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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主要包括两个时期，甲午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1、甲午战争
明治维新的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侵略扩张，确定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
此时的清朝是一个通过洋务运动回光返照的帝国，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国主义过渡，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宗主国清朝乞援，日本乘机也派兵到朝鲜，蓄意挑起战争。
1894年（光绪二十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甲午战争开始，由于日本蓄谋已久，而清朝仓皇迎战，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结果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另一方面则使日本国力更为强大，为其跻身列强奠定了重要基础。
2、抗日战争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完全侵占中国东北，并成立伪满洲国，此后陆续在华北、上海等地制造事端、挑起战争，国民政府则采取妥协政策避免冲突扩大。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中国战场是二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扩展资料：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对我国造成的伤害：
从1931年到1945年，是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展开了人类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卡修跃博士在北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与破坏是多方面的。
日军不仅在战场上给中国抗战官兵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也使无数无辜的中国平民成为冤魂。北起黑龙江，南至海南岛，东起海滨，西到重庆，日军铁蹄所至，生灵涂炭。
屠刀所向，尸骨成山。从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间，日军在中国制造了数万起杀害中国平民的血案，其中较大规模的杀人血案不下4000起，遇难的中国同胞达数千万人。
侵华日军在中国犯工会日暴行，在地域分布上极其广泛，几乎占中国2/3和国土;在时间持续上极其久长，几乎涵盖了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开始直其败亡的14年。
在对中国人民实施的残杀暴行中，日军用尽了能够了想象出来的所有残忍的手段。日军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残杀手段，多达250多种。
其中绝大多数为人类理性所无法想象。更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手段，大多数也用在中国妇女和儿童的身上。
战争期间，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掠夺公私财产，破坏文化遗产，开采矿藏森林资源，发行伪钞，焚毁炸毁军民用设施，中华民族的物质精华，几被侵者洗劫一空。
数年来一直进行抗战时期中国损失问题研究的专家认为，当时中国只有西藏、新疆两个省级行政区末直接受到战祸摧残，其余省份曾全部或部分的沦陷，或局部成为战区，许多城市、乡镇遭日军飞机狂轰滥炸。
整个战争期间，中国遭受的直接财产损失高达1000亿美元，间间接损失达5000亿美元。
当然，由于战争状态下的局限，抗战损失调查不论从时间的完整上，还是从空间的覆盖上，都极不完全，”“日本侵略战争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社会物质财富的破坏与毁灭，几乎不可能寻出准确的答案。
日本侵略战争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的伤害，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的严重阻碍，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它严重破坏了中国国家安全、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给中国造成巨大的物质、文化财产损失，对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产生严重滞碍作用。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惨重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这场战争，付出过像中国这样惨重的牺牲与代价。
战后中国政府迫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出于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美好愿望，放弃了战争损失赔偿要求。
但是，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损失赔偿要求，并不意味对我们民族所曾受到灾难与损失遗忘。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队当年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恶与反人道暴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甲午战争
百度百科——抗日战争
明朝时期的倭寇骚扰沿海、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1931年爆发的侵华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始于1931年9月18日，结束于1945年9月2日。日本自1931年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起开始侵华，霸占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则是掀开了日军全国侵华的序幕，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正式签订投降协议，自此日本侵华战争结束，前后共计十四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国侵占大片国土，实施“以华治华”的毒计，扶植汉奸傀儡卖国政权，残酷奴役、杀害中国人民，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产，严重的侵犯、破坏了中国的主权，严重的分裂了中国，使中国国家的统一程度在抗日战争时期受到了严重的削弱。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制造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暴行，比如在占领区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南京大屠杀；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细菌试验；制造平顶山惨案等；日军杀害中国平民数千万，并造成千万中国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炸毁柳条湖铁路，突然袭击北大营，这就是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东三省。1937年7月7日，日落借口失踪一名士兵，进攻宛平城，这就是卢沟桥事变。此时日军全面侵华。
初一还要论文
关于甲午战争。日本侵华重大历史事件中有三件特别重大，与此相对应，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有三个大热点:甲午战争是第一件，甲午战争史研究是第一个。 甲午战争是远远超过侵台之役的一场大规模的日本侵华战争，有的历史学者把它与1937年开始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列为同一级别，称之为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后者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甲午战争的研究是比较有基础的，近20年来又取得明显进展，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论文从揭示日本在战前的侵华活动、战争准备，剖析战争的起因，到研究《马关条约》及其重要条款等等，涉及这一战争过程中许许多多的问题，如陆方、宋德玲的《甲午战前日本侵华活动与李鸿章》(《东北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傅玉能的《论甲午战争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前日谍在华活动述论》(《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郑瑞侠的《甲午战争前日本的舆论及情报准备》(《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金基凤的《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世界历史》1981年第6期)、郭惠青的《试论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亚夫、赫崇旺的《甲午中日战争原因浅析》(《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5期)、南昌龙的《日本在发动甲午战争中的阴谋活动》(《东北师大学报》1985年第3 期)、丁名楠的《略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2期)、李文海、康沛竹的《甲午战争与日本间谍》(《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张浩的《甲午战争中的日本间谍》(《军事历史》1995年第3期)、韩行芳的《甲午旅顺大屠杀有关问题浅探》(《辽宁师大学报》1990年第5期)、孙克复的《旅顺大屠杀惨案新证》(《清史研究》1994年第4期)、关捷的《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呼兰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崔王的《中日<马关条约>形成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潘家德的《试论中日<马关条约>赔款的影响》(《四川师院学报》1992年第5期)、张英莉的《甲午战后赔款与日本的“战后经营’，》(《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1 期)、戚其章的《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赵福超、白陀碧的《福泽谕吉与甲午战争》(《贵州文史丛刊》1996年第6 期)、王文英的《试论中日甲午战争对日本政治和国民意识的影响》(《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等等。1984年在威海举行的甲午战争90周年学术讨论会和1994年在同一地点举行的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都提出大量论文，会后分别结集为《甲午战争90周年纪念论文集》(戚其章主编，齐鲁书社1986年出版)和《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戚其章、王如绘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里面都有若干文章较多地论述日本的侵略。