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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待人谦和有礼，做事会拿捏分寸，面对任何困难，你都能游刃有余。作家杨大侠说道，谦逊是种风格。
谦虚议论文作文800字一：自信与谦虚自信是现代人应当具有的一种生活态度，反过来说就是信自，即相信自己。我们应当相信自己，假使你连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 有什么值得你信任的呢？只有相信自己，才会建立起成功的信心，才会取得成功。很多人不自信是因为自卑心理，自己认为自己不行，自己都放弃了希望，那么又能 期望从别人那儿获得希望吗？所以我认为相信自己是取得成功的基石。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拒绝听取别人的意见。“走你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听起来固然 十分潇洒，但并不没有人能够真正做到。诚然，我们应当坚持自己的信念，不为外人所干扰。但当别人是真诚地向你提出建议时，我以为我们应当虚心接受。“满招 损，谦受益”指的就是过度的自信会招致损失，而虚心地接受他人的意见则会得当好处，这就要求我们要学会正确处理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意见的关系。相信自己而不盲目自信，谦虚地接受别人意见而不盲目听从，要充分地了解和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和善长的方面，在能够自信并且善长的方面充分地相信自己，而在不太了解的领域或是不太懂得的时候适当地听取他人的意见，结合自己的想法做出正确的判断。人 生的道路十分漫长，前进中布满了荆棘。我们总是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转折。如何迈进每一步都要我们自己做出抉择。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必 须相信自己踏出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无悔地走下去。“常问路的人不会迷失方向”，我们不能依靠他人，但我们可以征求他人的意见，寻找最好的方法。在成长的 过程中，我们已经逐渐明白如何相信自己，正如听取别人善意的建议那样，我们走着自己的道路，接受别人理性的指正，道路似乎不再崎岖，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彼岸 的希望。“相信一切人和怀疑一切人，其错误是一样的。”我们反对极端的想法，我们也拥有辩别是非的能力。正确地认知自己的位置和想法，仔细地思考他人的意见，将相信自己与听取别人的意见结合起来，作到谨言慎行，坚实地迈出你人生的每一步，在不远处一定会看见彩虹。谦虚议论文作文800字二：谦虚与嚣张谦虚与嚣张不仅仅是两种人格的表现，这也是两种不同的态度。谦虚是一种低姿态，心怀敬仰的学习之道，嚣张则是一种高姿态，心怀蔑视的骄傲表现。很多人喜欢谦虚的人，讨厌跋扈的人。其实这两种态度究其根本来讲都无可厚非，谦虚也好，嚣张也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此，而在于拥有这两种态度者的实力。实力弱小者理应谦虚，实力强大者则有资格嚣张。古人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强调的是无论是谁都要以一种谦虚的低姿态去对待，对于这种说法我不同意，每个人都有其优点，相对的每个人都有其缺点，因此对嚣张的人适当的嚣张还是有必要的，如果你对一个愚蠢透顶还狂妄自大的人来表示低姿态的话，那就近乎是一种谄媚，这反而会助长其嚣张气焰。对于这种人一定要蔑视，但不要全面的蔑视，蔑视他需要唾弃的地方，绝不手软。当我们停止蔑视，那世界上的一切就都会被蔑视，包括伟大在内。与之相对的，面对那种思想有价值但性格嚣张的人，我们不妨谦虚一些，对其态度我们自当清风拂山岗，将其一带而过。因为我们要低姿态的原因在于我们要学习他们身上的长处，那些他们身上比你明慧的地方，而并非其待人之道。我们的谦虚与嚣张只是一种姿态，对方的态度不重要，重要的是其实力。该学的莫放过，该鄙夷的也莫留下。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我们身边的人大多是平凡人，因此对于没有原则立场冲突的朋友我们不妨完全的放下嚣张与谦虚这两种鲜明的姿态，而改以一种谦和的待人之道去对待他们，无论是谦虚，嚣张还是谦和，对事不对人，姿态也是一种智慧。谦虚议论文作文800字三：谦虚使人进步“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是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语，生活中，谦虚使人进步是必然的，总是有太多的人，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达到了饱和状态，无需进步，最终，只能一直在原地踏步，被那些后面的人赶上。给自己留一条缝隙，为发展留一点空间。这样，才能源源不断的一直进步。 著名画家齐白石，有一次看到他的弟子的一张画画得不错，便向其弟子借过来临摹，他的弟子惊讶无比，齐白石说：“我虽然是你的老师，但你不一定就比我差。”他的弟子听后，对老师这种谦虚的态度肃然起敬。 就像《师说》里所说的“弟子不必不贤于师”，任何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就算是伟人，也有不可避免的缺点，就像齐白石，他不因为他是著名画家而感到高人一等，也不因此就骄傲自满，相反，他反而临摹其弟子的画，可见齐白石对画的热爱及其谦虚的学习态度，正是这种给自己留一条缝隙的态度，齐白石的画才会被人们流传至今，被人们赞誉。 红军长征期间，朱德曾写过一首诗赞扬红军不怕辛苦的精神，毛主席看过后，指出诗中的几处不足之处，朱德听后，虚心请教毛主席，并希望他能帮忙修改。毛主席改完以后给朱德看，朱德看后，连连称赞，也认为比原来的大有进步。 曾带领红军踏过十万五千里的朱德总司令，仍然抱着谦虚的态度有了错误及时改正，并对他人的指导虚心请教，使自己的写作能力，得到了提高。 同样的，朱德也是怀有这种为自己留一条缝隙的谦虚态度，才能不断的提高，完善自己。 人无完人，没有人能做到真正的完美。自以为是的处事、对人态度，只会让自己向后退。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处在饱和状态，这样永远都不会进步。给自己的发展留一点空间，一条缝隙，让自己能源源不断的汲取新知识，何乐而不为呢？ - 伟人都能做到虚心学习的态度，更何况我们普通人呢？取他人的长处补自己不足之处，不正是在为自己留一条缝隙吗？在每次的学习过程中，都给自己留下进步的空间，日积月累，就能有更大的进步。 谦虚使人进步，我们要为自己留一条缝隙，为进步留一点空间。谦虚议论文作文800字四：谦让也是一种美说到“谦让”一词，我便不由得想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说过的一句话：“谦让也是一种美。”是啊，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素来就以谦让为美，以谦让为君子风度，以谦让为品德标准。