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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出生于河北抚宁，199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获学士学位；1997年和2000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法语语言文学专业，分别获硕士和博士学位。1992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杂志担任编辑，目前在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从事法国文学研究，研究方向为法国现代文学理论。1982年9月－1988年7月在河北抚宁第一中学学习1988年9月－1992年7月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学习1992年7月－1994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保卫局工作1994年4月－2004年5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评论杂志》工作1994年9月－2000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国文学系学习2004年5月至今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工作2005年10月－2006年3月 在法国人文之家和高等社会科学院做博士后研究翻译出版[ 1 ] 《艺术的法则》，布尔迪厄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2 ] 《男性统治》，布尔迪厄著，海天出版社，2002年[ 3 ] 《色情史》，巴塔耶著，商务印书馆，2003年[ 4 ] 《言语意味着什么》（合译），布尔迪厄著，商务印书馆，2005年[ 5 ] 《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布尔迪厄著，三联书店，即出[ 6 ] 《神话布尔迪厄》，《人籁论辨月刊》，2006年2月，台湾[ 7 ] 中篇小说《发烧》（《世界文学》2009年第2期）
利用两部或多部文学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例如人物形象,写作手法等都可以. 给个例子你看：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之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坛的杰作。它们都以描写了一个大家族数代人从发迹、鼎盛到衰败的百余年漫长的过程，表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在创作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红楼梦》是一个由社会——贾府——大观园——怡红院组成的空间向心环状结构，《百年孤独》则是从第一代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分成阿卡迪奥与奥协良诺两个系统直至第七代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一个按时间顺序的链状结构。 由于长篇小说本质上不受任何既定的形式所限，因此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它都能自如发展，常具规模。而小说家仿佛要用大量精密的细节来替代那些较难把握的思想和知识上的集成。中西传统对结构概念的不同，但在努力将大堆材料作系统的组织时，却都找出相似的方法来。即以几代人为基础建立循环式的小说结构，极力把各种纵横交错的母题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 长篇小说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它能以批评的态度来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观。它根基于现实，却要越进一个假想的“非现实”层次里去。小说家（至少是其中最伟大者）在力求忠实地表现一个满布可信的细节深具说服力的完整世界时，必然要面临现实世界一些比较深入的本质上的难题。小说家一开始去追求客观现实的世界，则早晚上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他会发现，客观事物之存在实际已假定了有一双外在格物的眼睛，因而也早不确定了一个主观而相对的视点。“长篇小说不若史诗般拥有一颗天真灿烂的童心，它乃一门雄浑老成的艺术。“（卢卡契）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作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创造了一个发自内心的世界，它不是确实世界的重复，而是要谴责它的丑恶和虚假，因此他们探求，他们重建，他们发明。对这个世和这个时代，他们既不进行复制又不使其理想化，也不简单地加以歪曲。他们从中截取的不是偶然性，而是深刻的规律。他们还证明了按其它规律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他们使现实之树长出了新枝。他们创造了一些种类陌生的事物，也有一些魔鬼，但是他们都具有有机的统一性，这些生机勃勃的生物是由一种巨大的发问和挑战和赋予活力的。可能的和幻想的绘画是现实和日常的绘画的延续。 “真正的艺术就是使人想起它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的使命不再是再现世界，而是表达人的愿望。“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法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雅奴赫《卡夫卡谈话录》P162） 《红楼梦》并卷就勾勒了一个女娲补天的创世神话，因而引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宝玉，以及灵河岸边的绛珠仙子。加以“还泪说”，真是神而又奇。这个“朱兰白石绿树清溪、人迹罕逢飞尘不至”的理想世界就是与《红楼梦》中描写的丑恶肮脏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太虚幻境”。它是全书的基石，给整部红楼罩上了梦幻飘渺的气氛。 《红楼梦》中的现实世界是龌龊不堪之至了，如柳湘莲的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让我们先从贾赦说起。贾赦在《红楼梦》里可算是最肮脏的人物这一。《红楼梦》中有条无形的章法，即凡是比宝玉长一辈的人，对其不堪之处，描写都多少有相当保留，这也可以说是“为尊者讳”吧。尽管如此，作者对贾赦仍不肯轻易放过。所以第四十六回专章声讨，详写强纳鸳鸯为妾的丑事。曹雪芹借袭人之口写出他的史家定评：“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红楼梦》中对贾琏淫行最多特写镜头，恐怕是表达“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名古谚吧。东府自然更为肮脏：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珍诸人整日聚赌玩娈童，以致曾跟老太爷打天下的焦大痛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当然如鲁迅指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为贾府好，不过是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应当指出的是大观园的归属问题。大观园是曹雪芹着力最深的地方，是作者的希望所在。在庚辰本脂批有这样一条： 大观园系玉史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幻）境，岂可草率？ 根据脂砚斋的看法，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未许凡人到此来”的大观园便是理想世界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这两个世界是融合的。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相信指批，可是在内证充分的情况下脂批却是最有力的旁证。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直接证据，第五回宝玉随秦可卿游太虚幻境： ．．．．．．至一所在。但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罕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相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充实和放大。就心情而言，宝玉初进大观园时（第二十三回）作家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岂是偶然？更为明显的是宝玉和贾政一行人离了蘅芜院，来到一座玉石牌坊之前：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是哪里见过一般，却一时想不起来哪年月日的事了。 宝玉自己也许忘了，可是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五回宝玉梦游至一所在，有一石碑坊上书有“太虚幻境“，所以脂批于此点明：“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幻境。”贾政说：“这是要紧之处”，是的，《红楼梦》中还有比太虚幻境更要紧的所在吗？作者一再再而三地点明：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1972年宋淇发表《论大观园》提出： 大观园是一个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观园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保垒，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这段话说得既平实又中肯。大观园是一片理想的净土，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是“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线索。清道光年间王香雪评曰： 《石头记》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在有真，假不是假，真不是真。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可是令我们痛心更令曹雪芹痛心的是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基础上，第十六回对大观园建造有很清楚的叙述： 从东府一带借着东府花园起，转至北起，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先后令人拆宁府含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的一段活水，今也无须再引。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 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我们知道东府诸公及荣府的贾赦是最为淫滥之人。它让我们不能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从最肮脏的里面出来的。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中去的。“欲洁保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大观园的归宿。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理想世界，直到完全毁灭为止。“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也构建了一片神奇的土地，那就是马孔多。由于两位作者文化传统与历史的背景不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曹雪芹根据中国传统佛道思想虚构的，其在人间的投影大观园则是建立在旧势力的阴影里，是人为的退缩，是有院墙的具体的封闭。《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虽然在人间，但又是无处寻觅的。马尔克斯对其环境的描写也似伊甸园般美好。 马孔多是一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座落在水流清彻的河边；这些水流沿着洁白而巨大的像史前时期的化石蛋一样的光滑的石床向下流。这块天地是如此之新，许多东西都尚未有名字，提起来还得用手指指点点。 在许多村庄中，马孔多是最有秩序最勤劳的一个。那是一个幸福的村庄，那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未死过人。 但“因为这个村子隐没在辽阔的沼泽地里”。环境险恶闭塞，它是布恩地亚第一代及二十多户亲友怀着冒险精神背井离乡开拓创建的，是人们的逃避，是无形的空间的隔绝。 马尔克斯曾有段文字描述一艘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 整个船身处于孤寂的地方，被子人忘却了，没有遭到时光的侵蚀，也没有受到飞到飞禽的骚扰。．．．．．．里面除了一大簇花卉，没有任何东西。 这充满象征性的语言就是马孔多初期的写照。在没被殖民者发现之前，它闭塞、贫困、没有任何嵌有物质文明的东西，它有的仅是一簇花卉，它代表着和平、宁静、纯洁、美好，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曹雪芹是极力想保护大观园这块理想之地不受外界侵袭，结果“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世界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导致大观园的破产；那么马尔克斯则是有意安排一个世外桃园马孔多，把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当面摔给人看。” 悲剧同工，却有异曲。前面我们说过大观园是建立在旧的园子基础上，虽然它处处小心严加防范，不惜以封闭来求得保护自己，但毕竟它的“干净”是建立在包围之中。大观园里的人物对这两个世界的看法是清醒的。我们不妨检讨一下“黛玉葬花”的意义。“黛玉葬花”发生在第二十三回，宝玉和诸钗刚刚在大观园里开始他们的理想生活，所以这个故事的安排富有深意。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纱囊，手中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业，撂在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哪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她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黛玉葬花一节正是作者开宗明义地点明《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她。黛玉的意思很明显，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大观园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花葬在园子里让她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在这里自然是园中女孩子的象征。她们若想保持干净纯洁，唯一的途径便是永驻理想之城而不到外面的现实世界去。从主观愿望上说，宝玉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恒，是精神生命的清澈；但在客观认识上，他们对外在世界不是茫无所知，他们虽然天真烂漫，却并非幼稚糊涂。事实上她们一方面把两个世界区别得泾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黛玉葬花”这正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把这两层意思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曹雪芹有时也用明确而尖锐的语言点出外面世界的险恶。第四十九回史湘云警告宝琴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防。老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的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到底湘云是直率人。 绣香囊出现于大观园里中是一个信号（七十三回）被夏志清比之于伊甸园中蛇的出现，因为蛇一出现，亚当和夏娃就从天堂坠落到人间。黛玉一句“冷月葬花魂”标志大观园的气数是真的要尽了。抄检大观园，晴雯被逐，迎春误嫁，通灵走失，黛玉夭亡，探春远嫁，妙玉遭动，巧姐被卖，惜春独守青灯，真是“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正应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作者就是这样将两个世界于强烈的对比中写出，以显示肮脏丑恶的现实世界（淫）无时无刻不在对理想世界（情）进行围困侵害。 宝玉是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所不同是他的欲永远是为情服务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第六回作者安排宝玉与袭人偷演警幻所训之事是有深意的，表明此后宝玉在大观园中和那些清静的女孩各不相扰，乃由于不为而非不能。可见宝玉情淫具备，清浊兼资，他属于“泥做的骨肉”，却终日混在“水做的骨肉”中。只有这样宝玉才构成了大观园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接榫。 我们知道宝玉出生时嘴里含着通灵宝玉，也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粗通红楼的人也会知道贾宝玉与那块“顽石”是一而二，二而一，即假作真时真亦假，它的具体而统一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护身符的通灵宝玉。 清同治年间人解庵居士，《石头臆说》云：“通灵宝玉兼体用论，论体为作者之心，论用为作者之文。夫从胎里带来，口中吐出，非即作者之心与文乎！何以言石上所记即通灵所说？观夫青埂峰下鲜莹明洁之石倏尔缩如扇坠，幻形入世，迨取本还原，将一生所历情事尽记在石，意欲问世传奇，非即以通灵之心作此通灵之文乎！” 此言得之。通灵宝玉作为现实与虚幻想的融合点在全书中如草蛇灰线，经历了几番大纠葛。 首先通灵宝玉就被外部势力利用，以金玉良缘为借口，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拿联姻作交易，把魔爪伸进在观园，强行拆散了宝黛以纯洁爱情为基础并且是在太虚幻境灵河岸边就已命定的“木石前缘。”通灵宝玉成为宝黛有情的主要障碍，也是他们经常呕气的肇因。 在第二十五回，通灵宝玉第一次显示作为希世奇珍能除邪崇的功能。宝玉因受贾环充满妒意的母亲赵姨娘的巫法而身染重疾里来了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把玉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然后借助于恢复玉石因与尘世声色相刃相靡而被玷污的奇迹力量，治愈了宝玉。这里已再明白不过指出能灵宝玉就是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日夜悲号的顽石。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化身，贾宝玉则是它在尘世的幻形。正如袭人说道：“进业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还利害呢。”（第九十四回） 通灵宝玉的丢失实际上就是宝玉自我的迷失，是他耽地尘世声色犬马，在日常生活的表面布景里上演了一场本体论的悲剧。失却了理想世界理性之物的宝石陷入了痴呆状态，这恰恰相反恰恰给金玉良缘的实现以可乘之机，苦降珠也终于魂归离恨天了。 还玉一场（第一百零六回）是两个世界对通灵宝玉同时也是对贾宝玉拯救与毁灭展开的 最为激烈的正面冲突：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地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业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哪里来的？”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道：“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也该还我了。” 袭人闻知，“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紫鹃也“抱住宝玉”，宝玉难以脱身，叹道：“为一块玉这样死命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又待怎样呢？”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当宝玉答应不还玉了，只要见见和尚，宝钗明快地说：“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 宝玉怎不顿悟！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得重玉不重人哪。你们即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 那块玉米面被尘世玷污的“假”宝玉留了下来，而由此顿悟的“真”宝玉则决计抛弃红尘，由肮脏邪恶的此岸奔向干净纯情的彼岸。这个没有流放的流放者，这个到处都是异乡的人，这样的抉择对于他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 通灵宝玉，作为仙境中的一块石头，它的存在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先行统一。而在红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虚伪玄学所理解的青春韶华。他体验着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自我与他人的对峙，实际情况与沉沦的冲突。王夫人道： “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么。．．．．．．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第一百零六回） 宝玉生命的给定部分乃是他自身与石头关系的辨认。他的存在虚空既不能以黛玉的存在关系来充填，也不可能以他的这种尘世的自我来充填。 以上我们谈了《红楼梦》中现中现实与理想的鲜明对比、冲突及作为交叉点通灵宝玉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探讨《百年孤独》中的两个世界。 与《红楼梦》不同的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只明确描述出了马孔多这个理想世界。而那丑恶的外部世界隐藏在幕后，虽然看不见，却时刻能感受到其对马孔多的压榨、操纵和侵蚀，仿佛“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 最早敲开马孔多这个世个桃源和平与幸福的是以黑尔基阿德斯为首的吉卜赛人，马尔克斯以形象神奇的笔触描写殖民者的掠夺： 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倒下，木板因铁钉和螺丝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就是这两块小小的磁铁,霍·阿·布恩地亚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换了下来,后来两块磁铁再加上三枚金币成为换取放大镜的代价.为了看一下马孔多从未见过的冰块,他们每个需付给吉卜赛人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这里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嘴脸不是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吗?