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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不管是本科或者是硕士或者是博士，都需要导师的发表论文与需要导师来指导的，但有的人在做研究的时候用导师，但是在写论文的时候没有用导师，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大部分情况下还是需要导师的，这样的话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如果发表普刊论文，可以不需要导师，如果要发表核心期刊，就需要导师了，本科生发表核心期刊比较少，部分核心期刊要看第一作者学历，职称。
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在学生需要导师提供项目和经费、导师需要学生参与课题的“利益驱使”下，师生关系更像是“雇佣关系”。
在“雇佣关系”之下，导师在很多方面对学生发展具有决定权，学生又不得不接受。甚至有部分导师把博士生当作廉价的高级劳动力，故意使学生延期毕业，使得博士生所背负的压力倍增。
广大研究生，没有导师的同意和签字，学生无法参加论文答辩；没有导师的推荐，学生也无法在这一专业中得到一个较好的就业机会，包括由研究生保送博士、由博士到博士后站锻炼的机会。尤其像历史考古那样相对“冷门”的专业而言，就业情况更是要依赖于导师的资源，弟子们不得不对导师绝对服从。
扩展资料
研究生教育改革八要点
1、树立科学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观。
2、加快形成个性化、更加灵活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3、大力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改变单一以科研为评价的导师机制。
4、建立健全培养单位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定期开展自我诊断式评估。
5、强化外部质量评估与监督，建立与教育质量有效衔接的绩效拨款体系。
6、推动研究生教育国家化水平，支持与高水平大学开展联合学位。
7、强化国家地方管理部门的监管职能，健全学会争议解决机制。
8、提高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的建设水平。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网-研究生教育困境：学生被动 导师研究什么就打什么杂
参考资料来源：中新网-研究生给导师“打工”成常态 雇佣关系超师生情谊
重要。
每年五六月，都是高校本科毕业论文答辩季。从头一学期十月份开始，一直忙到本学期的五月底、六月初，毕业生与指导教师都要历经近八个月漫长的“相互折腾”。
之所以称为“相互折腾”，是因为大多数毕业生视论文为“累赘”，论文撰写全过程几乎都在疲于应付，深感论文撰写味同嚼蜡，缺乏愉悦感和成就感；指导教师在整个毕业论文指导期间也几乎是忙于和学生“斗智斗勇”，在应对紧张的教学任务与沉重的科研压力同时。
还得绞尽脑汁和学生不断周旋，疲于督促学生进行论文撰写和修改，缺乏获得感与幸福感。因此，在很多一线教师看来，这种在高校持续多年的本科生毕业论文就如同“鸡肋”。
在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下，已很难发挥原本的价值功能，也未必能真正测度出一个本科生攻读四年专业后的理论水平与应用能力。
评上了，也要考核。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的网络依赖症论文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生活中，大家最不陌生的就是论文了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论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的网络依赖症，欢迎大家分享。
新媒体环境下新闻生产的网络依赖症论文
摘要：在媒介融合背景下，整合网络资源、广泛使用网络内容成为传统新闻媒体应对网络挑战，谋求发展之路的重要方式。然而在借力网络的过程中，传统新闻媒体表现出了不应有的焦虑和浮躁，这不仅体现为过度使用网络信息，缺少专业价值标准的衡量与辨别，还表现在对网络价值取向不应有的盲从等方面，丧失了传统新闻媒体应有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对于公众的社会舆论引导力日渐式微。
关键词：信息依赖价值盲从网络崇拜取向迷失
互联网的诞生，对于传统新闻媒体构成了极大挑战。面对来势汹汹的互联网大潮，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实现媒介融合成为传统媒体的发展共识。传统新闻媒体大量整合网络资源为己所用，不仅丰富了新闻素材，提高了新闻采编的速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新闻的贴近性。但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借力网络的过程中，传统媒体却出现了对网络的过度依赖现象，导致在整合网络资源的过程中放弃自身优势，成为网络的附庸。
一、过度依赖网络信息
互联网极大释放了网民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欲望与能力，对于传统媒体而言，不仅过度采用网络信源，而且大量转载、使用网络内容，记者从传统的“跑新闻”变成了在网上找新闻和摘新闻。
