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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找个你们学校英语专业的学生，一会儿就搞定了。在这里逛的大多没有耐心看这么长的东西。
摘要：可持续的设计应该考虑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原则（方面的问题）。社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应考虑到社会参与的需要。在建筑与景观设计中参与设计过程是近几年研究的重点和新的理论的重要因素，本文提出一个系统化的方针，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寻找面向社区的景观设计，在伊朗，德黑兰，马吉德阿巴德公园的研究模式满足建筑与规划的可持续发展。2011年由Elsevier公司出台，by-nc-nd CC许可。选择APAAs责任制和/或互相监督评审关键词：社区；景观设计；可持续设计；客户需求；客户满意度，马吉德阿巴德公园
堂吉诃德的形象是复杂而矛盾的，他一会是荒诞不经的梦想家，一会又成了真理与正义的捍卫者，有时候他既可笑又可怜，有时候却既伟大又崇高。堂吉诃德的性格是崇高性格与滑稽性格的二重组合。在非骑士的时代，堂吉诃德却以一个骑士的身份出现，注定了他性格中的滑稽因素。堂吉诃德虽然想维护正义，保护被压迫者，但他做出来的却是非正义的行为，反而使他所拯救的人受害。但是，堂吉诃德还有丰富的崇高性格因素。他身上存在着一种伟大的信仰一种超越常人的意愿而献身于他人的伟大精神，体现了崇高道德原则、正义感和无畏的精神，是一个热情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者。
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同时在一个社会动荡、金钱至上、尔虞我诈、阶级矛盾、穷兵黩武、宗教迫害的社会上，单从英国与西班牙背景本身来看，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诞生便不是一场巧合。现实意义更多在于对人文主义者的讽刺与自嘲。
1547年9月26日，西班牙最伟大的小说家塞万提斯诞生于马德里附近的一个小城镇阿尔加拉·台·艾那瑞斯。 ■最走时运的青年时代 塞万提斯的全名叫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贫穷的游方郎中，但医术却很精湛。这位常年走南闯北的医生阅历非常丰富，深深体验到知识对一个人的重要，因此在给一些有藏书的富人看病时，都要借许多书带回家给儿子看。在少年时代就十分聪慧的塞万提斯读书之快，常让他的父亲大感惊讶，为了能让儿子读到更多的书，他再去给那些有书人家看病时就把儿子带上，他在屋里给人家看病，让儿子在门外看人家的书。 塞万提斯十三四岁时，就以读书最多而闻名于他们那个小城镇。大量的读书使塞万提斯有了创作的冲动和灵感，他慢慢开始学习写作诗歌。不久他写的诗歌就在他们那个小城镇里到处流传，以至于他的父亲独自一人去给人家看病时，人家就会问他：“啊，我们的诗人呢？” 1566年，塞万提斯一家来到马德里定居。没有多长时间，塞万提斯就以自己横溢的文学才华在马德里崭露诗名。当时在马德里享有盛名的人文主义学者胡安·洛贝斯·台·沃约斯读到塞万提斯的诗以后，亲自登门拜访，并把这位年仅19岁的青年招进自己开办的学校里学习。在这所学校里，塞万提斯的知识得到了最大的充实，并在沃约斯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写出了许多优美的诗篇，被传诵一时。 突然有一天，走出家门的塞万提斯看到一辆豪华的马车停在门前，生性诙谐的他随口开了一句玩笑：“是请我去参加宫廷的宴会吗？”不料马车夫却恭恭敬敬地说：“不，先生，是尊贵的大主教请你到他那儿去！”原来，西班牙大主教非常欣赏塞万提斯的诗篇。从此以后，塞万提斯经常到大主教那里走动，得到大主教的特别赏识。 1569年冬天，塞万提斯作为西班牙大主教的一名侍从，随从大主教来到意大利罗马。在陪同大主教游历意大利许多文化名城时，塞万提斯写下了很多赞美意大利的诗篇。罗马大主教胡里奥·夸维瓦看到这些诗篇之后，对塞万提斯大加称赞，于是西班牙大主教就把塞万提斯推荐给他当一名侍从。在罗马，塞万提斯因大主教夸维瓦的赏识，而遭到其他侍从的嫉妒和诬陷。不久，在夸维瓦的斡旋下，塞万提斯于1570年加入了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在当时，这对塞万提斯来说确是一件好事，因为当时西班牙人普遍认为，在意大利参加为王室效忠的军队，是一条通向荣华富贵的道路。 ■时运乖蹇，从战士到囚徒 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正处于鼎盛时期。1571年，著名的雷邦多海战爆发时，西班牙在欧洲仍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1571年5月，威尼斯和罗马结成同盟，开始对向欧洲大举侵犯的伊斯兰教国家展开了历时三年的战争。当时西班牙负责提供东征的一半费用，并帮助威尼斯开辟在东部被土耳其海军封锁的航道。西班牙国王的弟弟堂胡安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统辖着由西班牙和威尼斯组成的联合舰队，于1571年10月7日向驻扎在雷邦多海湾的土耳其舰队发起进攻。 当时塞万提斯就在“侯爵夫人”号战舰上，他正发着高烧。等交战的炮声打响以后，塞万提斯一下子冲出船舱，跑到舰长面前要求参加战斗。舰长和同伴都让他回船舱里休息，但他态度坚决地表示，他宁愿为国王战死也不愿当怕死鬼躲进船舱。舰长只好给了他12名枪手和一条大皮艇，让他随时准备向正靠近他们的敌舰冲过去。终于，塞万提斯和12名枪手冲上了敌舰，在面对面的拼杀中，塞万提斯的胸部和左手都受了伤，但他仍然继续战斗，直到联合舰队取得胜利了，他还浑身是血地挥舞着武器在敌人的舰船奔跑。这场海战使塞万提斯的左手残废了，在联合舰队里，人们把他称为“雷邦多”的独臂英雄。 1575年，28岁的塞万提斯请假回国探亲，堂胡安分别给国王和侯爵德·塞萨写了推荐他的亲笔信。塞万提斯带着两封信，于9月20日乘“太阳号”帆船返回祖国。当他们经过法国的马赛海岸时，突然遭到柏柏尔族人的三只海盗船的袭击。虽然“太阳号”船员们奋力搏斗，但最终船长被杀，船上所有的人都被海盗掳到阿尔及尔。塞万提斯身上的那两封本可以使他前途无量的推荐信，使他受尽了折磨。海盗们认定了他是贵族，向他索要巨额赎金，并且为防止这个“有钱人”逃跑，而给他戴上了脚镣和手铐。因为塞万提斯家无法筹措到巨额赎金，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被囚禁了5年，直到1580年，他才被教士赎得自由。 然而，获得自由的塞万提斯回到马德里之后，很快就陷入了生活艰辛的困境里。因为5年前的辉煌战功早已被人遗忘，那两封推荐信给他的憧憬也早已化为泡影。他的家庭也因为了赎他而债务累累，他自己也因左手残废而找不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他只好又捡起扔下多年的笔开始写起小说来。 ■塞万提斯就是堂吉诃德 时运乖蹇的塞万提斯一直在贫苦中挣扎，而且还由于种种原因数度入狱，但每次都能很快证明他是清白的。在参考资料《知识就是力量》