有的专门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出版过个人论集，主要有孙克复的《甲午中日战争史论集》(辽宁大学科研处1984年出版)、戚其章的《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及其姊妹篇《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重要的甲午战争史专著有孙克复、关捷著《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甲午战争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二人主编的《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孙克复著《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4本书可以说构成一套辽宁学者编著的甲午战争全史。继此之后，山东的戚其章出版了《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及《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两者构成另一部甲午战争全史，这部书是作者多年研究甲午战争成果的结晶，也代表了当前我国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整体水平。 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战争，但谈这场战争决不能仅谈中日，还必须谈到朝鲜，朝鲜是甲午战争一个重要因素:战争是因朝鲜而起的，在朝鲜爆发的，然后又有一些激烈的战斗是在朝鲜土地上进行的，结束战争的条约第一款就是关于朝鲜，如此等等，可以说朝鲜是甲午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近年来有一些论文阐述这方面的问题，如南昌龙的《甲午战争与朝鲜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张恒礼的《评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安徽史学》1993年第2 期)、张振鹍的《中日甲午战争与东亚》(《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此文收入《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一书时题目改为《甲午战争一一一场东亚地区性战争》)等。与此有关还出版了两本专著，即戴逸、杨东梁、华立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及王如绘著《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前者涉及面较宽，后者在主要利用中文资料的基础上较深入地探讨了这个朝鲜因素，是一部颇见功力之作。朝鲜之所以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因素，根源于中国与朝鲜间长期存在的“宗藩关系”，这是一个应当研究的问题，但迄今对中国学者多少还是一个禁区，在各种论著中往往只能点到为止;倒是一位韩国留学生金在善的一篇硕士论文《甲午战争以前中朝宗藩关系和中朝日对朝鲜藩属问题的争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1期)，简要而无所回避地研究了这个问题。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中国、日本及整个远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日关系、欧美列强与中国的关系、与日本的关系及其在中国、在远东的相互关系的新调整。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形势下，日本调整了对华策略，丁名楠的《甲午战争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 1981年第5期)论述了此时日本对清政府及清统治者的种种“亲善”及拉拢等活动。 关于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一员参加对中国的侵略的研究，有王魁喜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侵华政策》(《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俄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等等。 甲午战争后十年日本在我国领土上掀起了一场对俄国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间的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相互争夺中国的土地和利权、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战争。战争以前，日本与俄国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所谓“满鲜问题”)发生尖锐矛盾;战争以后，日本大力巩固并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所谓“满洲经营，，)，并走向与俄国勾结以共同抵制美国。对这一段复杂变幻的国际关系中日本侵华的种种活动，学者们从多方面进行了考察、探索，如研究日俄战争前及战争中的情况的有关勋夏、万安中的《试论日俄战争前俄日对中国的争霸》(《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董小川的《“满鲜互换主义”试析》(《东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刘永祥的《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张志强的《日俄奉天会战对沈阳之劫掠述实》(《辽宁师院学报》1983年第5期)、马赫的《日俄战争及其争夺抚顺煤矿的真相》(《社会科学通讯》1983年第4期)。赵云鹏的《关于<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若干问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揭示日本在对俄战争胜利后逼迫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的情况及订约后日本的种种违约侵权行为。关于日本在东三省南部的侵略扩张，有王贵忠的《中日安奉铁路交涉》(《沈阳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 4期)、王永涛、李莉的《安奉铁路交涉始末》(《东北地方史研究》1987年第3期)、佟静的《略述中日安奉铁路纠纷之始末》(《社会科学辑刊》1994 年第4期)、高永一的《“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等。关于日本为巩固、发展在东三省南部的势力而发生的对美斗争、对俄勾结，有陶文钊的《日美在中国东北的争夺(1905-1910)》;（《世界历史》1996年第1期）、石楠的《美国与日俄争夺中国东北和第二次日俄密约的签订》(《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余绳武的《关于第三次日俄密约》(《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学良的(《1910年东北发生鼠疫时中美与日俄间的政治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3期)等。 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顷刻间清王朝被推翻。这时，由日本在华浪人出面，在军部一些激进侵华分子的支持下策划“满蒙独立”，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一一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对这件事做了详细的探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得到“天赐良机”在中国推行大侵夺，由此出现了4年多日本在华势力的大膨胀。这期间的主要事件有:出兵山东，与德国交战(这是日俄战争10年后又一次在中国领土上发动的战争)，夺取利权;提出“21条要求’，;以对华借款及订立军事协定以控制中国。这些都成为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围绕着这些问题发表了许多论著，有周武、陈先春的《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华政策》(《史林》1992年第3期)、黄尊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的侵略》(《齐鲁学刊》1984年第3期)、》《1914年日军在山东的不法行为述论》(同上，1995年第6期)、《1914- 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非法贸易和走私活动》(同上，1994年第6期)、宋志勇的《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军政殖民统治》(《抗日战争研究》 1998年第1期)、黄尊严、王涛的《日德胶澳之战与中日“行军区域”问题交涉》(《齐鲁学刊》1997年第6期)、米庆余的《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 的背景》(《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郎维成的《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东北师大学报》1984年第6期)、崔丕的《也谈日本的大陆政策和“二十一条”要求》(《世界历史》1986年第3期)、龚炳南的《“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时限》(《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5期)、赵映林的《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民国春秋》1993年第3期)、章伯锋的《西原借款”与日皖勾结》(《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裴长洪的《西原借款与寺内内阁的对华策略》(同上1982年第5期)、《西原借款与中国军阀的派系斗争》(《河北学刊》1983年第4期)、赵占伟的《论西原借款在日本对华侵略中的特殊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李永昌的《关于1918-21年中日“共同防敌”问题》(《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 年第2期)、张惠芝的《浅析<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出笼和实施》(《河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一战期间日本侵华的许多活动都是通过同皖系军阀的勾结而实现的，日本与皖系军阀的关系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勾结的典型。关于这个问题，章伯锋写过专文《皖系军阀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后来又发表专著《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双方的关系做出全面的论述。 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随着日本学术界基本上否定田中奏折的存在，中国史学界有人就此展开了讨论。发表了一些文章，大多辑入《田中奏折探隐集》(刘建业、高殿芳主编，北京出版社1993年出版。书中还辑录了蔡智堪、王家祯以及台湾、日本学者的一些文章)。另外还有云章的《田中奏折确有其事》(《东北师大学报》1982年第5期)、沈予的《关于<田中奏折>若干问题再探讨》(《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等。中国学者们大多肯定田中奏折的真实性。笔者对这个问题未做过专门研究，不敢妄评孰是孰非，但总觉得蔡智堪所说打入日本皇室书库抄录田中奏折的情节有点玄乎。也许这个问题要等皇室书库对外开放才能真正解决。 