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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贵钱贱对1843-1856年中国外贸的影响》，《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2期。《1840-1849年的清朝财政》，《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2年第2、3期连载。《铜钱小史》，《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甲午战后清朝财政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中国会党史研究的历史回顾》，《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萍浏醴起义与洪江会》，《史林》1988年第1期。《塞防海防与清朝财政》，《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19世纪60-90年代清朝财政结构的变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清末内债的举借及其后果》，《学术月刊》1997年第3期。《“朱九涛考”补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青莲教的源流及其与天地会的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早期青帮的起源和性质》，《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从陈宝琛论清流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从官制改革到丁未政潮》，《江海学刊》1988年第4期。《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京华史迹揽胜》，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法华古寺话风云》，《京华史迹揽胜》，文物出版社2008年出版。《一贯道前期历史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7月版。《辛亥革命与游民社会》，《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收入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中华书局1994年3月版。《开埠初期上海游民社会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关于清代厘金创始的考订》，《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清末〈各省厘金创办年月及人名表〉的订正与评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关于上海历史教科书问题——对北京几位历史学家批评的回应》，《开放时代》2009年第1期。《国民性认识与孙中山的民权道路》，《中山思想、多元文化与公民社会》，台北国父纪念馆丛书，2008年12月版。《论孙中山民主理论的发展》，《孙中山与现代文明》，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辛亥革命时期的“江苏统一”——兼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苏沪行政关系》，《史林》2002年增刊，并收入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辛亥革命与20世纪的中国》，中华书局2002年版。《己亥建储与义和团运动》，《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义和团兴起初嘉祥县的民教冲突形态研究》，《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收入义和团运动与华北社会暨直隶总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义和团运动·华北社会·直隶总督》，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版。《晚清财政与经济变迁》，《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风雨八十载——魏建猷传》，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十大历史学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389页。《纵观金融历史风云，把握市场经济脉动——“20世纪的上海金融”读后》，《近代中国》第十五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民国时期一个文坛巨子乩笔下的灵界》，《民间宗教》第1期，台湾民间宗教研究室编，1995年，第37～56页。《清代天地会的钱币与鉴别》，《中国钱币》1999年第3期。
1.论唐圭璋对常州词派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南京师大学报》2012年第1期2.晚清、民国词风演进历程及其反思 《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3.《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6期（论点转摘）4.论中国传统词学的现代化进程 《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5.论清代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的离合关系 《文学遗产》2011年第6期6.民国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新华文摘》2011年第2期（全文转载）7.清初词派与词风演进研究的新探索 《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8.清词研究的新地标 《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9.从王昶词学思想看中期浙派的新变 《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10.“苏李之争”：词功能嬗变的迷局与词学家的困惑 《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文学遗产》网络版2009年第2期“论文选萃”收录11.论陈廷焯的词学思想以及对常州词派的理论贡献 《词学》19辑12.论明代的明词批评 《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5期13.论晚清词坛“浙”、“常”两派的共存与交融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14.豪士 侠客 文人——晚清词学大家周济 《文史知识》 2007年第10期15.陈子龙词研究述略 《词学》18辑16.论焦循阴阳平衡的词学观 《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3期17.