一、、我们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这样一个人。他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而想入非非，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他把骑士小说的描写当成现实生活，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企图以自己的游侠行为来复活过时的骑士制度，把单抢匹马打抱不平当做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他沉浸在幻想中，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和判断：他把穷旅店当作城堡，把妓女当成贵妇，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在他眼里，处处有妖魔为害，事事有魔法师捣乱，因此他到处不分青红皂白，对着臆想出来的敌人横冲直撞，乱劈乱刺。结果呢？虽然他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怀着满腔的真诚，但却只能是四处碰壁，受尽嘲弄和伤害，使自己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 最令我们为堂吉诃德感到辛酸的是他的爱情梦幻。《堂吉诃德》中写了许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样的爱情故事没有一件是发生在堂吉诃德的身上。他梦幻中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我们又看到她无时不在堂吉诃德的左右――他成功时梦到她，失意时想到她，寂寞时想到她，热闹时也想到她。他可以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污辱，但他不能忍受别人对杜尔西内亚美貌的怀疑; 他在冒险途中遇到过无数个美女，但他认为没有人能和他的杜尔西内亚相比。直到最终他被击败，他还在为杜尔西内亚的美丽辩护――为此，他不惜放弃自己的荣誉和生命。堂吉诃德在最后一次返乡途中，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已经被毁掉的名声，而是爱情给他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当然只有他想象中的杜尔西内亚给得了他。堂吉诃德没有爱情，有的只是一个爱情梦幻，至多算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他为此却受尽了磨难，尝尽了屈辱，这又是多么的可笑、可悲、可叹！ 其次，我们又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向往自由，把保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这就是他那理想化的骑士道，但他对此是如此的迷恋和执着，如此的不可思议，已完全变成偏执;而且这种偏执不是一般性的，在他心目中它已经是全部了。因偏执而行为变得疯狂，于是大家都把他当疯子，觉得他可笑。但他从不怕人们议论与讥笑，更不怕侮辱和打击，虽然四处碰壁，但却百折不悔，一片赤诚，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改变初衷。对于他来说，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说，他之所以珍重自己的生命，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铲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术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愿意一片挚情地为这个理想而尽忠。 再有，我们可以这样说，堂吉诃德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他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堂吉诃德敢于为主持正义、清除罪恶而忘我斗争，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敌人，他都毫不怯懦，永不退缩。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巨人，毫不犹豫地挺枪拍马冲过去;他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不顾一切的提矛杀去;他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纵马大加杀戳。他跟比斯盖人进行恶战，跟杨维斯人进行搏斗; 他为一个被曾经诱她的人无情抛弃的女人，而和抛弃她的人进行决斗; 他甚至敢单枪匹马面对一头凶猛的狮子而毫无畏惧之心。 总之，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 总结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点，又有严肃认真的思考; 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 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 二、、堂吉诃德形象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可从两方面来看： (一)、堂吉诃德的形象彻底完成了作者赋予其的打倒骑士文学和骑士制度的使命。 13世纪，骑士小说在欧洲颇为流行。到了16世纪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没有它的市场了，可是在西班牙仍然大量兜售，而且泛滥成灾。这种小说结构千篇一律，情节荒诞离奇，都是虚构一个英勇无比的骑士，经历数不清的惊险遭遇，遇上说不清的爱情纠葛，为国王、贵族去拼命，而最后总能大获全胜。宫廷和教会利用这种文学，鼓吹骑士的荣誉与骄傲，鼓励人们发扬骑士精神，维护封建统治，去建立世界霸权，而许多人也沉湎在这种小说中不能自拔。 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塞万提斯亲身体会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给西班牙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因此他憎恨骑士制度和美化这一制度的骑士文学。他要唤醒人们不再吸食这种麻醉人的鸦片，从脱离现实的梦幻中解放出来。塞万提斯曾一再宣告自己的创作动机是要“攻击骑士小说”，“要扫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影响”，“把骑士小说那一套扫除干净”。 