关于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及制造济南“五三”惨案，有查建瑜的《济南惨案史料辨正》(《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徐梁伯的《日本出兵山东的动因初探》(《江海学刊》1985年第6期)、李家振的《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人数浅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6期)、李家振、郭墨兰的《济南惨案述论》(《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等;专著有李家振的《济南‘渗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等。 “九一八”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二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中的第二个大热点。近20年来国内发表的有关此事件的文章之多难以统计，文章的内容从这次日本侵华事件的前因到后果，旁及有关人物的研究，几乎包罗无遗，如胡正邦的《论1931年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进攻一一九一八事件的由来及其后果》(《思想战线》1983年第4期)、高二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论》(《东北师大学报》1987年第5期)、林和生的《略论“九一八”事变爆发的原因》(《山西师大学报》1985年第2期)、杨小红的《论皇姑屯炸车案与“九·一八”事变的因果关系》(《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3期)、史桂芳的《“满蒙危机”论与九一八事变》(《北京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包奕诚的《论日本经济危机与九一八事变》(《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董谦、林谷良的《“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经济背景初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何华国的《浅析“九一八”事件的经济背景》(《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王玉平的《中村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史学月刊》1983年第1期)、黄耀慧的《中村间谍案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3期》、任永祥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郎维成的《日本军部、内阁与“九一八”事变》(《世界历史》1985年第2期)、穆景元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锦州及辽西地区始末》(《锦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 1期)、尹正萍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关东军罪加一等》(《军事史林》1995年第9期)、孔经纬、王连忠、孙建华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奉系官僚资本的侵掠》(《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曹必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伪强掠东北海关述略》(《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王珊的《石原莞尔的侵华思想渊源》(《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6期)、赵东辉的《“石原构想”探析》(《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汪澎澜的《日本民间右翼团体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活动述要》(同上1997年第4期)等等。1991年的“‘九·一八，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编，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中辑录了大量有关“九·一八”日本侵华的文章。关于“九·一八”事变的专著，80年代有易显石、张德良、陈崇桥、李鸿钧著《“九·一八” 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刘庭华的《“九·一八”事变研究》(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1991年“九·一八”事变60 周年之际，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大型《“九·一八”事变丛书》(包括资料书)，共六部，即林声主编的《“九·一八”事变图志》，马越山著《“九·一八”事变实录》，谭译主编的《“九·一八”抗战史》，顾明义、张德良、杨洪范、赵春阳主编的《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省档案馆编的《“九·一八”事变档案史料精编》，辽宁省档案馆及辽宁社会科学院编的《“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与中国东北一一满铁秘档选编》。同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有赵冬晖著《“九·一八”国难史》。另有郭大钧、张北根著《勿忘“九·一八”一一柳条湖事件前前后后》(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出版。“毋忘国耻历史丛书”之一) 等。 与“九·一八”密切相关的是“一二八”。关于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的研究，有毕永正的《上海“一二八”事变起因新探》(《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年第1期)、翁三新的《“一二八”事变的导火线一一日僧事件”真相》(《上海党史》1992年第1期)、陆伟的《日本在沪资产阶级与一二八事变》(《上海党史研究)1997年第4期)等。许多研究“九·一八”的论著都连带涉及对“一二八”的研究。 “九·一八”以后，日本对华侵略有两个发展:一是占领我国东北，组建伪满洲国;一是由关外向关内推进，阴谋分离华北。伪满洲国的存在实际上是日本对东北殖民统治的一种形式，正如同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直接统治是另一种殖民统治形式。本文不拟具体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情况，只想指出:已出版的有关伪满史专著中比较有分量的有两本，一是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合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1991年大连出版社修订本)，一是解学诗著《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已编辑出版两本《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研究》(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年出版;第二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各收录有关论文30多篇。1996年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委会创办了一个学术刊物《东北沦陷史研究》，其主要任务是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的野蛮侵略和残酷的殖民统治，此刊物已出版多期，发表了不少有关研究成果并不断提供有关的学术信息。 日本由关外向关内的扩张，以1933年侵占热河、发动长城之战为始，逼订《塘沽协定》;进而以冀察为重点，策动华北“自治’，，订立所谓“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制造华北特殊化，等等。关于这一系列侵略活动的研究，有张雅丽的《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 1988年第5期)、张洪祥的(《塘沽协定>与冀东匪祸》(《党史资料与研究》1992年第3-4期合刊)、刘国新的(《塘沽协定>与“华北自治运动”》(《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封汉章的《略论“华北自治运动”的起点》(《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2期)、邵云瑞、李文荣的《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熊宗仁的《“何梅协定”之辨析》(《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郑玉纯的《从 “华北五省自治”策划到“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始末》(《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4,5期)、封汉章的《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姚洪卓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分离活动》(《北京档案史料》1997年第3期)、刘国新的《七· 七事变前日本的“内蒙工作”及其失败》(《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单冠初的《日本帝国主义是策划侵绥事件的主凶》(《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1期)。前面提到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论文集中收录了若干篇有关此一时期日本侵华政策及活动的文章。关于这一时期的专著，有马仲廉的《“九·一八” 到“七·七”》(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出版)，主要叙述抗击日本的侵略;张篷舟主编的《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年)》第一卷 (1932-1934年)、第二卷(1935-193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大事记散述这6年间的日本侵华情况。 以“七·七”事变发端的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侵华史上第三个特别重大的事件，也是日本侵华史研究的第三大热点但这方面研究情况的介绍不属本文的任务。 近代史上70多年间的日本对华侵略触及两国关系的各个领域，经济侵略与掠夺是一个重要方面。