1.大量采用网络信源。寻找丰富的新闻源，是记者新闻报道工作的起点，能否发现和掌握权威的、丰富的、有价值的信息源也是衡量记者专业素养的重要尺度。正如梅尔文·门彻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一书中所说：“消息来源是维持记者生命的血液。不能通过消息来源接触信息的记者无法开展工作。”互联网为记者迅速发现和掌握信源提供了良好的渠道，极大丰富了记者的信息资源。但是，目前很多新闻记者过度依赖网络信息，以在网上寻找新闻线索取代了到社会生活中发现信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5年前，70﹪的新闻从业人员以消费者的身份上网浏览信息，仅有15﹪的人从BBS、USENET中搜寻新闻线索，如今有65﹪的人每天以参与者的身份，频繁进出论坛和博客，并且从中获得新闻线索。
国内亦是如此，美通社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60﹪的中国记者曾经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线索或采访对象完成选题报道。“2009年《现代快报》改版后，大量新闻线索从网络社区获得，其中区域新闻版的重点稿件，有50﹪的线索来自于网络社区。”2010年年底，上海《新闻晨报》成立微博小组，由一线采编记者从微博采集新闻线索。在网络中寻找线索已成为许多新闻媒体新闻报道的常态活动。
2.过多转载网络内容。传统新闻媒体对于网络的依赖不仅表现在大量使用网络线索，还表现在大量直接引用、摘录甚至全文转载网络内容，这种情况在一些市场化的晚报、都市报以及民生类新闻节目当中尤为突出。2009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网友曝”是一种很恶劣的新闻文风》，严厉批评了不经核实就将网帖内容当做新闻报道出来的做法。[6]但是时至今日，新闻媒体直接使用、摘录、转载网帖内容的做法却越来越普遍。河北电视台《非常道》是一档午间评论节目，主持人在对各种新闻事件进行解读时，往往大量直接使用网帖内容。
如2010年2月6日对张家界“擎天一柱”改名事件的评论，无论是评论角度还是基本话语，大多来自同年1月26日中国新闻网的一篇评论文章。2010年国庆期间“小月月”事件在网络热炒，《京华时报》《潇湘晨报》《天府早报》《东南快报》等诸多纸质媒体跟进报道，其中大部分的报道都是直接摘录网络内容，如《东南快报》的报道只在结尾有一句“记者联系该社区客服，客服表示无法帮助联系发帖人，而记者通过站内短消息联系发帖人，但截至记者发稿，暂未收到发帖人的回帖”，其余报道内容皆为网上摘录。这种做法不仅助长了职业惰性，更重要的是损害了新闻媒体应有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二、盲目跟风网络热点
在互联网环境下，传统新闻媒体因为过度依赖而滋生出对网络的盲目崇拜。这种崇拜表现为放弃自身把关职责，盲目跟风，将是否为网络热点作为新闻选择的依据，既不认真核实信息真伪，也无视新闻选择的基本价值规律。
1.不辨信息真伪。网络的.确有着广泛的信息源，但是网络的虚拟性又容易导致大量虚假信息的流传，这就需要新闻工作者在采纳网络信源的时候严格把关，否则就容易导致虚假新闻泛滥。近年《新闻记者》每年评选的十大假新闻，都是记者盲从网络热点，不加把关而导致的。
2.无视新闻价值规律。在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整体过程中，新闻记者通过判断社会生活中各类现象是否具有新闻价值决定其能否成为报道对象，而新闻编辑同样根据价值规律决定记者的报道在版面的位置或电视时段的排序。但是在网络环境下，很多新闻工作者却把是否为网络热点作为判断和选择的依据，传统媒体缺少足够的新闻理性，有时将网络推手请到访谈现场，媒体对网络的依赖与盲从可见一斑。
3.缺少理论自信。新闻概念和新闻理论是在长期新闻实践过程中对新闻活动的理论总结和提炼，体现的是新闻学专业的理论智慧和哲学高度，是一代一代新闻工作者和新闻研究者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成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普遍的指导性，新闻工作者的各种新闻实践活动正是建立在新闻概念和新闻理论指导的基础之上。
但是在网络环境下，新闻媒体却表现出不应有的理论焦虑和自卑，这往往表现为轻易放弃传统新闻理论的权威性，生硬炒作一些新概念、新理论。如《华西都市报》提出的“微新闻”概念：“‘微新闻’是《华西都市报》为应对网络时代快速阅读而创新的新闻品种，稿件最长不超过三四百字，最短为一句话，但又不同于过去的‘边栏小稿’或者‘一句话新闻’。简而言之，‘微新闻’就是借鉴微博的优势为我传统媒体所用。
它在形式上类似微博，短小精悍;在内容上却要求字字说事，客观报道新闻，具备新闻的五要素，不议论不评价不感慨，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读者新闻价值何在。”但是只要稍微有点新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所谓的“微新闻”概念特征与传统新闻学中动态消息的内涵要求并无丝毫差别。
中央电视台某主持人发表文章认为：《环球在线》在“适应新时代的传播特点，借鉴微创作的理念和手段，充分利用微内容”方面作出了有益和有效的尝试，而分析其文中所谓的“微内容”，无论是视频、漫画、文字、照片还是地图，都与传统电视新闻评论的使用手段并无二致。不难看出，“微新闻”“微内容”“微时代”“微革命”等系列概念无不充满对微博这一网络传播形式的技术与理论膜拜，这种用新概念包装传统规则的做法，一方面表现出新闻媒体炒作概念的急功近利，另一方面则彰显出媒体人面对来势汹汹的网络挑战职业自信的丧失。