作者正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一典型形象，通过描写堂吉诃德的荒唐行径，以及他屡屡碰壁、事事失败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骑士的长矛、甲胄已经进了历史陈列馆，逆时代车轮而行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作者利用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无情地嘲笑和抨击了腐朽荒唐的骑士制度和流行的骑士小说，指出它对人的毒害，从而给骑士小说以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它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自《堂吉诃德》问世以后，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便销声匿迹了。 (二)、堂吉诃德身上寄托了作者人文主义的理想，体现出了其时代意义。 《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产生在“文艺复兴”这一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里，它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通过主人公堂吉诃德的行为、或借了他的口传达出来，也就是说，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灌注到主人公堂吉诃德身上了。 1、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反对封建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基本上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的代表作品都表现出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是这样。反对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实质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反对贵族特权，反对那些倒行逆施、不合时代潮流的行为。塞万提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无情地嘲弄和抨击了这些行径，扫荡了这些毒害人们的思想，加速了骑士小说的消灭。正是堂吉诃德形象的巨大成功，才取得甚至超出作者预想的效果。 2、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反对专横残暴，追求自由平等。堂吉诃德同情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痛恨专制残暴，向往自由，把维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消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理想。他诅咒他的时代是“万恶的时代”，“世风日下，邪恶横行”; 他主张“一切东西都平等”，认为“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他放走苦役犯是因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 他还认为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是暂时的，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他尊敬妇女，主张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 他赞扬巴西琉追求爱情的勇敢和机智。这些都表达了人文主义者的心声。 堂吉诃德对自由、对平等、对爱情、对司法制度，甚至对文学艺术都有新的人文主义见解。在他的荒唐行为中潜藏着高贵合理的因素，使人觉得他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这也正是读者所喜欢他，同情他的重要原因。 3、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小说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世纪，封建阶级和教会别有用心地漠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们的作品滥用梦幻、象征等神秘主义手法，歌颂上帝和天堂。由于“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人文主义作家否定了中世纪不重视活生生的现实而重视虚无的天国的荒谬。他们热爱现实生活，深入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人文主义文学表现了丰富多彩的人间生活，揭示了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塞万提斯认为文学应是“人生的镜鉴”，“只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2)《堂吉诃德》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 小说围绕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随着他的行踪所及，以及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真实地反映了16至17世纪初西班牙广阔的社会生活，暴露了封建制度下各种丑恶与腐朽，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小说出现过店老板、妓女、囚犯、公爵、闺秀、农妇、商贩、仆人、牧师、公差、理发匠和牧童等各式人物。从田野到森林，从农村到城市，从客店到城堡，从陆地到海岛，我们可以饱览西班牙的城乡风光和人民的风俗习惯。作家把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进行对比：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豪华奢侈，贵族子弟倚仗权势，强占民女; 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的农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从而批判了迫害人的封建制度。《堂吉诃德》通过具体，生动的描绘，真实地反映了西班牙王国已经百孔千疮，不可救药的政治局面。 