马孔多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村庄,其初期是“但有父子无君臣”,在此桃花源中无政治秩序，只有伦理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马孔多居民以为翻过几座山梁就可以逃避殖民者的魔爪是多么幼稚。贪婪是他们的动机，残忍是他们的本性。党派纷争，内战频仍，接着被称为绿色地狱的美国香蕉公司登陆了。火车的出现则完全摧毁了空是上隔绝的这个小镇。“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的火车注定要给马孔多带来那么多的变化、灾难和忧愁。“美国人的到来更使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造成的乱混大大超过从前吉卜塞人造成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根本不是短时间的，容易理解 。”随这而来的是所谓的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妓女、赌博、醉汉、斗殴和死亡，以及大白天就在吊床上当众乱搞的丑恶现象。“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马尔多的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市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工人们自发走向了破坏工厂反对工贼的斗争，大罢工则把它推向了顶点。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可能善心的，他们的回答只能是屠杀。结果是倒下了三千多工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得不用“有两节车厢，前中后各有三个车头牵引”的火车装运这些尸体给扔进海里。 不错，马孔多曾经拥有过幸福，是一座用“晶莹夺目的材料砌成”的纯洁的冰城。但从吉卜赛人带来了望远镜，“科学缩短了距离，”马孔多就已经进入了殖民者掠夺的视野，再也别想有安静的生活。 当霍·阿·布恩地亚第一次看见吉卜赛人的冰块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钻石，”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明马孔我居民是把他们的家园（冰城）看得象钻石般美好。冰块总归是冰块，虽然象钻石但毕竟脆弱多了。当能够借太阳光使干草燃着的放大镜出现，冰块就要融化了，用冰块砌成的冰城也将要慢慢解体了。马孔多在世纪末的恐惧中颤栗了。一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两天暴雨“掀开了屋顶，刮倒了墙垣，连根拔起种植园最后剩下的几棵香蕉树，紧接着一场飓风将弱小的马孔多人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这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忍受了百年孤独的世外桃源马孔多，“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墨尔基阿德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吉卜赛人，来自充满疾病灾难的丑恶外部现实世界。他在波斯患过癞病，在马来亚群岛患过坏血病，在亚历山大患过麻疯病，在日本患过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在西西里岛碰到过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遭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 就是这个“坎肩布满了多年绿霉”的老头率先踏上了马孔多这块没有疾病没死亡的净土。虽然非墨氏初衷所愿，但事实却是现代文明带来了现代罪恶，羊皮书以预言般的力量将现代文明的罪恶深深地烙进了马孔多古老的土壤中。 羊皮书出于墨尔基阿德斯之手绝非偶然，表明脆弱的马孔多一经被现实发现注定要走向崩溃，理想的破灭史是由现实来撰写的。 因为理想的破灭是像冰一样逐渐融化的，现实的渗透也如阳光一样是悄没声息的。尽管黑氏的幽灵时常出现在布恩地亚家族后代面前提醒他们外界文明的危害性，但在短期内殖民者以“科学进步”为幌子进行掠夺所造成的后果是看不见的，因此在良诺上校等人眼里羊皮书不过是一堆垃圾，发出难以忍受的腐烂的气味。直到第四代孪生兄弟看出了马孔多正在逐渐走向世界末日，为了摆脱恐惧拯救马孔多的未来，他们开始钻研羊皮书，懂得“必须解开预言之谜，这样他们就不会完蛋。”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终于明白了马孔多的历史悲剧，但为时已晚。世外桃源马孔多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被现实世界的文明罪恶无情的击碎了。 现实世界满布疑惑，而小说即拴于现实的模拟世界，故此人类的本质根本不容有一种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存在。伟大的艺术家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人物的仿制品和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们内在节奏。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任何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于对世界的改造。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这是一种哲学的而且是美学的要求。对一个既定时代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一部作品也许是很不完整甚至极为主观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却可能是真实而伟大的。艺术特有的道德不在于训诫人，而在于提醒人。 曹雪芹不是一个绝望者，而是一个见证者。 马尔克斯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启发者。 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 因为“有”的世界拒绝度量，“存在”的世界不用度量。 因为人不能自己拯救。 艺术是把目前现实变成神话，变成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密码”的艺术。像一切神话的伟大创造者一样，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创造了形象和象征的世界，察觉并暗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把经历、梦想、虚构、甚至巫术合成一个看不见的整体，而且在感觉的重复印象或重叠中，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日常事物的轮廓，隐瞒的梦想、哲学或宗教的概念，以及超越它们的愿望。人们不会听任自己对作品中比喻的细节作一种犹太教法典的注释。在象征的具体发挥和它抽象的意义之间没有一种从字眼到字眼的对应是可以理解的。在象征总范围里活动的是活生生的人，有个怀的人，细节的现实主义并不与象征主义背道而驰，而是给了它生命力。 《红楼梦》和《百年孤独》并不是一种被隐喻弄得怪里怪气的抽象观念。它们是一种揭示性的神话，一幅使天上人间成为一统世界的生活景象。对它们的作者来说，现存的一切只是习惯，伟大就在于拒绝社会。 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统一的。 他们生活过的世界和他们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
比较文学是文学界的热点研究课题,在写作比较文学论文时,一个好的选题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大家文学修养素质、以及投稿时期刊杂志编辑的选择,毕竟题目作为第一印象太重要了,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比较文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2、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4、关于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的若干问题5、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6、关于比较文学的对象与方法7、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辩证观念8、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9、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 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10、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之现状与未来11、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12、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及元-泛比较文学论13、比较文学的课程设置探讨14、比较文学的课程设置探讨15、跨文明研究: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16、诠释学与比较文学的发展17、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18、比较文学视野中文学传播模式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态势19、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20、比较文学"危机说"辨
疯狂的追星派
来源：《当代拉美文学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2年3月出版）作者简介：朱景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奥斯瓦尔多?德拉贡（1929-1999），阿根廷著名剧作家，生于恩特雷?里约斯省一个犹太移民家庭。青年时期曾攻读法律，在几个业余剧团当导演和演员。1956年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弗雷?莫乔民间剧团，从事反映社会问题的戏剧活动。同年该剧团把他的剧本《瘟疫来自梅洛斯》搬上舞台。这是一个寓言历史剧，借古代希腊的故事，揭露1954年美帝国主义武装入侵、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罪行。此剧确定了他后来的戏剧发展方向。另一个剧本《为讲述用的故事》（1957），进一步显示了他的戏剧才能。剧本包括三个生动活泼的短剧，即《牙周炎的故事》、《南非黑死病的传染者》和《变成狗的人的故事》。其剧情和技巧比较简单、朴素，大多反映社会时弊，如社会的僵化，缺乏人性等，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比如《牙周炎的故事》一剧，其剧情围绕一个街头劳动者展开：他的生活本来是很平静的，但是不料患了牙周病，痛得他不堪忍受。可是他家境贫困，妻子又好吃懒做，给他看病的大夫看重的又是他的报酬，对他特别冷淡。这一切迫使他不顾牙痛拼命地干活，结果病情日益恶化，最终要了他的命。同年，德拉贡以类似的风格写了一个较长的剧本《10号桌上的客人》（1957）和一个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历史剧《图帕克?阿马鲁》（1957），内容是写1781年印加人掀起的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悲壮斗争。面对凶恶的西班牙征服者阿雷切，印加人表现得非常冷静。图帕克?阿马鲁虽然失明且忍受拷打，但在精神上毫不示弱。而阿雷切，面对这个无所畏惧的“囚犯”，自觉束手无策，简直要疯了。西班牙殖民者的狰狞面目暴露无遗。德拉贡1959年出版的剧本《地狱的花园》把矛头指向大城市的贫困和腐败，具有社会自然主义倾向。他的《旧市场的奇迹》（1963），介绍了一系列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同年出版的《人们对我们说我们是不朽的》表现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缺失，从而为社会带来种种烦扰。此剧明显运用布莱希特的戏剧技巧和杂耍剧的手段，并且将不少台词针对观众，产生了滑稽、幽默、嘲讽的效果。在《阿莫雷塔》（1964）一剧中，德拉贡把剧情安排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意大利移民区，创造了一种叫喊喜剧，这是专为演员写的剧目，剧中充满了叫喊、爱情表白和幽默。德拉贡和阿古斯丁?库塞尼以及安的烈斯?利萨拉加一起，推动了20世纪五十年代的阿根廷独立戏剧运动——一场真正的、充满朝气的戏剧运动，他们不声不响、默默无闻，顽强地工作着，完全自由地探索民族戏剧发展的道路，探索新的戏剧表现形式和新的戏剧语言，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和社会事件。而从1951年起，奥斯瓦尔多?德拉贡又成为阿根廷持续数年的开放戏剧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角之一。这个运动是在文化上对阿根廷军事独裁政权的一种反抗，在人民大众中具有广泛影响。德拉贡和戏剧界众多人士组织和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开放剧团演出了德拉贡的《我和我的方尖碑》（1981）、《致胜利者》（1982）和《今天吃瘦的》（1983）。1988年，德拉贡创办并领导设在哈瓦那的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戏剧学校。1996年9月，德拉贡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塞万提斯国家剧院院长，直至逝世。德拉贡的剧作还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女英雄》（1966）、《监狱里的故事》（1973）、《侵犯者》（1981）、《误入歧途的人》（1983）、《面团》（1984）、《返回哈瓦那》、《宇航员的孤独》、《变成狗的人的故事》、《地震的儿子们》（1986）等。其中《误入歧途的人》写一个虚构的戏剧人物：一个成为拳击冠军却又放弃了这一殊荣、令人钦佩的无产者形象。因为他宁可是他自己，也不愿成为人人都企图战而胜之的胜利者。在一个反传统的空间里——观众坐在梯形看台上——，导演何塞?博维在卡斯托?布莱依尔的舞台上灵活调动剧中的人物和道具，以创造原作的气氛和情节。德拉贡一生创作了30多个剧本，两度获古巴美洲之家戏剧奖，作为阿根廷开放戏剧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载入史册。
、“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回顾 九十年代的下半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与“七五”、“八五”相比，“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在外国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推出的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体现出了我国的研究人员正以我为主，不再跟在西方专家学者的后面，人云亦云，而是努力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外国文学作品、剖析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在许多方面，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正逐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一) “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1. 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九五”期间，外国文学史继续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除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外，留学回国的教师逐渐增多，并带回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造成文学史继续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原因。除了一批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如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新编》和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之外，“九五”期间还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断代史、国别断代史、国别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杨仁敬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王佐良和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沈萼梅主编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戏剧史》、瞿世镜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郭继德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戏剧史》、郑克鲁撰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陈世雄主编的《欧美戏剧史》等。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国别文学史丛书”，是按照国家和语种来分类、分别由各语种专家执笔的一套文学史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其多语种的优势，推出了一套“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这是一套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按国别划分的文学史话，每册篇幅并不很大，语言比较流畅，趣味性较强，有助于扩大外国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 2. 研究类的专著逐渐增多。除了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外，我国高校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国外的重点作家。由于“九五”期间正值世纪之交，因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流派和二十世纪西方的重点作家就成为首选的研究课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包括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陆建德等主编的《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张剑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蒋洪新的《走向＜四个四重奏＞ 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郭天相主编的《俄罗斯诗学研究》、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嬗变与趋势》、吴福恒等主编的《美国作家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成果的作者都能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真正实现了与西方学者在同一研究层次上的交流和对话。 3. 对国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日益敏感，介绍也更加及时。随着我国高校教师出国进修机会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师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手资料。受国外文坛活跃的学术气氛的影响，我们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及时地把国外文学批评的最新动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九五”期间，刊登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专业文学刊物上的大批评介、译介性的文章正是这些教师努力的结果。收集成册的评介国外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有王逢振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评》。 4. 外国文学的研究已开始摆脱纯文学的束缚。“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一批研究人员自觉地遵循文化的概念，努力摆脱旧时经院式纯文学研究思路的束缚，开始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这种将文学作品与孕育它的那个时代的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开阔了思路，对作品的剖析也有了新的视角。王守仁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是这一尝试有代表性的成果。 5. 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比较研究，即对一种文化的语言揣摩和研究之后，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阐述的再创造。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九十年代以来，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当代作品被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少经典作品被多位、甚至数十位译者反复“重译”。虽然，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在近十年来发展很快，但是译文的质量确实很令人担忧。这里既有翻译的实践问题，也存在理论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是为了解决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新的学科分支，而南京大学的许钧则是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的《翻译思考录》、《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与王克非合作）等专著和论文是我国学者首次对翻译批评系统论述的成果。 6. 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初见规模。由于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紧密关系，教材建设始终受到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关注。九十年代初，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的重点是编写外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本。