在今“谦让”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他们忘掉自己身处在一个素有礼仪之邦的国家。整天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早已将谦让弃之门外。正因为谦让之礼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不复存在，所以我现在要在此大力呼吁：“谦让也是一种美。”想想看，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出现了多少以谦让之美而流芳百世的名人。如清朝大学士张英让给邻家三尺地而被传为佳话；当今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提携自己的弟子陈景润，让陈景润夺得了数学界的最高桂冠……记得有位名人说过：“谦让即是对自己人格的诠释，更是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在我们的人生中可能会拥有许多成就，占据许多风光，但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不要忘掉一种好的品质——谦让。谦让是一种美，它是我们走向成功的台阶，它是我们在为人处事方面的润滑油，它是我们遭遇挫折时的推进器。谦让他人，会让你的人生多姿多彩，更会让你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记得“送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成语吗？谦让他人，自己也能收获很多的。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你是否动摇过自己的谦让之心。无论有没有，你都要记住谦让并不等于懦弱，它给予我们的是公平公正的。你谦让他人，他人也会谦让于你。上帝是公平的，他没有赋予你金钱、智慧，但他给予了你走向它们的台阶，那就是谦让。用你的谦让之心换回每一次的成功，用你的谦让之心去创造未来，去改变自己，去获得上帝所没有给予你的东西，去找回以前丢失的东西。人若谦让，得到的是友情，是财富，更是逆境中伸出的援手。所以朋友，请你找回你那谦让之心，永远不要抛弃它，不要怀疑它……朋友，请记住，谦让也是一种美。谦虚议论文作文800字五：学会谦让梅之所以赢得“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赞叹，是因为它对于冰雪的谦让；荷之所以赢得“出淤泥而不染”是因为它对于污泥的谦让；竹之所以赢得“千磨万击还坚劲”的美誉，是因为对于陡崖的谦让。 要学会谦让，谦让是一种魅力，更是一种豁达的胸襟。谦让是苏东坡“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的从容；谦让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然；谦让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感慨。雄鹰学会谦让狂风骤雨，才能使它展翅高空。我们学会谦让，胸襟会变得更加宽广。 要学会谦让，谦让是一种修养。纵观三国，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但又有多少英雄豪杰倒在嫉妒的血泊中？周瑜，一代能才。因为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导致自己吐血而死，时年三十六岁。公瑾死前还仰声长叹：“既生瑜，何生亮！”我想，如果当时周公瑾知道谦让，与孔明共同伐魏，恐怕三国的历史将要重写。 要学会谦让，谦让是一种品质。我们在学会谦让别人的同时，更要学会谦让自己，谦让人生。面对于生命的挫折，我们要学会谦让，必要时，我们更要感激它。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不要因为挫折而失去了对生命的热情，不要因为挫折而失去了活下来的勇气。学会谦让，它将成为我们走向成功的风帆。太史公对于生命的谦让，完成了被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贝多芬对于生命的谦让，使之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命运交响曲”，奥斯特洛夫斯基对于生命的谦让，完成了着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谦让生命，谦让自然。正是因为有了它，才有“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赞叹；才有“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感慨；才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 我们要学会谦让。谦让不是一叶扁舟，随波逐流；谦让不是一叶浮萍，飘摇不定；谦让不是一束昙花，转瞬即逝。谦让是永恒的，正是因为这样，世间才充满着和谐。 谦虚议论文作文800字六：谦虚，向我们走来谦虚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明智之举，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题记 一个真正认识自己的人，他就会让自己变的谦虚。让自己的心缩小成一颗石卵，虽然小，但十分结实，抵挡住了任何利器，谦虚成就了他们的辉煌的一生。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走在去晋国的路上，前面出现了一条小河，三五成群的鹅在水中嬉戏，波光粼粼中可听到鹅的叫声。这时一个小孩子拦住孔子的去路，看你的样子很有学问，那我考你一个问题：“鹅的叫声为什么大？”孔子笑了笑，漫不经心的答道：“鹅的脖子长，所以叫声大。”孩子一脸得意地说：“那青蛙的脖子很短，为什么叫声也很大呢？”孔子脸红了，无言以对。他惭愧地对学生说：“我不如他，他可以做我的老师。” 一代名师孔丘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承认自己不如一个小顽童，其谦虚的作风、无与伦比的气度，令人赞叹。谦虚正向我们走来！ 伴随谦虚走来的还有名医扁鹊！ 魏文王的大殿上，编钟齐鸣，文王大病初愈，龙颜大悦，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扁鹊谦虚的回答说∶“长兄最好，中兄次之，我最差。”文王不解的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答说∶“我长兄治病，是治病于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中兄治病，是治病于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一代名医扁鹊，深为广大人民所爱戴和崇敬，人们称他为“能生死人”的“神医”。在他行医经过的共约四千化里的路途上，历代人民为他建陵墓、立碑石、筑庙宇、朝香火的原因除了他精湛的医术，还有他虚怀若谷的胸怀。 几千年来，谦虚成就了无数伟人，与他们的精神浑然一体。谦虚这种美德正迎面向我们走来。