周济词学论著考略 《词学》16辑18.论传播媒介对词学研究的影响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5年第2期19.论宋翔凤词学思想及其意义 《复旦学报》2005年第3期20.论梁启超词学思想及其对词学现代化转换的意义 《上海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1.论胡适对苏辛词的偏爱 《中国韵文学刊》2005年 第1期22.论董士锡的词学思想及其在常州词派发展中的作用 《词学》15辑23.胡适词史观探论 《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1期24.论常州词派与常州学派之关系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21辑25.论鹿潭词的感伤特质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26.论黄庭坚情词 《江西社会科学》 2001年第2期27.论黄庭坚的创作理想及其渊源 《江西社会科学》 1994年第11期28.论黄庭坚创新意识及其文学史意义 《宁波师院学报》 1993年第3期奖项：1.《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获第五届“夏承焘词学奖”一等奖、上海市（2004—2005）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2.《明清词研究史稿》为丛书《中国历代词研究史稿》之一种（共5种），该丛书获第二十二次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在研课题：1.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重点课题：王昶《春融堂集》整理2.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民国词与词学研究；2007.06-2010.06.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近代社会转型与清末民初词的流变研究；2009.11-2012.11.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ofard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3.1930）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T.Rowe,Hankow:Commerceand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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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1912年-1949年)清朝晚期（1840年—1911年）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一生除旧布新，锐意改革，其五育并举、教授治校、教育独立等思想均流传深远，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语）这是对蔡先生的光辉一生的高度概括从清末的翰林到出国留学，蔡元培不仅具备了坚实的中国文化根底，同时对西方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痛切地认识到中国旧的封建教育制度对人才的扼杀，对科举制的余毒深恶痛绝，提出将教育的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认为新教育“当解放个人之束缚，而一任其自由发展。”（《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在他看来，教育之目的在于健全人格，这也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教育的目标之所在。他在《一九零零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中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这个思想贯穿到他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和实践中去。一、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五育并举，首倡于蔡元培于1912年2月11日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发表的著名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与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针锋相对，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五项教育。这五项统统不可偏废，并且是相辅相成，相融相通的。前三者为隶属政治之教育，后两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而蔡元培尤其注重后两者，他曾说惟世界观、美育“鄙人尤所注重”（《蔡元培美学文选》）在我们这里着重谈谈美感教育。美感教育即美育。它不仅仅包括绘画、雕刻、建筑等方面，而“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所在包”，所以说这是一种广义的“大美育观”。它与上述所说的人格教育密切，人格教育强调教育是对人的教育，是对人的全面的、健全的人格进行培养和塑造，这本身也是美育的方向和前提。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原理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美育论集》）他认为，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这种感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只有美感教育能够使人脱离杂念，脱离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与造物为友。因此，这种教育的目是在于超越现实利害，架起进入绝对自由的观念世界之桥梁。由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以美育代宗教”，即是反对愚昧和蒙昧，提倡自由和理性，使人的感情变得纯正健康。他认为，“美育是进步的，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其有界表现在不仅教类众多，各教又有派别之分，而这些弊端为美育所无。宗教不能代美育，因为“宗教上的美育材料有限制，而美育无限制，美育应该绝对地自由，以调养人的感情。”（《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认为，美育只有从宗教的束缚中独立出来，超逸现世之观念，才能起到陶养情感的作用。可以保留宗教中美育的价值，但却不能用宗教来代替美育。在他看来，美育在五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可以说，“五四”后被教育界普遍接受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美育一项实由蔡元培所首倡。