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学者发表论文

研究生“横扫” 哈佛耶鲁等六所世界名校博士Offer

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华盛顿大学，一个人居然能同时拿到六所世界知名大学博士Offer，而且是带奖学金录取。

这位“学神”级的人物到底是谁呢?他就是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禅铎。据了解，这六所海外名校均在世界大学排名前20之列，其中，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是在未面试的情况下直接录取了禅铎。

小伙为什么这么“牛”?他是如何做到的?

昨天下午，记者采访了禅铎，听他分享了他的科研和生活故事。

姓名：禅铎

学校：南京大学

年级：2013级大气科学学院研究生

爱好：唱歌、绘画、民乐、游泳

博士录取学校：哈佛大学(最终选择)、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华盛顿大学

科研及所获奖项：

2010年，荣获国家奖学金。

2011年，荣获南京大学杜厦奖学金。

2012年，荣获南京大学人民奖学金。

2011年，被评为“南京大学优秀学生干部标兵”。

2010年、2014年被评为“南京大学优秀学生”。

2013年、2015年被评为“南京大学优秀毕业生”。

2012年-2013年，担任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大气科学学院学生会副主席。

2015年，以第一作者身份在气候学国际顶级SCI期刊《Journal of Climate》发表论文1篇。

钟情“大气”

喜爱与兴趣成就坚持

瘦瘦的、很清秀、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爱笑，这是记者见到禅铎时的第一印象，跟想象中的“学霸”、“学神”完全是两个样子，没有“书呆子”的木讷，他乐观开朗，活泼健谈。

“当时，我不是高兴，而是感到很惊喜。”谈及被六所知名海外高校录取，禅铎告诉记者，当时他申请了世界大学排名前100中的12所，“最先收到的是芝加哥大学的offer，后来在同一天收到了哈佛、耶鲁的回复，我真的很意外，因为当时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不想让自己后悔。”

记者了解到，禅铎并非是一路名校进入南大，高考时也并非出类拔萃。“当时考入南大，我的成绩在全省排一千多名，并不靠前，”禅铎说：“因为小时候就很喜欢读《十万个为什么》，看《海尔兄弟》之类的动画片，总是对大气和宇宙相关的自然科学感到好奇，而且听说南大的大气科学专业就业前景和深造的机会也比较多，就选择了。

“大三时我们开始学习气候学，这让我更加喜欢这个专业，喜欢气候方面的研究。”禅铎说。

据了解，他在本三时就入选了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第一批本科生拔尖计划，当时全班有近100人，20多人报名，最终只有6人入选。“其实，当时，我的成绩并不是最优秀的，面试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个关于温带气候研究的idea，老师们一听，觉得我对于这方面科研很有热情和想法，所以选了我。”

禅铎告诉记者，在学习中，他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生涩的文献阅读，刚开始一个字都看不懂，我就得一个词一个词查，后来坚持了下来，越读越觉得有意思。”

专注科研

严格时间管理 会放空自己

据了解，禅铎在大四的时候加入了气候方向中高纬气候变化研究室，师从吴其冈教授，并接受海气组张洋副教授的联合培养，研究生期间，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他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气候学国际顶级SCI期刊《Journal of Climate》上发表了论文。

“学神”是不是经常要泡在自习室、实验室、图书馆?对此，禅铎笑着说：“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学神’，并没有那么刻苦，因为我从来不熬夜，而且作息很规律。晚上十点半之前我就会睡觉，而且中午还要午休。”

禅铎认为，做事情要有计划，学会管理时间很重要。“我每天都会计划好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去执行。而且，早上我的思路会比较清晰，所以我会早起，专注、高效率地做事情。”

禅铎告诉记者，“我不是那种想不出来会继续坐在电脑前苦思冥想的人，遇到科研难题时，我会暂时停下来去做其他事情，放空自己，或许下一刻在走路时我就想通了，然后继续做下去。”