我的博客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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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论文也很不容易的踏踏实实做当到了这个程度论文发表也是水到渠成的
对于大学生是否要写毕业论文的问题，曾经在教育界引起过不小的争论：总的来讲，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根据本人在高校求学、工作近10年的经历来看：一名认真求学的本科生、研究生，在读期间发表2-3篇有一定创新性的学术论文，是很有必要的：这既是对自己学习生涯的总结，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也是对自己形成初步科研能力的一种尝试，对自己养成独立思考习惯一种努力。此外，发表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对自己还有很多实实在在的好处：1.对于保研、考研的同学来说，论文是其科研能力、创新能力的体现。对于打算保研的同学来说，发表学术论文是保研的前提条件。没有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保研将是一句空话。笔者有一位师兄在本科学习阶段就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最后轻松保研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期间又发表高质量CSSCI论文若干，出版专著一部，最终又成功保送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对于考研的同学来说，进入复试之后，导师非常看重学生的科研能力。因为导师最喜欢的学生就是科研型的学生，能够帮助自己做各种课题，成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得力助手。所以，如果在本科、研究生阶段有一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将为自己进入硕士、博士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在研究生复试中占尽优势。2.对于准备就业的同学来说，论文是其增加就业竞争力的最快捷、最有效的方法。有人认为，现在就业比拼的是就业能力。但是，就业能力怎么体现呢？作为一名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最能体现自己的就业能力的，恐怕还是自己的专业知识。平时的考试成绩固然重要，但是现在的高校期末考试是怎么一回事，相信大学生们心里也有谱：考前半个月拼命背背书，考后半个小时全部忘光光。用人单位对考试成绩其实不是太看重了，关键是看学生是否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而学术论文则恰恰是一个学术创新能力的最直接的体现。发表论文的同学跟那些两手空空的同学相比，优势是不言而喻的。3.对于打算出国的同学来说，发表学术论文有利于自己申请到更好的学校。出国留学目前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是国外的高校也是良莠不齐的。如果没有申请到一流的大学，回国后还是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而国外的大学教育不比国内“填鸭式”的灌输教育，其特别看重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勇敢提出自己见解的能力。发表一定量的学术论文，可以证明自己是具有以上能力的！国外的教授也很乐意培养具有研究能力的学生。所以，无论是为取得外国教授的好感也好，还是为申请到一流的学校也好，发表论文其实就是一种高额回报的智力投资，你还犹豫什么呢？4.对于在校学习的同学来说，发表论文对自己在学校里的发展是一件锦上添花的事情。现在的大学对于学生的评价存在很多机制：奖学金评选、优秀干部评选、党员评选、科研积极分子评选、社团活动优秀分子评选、实践活动评选等等，在这些评选过程中都存在一个量化评分的问题。如果发表了学术论文，在很多情况下，都会有不少的加分。毕竟高校是一个重知识，重学术的地方。笔者的一名学生，平时爱写论文，也发表了不少论文，结果在各种评选中，只要其把论文一亮，他的分数都是最高的。大学里，靠着自己的学习成绩和论文加分，拿奖拿到手软。所以，想获奖的同学也可以用好这一机制。5.对于大多数毕业生来讲，发表一定量学术论文是拿到学位证的必要条件。发表论文关系到我们读大学的最终成果——学位证。很多大学明确规定，学分不够或者其他原因不能拿到学位证者，如果能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省级以上（含省级）学术性期刊发表论文一样颁发学位。硕士生、博士生要想顺利毕业，拿到文凭，发表规定级别的学术论文那是必须的。所以发表论文的重要性在此可见一斑。其实，大学生发表论文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同学都要发表论文的需要，但是要么由于自己学历过低，论文没有期刊愿意刊载；要么找不到论文发表渠道；要么论文质量不高，被期刊社拒之门外。而松林学术传媒却能为同学们提供绿色论文发表渠道，根据同学们的论文学科门类，量身打造论文发表计划，并为同学积极修改论文，提供各种有益的修改意见直至论文成功发表。
SCl论文的级别就是国际核心期刊。SCI论文在众多学术论文里面属于级别高的论文,SCI指来源刊为3500多种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盘版(SCI Compact Disc Edition, 简称SCI CDE), SCI-E(SCI Expanded)是SCI的扩展库，收录了5600多种来源期刊，可通过国际联机或因特网进行检索。
SCI论文是国际学术界的顶尖论文，它可以代表本专业在全球的最先进技术以及发展趋势。论文级别一般是按照SCl期刊的影响因子进行划分的，影响因子越高，就说明SCI期刊论文的等级越高，因此SCI论文对于很多作者来说，是对自身学术水平的最高认可。
SCI期刊是一个庞大的目录表，收录了很多期刊，并且根据影响因子不同划分为四个区，从一到四依次排列，其中以一区是最高级别的。能在一区发表一篇论文是莫大的认可，也是一种极高的荣誉，但不是普通作者可以达到的往往都是业内的顶级大牛才能做到。