堂吉诃德游侠冒险的思想基础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希望出现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但现实社会却是“多灾多难的时世”。所以他立志改变这种丑恶的现实，决心“解救一切苦难，经历一切危险”，于是我们见到了这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堂吉诃德。 三、、最后，谈谈关于对堂吉诃德形象的不同认识与理解的问题。 堂吉诃德的性格是如此的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对他可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堂吉诃德》刚出版时，人们只把它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一个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它最早受到重视是在17世纪的英国，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指出，这个人物虽然可笑，但同时又叫人同情和尊敬；到了18世纪，法国人则把这个西班牙骑士改装成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到了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既可笑又可悲 记得采纳哈
1547年9月26日，西班牙最伟大的小说家塞万提斯诞生于马德里附近的一个小城镇阿尔加拉·台·艾那瑞斯。 ■最走时运的青年时代 塞万提斯的全名叫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他的父亲虽然是一个贫穷的游方郎中，但医术却很精湛。这位常年走南闯北的医生阅历非常丰富，深深体验到知识对一个人的重要，因此在给一些有藏书的富人看病时，都要借许多书带回家给儿子看。在少年时代就十分聪慧的塞万提斯读书之快，常让他的父亲大感惊讶，为了能让儿子读到更多的书，他再去给那些有书人家看病时就把儿子带上，他在屋里给人家看病，让儿子在门外看人家的书。 塞万提斯十三四岁时，就以读书最多而闻名于他们那个小城镇。大量的读书使塞万提斯有了创作的冲动和灵感，他慢慢开始学习写作诗歌。不久他写的诗歌就在他们那个小城镇里到处流传，以至于他的父亲独自一人去给人家看病时，人家就会问他：“啊，我们的诗人呢？” 1566年，塞万提斯一家来到马德里定居。没有多长时间，塞万提斯就以自己横溢的文学才华在马德里崭露诗名。当时在马德里享有盛名的人文主义学者胡安·洛贝斯·台·沃约斯读到塞万提斯的诗以后，亲自登门拜访，并把这位年仅19岁的青年招进自己开办的学校里学习。在这所学校里，塞万提斯的知识得到了最大的充实，并在沃约斯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写出了许多优美的诗篇，被传诵一时。 突然有一天，走出家门的塞万提斯看到一辆豪华的马车停在门前，生性诙谐的他随口开了一句玩笑：“是请我去参加宫廷的宴会吗？”不料马车夫却恭恭敬敬地说：“不，先生，是尊贵的大主教请你到他那儿去！”原来，西班牙大主教非常欣赏塞万提斯的诗篇。从此以后，塞万提斯经常到大主教那里走动，得到大主教的特别赏识。 1569年冬天，塞万提斯作为西班牙大主教的一名侍从，随从大主教来到意大利罗马。在陪同大主教游历意大利许多文化名城时，塞万提斯写下了很多赞美意大利的诗篇。罗马大主教胡里奥·夸维瓦看到这些诗篇之后，对塞万提斯大加称赞，于是西班牙大主教就把塞万提斯推荐给他当一名侍从。在罗马，塞万提斯因大主教夸维瓦的赏识，而遭到其他侍从的嫉妒和诬陷。不久，在夸维瓦的斡旋下，塞万提斯于1570年加入了西班牙驻意大利的军队，当了一名普通士兵。在当时，这对塞万提斯来说确是一件好事，因为当时西班牙人普遍认为，在意大利参加为王室效忠的军队，是一条通向荣华富贵的道路。 ■时运乖蹇，从战士到囚徒 16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正处于鼎盛时期。1571年，著名的雷邦多海战爆发时，西班牙在欧洲仍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1571年5月，威尼斯和罗马结成同盟，开始对向欧洲大举侵犯的伊斯兰教国家展开了历时三年的战争。当时西班牙负责提供东征的一半费用，并帮助威尼斯开辟在东部被土耳其海军封锁的航道。西班牙国王的弟弟堂胡安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统辖着由西班牙和威尼斯组成的联合舰队，于1571年10月7日向驻扎在雷邦多海湾的土耳其舰队发起进攻。 当时塞万提斯就在“侯爵夫人”号战舰上，他正发着高烧。等交战的炮声打响以后，塞万提斯一下子冲出船舱，跑到舰长面前要求参加战斗。舰长和同伴都让他回船舱里休息，但他态度坚决地表示，他宁愿为国王战死也不愿当怕死鬼躲进船舱。舰长只好给了他12名枪手和一条大皮艇，让他随时准备向正靠近他们的敌舰冲过去。终于，塞万提斯和12名枪手冲上了敌舰，在面对面的拼杀中，塞万提斯的胸部和左手都受了伤，但他仍然继续战斗，直到联合舰队取得胜利了，他还浑身是血地挥舞着武器在敌人的舰船奔跑。这场海战使塞万提斯的左手残废了，在联合舰队里，人们把他称为“雷邦多”的独臂英雄。 1575年，28岁的塞万提斯请假回国探亲，堂胡安分别给国王和侯爵德·塞萨写了推荐他的亲笔信。塞万提斯带着两封信，于9月20日乘“太阳号”帆船返回祖国。当他们经过法国的马赛海岸时，突然遭到柏柏尔族人的三只海盗船的袭击。虽然“太阳号”船员们奋力搏斗，但最终船长被杀，船上所有的人都被海盗掳到阿尔及尔。塞万提斯身上的那两封本可以使他前途无量的推荐信，使他受尽了折磨。海盗们认定了他是贵族，向他索要巨额赎金，并且为防止这个“有钱人”逃跑，而给他戴上了脚镣和手铐。因为塞万提斯家无法筹措到巨额赎金，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尔被囚禁了5年，直到1580年，他才被教士赎得自由。 然而，获得自由的塞万提斯回到马德里之后，很快就陷入了生活艰辛的困境里。因为5年前的辉煌战功早已被人遗忘，那两封推荐信给他的憧憬也早已化为泡影。他的家庭也因为了赎他而债务累累，他自己也因左手残废而找不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他只好又捡起扔下多年的笔开始写起小说来。 ■塞万提斯就是堂吉诃德 时运乖蹇的塞万提斯一直在贫苦中挣扎，而且还由于种种原因数度入狱，但每次都能很快证明他是清白的。在参考资料《知识就是力量》
堂吉诃德的形象是复杂而矛盾的，他一会是荒诞不经的梦想家，一会又成了真理与正义的捍卫者，有时候他既可笑又可怜，有时候却既伟大又崇高。堂吉诃德的性格是崇高性格与滑稽性格的二重组合。在非骑士的时代，堂吉诃德却以一个骑士的身份出现，注定了他性格中的滑稽因素。堂吉诃德虽然想维护正义，保护被压迫者，但他做出来的却是非正义的行为，反而使他所拯救的人受害。但是，堂吉诃德还有丰富的崇高性格因素。他身上存在着一种伟大的信仰一种超越常人的意愿而献身于他人的伟大精神，体现了崇高道德原则、正义感和无畏的精神，是一个热情的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者。