二、坚持教育独立思想所谓教育独立是指教育超然于政党，超然于教会，蔡元培在1922年3月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中即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独立的思想。他认为教育是他主张“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之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排斥宗教势力介入教育等等。这也反映了当时国内教育界要求独立自办教育的良好愿望。三、“兼容并包”的高等教育改革思想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时期，胡适称之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蔡元培在北大进行的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改革，不仅标识着他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表明他同时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1917年，他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会上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的议案，主张按文理科和应用学科来分别设置高等学校。他用“治学”和“治术”来区别当时的两类高等学校，学与术分校，文与理同科。他认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两类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不同，但地位同等，不存在高低之别。同时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精简学校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学生自治。这其实是借鉴了德国与美国的教育模式，在当时一扫旧制，相当地引人注目。蔡元培对大学的理解是“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这显示出他海纲百川的宏大气度和开放心态。1917年在北大就职演说上又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且开宗明义地向学生提出“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不为升官发财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长”这三项要求。他认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人趣，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培养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这才是大学的最高宗旨之所在。 蔡元培极力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反对独尊某一学术流派的做法，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并不予以干预。这体现在他不仅聘请思想进步的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同时延揽了思想保守但学识渊博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任教。譬如教文字学，旧派学者黄侃和新派学者钱玄同同时任教，学校并不予以干预，学生可自由选课不受拘束。他还三顾茅庐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以及尚在美国的胡适，上海的《新青年》杂志也搬进北大，使北大很快便成为进步思想传播的阵营。在当时的北大，“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与蔡元培先生的学识、胸襟、性格密切相关。因此在蔡元培整顿北大的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北大改变了以前沉闷和腐败的风气，自由研究学术蔚然成风。毛泽东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作为民国初年对我国教育界影响极深的一人，蔡元培曾经深受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他就深情地呼唤着中国产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莎士比亚式的文化巨人，而他在教育方面的思想与实践，正是这一伟大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教育史的巨人。美国学者杜威也曾经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业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大部分史学家以此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也就是晚清的开始。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 产 阶 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网站似乎没有，但是图书馆肯定有一些，你需要做的是去图书馆里，在那里扫描到你的U盘就可以。或者去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图书馆里更多。
发表论文通常只有两种渠道，要么自己投，要么找论文发表机构代投，不管走哪种渠道，最后都是要发表到期刊上的。
期刊，也叫杂志，在上个世纪在出版界曾经是重量级的存在，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有兴起，人们阅读文章获取资讯远远没有现在方便，杂志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传播媒介。
但现在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纸媒已经大大没落了，很多期刊被砍掉了，剩下来的大多数不得不自谋出路，学术期刊更是如此，因为这个受众面是很窄的，基本没法盈利，所以只能靠收取版面费来维持，当然，有国家财政拨款的那种不在这个范围。
我们现在发表学术论文，出于严谨性权威性等原因的考虑，还是要发表到纸质期刊上，编辑会用电子邮箱或者内部的系统来收稿，但不会有一个网络平台有发表论文的资质，即使是知网和万方这样的网站，也只是论文数据库，并不是论文发表平台。
所以发表论文的时候，还是要先去选取目标期刊，然后再找到这本期刊的投稿邮箱，或者是找到靠谱的论文发表机构，由代理进行代投，最后都是发表到纸质期刊上的，见刊后一两个月左右被知网收录，就可以检索到了。
民国图书和资料，可以到省级地级图书馆找。期刊，网上有一点 比如新浪爱问共享资料、国学数典论坛、爱如生等等。还有，只要检索的话，上海图书馆的也很不错。晚清书籍，属于珍贵文献，纸质版一般不让看，只能看电子版的。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不知道对你有帮助不？