特别是现在评职称，很多单位已经越来越重视SCl论文,有的单位甚至有这样的规定，如果能发表SCl论文予以作者相应的奖励。在评职称评高级职称的时候，一篇SCI论文完全可以顶得上一篇核心论文，有的时候甚至是两篇。光从这点上就能看得出来SCI的分量有多重了。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去莫斯科孙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又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孙中山大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主义、教条主义严重。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左”倾思想的文章。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1942年党整风运动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中共七大时为了团结他，仍选他为中央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去苏联定居，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攻击毛泽东思想。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王明对国家和人民的一点贡献（原题：毛泽东指定王明起草《婚姻法》）毛泽东对王明可谓仁至义尽，在中共七大上，亲自提议让他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一当选。这再一次说明毛泽东一以贯之的思想与气度：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设新中国，决定让王明担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并不是学法律的专才，但当年他在延安分管妇女工作，后来又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做过一些法律草案起草工作。王明干妇女工作还是颇有一套的。中央十分重视妇女工作，专门成立了女子大学，创办了《中国妇女》杂志，这两件事全由王明办。毛泽东认为把妇女工作交给王明来抓，由他来领衔起草《婚姻法》的草案，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当然，王上面还有法律科班出身的董必武挂帅，这《婚姻法》的工作交王明去具体操作，还是可以放心的。王明是属于学院派的理论家，要办什么事，先得找理论依据，他要求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必须很快熟悉这一方面的马列论著；同时，与同志们一条一条地审理中共在战争年代制定过的有关婚姻的法规和条例。中共在夺取全国政权前的20多年里，对婚姻问题向来重视，制定过一系列有关法规和条例。这些都成为王明起草新中国婚姻法的基础。同时，也借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婚姻法》。据说，初稿是由王明口述的，秘书记录。那天，王明一口气述了17个小时，边述边改，17个小时一气呵成，形成了23000字的初稿，显示了王明的才气。在起草《婚姻法》的工作中，王明是特别“顺”，一是对工作非常投入，二是对中央领导言听计从，表现出很好的合作态度。历经41稿，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颁布了。1950年4月1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七次会议上，王明代表法制委员会向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并作了“草案”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报告。会议通过了这部8章27条的《婚姻法》。毛泽东主席随即发布中央政府主席令，《婚姻法》在1950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行。这部《婚姻法》一直使用了30年，到1980年才修改。这部《婚姻法》，本应该成为王明进入新的政治生命的开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有一个明确的决议，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有一个书面检查，但王明始终没有作出书面检查，他企图以起草《婚姻法》之“功”来抵消错误。但中央不允许，工作是工作，错误是错误，两者不可相抵。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要求王明对自己的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毛泽东在一份指示中写道，“王明的声明书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王明根本就不想回应，一旦要他作检查，他就推说自己有病，要求去苏联治病。中央政治局很重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批准了王明的赴苏请求。谁知，王明竟一去不复返。王明一到苏联就发泄，趁国内“文化大革命”爆发，便在苏联出版了《中共五十年》，对毛泽东大肆攻击，还出版了一本自命比毛泽东诗词还要高明得多的，收有30多首诗的《王明诗歌选》。
王明（1904甲辰年生~1974年3月27日），安徽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县）码头村人，原名陈绍禹。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旗号，在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了中央领导权，至1934年间，在党内推行了一条以教条主义、媚苏亲苏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对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危害。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离世。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并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干事。11月，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学习努力，能说一口流利俄语，深得米夫赏识，进入这个直属斯大林的小团体。在苏联的四年学习和工作，是王明成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使王明的理论水平提高很快；“唯圣”、“唯书”的思想和学究与背诵式的学习方式，使王明学会一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的本领；共产国际为使中国共产党领导永远支持他们的行动，所以将王明作为“未来的中共领导人才”加以特殊培养；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王明教条宗派从这里孕育。