近20年来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相当的成果，约略概括有如杜询诚的《旧中国的中日合办企业》(《学术月刊》1982年第7期)、《日本在旧中国投资的几个特点》(同上1984年第7期)、朱婷的《论近代日本对华纺织资本输出》(《档案与史学》1997年第5期)、郑会欣的《日本帝国主义对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破坏》(《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1期)、黄明华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李秀石的《日本对我国东北经济侵略和掠夺政策的变迁及其实施》(《史林》 1986年第2期)、郑文云的《略论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经济的特点》(《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刘万东的《1905-1945年日本侵略者对我国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傅波的《抚顺煤矿案中日交涉始末》(《抚顺社会科学》1986年第1-4期)、桑润生的《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农业的掠夺》(《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2期)、张传杰、孙静丽的《日本对中国东北森林资源的掠夺》(《世界历史》 1996年第6期)、饶野的《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鸭绿江右岸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宋承荣、张庆山的《日本殖民渔业对旅大水产资源的独霸和掠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高乐才的《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试点”移民及其失败》(《东北师大学报》 1997年第6期)、张丽波的《简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入侵》(《东北地方史研究)1992年第1期)、冯敏、蓝海的《试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求是学刊》1997年第1期)、邓鹏的《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队”始末》(《学习与探索》1985年第11期)、黄耀慧的《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内蒙古东部地区移民侵略一一以科右前旗哈拉黑乡为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4期)、邵会吉的《日本帝国主义攫取“中东铁路”始末》(《历史教学》1988年第9期)、郭洪茂的《日本收买中东铁路浅析》(《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熊达云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经济扩张》(《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王同起的《“七七”事变前日本对华北的经济侵略》(《天津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姚洪卓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帝国主义对天津纺织工业的兼并》(《历史教学)1982年第6期)、郑会欣的《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丁则勤、王美秀的《论华北事变前后的冀东走私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张祖国的《三十年代中期日本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苏智良的《日本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侵略活动初探》(《上海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车维汉的《日本八蟠制铁所侵掠大冶铁矿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等。与大量的论文相比，日本经济侵华方面的专著太少了，杜询诚的《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出版)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一不中。 说到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们不能不想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本应是一个经济机构，但它自1906年成立之日起其活动很快就超出铁路及经济的范围，它在日本侵华中作用太大了，自然成为学者们着力研究的对象。近20年来这方面的论文可举出阎伯纬的《历史上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述》(《历史教学》1981年第6期)、苏崇民的《满铁史概述》(《历史研究》1982年第5期)、庞慧茹、高雪松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祖国的《满铁与日本对我国东北的资本输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尉常英的《略述“满铁抚顺附属地”的形成》(《抚顺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孙乃伟的《略述满铁奉天附属地的建立》(《东北沦陷史研究》1998年第1期)、张树纯的《“七七事变”前满铁对华北的侵略活动概述》(《天津档案史料》1997年第1期)、杨韶明的《满铁初期的调查机关及其活动概述》(《东北沦陷史研究》 1997年第4期)、祁建民的《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刘永祥的《满铁情报调查机构述论》(《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高乐才的《满铁调查课的性质及其侵华活动》(《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崔艳明的《满铁调查与日本全面侵华》(《河北学刊》1997年第6期)等。
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 ——评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悠 哉/文出于教学需要，《燕园梦》作者、中国文学大师悠哉从单位图书馆借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向远教授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以下简称“该书”）。回家后细细翻阅，悠哉大吃一惊！“笔部队”这个奇怪的名词，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它极大地拓展了我对现代日本文学的印象，真可谓“醒眼看日本”的一部极好学术论著。遗憾的是，这本1999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仅仅印刷3000册。在时下喧嚣和浮躁的中国学界，这个印数自然是区区不足道的。也许正是这个原故，它迟至十年以后，才姗姗地进入我的眼界吧？悠哉大师素日不写学术著作评论的，但是既然读到好书，不介绍有辜负之意，因此拨冗聊写一篇，向广大网友进行介绍和宣传。（顺便说明：除太宰治的《惜别》图片摄自悠哉藏书，其余图片摄自本书）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于东亚海岛，从此开始自己雄心勃勃的拓疆国策。与此相呼应，思想界也出现贬低中华的论调。据该书介绍：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1875）第一次将中国和日本、土耳其列为“半开化”国家，提出日本正在成为西方那样的文明国度，因此理应成为东亚盟主。他甚至画好了“支那帝国分割图”。此后，经过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冈苍天心《东洋的理想》、保田与重郎《蒙疆》、夏目漱石《满韩处处》（109）、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1921）、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大东亚战争私感》（1942），日本文学里充斥着贬低中国的宣传，在日本发表后，效果无疑是负面的。这里需说明一下：夏目漱石《满韩处处》和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如今有译本，但是书名改了，比如芥川龙之介的书译作《中国游记》。据王向远说，夏目漱石的东北之旅是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的邀请，那么很显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作家私人旅行。1931年，伊藤永之介为配合“满蒙危机”的政治宣传，在《万宝山》中歪曲描写了“万宝山事件”。1932年，直木三十五的《日本的颤栗》歪曲描写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叫嚣“战争真是太好了！”1932年横光利一出版《上海》，正面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言论……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大量移民，相应地又出现所谓“大陆开拓文学”，成立了以荒木巍、福田清人、近藤春雄为首的“恳话会”，炮制了80多部作品，最著名的是菅野正男《与土战斗》、和田传《大日和村》、《殉难》。又冒出所谓体现“建国精神”的“满洲文学”，代表作品有安西冬为《军舰茉莉》，其中的《春》写道：“一只蝴蝶，向鞑靼海峡那边飞去。”乍看平淡无奇，但是明白日本人将我国东北喻为“蝴蝶”（面积轮廓似蝴蝶形状），就明白其险恶用心了。就这样，日本文学家在侵华政策的支持下，一步步地“协力”侵华战争，终于走进“笔部队”。通常我们喜欢说：日本侵略者是“武装到牙齿的”。殊不知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应当说：他们武装到国民的灵魂才是。而这项工作，自然少不了他们的“灵魂的工程师”——日本现代作家——的特殊“功劳”。该书共14章，从第5章起，集中论述日本这支特殊的“笔部队”。请大家耐住性子，待悠哉大师慢慢道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陆续有日本记者、作家派往中国，进行“协力”军事的报道和宣传。例如：吉川英治、木村毅、小林秀雄、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石川达三等。其中尾崎士郎的《悲风千里》影响很大。还发生一件有意思的事件：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描写日本军攻陷南京后的烧杀和掠夺，作者的想法是“把战争的真相告诉社会”。不料在《中央公论》发表后遭到当局逮捕，法院判他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理由是：“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与此同时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却畅销120万册。这两个事件促使军部和政府强化对作家从军创作活动的管制。1938年8月20日是个关键的日子。许多日本作家收到菊池宽（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的快递明信片，通知他们到内阁情报部开会。与会者有菊池宽、尾崎士郎、横光利一、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片冈铁兵、林芙美子等。最后确定22位担任军部的派遣作家。他们从军部领取高额的津贴，发给军服、军刀、手枪、裹腿等，俨然一批出征的将军。出发前，日本报纸进行大肆宣传，称作“笔部队”。来到中国后，他们先是采访攻克武汉的日军，有人又到南京、杭州。第一批后，军部又组织了第二支“笔部队”（为省篇幅，名单略）。他们回国后，无一例外地撰文谈观感，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值得一提的是林芙美子，她是“笔部队”里唯一的女战士。回国后写了《战线》和《北岸部队》。此外还有军人作家。例如藤田实彦《战车战记》、谷口胜《征野千里》、日比野士郎《吴淞渠》、冻田博《分队长日记》、上田广《建设战记》、火野苇平《士兵三部曲》等……还有难以计数的侵华诗歌作品。应当说，他们是以另一种身份加入“笔部队”的。此外还有所谓“宣抚文学”，大肆进行欺宣传。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因《活着的士兵》而惹祸的石川达三，这时看准风头，幡然醒悟，戴罪立功，他再次来到中国，写下《武汉作战》、《敌国之妻》等正面歌颂军国主义的作品。又担任“日本文学报国会”成员。1942年他积极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战后，石川达三根本否认《活着的士兵》的那些描写，胡说什么“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根本否认南京大屠杀，声称“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个日本作家，中国长期以来竟然认识模糊。例如：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第十卷“外国人士作品”，把石川达三尊为“国际友人”，节录了他的《活着的士兵》；又将他战后写的《风中芦苇》作为“反法西斯文学”列入。王向远教授认为，“这些都是不妥当的”。