体验生活 我是个好奇、有趣的人

“我是个好奇、有趣的人。”这是禅铎给自己的定义。他还告诉记者，他曾经做过咖啡店里的服务生、辅导机构里的托福口语老师，还在新街口发过传单。

“我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体验生活。”禅铎说。他告诉记者，当时去咖啡店里当服务生最初是想学做咖啡，“但我还要做服务生的工作，端茶倒水、背配方表，感觉做哪一行都不容易。”

记者了解到，禅铎的托福考试成绩优异，满分120分，他考了113分。其中，英语口语部分满分30分，他考了27分。谈及英语口语的学习，禅铎说：“我并没有专门去学什么的，就是小时候家里人送给了我一张迪士尼的纪念版CD，我很好奇，就天天喜欢听，后来就喜欢上了英文歌，再后来就是喜欢看一些美剧、英剧之类的，渐渐地英语口语就还行。”“所以，我去当托福的老师也是想把自己刚考过的一些经验分享给大家。”

令记者最为不解的.还是暑假在新街口发传单的事情，谈起这件事，禅铎觉得很好笑，“我一直都觉得我对很多事情都很好奇，所以自己也很有趣。”禅铎告诉记者，因为平时看到路边人发传单，有些人会接，有些人会拒绝，“我就想自己亲身体会一下，后来感觉顶着太阳在路边发传单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拒绝过别人发给我的传单。”

申请出国 抓住时机 “无心插柳柳成荫”

如何获得六所海外知名高校青睐?禅铎说：“我觉得这要感谢我的两位导师给予了我出国开会交流的机会。” 据禅铎介绍，他在研究生期间曾多次独立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包括奥地利2013年欧洲地学年会等，“在会议中，我有了与这些知名学校教授交流的机会，恰巧，去年我参加美国地球物理年会会议时，正是我申请国外读博期间，于是，我就向他们推销了自己。”

禅铎告诉记者，这些海外名校的博士申请并不是面试，“我主动约了他们面谈交流，就是聊天。”“其实，之前在会议上，我就有见过相关的老师，国外的老师看重的不是你发表了多少论文，他们更重视科研能力和科研热情。”禅铎说：“他们喜欢有热情的年轻人，能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希望能把他们培养成科学家，所以我就跟他们谈了我的科研理想和规划。”

在采访中，禅铎告诉记者，他觉得有时候自己很幸运，“我没有刻意地去做一些事情，只是有兴趣，顺其自然地想去做。”禅铎向记者讲述了他参加会议的一些故事。“去年，在参加美国的学术会议时，在海报前我遇到了我在投的一篇论文的审稿人，之前并不知晓，直到他告诉我海报上的一位报告人未来，我们才聊了起来，得知他是我的审稿人，我们当面沟通了我论文里的一些思路和想法，得到了他的理解。”他还告诉记者，在与哈佛、耶鲁的博导进行面试交谈时，曾经一篇在大四课堂上所做的文献综述报告中用的内容居然就是这两位导师写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只是觉得比较有争议性，就做了。后来跟两位导师一聊才知道他们就是作者，所以我们有了更多可聊的素材和话题。”

记者了解到，面对六所海外名校同时招手，禅铎最终选择了去哈佛大学气候、大气与海洋专业读博，“不是因为它的知名度，而是冲着我的‘学术男神’去的，一直关注我博导的研究内容，很有幸能成为他的学生。”“未来我可能会回国，但如果那边有让我觉得有趣的、感兴趣的事情，我也会去尝试。”

老师说 “他是个全面发展的学生”