在这期间，他又在米夫支持下，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己，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思想“左”倾主义、教条主义严重。[1]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陈绍玉），字露清，安徽省金寨县双石乡（时属安徽省六安市）码头村人。家庭出身贫民（一说小商人）。自幼聪颖，有深厚的旧学基础。早年参加过学生运动，在五卅运动中加入中国国民党。1919年夏进入与其家乡邻近的河南省固始县陈淋子镇志成小学学习。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受到进步师生的思想熏陶，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夏，在家乡金家寨联络在外地学习回乡度假的学生，成立“豫皖青年学会”。同年秋，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6月，在武昌积极参与支持上海“五卅”运动的活动，被推选为武昌学生联合会干事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执行委员。10王明(4张)1927年2月，米夫率联共一工作小组访问中国，并出席了五大，王明任翻译。中共六大，王明也参加了翻译工作。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他也担任了翻译。以马克思理论家自诩。1927年夏，捏造“浙江同学会”事件，说这是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反动组织”，而后台老板，则是瞿秋白。 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瞿秋白于是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苏联格伯乌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此事，最终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的结论，并由周恩来在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但还是造成一些学生的被开除、被逮捕。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后，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1929年夏掀起了更大的“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形成所谓的“二十八半布尔什维克”，标榜自己是唯一正确的“永远的布尔什维克”的真理，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使用一切卑劣的手段，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而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一致肯定米夫、王明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事件的主要责任。在他们的支持下瞿秋白被解除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反对他们的除少数几个工人外，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团籍、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的处分，也使有些人自杀，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如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中共六大以后名义上总书记是向忠发，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1929年10月回国后，任《红旗》编辑，发表极端亲俄思想的文章。1930年年底，王明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起哄，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和瞿秋白。这时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米夫的操纵下，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而王明却一步登天，在苏联的扶持下，从一个普通的党员进入政治局—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窃取了中央的领导岗位。而米夫也达到了控制、操纵中共中央的目的。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由秦邦宪（博古）担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1930年底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 的政治纲领。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抗日战争开始后，王明又回到国内，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否认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初期在武汉任长江局书记时给党带来很大损失。[2] 1941年后王明因病长期休息。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王明受到了康生等人的严厉批评。1945年4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宣判了曾统治党4年之久、影响党达14年之久的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的死刑。当时王明给全会写信对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1942年党整风运动时，王明态度恶劣，拒绝参加整风。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亲自提议让王明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终于，王明在44名当选中央委员中，以选票倒数第二当选。“七大”之前，王明主要从事妇女和统战工作。“七大”以后，中央决定由王明担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主要研究党的政策以及起草法律条文。1946年6月，中央又成立了法制问题研究委员会（1948年12月改为法律委员会），中央仍任命王明为该委员会主任。