“九五”期间教材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沿用了多年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面临修订的任务，以适应外国文学发展的趋势；近十年来推出的一批外国文学史专著由于资料新、观点新，更成为高校外国文学史课程的首选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购买在中国的重印权后出版的原文版外国文学名著更为外语院系的外国文学课提供了原文教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力量编写了一套（共11种）原文的通用语种文学选集，现已推出西班牙、拉丁美洲、俄罗斯、韩国等四种，陆续要出版的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阿拉伯等。由于篇幅大（每册近千页）、涵盖面广（选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此，非常适宜作为高校外语院系的文学课或阅读课教材。这套文学选集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外国文学教材方面最大的空白。 (二)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优势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除分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上海等省市的社科院外，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高校的外语院系、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具有以下优势： 1.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之多是其他研究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已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力军。 2. 由于高校的教学必然涉及外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因此，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涵盖面非常广，成果的覆盖面也很广。 3. 高校的科研基本上是服务于教学的，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 4. 由于高校的研究队伍相对稳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部分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已形成了年龄、学历结构合理的外国文学研究群体，其中的一批资深教授已成为全国外国文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者已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研究方向。 5. 借助于各级外国文学学术团体，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更直接也更频繁，开始出现了资源共享、合作搞课题的好势头。 (三)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虽然“九五”期间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宏观调控的手段，课题重复很多，造成了较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缺乏如《中国通史》那样的巨著。个别文学史类的成果有“著书不立说”之嫌，即以西方出版的文学史为蓝本编译而成。 2. 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对热点课题、热点作家，趋之若鹜，而难点问题、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则无人问津，受到搁置和冷落。有些评论缺乏理论的深度，仅仅停留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上。 3. 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最新动态的了解仍然滞后，许多介绍性文章仍为译文，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往往缺乏具体、认真的分析鉴别，而是生搬硬套，盲目引用。 4. 外语院系的教师和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教师之间缺乏交流和合作，他们仍分属各自的学术团体，停留在各自的圈子里，部分中文系的教师外语水平较低，无法阅读外国文学的原文，只能依赖于外国文学作品和国外评论的中文译本，常常受到译文的误导而曲解作品的涵义。 二、“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作为新千年的第一个五年，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 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2. 加强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来，虽然国外的文学理论通过译作和评介文章已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但是，至今仍缺少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3. 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独立创见和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4. 摆脱传统的经院式文学研究方法的束缚，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5. 避免重复劳动，加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薄弱环节的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等等，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十五”期间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内容 (一) 加强外国文学学科建设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科研为教学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虽然，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选读课已在大部分高校的外语院系和中文系开设多年，但是，许多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工作仍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因人设课的现象。因此，委托重点高校制定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外国文学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就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培养也应作为一项委托的任务。由于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以及近年来报考外国文学研究生的生源欠佳，不少高校出现了外国文学教学后继乏人的现象；在职教师也需要开拓视野，在理论上有所提高。教师进修可采用研讨班的形式，以便在进修学习的同时，加强高校教师间的学术交流。 有关学科建设的研究项目包括： (1)我国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和课程设置的调查报告 (2)国外高校文学课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查报告 (3)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大纲( *重点课题 ) (4)外国文学基础教材和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辅助材料 (5)外国文学中译本检索数据库 (6)外国文学研究分类检索数据库 (二) 重点研究二十世纪的外国文学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如果不是世界文学最辉煌的百年，也是世界文坛最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曾生活在其中，就对这一文学时期更倍感亲切。由于间隔的时间尚短，而对文学流派的理解往往需要历史的沉淀，才能做出全方位的评价。但是，对二十世纪有重要贡献的作家和有重大影响的思潮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应是“十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当然，强调对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忽略文学传统的影响，因为这种渊源关系是不可能割断的。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研究项目包括 (1)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 (2)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3)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4)二十世纪下半叶各国文学研究 (5)二十世纪小说艺术研究(*) (6)二十世纪戏剧艺术研究(*) (7)二十世纪诗歌艺术研究(*) (8)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新评价 (9)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 (10)当代外国文学跟踪研究 (三) 加强文学理论研究，拓宽文学研究领域 与我国外国文学界对国外重点作家的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研究相比，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弱项。“十五”期间，应加大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投入，组织力量对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进行专题研究，搞懂几个问题，使我国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真正实现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与交流。 “八五”、“九五”期间，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已作了不少投入，也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十五”期间应减少这方面的投入，不支持重复性的课题。但是，对于非主流国家的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史仍可选择立项。除非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有重大突破，不应在目前鼓励重写文学史，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拓宽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首先要填补我国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加强薄弱环节。目前，我国在早期文学、非主流国家文学、戏剧艺术研究、诗歌艺术研究等方面仍比较薄弱。另外，我们还应鼓励研究人员将文学作品置于文化的框架中来研究，借助宗教、哲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和研究文学，增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需进一步加强的研究项目包括： (1)外国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2)重要文论家专题研究 (3)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 (4)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5)外国文学史评论 (6)外国文学思想史(*) (7)外国文学与中国学生的素质教育 (8)发展中国家文学专题研究 (9)古希腊、罗马文学 (10)欧洲中古文学 (11)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12)戏剧艺术专题研究 (13)诗歌艺术专题研究 (14)小说艺术专题研究 (15)叙事视角研究 (16)宗教与文学 (17)哲学与文学 (18)经典作家专题研究 (19)影视文学研究 (20)西方主要国家中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研究 (四) 加强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 外国文学引进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的和接受进行研究应该是“十五”期间的一项重点课题。“八五”、“九五”期间，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很快，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仍不尽如人意。许多成果流于肤浅和牵强，对于两种文化之间在文学上的互补、互证和互识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有关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的项目： (1)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 (2)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3)二十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 (4)文学翻译与文化交流 (5)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6)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7)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8)中外戏剧比较 (9)中外小说比较 (10)中外文化比较
该系是安徽大学最早建立的系科之一（1958年），资深教授济济，师资力量雄厚，是安徽省颇有影响的系科之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俄语系遭受严重冲击， 间断性停止招生十余年之久。在国内外环境对俄语界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俄语系的前辈们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俄语事业。文化大革命期间（1978年）成立了《苏联问题研究所》（后易名为《俄罗斯研究所》）。对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并创办了《俄罗斯研究》学术杂志。该杂志在全国同类杂志中位于前列。 随着改革开放，俄语系恢复招生（1993年）。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需求，俄语系开设了基础俄语、高级俄语、俄语视听说、俄语阅读、俄语写作、翻译理论与实践、俄罗斯文学、俄罗斯语言文化国情、俄语词汇学、俄语修辞学、俄语口语、俄罗斯文化史、经贸俄语、英语等课程。 俄语系共有教师9人，其中副教授5人，讲师4人，外籍教师1人， 博士2人，硕士2人。教师队伍不断充实和加强，教学经验日益丰富，科研水平日益提高。 俄语系每年招生，现有学生99人（每届招25人）。俄语系的专业四级、八级考试的年平均通过率分别为95%和90%。近几年的研究生平均录取率达到40%。俄语系还在全国俄语大赛和中国南方地区俄罗斯语言文化知识竞赛中多次获奖。 俄语系与俄罗斯奥廖尔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两校师生可互派到对方学校学习、进修或工作一年。俄语系每年有数名学生去俄罗斯奥廖尔大学插班学习。 安徽大学法语专业成立于1974年，是安徽省最早的法语专业。1978年恢复高考招生，2008年建立法语系，多年来为安徽省各高校、外经外贸企业、外事部门及涉外部门输送了大量的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为本省的对外开放、经济技术合作、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法语系共有教师9人，其中副教授3人，讲师1人，外籍教师1人， 博士1人，硕士5人。法语语言文学学科在一类和二类期刊上发表论文7篇，专著1部，出版译著4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这也是安徽省内唯一的法语语言文学国家社科项目。 法语系所开设的课程有基础法语、高级法语、法语视听说、法语阅读、法语写作、翻译实践、口译、法国文学、法语国家概况、经贸法语、法语词汇学、法语口语、听力、英语、计算机等课程。 法语语言文学学科特色之一是运用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思想和方法研究法国当代女性文学，尤其是杜拉斯小说研究，在国内具有重要的地位；特色之二是探索教学和翻译的实践性研究方法，并翻译出版多部译著。法语系与法国贝藏松大学、伊维瑞大学、巴黎法语联盟、法国格勒诺布尔第三大学国际语言中心、法国孔泰大区，法国巴黎Evry大学等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并与法国驻沪总领馆合作成功举办“法国文化日”。对外交流有力地推动了法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 法语系着重培养应用型人才，注重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和语言基本功的训练，同时也注重培养复合型的外语人才，法语专业的毕业生英语为第二外语，均能通过英语六级水平考试。法语系的专业四级、八级考试的成绩逐年提高，07级八级通过率为80%、08级四级通过率为100%。近几年的研究生平均录取率达到20%。2010年就业率为100%；2011年就业率为96.55%。在2011年全国法语歌曲大赛华东赛区中我系选手进入前四名。我校法语毕业生受到社会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法语系正朝着国际化办学的方向发展，为培养高水平的法语专业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特色本学科方向自1990年安徽大学设立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点以来一直是该点的主导研究方向。在长期的科研和研究生的教学培养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长期坚持莎士比亚戏剧研究，并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如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重新解读和审视莎士比亚的经典戏剧；结合宗教文化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对美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独树一帜开展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殖民主义文学研究。 学术地位本学科方向已形成比较合理的学术梯队，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丰富的科研经验，尤其在莎士比亚研究、美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研究和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殖民主义文学研究方面成绩比较突出。多年来本方向在《外国语》、《外语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莎士比亚研究论文章数十篇，其中有数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转载。在美国文学研究方面，本学科方向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梳理了美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本方向对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殖民主义文学，特别是对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路德亚德·吉卜林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已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外语研究》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同类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尚不多见。此外，本方向已出版《英语典故词典》、《美国小说》，《英美戏剧》、《英诗选读》等著作7部，并有《莎士比亚新论》等著作即将出版。本学科方向学术骨干主持完成过“美国文学中的宗教思想研究”等多项省部级项目，其中一项获安徽省社科成果奖。在研的项目有国家级项目1项（“鲁德亚德·吉卜林研究”，2005年立项）、省部级项目5项。本学科方向在安徽省的英美文学研究界处于核心地位，吉卜林研究在中国的外国文学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 作用和意义本学科方向是安徽省英美文学研究界的龙头，对于提高安徽省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学生的人文素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本方向的研究重点都是英美文学研究领域中的重大问题，譬如莎士比亚研究是英国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领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文学中的宗教思想研究是国内外国文学界开始涉足的新领域，标志着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的深入，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英美乃至整个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都有着重大作用。殖民主义文学研究更是后殖民文化思潮中的研究热点。对英国维多利亚晚期殖民主义文学的研究尤其能使我们全面了解西方的殖民主义思想和实质，对于今天全球化大潮冲击下我们如何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有着特殊的意义。 二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英语语言学研究方向特色之一是把英语语言学理论研究同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以及翻译史研究紧密集合；系统研究中国翻译史、汉籍外译史、中国各民族互译史，翻译理论以及翻译与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形成了自己系统的翻译史观、翻译理论多元观。特色之二是对国外语言学理论进行批判地吸收与应用，把语言理论与省情相结合，系统研究欠发达地区英语教学模式与实践模式。