1、从内部摧毁了以教宗为首的罗马教会作为精神权威存在的传统根基。这在破除罗马教会对文化垄断权的同时，也奠定了德国语文的基础和规范。
2、1519年，马丁·路德在莱比锡参加神学论战，否认教宗的权力，说是没有教宗，教会也能存在。他点燃的宗教改革之火，在德国有了燎原之势，犹如耶稣所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3、支持了当时德意志各邦民族主义对罗马的反抗，得到了北部各邦诸侯和民众广泛的拥护和保护，在萨克森选帝侯的庇护下隐居于黑森-图林根交界的瓦尔特堡（Wartburg），从而首先把《圣经》从希腊文译成高地德语印行。
扩展资料：
背景
马丁·路德在大学中学习法律的同时，接受了当时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想。此后又研究神学，1508年起，在维滕贝格大学担任神学教授。曾经周游各地，到过罗马，耳闻目睹罗马教廷和教会的腐败黑暗，产生了改良教会的思想。罗马教会宣扬，人死后灵魂要想升入天堂，必须由教士履行宗教仪式。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九十五条论纲
高中历史必修3有意义
论纲的意义在于对天主教关于只要通过教会和教皇才能赎罪的说教予以公开的否定，这无疑是对天主教的一个沉重打击。在当时德国社会矛盾极端尖锐的形式下，各阶层矛头都指向罗马天主教会，所以路德的论纲就是在全德放出的闪电，并成为席卷一切等级而震撼整个德国的信号，引起整个德国都投入运动，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
1520年，马丁•路德先后发表3篇文章：《致基督教贵族公开信》、《教会的巴比仑之囚》和《论基督徒的自由》，阐述了自己的神学观点及与此相适应的组织原则和礼仪规定，为路德宗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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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塔大课堂第二十八课观后感心得1
10月16日下午，一场郭永怀精神研讨会在荣成举行，郭永怀曾工作过的单位领导，郭永怀的部分学生、亲属，共同就郭永怀精神内涵进行交流研讨，更好发扬郭永怀的精神。
郭永怀，似他的名字般永远令人怀念。在列强对新中国进行露骨的核威胁之下，在国家三年自然灾害“一穷二白”的经济困难局面下，在新中国下决心研制原子弹的自力更生精神感召下，草原的每一棵草、每一朵云、每一片蓝天都见证了那段绝密且令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历史，见证了郭永怀以生命为代价投身祖国核事业的无悔追求。
在致力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8年多时间里，从原子弹到氢弹再到导弹核武器，郭永怀究竟倾注了多少心血和汗水，恐怕没人说得清楚。然而，郭永怀在生前谈及这些，经常挂在嘴边的却是这样的话：“作为新中国的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特别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是希望自己的祖国早一天强大起来，永远不再受人欺侮。中国强大了，在世界事务中就会发挥更大作用??”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已经被郭永怀等人铸就成一座历史丰碑。
缅怀，是为了更好地激励。斯人已去，精神永驻。
“叔父给我们留下了无限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承他爱祖国、爱学习、爱科学的精神，为国家效劳，为人民作出贡献。”郭永怀侄女郭淑娥说。
王瑾是一名陈列馆的讲解员，看着修缮后的陈列馆，她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她说，作为郭永怀先进 事迹 讲解员，今后会挖掘更多素材、更加深入学习领会郭永怀的精神，通过富含情感的讲解，让更多人全方位认识郭永怀、学习郭永怀。
大无畏的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当前正在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荣成来说，汲取郭永怀身上的精神动力迫在眉睫。
战争年代，荣成走出了100多位将军，为全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如今，这里已成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前三季度，荣成全市预计完成生产总值840亿元，同比增长8%，主要经济指标在全市名列前茅，实现由“速度经济”向“素质经济”的蜕变，由“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跃升。
永怀精神，常学常新。郭永怀的精神，鼓舞和激励着67万荣成人民在扎实推进创新发展、努力争当走在前列排头兵的征程上不断超越。
1958年1月，郭永怀出任《力学学报》主编。1957年，钱伟长被打成右派。郭永怀了解钱伟长的学术功力，仍然请他任编委。一次，一位知名教授向学报投稿，钱伟长发现其论文中竟有51个基本错误，提出不宜发表。那位教授向编委会提出“左派教授的 文章 不许右派教授审查”，对此郭永怀不屑一顾，他说：“我们相信钱伟长的意见是正确的，这和左、右无关。”
1958年， 教育 界开展 “教育革命”，教学、科研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运动中也出现了“左”倾倾向。有些人通过向空中扔十字架用库达儒可夫斯基定理不好解释，就认为这个定理不对了;通过观察荷叶上的水滴可自由运动，就说NS方程的边界条件是不对的;通过当时设计部门说，飞机的阻力现在还不能用边界层理论算，就认为边界层理论没用。他们请来郭永怀，想让他赞同这些“新发现”，不料郭永怀说：“我常想，一个新发现，要推翻什么东西，应该有以下工作。第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你们说的问题，没有经过慎重的思考，只看到了表皮现象，就做结论。第二，要有真正的胆识，敢于做研究。你们对荷叶是很有胆量，但不是科学的胆识。第三，要有毅力，可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要有非搞清楚不算完的毅力，你们不是这样，是凭一时的热情冲动。”
灯塔大课堂第二十八课观后感心得2
郭永怀，1909年出生于山东荣成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放牛拾柴，因家境贫寒9岁才上学，先后在石岛镇明德小学、青岛大学附中就读。他成绩一直拔尖，受到校方特殊对待和奖励，初中 毕业 后考上了南开大学预科理工班。一个农民的孩子能够走上这样一条道路，在当时社会极为罕见，因此他特别珍惜学习的机会，于1933年又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后，他被着名光学专家饶毓泰留作助手和研究生。