悠哉大师也认为，这的确很欠严肃。说实话，我在图书馆书架上也见过石川达三的作品，还不曾翻阅。但是，读过这部学术著作，了解到石川达三竟然是这么一个混蛋，我今生是绝不会去阅读的。从今往后，但凡看到这名字，我就深恶痛绝！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1月3日在东京的帝国剧场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抨击英美文化，鼓吹“亚细亚文化”、“日本拯救亚洲”和“大东亚精神的强化普及”。1943年在东京又召开第二次会议。1944年移到南京，又召开第三次会议。这些把戏，自然是“思想文化战”的步骤，是“笔部队”的另一种形式。值得介绍的是佐藤春夫的电影故事《亚细亚之子》（短篇小说名《风云》），它以郭沫若（化名汪某某）和郁达夫（化名郁某）为原型，丑化中国抗日文化人士。佐藤春夫声称：“一切都是宣传第一，一切都注重实效。”作品主人公“汪”和他的日本妻子，被美化为“亚细亚之子”。郁达夫读到此书后，义愤地写下《日本的娼妓和文士》，指出“在这中间他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日本女人的爱国爱家的人格的高尚”；“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1943年日本召开“大东亚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日本文学报国会”决定以其五大原则为主题，“刊行构思规模宏大的小说，向大东亚各国国民宣传皇国的传统和理想，渗透共同宣言的大精神”。其中太宰治分工“独立亲和”，为此他撰写了长篇小说《惜别》，描写鲁迅在日本仙台的留学生活。王向远教授称：“《惜别》对鲁迅形象的歪曲，首先表现在作者对鲁迅对日俄战争的态度上。”“太宰治对鲁迅形象的歪曲，还表现在他笔下的鲁迅对日本文化的评价上。”“更荒唐的是，在这里，太宰治借老医生的口，认为鲁迅由医学转向文艺，是由于认识到日本天皇制的优越性的缘故。”悠哉之所以详细介绍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惜别》，决不仅仅因为它描写了鲁迅，而是因为：《惜别》被于小植译成中文，2006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鲁迅研究专家）在序言中，首先介绍了竹内好专著《鲁迅》的观点和他对《惜别》的批评，接着他说：“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简单、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本体’存在于鲁迅的复杂性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作为小说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对于侮辱信作者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咳，真是见鬼了！两位中国学者，对于太宰治的《惜别》，评价竟然如此不同！个中委曲，叫人实在难以参透！虽说悠哉忝得“中国文学大师”称号，却没有资格对王、董二位的学术观点评头论足。毕竟，我只是读过《惜别》，却谈不上专门研究。该书第十三章叫“日本有‘反战文学’吗？”。据王向远教授研究，日本左翼作家在日本侵华战争后全都转向了。日本文学界所谓的“抵抗文学”，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根据法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抵抗文学”一词虚构出来的谎言。例如川端康成，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战争，在行动上却是积极参与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卖力地参加了。王向远教授断言：“川端康成决不是当代中国不少读者印象中的‘超越时代和政治’的作家。”奇怪的是：对川端康成，悠哉大师也存在这般印象。还有《细雪》的作者谷崎润一郎，文洁若在《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称：“谷崎一向反对日本侵华的不义战争。”但是王向远教授称：谷崎和川端一样，也是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和“协力”战争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参加了。当新加坡陷落，谷崎高兴地挥笔写下《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迄今为止，皇军所征之处，公名正大。”高慧勤、叶渭渠、文洁若等日本文学翻译家，为什么要不顾历史事实，向中国读者这样宣传日本作家呢？萨特曾因福楼拜没写过政府镇压巴黎公社的文字而加以谴责，他们对这些日本作家为何如此开恩呢？我以为，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写得很好，它廓清了悠哉大师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糊涂认识。本文题为《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并非说整个日本现代文学是侵华的，而只是说：它的确烙上了“侵华”的印记，或深或浅地。王向远教授的若干论断也许值得探讨。但是，我敢担保说：这是一部用于“讲真话”的、很严肃的学术著作！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才在这篇短文里“撮其要”概述了该书内容。至于深入评价，不是我所能做到的。我觉得，宣传这部学术著作意义很重大。想想吧：该书于1999年初版，仅仅印刷3000册！十年过去了，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爱好者里，究竟几人拜读过这部著作呢？想到这一点，我不胜忧虑，不胜惆怅！从此以后，中国文学大师悠哉对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日本名作家，不得不很有些讨厌了。世界上有一种罪恶叫“忘恩负义”；他们早年皆深通汉学，受惠于中国悠久文化的润泽，却是这般狠心地充当孽子！ 2009-3-6纪念"七.七"69周年:石门里斩杀侵华日本军官军刀行动---兼记由此带来的一次烧杀惨案---当年英雄有谁知1941年早春，中国人民拯救中华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山东半岛胶莱平原北海地区军民，在共产党和在许世友将军的领导下，与日寇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莱城东三十里南王行政村有八个自然村，该地南依嵯峨险峻的崮山山脉，北接军事要道206国道，有河谷良田2500亩，岭地3500亩，盛产红薯甜瓜闻名齐鲁。境内沟谷纵横，道路曲折险要，密林遮村，是我八路军和革命干部休整养息的地方。该地有一条河流叫太阳河，上游五里处是埠上石桥交接处的雁岭哭儿沟石门里，形势险峻，水草茂密，易进难出，常年流水汩汩，北入王河入海。太阳河东岸太阳山上有古老的庙殿，叫太阳庙，建于明洪武年间，庙殿南北长一百步，东西广五十步，南北庙堂相对，东西厢房相应，廊道相连，飞檐凌空，气势恢弘，钟声飞越远近十几里。每年二月二六月十八九月十八赶庙日，远近州县贾客云集，少童白叟红男绿女齐集庙场，庙门外大戏锣鼓开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太阳庙殿据高临下，周边山脉相连，几十里村落尽收眼底。1940年日寇在莱城东部地区建立了军事据点，中间广阔地带一带却无法控制。1941年正月底，崮山八区获莱城我地下工作者密报，日寇驻军出动100多人东出扫荡，准备勘察日光山庙宇地理形势设立据点，打开莱城东部“非占领”状态，强化“绥靖”政策。正月二十七日上午，寒风刺骨，天干冷干冷的。南王村民兵指导员张令信接区里通知，带领民兵周九丁等人，去村西大沟埋设地雷，阻止敌人东进。张令信身材高大，有豪气，练八卦，敢为事。1937年加入共产党，曾与郑耀南长子郑梦华参加胶东干部学校学习，在《大众日报》社做保卫工作，后任潍县抗日政府公安三科科长，潍北锄奸队队长，亲手处决汉奸和还乡团骨干十几人，曾跟着许世友司令员做过事。周九丁身材高伟，有勇力，在当地是有名的掐电线埋地雷能手。上午十时许，敌人不走大沟，绕行西石桥村，在村西稍做休整，然后北行过马家庄。张令信等人看鬼子改变行军路线，带领同伴扒出埋在大沟小路上的地雷，从大沟东侧绕马家庄返回村隐蔽。中午十一时，鬼子队伍在南边家村（有说在南菊寺村）吃饭，饭后向驿道方向开拔。有一骑白马挎洋刀鬼子中校军官中午醉酒，落在队伍后，独骑过太阳河，东行上庙殿西侧西北二里许，掉队醉卧不醒。南王村村民王梦彦拾粪经过发现情况，迅速回村报告村长王仁洁，王仁洁让他马上回去监视，自己去东村约民兵指导员张令信，及民兵周九丁，张升奎，周元丁，张升志（外号小野猫）等五人，一起去鬼子军官醉卧处。王梦彦曾在哈尔滨做事，会几句日语，大家商议好先让他上前找机会说话，大家待机行事。王梦彦腰里缠着布腰带，肩上铁锨撅着粪筐，打扮成拾粪农民的样子，上去借火抽烟，这时军官已醒来，问，南边的什么村子？王梦彦回答说是南王村。又问西边的什么村子？答说南边家村和北边家村。军官拿出地图，指点着看了一会，说，你说的对，你的大大的良民。军官就从衣兜里掏出香烟，给王梦彦一支，自己手拿着一支。王梦彦遂上前给军官点火，张令信斜刺里从后面靠近军官，猛不定抱住军官的腰，死死不放手。这时军官呜啦呜啦大喊，翻身回手抽刀，刀鞘长，抽不出。张令信与军官在地上滚打，滚出十几米。令信大喊，来人啊！周九丁四人遂上前缚敌，争奈刀光闪亮，寒气逼人，无法下手。小野猫张升志上前，用铁锨砍伤军官抽刀手臂，军官刀落。令信大喊，解裹腿！大家遂解下军官裹腿带子，奋力绑好军官手脚，解下军刀。把军官抬到马背上，一人牵马，四人挟持，二人护卫，从胡子沟过河道，送宋家区政府。区里没人，遂商议处决军官。就顺南王河道至上游哭儿沟石门里。石门里经年流水，隆冬不冻。水下有细沙，深有数米。周九丁手起刀落，将军官斩首。在河床上挖了大坑，尸首埋在河床下，上面用沙掩好，流水如旧。放走战马，埋好战刀，自觉万无一失，遂分头四下里躲避。不巧远处有村八岁小孩乳名满仓者，和外号林老五者二人看到。林老五在村里是无赖，不懂义理。此时为1941年，正月二十七日，中午二时左右。当日鬼子队伍行至石郭庄一带，发现军官失踪，遂拉网满坡往西搜索。军官白马返回，鬼子知道军官出事，就在南王一带大肆搜寻。一帮铁匠师傅被鬼子打得头破血流。傍晚，队伍没回莱城，就在武官和南菊寺宿营过夜。当日夜降小雪，漫山遍野一片银白。正月二十八日凌晨，敌人调集驿道平里店小庙后据点队伍400多人，重返南王一带找人。南至坎上坎下东西埠上，一直到北面的宋家集教书庄，西边到武官清明沟村，漫山遍野到处是马队奔驰。老百姓提前接到上级通知，大部分躲藏进山了，只有老弱病残没来得及转移，被赶到各村的场院里拷打审讯。南王东村有30多人被赶到村南大荒里，张令信母亲徐氏，周九鼎父亲，以及张令信埠上的一个远房姑舅徐永春亦在其中。小孩满仓被鬼子用糖果诱惑，给鬼子指出军官尸体掩埋地址，林老五向鬼子指认出张令信母亲徐氏和周九丁父亲。徐氏和周九鼎父亲被带至石门里。鬼子从河道里挖出军官尸体，当场枪杀了徐氏和周九鼎父亲，然后用担架抬着尸体，送到小庙后据点。时为1941年古历正月二十八日上午10时许。关于满仓提供军官尸体地点，林老五指认张令信母亲和周九酊父亲的细节，系解放后民间传说, 据当事人张令信说,是他远房姑舅兄弟徐永春解放后说出实情。那时林老五已逃逸东北，至死不归。对满仓则因为年幼无知没法处理。下午2点，鬼子返回，遍村放火，一时烈炎张天，浓烟滚滚，正值东南风起，烟尘飘至掖北海边，缭绕不散。村民踏雪站在南岭顶上，眼巴巴看着家园毁于一炬。大火烧到第二天早上，仓谷糠秕烟雾三日不息。东西两村烧毁房屋1000余间，粮食12万公斤，烧死牲畜三十多头，桌椅柜箱无计其数。西村仅存三家没烧。周发堂家院墙高，胡秸烧不到房檐，免于一炬。王玉琪大门朝北，老头用铁耙顶门，翻墙外逃，鬼子没有进去。王梦寿老婆躺在家正屋，大喊有瘟症，鬼子也没敢进去。笔者家父在世日，说仅存三样东西：一张土耙子，一只驴鞍子，一个呱嗒，三样东西都有火炭痕迹也！事过三十年时修葺老屋，墙壁内里皆火红色，墙里顶梁立柱皆为黑炭。南王石坑出产黄褐色石料，古辈用这种石料建房。房屋墙面经大火焚烧皆成红色。大火焚烧时，来不及走掉的老人都被烧死。鬼子漫山遍野搜寻人，有承认南王人的，格杀无论。王宝山和老婆用驴驮着三个孩子，跑到大台，鬼子问：是那里人？他的老婆精神有毛病，说是南王的，王宝山立刻被抓走，在小庙后干河子村被活扒了心，祭祀死了的军官。北边村村民边锡元当时也被抓到干河子，王宝山被害情况他曾亲眼看到。东村王群被抓后，被扔到粪坑里淹死，春天往外扔粪时才掘出来。许多亲戚不敢收留南王人。张秋英母亲用驴驮着孩子投奔马家庄姑母家，被亲姑姑拒之门外，后投奔边家亲戚张节家住了半年。也有死里逃生的，王永德被鬼子马队追赶时恰好内急，一闪身蹲进道旁的土坑里，马队从头顶跨过去，躲了一劫。南王遭劫后，北海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各区民工出钱出物出工，用一个春天帮助建房，流落他乡的人才慢慢返回乡里。有许多人家移居外乡，至今没归。周发云一家搬到山后村，王克义一家搬到龙冢庙村，至今未归。有没及时建好房子的人家，就多年住在废墟里，周发成一家人就住在窝棚里三年多。有新媳妇结婚住在牛屋的，有公婆与媳妇同居一炕的。