学科方向师资力量雄厚、学术梯队合理，拥有高级职称5人，博士5人。他们能了解和把握本方向的前沿理论和研究动态，知识面宽，科研力量强。多年来，在《外国语》、《中国翻译》、《现代外语》、《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中国比较文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研究》、《课程·教材·教法》、《当代语言学》、《四川外语学院学报》乃至英国“Teacher Trainer”等重要期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该学科方向尤其是在翻译史和翻译与相关学科研究上与国内同类学科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处于领先水平。先后出版专著《英汉翻译原理》、《中国翻译简史》、《汉籍外译史》、《翻译多元论》、《外国文学在中国》、《英语与社会》等。在《中国翻译简史》的基础上，该方向已完成300多万字的《中国翻译史》巨著，共五卷，分古代部分（一卷）和现当代部分（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已把该书列为重点学术书目并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中国翻译通史，资料详实，内容含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领域，其中包括中国各民族文学互译，汉籍外译等，填补了中国翻译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的该方向的另一本专著《翻译多元论》在国内颇有影响。《英语与社会》把标准英语、地域英语及其他变体研究置于社会大环境下研究，为语言教学、翻译与跨文化交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该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优于全国同类成果。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位点是我省唯一的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该学位点从2004年开始招生，两年共录取全日制硕士研究生18名（分别为8名和10名），2006年计划招生15名。可供学生自主选择的研究方向有：译介学、欧美文学比较研究、20世纪中外文学比较研究、西方文化与圣经文学。专业课程主要由博士、教授、副教授担任。该学位点的培养方向主要是为高等院校、研究单位和新闻媒体机构培养高级复合型人才。本专业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英语基本功，能够听懂英语授课的内容；具有较为广博的文史哲等方面的知识和较好的理论基础；具有较好的思辨能力；具有健康的体魄。在外语学院领导的关心和学校各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该学位点日臻成熟，正在向健康方面发展。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设立德语大专班,2009年建立德语系，并开始德语语言文学本科招生。现有在院德语专业本科生101人。 德语系共有在编教师8人, 以中青年教师为主。在学历上，具有博士学位1人，硕士学位4人，其他学历3人；外语学院每年还从德国博世基金会以及德国著名高校中长期或短期聘用一些教授、副教授或讲师补充在编教师人数。2009年和2011年，外语学院两次邀请了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德国语言文学著名教授Winfried Woesler来我院为师生做系列学术报告，以及为本科生授课。每期持续40天左右。德国汉堡大学胡恩教授也来访我院进行学术交流。以南京大学为代表的国内名牌高校德语系与我院德语系保持密切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我院德语语言学科的发展。 德语系所开设的课程有：基础德语、高级德语、德语听力、德语阅读、德语语法、德语写作、德语翻译实践、德语口译、德国文学、德语国家概况、德语语言学、德语词汇学、德语口语等课程。 德语系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和德国汉堡大学建立了长期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关系：德语系每年可选派两名年轻教师去奥斯纳布吕克大学相关的院系攻读博士学位；从2010级开始，德语系每年可选派两名优秀学生去对方相关院系学习一年；另外，学院还与德国一些著名高校建立了自费交流项目，按交流协议互派学生到对方进行学习和实习。 在Woesler教授的指导下，我院德语系本科生翻译了海涅的作品《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并在德国欧洲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其他项目合作计划正在顺利进行中。 德语系面向全国招生，生源优秀，教学质量高。2009级和2010级的专业四级通过率高达95.6%和96%，超过全国同类学校平均水平几十个百分点；推免硕士研究生深受国内名牌高校欢迎。德语系本科生在全国德语专业本科生德语辩论赛中多次获奖。 外语学院德语系正朝着国际化办学的方向发展，为省内外培养高水平的德语专业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西班牙语系成立于2009年。西班牙语专业是安徽省同类专业中开设最早的专业。本专业培养具有扎实的西班牙语语言基础和比较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并能在外事、经贸、文化、新闻出版、教育、科研、旅游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研究、管理工作的西班牙语专门人才。 西班牙语系共有教师7人, 其中特聘教授1人、讲师1人、助教5人；具有硕士学位4人，在读博士1人；本科学历2人；除此之外，外语学院每年从西班牙语国家聘请专家1-2人。西班牙语语言文学学科在各类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主持国家人事部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1项。 西班牙语系所开设的课程有西班牙语精读、西班牙语视听说、西班牙语泛读、西班牙语写作、翻译实践、口译、西班牙文学、拉美文学、西班牙国家概况、拉美国家概况、外贸西班牙语、西班牙语口语、听力、英语、计算机等课程。 西班牙语系积极参加与西语国家高校的交流，已与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圣托马斯大学等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 西班牙语系着重培养应用型人才，西班牙语专业的毕业生英语为第二外语，均能通过英语四六级水平考试。2011年，我校第一届西班牙语专业学生在全国西班牙语专业四级考试中获好成绩，通过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推免硕士研究生深受国内名牌高校欢迎。2012年，我校09级西班牙语系学生在阿根廷驻沪领事馆组织的西班牙语诗歌创作大赛中包揽一、二等奖。 西班牙语系正朝着国际化办学的方向发展，为培养高水平的西班牙语专业人才做出应有的贡献。 安徽大学日语系成立于2001年。目前，日语系共有专职教师9名。除此之外，日本高知大学每年外派我系日语教师1名。在日语系专职教师中，有副教授3人，讲师6人。在学历结构上，1人获得上海外国语学院日本文学博士学位，1名为上海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1名为日本名古屋大学在读博士，并同时受聘为日本名古屋大学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博士研究员，硕士4人。 日语系的人才培养定位是：精英培养，研究型人才培养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日语系每年招生25名左右，坚持小班教学理念，师生比10:1，小于教育部规定的14:1的比例，真正实现了精英培养模式所需的师资配置。日语系目前开设的主要专业课程有：基础日语、高级日语、日语听力、日语阅读、日语写作、日语演讲演习、日语翻译实践、日语口译，日本文化、日本影视文化，商务日语、日本文学史、日本文学选读、日本国家概况等，并与日本高知大学开设了远程教学课堂。日语系在日本文化研究、日本文学研究、日语语言研究和二语习得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在国内外各类期刊发表重要论文数十篇，参与撰写系列专著《中国翻译通史》，共五卷，并获安徽省社科二等奖，出版译著1部，各类日语教材5部。主持安徽省教育厅项目2个。在国际交流方面，目前日语系与日本高知大学和瑞典哥德堡大学有2个国际合作项目。日语系每年有10位交换留学生赴日本学习，1名教师作为交换教师赴日本教学。双方还组织学生互访，进行暑期日本和中国社会见习活动。此外，校内还开展大型日本文化节活动。各类国际交流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拓宽了学生的国际视野。
、“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回顾 九十年代的下半叶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与“七五”、“八五”相比，“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在外国文学这一研究领域推出的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远远地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更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体现出了我国的研究人员正以我为主，不再跟在西方专家学者的后面，人云亦云，而是努力用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外国文学作品、剖析国外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在许多方面，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正逐步与国际学术界接轨。 (一) “九五”期间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1. 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九五”期间，外国文学史继续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除了适应教学的需要外，留学回国的教师逐渐增多，并带回了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也是造成文学史继续成为研究热点的主要原因。除了一批比较传统的文学史如李赋宁主编的《欧洲文学史新编》和刘海平、王守仁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之外，“九五”期间还出版了一大批外国文学断代史、国别断代史、国别史和针对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的研究成果。如杨仁敬主编的《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史》、王佐良和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李明滨主编的《二十世纪欧美文学史》、黄源深撰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沈萼梅主编的《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何其莘撰写的《英国戏剧史》、瞿世镜主编的《当代英国小说》、郭继德撰写的《加拿大英语戏剧史》、郑克鲁撰写的《现代法国小说史》、陈世雄主编的《欧美戏剧史》等。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外国文学国别文学史丛书”，是按照国家和语种来分类、分别由各语种专家执笔的一套文学史丛书。北京外国语大学充分发挥其多语种的优势，推出了一套“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丛书”，这是一套以普通读者为对象，按国别划分的文学史话，每册篇幅并不很大，语言比较流畅，趣味性较强，有助于扩大外国文学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 2. 研究类的专著逐渐增多。除了对外国文学史的研究外，我国高校研究人员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外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以及国外的重点作家。由于“九五”期间正值世纪之交，因此，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流派和二十世纪西方的重点作家就成为首选的研究课题。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专著包括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陆建德等主编的《现代主义之后：写实与实验》、李维屏的《英美意识流小说》、肖明翰的《福克纳研究》、张剑的《艾略特与英国浪漫主义传统》、蒋洪新的《走向＜四个四重奏＞ T. S. 艾略特的诗歌艺术研究》、郭天相主编的《俄罗斯诗学研究》、李德恩的《拉美文学流派嬗变与趋势》、吴福恒等主编的《美国作家论》等。这些研究成果有很强的针对性，有些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成果的作者都能在总结归纳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发现，真正实现了与西方学者在同一研究层次上的交流和对话。 3. 对国外文学发展的趋势日益敏感，介绍也更加及时。随着我国高校教师出国进修机会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教师有机会接触外国文学批评的第一手资料。受国外文坛活跃的学术气氛的影响，我们的教师认为有必要及时地把国外文学批评的最新动态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九五”期间，刊登在《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外国文学评论》等专业文学刊物上的大批评介、译介性的文章正是这些教师努力的结果。收集成册的评介国外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有王逢振主编的《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和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评》。 4. 外国文学的研究已开始摆脱纯文学的束缚。“九五”期间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有一批研究人员自觉地遵循文化的概念，努力摆脱旧时经院式纯文学研究思路的束缚，开始研究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这种将文学作品与孕育它的那个时代的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做法，使我们的研究人员开阔了思路，对作品的剖析也有了新的视角。王守仁的《性别·种族·文化托妮·莫里森与20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和何云波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文化》是这一尝试有代表性的成果。 5. 对外国文学翻译的研究已开始受到关注。外国文学的翻译从实质上来讲是一种比较研究，即对一种文化的语言揣摩和研究之后，用另一种文化的语言进行表达、阐述的再创造。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九十年代以来，大批外国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当代作品被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不少经典作品被多位、甚至数十位译者反复“重译”。虽然，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在近十年来发展很快，但是译文的质量确实很令人担忧。这里既有翻译的实践问题，也存在理论方面的问题。翻译批评是为了解决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发展起来的新的学科分支，而南京大学的许钧则是这一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他的《翻译思考录》、《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与王克非合作）等专著和论文是我国学者首次对翻译批评系统论述的成果。 6. 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初见规模。由于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的研究与教学的紧密关系，教材建设始终受到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关注。九十年代初，外国文学教材建设的重点是编写外国文学史和文学选读本。“九五”期间教材建设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沿用了多年的外国文学史教材面临修订的任务，以适应外国文学发展的趋势；近十年来推出的一批外国文学史专著由于资料新、观点新，更成为高校外国文学史课程的首选教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译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购买在中国的重印权后出版的原文版外国文学名著更为外语院系的外国文学课提供了原文教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组织力量编写了一套（共11种）原文的通用语种文学选集，现已推出西班牙、拉丁美洲、俄罗斯、韩国等四种，陆续要出版的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阿拉伯等。由于篇幅大（每册近千页）、涵盖面广（选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此，非常适宜作为高校外语院系的文学课或阅读课教材。这套文学选集丛书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外国文学教材方面最大的空白。 (二)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优势 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除分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和上海等省市的社科院外，主要集中在高等学校――高校的外语院系、中文系和外国文学研究机构。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队伍具有以下优势： 1. 我国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的数量之多是其他研究机构所不能比拟的，已成为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主力军。 2. 由于高校的教学必然涉及外国文学的各个领域，因此，高校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涵盖面非常广，成果的覆盖面也很广。 3. 高校的科研基本上是服务于教学的，所以，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选择的课题更倾向于解决有实践价值的问题。 4. 由于高校的研究队伍相对稳定，经过十几年的努力，部分重点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等已形成了年龄、学历结构合理的外国文学研究群体，其中的一批资深教授已成为全国外国文学领域的学科带头人，中青年学者已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研究方向。 5. 借助于各级外国文学学术团体，高校外国文学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交流更直接也更频繁，开始出现了资源共享、合作搞课题的好势头。 (三)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 虽然“九五”期间文学史类的成果很多，但是由于缺乏宏观调控的手段，课题重复很多，造成了较大的人力和财力的浪费。再加上大部分仍是个人项目，研究力量分散，缺乏如《中国通史》那样的巨著。个别文学史类的成果有“著书不立说”之嫌，即以西方出版的文学史为蓝本编译而成。 2. 在研究方法和学风上还存在着浮躁情绪。对热点课题、热点作家，趋之若鹜，而难点问题、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空白则无人问津，受到搁置和冷落。有些评论缺乏理论的深度，仅仅停留在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之上。 3. 对于国外外国文学研究最新动态的了解仍然滞后，许多介绍性文章仍为译文，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国外的文学理论往往缺乏具体、认真的分析鉴别，而是生搬硬套，盲目引用。 4. 外语院系的教师和中文系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教师之间缺乏交流和合作，他们仍分属各自的学术团体，停留在各自的圈子里，部分中文系的教师外语水平较低，无法阅读外国文学的原文，只能依赖于外国文学作品和国外评论的中文译本，常常受到译文的误导而曲解作品的涵义。 二、“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十五”期间，外国文学研究的总体趋势应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但是，作为新千年的第一个五年，面临着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1. 对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发展的回顾和总结将是“十五”期间的首要任务。进入新世纪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将更加关注二十世纪文学进程的特点、思潮和流派，而时间上的这一距离也使我们有可能对刚刚过去的这一个世纪进行比较客观的总结。 2. 加强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理论研究一直是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近十几年来，虽然国外的文学理论通过译作和评介文章已被介绍给中国的读者，但是，至今仍缺少系统的研究，更不用说做到为我所需，为我所用。这种局面亟待扭转。 3. 加强外国文学研究中的自主性。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在这方面我们已有相当显著的成就，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如何将对外国文学的研究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推出一批具有独立创见和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将是我们今后的主要研究课题，其成果也是中国评论界、学术界对世界文坛做出的最大贡献。 4. 摆脱传统的经院式文学研究方法的束缚，提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遵循文化的概念，研究文学与人、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文化等跨学科的课题。在研究方法上要兼顾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人类学、结构、符号、价值等新方法和新视角。 5. 避免重复劳动，加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薄弱环节的研究工作。