1937年，卢沟桥炮声响起后，郭永怀与北大师生们一起南迁，历尽艰苦跋涉到达昆明，在新建的西南联大改学航空工程。1939年，他考上了中英“庚子赔款” 留学 生。在上海登船前，他发现领到的护照竟是由日本政府所签发，怒不可遏，毅然放弃这次机会。八个月后，郭永怀接到加拿大的留学通知，进入多伦多大学。他只用半年就取得了数学硕士学位，接着便选择了空气动力学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因导师认为这一课题难解，他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向航空大师冯·卡门请教，并与在那里学习的钱学森、钱伟长等结为好友。1945年，郭永怀获得博士学位后，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不久就担任了副教授、教授。
1956年，郭永怀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携全家回到祖国。经先期回国的钱学森推荐，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在回国后的12年间，一直追求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稿酬作为党费上交，并将从国外带回的电动计算机、排风扇交给公家使用。
1960年，中央决定自行研制核武器后，105位科学家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科研群体。郭永怀担任了九院的副院长，主管力学部分，并负责武器化的设计指导。1963年，他与科研队伍迁往青海新建的基地，在恶劣自然条件下经常风餐露宿，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动力难题，被戏称为核研究领域的“叁尊大菩萨”之一(另两尊是理论、试验部门的负责人)。
20世纪64年10月和翌年5月，我国第一、第二枚塬子弹先后爆炸试验成功，周总理、邓先圣专门为郭永怀等科学家摆了庆功宴。1965年以后，郭永怀在参与氢弹研制的同时，又参加了人造卫星的设计。与此同时，为了完成援外任务，他还担任研制一种单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的总设计师，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奇迹般地制成了这种超低空的地空导弹。
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试验基地赴北京汇报。飞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他不幸遇难，时年59岁。同年12月25日，国家内务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灯塔大课堂第二十八课观后感心得3
郭永怀(1909年4月4日—1968年12月5日)，男，山东荣成人，中共党员。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长期从事航空工程研究，发现了上临界马赫数，发展了奇异摄动理论中的变形坐标法，担负了国防科学研究的业务领导工作，为发展导弹、核弹与卫星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99年，郭永怀先生被授予“两弹一星荣誉勋章”，是该群体中唯一一位获得“烈士”称号的科学家。
一个人的生命由太多太多的10秒组成，有人也许打一个懒洋洋的哈欠，10秒钟就倏忽而过。有的人却在10秒钟内完成一个惊天动地的动作，呈现出一种顶天立地的姿势，从而得到永生。
他太累了，可有太多太多的工作需要去做。1968年12月4日，他又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时间比什么都重要，他决定立即将这一大好消息汇报给领导，于当晚从青海基地飞到北京。有同事劝他：“晚上不安全，您就明天去吧。”他笑笑说：“晚上好，睡一觉就到了。”尽管累，可他不愿耽误哪怕一分一秒，他要把征途当旅途。
他就是中国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郭永怀。坐车到了兰州，在兰州换乘飞机的间隙里，他还不忘抓紧时间听取了课题组人员的情况汇报。
晚上10点多钟，他登上了飞机。“有什么事叫醒我。”登机后，郭永怀对警卫员牟方东吩咐一句，就沉沉睡去。他睡得很香，因为在他看来，争取了这么一个晚上，换来一个白天，又可以做好多事情。
那晚，天气很好，飞行一路顺利。已有晨曦从舷窗中透了进来，飞机快到北京了，警卫员轻轻摇醒了他。好久没有睡上这样一个安稳觉了，郭永怀觉得神清气爽。
这里将镜头切换一下：1968年12月5日的凌晨6点左右，首都机场响起一阵惊天动地的轰响，随后一个巨大的火球和浓浓黑烟直冲云霄!一架小型飞机一头扎在了首都机场附近的玉米地里!
飞机残骸散落得到处都是，一共有13人不幸遇难，烧焦的尸体散落一地。救援的士兵们发现，在烧焦的尸体中，竟然有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尽管已看不清面目，但抱在一起的他们，如亿万年形成的煤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人们仿佛看到了那赫赫的照耀世界的光明!又宛然划过浩渺长空不可燃尽的陨石，是那样坚硬而内涵丰饶!是的，这紧紧抱在一起的，就是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牟方东。
原来，飞机到了首都机场上空，开始徐徐降落，起落架落下，2000米、1000米、500米……然而，当飞机降到400米左右的高度时，飞机突然失去了平衡，开始垂直坠落。飞机从400米高空坠落到地面的时间大约不到10秒，而就在这一瞬间，郭永怀猛地站起身来，紧紧抱住了站在身边的警卫员。
郭永怀为什么要和警卫员抱在一起呢?随着士兵们艰难地将两具尸体分开，人们惊奇地发现，在他们的胸部之间，有一个皮质的公文包，虽然有点烧损，但是在两个人相拥的身体的保护下依然完整，将公文包打开后：一份热核导弹试验数据文件完好无损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人们不能明白：在10秒钟内能做什么?可郭永怀却保住了这份文件。解释也许只有一个，这就是郭永怀始终将那个公文包，如同生命一样放在靠近心的部位，连睡觉时也不曾移动位置。他的心是一颗忠于人民的心，大忠才能有大智，大智也就有大勇!
是的，郭永怀一直对人民忠心耿耿，研究基地位于海拔3800多米的高原地区，气候变化无常，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摄氏度。别说飞鸟，试验现场荒凉得寸草不生。加上缺氧和当时物质匮乏，许多研究人员都营养不良及高原浮肿。身为领导的郭永怀更是知道肩上的责任重大，常常是废寝忘食地工作，50岁不到时，消瘦的他已是满头白发。他着实太累了，没想到为了节约时间，却使得他永远没有了为人民工作的时间。
失事时郭永怀59岁，他不幸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失声痛哭!他亲如兄弟，永远的“大师哥”钱学森得知这一消息，也不禁号啕大哭，一连几天如梦魇缠身!