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时，村里仍然残垣败壁，瓦砾遍地，满目荒凉。家家户户也很少有柜椅的，连盛粮食的瓮也没有，都是盛在用土墼砌的土仓里。冬天到了，深夜老鼠肆虐，粮食常常被一宿倒光。有月子里孩子被老鼠咬伤鼻尖耳朵者。又家家户户很少有房门的，用草廉遮风，冬天屋里似冰窟，幼儿长夜啼哭不住。奔东北谋生者有百多人吧，哈尔滨几乎有了南王村。笔者有远房伯父叫王梦志者，今年八十有九，自奔东北没返乡里，年前病倒，嘱咐儿女他死后把骨灰安葬回老家日光庙遗址西坡，拳拳之思乡情感人泪下！愿天下人珍惜今日安宁康定生活，为富国强兵尽匹夫之责也！当年擒敌英雄大多过世，张令信老人尚在。二龙周九鼎1947年在斗争地主浮财时，因给被斗争对象通风报信，激起民愤被村民活埋而死。其他人皆病老而死。张令信老人今年八十有九，已拄拐，身体有病。记忆尚好，对当年火烧案情能断断续续记起。老伴九十，也患有疾病。今年正月初一我去看访了张令信老人，我走出老人家门时，天空正飘着清雪，距那个火烧的日子正月二十八日，还有二十七天。可是已过去整整六十年了。张令信老人执意送我，我回头远望风烛残年中的当年缚敌英雄，心有戚戚然！南京正在遗忘和毁灭亚洲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请大家帮助转帖和置顶)南京正在遗忘和毁灭亚洲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南京市利济巷2号是现存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2003年，八十二岁高龄的朝鲜籍慰安妇朴永心老人来到利济巷2号指证日本人在此犯下的罪行。侵华日军在南京曾设有四十多处慰安所，现存的不过五六处，而有慰安妇亲自证实的仅此一处。 利济巷2号是亚洲最大的慰安所遗址，专家充分肯定了保留该处遗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朴永心老人离开南京后，该处房屋因地产开发而面临拆除的命运。后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在舆论之下，南京市政府做出了暂不拆除的决定。此后，该幢房屋和周围相关建筑逃过一劫，但居民的动迁并未停止，绝大多数居民已迁出利济巷2号。南京市政府虽暂不拆除此房，但一直未对它的未来做出规划。永久保留？原址建立纪念馆？易地重建？拆除？一年来没有答案，也没有妥善的保管。[注：南京市进行民国总统府前地块改造，曾要拆除一座民国碑坊和两座清代宗祠。后来经过报道，引起关注，拆迁单位表示碑坊不动，宗祠日后重建。可在地块建筑拆完之后，碑坊也拆完了。三四年后，宗祠也不知在何处。总之是不了了之了。]利济巷2号已有七十余年房龄，由于无人居住，大部分门窗已经严重损坏，雨水直接注入室内，浸蚀墙体。一楼填满垃圾，天花板大面积脱落。七十高龄的危房在风吹雨淋，无人照管的情况下还能矗立多久？南京遗忘了它，看着它走向毁灭。去年，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李秀英老人走了，对日本右冀而言又少了一个“绊脚石”。人证会消失，可物证却能永久留存。利济巷2号是最好的物证，但如果我们连这么重要的物证都无法妥善保管，又如何去指控日本的罪行？我们的子孙又如何认知历史，知晓罪恶？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难道真要把我们的遗忘当作送给日本人最好的礼物？
明朝时期的倭寇骚扰沿海、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1931年爆发的侵华战争。
出版时间跟你发表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区分开来，我的经验告诉我，早点发表会好些
《临床误诊误治》杂志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中国生物医学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统计源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杂志以研究疾病诊疗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探索误诊误治的发生规律和防范措施为宗旨，以提高临床医师的诊疗水平为目的，适合各级各类医务人员阅读，本刊报道的丰富的临床病例报告，尤其对年轻医生和基层医生提高临床诊断治疗水平具有实际指导意义。《临床误诊误治》杂志可以用于正常评审职称加分！可以用与考研保研以及课题申报均有效！《临床误诊误治》核心期刊除护理外全科，单位要求三级及以上医院。探索误诊误治的发生规律和防范措施 《中国药师》月刊，杂志主要登载药品科研、生产、经营、管理及临床使用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与工作经验，及时传播国内外药学领域的最新进展，辟有研究论文、药学进展 、研究报告 、药学与临床、药品监管、综述 、医药信息等。杂志开设“中药临床药学”等滚动刊出的专栏及必要时增设其他栏目，是广大药师的重要学术交流园地。是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 中国科技期刊核心期刊不好意思打扰到您了，我们可以操作《临床误诊误治》《中国药师》等核心期刊，现诚招代理，QQ601163667，无心勿扰，各位精英麻烦您保留我，以备不时之需。平时不会过多打扰您的
你好，根据一般习惯，是以杂志实际出版的日期为准，因为自它印刷并公开发行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出版的事实标准。杂志上标注的刊期只是杂志社为了杂志的时效性所以都会把时间往后写，这样当你8月收到9月杂志的时候不会觉得晚。特别是对一些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刊物来说，这样能避免读者买杂志总觉得像是买到过期的一样，保持读者的新鲜感。一般杂志从收稿到编辑、校对、印刷、发行都会有不同的时长，刊期越长（月刊、双月刊、季刊）出版周期就越长，特别好的学术期刊，长的甚至半年一年，所以你发表时一定要注意问清杂志的出版时间能不能赶上你的时间需要，以免做了无用功。要发表可以再问我，我就是杂志编辑
评职称都是按刊物的刊期来算的，如果刊物是9月的刊，那就是9月的，哪怕是7月收的刊物。
严格意见上来讲，就没有发表时间这一说，都是出版时间，按《出版物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连续出版物是不允许提前出刊的，像这种9月的刊期，8月出版的，都是违法操作的，就是为了评职称提前拿到刊物而操作的。
按相关规定，连续出版物一般为当月或次月出版，一般来说，月刊为每月15日出版，旬刊为每月5、15、25日出版，半月刊为每月10日、20日出版。
概念
职称论文发表，顾名思义，就是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用于评定职称。“论文”是指精深而有系统的学术文章，是课题研究、问题讨论的表达形式。论文发表就是专门对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中某一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论证的文章发表在国家正式出版物上，由于利益驱使，市面上充斥着很多假刊，发表论文前一定要认真鉴别，避免上当。
看你上面的刊期，在职称评定中，是以刊期为准的。如果是5月份的刊期，即使是8月份收到的，也是按5月份算的。
日本修士毕业论文10月写。根据查询相关信息显示：日本修士论文提交在第二年的10月份写好后交给学校。
评职称都是按刊物的刊期来算的，如果刊物是9月的刊，那就是9月的，哪怕是7月收的刊物。
严格意见上来讲，就没有发表时间这一说，都是出版时间，按《出版物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连续出版物是不允许提前出刊的，像这种9月的刊期，8月出版的，都是违法操作的，就是为了评职称提前拿到刊物而操作的。
按相关规定，连续出版物一般为当月或次月出版，一般来说，月刊为每月15日出版，旬刊为每月5、15、25日出版，半月刊为每月10日、20日出版。
概念
职称论文发表，顾名思义，就是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论文，用于评定职称。“论文”是指精深而有系统的学术文章，是课题研究、问题讨论的表达形式。论文发表就是专门对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领域中某一问题，进行探讨、分析论证的文章发表在国家正式出版物上，由于利益驱使，市面上充斥着很多假刊，发表论文前一定要认真鉴别，避免上当。
你好，根据一般习惯，是以杂志实际出版的日期为准，因为自它印刷并公开发行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出版的事实标准。杂志上标注的刊期只是杂志社为了杂志的时效性所以都会把时间往后写，这样当你8月收到9月杂志的时候不会觉得晚。特别是对一些在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刊物来说，这样能避免读者买杂志总觉得像是买到过期的一样，保持读者的新鲜感。一般杂志从收稿到编辑、校对、印刷、发行都会有不同的时长，刊期越长（月刊、双月刊、季刊）出版周期就越长，特别好的学术期刊，长的甚至半年一年，所以你发表时一定要注意问清杂志的出版时间能不能赶上你的时间需要，以免做了无用功。要发表可以再问我，我就是杂志编辑
德国著名大科学家高斯(1777～1855)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高斯在还不会讲话就自己学计算，在三岁时有一天晚上他看着父亲在算工钱时，还纠正父亲计算的错误。长大后他成为当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数学家。他在物理的电磁学方面有一些贡献，现在电磁学的一个单位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数学家们则称呼他为“数学王子”。他八岁时进入乡村小学读书。教数学的老师是一个从城里来的人，觉得在一个穷乡僻壤教几个小猢狲读书，真是大材小用。而他又有些偏见：穷人的孩子天生都是笨蛋，教这些蠢笨的孩子念书不必认真，如果有机会还应该处罚他们，使自己在这枯燥的生活里添一些乐趣。这一天正是数学教师情绪低落的一天。同学们看到老师那抑郁的脸孔，心里畏缩起来，知道老师又会在今天捉这些学生处罚了。“你们今天替我算从1加2加3一直到100的和。谁算不出来就罚他不能回家吃午饭。”老师讲了这句话后就一言不发的拿起一本小说坐在椅子上看去了。教室里的小朋友们拿起石板开始计算：“1加2等于3，3加3等于6，6加4等于10……”一些小朋友加到一个数后就擦掉石板上的结果，再加下去，数越来越大，很不好算。有些孩子的小脸孔涨红了，有些手心、额上渗出了汗来。还不到半个小时，小高斯拿起了他的石板走上前去。“老师，答案是不是这样？”斯以后便在数学上作了一些重要的研究了。
蒲丰试验 一天,法国数学家蒲丰请许多朋友到家里,做了一次试验.蒲丰在桌子上铺好一张大白纸,白纸上画满了等距离的平行线,他又拿出很多等长的小针,小针的长度都是平行线的一半.蒲丰说:“请大家把这些小针往这张白纸上随便仍吧！”客人们按他说的做了。 蒲丰的统计结果是：大家共掷2212次，其中小针与纸上平行线相交704次，2210÷704≈3.142。蒲丰说：“这个数是π的近似值。每次都会得到圆周率的近似值，而且投掷的次数越多，求出的圆周率近似值越精确。”这就是著名的“蒲丰试验”。数学魔术家 1981年的一个夏日，在印度举行了一场心算比赛。表演者是印度的一位37岁的妇女，她的名字叫沙贡塔娜。当天，她要以惊人的心算能力，与一台先进的电子计算机展开竞赛。 工作人员写出一个201位的大数，让求这个数的23次方根。运算结果，沙贡塔娜只用了50秒钟就向观众报出了正确的答案。而计算机为了得出同样的答数，必须输入两万条指令，再进行计算，花费的时间比沙贡塔娜要多得多。 这一奇闻，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沙贡塔娜被称为“数学魔术家”。工作到最后一天的华罗庚 华罗庚出生于江苏省，从小喜欢数学，而且非常聪明。1930年，19岁的华罗庚到清华大学读书。华罗庚在清华四年中，在熊庆来教授的指导下，刻苦学习，一连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后来又被派到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对数论有很深的研究，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他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走遍了20多个省、市、自治区，动员群众把优选法用于农业生产。 记者在一次采访时问他：“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他不加思索地回答：“工作到最后一天。”他的确为科学辛劳工作的最后一天，实现了自己的诺言。21世纪七大数学难题 美国的克雷数学研究所于2000年5月24日在巴黎宣布了众多数学家评选的结果:对七个“千禧年数学难题”的每一个悬赏一百万美元。 “千年大奖问题”公布以来，在世界数学界产生了强烈反响。