三、被动追随网络声音
与虚假无序、信息泛滥的网络相比，传统新闻媒体在提供权威信息、积极引导舆论方面有着更大的优势。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与网络的渗透与互动过程中，很多新闻媒体未能主动引导舆论方向，反而被动依从网络议程设置，放弃应有的媒体立场，成为网络议程的附庸，甚至被网络水军利用成为伤害无辜公众的帮凶。
1.盲从网络议程。议程设置是新闻媒体的重要功能，主动设置议程，媒体不仅决定着受众能够接受的新闻内容，更重要的是影响着受众解读新闻的角度和立场，因此议程设置是新闻媒体引导舆论的重要方式。但在网络环境下，新闻媒体的议程受网络影响越来越大，很多媒体在网上寻找新闻线索的过程成了不断追随网络议程的过程，分析近几年的网络热点事件，几乎都曾经成为各媒体争相报道的重要内容。
但实际上，很多热点事件只是无聊的网络炒作，如“贾君鹏”事件、“小月月”事件等;有些热点事件是别有用心的人为策划，如“闫德利”事件、“兽兽”事件等。但是大量新闻媒体对这些所谓网络热点争先恐后地报道，助长了无聊的网络宣泄之风，损害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而且对无辜公众，有时对当事人也造成了伤害。
2.放弃权威立场。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传统的舆论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越来越多的网民习惯在网络上发表意见，一些观点在网络上迅速积聚，形成网络舆论，并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但是网络的匿名性、开放性也为大量非理性情绪的发泄提供了很大空间，因此很多网络事件中偏激情绪的宣泄往往遮蔽了关注问题、解决问题的初衷。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新闻媒体本应以权威性和公信力引导或纠正舆论走向，但往往被网络的强势声音主导，成为网络意见领袖的附庸。
2010年“小月月”事件的热炒过程中，有很多网民质疑：对“小月月”形象的展示是否涉及侵权、这是一个真实事件还是网站的人为策划、网民的大量谩骂是否违背社会伦理等等。如果传统媒体就这些问题深入进行调查，给出权威答案，作出独到解读，就会起到改错纠偏的重要舆论引导作用。遗憾的是众多传统媒体只是摘录网络内容，始终没有表现出丝毫舆论引导的意识和立场。
轻易放弃对新闻专业主义规律与价值立场的执守，使得新闻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网络无序信息、非理性信息、虚假信息、恶意信息等的传声筒和放大器，对于网络依赖现象，新闻媒体应予以足够的重视与警惕，才能保证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守住阵营，实现共赢。
拓展资料：
简介
网络依赖症不可不防的流行病
网络已经成了人们生活的一个主要部分，甚至成了全部。网络突然断了，你会心烦意躁吗?如果一二天不上网，你会觉得少了什么东西吗？会觉得空虚吗？
面试穿什么衣服？上网查！相机买什么型号？上网查！当生活面对选择题时，越来越多的人却患上了“网络选择恐惧症”，我们的生活真的离不开网络了吗？
网络时代应该如何正确运用网络成为年轻一代必须面对的问题。“最近心里很乱，我想跳槽，但是又怕跳砸了；按兵不动，又心有不甘。以下附上我的具体信息，大家帮我看看，我到底应该怎么选择？”
患有网络依赖症的学生多表现为失眠焦躁，容易发脾气，不愿上学等症状，目前患“网络依赖症”的学生比较多，其中包括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学生患上“网络依赖症”主要是因为假期里整日上网，打游戏、聊天。
网络依赖症的特点总体有二个特点：有依赖性、社会功能障碍。精神空虚、情感受挫、无所事事的人最容易患上网络依赖症。
心理症状
在网络性心理障碍的早期，患者先是感到上网其乐无穷，随之不断延长上网时间，有些人晚上起床解手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打开电脑到网上“溜达溜达”。
他们开始是精神上的依赖———渴望上网，而后可发展为躯体依赖，表现为每天起床后情绪低落、思维迟缓、头昏眼花、双手颤抖、疲乏无力和食欲不振，上网以后精神状态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该病晚期，患者会出现与生理因素无关的体重减轻、
外表憔悴，一旦停止上网还会出现急性戒断综合征，甚至有可能采取自残或自杀手段，危害生命安全。
网络性心理障碍的发病年龄介于15－45岁，男性患者占总发病人数的98．5%左右，女性约占1．5%，20－30岁的单身男性为易患人群。心理医生称之为“网络依赖症”。要想治愈网络依赖症，首先就是要承认自己对网络上瘾；其次是将上网后便不再去做的事列出清单；第三是认清无节制地上网给自己带来了多少麻烦或严重后果：比如视力下降、身体变差、头昏脑涨、食欲不振、学习成绩下降、工作效率降低、生活没有热情、家庭失和甚至破裂等，从而认清其危害性。主要采取的措施是鼓励患者积极参加社会活动，逐步摆脱对网络的依赖，临床也可应用抗抑郁药物及精神疗法等综合治疗。