因为郭永怀的大忠及大智大勇，完好地保住了文件，在他牺牲后的22天，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获得成功;两年后的1970年4月24日，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不能安全着地，就以10秒钟来获得永生!烧焦的是肉体，烧不焦的是精神，郭永怀的精神永远不倒，其已化作世界的中流砥柱，永远矗立在人们心中!
灯塔大课堂第二十八课观后感心得4
1965年，郭永怀曾经讲过:“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衷心希望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来鼓舞全世界革命人民。”他为实现这个宏伟的目标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他肩负着发展我国近代力学和尖端科学事业的重任，郭永怀始终有一种紧迫感。因此，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他的工作日程表永远是排得满满的，力学所和有关单位的业务问题，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大批文件和科研 报告 需要他处理。他从不午休，晚上经常工作到深夜;他没有节假日，不是照样到所里上班，就是在家里埋头书案，博览群书。正因为他无休无止地追求着新的知识，所以对国际上近代力学和尖端技术发展的新动向总是了如指掌，对各种复杂的课题总能做具体入微的指导。在国外，他有过一些业余 爱好 :喜欢 集邮 ，对于音乐有很高的鉴赏力，回国后，由于工作繁忙，就很难得有时间去过问他珍藏的邮集或欣赏优美的乐曲了。
他自己勤奋，也希望别人勤奋。他时常用自己的亲身体会告诫青年:“天才是没有用的，关键在于刻苦学习。学问是无止境的，只有下苦功夫才能占领科学堡垒。”他还用牛顿与鸡骨头的 故事 教育过大家，要大家用一股“傻劲”去学习、工作。言传身教，使他周围的同志们深受感染，而他的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也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在学术问题上，郭永怀以严谨著称，从不容许含糊其辞、模棱两可，更不容许草率从事，滥竽充数。他毕生发表的科学论文为数不多，但每篇都有一定的份量和价值;在发表之前，他总要反复核实，斟字酌句，非常慎重。回国以后，为了教学的需要，也为了系统介绍国外流体力学的经典著作，他亲自动手翻译普朗特著的《流体力学概论》(1952年版)，他给自己提出了信、达、雅的高要求;为了使译著准确流畅，他反复对照了德文原版和英文译本，和有关同志商讨了数十次;对原书疏漏之处，还加上了注释。这样，前后历时8年，直至他牺牲后才正式出版。这本高水平的译著出版之后，连续印刷两次，畅销海内外，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在指导科研工作的过程中，他要求制订 工作计划 时必须有指标，有进度，而且切实可行，如果空洞无物或言过其实就要退回重新制订;对于学术报告，他要求论点鲜明，论据充足，在一定条件下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学术讨论中，他绝不放过一个细微的错误。有一次一个青年同志在报告工作时，需要画一条湍流情形下的速度分布曲线，就随便画了一条。郭永怀立即指出，它不能反映湍流的特点，要这位青年同志纠正过来。
他生前兼任《力学学报》主编，审稿时严格把关，不分亲疏也不看投稿人“来头”大小，一律秉公办理。有一次对力学界一位权威的来稿发生了分歧，审稿者提出了肯定的意见，有一位青年人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此郭永怀特意组织了一次学术讨论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结果发现基本方程有误，郭永怀就坚决支持了这位素不相识的“小人物”的意见。1963年，力学学报编辑部接到一封对一篇论文持有歧见的批评信，而论文作者是在郭永怀指导下工作的两位青年。郭永怀仔细地看了来信，并让两位作者认真考虑别人的观点，给予答复。他说:“我主张发表论文，就是为了进行学术交流，以期引起讨论。别人的批评意见，只能使我们对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
郭永怀为人实事求是，他从不人云亦云，一旦发现真理不在自己这一边，却能及时修正错误。郭永怀对人严格，一丝不苟，但却平易近人。有时，即使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但客观上难以实现，他也会及时收回。有一次，他要一个实验室进行风洞湍流度的测试工作，当他发现国内电子仪器信噪比比较低，一时无法进行这项工作时，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他曾不止一次地对青年们说:“我给你们提的建议看法仅供你们参考，不一定按我的办法做，一切要经过实践的检验。”正因为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虚怀若谷，不以势压人，所以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更高了。
他是我们华夏的英雄，因为有他的存在而多了一束曙光!