这些问题都是关于数学基本理论的，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对数学理论的发展和应用的深化产生巨大推动。认识和研究“千年大奖问题”已成为世界数学界的热点。不少国家的数学家正在组织联合攻关。可以预期，“千年大奖问题”将会改变新世纪数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卡儿，（1596-1650）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解析几何学奠基人之一。他认为数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理论和模型，提出了数学为基础，以演绎为核心的方法论，对后世的哲学。数学和自然科Х⒄蛊鸬搅司薮蟮淖饔谩? 笛卡儿分析了几何学和代数学的优缺点，表示要寻求一种包含这两门科学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缺点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用代数方法，来研究几何问题--解析几何，《几何学》确定了笛卡儿在数学史上的地位，《几何学》提出了解析几何学的主要思想和方法，标志着解析几何学的诞生，思格斯把它称为数学的转折点，以后人类进入变量数学阶段。 笛卡儿还改进了韦达的符号记法，他用a、b、c……等表示已知数，用x、y、z……等表示未知数，创造了“=”，“”等符号，延用至今。 笛卡儿在物理学，生理学和天文学方面也有许多独到之处。韦 达 韦达（1540-1603），法国数学家。年青时学习法律当过律师，后从事政治活动，当过议会议员，在西班牙的战争中曾为政府破译敌军密码。韦达还致力于数学研究，第一个有意识地和系统地使用字母来表示 已知数、未知数及其乘幂，带来了代数理论研究的重大进步。韦达讨论了方程根的多种有理变换，发现了方程根与分数的关系，韦达在欧洲被尊称为“代数学之父”。1579年，韦达出版《应用于三角形的数学定律》，同时还发现，这是π的第一个分析表达式。 主要著有《分析法入门》、《论方程的识别与修正》、《分析五章》、《应用于三角形的数学定律》等，由于他贡献卓著，成为十六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数学家。高斯 印象中曾听过一个故事：高斯是位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有一天他的数学老师因为事情已处理了一大半，虽然上课了，仍希望将其完成，因此打算出一题数学题目给学生练习，他的题目是:1+2+3+4+5+6+7+8+9+10=？，因为加法刚教不久，所以老师觉得出了这题，学生肯定是要算蛮久的，才有可能算出来，也就可以藉此利用这段时间来处理未完的事情，但是才一转眼的时间，高斯已停下了笔，闲闲地坐在那里，老师看到了很生气的训斥高斯，但是高斯却说他已经将答案算出来了，就是55，老师听了下了一跳，就问高斯如何算出来的，高斯答道，我只是发现1和10的和是11、2和9的和也是11、3和8的和也是11、4和7的和也是11、5和6的和还是11，又11+11+11+11+11=55，我就是这么算的。高斯长大后，成为一位很伟大的数学家。 高斯小的时候能将难题变成简易，当然资质是很大的因素，但是他懂得观察，寻求规则，化难为简，却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效法的。 数学家华罗庚小时候的轶事 华罗庚（1910——1982）出生于江苏太湖畔的金坛县，因出生时被父亲华老祥放于箩筐以图吉利，“进箩避邪，同庚百岁“，故取名罗庚。 华罗庚从小便贪玩，也喜欢凑热闹，只是功课平平，有时还不及格。勉强上完小学，进了家乡的金坛中学，但仍贪玩，字又写得歪歪扭扭，做数学作业时倒时满认真地画来画去，但像涂鸦一般，所以上初中时的华罗庚仍不被老师喜欢的学生而且还常常挨戒尺。 金坛中学的一位名叫王维克的教员却独有慧眼，他研究了华罗庚涂鸦的本子才发现这许多涂改的地方正反映他解题时探索的多种路子。一次王维克老师给学生讲[孙子算经]出了这样一道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其二，五五数剩其三，七七数剩其二，问物几何？“正在大家沉默之际，有个学生站起来，大家一看，原来是向来为人瞧不起的华罗庚，当时他才十四岁，你猜一猜华罗庚他说出是多少？16世纪德国数学家鲁道夫，花了毕生精力，把圆周率算到小数后35位，后人称之为鲁 道夫数，他死后别人便把这个数刻到他的墓碑上。 瑞士数学家雅谷·伯努利，生前对螺线（被誉为生命之线）有研究，他死之后，墓碑上 就刻着一条对数螺线，同时碑文上还写着：“我虽然改变了，但却和原来一样”。这是一句既刻划螺线性质又象征他对数学热爱的双关语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重定向自爱因斯坦)跳转到： 导航, 搜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出生 1879年3月14日德国乌尔姆逝世 1955年4月18日美国普林斯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年3月14日—1955年4月18日），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目录 [隐藏]1 生平1.1 奇迹年1.2 成名2 个性和思想2.1 宗教观点2.2 政治观点3 爱因斯坦与中国4 参考5 外部连结[编辑]生平未搬到意大利居住前的少年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生於德国乌尔姆一个经营电器作坊的小业主家庭。一年后，随全家迁居慕尼黑。1894年，又全家迁至意大利米兰。1895年他转学到瑞士阿劳市的州立中学。1896年进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师范系学习物理学，1900年毕业。1901年取得瑞士国籍。1902年被伯尔尼瑞士专利局录用为技术员，从事发明专利申请的技术鉴定工作。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展科学研究，於1905年在物理学三个不同领域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狭义相对论的建立和光量子论的提出，推动了物理学理论的革命。同年，以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取得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博士学位。[编辑]奇迹年爱因斯坦在1905年「爱因斯坦奇迹年」（Annus Mirabilis Papers ）发表了四篇划时代的论文，分别为：〈关於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根据分子运动论研究静止液体中悬浮微粒的运动〉、〈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物体惯性与其所含能量有关吗？〉，随后导出了E = mc²的公式。100年后的2005年，被定为「世界物理年」（World Year of Physics）。1905年3月发表〈关於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On a Heuristic Viewpoint Concerning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ght），认为光是由分离的粒子所组成。爱因斯坦解释光也是由小的能量粒子（量子）组成的，并且量子可以像单个的粒子那样运动。「光量子」理论把1900年普朗克创立的量子论大大推进一步，对早已成为定论的光的波动理论提出有力挑战，揭示了微观世界的基本特徵：波动—粒子二元性。1905年4月：根据在咖啡馆里关於茶的讨论，爱因斯坦写出一篇论文，论证可以根据糖在液体中的扩散速度来计算糖分子的大小。这一篇〈根据分子运动论研究静止液体中悬浮微粒的运动〉（On the Motion Required by the Molecular Kinetic Theory of Heat of Small Particles Suspended in a Stationary Liquid）的论文。1905年6月30日，德国《物理学年鉴》（Annalen der Physik）发表〈关於运动媒质的电动力学〉（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一文。首次提出了狭义相对论基本原理，论文中提出了两个原理：「光速不变」，以及「相对性原理」。1905年9月27日，德国《物理学报》刊出〈物体的惯性与其所含能量有关吗？〉（Does the Inertia of a Body Depend Upon Its Energy Content?），认为「物体的质量可以度量其能量」，随后导出了E = mc²的公式。[编辑]成名爱因斯坦1908年兼任伯尔尼大学的编外讲师。1909年离开专利局任苏黎世大学理论物理学副教授。1911年任布拉格德语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1912年任母校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教授。1914年，应马克斯·普朗克和瓦尔特·能斯脱的邀请，回德国任威廉皇家物理研究所所长兼柏林大学教授，直到1933年。1920年应亨德里克·安东·洛伦兹和保耳·埃伦菲斯特的邀请，兼任荷兰莱顿大学特邀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投入公开和地下的反战活动。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广义相对论。他所作的光线经过太阳引力场要弯曲的预言，於1919年由英国天文学家亚瑟·斯坦利·爱丁顿的日全食观测结果所证实。1916年他预言的引力波在1978年也得到了证实。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在西方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词，同时也招来了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沙文主义者、军国主义者和排犹主义者的恶毒攻击。1917年爱因斯坦在《论辐射的量子性》一文中提出了受激辐射理论，成为雷射的理论基础。1919月11月10日《纽约时报》刊登新观察证实相对论的消息，形容这是爱因斯坦理论的大胜利.爱因斯坦因在光电效应方面的研究，被授予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1933年1月纳粹党攫取德国政权后，爱因斯坦是科学界首要的迫害对象，幸而当时他在美国讲学，未遭毒手。3月他回欧洲后避居比利时，9月9日发现有准备行刺他的盖世太保跟踪，星夜渡海到英国，10月转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新建的高级研究院的教授，直至1945年退休。1940年他取得美国国籍。1937年爱因斯坦曾经探访住在美国加州的查理·卓别林。1939年他获悉铀核裂变及其链式反应的发现，在匈牙利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推动下，上书罗斯福总统，建议研制原子弹，以防德国占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两个城市上空投掷原子弹，爱因斯坦对此强烈不满。战后，为开展反对核战争的和平运动和反对美国国内法西斯危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因主动脉瘤破裂逝世於普林斯顿。遵照他的遗嘱，不举行任何丧礼，不筑坟墓，不立纪念碑，骨灰撒在永远对人保密的地方，为的是不使任何地方成为圣地。爱因斯坦的后半生一直从事寻找大统一理论的工作，不过这项工作没有获得成功，现在大统一理论是理论物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1999年《时代》杂志将其评选为20世纪风云人物。为纪念他，第99号元素被命名为「鑀」。另外，「爱因斯坦」一词还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注册商标。[编辑]个性和思想爱因斯坦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为人和蔼友善，同时谦虚却又特立独行，从而受到广泛的尊敬。他有时会讲讲笑话，并爱好航行和拉小提琴。他还是个心不在焉的教授，经常丢三落四，专心於思考物理问题而忽视周围的世界。[编辑]宗教观点尽管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但他并不信奉犹太教，他只是赞叹宇宙和自然的美丽。1954年3月24日，在给一位工人的回信中，他说道：「你所读到的关於我信教的说法当然是一个谎言，一个被系统地重复着的谎言。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也从来不否认而是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麼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够揭示的这个世界的结构的无限的敬仰。」