尤其对少年儿童的网络依赖症，当家长的要及早采取措施，要循循善诱、因势利导，避免因高压而产生逆反心理。网络给人带来了好处，但同时也给人带来了坏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健康上网，不要对网络成迷，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助长网络暴力
北大法学院教授近日在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称：中国当下的公众参与存在一种网络依赖症，没有哪个西方国家的互联网承载了这么大的显示民意的功能。
贺先生的观察很敏感，“网络依赖”确实是当下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鲜明特征，这表现在许多方面：许多重大事件都是通过网络曝光并产生影响的，公众也是通过网络留言和跟帖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事件的，上网看新闻、到论坛灌水和发帖已成为公众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公众的许多权利是通过网络动员来激活、实现和凝聚的；许多官员都把网络当成听民意的重要通道，领导开博客、上网听政成为政治时尚，等等。
网络民意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当然是一种进步。但网络成为公众参与的主流渠道，公众参与对网络形成过分的依赖，就绝不是什么好事了。
确实，网络民意有着开放性、民主性、草根性等许多优点，但其缺陷也不容忽视，比如：容易滋生小道消息和谣言；缺乏理智和建设性，攻击性很强，容易发展成多数人的暴力；网络表达缺乏约束力，代表性也非常弱，等等。这些缺点使得这种参与的民主质量非常差，并容易滋生社会紊乱因素。基于这一点，当代世界政治发达的国家根本不会让网络成为主流的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渠道。其间必须设置中介，民意必须通过代议制等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才能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并最终影响政府的决策。这样才是健康的、制度化的过程。
在我国，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期待越来越高，公众越来越多地借助网络寻求表达空间，但这种表达方式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其一，改革成果的分配不公催生出民间的许多非理性情绪，如仇富、仇官、反权力、反市场之类，这些情绪借助网络表达出来，在多数人的受迫害幻觉和暴力性语言的强化中只会变得更加情绪化和极端化，并扩展成为与精英、政府和主流对抗的民粹主义，攻击性和破坏性非常强。其二，破坏性大于建设性。正常的制度参与渠道的建设力量是显而易见的，而中国当下的网络参与，对政府决策真正起到过正面建设作用的事例很罕见，即使有也只是偶然的，更多是杂乱无章的，众声喧哗一阵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留下。
其三，网络缺乏制度和道德约束，又容易滋生小道消息和谣言，这种无责任约束的表达很容易变成极富伤害性和以暴易暴的网络暴力，对公民的私权利形成威胁。典型如去年的虐猫事件和铜须事件中杀气腾腾的网络追杀，今年烧狗事件和辱师视频事件中的网络围剿。其四，由于缺乏理性的参与渠道，对网络的过度依赖正在网民中激起一种原教旨式的民主情绪，网络已经成为“失控的陪审团”。
因此，仅靠网络，显然不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参与要求，网络单通道只会滋长网络民粹暴力，必须有更制度性的参与渠道。
治疗方法
网络依赖症“网络依赖症”是新近出现在学生群体中的一种心理疾病。这种疾病起源于网络空间的无限与学生儿童自身辨别能力的有限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的反差。再加上学生的自控能力差，模仿能力强，因而，致使许多学生上网后便极易坠入“网络”的虚拟世界中无法自拔。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上，学生们往往有如一只迷途的羔羊，无意识地将网络看成是自己最好的家，把上网当成人生的最大的快乐。早有网络专家指出，一个原本无邪的学生完全有可能因为链接了一个不合适的网站而闯入完全陌生甚至有害的领域，终致沉迷其间无法自拔。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后，大部分的学生和孩子都是伴随着电脑长大的，学电脑、用电脑、上网是他们在生活学习中不可或缺的学习工具和体验。可正是这个“不可或缺”，却使不少患上了“网络依赖症”的孩子为了能够上网，有的人对家长说谎，有的人偷钱上网，有的人为网友离家出走，有的人终日恍恍惚惚萎靡不振，有的人甚至走向色情，走向暴力对于患上了网络依赖症的学生，光靠几句说教是不够的，而一些惩罚措施也只能起到短时间的效果。要从根本上治疗其病症，还必须运用现代心理学的“厌恶疗法”。
厌恶疗法又叫“对抗性条件反射疗法”，它是应用惩罚的厌恶性刺激，即通过直接或间接想象，以消除或减少某种适应不良行为的方法。厌恶疗法的特点是，治疗期较短，效果较好。
厌恶疗法的一般原理是：利用回避学习的原理，把令人厌恶的刺激，如电击、催吐、语言责备、想象等，与求治者的不良行为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条件反射，以对抗原有的不良行为，进而消除这种不良行为。
厌恶治疗的形式以有下列三种：
电击厌恶疗法、药物厌恶疗法、想象厌恶疗法。
