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袁隆平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杂交水稻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获得者。在国际上11次捧回大奖。获得的“世界粮食奖”更是农业领域国际上的最高荣誉。 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风流袁隆平。 毕升活字印刷的故事 早先印书,都是把书刻在整块整块的木板上印。听说师兄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印刷效率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倍,师弟们纷纷向师兄取经。 毕升一边演示,一边讲解,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发明介绍给师弟们。 他先将细腻的胶泥制成小型方块,一个个刻上凸面反手字,用火烧硬,按照韵母分别放在木格子里。然后在一块铁板上铺上粘合剂(松香、蜡和纸灰),按照字句段落将一个个字印依次排放,再在四周围上铁框,用火加热。待粘合剂稍微冷却时,用平板把版面压平,完全冷却后就可以印了。印完后,把印版用火一烘,粘合剂熔化,拆下一个个活字,留着下次排版再用。 师弟们禁不住啧啧赞叹。一位小师弟说:“《大藏经》5000多卷,雕了13万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花了多少年心血!如果用师兄的办法,几个月就能完成。师兄,你是怎么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的?” “是我的两个儿子教我的!”毕升说。 “你儿子?怎么可能呢?他们只会‘过家家’。” “你说对了!就靠这‘过家家’。”毕升笑着说,“去年清明前,我带着妻儿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的眼前忽然一亮,当时我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吗?哈哈!这不是儿子教我的吗?” 师兄弟们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这过家家,谁家孩子都玩过,师兄们都看过,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发明了活字印刷呢?”还是那位小师弟问道。 好一会,师傅开了口:“在你们师兄弟中,毕升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工效的新方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哦——!”师兄弟们茅塞顿开。 钱学森回国前的故事 1949年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徐徐升起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但那时候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而钱学森的专长又直接与国防有关,所以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他这一曲折的斗争过程,表现了钱学森那时对祖国的挚爱之情,是非常感人的。 1950年 9 月中旬,钱学森辞去了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职务,办理了回国手续。他买好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飞机票,把行李也交给了搬运公司装运。 然而,就在他打算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忽然收到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通知——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甚至要坐牢! 又过了几天, 钱学森 被抓进了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看守所,“罪名”是“参加过主张以武力推翻美国政府的政党”。 钱学森交给搬运公司的行李遭到美国海关及联邦调查局的检查,据说从中“查出”电报密码、武器图纸之类。移民及归化局要“审讯”钱学森,说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员。”后来又说钱学森在美国念书时认识的几个美国同学之中,有几个是美国共产党员。移民及归化局扬言钱学森“违反美国移民法”,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话说出口没多久,又连忙改口。因为要把钱学森“驱逐出境”,这正是钱学森求之不得的! 在看守所,钱学森像罪犯似的,被监禁着。钱学森曾回忆道:“我被拘禁的15天内,体重就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要隔一小时就进来把你喊醒一次,使你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移民及归化局迫害钱学森引起了美国科学界的公愤。不少美国友好人士出面营救钱学森,为他找辩护律师。他们募集了 15000 元美金作为保金,才算把钱学森从看守所里保释出来。 1955年 6 月,钱学森写信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同志,请求党和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周总理得知后非常重视此事,并指示有关人员在适当时机办理此事。经过努力,1955年10月18日,钱学森一家人终于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不久,他便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 竺可桢:毛泽东让他管天 毛泽东读了 竺可桢 的文章后很高兴,邀他到中南海面谈,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确立了以“科学救国”的志向。留学回国后,他看到中国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由各列强控制,便著文疾呼:“夫制气象图,乃一国政府之事,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在抗战爆发前的十余年间,他靠着水滴石穿的韧劲,不辞辛劳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 100 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 此间,国内新军阀混战不息,南京政府和各省当局没有多少心思用于建设,竺可桢却在兵荒马乱中奔走。建立气象站的艰难确非和平时期的人们所能想象。在此过程中,他又同帝国主义者的控制图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竺可帧坚持全国所有气象电报都由中央气象台集中广播,并改原先用英国殖民者规定的英制记录为国际通用标准。1937年,竺可帧去香港出席远东气象会议,港督安排晚宴时竟然把中国代表排在末尾。竺可帧认为这是故意损害中国国格,绝不能容忍,便与另外两名中国代表一起愤然离席以示抗议。 全国解放后,竺可桢以很大精力关注中国的农业生产,想方设法利用气象学知识增加粮食产量。1964年,他写了一篇重要论文《论我国气候的特点及其与粮食生产的关系》,其中分析了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此文非常高兴,专门请竺可桢到中南海面谈,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回答:“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连续38年一天未断,共计 800 多万字。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 在科学研究中,竺可帧一丝不苟,喜欢事事躬亲。抗战期间,浙江大学几次迁移。虽条件极其艰苦,每到一地竺可帧总不忘收集资料,开展科研。学生们都知道,竺校长随身总带着四件宝:照相机、高度表、气温表和罗盘。他71岁时,还参加了南水北调考察队,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阿坝高原,下到险峻的雅砻江峡谷。他严谨的学风,深受广大学者推崇。 竺可桢自幼秉性温和,做事勤勤恳恳,有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韧劲。他年轻时即掌握了英、法、德三种外语。解放后,年过六十的竺可桢根据工作需要又开始学习俄语,一直坚持到70岁,终于能阅读俄文资料。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 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竺可桢身为知名科学家,却一生过着俭朴生活。在抗战最艰去的岁月里,身为大学校长兼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的竺可桢有一年的年夜饭吃的竟是霉米,却把所长应得的几千元的救济费平分给其他同事。1974年初,病危中的竺可桢决定:把以女儿竺薪名义存的一笔钱作为党费交给组织。原来从1966年起竺可桢便以女儿名义把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一存进银行,七年存款已达万元。这笔巨额党费,表现出这位气象学大师对党和人民的无限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