解放战争时期，王明领导该委员会出色完成了制定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全国性的宪法草案等工作，还在山西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土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明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9月召开党的“八大”前夕，中央曾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回国参加会议。9月8日，王明回电表示因病无法回国参加“八大”，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请假。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仍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但长期留居苏联，以后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历史，攻击中国。1974年3月27日病逝于莫斯科，孤寂地躺在异国他乡的新圣女公墓。
【摘 要】抗战初期，关于如何建立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引发了毛泽东与王明的三次路线争论。两者的主要分歧点在于是否应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的统一。争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即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本文通过对三次论战发展脉络的系统阐述，重点分析王明失败原因，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系统梳理出抗战初期党的统一战线理论。 【关键词】共产国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次论战 1937年抗战爆发后，毛泽东指出了独立自主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的重要性，但随着王明从苏联回到延安，两者关于统一战线的具体操作原则产生分歧。两者主要分歧点在于是否应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的统一战线。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和王明进行了三次论战。 一、第一次论战 1937年11月29日，王明从莫斯科归来，带着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指示，旨在强化中国共产党对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的承诺。在王明的提议下，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十二月会议，拉开了毛泽东与王明斗争的序幕。两者争论的焦点：在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还是运动战。 在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将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系统化。会上，王明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王明认为：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忠实成员，应尽一切努力推动苏联与国民党结盟。关键问题是，在不“相互竞争”只有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和相互监督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统一。像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及党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这类事情，都是次要的。指导原则是：抗日优于一切，一切必须服从抗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针对王明的报告，毛泽东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他重申了统一战线中“和与斗”的哲学对立统一关系，指出洛川会议全面抗战路线的正确性，坚持认为：统一战线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要想打败日本，必须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是根本。在战略问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但在统一战线内部，共产党必须独立，否则它就会沦落到国民党附庸的位置。他说：统一和斗争是相互补充的，在统一战线中不能只有其一没有其二。这些来自于他新获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中。政治上：党应发挥领导作用，扩大自己队伍，还必须对国民党保持一种高度警惕。军事上：准备打持久战，重点是游击战策略，避免阵地战。特别强调：共产党的主力部队，必须依据实际形势，以一种保存实力的观点，谨慎地部署。 王明的右倾错误，虽然遭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决的抵制。但是由于此时王明在党内位高权重并身披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所赐予的“尚方宝剑”。因此他所谓的“国际路线”在党员干部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造成了党员干部内部的思想混乱，许多人甚至开始反思过去的统一战线工作。党内部右倾错误开始蔓延，这些都危害着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 二、第二次论战 在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的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王和毛展开再次较量。