如对非主流国家文学的研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对戏剧、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翻译的研究等等，都亟待进一步加强。 三、“十五”期间研究的重点领域和内容 (一) 加强外国文学学科建设 高校外国文学研究的主要特点就是科研为教学服务，为学科建设服务。虽然，外国文学史和外国文学选读课已在大部分高校的外语院系和中文系开设多年，但是，许多高校的外国文学教学工作仍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因人设课的现象。因此，委托重点高校制定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大纲、课程设置和外国文学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就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培养也应作为一项委托的任务。由于教师队伍的新老交替，以及近年来报考外国文学研究生的生源欠佳，不少高校出现了外国文学教学后继乏人的现象；在职教师也需要开拓视野，在理论上有所提高。教师进修可采用研讨班的形式，以便在进修学习的同时，加强高校教师间的学术交流。 有关学科建设的研究项目包括： (1)我国高校外国文学教材和课程设置的调查报告 (2)国外高校文学课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调查报告 (3)我国高校外语系和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学大纲( *重点课题 ) (4)外国文学基础教材和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辅助材料 (5)外国文学中译本检索数据库 (6)外国文学研究分类检索数据库 (二) 重点研究二十世纪的外国文学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如果不是世界文学最辉煌的百年，也是世界文坛最活跃的时期。特别是因为我们都曾生活在其中，就对这一文学时期更倍感亲切。由于间隔的时间尚短，而对文学流派的理解往往需要历史的沉淀，才能做出全方位的评价。但是，对二十世纪有重要贡献的作家和有重大影响的思潮进行比较系统的总结，应是“十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当然，强调对二十世纪文学的研究并不意味着忽略文学传统的影响，因为这种渊源关系是不可能割断的。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的研究项目包括 (1)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 (2)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研究（*） (3)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后现代主义文学 (4)二十世纪下半叶各国文学研究 (5)二十世纪小说艺术研究(*) (6)二十世纪戏剧艺术研究(*) (7)二十世纪诗歌艺术研究(*) (8)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重新评价 (9)世界社会主义文学的历史经验研究 (10)当代外国文学跟踪研究 (三) 加强文学理论研究，拓宽文学研究领域 与我国外国文学界对国外重点作家的研究，特别是文学史的研究相比，对外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我们的弱项。“十五”期间，应加大在文学理论研究方面的投入，组织力量对二十世纪西方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进行专题研究，搞懂几个问题，使我国的研究人员在这方面真正实现与西方学者的对话与交流。 “八五”、“九五”期间，我们在文学史的研究方面已作了不少投入，也出现了一批可喜的成果。“十五”期间应减少这方面的投入，不支持重复性的课题。但是，对于非主流国家的文学史、断代文学史、主要文学形式的发展史仍可选择立项。除非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论研究有重大突破，不应在目前鼓励重写文学史，以免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 拓宽外国文学的研究领域，首先要填补我国研究工作中的空白，加强薄弱环节。目前，我国在早期文学、非主流国家文学、戏剧艺术研究、诗歌艺术研究等方面仍比较薄弱。另外，我们还应鼓励研究人员将文学作品置于文化的框架中来研究，借助宗教、哲学、历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和研究文学，增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 需进一步加强的研究项目包括： (1)外国文学理论专题研究（*） (2)重要文论家专题研究 (3)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 (4)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5)外国文学史评论 (6)外国文学思想史(*) (7)外国文学与中国学生的素质教育 (8)发展中国家文学专题研究 (9)古希腊、罗马文学 (10)欧洲中古文学 (11)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 (12)戏剧艺术专题研究 (13)诗歌艺术专题研究 (14)小说艺术专题研究 (15)叙事视角研究 (16)宗教与文学 (17)哲学与文学 (18)经典作家专题研究 (19)影视文学研究 (20)西方主要国家中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学研究 (四) 加强中外文学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 外国文学引进中国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的和接受进行研究应该是“十五”期间的一项重点课题。“八五”、“九五”期间，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发展很快，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仍不尽如人意。许多成果流于肤浅和牵强，对于两种文化之间在文学上的互补、互证和互识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 有关比较研究和翻译批评的项目： (1)外国文学在中国的翻译（*） (2)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3)二十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 (4)文学翻译与文化交流 (5)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6)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7)当代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8)中外戏剧比较 (9)中外小说比较 (10)中外文化比较
可以多看外国文学研究这本期刊，里面有很多关于新作家、新作品、思潮的文章。这本期刊很权威。
疯狂的追星派
关系不是很大，毕竟他受欧洲文化影响比较的大，何况阿根廷没有土著人，也许这个国家的拉美气息没有其他拉美国家浓厚吧，但是博尔赫斯仍旧是拉美文学的代表，但是只是领导了一个时期的文化（就是那个文化爆炸时期）。具体拉美给了他的影响只限于故乡情结吧，他的作品中用拉美的人名和地名，但是他对拉美之外的国家提到的更多。魔幻现实主义本来就不分国界，想体现拉美文化是很困难的。作为“文化英雄”的博尔赫斯 1961年，博尔赫斯同塞缪尔·贝克特共同获得了该年度的福门托奖（Prix Fermentor），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之后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几乎“一夜之间风靡西方世界”。就在1961年，4月号的《世界文学》在“阿根廷作家谈小说问题”的简讯中即提到“以描写人物心理见称的波尔赫斯和玛莱亚”，并评论道，“他们作品中反映的现实是畸形的、混乱的，那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社会是畸形的、混乱的，因此还是真实的”；这也许就是中国对这个作家最早的介绍。文革后期出版的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在介绍拉美文学中偶尔提到博尔赫斯时，没有介绍过他的文学创作及成就，而是依照西文材料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中国真正开始介绍、评论博尔赫斯的作品始于1979年。1979年《外国文艺》第1期（内部发行）、1981年《世界文学》第6期的“博尔赫斯作品小辑”，以及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开印27,000册）是80年代影响最大的三个选本，亦是很多稍后叱咤文坛的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圣经”。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对博尔赫斯的译介在当年的下半年掀起一波小高潮。 但博尔赫斯热真正大兴于本土，却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情。非常有趣的是，较之80年代博尔赫斯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90年代其在中国本土境遇中的最大变化在于，博尔赫斯突然被指认为一个反极权的知识分子，从而被写入90年代的“文化英雄”谱。
关系不是很大，毕竟他受欧洲文化影响比较的大，何况阿根廷没有土著人，也许这个国家的拉美气息没有其他拉美国家浓厚吧，但是博尔赫斯仍旧是拉美文学的代表，但是只是领导了一个时期的文化（就是那个文化爆炸时期）。具体拉美给了他的影响只限于故乡情结吧，他的作品中用拉美的人名和地名，但是他对拉美之外的国家提到的更多。魔幻现实主义本来就不分国界，想体现拉美文化是很困难的。作为“文化英雄”的博尔赫斯 1961年，博尔赫斯同塞缪尔·贝克特共同获得了该年度的福门托奖（Prix Fermentor），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之后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几乎“一夜之间风靡西方世界”。就在1961年，4月号的《世界文学》在“阿根廷作家谈小说问题”的简讯中即提到“以描写人物心理见称的波尔赫斯和玛莱亚”，并评论道，“他们作品中反映的现实是畸形的、混乱的，那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社会是畸形的、混乱的，因此还是真实的”；这也许就是中国对这个作家最早的介绍。文革后期出版的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在介绍拉美文学中偶尔提到博尔赫斯时，没有介绍过他的文学创作及成就，而是依照西文材料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中国真正开始介绍、评论博尔赫斯的作品始于1979年。1979年《外国文艺》第1期（内部发行）、1981年《世界文学》第6期的“博尔赫斯作品小辑”，以及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开印27,000册）是80年代影响最大的三个选本，亦是很多稍后叱咤文坛的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圣经”。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对博尔赫斯的译介在当年的下半年掀起一波小高潮。 但博尔赫斯热真正大兴于本土，却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情。非常有趣的是，较之80年代博尔赫斯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90年代其在中国本土境遇中的最大变化在于，博尔赫斯突然被指认为一个反极权的知识分子，从而被写入90年代的“文化英雄”谱。
作为“文化英雄”的博尔赫斯 1961年，博尔赫斯同塞缪尔·贝克特共同获得了该年度的福门托奖（Prix Fermentor），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之后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几乎“一夜之间风靡西方世界”。就在1961年，4月号的《世界文学》在“阿根廷作家谈小说问题”的简讯中即提到“以描写人物心理见称的波尔赫斯和玛莱亚”，并评论道，“他们作品中反映的现实是畸形的、混乱的，那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社会是畸形的、混乱的，因此还是真实的”；这也许就是中国对这个作家最早的介绍。文革后期出版的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在介绍拉美文学中偶尔提到博尔赫斯时，没有介绍过他的文学创作及成就，而是依照西文材料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中国真正开始介绍、评论博尔赫斯的作品始于1979年。1979年《外国文艺》第1期（内部发行）、1981年《世界文学》第6期的“博尔赫斯作品小辑”，以及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开印27,000册）是80年代影响最大的三个选本，亦是很多稍后叱咤文坛的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圣经”。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对博尔赫斯的译介在当年的下半年掀起一波小高潮。 但博尔赫斯热真正大兴于本土，却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情。非常有趣的是，较之80年代博尔赫斯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90年代其在中国本土境遇中的最大变化在于，博尔赫斯突然被指认为一个反极权的知识分子，从而被写入90年代的“文化英雄”谱。 博尔赫斯的作家姿态是极端精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他在《沙之书》中曾经写到： “我并非是为少数精选的读者而写作的，这种人对我毫无意义。我也并非是为了那个谄媚的柏拉图式的整体，它被称为‘群众’。我并不相信这两种抽象的东西，它们只被煽动家们所喜欢。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 对博尔赫斯而言，文学与政治是截然分开的，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学，政治是政治家的政治。他相信，文学就是文学——一种不把自己伪装成任何别的东西的虚构故事。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种技巧，一个言语的产品。博尔赫斯1944年出版的《杜撰集》，其中6篇新作被加上“技巧”的总标题，拉美文学研究权威莫内加尔教授认为这宣告了他的信仰。有时候，他甚至走得更远，在《诗与玄学》直接宣称，文学即游戏，尽管是一种严肃的游戏。而在拉美本土语境中，博尔赫斯的“纯文学”观的确构成对主流的现实主义以及追随苏联的左派批评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的挑战。但是在高度政治化的六七十年代，在承诺主义文学占主流的拉美文坛，博尔赫斯的这种作家姿态与立场受到尖锐指责。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博尔赫斯的作品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非同一般，但后者从不承认。巴尔加斯·略萨也提到过，博尔赫斯曾经在他们那代文学青年之间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尽管他年轻时就如痴如醉地阅读博尔赫斯，并屈服于后者的文学魅力，但他却“使出浑身解数”，“以萨特式的刻薄极力要证明：一个按照博尔赫斯那样写作、说话和行事的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应该对世界上种种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公道的社会现象负部分责任；他的小说和诗歌只是一些‘响亮但空洞的大话’”。相当长时间之内，博尔赫斯在拉美文坛都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的个人主义写作宣言使其在那个文学介入现实、参与变革的年代里颇为落寞。 博尔赫斯那段煽情的文学告白在80年代就被翻译成中文。在积极肃清“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里，可以想见，这一“纯文学”的宣言易获认同。而89年的政治事件所带来的伤痛，迫使知识界痛苦地进行自我检省与重新定位。于是，比起左拉、萨特式的知识分子，或许博尔赫斯“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更符合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90年代中国“学人”的自我想像。他的“我写作，是为了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是90年代“个人化写作”最富诗意的旗帜之一。先锋作家鲁羊“在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这段文学独白的偏爱和热情”。孙甘露则在一篇随笔的结尾处“为某些日子某些场景某些人朗读”了博尔赫斯的这段独白。 与中国对博尔赫斯的去政治化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博尔赫斯虽然强调文学应该远离政治、远离社会承诺，但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他本人却从来没有不问现实政治。事实上他经常对政治问题畅所欲言。他年轻时在西班牙写了一本书——《红色的旋律》（或名《红色的圣诗》，博尔赫斯自己记不清了），其中有多首歌颂俄国革命的诗篇。二战期间，他公开支持英国。这不仅源于他对纳粹主义的厌恶，同时源于他的英国血统。1940年12月1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庭》杂志头版发表了博尔赫斯一篇富于攻击力的文章《亲德派的定义》。后来他还加入阿根廷保守党并在大选中支持后者。总之，他并非中国读者所想像的那样远离政治。其实他一生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即他始终是坚定的反庇隆主义者。 关于博尔赫斯，人们一直以来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他非常推崇惠特曼。他说过惠特曼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诗人。在一篇谈论政治诗人的短文中他曾经写到：“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都没有找到它们的沃尔特·惠特曼”。毫无疑问，他承认惠特曼是政治诗人，但对博尔赫斯来说，惠特曼意味着一种政治与美学平衡的理想，一份再现现实复杂性的雄心。在博尔赫斯的写作中，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接近这种理想。博尔赫斯对暴力的关注，他的幻想美学不能说与他对庇隆的十年统治的反感完全无关。庇隆时期，博尔赫斯在乌拉圭一次关于幻想文学的演讲中指出，幻想文学不是对现实的逃避，相反，他认为幻想文学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复杂地理解现实。这种文学是用隐喻来表达现实。莫内加尔曾经说，博尔赫斯对庇隆的描述其实是博尔赫斯自己的恶梦，但“博尔赫斯把他的恶梦强加给我，最后我感觉到空气凝滞了，墙壁狰狞可怖，不断重复的名字像幽灵一般。他的环境在平庸的现实里创造了一座迷宫，我也迷失在其中。”（莫内加尔：《生活在迷宫》）这正道出博尔赫斯式的叙事的力量所在。因此卡特·维洛克（Carter Wheelock）说，尽管博尔赫斯明确表示对文学为公众服务问题不感兴趣，但他仍然是一个承诺的作家（committed writer）。（卡特·维洛克：《博尔赫斯承诺的一面》，《现代小说评论》，印第安纳，1973年秋季号）博尔赫斯不仅在文学上是革命的，他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即文学的方式联系着现实政治。没有博尔赫斯源自斯宾塞的怀疑主义而对历史、对知识、对信仰进行的解构，就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等60年代小说家对拉美的殖民主义、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化叙事的颠覆与重写。80年代中国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拉美60年代小说家的接受经历了一种非政治化的过程，而在90年代对博尔赫斯的接受中，这种逻辑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与80年代不同的是，90年代语境中的“纯文学”与“纯学术”的倡导，无疑“是在巨大的创伤与失落之后的、一次由广场到书斋的后退动作”，但它不仅是一种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的退守，同时也是“一份固守知识分子的操守的选择”。（戴锦华语）正如陈平原后来回首90年代最初几年的写作心态时所说，“我之所以剖析章太炎‘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的学术风格，标榜‘学者的人间情怀’，谈论‘独上高楼’与‘超越规则’，何尝不是在苦苦挣扎？”因此，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陈寅恪、顾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90年代的“文化英雄”，在于他们对“纯文学”或“纯学术”的坚守其实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对抗姿态，正是哈维尔所说的“非政治的政治”。在陈寅恪和顾准的个案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建构为“纯学术”的他者，而在对博尔赫斯的“文化英雄”书写中，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治下的阿根廷成为“纯文学”的他者。由于博尔赫斯一生都坚定地反庇隆主义，因此他在“反极权主义”这一层面再次获得“文化英雄”的指认。 博尔赫斯同庇隆的渊源起始于1945年10月，当时庇隆刚刚在阿根廷升任为将军。正在乌拉圭演讲的博尔赫斯在当地报纸发表声明，认为庇隆将带给阿根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他强调“阿根廷知识分子反对它，同它进行斗争”，同时对国内的民主前景表示悲观。回国之后，博尔赫斯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流传的反庇隆宣言上签名。庇隆执政半年后，博尔赫斯被市政厅告知，政府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他当时是该图书馆的第三助理馆员，升任科尔多瓦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将一位重要作家提升为鸡兔稽查员毫无疑问是一种侮辱。博尔赫斯自己在《我的生活》中的解释是，因为他在二战中站在盟国一边，所以与法西斯主义有渊源关系的庇隆政府选中他。但博尔赫斯的红颜知己之一、阿根廷小说家埃斯特拉·坎托说，庇隆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任命博尔赫斯的是庇隆政府中得势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它更多地可能源于文人相轻。不管怎样，受此羞辱的博尔赫斯决计辞职，他还公开发表了辞职声明，声明中说： “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 从此博尔赫斯便和庇隆不共戴天。在庇隆统治时期，博尔赫斯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语言怒骂庇隆与埃娃·庇隆。