灯塔大课堂第二十八课观后感心得5
郭永利，男，2003年6月毕业于榆林学院，一直在府谷县马川学校任教。从参加工作至今，坚持教书育人，为人师表，以一份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和政治使命精心爱教。能时刻保持自己的选进性，克人先克己，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履行教师职责，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进取精神，勇于创新时刻以陶行知先生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 名言 来鞭策自己。
一、不断学习、积极向上
郭老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以来，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时时以一个优秀教师的标准要求自己，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坚持出满勤，干满点，从不迟到早退。以校为家，热爱学生、团结同志，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在多年的教育教学中，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业务素养，提高自己的教学认识水平，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工作要求，在教学中不错过任何一个可以提升自身业务素质的机会，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积极参加师德师风建设活动，向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学习，并认真写 心得体会 。工作期间，经常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教育学生做人要自立自强，诚实守信，为人正直;在学习上要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待人要宽厚，做事要有责任心;在生活上要勤劳节俭，生活俭朴。经常
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集体，做一个社会主义合格的接班人。
二、认真教学，潜心教研。
郭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研究教材教法，研究新课程标准，注重多方位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学习习惯，对工作讲求实效，对学生因材施教。备课时，精心设计环节，努力钻研教材，上网查阅资料，了解学生特点，做了大量的课前准备工作，做到备教材，备学生，备资源，结合课堂实际运用课件配合教学。课堂上给学生畅所欲言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做课堂的主人，他很注重培优扶差的工作，对于后进生，我总是给予特殊的照顾，在课堂上多提问，多巡视，多辅导，对他们的点滴进步给予大力的表扬;课后多找他们谈心、交朋友，树立起他们的信心和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及时对学生给予指导和帮助，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他们健康成长。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近几年来，无论是教学还是教研，无论是纪律还是成绩方面郭老师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普遍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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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治疗近视的手术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角膜屈光手术，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近视激光手术；价格四五千到一两万不等，另一种是晶状体屈光手术，包括有晶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手术（即ICL植入术）和透明晶状体置换手术价格一般是三万多。只有通过术前检查了才知道你能选择哪几种手术方式。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并不是越贵越好。
"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创建于2011年，2012年5月12日正式运行，是江西省唯一一所融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为一体的省直三级公立非营利性眼科专科医院，与南昌大学眼视光学院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经江西省科技厅等部门批准的江西省眼科学与视觉科学研究所、江西省眼科学重点实验室、南昌大学眼科研究所落户我院。 医院坐落在有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和英雄城美誉的江西省南昌市,执业地点为八一大道463号,毗邻八一广场，建筑面积1万余平方米。开放床位120张，拥有全省首台德国蔡司VisuMax全飞秒激光手术系统、Lumera700手术显微镜、Retcam3小儿眼底广域成像系统、欧宝全景眼底成像仪、海德堡激光眼底造影仪、共聚焦角膜激光显微镜和美国爱尔康超乳、玻切激光一体机等省内一流设备。 人才荟萃。现有员工149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26人，高级职称18人，博士8人，硕士41人。拥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人，二级教授1人，2人入选“赣鄱英才555工程”，“赣江学者”特聘教授2人，江西省卫计委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人，《中华眼科杂志》编委、通讯编委各1人。医院名誉院长为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同仁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宁利教授,以及厦门大学医学院院长、厦门眼科中心主任刘祖国教授。聘请北京协和医院原眼科主任、博士生导师董方田教授为首席专家、美国迈阿密大学温荣、美国波士顿大学宫海燕等10余名享誉海内外的专家为客座或兼职教授。 专科特色凸显。设有眼眶病、眼整形与泪道病科、眼外伤科、儿童眼科、斜视弱视科、白内障科、角膜病科、青光眼科、眼表病科、中医眼科、眼底病科、视网膜遗传眼科、屈光科、低视力及视觉康复科、神经眼科、整形美容科等15个临床科室及功能检查科、病理科、检验科3个医技科室。眼底病、眼眶病、眼整形与泪道病、青光眼、屈光诊治等技术水平省内领先、国内有影响。我院为国家药物临床试验单位、江西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江西省眼科医生培训基地、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与实践单位。江西省视光学学会挂靠医院。 医疗技术精湛。医院获批开展三、四级内镜诊疗技术，率先在全省开展突破传统禁区内镜微创手术摘除眶尖肿瘤、飞秒激光近视手术，开展间接检眼镜下激光凝治疗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眼眶骨纤维增生症、神经纤维瘤病的手术治疗,以及复杂性眼外伤的综合处置、微创超声乳化联合玻切、角膜内皮移植等技术。白内障手术年龄跨度从4个月到103岁，手术例数3万余人次。 教学成绩突出。拥有眼视光学、眼科学、定配和显微眼科4个实验室，2个同步视频传输示教室。有博士生导师5人，硕士生导师19人，是南昌大学博士、硕士、本科生培养单位，学院教学与科研平台建设已列入南昌大学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计划。承担临床医学和视光学2个专业3个方向的本科理论和实践教学任务，其中，临床医学专业设有眼视光学、卓越医师班（眼科）2个方向。还承担了研究生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临床教学任务。 科研成果丰硕。拥有层流细胞培养室、病理室、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电生理实验室、眼科显微手术操作室和基因遗传6个研究室，是江西省第一个设备先进、技术成熟、基础研究与临床应用紧密结合的眼科领域研究开发平台。现承担各级各类课题40多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项，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1篇，其中SCI 11篇。举办《第三届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眼整形眼眶病学术会》等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5项，省级7项。 防盲效果明显。是江西省“光明·微笑”工程、江西省贫困家庭儿童眼病慈善救助活动、江西省白内障复明工程、中央财政支持PNT无创治疗青光眼防盲治盲救助行动定点医院，国家卫计委“2014年全国成人盲和视觉损伤九省市流行病学抽样调查”项目负责单位之一，江西省唯一一所红十字眼库及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眼库。已完成“光明·微笑”工程手术800多例、免费救治300余名贫困儿童、白内障复明工程手术近200例,对6600余例50岁以上人群进行了眼病流行病学调查，受到国家和省卫计委好评。 就医就诊便捷。为省本级医保、省级新农合、异地就医和南昌市城镇（居民）医保定点医院，开展“直补”工作，各类医保患者医药费用报销方便、快捷。医院坚持无假日,24小时开诊，门诊设立一站式便民服务台，搭建了窗口、诊间、网络、电话、微信等多渠道预约方式。 医院将始终践行“公立公益、服务光明”办院宗旨，秉承“明眸明德，仁心仁术”的院训精神，同心同德，励精图治，努力将医院建成区域现代眼科医疗和科研中心，为保护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眼健康和生活质量不断做出新的贡献。（数据截止时间2015年11月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