会上，王明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正确抗战胜利》的报告，继续坚持其错误观点：在军事问题上：把五个统一路线发展为“七个统一”（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 从王明的“七个统一”，我们可以看出他过分强调以退让求合作，忽视了国共合作中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忘记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教条式的坚持和贯彻苏联利己主义的国家政策。此外，在战略方针问题上，王明武断地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可以说王明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具体抗战实际，这是不折不扣的右倾错误路线，其注定要失败。 针对王明的论断，毛泽东再次强调独立自主的重要性。抗战胜利必须依靠自己，军事问题上，抗战是持久的，一味的正面作战战略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误（武汉、广州失守），只有保存实力才能争取最后的胜利。同时，毛泽东强调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力量，以民主和进步来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动群众投入战争，把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从而加速全国革命形势的到来。毛泽东有理有据的理论阐述得到了张闻天、任弼时等人的支持。在他们的反对下，王明的主张再一次没有形成决议。 在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之前，由于王明只夺取了部分权力，而没能夺取党的主要权力，因而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损失仅限于由他直接控制和受其影响的华中地区。王明夺权活动以及一系列的右倾主义运动的失败表明王明第二次论战已经开始遭遇很大挫折，不得人心，为他最终被战争实践所抛弃埋下了伏笔。 三、第三次论战 三月会议后，任弼时多次向共产国际及时报告和详细地说明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加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最新抗战情况的认识和理解，促使共产国际开始支持、肯定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及政治路线。 随后，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正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使王明丧失了对中共中央指手划脚的政治资本，为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了扫清了障碍。而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则彻底粉碎了王明的夺权计划。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总结了抗战十五个月来的基本经验教训：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会议总结中，毛泽东重申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战争和战略问题。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次会议全面阐述了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基本政策，批评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撤销了他长江局书记的职务，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或决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增强了党的团结。 四、评价
结果并不是很好，而且也辜负了父母的期望，可能真的是孩子不懂事情，不知道父母的辛苦。
2003年被评为遂宁市第四批拔尖人才、遂宁市知名校长，2004年当选为遂宁市第五届政协委员。先后获“四川省百名优秀校长”、“四川省职业道德先进个人”、“遂宁市拔尖人才”等数十项荣誉称号。主研的科研课题获省政府表彰的教学成果三等奖、省教科所二等奖和市政府表彰的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现承担教育部课题二个、省级课题二个。近年来在省市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自2001年公选为遂中校长以来，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治校、特色兴校的办学思路，对确立遂中办学理念、办学宗旨、办学思想、办学目标、培养目标、推进学校的改革与发展、实施“一体两翼”的发展策略、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和创建国家级示范高中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学校于2004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最佳文明单位”称号；2005年被中央文明委表彰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2006年被评为“全省教育系统‘四五’普法先进集体”，被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委、省教厅评为“四川省开展‘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活动先进学校”。2007年成为“美中教科文组织中国重点合作学校”。学校在李明亮同志的带领下，驶入了良性发展的快车道。
是因为他的父母不想让孩子学这个专业，双方出现了分歧和矛盾，所以就会有这样的行为。
结果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浪费了自己的学历，反而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现代，我们的饮食理念深受科学的影响，例如多吃脂肪不好，白肉比红肉健康，辣椒要少吃，等等。这些理念似乎已经成了科学的定论。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的《美国膳食指南》是健康饮食的标杆，通常体现了科学界的共识。指南自1980年以来，每5年更新一次，2015年版即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公布，而前期公开的技术报告已让公众震惊。指南第一次取消了脂肪的摄入限制。而在此前的指南版本中，脂肪占每日热量的阈值仅为35%。2015年6月，美国塔夫茨大学的Dariush Mozaffarian和波士顿儿童医院的David Ludwig在JAMA刊文说明道：对脂肪摄入的控制没有科学基础，并且导致了业界和消费者的错误决策。现在的证据表明，多吃富含有益脂肪的食物，如坚果、植物油、鱼等对心脑血管健康有利；其他富含脂肪的食物，如全脂牛奶和奶酪，对健康是中性的。根据此前的研究，没有证据表明饱和脂肪酸会提高心脏病风险。反而是取代脂肪作为热量来源的糖和精制谷物，更容易导致代谢紊乱和肥胖。饭店和业界应该重新设计含有更多有益脂肪、更少糖和精制谷物的食品。