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人们问他对庇隆的看法，他说“百万富翁们的事我不感兴趣”；人们又问他对埃娃·庇隆的看法，他说“婊子们的事我也不感兴趣”。 中国最早讲述博尔赫斯反庇隆事迹的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王央乐。他提到博尔赫斯在庇隆执政期间“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职务，当了市场家禽检查员”一事。后来很多介绍博尔赫斯生平的文章都要突出叙述此事。比如吴启基在《魔幻文学鼻祖——博尔赫斯》中这样写到： “当时他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图书馆馆长，却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参加签名请愿运动，并撰文尖刻嘲讽庇隆夫妇，终遭免职，降为市场稽查员，且常常接到匿名恫吓电话。庇隆之后，他官复原职，擢升为国家图书馆馆长，也被邀到美国讲学。” 而亲自拜访过博尔赫斯的胡积康在回忆文章中又有如下描写： “老作家看上去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但是他性格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一身正气。1946年，庇隆执政不久，博尔赫斯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图书馆长职务，派为市场家禽稽查员。他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得到知识界的声援。一九八○年三月，阿根廷各界人士联合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老作家带头签了名。……博尔赫斯可谓德高望重，且又被称为拉美的文曲星……” 以致到了90年代，博尔赫斯因反对庇隆而被去职已经是一件基本事实，大大小小谈论他的文章总要提到此事，以突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下不畏强权的高贵品格。1999年博尔赫斯百年诞辰的时候，国内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标题就是《博尔赫斯怎样受迫害》。这种叙述非常类似于国内书写“反右派运动”和“文革”历史中的右派与知识分子命运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被同陈寅恪、顾准并置，被书写为“文化英雄”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关于博尔赫斯反极权主义的描述却遗漏了另外一些基本事实。首先，博尔赫斯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反庇隆主义者是同当时阿根廷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的。当时，知识界被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一分为二，不是反庇隆主义者就是庇隆主义者，没有中间立场。而阿根廷作家多数是反庇隆主义的，加上博尔赫斯被迫离开图书馆，他选择反庇隆主义的立场不足为奇。但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形象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被“选定”来扮演这一角色。一个例证是，阿根廷作家为他的辞职举行时，作协主席、共产主义者奥尼达斯·巴尔莱塔高度赞扬了博尔赫斯，称颂他“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拒不向独裁统治者低头”，他说“从博尔赫斯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反抗精神”，“每一个阿根廷知识分子都应当表现出这种精神”。博尔赫斯的声明和巴尔莱塔的讲话一同被发表在左翼杂志《自由阿根廷》上。因此，“博尔赫斯陡然变成了阿根廷此后10年里反极权主义的象征。”正如莫内加尔所指出的，这也许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但他却“坦诚地担当起这一角色”。1950年在庇隆主义高涨的时候，反庇隆的阿根廷作家协会推选博尔赫斯出任主席，因为他是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的阿根廷作家。 其次，庇隆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事实上非常复杂，它的性质至今史学界难以断定。但在博尔赫斯眼里，庇隆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他将阿根廷工人对庇隆的拥护完全视作群氓的表现，而完全不考虑庇隆首次执政时提出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三项原则和“第三立场”理论。（值得深究的是，中国的拉美历史研究界对庇隆主义其实一向正面书写较多，然而文学界却没有人注意到在史学视野中的庇隆和文学家笔下的庇隆可能大相径庭。）持左翼立场的莫内加尔曾经和仇恨庇隆的博尔赫斯争论，莫内加尔认为“庇隆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暴君，在工人和贫民看来，他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引进了全新而必要的社会法规，他力图将阿根廷从强权下解放出来”。他试图对博尔赫斯说，“他的故事和梦魇里凶险的布易诺斯艾利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博尔赫斯的幻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博尔赫斯不会同任何人心平气和地对话。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其实更多是以一个文学家相当个人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他对任何颠覆了庇隆政权的军事政变都颇为激动，都视作“革命”。第一次将庇隆赶下台的洛纳尔迪将军（Eduardo Lonardi）代理总统没多久，博尔赫斯的朋友就替他谋得国立图书馆馆长之位。1955年10月，他亲自到总统府接受洛纳尔迪的任命。一个月之后，后者被阿兰布鲁（Pedro Eugenio Aramburu）——另一个将军取代。阿兰布鲁以“非庇隆主义化”为名实行了新的军事独裁，全面清洗庇隆主义，许多人被捕、被指控、被杀害。但是博尔赫斯却接受了阿兰布鲁政权颁发的全国文学奖。因为政府同样要在文化领域清算庇隆主义，而博尔赫斯是“新宣传的最佳载体”。（詹姆斯·伍德尔：《书镜中人》）1976年3月，当庇隆的第二任妻子伊莎贝尔·庇隆被推翻，博尔赫斯公开对军事政变者魏地拉将军表示支持，并和独裁者共进午餐。但是魏地拉上台之后，就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3万人遇害和失踪，这就是阿根廷历史上黑暗的“肮脏战争”时期 庇隆政权的性质十分复杂，博尔赫斯只看到他富于煽动性，喜欢个人崇拜，却对庇隆扩大对工人阶级的福利、试图建立阿根廷民族工业等政策视而不见。庇隆之后的军政权以及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性质，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都十分清晰，都是毫无疑问的右翼法西斯统治，但博尔赫斯却公开表示对他们的支持。也就是说，博尔赫斯在反庇隆极权的同时却和另一些极权者合作。 因此在拉美，博尔赫斯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为了表达对庇隆有可能重掌政权的激愤，脱口说出“阿根廷的先民用残剩的黑种奴隶充当炮灰是明智之举，清除国内印第安土著是历史性的成就，使人遗憾的只是留下了无知的种子让庇隆主义滋长”，这样的言论激起拉美知识界的愤慨和公开抗议。1976年底，博尔赫斯又亲自去智利，从武力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智利人的另一个大独裁者皮诺切特的手中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连续十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没有一次真正当选，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在他接受皮诺切特的勋章之后，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也是聂鲁达的好友）发表公开声明：这一大十字勋章让博尔赫斯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但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就将博尔赫斯没有得奖的批评完全指向斯德哥尔摩的评奖委员会，指责委员会过度政治化，不以文学而以政治的标准决定获奖人，而从来没有检视博尔赫斯本人的问题。本土知名度最高的两位拉美文学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一位由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声名鹊起，一位由于被诺贝尔文学奖抛弃而备受推崇，可见当时文学话语的斑驳和矛盾。 前文曾提及，对博尔赫斯的“反极权”、对纯粹的知识、文学的孜孜以求等神话式的书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耦合了90年代以来本土知识界对自我的一种想像与建构。“在政治和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和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陈平原语）这一系列建立在官方/民间、政治/学术（文学）的绝对二元对立之上的姿态却已然蕴含某种价值判断。而在中国所谓“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冲突和论战之中，这一判断被“自由派”推向极端：反官方的、反体制的、坚持纯学术、纯文学的就是英雄。而不追问反的是何种官方，坚持的是什么学术。从“自由主义右派”到“反极权主义”的英雄，在中国对博尔赫斯的英雄化书写中一以贯之的恰是类似的逻辑。事实上，直到1986年博尔赫斯去世，他的文学成就才在拉丁美洲获得公开的、至高无上的评价。拉美文化界对他逝世的集体悼念表明，被西方奉若大师的博尔赫斯最终被拉美接受为自己文化的骄傲和象征，没有人再指责他那些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的言行。巴尔加斯·略萨在纪念博尔赫斯的一次讲演中说，“我们这些用西班牙语从事写作的人们欠博尔赫斯的债是巨大的”。包括巴尔加斯·略萨在内的拉美文学家对博尔赫斯的重新评价同拉美革命落潮、介入现实的承诺文学随之衰落、拉美知识分子重新定位自身密切相关。而本土恰在此时开始大规模翻译博尔赫斯，之前的历史于是被遗忘。因此对我们来说，博尔赫斯是无历史的，他似乎生而伟大。当博尔赫斯超凡入圣时，对庇隆式的——某种意义上联系着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另类政治实践的审判宣告完成，而另一类真正的军事独裁和法西斯主义者的罪行却被抹去不见。“书写文化英雄”的意识形态效果由是昭然，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陈寅恪、顾准，他们被赋予的反极权意义都是指向社会主义历史的。所谓“文化英雄”的绝世独立，指的是同左翼政权的不合作立场。当然，由于庇隆政权的性质难于确认，因此赋予博尔赫斯“文化英雄”之名更多地是出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某种一厢情愿地解读。于是中国对“文化英雄”的书写重点在于他们如何在历史暴力中诞生，但是“文化英雄”群像的浮现事实上参与的却是“告别革命”的话语建构而不是告别历史暴力自身。因为如“肮脏战争”一样的另外一些历史暴力在这一书写过程中并不可见。90年代的博尔赫斯式的“文化英雄”书写，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一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神学”的一种表征。而博尔赫斯反庇隆、反古巴、反社会主义但并不拒绝全球文化市场将他国际化，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这几乎是“完美立场”。 镜子与物体、迷宫与世界、梦幻与现实、书籍与宇宙等等，在博尔赫斯笔下乃是何等的确定而又不确定：它们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颠倒过来。于是，镜子不再是镜子，而是无限繁衍的“交媾”；迷宫也不再是迷宫，而是世界复杂的本质；梦幻也不再是梦幻，而是现实虚无的显证；书籍也不再是书籍，而是宇宙浩淼的载体——譬如《皇宫寓言》中的诗，譬如《红楼梦》里的梦。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诗创造了皇宫，还是皇宫创造了诗；也不知道是红楼孕育了梦，还是梦孕育了红楼。博尔赫斯甚至完全以《红楼梦》第一和第五、第六回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仅说《红楼梦》是幻想小说，而且认为其“令人绝望”的现实主义描写的惟一目的便是使神话和梦幻成为可能、变得可信。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回头看去，博尔赫斯却是猛走了一段弯路的：从一个讴歌革命的“表现派诗人”到钟情自然的“惠特曼传人”到崇尚创新的“极端主义分子”到偏爱游戏的“弗罗里达作家”……他一直在选择，一直在徘徊，直至最终义无返顾地遁入虚无主义并永远成为那个古老家族的一员，这使他长期与绝大多数拉丁美洲种种现实主义作家格格不入。 时移世易，博尔赫斯从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不屑变成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的不凡。这其中倒有被选择的因素。尽管这种选择归根结底仍取决于他的选择。作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博尔赫斯张开双臂拥抱外国文化。这使得他在民族运动、社会主义思潮高涨的五六十年代，被认为是堕落的“外国”作家。而当世纪末意识形态淡化，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博尔赫斯又成了一个让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偶像。 当然，博尔赫斯现象不仅仅是文学与整个意识形态以及“全球化”或“本土化”的关系问题那么简单。但是，由于博尔赫斯们和马尔克斯们出现，“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个现实中的两难问题在文学中得到了“迎刃而解”。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兼学者。年青时随家旅居欧洲，在日内瓦等地求学。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事文学创作，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1935年，小说集《恶棍列传》问世，引起阿根廷文学界重视。1941年出版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他最具开拓意义的作品，此后《阿莱夫》、《布罗迪报告》诸集愈臻其妙，以丰富的叙事手法构筑了作者独有的迷宫式小说世界。博尔赫斯的创作成就还体现于篇目众多的谈艺妙文，那是20世纪经典作家的智慧之门。从早年的《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到逝世后结集的《私人藏书：序言集》，他的随笔集几乎组成了一部艺术圣经。博尔赫斯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20年之久，还做过18年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晚年失明，仍以口述创作。1961年获国际出版家协会福门托奖，1962年获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197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81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奖，1983年获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未能获得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诺贝尔奖。耐人寻味的是，包括他在内的20世纪几位顶级大师——普鲁斯特、鲁迅、乔伊斯、卡夫卡等，均与诺奖无缘。做过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博淹群籍，精通多种语言，以致被视为一个图书馆，或者“作家们的作家”。 晚年的博尔赫斯虽然双眼失明，但藉着想象和智力，似乎更真实和充分地生活在书籍和文字构筑的世界中，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如梦境和天使所展示的，飞翔是人类基本的渴望之一”。因此，有人将他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梦游者”。“博尔赫斯作品系列”译者全部经过博尔赫斯助手、遗孀玛丽亚?儿玉女士亲自过目认可；译者王永年先生，高级译审，来自新华社，中国最优秀的博尔赫斯翻译家，他几乎精通欧洲所有重要的语言；在正式着手翻译以前，他先期翻译了一本《博尔赫斯传》，以寻找更为精准的语感译文兼具信、达、雅，极好地传达出博尔赫斯“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风”。 智利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说：“博尔赫斯是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博尔赫斯是一位只写小文章的大作家。小文章而成大气候，在于其智慧的光芒、设想的丰富和文笔的简洁，文笔像数学一样简洁。”•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勃拉绪伍德干脆将其视为美国文学的分水岭，他说：“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把美国文学分成两个时期：博尔赫斯之前和博尔赫斯之后，我觉得此说不无道理。”• 墨西哥著名诗人、塞万提斯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说：“博尔赫斯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文学是人学，从人类有文明以来就有了文学，世界文学也从来就是一个历史存在。
世界文明的多元性起源，决定了世界文学的多元性。从上古时代起，各个民族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学，埃及的神话与诗歌，两河流域的神话、史诗与诗歌，印度的吠陀经典、史诗与神话，中国上古诗歌与神话，美洲神话等。世界文学自源头上的差异性，使得不同文学之间必须相互交流。唯有相互交流，才能更好的理解本民族文学，进而更好的理解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史，就是对世界文学发展过程的历史规律的总结，是一种反映文学活动内在联系的历史，并非世界文学现象无规律的罗列与杂陈。可惜的是，对于世界文学史的研究，当今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世界文学史不是成了名著选读就是成了作家传记加作品分析。这样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用后现代主义的话来说免费，是一种“视域限制”。《东西方比较文学史》的横空出世，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因为它采用的是东西方文学的视野和比较思维的角度。
世界文学史，在文学史研究中一直是一个空白。长期以来都是单纯的国别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等等；又或者是单纯的区域文学史，如欧美文学史，拉美文学史等等。即便出现了冠以“世界”或“外国”的“世界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也多是各走各的独木桥，不存在所谓东西方文学的真正会面。这是因为，学术研究中长久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决定了相当多的西方学者看不到东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更无益于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在这种“视域限制”的视野下，源远流长、极具特色的东方文学被忽视和遗忘，世界文学史变成了单纯的西方文学史，一种视野观照下的文学必定会走向枯萎和荒芜，必定使得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终成泡影。
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教父拉康，提出了“主体分裂”学说，认为主体所处的地位不同，会导致视域的限制，从而应当“视域转换”。这样的理论主张，对世界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视域转换的理论要求下，我们的研究注定要摒弃之前单一的西方模式或者是东方思维。
《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在内容上覆盖广阔、内容丰富，避免了这一缺点。世界文学的两大板块——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都被包揽其中。从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文学，到古代的印度、希腊和中国文学；从印度始发的佛教文学，到近代的西方文学；从日本文学的起步，到拉美文学的滥觞；从20世纪文学思潮的嬗变，到东西方文学的多元化浪潮；从阿拉伯到拉美；从黑非洲到瑞典皇家学院……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埃及文学、阿拉伯文学、非洲文学，这些曾经在“世界文学史”上或被遗忘、或被轻视的东方文学，如今理直气壮的与西方文学共处于相同的历史坐标上，平分这世界文学的秋色，共享着世界文学的光荣与梦想。
“知古不只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中不知外，谓之鹿柴；知外不知中，谓之转蓬。”西方文化中也存在着这样的见解。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有这样一位独眼巨人，他力大无比，所向披靡，但是只有一只眼免费，因而视域不够全面，所以最终被人类战胜。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这样一位独眼的巨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多元视域是一个关键，《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做到了，它对灿烂的东方文学的吸纳，必将使东方文学光辉的价值得到公平的展示。
另一个不亚于这些丰富内容之外的重要价值，是将这些博大内容组织起来的比较文学的`理论思维。世界文学是各国文学的总和与汇集，比较文学是世界文学研究的认识理论、实践模式与方法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经说过，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并非是等同的概念。前者乃是后者的决定条件，它为研究者提供原料和资料，研究者则按评论和历史原则将其分类。因此，比较文学可以说是有机的世界文学，它是对作为整体看待的文学现象的历史性和评论性的清晰描述。
作为实践模式，比较文学通过历史影响与美学把握、跨学科与跨文化的界限的多种实践方式，丰富了传统的作家作品的板块研究结构。当然，比较文学最大的贡献还是方法论，比较不再是类比与异同之辨，而是多元化的方法与对象的统一体，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学研究的前进。在《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中，编者于宏观的背景下描述东西方文学的演变与发展之时，用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对东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一一加以阐释，使“比较”的意识自觉地渗透到每一个细节之中，很好的解读了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演变历史。采用比较文学的理论模式与学科思维所进行的世界文学史的研究编写，将不仅是世界文学多元化的单纯现象汇总，更是对世界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历史事实的发掘，使文学的内在规律与发展特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探索。