“他是个全面发展的孩子。”谈及禅铎，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喻春红告诉记者，“近几年，除了有被像斯坦福大学这样最顶尖的学校录取的，像他这样拿到六所海外顶尖高校offer的情况基本没有，整个学校都很少。”“希望禅铎能一如既往地继续努力。”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的研究生辅导员李佳说：“他是个做事很认真的人，平时也会积极参与院系活动，思维很活跃，行动力也很强，是个全面发展的学生。几次出国都是独自一个人，这次去读博，我很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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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篇文章分享在耶鲁上写作课的经验吧~【这是文章地址：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A5OTcyMA==&mid=211437998&idx=1&sn=5d64f75fc7754f2f8bcba26f7055f304#rd】有点长，不过看下来会很有帮助哦~————————————【我是正文分割线】——————————————————午后的阳光照在窗外被雪压弯的枝头上。教室里，圆桌旁围坐着的12名学生悄悄用目光打量着彼此，视线交汇时腼腆地笑笑。老师60岁上下，灰白色的中分发及肩。她环视教室一圈，站起来，用手轻轻敲了敲黑板。上面写着一行白色的粉笔字。“初生牛犊的诗人笔下，若不是翻腾着的湿漉漉的情感，便是写作技巧的空洞炫耀。他们之中但凡小有所成的，一定是在成熟的过程中学会慢慢探出身子，抓住了对面的枝桠。——卢克·桑特(Luc Sante)”“那么，”老师一字一句地读完这句话，停顿了几秒后问道：“你们是哪种诗人？你们身下坐着的枝桠，是‘湿漉漉的情感’，还是‘空洞的炫耀’？”学生中响起一阵轻轻的笑声。“我得承认，我大概是‘湿漉漉的情感’，”一名戴着眼镜的亚洲男孩低着头说。“一定要选的话，那就算是‘空洞的炫耀’吧，”一位金发的女孩犹豫再三后回答。“我，我大概已经从树上掉下来了！”一名头发支棱着的男孩冒出一句。全班哈哈大笑。我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答案。只记得当时望着眼前笑容可掬的老师， 眨了眨眼，她的头顶上仿佛隐隐浮现出一个光环。眼前的一切仍令人难以相信，我居然真的坐在安·法迪曼(Anne Fadiman)的课堂里，成了她的第12个“门徒”。“创造性写作课”(Creative Writing）在中国似乎尚不存在，而在美国大学本科校园里渊源已久。1970年代，作家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在普林斯顿大学首开“非小说类纪实文学”课(Non-fiction writing)，培养出了一批杰出的文学作家，其中包括现任《纽约客》杂志主编大卫·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和中国人所熟知的作家何伟(Peter Hessler)。这个传统在一批大学得以保留。如今，在耶鲁大学的“文艺青年”圈里，几门由经验丰富的作家教授的“创造性写作课”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每学期开学，在校园里不期而遇，总要互相打听打听，这学期选哪门写作课？是“每日一篇”还是“诗歌读写”？在这其中，有一个名字总能引起一种特殊的尊重和憧憬：安·法迪曼从2005年起在耶鲁大学开设一门春季学期写作课，名为“书写自我”(Writing about Oneself)，辅导学生阅读与写作以个人经历为内容的散文。