大部分论文都在期刊上发表,CN期刊。
少数的是发表到国外的期刊,或者直接是在杂志的官网上线,比如SCI。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发表CN期刊就可以了。
期刊，定期出版的刊物。如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季刊、半年刊、年刊等。由依法设立的期刊出版单位出版刊物。期刊出版单位出版期刊，必须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持有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领取《期刊出版许可证》。
广义上分类
从广义上来讲，期刊的分类，可以分为非正式期刊和正式期刊两种。非正式期刊是指通过行政部门审核领取“内部报刊准印证”作为行业内部交流的期刊(一般只限行业内交流不公开发行)，但也是合法期刊的一种，一般正式期刊都经历过非正式期刊过程。
正式期刊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内统一刊号”，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正式期刊有独立的办刊方针。
“国内统一刊号”是“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的简称，即“CN号”，它是新闻出版行政部门分配给连续出版物的代号。“国际刊号”是“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的简称，即“ISSN号”，我国大部分期刊都配有“ISSN号”。
此外，正像报纸一样，期刊也可以不同的角度分类。有多少个角度就有多少种分类的结果，角度太多则流于繁琐。一般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分类：
按学科分类
以《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为代表，将期刊分为五个基本部类：
(1)思想(2)哲学(3)社会科学(4)自然科学(5)综合性刊物。在基本部类中，又分为若干大类，如社会科学分为社会科学总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体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历史、地理。
按内容分类
以《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代表，将期刊分为四大类：
(1)一般期刊，强调知识性与趣味性，读者面广，如我国的《人民画报》、《大众电影》，美国的《时代》、《读者文摘》等;
(2)学术期刊，主要刊载学术论文、研究报告、评论等文章，以专业工作者为主要对象;
(3)行业期刊，主要报道各行各业的产品、市场行情、经营管理进展与动态，如中国的《摩托车信息》、《家具》、日本的《办公室设备与产品》等;
(4)检索期刊，如我国的《全国报刊索引》、《全国新书目》，美国的《化学文摘》等。
按学术地位分类
可分为核心期刊和非核心期刊（通常所说的普刊）两大类。
关于核心期刊
核心期刊，是指在某一学科领域(或若干领域)中最能反映该学科的学术水平，信息量大，利用率高，受到普遍重视的权威性期刊。
1616-1911
晚清，指清朝经历第一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到1908年清废帝宣统逊位止，即1860年至1908年。民国，也称中华民国，指1911年通过民主选举成立的中华民国（很多人会认为中华民国就是国民党的历史，其实国以党执掌国政是1927年开始的，只不过延用了这个国号）。
社会效应：
1、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促使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单向线性时间观念确立，统摄古今中西的历史时间框架得以形成。
2、新的历史时间使人们的历史意识发生巨大变化：将历史演变视为时间均质单向流动的过程，削弱了历史事件在“循环”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和借鉴作用；断裂的历史时间因为逐次排比的历法时间获得了连续性，历史片段之间因果关系的探求，使得线性的历史叙事与历史时间得以有机融合。
主要原因：在历史书写当中，通过联通古今中西的“世界时间”架构，“统一”演进的历史时间序列得以建立，并为中西历史比较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但这种以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为底色的时间架构，也成为清末民初时人们展开历史想象与历史书写的内在规定。
扩展资料：
纪年变革启示
作为现代社会起点的晚清民国已离人们远去，估计有些人对这段历史未必很熟悉。但这段跌宕起伏的近代历史，内容丰富，启示深远，开启了中国新社会、新文化的开端。
比如推翻晚清帝制、施行立宪共和制；反对儒家孔教、提倡民治、科学；反对军阀割据，恢复国家统一。忽视这段历史，不仅无法准确了解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换，更无法领会文化进步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提起文化进步和社会进步的关系，看起来是个宏大题目，让人感到无从着手。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当中，属于人的社会性存在。
1.剪发易辫。辛亥革命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2.中山装，改良旗袍的普及。西方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产物。3.欧式洋房的出现。同上吧、4.西式婚礼，废止缠足。男女平等思想传播5.交通工具与通讯工具的变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6.清末民族工业兴办热潮，列强进行经济侵略，封建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社会风气日益开化。
基本属于同一概念。1911年，武昌发生起义，仅仅两个月，全国就有十几个省宣布支持革命而独立，清政府的统治迅速解体。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同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故中华民国与晚清民国属同一时期。
民国，已经是改革新政，开始想着改革救国。晚清，虽然没落贵族，可是还是旧政，极力维护清王朝旧贵族的势力，没有想真正地变革，真正考虑人民的利益。
都把辫子剪了
两者不可比较。晚清民国，是一个时期，就是说这几年经历了晚晴和民国，中华民国，就是我们的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而这以前都是叫中华民国。民国和晚清不是同时存在的，晚清是清朝晚期，民国初期虽说溥仪等仍留在宫内，但是清朝已经过去，这只是袁世凯照顾皇家人员，念点旧情才决定的，这时候别看溥仪还住在宫里，其实清朝已经不复存在 如果你是问民国早期和民国末期，在不对比经济科技等状况下是一样的，但是对比经济等状况是绝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