，键其多门，力出一孔，摧抑浮浪，归趣农桑，可致时雍，跻于仁寿，岂止于富国强兵者哉！”[21]从本质上讲，轻重论是一种利用货币以调控经济并达到政治目的的工具论，主张货币要按照国家财政和政治的需要，而不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由国家垄断制造并掌握使用，把货币同财政利益及政治统治结合在一齐，是一种明显的国家干涉主义。轻重论在我国封建帝制时代占居统治地位，是封建统治阶级货币思想的中心内容，成为历代帝制政权视货币为统治工具的思想根源及理论依据。

（四）关于货币的管理

货币管理主要包括对货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管理。从货币起源论上的国定说和货币本质论上的工具论出发，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管理有着一个总体上的指导思想，即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均要由政府垄断，乃国之权柄，不许私人染指。开元二十二年（734），唐廷就张九龄所拟纵民私铸案展开了讨论，结果，“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22]裴耀卿、李林甫、萧炅等人认为，“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23]刘秩则上《泉货议》，系统阐述铸币权乃“人主之权”，[24]不可假于人。后来，陆贽明确强调货币“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25]杜佑也认为，“昔贤有云：‘铜不布下，乃权归于上’，诚为笃论，固有国之切务，救弊之良算也”。[26]总之，虽然张九龄提出了纵民私铸的议案，但是并没有取得认同，货币的生产铸造权为国之特权的指导思想是十分明确的。

唐代统治阶级对货币发行流通权是国家特权的认识也不模糊。他们认为，国家铸造货币的目的在于通过货币的投放与回笼，来调节以粮食为主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操轻重之权，既可利用季节差价、丰歉差价以籴入、粜出的方式获取财政收入，又可操控国家的经济大势，保持封建经济的正常发展，并从根本上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秩序。即通过使用货币这一工具，掌握货币流通，不但达到经济目的，而且达到政治目的。刘秩、陆贽、杨于陵、白居易对此均有明确认识，可见前文，而陆贽的一段话说得最为清楚明白，曰：“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是乃物之贵贱，系于钱之多少；钱之多少，在于官之盈缩。”[27]此类认识仍是机械的货币数量论观点，认为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多少，与货币购买力的大小成反比，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正比，还没有认识到货币流通速度以及流通速度对商品价格产生影响的问题，在水平上也仍停留在《管子》所谓“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及西汉贾谊所谓“铜毕归于上，上挟铜积以御轻重，钱轻则以术敛之，重则以术散之，货物必平”[28]的高度。

对如何垄断货币的生产铸造权和发行流通权，唐代统治阶级也有其共识，不仅制定了铸币官营、私铸非法的法律，而且实行了由政府一手买断铜、锡等铸币材料，不准私自买卖的政策，并配套出台了禁铜令、禁铸铜器令、禁销钱铸器令等法令，详见下文唐代铸币的政策与经管部分。

（五）其他认识

除以上货币思想的主要内容外，唐代统治阶级对有关货币的其他问题也有明确认识。如关于币材，认为铜是最合适的。宪宗在一则诏书中即说：“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29]前述杜佑的观点也认为“金银则滞于为器为饰”，对贵金属金、银作为币材的更大优越性尚无认识。又如对两税法以后的赋税征钱（货币税）问题，多数人持反对态度。陆贽说：“谷帛，人所为也；钱货，官所为也。人所为者，租税取焉；官所为者，赋敛舍焉。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麻，曷尝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30]韩愈也说：“夫五谷布帛，农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为也，人不能铸钱，而使之卖布帛谷米，以钱输于官，是以物愈贱而钱愈贵也。”[31]白居易则以诗加以讥讽，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计丁口，租必计农桑，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32]这些观点从祖宗成法及所征因所产立论，没有认识到当时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发展之下所要求的赋税由实物转向货币的必然趋势，都较为肤浅和缺乏说服力。

（六）一点结论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唐代货币思想主要是承继和绍述《管子》和西汉时期的货币学说，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有所进步，有的观点也表述得更加清楚明白，但是在总体认识水平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和进展，仍停留在国定说和轻重论的认知体系上。这样的认识水平与唐代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相比，明显地过于滞后，并反过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阻碍：一是唐代统治阶级仍然认为货币乃国之权柄，是理财、平天下的工具，从而使得他们着力于从财政和政治的原则出发去使用货币，不可能自觉地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办事，也不可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客观需求，造成财政利益、政治利益与经济自然法则之间的矛盾与对立。这种矛盾与对立在有唐一代长期存在并逐渐激化，而又无法解决，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二是面对两税法实行以后严重的钱重物轻（钱荒）的通货紧缩问题，唐王朝并无良策。认为铜材是最佳的铸币材料，金银只能“为器为饰”的落后思想，蒙蔽了统治者的眼睛。即使在岭南和西州等地已广泛使用自然金银和波斯金银币作为货币，以及皇宫中大量使用金银钱作喜钱的情况下，统治者仍然没有受到从中启发，没有看到以贵金属金、银作为货币的更大优越性，无从实现货币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而是极力维护早已落后了的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结果严重制约限制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陆贽是唐代贤相，他的学养才能和品德风范，深得当时和后代称赞。权德舆比之为汉代的贾谊，苏轼认为他是“王佐”、“帝师”之才。有著述多种，流传至今的有<陆宣公集>。其关于时政的奏议、制诰等文章，传诵古今，被称为“经世有用之言”、“昭昭然与金石不朽”、“于古今政治得失之故，无不深切著明，有足为万世龟鉴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