安（她要求她的学生这样称呼她）自己便是一位作家，她的成名作——《神灵附身你就会跌倒下来》(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一本探讨现代医学伦理中文化、种族、信仰等元素作用的非虚构创作性小说——曾获美国国家图书评委协会奖。在写作的同时，她也担任过许多编辑类职务，近些年开始为大学生当写作导师。她的课在同学中受到的评价最高，每年都会引来上百人申请仅有的12个位置。在大三的春天，我幸运地得以进入她的课堂，在那里留下了我在大学四年中最不同寻常的回忆之一。写作应该怎么教？老师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尽管我对安充满了崇敬，在走进她的教室时我仍然无法抑制内心深处的这个疑问。之前写文章时，盯着屏幕不分昼夜的苦吟让我对“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观点愈发难以苟同。我只想问问英文中是否也有这样的说法。如果英文中有这样的说法，安从未教给过我们。灵感和天资的确实不可缺少，她告诉面前一脸期盼中又混着几分疑虑的学生，不过她相信她的每个学生都不欠缺这方面的禀赋。即便如此，在她的眼中，再优秀的文章也一定离不开作者精心、耐心的雕琢。而浑然天成便是这种雕琢的最高境界。她时常向全班讲起这样一则小故事：有人问一位雕塑大师，“我该怎样雕刻一尊大卫的塑像？”“这很简单，”雕塑大师回答道：“拿一块大理石，然后凿掉其中不像大卫的部分。”安相信她的每个学生心中已有棱角分明的“大卫”。她将自己的责任视作帮助学生一钉一锤地让心中的大卫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在没有上安的写作课之前，我从未意识到这个过程的真正含义。而从她手中拿回我的第一份作文的修改稿，我不禁瞠目：一篇两页的作文加上字里行间的修改变成了五页，加上其后密密麻麻的评语变成了八页。“走廊里弥漫着炒肉、蒜和青葱的味道。”安点评：“请在蒜前也加入一个形容词。”“蒸鱼的时间永远取决于鱼的大小和新鲜度——这是一个你揣在心中的计时器，而时间久了，便成了一种直觉。”“你需要后半句吗？”安在评语中问道。“或许这样说更有趣：‘这是一个你揣在心中，而不是戴在腕上的计时器。’”“车上挤着像我们一样的乘客，手中负着袋子和盒子。”——“当一样东西‘负着’(laden with)另一样东西，前者通常都在后者的下面。例如‘负着积雪的树枝。’”安写道。“既然这些包裹和盒子大概都在手的下方，我觉得用‘紧紧拎着’(gripping)比较合适。或者，如果你希望强调这些袋子和盒子的负荷，可以保留‘负着’而去掉‘手中’，不过这样会丧失一些空间感。”自从离开小学后，我再没有对自己的文字进行过如此的审视，更不用提当我在用我的第二语言写作时：对我而言，英语是表情达意时需要跨过的路障，不是能为内容增色的道具。然而安却坚信斟词琢句的重要，她希望她的学生能够对笔下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倾注思考，不轻视任何细节。这个思考过程和用第二语言写作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两者都促使作者放慢写作的脚步，如同让一位短跑运动员重新纠正摆臂和迈步的动作。当然，这对写作是一种可贵的训练，但是当这种思考和语言障碍叠加起来，我本来已经不流利的笔尖便有千斤重。在评语里，安仿佛预料到了我的心思：“当你如此煞费苦心地斟酌每一句话，同时还要思忖自己是否用对了每一个介词，保持一种轻松自在的写作状态确实是一个挑战。因此，你所面对的任务格外复杂：希望你能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写作节奏，它既能允许你给予遣词造句足够的注意力，又能让你超脱于这些烦扰之外，从担心‘该怎么写’变成感受‘想怎么写’。”“我认为你在往后的几个月里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安在最后写道。