白肉比红肉好，最常见的理由是说红肉的饱和脂肪酸比例比白肉高，现在既然给饱和脂肪酸平了反，那红肉的恶名是不是也可以摘帽了？很遗憾，2015年7月，荷兰的Noortje Ijssennagger团队在PNAS上发表了论文，认为红肉将提高直肠癌和结肠癌的风险，原因不是脂肪酸，而是红肉中大量存在的血红素。肠道菌群可能降低肠道黏液的屏蔽功能，血红素从而能够直接作用于肠道细胞，使得上皮细胞过度增殖，诱发癌症。并且也有其他报道称红肉中富含的左旋肉碱，可能会在肠道细菌作用下生成氧化三甲胺（TMAO），除了提高直肠癌和结肠癌的风险外，还与心脑血管疾病相关。
对于吃辣而言，过去有多种研究表明吃辣可能提高癌症的发病率，但也有研究表明辣椒可能让癌细胞凋亡、抑制肿瘤发展。而在2015年8月，一篇发表在British Medical Journal（BMJ）的论文让嗜辣者欣喜若狂，北京大学李立明领导的中英美三国团队，对487375名30～79岁的中国人进行了前瞻性研究。除了个人基本健康信息外，研究者特意跟踪了他们的吃辣习惯。研究发现，平均约7.2年的考察期中，有20224人死亡。其中相比于每周吃辣少于一次的人，一周吃1～2天辣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10%。每周吃3～5天和6～7天辣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14%。在不饮酒的人群中，这一差别更是明显，而新鲜辣椒对死亡风险的降低更为显著，尤其是在癌症、缺血性心脏病和糖尿病方面。
那么，就这几篇论文的结果，健康的饮食方式是否就该改成随意吃脂肪、不吃红肉、尽情吃辣呢？恐怕没有那么简单。李立明在论文的结论部分强调了吃辣和死亡风险的降低虽然相关，但他们的研究并不能证实因果关系。也有人指出膳食指南的基础—对膳食评估的方法存在较大缺陷。某种事物既能致癌又能抑癌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相比于吃哪种食物，节制的饮食和长期的锻炼才是健康的主要决定因素。而这，往往是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
鸡蛋还有大量的蛋白质，可以补充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对体弱者一起手术后的病人是有帮助的。对心血的病人当然有好处了，就是补充蛋白质，提高抵抗力。
中国50万人研究：每天吃一个鸡蛋有好处
在营养学家眼中，鸡蛋是接近完美的食物，其营养价值丰富，除了蛋白质、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还富含对记忆力有重要作用的卵磷脂。然而近日美国西北大学的一项研究称，鸡蛋中过高的胆固醇增加了心脏病风险和死亡风险。
美国
每天半个蛋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6%
这一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的《美国医学会杂志》上。该研究兼顾了美国人的种族多样性，并纳入了6个前瞻性队列研究，覆盖了29615个美国成年人，随访时间至少有17年，最多长达31年（1985~2016年）。
研究得出，每周吃3~4个鸡蛋会让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6%，死亡风险增加8%。同样，每天摄入300毫克胆固醇会让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17%，死亡风险增加18%。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之一、西北大学费恩伯格医学院的预防医学副教授诺丽娜·艾伦称，胆固醇在蛋黄中含量特别高，人们需要减少胆固醇的摄入，以减少患心脏病的风险。
同时，诺丽娜·艾伦也指出，胆固醇摄入与其在血液中含量的关系是复杂的，且因人而异，有的人吃多个鸡蛋，其血液中胆固醇含量却可能很低，这与其胆固醇代谢水平和遗传因素有关。
但英国媒介科学中心（SMC）对这个研究进行分析后认为，该研究是一个观察研究，研究结果只表示有相关性，无法证实有因果关系，还需要更多的后续研究进行论证。
中国
每天1个蛋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11%
那么，鸡蛋到底还能不能吃？对于中国人来说，更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是：
2018年，中国广州一项研究对2.8万名没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进行了近10年的随访后发现，每天一个鸡蛋不增加心血管死亡风险。研究组同期进行了超过160万人的数据荟萃分析，发现每天一个鸡蛋可降低9%的中风危险。
2018年5月，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李立明教授课题组在《心脏》上发表的一项涉及50万人的研究成果显示，每天吃鸡蛋的人比起那些基本不吃鸡蛋的人，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11%，心血管事件死亡风险降低18%。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杨进刚提醒，对于那些已经患了心血管病的患者，目前没有充足的证据来指导到底该不该吃鸡蛋。应该根据在应用他汀药物的基础上，患者自己的胆固醇水平能否保持在理想水平，个性化判断是否适合吃鸡蛋。
此外，要分析鸡蛋对健康的影响，还要考虑它的烹调方法。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阮光锋指出，鸡蛋经过不恰当的烹调之后（比如煎炸），脂肪和胆固醇发生氧化，并可能通过美拉德反应生成晚期糖基化终产物（AGEs），可能促进人体血管内皮的损伤，促进动脉硬化，不利于心血管健康。
但是，蒸蛋和水煮蛋就没有这样的问题。按照膳食宝塔的推荐，少用煎炸方法处理，每天一个鸡蛋完全不用太担心。
鸡蛋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钙、磷、铁、维生素a、维生素b，也富含许多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吃鸡蛋对血管是有好处的。鸡蛋可以使血液中的高密度脂蛋白增高，保护血管，防止硬化。但是心脏病人不建议多吃鸡蛋。每日以一个为宜。因为鸡蛋黄中胆固醇含量较高。胆固醇能够损伤血管，引起血管狭窄或者闭塞。引起或者加重心脑血管疾病。另外心脏病人一定要注意低脂低糖饮食，戒烟戒酒，适当运动。注意劳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