东西方文学从古至今，经历了大规模的交流，必须承认文学间的影响与作用的存在，由此有了“影响研究”理论视角下的世界文学史。古代印度佛经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现代西方文学对中国、阿拉伯文学等其他东方文学的交流与影响；反之，也有东方文学对西方的历史影响，中世纪及其以后的阿拉伯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包括意象诗等对西方的影响等，这种基于具体的历史记录、作家作品的接受及其他历史事实的研究，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重视和体现。如“汉地生‘莲’：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受西方天主教影响的17世纪日本文学和文化”、“巴西文学与欧洲文学的特殊渊源关系”等等。另外，也不乏如“平行研究”的运用。虽然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东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逻辑与美学的联系，也有很多。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作家团体或是作家作品中，都有对本土文学与异域文学的关注，在这种关注中必然产生对异己文学关系的反映。这种关注可能源于多种原因免费，如间接接受世界文明与文学的作用，异域或世界性思潮的作用，作家对异域文明的想象等，虽然并没有真正接受，但是在这种研究中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学的联系与世界文学的一体性。这种平行研究具体体现在很多的章节，如“英雄史诗、骑士文学与中国的侠文学”、“《离骚》与《神曲》之比较”、“意大利十四行诗与中国传统诗”等等。
另外，有“跨语言研究”，如“汉字对日本书面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巨大影响”；“译介学”研究，如“17——19世纪四书、五经的译介”；“形象学研究”，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流传学”研究，如“印度古典文化在年轻的美国”；“渊源学”研究，如“巴西文学与欧洲文学的特殊渊源关系”；“文字媒介”研究，如“《赵氏孤儿》在法国的翻译、误读、改编、演出”；“个人媒介”研究，如“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等等。
综上，《东西方比较文学史》，采用的世界文学的视野和比较思维的角度，使得它极具创新意义，是对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作为一部世界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来看，它包罗万象，使得东方与西方比肩而立，有益于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文学交流；作为一部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它是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的文本实践，有益于比较文学学科的丰富和扩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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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2006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专业名称（代码） 研究方向 指导教师姓名及职称 招生人数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101） 第二外语 业务课考试科目 备注 001英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050201） （01）文学（英国文学、美国文学、澳洲文学、比较文学） 钱 青 教授张中载 教授吴 冰 教授何其莘 教授张在新 教授郭栖庆 教授金 莉 教授张 剑 教授侯毅凌 教授周 炜 副教授 15 101 政治 211俄212法213德214日215西任选一门 311基础英语 专业课411（01）考英美文学 412（02） 考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413（03）考美国社会文化414（04）考英国社会文化415（05）考英、汉互译（笔译）416（06）考澳大利亚概况417（07）考英语教育 418（08）语言测试 420（09）普通语言学410（29）英语新闻业务（含英语新闻写作、编辑和编译）与新闻学基础知识（含中外新闻史与新闻学原理，用中文答）含自筹6名 （02）语言学（普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 吴一安 教授杜学增 教授朱鑫茂 教授周燕 教授蓝 纯 教授郭世英副教授陈亚平副教授林 岩副教授 金利民 副教授陈 辉 副教授魏峥 副教授 18 含自筹8名 （03）美国社会文化研究 梅仁毅 教授陆培敏 教授孙友忠 教授滕继萌副教授龚 燕副教授傅美榕副教授李莉文副教授李期铿副教授 16 含自筹7名 （04） 英国社会文化研究 钟美荪 教授 石同云 教授程静英副教授章晓英副教授沈 毅副教授宋云峰副教授 10 含自筹5名 （05）翻译理论与实践 陈德彰 教授曾 诚副教授柯克尔副教授吴青 副教授 35 含自筹委培20名。有20名自愿参加07年8月-08年9月的奥委会实习，学制3年。报名时在备注栏内注明“参加”二字。 （06）澳大利亚研究 胡文仲 教授杜学增 教授夏玉和副教授李又文副教授陈兰芳副教授戴 宁副教授 7 含自筹3名 （29）国际新闻 孙友忠 教授 章晓英副教授乔木 副教授林岩 副教授陈辉 副教授李又文副教授宋云峰副教授 10 含自筹5名 013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050201英语语言文学 （07）英语教育 刘润清 教授文秋芳 教授陈国华 教授王克非 教授吴一安 教授戴曼纯 教授周 燕 教授韩宝成 教授王薇 副教授 25 英语教育含20名自筹和委培生。有教学经验者优先。 （08）语言测试 韩宝成 副教授 2 （0 9）普通语言学 戴曼纯 教授 3 001英语学院 外交学 030208 （52）大国关系与大国外交（53）外交学的理论与实践 李永辉 教授 尹春玲副教授丛鹏 副教授李英桃 副教授 62 201英语 1.312国际政治概论（含世界经济）2.426当代国际关系与新中国外交 011高翻学院外国语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50211） （45）翻译理论与实践（英语同声传译） 王立弟 教授 王若瑾 教授 李长栓 副教授 60 101政治 211俄 212法213德214日215西任选一门 1.311基础英语2.419（45） 英汉互译（同传） 含委培和自筹56名,学制两年 ,学费每人每年2.5万元。 002俄语学院俄语语言文学 （050202） （10）俄罗斯社会与文化 李英男 教授戴桂菊 教授 王 伟 副教授 2 101 210英 1.321基础俄语2.专业课:研究方向（10）421考俄罗斯社会与文化研究方向（11）422考俄罗斯文学研究方向（12）（59）423考俄汉互译研究方向 （13）424考现代俄语 口译研究方向只招自筹经费生。有3名自愿参加07年8月-08年9月的奥委会实习，学制3年。报名时在备注栏内注明“参加”二字。 （11）俄罗斯文学 张建华 教授王立业 副教授 黄玫 副教授 张朝意 副教授 潘月琴 副教授 3 （12）俄语翻译理论与实践（笔译） 周清波副教授 1 （59）俄语翻译理论与实践（口译） 李英男教授史铁强教授李多副教授李葵副教授张朝意副教授 8 （13）现代俄语 史铁强教授武瑗华 教授李向东 教授王凤英 副教授张金兰 副教授阎洪波 副教授 刘素梅 副教授李葵 副教授 3 003法语系法语语言文学（050203） （14）翻译理论与实践 徐伟民 副教授马小宏 副教授 9 101 政治 210英 1.331基础法语2.专业课研究方向（14）431考翻译（法译汉,汉译法）研究方向（15）432考法国文学研究方向（16）433考语言学研究方向（17）434考法国政治1.394意大利语基础2.494意大利语专业 翻译专业有9名自愿参加07年8月-08年9月的奥委会实习，学制3年。报名时在备注栏内注明“参加”二字。 （15）法国文学 沈大力 教授 2 （16）应用语言学 傅荣 教授王助 副教授柳利 副教授 2 （17）法国国情与法语国家及地区研究 薛建成 教授唐杏英 教授傅荣 教授 3 050209欧洲语言学 （58）意大利语语言文学 王军 教授曹金刚副教授 4 004德语系德语语言文学（050204） （18）德国文学 谢莹莹 教授韩瑞祥 教授王炳钧 教授任卫东副教授 6 101 政治 210英 1.341基础德语2.专业课研究方向（18）441 考作品分析,文学史研究方向（19）442考语言学研究方向（20）443考德国外交,经贸等 研究方向（21）444考德汉互译研究方向（22）445考跨文化经济交际研究方向（23）446考教学法（19）语言学 钱敏汝 教授缪雨露副教授3 （20）德国外交与经济 殷桐生 教授陈杭柱 教授刘小田 副教授 苑建华 副教授姚小舟副教授 8 （21）翻译理论与实践 王建斌 教授 张崇智 教授 4 （22）跨文化经济交际 钱敏汝 教授苑建华 副教授 姚燕副教授 2 （23）教学法 穆兰 教授徐丽华 副教授 4 005日语系日语语言文学 （050205） （24）日本语言文学 朱京伟 教授林为龙 教授于日平副教授赵小柏副教授徐 琼副教授鲍显阳副教授张惠芬副教授王 萍副教授应 杰 副教授熊文莉 副教授 7 101政治 210英 1.351基础日语2.专业课研究方向（24）451 考语言文学（近现代日本文学）研究方向（25）452考日本社会文化（日本文化史及现代日本社会） 含7名自筹 （25）日本社会文化 汪玉林 教授邵建国副教授黄菊花副教授许英淑副教授 8 006日研中心日语语言文学（050205） （26）日本语言、教育 徐一平 教授曹大峰 教授谯燕 副教授施建军教授日方专家 8-12 101 政治 210英 1.352基础日语2.专业课研究方向（26）453考日本语言与日本教育研究方向（27）454考日本文学与日本文化研究方向（28）455考日本社会与日本经济 限32周岁以下。含自筹生10-16名。所有专业没有指定参考书目。日研中心只能提供历年试题（88816584） （27）日本文学 、文化 严安生 教授郭连友 副教授张龙妹 副教授秦刚 副教授日方专家 8-12 （28）日本社会、经济 周维宏 教授宋金文 副教授丁红卫副教授日方专家 8-12 007西语系西班牙语语言文学（050207） （30）西班牙语言学 李 多 教授 2 101 政治 210英 1.371基础西班牙语2.471专业课西班牙语专业 翻译专业5名自愿参加07年8月-08年9月的奥委会实习，学制3年。报名时在备注栏内注明“参加”二字。 （32）西班牙语翻译理论与实践 刘建 副教授 5 （33）西班牙语、拉美文学 郑书九 教授 1-2 008阿语系阿拉伯语语言文学（050208） （36）阿拉伯语语言 国少华 教授周 烈 教授 3 101 政治 210英 1.381基础阿拉伯语2.专业481阿拉伯语实践应用能力 翻译专业有3名自愿参加07年8月-08年9月的奥委会实习，学制3年。报名时在备注栏内注明“参加”二字。 （37）阿拉伯文学 薛庆国 教授齐明敏副教授 3 （38）阿拉伯社会文化 史希同 教授齐明敏副教授 3 （39）阿拉伯问题研究 张 宏 教授王保华副教授 3 （40）翻译理论与实践 周 烈 教授张 宏 教授薛庆国 教授 8 009欧洲语系欧洲语言文学（050209） （41）保加利亚语语言文学 葛志强 教授 田建军副教授5 101 政治 210英 1.391保加利亚语基础2.专业（491）保加利亚语专业 012国际交流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050102） （46）对外汉语教学理论 吴丽君教授张晓慧 副教授李明 副教授 黄宏 副教授 齐白桦 副教授何一薇副教授 24 101 政治 201英 1.361 古、现代汉语（含语言学概论）2.461（46）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或462（47）中国文化或463（48）汉日语对比研究或464（49）语言学理论, 含自筹生12名，对外汉语方向也招收外语是非英语的考生。201英、202俄、212法、213德、203日。 含自筹3名 含自筹2名 含自筹4名 含自筹2名 含自筹3名 含自筹2名 含自筹1名 （47）中国文化 石云涛 教授黎敏 副教授吕小蓬副教授 6 （48）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续三义 教授 4 （49）汉语研究 语言学（含汉语本体研究） 缪小放 教授丁启阵副教授高育花 副教授陈小明 副教授 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50108 50）海外汉学 （51）中外文化比较（56）中外文学比较（57）比较诗学 张西平 教授柳若梅 副教授张西平 教授魏崇新 教授 罗小东 教授张洪波副教授 4 6 42 1.362比较文学原理2.465（50）海外汉语研究或467（51）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或468（56）中外文学或469（57）中外文论
作为“文化英雄”的博尔赫斯 1961年，博尔赫斯同塞缪尔·贝克特共同获得了该年度的福门托奖（Prix Fermentor），这是他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之后他的著作，如他自己所描述的，几乎“一夜之间风靡西方世界”。就在1961年，4月号的《世界文学》在“阿根廷作家谈小说问题”的简讯中即提到“以描写人物心理见称的波尔赫斯和玛莱亚”，并评论道，“他们作品中反映的现实是畸形的、混乱的，那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社会是畸形的、混乱的，因此还是真实的”；这也许就是中国对这个作家最早的介绍。文革后期出版的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在介绍拉美文学中偶尔提到博尔赫斯时，没有介绍过他的文学创作及成就，而是依照西文材料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中国真正开始介绍、评论博尔赫斯的作品始于1979年。1979年《外国文艺》第1期（内部发行）、1981年《世界文学》第6期的“博尔赫斯作品小辑”，以及1983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开印27,000册）是80年代影响最大的三个选本，亦是很多稍后叱咤文坛的先锋小说家的“写作圣经”。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在日内瓦逝世，对博尔赫斯的译介在当年的下半年掀起一波小高潮。 但博尔赫斯热真正大兴于本土，却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事情。非常有趣的是，较之80年代博尔赫斯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90年代其在中国本土境遇中的最大变化在于，博尔赫斯突然被指认为一个反极权的知识分子，从而被写入90年代的“文化英雄”谱。 博尔赫斯的作家姿态是极端精英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他在《沙之书》中曾经写到： “我并非是为少数精选的读者而写作的，这种人对我毫无意义。我也并非是为了那个谄媚的柏拉图式的整体，它被称为‘群众’。我并不相信这两种抽象的东西，它们只被煽动家们所喜欢。我写作，是为了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我写作，是为了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 对博尔赫斯而言，文学与政治是截然分开的，文学是文学家的文学，政治是政治家的政治。他相信，文学就是文学——一种不把自己伪装成任何别的东西的虚构故事。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一种技巧，一个言语的产品。博尔赫斯1944年出版的《杜撰集》，其中6篇新作被加上“技巧”的总标题，拉美文学研究权威莫内加尔教授认为这宣告了他的信仰。有时候，他甚至走得更远，在《诗与玄学》直接宣称，文学即游戏，尽管是一种严肃的游戏。而在拉美本土语境中，博尔赫斯的“纯文学”观的确构成对主流的现实主义以及追随苏联的左派批评家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主张的挑战。但是在高度政治化的六七十年代，在承诺主义文学占主流的拉美文坛，博尔赫斯的这种作家姿态与立场受到尖锐指责。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博尔赫斯的作品对加西亚·马尔克斯影响非同一般，但后者从不承认。巴尔加斯·略萨也提到过，博尔赫斯曾经在他们那代文学青年之间引起无穷无尽的争论，尽管他年轻时就如痴如醉地阅读博尔赫斯，并屈服于后者的文学魅力，但他却“使出浑身解数”，“以萨特式的刻薄极力要证明：一个按照博尔赫斯那样写作、说话和行事的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应该对世界上种种不公正、不公平和不公道的社会现象负部分责任；他的小说和诗歌只是一些‘响亮但空洞的大话’”。相当长时间之内，博尔赫斯在拉美文坛都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他的个人主义写作宣言使其在那个文学介入现实、参与变革的年代里颇为落寞。 博尔赫斯那段煽情的文学告白在80年代就被翻译成中文。在积极肃清“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时代里，可以想见，这一“纯文学”的宣言易获认同。而89年的政治事件所带来的伤痛，迫使知识界痛苦地进行自我检省与重新定位。于是，比起左拉、萨特式的知识分子，或许博尔赫斯“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更符合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90年代中国“学人”的自我想像。他的“我写作，是为了光阴的流逝使我安心”是90年代“个人化写作”最富诗意的旗帜之一。先锋作家鲁羊“在口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对这段文学独白的偏爱和热情”。孙甘露则在一篇随笔的结尾处“为某些日子某些场景某些人朗读”了博尔赫斯的这段独白。 与中国对博尔赫斯的去政治化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博尔赫斯虽然强调文学应该远离政治、远离社会承诺，但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他本人却从来没有不问现实政治。事实上他经常对政治问题畅所欲言。他年轻时在西班牙写了一本书——《红色的旋律》（或名《红色的圣诗》，博尔赫斯自己记不清了），其中有多首歌颂俄国革命的诗篇。二战期间，他公开支持英国。这不仅源于他对纳粹主义的厌恶，同时源于他的英国血统。1940年12月1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家庭》杂志头版发表了博尔赫斯一篇富于攻击力的文章《亲德派的定义》。后来他还加入阿根廷保守党并在大选中支持后者。总之，他并非中国读者所想像的那样远离政治。其实他一生的政治立场非常鲜明，即他始终是坚定的反庇隆主义者。 关于博尔赫斯，人们一直以来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面向，就是他非常推崇惠特曼。他说过惠特曼是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诗人。在一篇谈论政治诗人的短文中他曾经写到：“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都没有找到它们的沃尔特·惠特曼”。毫无疑问，他承认惠特曼是政治诗人，但对博尔赫斯来说，惠特曼意味着一种政治与美学平衡的理想，一份再现现实复杂性的雄心。在博尔赫斯的写作中，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接近这种理想。博尔赫斯对暴力的关注，他的幻想美学不能说与他对庇隆的十年统治的反感完全无关。庇隆时期，博尔赫斯在乌拉圭一次关于幻想文学的演讲中指出，幻想文学不是对现实的逃避，相反，他认为幻想文学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复杂地理解现实。这种文学是用隐喻来表达现实。莫内加尔曾经说，博尔赫斯对庇隆的描述其实是博尔赫斯自己的恶梦，但“博尔赫斯把他的恶梦强加给我，最后我感觉到空气凝滞了，墙壁狰狞可怖，不断重复的名字像幽灵一般。他的环境在平庸的现实里创造了一座迷宫，我也迷失在其中。”（莫内加尔：《生活在迷宫》）这正道出博尔赫斯式的叙事的力量所在。因此卡特·维洛克（Carter Wheelock）说，尽管博尔赫斯明确表示对文学为公众服务问题不感兴趣，但他仍然是一个承诺的作家（committed writer）。（卡特·维洛克：《博尔赫斯承诺的一面》，《现代小说评论》，印第安纳，1973年秋季号）博尔赫斯不仅在文学上是革命的，他同时以自己的方式即文学的方式联系着现实政治。没有博尔赫斯源自斯宾塞的怀疑主义而对历史、对知识、对信仰进行的解构，就没有加西亚·马尔克斯等60年代小说家对拉美的殖民主义、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化叙事的颠覆与重写。80年代中国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拉美60年代小说家的接受经历了一种非政治化的过程，而在90年代对博尔赫斯的接受中，这种逻辑无疑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 与80年代不同的是，90年代语境中的“纯文学”与“纯学术”的倡导，无疑“是在巨大的创伤与失落之后的、一次由广场到书斋的后退动作”，但它不仅是一种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的退守，同时也是“一份固守知识分子的操守的选择”。（戴锦华语）正如陈平原后来回首90年代最初几年的写作心态时所说，“我之所以剖析章太炎‘自立门户与径行独往’的学术风格，标榜‘学者的人间情怀’，谈论‘独上高楼’与‘超越规则’，何尝不是在苦苦挣扎？”因此，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陈寅恪、顾准，他们之所以能成为90年代的“文化英雄”，在于他们对“纯文学”或“纯学术”的坚守其实是对现实政治的一种对抗姿态，正是哈维尔所说的“非政治的政治”。在陈寅恪和顾准的个案里，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国被建构为“纯学术”的他者，而在对博尔赫斯的“文化英雄”书写中，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治下的阿根廷成为“纯文学”的他者。由于博尔赫斯一生都坚定地反庇隆主义，因此他在“反极权主义”这一层面再次获得“文化英雄”的指认。 博尔赫斯同庇隆的渊源起始于1945年10月，当时庇隆刚刚在阿根廷升任为将军。正在乌拉圭演讲的博尔赫斯在当地报纸发表声明，认为庇隆将带给阿根廷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他强调“阿根廷知识分子反对它，同它进行斗争”，同时对国内的民主前景表示悲观。回国之后，博尔赫斯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流传的反庇隆宣言上签名。庇隆执政半年后，博尔赫斯被市政厅告知，政府决定将他调出米格尔·卡内图书馆——他当时是该图书馆的第三助理馆员，升任科尔多瓦国营市场的家禽及家兔稽查员。将一位重要作家提升为鸡兔稽查员毫无疑问是一种侮辱。博尔赫斯自己在《我的生活》中的解释是，因为他在二战中站在盟国一边，所以与法西斯主义有渊源关系的庇隆政府选中他。但博尔赫斯的红颜知己之一、阿根廷小说家埃斯特拉·坎托说，庇隆跟这件事毫无关系，任命博尔赫斯的是庇隆政府中得势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它更多地可能源于文人相轻。不管怎样，受此羞辱的博尔赫斯决计辞职，他还公开发表了辞职声明，声明中说： “独裁导致残酷；最可恶的是独裁导致愚蠢。刻着标语的徽章、领袖的头像、指定呼喊的‘万岁’与‘打倒’声、用人名装饰的墙壁、统一的仪式，只不过是纪律代替了清醒……同这种可悲的千篇一律作斗争是作家的诸多职责之一。” 从此博尔赫斯便和庇隆不共戴天。在庇隆统治时期，博尔赫斯多次不惜用最尖刻的语言怒骂庇隆与埃娃·庇隆。在美国接受采访的时候，人们问他对庇隆的看法，他说“百万富翁们的事我不感兴趣”；人们又问他对埃娃·庇隆的看法，他说“婊子们的事我也不感兴趣”。 