对学生应以想象厌恶疗法为主。具体做法是：
1、在班上开展“我和网吧”的演讲比赛。要求写出网吧的好处和害处，写出上网的感受。为什么还要写好处呢？是为了辨证的思考问题，也是为了避免学生的抵触心理。通过演讲比赛，同学们认识到了网络的魅力，也认识到了网络对青少年有害的一面。
2、把学生演讲中关于网吧环境的乌烟瘴气、关于网吧中不良少年的语言污秽与行为放荡、关于上网后的头昏脑涨视力下降精神萎靡等等描述集中起来，每天放学时在班上反复宣讲，让学生在反复的刺激中对网吧产生厌恶心理。
3、对个别症状较为严重的学生，可以以橡皮筋代替电击。只要心中一有上网的念头不能消除就拉手腕上的橡皮筋，直到消除上网的念头为止。
4、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以减轻学生对网吧的依赖。
网友们争议的焦点是她为什么可以在五年内发60多篇SCI论文，这可是很多教授都做不到的，所以网友们对此表示怀疑，争议的点也是在这里。网友们的争议也没错，毕竟一个90后，能在五年内连发60多篇SCI论文，是个人都会怀疑是不是有假。
一：事情的经过是什么？
这件事的起因是因为华中科技大学发布了一篇名为《90后！是博导！》的文章，然后就被知乎的网友拿去争论了。因为90后，五年里面发布60多篇SCI论文实在是太离谱了，很多网友对此怀疑。想想也正常，毕竟一篇SCI论文就足够一个研究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了，一个年纪轻轻的90后女生，五年发60多篇，一般人真的不敢相信。
二：SCI论文很难吗？
不算很难，但是也不简单，一个研究生大一就要开始准备SCI论文了。因为发SCI论文这玩意，不只是看你自己对于专业的掌握程度，还有你所在的学校和所跟随的老师。这两个也是影响你论文能不能在SCI正常发表的原因。就拿一个SCI的小论文来说，至少都要准备半年，而且如果质量不达标，还不给过，更不用说那种大论文了。许多读研究生的人，都是在大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着手准备SCI论文了，因为晚了就来不及了。在我国，发表一篇SCI论文就是研究生毕业的要求，你说有多难呢，我国的本科生很多，但是研究生屈指可数。
其实仔细阅读这个90后博导的学习生涯，可以发现，这并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因为这个90后女博导，大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天才了，在大二还有好教授带领参加国家级别的比赛，大四还当交换生出国学习了，所以五年发60多篇SCI论文对于她来说，真的不算什么。
掌控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可以替代性导致了依赖性。具体如下：
1、重要性。如果没有人想得到你掌握的资源，就没有人会对你有任何依赖。因此，要想产生依赖性，你所控制的资源必须被人们认为是重要的。
2、例如，假设在宝洁公司，市场营销就是一切，其在公司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公司对它有依赖性。
3、稀缺性。如果某种东西是充足的，那么对它的拥有不会增加你的权力。只有当人们觉得一种资源十分稀缺时，才能使他人依赖于你。
4、例如，大学管理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英语教师，因为，其对市场的需求量大，而人才供给又十分有限。因此，产生了对行业的稀缺性，继而大学管理者产生了对其的依赖性。
5、一种资源越是没有切实可行的替代物，则拥有对该资源的控制而带来的权力就越大。例如，由于高校教师都有需要发表论文的压力。
6、因此可以说，系主任对于一名教师的权力与该教师论文发表的数目成反比。教师通过发表论文获得的认可越多，他就越容易流动。
7、也就是说，由于其他高校都希望得到著述丰硕和知名度高的教师，需要他供职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虽然系主任在考虑替代人选时，会受到终身教授制这一因素的限制，从而改变这种关系。
8、但是，那些考核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成果的教师拥有最少的流动性，并因此受到上司的影响程度最大。
掌控资源的重要性、稀缺性、可以替代性导致了依赖性。具体如下：
1、重要性。如果没有人想得到你掌握的资源，就没有人会对你有任何依赖。因此，要想产生依赖性，你所控制的资源必须被人们认为是重要的。
2、例如，假设在宝洁公司，市场营销就是一切，其在公司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公司对它有依赖性。
3、稀缺性。如果某种东西是充足的，那么对它的拥有不会增加你的权力。只有当人们觉得一种资源十分稀缺时，才能使他人依赖于你。
4、例如，大学管理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找到英语教师，因为，其对市场的需求量大，而人才供给又十分有限。因此，产生了对行业的稀缺性，继而大学管理者产生了对其的依赖性。
5、一种资源越是没有切实可行的替代物，则拥有对该资源的控制而带来的权力就越大。例如，由于高校教师都有需要发表论文的压力。
6、因此可以说，系主任对于一名教师的权力与该教师论文发表的数目成反比。教师通过发表论文获得的认可越多，他就越容易流动。
7、也就是说，由于其他高校都希望得到著述丰硕和知名度高的教师，需要他供职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虽然系主任在考虑替代人选时，会受到终身教授制这一因素的限制，从而改变这种关系。