“这学期我们应该撸起袖子共同努力，让你的文字变得更地道，更干净。”就这样，之后的一个学期，在安的监督与点拨下，我对面前缺鼻子少眼的“大卫”开始了一锤一铲的整容手术。安的课在每星期四下午，两个半小时长。每周的课都有一个固定而抽象的主题：家庭、爱、损失、喜悦、自然……前半节课，她带领我们讨论就该周主题提前布置的两篇阅读——一篇选自经典著作，一篇出自现代作家之手，帮助我们感受作家在不同时代对这个主题诠释的各种方法，以及主题内在的永恒性。后半节课，我们一起阅读班里的同学以同样的主题为中心而撰写的个人散文，听取安和其余同学的意见。和第一节课一样，安喜欢以一个故事或箴言作为每一堂课的开头。课讲到兴头，她常常将故事或箴言中的经验教训信手拈来，应用于分析与点评。给我印象最深的当数“泡菜”的故事。在安居住的新英格兰地区，每到春天，散落在山谷里的小作坊便开始采集树汁，制作枫树糖浆，有些作坊还同时经营小饭馆，为当地的居民供应由新鲜枫树糖浆搭配的各式早餐，她和丈夫常常光顾。有一天，她们来到饭馆，点了华夫饼、冰激凌配枫浆，刚找到座位坐下，看到邻桌在吃一样的早餐，桌上却还放着一碟泡菜。“你们为什么边吃枫浆边吃泡菜？”安好奇地问道。“枫浆太甜了，”邻桌的食客回答道，“需要用泡菜的咸味来中和衬托，才更加好吃。”安总结道，写文章如同吃枫浆一样，也需要“泡菜”的衬托。悲伤的描述要用些许幽默来调剂，而喜悦的故事需要一点伤感来收敛，不然强烈而单一的感情会让读者难以消化。如同她在第一节课开头提出的，她不希望学生的文章充满“空洞的炫耀”，但也警告学生不该让作品被“湿漉漉的情感”所侵占。“你的‘泡菜’是什么？”总是安在当堂分析学生作品时向作者提的第一个问题。这也是直至现在，我在写完一篇文章后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安喜爱用的另一个比喻也和她的自身经历有关。她承认自己是个笔头很慢的作家，每写一句话都要将它修饰近完美才能继续写下一句，每个段落背后，都是大段的瞪着稿纸冥思苦想的时间。她管自己叫做“打磨钻石型”作家。而她的丈夫同样是作家，写作风格却迥然不同：他可以一口气完成一部书稿的初稿，几乎无需停下思考，然后在初稿粗略的轮廓下开始进行一轮又一轮的加工。这种写作的惯性对有些作家十分重要。安将它比作开吉普车越过沼泽地，车轮一定要飞快地旋转才能不至陷入泥沼中。“我的丈夫是‘飞车越沼型’作家，”安说。“打磨钻石型”和 “飞车越沼型”在文坛里都有杰出的代表，两种人可以创作出同样优秀的作品，安补充道。因此不论你属于哪一类，不用为自己的写作习惯而感到困扰或内疚。只是——她眨眨眼：“我唯一的忠告是，如果你属于‘打磨钻石型’，又希望和作家结婚，最好找一位‘飞车越沼型’的；反之亦然。总有一天，你会发现这是明智的选择。”这些建议被原封不动地记录在了我的笔记本中。前半句支撑着我熬过了大学时一个又一个论文卡壳的夜晚；后半句中的智慧尚待印证。大多数时候，安都站在我身后和我一起审视我的作文，如同一位油画大师，越过学生的肩膀，指点着面前的画作，评价笔触与色彩的运用。在另一些时刻，安又仿佛坐在我的面前，十指相扣放在膝上，以一位作家的身份来体会另一位作家的心思。“我明白，”面对学生下笔时的疑虑与焦灼，她仿佛在说，“我也曾有一样的心情，我们站在同一个战壕里。”安的每篇作文字数限制只有一千字。这如此吝啬的限制是为了教会学生——如同她在讲解完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短小精悍的《飞蛾之死》后解释的——如何“从一格窗户框中透视整个世界”。这意味着形容词要酌情而用，两三行的长句要压缩成一行，而排比句几乎成了禁域。我常常在写完一篇作文后看看字数，不得不从头开始复读，对刚刚搜肠刮肚想出的精妙词句和新颖比喻做截肢手术，边删除边心疼得龇牙咧嘴。这种心情自然逃不过安的眼睛。一天，在上课时，她宣布有了一个好主意。“从今天起，请大家在每一篇作文后面附上一个‘句子坟墓’，”她兴高采烈地说，“什么是句子坟墓呢？