中国最早讲述博尔赫斯反庇隆事迹的是他的第一个中译者王央乐。他提到博尔赫斯在庇隆执政期间“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市立图书馆馆长职务，当了市场家禽检查员”一事。后来很多介绍博尔赫斯生平的文章都要突出叙述此事。比如吴启基在《魔幻文学鼻祖——博尔赫斯》中这样写到： “当时他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图书馆馆长，却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参加签名请愿运动，并撰文尖刻嘲讽庇隆夫妇，终遭免职，降为市场稽查员，且常常接到匿名恫吓电话。庇隆之后，他官复原职，擢升为国家图书馆馆长，也被邀到美国讲学。” 而亲自拜访过博尔赫斯的胡积康在回忆文章中又有如下描写： “老作家看上去文质彬彬，一派学者风度，但是他性格刚直不阿，疾恶如仇，一身正气。1946年，庇隆执政不久，博尔赫斯因在反对庇隆的宣言上签名，被革去图书馆长职务，派为市场家禽稽查员。他拒绝任职，并发表公开信表示抗议，得到知识界的声援。一九八○年三月，阿根廷各界人士联合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老作家带头签了名。……博尔赫斯可谓德高望重，且又被称为拉美的文曲星……” 以致到了90年代，博尔赫斯因反对庇隆而被去职已经是一件基本事实，大大小小谈论他的文章总要提到此事，以突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统治下不畏强权的高贵品格。1999年博尔赫斯百年诞辰的时候，国内发表的一篇纪念文章标题就是《博尔赫斯怎样受迫害》。这种叙述非常类似于国内书写“反右派运动”和“文革”历史中的右派与知识分子命运的策略。在这个意义上，博尔赫斯被同陈寅恪、顾准并置，被书写为“文化英雄”也就不足为奇。 但是，关于博尔赫斯反极权主义的描述却遗漏了另外一些基本事实。首先，博尔赫斯之所以成为著名的反庇隆主义者是同当时阿根廷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的。当时，知识界被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一分为二，不是反庇隆主义者就是庇隆主义者，没有中间立场。而阿根廷作家多数是反庇隆主义的，加上博尔赫斯被迫离开图书馆，他选择反庇隆主义的立场不足为奇。但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形象之所以如此突出，是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被“选定”来扮演这一角色。一个例证是，阿根廷作家为他的辞职举行时，作协主席、共产主义者奥尼达斯·巴尔莱塔高度赞扬了博尔赫斯，称颂他“勇敢地坚持自己的信念，拒不向独裁统治者低头”，他说“从博尔赫斯身上看到了一种真正的反抗精神”，“每一个阿根廷知识分子都应当表现出这种精神”。博尔赫斯的声明和巴尔莱塔的讲话一同被发表在左翼杂志《自由阿根廷》上。因此，“博尔赫斯陡然变成了阿根廷此后10年里反极权主义的象征。”正如莫内加尔所指出的，这也许对于博尔赫斯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角色”，但他却“坦诚地担当起这一角色”。1950年在庇隆主义高涨的时候，反庇隆的阿根廷作家协会推选博尔赫斯出任主席，因为他是最适合扮演这一角色的阿根廷作家。 其次，庇隆主义的形成及其影响事实上非常复杂，它的性质至今史学界难以断定。但在博尔赫斯眼里，庇隆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他将阿根廷工人对庇隆的拥护完全视作群氓的表现，而完全不考虑庇隆首次执政时提出的“政治主权、经济独立、社会正义”的三项原则和“第三立场”理论。（值得深究的是，中国的拉美历史研究界对庇隆主义其实一向正面书写较多，然而文学界却没有人注意到在史学视野中的庇隆和文学家笔下的庇隆可能大相径庭。）持左翼立场的莫内加尔曾经和仇恨庇隆的博尔赫斯争论，莫内加尔认为“庇隆并不是一个平庸的暴君，在工人和贫民看来，他代表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引进了全新而必要的社会法规，他力图将阿根廷从强权下解放出来”。他试图对博尔赫斯说，“他的故事和梦魇里凶险的布易诺斯艾利斯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只是博尔赫斯的幻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博尔赫斯不会同任何人心平气和地对话。博尔赫斯的反庇隆其实更多是以一个文学家相当个人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因此他对任何颠覆了庇隆政权的军事政变都颇为激动，都视作“革命”。第一次将庇隆赶下台的洛纳尔迪将军（Eduardo Lonardi）代理总统没多久，博尔赫斯的朋友就替他谋得国立图书馆馆长之位。1955年10月，他亲自到总统府接受洛纳尔迪的任命。一个月之后，后者被阿兰布鲁（Pedro Eugenio Aramburu）——另一个将军取代。阿兰布鲁以“非庇隆主义化”为名实行了新的军事独裁，全面清洗庇隆主义，许多人被捕、被指控、被杀害。但是博尔赫斯却接受了阿兰布鲁政权颁发的全国文学奖。因为政府同样要在文化领域清算庇隆主义，而博尔赫斯是“新宣传的最佳载体”。（詹姆斯·伍德尔：《书镜中人》）1976年3月，当庇隆的第二任妻子伊莎贝尔·庇隆被推翻，博尔赫斯公开对军事政变者魏地拉将军表示支持，并和独裁者共进午餐。但是魏地拉上台之后，就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有系统的迫害和残杀，据国际人权组织估计，至少有3万人遇害和失踪，这就是阿根廷历史上黑暗的“肮脏战争”时期 庇隆政权的性质十分复杂，博尔赫斯只看到他富于煽动性，喜欢个人崇拜，却对庇隆扩大对工人阶级的福利、试图建立阿根廷民族工业等政策视而不见。庇隆之后的军政权以及智利皮诺切特政权的性质，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都十分清晰，都是毫无疑问的右翼法西斯统治，但博尔赫斯却公开表示对他们的支持。也就是说，博尔赫斯在反庇隆极权的同时却和另一些极权者合作。 因此在拉美，博尔赫斯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在1972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为了表达对庇隆有可能重掌政权的激愤，脱口说出“阿根廷的先民用残剩的黑种奴隶充当炮灰是明智之举，清除国内印第安土著是历史性的成就，使人遗憾的只是留下了无知的种子让庇隆主义滋长”，这样的言论激起拉美知识界的愤慨和公开抗议。1976年底，博尔赫斯又亲自去智利，从武力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智利人的另一个大独裁者皮诺切特的手中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连续十几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没有一次真正当选，原因恐怕正在于此。在他接受皮诺切特的勋章之后，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也是聂鲁达的好友）发表公开声明：这一大十字勋章让博尔赫斯永远失去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机会。但是从1979年开始，中国就将博尔赫斯没有得奖的批评完全指向斯德哥尔摩的评奖委员会，指责委员会过度政治化，不以文学而以政治的标准决定获奖人，而从来没有检视博尔赫斯本人的问题。本土知名度最高的两位拉美文学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一位由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声名鹊起，一位由于被诺贝尔文学奖抛弃而备受推崇，可见当时文学话语的斑驳和矛盾。 前文曾提及，对博尔赫斯的“反极权”、对纯粹的知识、文学的孜孜以求等神话式的书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耦合了90年代以来本土知识界对自我的一种想像与建构。“在政治和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和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雅文化和俗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陈平原语）这一系列建立在官方/民间、政治/学术（文学）的绝对二元对立之上的姿态却已然蕴含某种价值判断。而在中国所谓“自由派”和“新左派”的冲突和论战之中，这一判断被“自由派”推向极端：反官方的、反体制的、坚持纯学术、纯文学的就是英雄。而不追问反的是何种官方，坚持的是什么学术。从“自由主义右派”到“反极权主义”的英雄，在中国对博尔赫斯的英雄化书写中一以贯之的恰是类似的逻辑。事实上，直到1986年博尔赫斯去世，他的文学成就才在拉丁美洲获得公开的、至高无上的评价。拉美文化界对他逝世的集体悼念表明，被西方奉若大师的博尔赫斯最终被拉美接受为自己文化的骄傲和象征，没有人再指责他那些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的言行。巴尔加斯·略萨在纪念博尔赫斯的一次讲演中说，“我们这些用西班牙语从事写作的人们欠博尔赫斯的债是巨大的”。包括巴尔加斯·略萨在内的拉美文学家对博尔赫斯的重新评价同拉美革命落潮、介入现实的承诺文学随之衰落、拉美知识分子重新定位自身密切相关。而本土恰在此时开始大规模翻译博尔赫斯，之前的历史于是被遗忘。因此对我们来说，博尔赫斯是无历史的，他似乎生而伟大。当博尔赫斯超凡入圣时，对庇隆式的——某种意义上联系着民粹主义、社会主义——另类政治实践的审判宣告完成，而另一类真正的军事独裁和法西斯主义者的罪行却被抹去不见。“书写文化英雄”的意识形态效果由是昭然，无论是博尔赫斯还是陈寅恪、顾准，他们被赋予的反极权意义都是指向社会主义历史的。所谓“文化英雄”的绝世独立，指的是同左翼政权的不合作立场。当然，由于庇隆政权的性质难于确认，因此赋予博尔赫斯“文化英雄”之名更多地是出于中国本土文化语境的某种一厢情愿地解读。于是中国对“文化英雄”的书写重点在于他们如何在历史暴力中诞生，但是“文化英雄”群像的浮现事实上参与的却是“告别革命”的话语建构而不是告别历史暴力自身。因为如“肮脏战争”一样的另外一些历史暴力在这一书写过程中并不可见。90年代的博尔赫斯式的“文化英雄”书写，不可避免地是一个全球性的文化现象，一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神学”的一种表征。而博尔赫斯反庇隆、反古巴、反社会主义但并不拒绝全球文化市场将他国际化，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时代，这几乎是“完美立场”。 镜子与物体、迷宫与世界、梦幻与现实、书籍与宇宙等等，在博尔赫斯笔下乃是何等的确定而又不确定：它们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颠倒过来。于是，镜子不再是镜子，而是无限繁衍的“交媾”；迷宫也不再是迷宫，而是世界复杂的本质；梦幻也不再是梦幻，而是现实虚无的显证；书籍也不再是书籍，而是宇宙浩淼的载体——譬如《皇宫寓言》中的诗，譬如《红楼梦》里的梦。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诗创造了皇宫，还是皇宫创造了诗；也不知道是红楼孕育了梦，还是梦孕育了红楼。博尔赫斯甚至完全以《红楼梦》第一和第五、第六回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仅说《红楼梦》是幻想小说，而且认为其“令人绝望”的现实主义描写的惟一目的便是使神话和梦幻成为可能、变得可信。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回头看去，博尔赫斯却是猛走了一段弯路的：从一个讴歌革命的“表现派诗人”到钟情自然的“惠特曼传人”到崇尚创新的“极端主义分子”到偏爱游戏的“弗罗里达作家”……他一直在选择，一直在徘徊，直至最终义无返顾地遁入虚无主义并永远成为那个古老家族的一员，这使他长期与绝大多数拉丁美洲种种现实主义作家格格不入。 时移世易，博尔赫斯从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不屑变成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的不凡。这其中倒有被选择的因素。尽管这种选择归根结底仍取决于他的选择。作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博尔赫斯张开双臂拥抱外国文化。这使得他在民族运动、社会主义思潮高涨的五六十年代，被认为是堕落的“外国”作家。而当世纪末意识形态淡化，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博尔赫斯又成了一个让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偶像。 当然，博尔赫斯现象不仅仅是文学与整个意识形态以及“全球化”或“本土化”的关系问题那么简单。但是，由于博尔赫斯们和马尔克斯们出现，“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个现实中的两难问题在文学中得到了“迎刃而解”。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兼学者。年青时随家旅居欧洲，在日内瓦等地求学。1921年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从事文学创作，192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1935年，小说集《恶棍列传》问世，引起阿根廷文学界重视。1941年出版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他最具开拓意义的作品，此后《阿莱夫》、《布罗迪报告》诸集愈臻其妙，以丰富的叙事手法构筑了作者独有的迷宫式小说世界。博尔赫斯的创作成就还体现于篇目众多的谈艺妙文，那是20世纪经典作家的智慧之门。从早年的《埃瓦里斯托?卡列戈》到逝世后结集的《私人藏书：序言集》，他的随笔集几乎组成了一部艺术圣经。博尔赫斯担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授20年之久，还做过18年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晚年失明，仍以口述创作。1961年获国际出版家协会福门托奖，1962年获法国文化艺术骑士勋章，1979年获塞万提斯文学奖，1981年获墨西哥奥林?约利兹奖，1983年获西班牙智者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博尔赫斯未能获得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诺贝尔奖。耐人寻味的是，包括他在内的20世纪几位顶级大师——普鲁斯特、鲁迅、乔伊斯、卡夫卡等，均与诺奖无缘。做过国立图书馆馆长的博尔赫斯博淹群籍，精通多种语言，以致被视为一个图书馆，或者“作家们的作家”。 晚年的博尔赫斯虽然双眼失明，但藉着想象和智力，似乎更真实和充分地生活在书籍和文字构筑的世界中，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正如梦境和天使所展示的，飞翔是人类基本的渴望之一”。因此，有人将他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梦游者”。“博尔赫斯作品系列”译者全部经过博尔赫斯助手、遗孀玛丽亚?儿玉女士亲自过目认可；译者王永年先生，高级译审，来自新华社，中国最优秀的博尔赫斯翻译家，他几乎精通欧洲所有重要的语言；在正式着手翻译以前，他先期翻译了一本《博尔赫斯传》，以寻找更为精准的语感译文兼具信、达、雅，极好地传达出博尔赫斯“像数学一样简洁的文风”。 智利伟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聂鲁达说：“博尔赫斯是影响欧美文学的第一位拉丁美洲作家。”•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说：“博尔赫斯是一位只写小文章的大作家。小文章而成大气候，在于其智慧的光芒、设想的丰富和文笔的简洁，文笔像数学一样简洁。”•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约翰•勃拉绪伍德干脆将其视为美国文学的分水岭，他说：“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把美国文学分成两个时期：博尔赫斯之前和博尔赫斯之后，我觉得此说不无道理。”• 墨西哥著名诗人、塞万提斯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说：“博尔赫斯
“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文学是人学，从人类有文明以来就有了文学，世界文学也从来就是一个历史存在。
世界文明的多元性起源，决定了世界文学的多元性。从上古时代起，各个民族都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学，埃及的神话与诗歌，两河流域的神话、史诗与诗歌，印度的吠陀经典、史诗与神话，中国上古诗歌与神话，美洲神话等。世界文学自源头上的差异性，使得不同文学之间必须相互交流。唯有相互交流，才能更好的理解本民族文学，进而更好的理解世界文学。
世界文学史，就是对世界文学发展过程的历史规律的总结，是一种反映文学活动内在联系的历史，并非世界文学现象无规律的罗列与杂陈。可惜的是，对于世界文学史的研究，当今现状并不令人满意。世界文学史不是成了名著选读就是成了作家传记加作品分析。这样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用后现代主义的话来说免费，是一种“视域限制”。《东西方比较文学史》的横空出世，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白，因为它采用的是东西方文学的视野和比较思维的角度。
世界文学史，在文学史研究中一直是一个空白。长期以来都是单纯的国别文学史，如俄国文学史、美国文学史等等；又或者是单纯的区域文学史，如欧美文学史，拉美文学史等等。即便出现了冠以“世界”或“外国”的“世界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也多是各走各的独木桥，不存在所谓东西方文学的真正会面。这是因为，学术研究中长久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决定了相当多的西方学者看不到东方文学的价值和意义，更无益于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在这种“视域限制”的视野下，源远流长、极具特色的东方文学被忽视和遗忘，世界文学史变成了单纯的西方文学史，一种视野观照下的文学必定会走向枯萎和荒芜，必定使得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终成泡影。
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教父拉康，提出了“主体分裂”学说，认为主体所处的地位不同，会导致视域的限制，从而应当“视域转换”。这样的理论主张，对世界文学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视域转换的理论要求下，我们的研究注定要摒弃之前单一的西方模式或者是东方思维。
《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在内容上覆盖广阔、内容丰富，避免了这一缺点。世界文学的两大板块——东方文学和西方文学都被包揽其中。从古代的埃及、两河流域文学，到古代的印度、希腊和中国文学；从印度始发的佛教文学，到近代的西方文学；从日本文学的起步，到拉美文学的滥觞；从20世纪文学思潮的嬗变，到东西方文学的多元化浪潮；从阿拉伯到拉美；从黑非洲到瑞典皇家学院……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埃及文学、阿拉伯文学、非洲文学，这些曾经在“世界文学史”上或被遗忘、或被轻视的东方文学，如今理直气壮的与西方文学共处于相同的历史坐标上，平分这世界文学的秋色，共享着世界文学的光荣与梦想。
“知古不只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中不知外，谓之鹿柴；知外不知中，谓之转蓬。”西方文化中也存在着这样的见解。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有这样一位独眼巨人，他力大无比，所向披靡，但是只有一只眼免费，因而视域不够全面，所以最终被人类战胜。西方中心主义，就是这样一位独眼的巨人。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具有多元视域是一个关键，《东西方比较文学史》做到了，它对灿烂的东方文学的吸纳，必将使东方文学光辉的价值得到公平的展示。
另一个不亚于这些丰富内容之外的重要价值，是将这些博大内容组织起来的比较文学的`理论思维。世界文学是各国文学的总和与汇集，比较文学是世界文学研究的认识理论、实践模式与方法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约斯特曾经说过，
“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并非是等同的概念。前者乃是后者的决定条件，它为研究者提供原料和资料，研究者则按评论和历史原则将其分类。因此，比较文学可以说是有机的世界文学，它是对作为整体看待的文学现象的历史性和评论性的清晰描述。
作为实践模式，比较文学通过历史影响与美学把握、跨学科与跨文化的界限的多种实践方式，丰富了传统的作家作品的板块研究结构。当然，比较文学最大的贡献还是方法论，比较不再是类比与异同之辨，而是多元化的方法与对象的统一体，极大地推动了世界文学研究的前进。在《东西方比较文学史》中，编者于宏观的背景下描述东西方文学的演变与发展之时，用比较文学的基本理论对东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一一加以阐释，使“比较”的意识自觉地渗透到每一个细节之中，很好的解读了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演变历史。采用比较文学的理论模式与学科思维所进行的世界文学史的研究编写，将不仅是世界文学多元化的单纯现象汇总，更是对世界文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历史事实的发掘，使文学的内在规律与发展特性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探索。
东西方文学从古至今，经历了大规模的交流，必须承认文学间的影响与作用的存在，由此有了“影响研究”理论视角下的世界文学史。古代印度佛经文学对中国的影响，现代西方文学对中国、阿拉伯文学等其他东方文学的交流与影响；反之，也有东方文学对西方的历史影响，中世纪及其以后的阿拉伯文学、中国近现代文学包括意象诗等对西方的影响等，这种基于具体的历史记录、作家作品的接受及其他历史事实的研究，在本书中得到了很好的重视和体现。如“汉地生‘莲’：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受西方天主教影响的17世纪日本文学和文化”、“巴西文学与欧洲文学的特殊渊源关系”等等。另外，也不乏如“平行研究”的运用。虽然没有直接交流，但是东西方文学发展史上的逻辑与美学的联系，也有很多。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作家团体或是作家作品中，都有对本土文学与异域文学的关注，在这种关注中必然产生对异己文学关系的反映。这种关注可能源于多种原因免费，如间接接受世界文明与文学的作用，异域或世界性思潮的作用，作家对异域文明的想象等，虽然并没有真正接受，但是在这种研究中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学的联系与世界文学的一体性。这种平行研究具体体现在很多的章节，如“英雄史诗、骑士文学与中国的侠文学”、“《离骚》与《神曲》之比较”、“意大利十四行诗与中国传统诗”等等。
另外，有“跨语言研究”，如“汉字对日本书面文学起源和发展的巨大影响”；“译介学”研究，如“17——19世纪四书、五经的译介”；“形象学研究”，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流传学”研究，如“印度古典文化在年轻的美国”；“渊源学”研究，如“巴西文学与欧洲文学的特殊渊源关系”；“文字媒介”研究，如“《赵氏孤儿》在法国的翻译、误读、改编、演出”；“个人媒介”研究，如“中国文化的传播者”等等。
综上，《东西方比较文学史》，采用的世界文学的视野和比较思维的角度，使得它极具创新意义，是对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作为一部世界文学史的研究成果来看，它包罗万象，使得东方与西方比肩而立，有益于世界范围内的东西方文学交流；作为一部比较文学的研究成果来看，它是对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的文本实践，有益于比较文学学科的丰富和扩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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