8、但是，那些考核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成果的教师拥有最少的流动性，并因此受到上司的影响程度最大。
61岁的杨教授不仅是数学系教授，还精通三门外语，健身数十年。凭借着严谨的教学，杨晓京很早以前就是清华的名人。
清华大学，杨晓京被称为“发论文狂魔”，是清华大学所有教授里，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最多的学者之一，在数量上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清华现任校长邱勇。
根据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1月，杨晓京总共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被SCI收录88篇，国内外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名列2002年度中国数学专业SCI论文发表篇数并列第一名。
此外，据了解，他还是国内外多种数学期刊的审稿人和编委。
据称，课堂上的杨晓京严肃高冷，不闲聊但喜欢讲冷笑话，然而笑点奇特——因为冷笑话都是和函数相关，那种只有学霸才能听懂的“数学冷笑话”。全程板书，从不用PPT，对学生严厉负责，很受学生欣赏的老师。
作为一名“资深清华人”，杨晓京始终牢记清华的“体育精神”。几十年如一日的健身，令这位已经到了花甲之年的老师，依然有着比一般年轻人更强壮的体质。
61岁的杨教授不仅是数学系教授，还精通三门外语，健身数十年。凭借着严谨的教学，杨晓京很早以前就是清华的名人。
清华大学，杨晓京被称为“发论文狂魔”，是清华大学所有教授里，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最多的学者之一，在数量上能与之相比的，大概只有清华现任校长邱勇。
据称，课堂上的杨晓京严肃高冷，不闲聊但喜欢讲冷笑话，然而笑点奇特——因为冷笑话都是和函数相关，那种只有学霸才能听懂的“数学冷笑话”。全程板书，从不用PPT，对学生严厉负责，很受学生欣赏的老师。
作为一名“资深清华人”，杨晓京始终牢记清华的“体育精神”。几十年如一日的健身，令这位已经到了花甲之年的老师，依然有着比一般年轻人更强壮的体质。
杨晓京教授的主要成果：
截止到2011年1月为止，共独立或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论文100余篇，其中被SCI收录88篇，国内外核心期刊论文20余篇，（名列2002年度中国数学专业SCI论文发表篇数并列第一名）。
杨晓京教授是清华大学数学系发表SCI收录论文最多的教授，也是清华大学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最多的教授之一。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杨晓京
她发表的论文没有问题，有网友计算出她平均每三个月发表一篇论文，这样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很多网友会担心她今后的发展。
职称评定一直是僧多粥少，竞争很激烈。评职称，职称论文是关键。那么如何去准备职称论文呢？
1.首先你要向学校询问一下需要发表的期刊的级别，对期刊的要求。一般中级职称，在省级期刊发表一到二篇论文即可。2.如果你要自己向杂志社投稿，需要等待的时间就比较长，而且如果不通过审核，你的论文就会石沉大海。鉴于你比较忙，这样容易耽误事，建议你可以找个论文网帮你发表，他们都和杂志社有合作，并且帮你修改论文，通过率很高的。3.对期刊的选择要谨慎。职称论文需要发表在正规期刊上，所谓正规期刊就是带CN刊号，在新闻出版总署网上可以检索到的。不带CN刊号的全可以认为是不正规期刊。4.对发表时间和价位要有一定认识。一般的论文发表周期为一个月，省级论文价位在几百元，国家级论文价位在千元左右。所以太便宜，说发表特别快的，你就可以怀疑是假刊，增刊，副刊等不正规期刊。我以前发表论文是在百姓论文网上发表的，一个月就拿到书了，挺方便的。以上是我对论文发表的一点经验，希望可以帮到你，祝你早日评上职称。
一般发表省级期刊就可以了，不过看你具体评什么了，年限够不够，条件符合不，你最好问问你们学校领导或者人事他们都会告诉你的，发表论文你可以自己写一篇 投到百姓论文网，或者你直接去问问他们，也会告诉你什么方面的论文可以发的。主要就是关系走好，后面副高什么的我感觉才是让你头疼的。
职称评审单位在检查参评者的期刊杂志的时候，只需要将杂志的目录跟知网，维普，万方的登录数据对比一下就可以辨别出真假。但无论是中国知网还是万方，维普，通常要在杂志出刊后的1-3个月内才会登录该期文章。一般的登录过程是：杂志出刊后，杂志社向数据库递交光盘版的期刊数据，数据会根据自身的更新速度将光盘数据录入系统。因为工作量大，所以一般要在1-3个月内才会登录完。这就要求我们的作者必须提前发表论文，才可以在职称评审中用得到。而论文发表通常在投稿到出刊之间又需要1-3个月的时间。
和我一样。。同病相怜啊。。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中国近代史论文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第一节 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共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中共也作了批评，认为：“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①它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②。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中共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近代中国人民的探索史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1．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背景和主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结果：因清政府腐败、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评价：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2．地主阶级洋务派背景和主张：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结果：由于外国阻挠，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力量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评价：洋务运动由于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3．农民阶级背景和主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结果：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评价：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4．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背景和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思想的产生。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实践效果：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评价：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5．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果：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评价：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6．资产阶级激进派背景：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方案为“民主"“科学"。具体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西方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学。辛亥革命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启示三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缺乏革命政党和武装力量的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导致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由于缺少一个深入的启蒙过程，人们不了解民主共和的精神，因而也无法建立组织严密、团结战斗、坚强无比的革命政党。他们也不敢深入地发动群众，因而始终缺少广大群众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不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仍需进行新的探索。无产阶级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29年的艰苦探索，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大踏步前进。启示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一新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革命理论的武装下，在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得以真正实现。在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把抢救人员放在第一位的方针， “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震灾中的每一位幸存者，切实反映了尊重所有生命、注重心理关怀的人文思想和仁者态度。结语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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