如果你自信在文章中写了一个精妙绝伦的句子，然而为了使文章保持精炼，又不得不把它删掉，那么请把它转移到句子坟墓里。这样，我和你的同学都可以读到它，让那些不甘心被埋没掉的妙句得以见天日。我自己经常这样做，”她挤挤眼，“很有用。”安的点子把大家都逗乐了，然而笑声中又透着感激与感动。感激安的善解人意，更感动一位声明赫赫的作家能够对一群初出茅庐的小毛头的舞文弄墨如此上心。从那以后，我交给安的每一篇作文后面都拖着一个长长的“句子坟墓”。在她的点拨下，偶尔其中一些“壮烈牺牲”的成员们还能“光荣复活”。在学期末，我们的结课作业是一篇三千字的题目为“身份”(identity)的作文。被字数限制困扰了一学期的我开始动笔时，却感到寸步难行。以往能够盛满一整页“句子坟墓”的辞藻，此时却胆怯地躲在我的脑海中拒绝现身。阻碍它们的并非语言障碍，甚至不是安对遣词造句的苛刻标准。我希望用这三千字来回顾我在美国高中的两年经历。那是盛满挑战和收获，也布满孤单与挫折的两年：每当回忆起来，对新环境的陌生感、校园的偏僻、语言的障碍、同学礼貌冷漠的态度等等一起涌上心头，我却从未向人提起。“你喜欢你的高中吗？”中国外国的家长、学生曾无数次问我。“当然喜欢啦！”我总是笑着回答，然后罗列出学校的种种优点：优秀的师资、优美的校园、奢侈的硬件、对学生无微不至的照顾……全面得如同学校宣传画册上的介绍词。“你喜欢你的高中吗？”安坐在办公室，面对着我，桌上摆着我作文的初稿，轻声问。“喜欢……”我嗫嚅道。“你的挫折算什么？”我脑海里响起在去美国第一年，妈妈在电话里的话语。“想想看，几十年前从中国到美国的移民生活多么艰苦，一切从刷盘子洗碗开始。你在条件如此优越的私立学校，面临的困难要比它们小多了。”“回忆起在那里的两年，你的感觉如何？”安又问道。“我很感激……”我的眼前又浮现出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通知书，回忆起上面激励人心的语句和慷慨的数额。除了感激，还有别的正确答案吗？“但是你的文章想表达的感情似乎更加复杂，似乎有什么东西欲说还休，”安沉吟道。“为什么不把这种感情说清楚？”我抬起头，她正注视着我，目光温和。我告诉了她学校苛刻的录取标准，以及奖学金的慷慨数额。我告诉她每次中国的学生家长听说我的经历，总会感叹我有多么幸运。“我的高中对我有这样的恩惠，”我说，“我感到不应该对我在那里的两年抱有任何不满，那会显得忘恩负义……”安点了点头。“Helen，这种顾虑是人之常情，”她祥和地说。“不过感情没有对错之分，更没有‘应该’与‘不应该’之说。如果你在高中的经历并不全部阳光灿烂、一帆风顺，这并没有什么错。请诚实地将他们写下来，这是有勇气、而不是忘恩负义的表现。”“但是我的经历的挫折又算什么呢？”我道出了我的另一个顾虑，向她复述了妈妈的话，“和许多更艰难的经历比起来，这似乎微不足道。”“假设一位士兵在战场上失去了一只胳膊，另一位士兵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安缓缓说道，“那么第一位士兵是否有权利为自己感到悲伤呢？第二位士兵的遭遇应当剥夺他的这个权利吗？”我的表情一定有些吃惊，因为安的笑意更深了。“我很高兴你为这篇作文选择了这个话题，”她把面前的草稿推向我。“这背后似乎有许多故事。我相信你会把它们讲得很好。”离开安的写作课后一晃已经过了三年。三年中，我提起笔时，常常感到安就站在我的身后，审视着我写下的一词一句。“这个比喻用得非常贴切，”她时而赞许地评价；“这个动词似乎有些模棱两可，”她时而不失时机地提醒。“‘泡菜’在哪里？”我有时又可以听到她一针见血的问题。“安是我见过最严格的语法老师，”一年前，在一次写作课的班聚时，一位同学提起。“但不知为什么，你总不想让她失望。”“每次上她的课，感觉总像和心理医生谈话，”另一位打趣说。“有人想过把这门课的经历写成一篇文章吗？”我问。“如果写了，一定不敢拿给她看，”第一位同学说。“一写起来一发不可收拾，大概一半最终都要葬身于‘句子坟墓’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