他还说（见《生活哲学（Living Philosophy）》13期，1931年）：「我们不理解的事物存在的知识，以及我们对那些我们的意识可以接受的最深奥的推理和最美丽事物的感觉构成了我们对宗教的虔诚。在这个意义上，但仅仅在此意义上，我深信宗教。」在回答美国纽约犹太人大会（International Synagogue）的Rabbi Herbert Goldstein时，他说道：「我相信斯宾诺莎的神，一个通过存在事物的和谐有序体现自己的神，而不是一个关心人类命运和行为的神。」当受到Martin Buber关於宗教信仰攻击之后，他声明：「我们物理学家所努力的仅仅是跟随他画他的线。」作为爱因斯坦宗教信仰的总结，他曾说道：「有一个无限的高级智慧通过我们脆弱无力的思维可以感受的细节来显示他自己，对此谦卑的赞美构成了我的宗教信仰。」爱因斯坦相信一种宇宙宗教感觉(cosmic religious feeling)，但反对一个人格化的神。爱因斯坦1934年成为唯物主义者出版协会（Rationalist Press Association）名誉会员。[编辑]政治观点以色列立国时曾邀请爱因斯坦出任总统，其头像亦印於1968年以色列纸币上爱因斯坦说自己是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晚年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他曾经说：「我认为甘地的观点是我们这个时期所有政治家中最高明的。我们应该朝着他的精神方向努力：不是通过暴力达到我们的目的，而是不同你认为邪恶的势力结盟。」爱因斯坦对於诸如社会主义、麦卡锡主义和种族主义的看法存在争议（参见爱因斯坦和社会主义，他还是德国自由民主党的建立者之一。美国联邦调查局保存的关於爱因斯坦的档案中记录他曾被拒绝以难民条款(Alien Exclusion Act)移民美国，其中一条理由是爱因斯坦信奉、主张并宣扬无政府主义，从而使政府名存实亡。他还被指责为「1937年－1954年34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不过这些档案是其他部门提交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而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正式文件。爱因斯坦反对残暴的政府，同时也因为自己是犹太人，他反对纳粹政府并在纳粹政府掌权后不久就离开了德国。他开始支持研制原子弹，以防止希特拉抢先研制成功，为此他还在1939年8月2日上书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这封信很可能是别人执笔），建议开始研制核武器。罗斯福接受了建议，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研究铀作为武器的可行性，几年之后这个小组被曼哈顿计划取代。战后，爱因斯坦却开始为消除核武器建立和平政府游说，他说：「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用什麼武器，但是第四次世界大战人们将只会用木棒和石头打仗了。」爱因斯坦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他支持将犹太人定居点选择在犹太教的古地，并热衷於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莱大学。1930年爱因斯坦在希伯莱大学发表名为《关於犹太复国主义：爱因斯坦教授的讲座》的文章。爱因斯坦也将自己的论文都传给了希伯莱大学。但是他反对民族主义，同时也怀疑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是不是最好的选择。他可能幻想着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和平的居住在同一个地方。1952年，晚年的爱因斯坦曾被邀请作新成立的以色列的第二任总统，但他拒绝了，理由是自己缺少必要的人事能力。爱因斯坦还联同阿尔贝·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和伯特兰·罗素为禁止核试验和核武器斗争。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签署了《罗素—爱因斯坦宣言》(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这一声明促使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召开。他在给罗素的信中写道：亲爱的伯特兰·罗素：感谢你4月5日的来信，我很高兴在你这个出色的声明上签字，我还同意你的签名者候选名单。致敬，阿·爱因斯坦[编辑]爱因斯坦与中国1919年，西方媒体大幅报道爱因斯坦准确预测日蚀结果，中国人亦在此段时间开始注意相对论。从1917年下半年至1923年上半年，《改造》杂志、《少年中国》、《东方杂志》等先后发表爱因斯坦的专论，各报刊登载的论著、译文、报告不下100篇，出版译著15种左右。爱因斯坦1916年撰写的名作《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由北大教授夏元瑮负责翻译，1921年4月於《改造》杂志发表，翌年以《相对论浅释》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还刊出「欢迎爱因斯坦博士」的出版广告。[1]1920年代初，英国哲学家罗素访华，其中「物之分析」的演说，主要谈论相对论，他在中国多次指「列宁和爱因斯坦是近世最出色的伟人。」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名字在中国家传户晓。爱因斯坦於1922年曾两次途经上海，停留不足3天。1920年代，他应日本改造社邀请，赴日讲学，出发前曾乘日本船「北野丸」号於1922年11月13日上午10时抵达上海；同日，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通知爱因斯坦获得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中国的大学生在南京路上为爱因斯坦欢呼，此后他在上海「一品香」用膳，到上海「小世界」听昆曲，游览城隍庙、豫园等地。下午6时，中国文化教育界於画家王震家中设宴招待。1922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乘「榛名丸」号返回欧洲，31日上午11时再次途经上海，1月1日下午3时，应上海犹太青年会及学术研究会邀请，在福州路17号公共租界工部局礼堂，讲演相对论，当时有一些中国学者参加。他1月2日 11时他再次乘「榛名丸」号离开。爱因斯坦夫妇於次日凌晨仍乘原船往日本。早期报章报导爱因斯坦访问上海，曾将爱因斯坦翻译为安斯坦。在他的旅行日记中写到：「(上海)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革命事件(即五四运动)特别可以理解了。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他们好像是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而同他们国家的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在劳动著，在呻吟著，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著，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日军侵华时，爱因斯坦与罗素等人於1938年1月5日在英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世界援助中国。当上海抗日运动的领袖「七君子」被捕时，他与美国15名知名人士於1937年3月发出声援电。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周培源发了唁电，《人民日报》发表周培源撰写的悼念文章。1979年，爱因斯坦百年诞辰，中国亦发行纪念邮票。200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世界发起「物理照亮世界」的光束传递活动。当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发出镭射信号，透过大洋光缆穿越整个地球，在24小时之后回到美国。中国在4月19日傍晚开始光束传递，在两个小时里，爱因斯坦光束传遍了全国的33个城市，最后分别传到印度和俄罗斯。[
发现进化论年11月的一天，在英国伦敦，人们纷纷涌向书店，购买一本刚刚出版的新书——《物种起源》，初版1250本书在发行的当天就被销售一空。原来不甚愿意承印这本书的出版商喜出望外，接着再版3000本，又很快告罄。购书的要求从美国、德国纷至沓来……“我完全相信，物种不是不变的。”“一切生物都不是特创的，而是少数生物的直系后代。”书中的观点震撼了世界，动摇了禁锢人们思想许多个世纪的特创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是他完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进化论。贝格尔号远洋舰环球考察年12月底，一艘三桅木帆船驶出英吉利海峡，航行在大西洋上。船尾站着一个有着高高额头、浓眉乌发的英俊年轻人。他从船尾布下的网中取出捕获的生物，对它们逐一鉴别、解剖，并登记人册。22岁的查理?达尔文作为生物学家，随着这艘叫贝格尔号的海军勘探船，开始了为期5年的环球考察。查理?达尔文出生于英国西南部施鲁斯伯里城一个世代名医的家庭，他的祖父伊内兹马斯?达尔文不仅医术出众，而且是一位生物学家、诗人。他的父亲罗伯特?韦林?达尔文也是当地著名医生。他的父亲最初希望他继承父业，成为一名医生，把他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可是达尔文对学医不感兴趣，却热衷于采集标本，寻找矿石。他的父亲又把他送到剑桥大学基督教学院学习神学，想让他成为一个牧师。但达尔文仍醉心于博物学，他经常去听生物学、地质学的课，结交了他的老师、植物学家亨斯洛和地质学家塞治威克，并跟着他们出去作科学调查。正是亨斯洛推荐他随贝格尔号舰考察。达尔文随身携带了一本英国地质学家赖尔刚刚出版的《地质学原理》，一有空就读。这本书使他耳目一新。书中写道，地球是自然界缓慢变化形成的，陆地是由海底渐渐升起形成的。这和他过去在学校中学过的地球和地球上的万物是永远不变的观点完全不同。究竟谁说的对呢？达尔文思索着。当贝格尔号舰到达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时，那白白的由贝壳和珊瑚凝成的地层带立即把他吸引住了，那正是陆地是由海底隆起的证据。在巴塔哥尼亚原、安第斯山的考察也都证明了，赖尔的地质学原理是正确的，地球是逐渐变化的。这给了他很大启示。在考察中，最吸引达尔文的还是各地千奇百怪的动物、植物及其化石。它们使达尔文赞不绝口，经常处于“非常惊奇之中”。在佛得角群岛，到处是奇花异草，郁郁葱葱的草木中，活跃着各种昆虫、珍禽异兽，光蝴蝶就有上千种。是什么力量把大自然装扮得如此美丽，创造出这样种类繁多的动植物呢查塔姆岛上，有一种身体巨大的贮水龟，它可以爬到很远的地方找水源，不仅把肚子喝饱，而且把水贮存在膀胱和心囊中，因此它们可以生活在雨量极少的干旱地区。这是否说明动物和环境之间有某种联系这些问题不断引起达尔文的思考。年9月，贝格尔号舰来到南美厄瓜多尔附近的因盛产巨龟而被称为巨龟岛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在这里考察了一个多月。笼罩在茫茫无际太平洋海雾中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由十几个主要岛屿、几十个小岛组成。这里的火山口表明，这个岛不是很古老，如果上帝真是公元前4004年完成他的伟大创世行动的话，这个群岛是在上帝创世后才形成的。达尔文采集到26种鸟类，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雀科鸟类。一共有14种地雀，表面看来和南美大陆的地雀十分相似，但目光敏锐的达尔文却发现，这些雀类嘴巴的大小、宽厚各不相同，有的喙长，有的喙短，有的喙大而坚硬，有的喙弯曲像小钩子。为什么不同的小岛上有不同的雀类呢？难道这是上帝的特意安排吗？达尔文经过调查发现，这些地雀都是从南美迁来的。由于它们分布在相对隔绝的小岛上，靠吃谷子、昆虫、坚果等不同食物为生，于是喙就变得各不相同，成了不同的种类。年的航海生活异常艰苦，当这艘不到100英尺长的木船在大海中颠簸时，达尔文常常几天几夜晕船，呕吐；当他们在荒无人烟的小岛上考察时，往往十几个小时喝不上一口水，还不时遭到毒蛇猛兽的袭击……达尔文以坚强的毅力战胜了种种磨难，他不仅采集到了大量珍贵的动物、植物、化石标本，记下了几大本观察日记，写出多篇论文，更重要的是他抛弃了特创论的观点，得出了一个科学结论，那就是生物进化论。正像他自己听说的：“贝格尔航行是我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事件，他决定了我的事业。”物种起源之迷达尔文深知，物种变化的观点一旦发表，将会遭到教会的激烈反对，而且人们也不会轻易相信物种是变化的，他必须以确凿的证据说明物种为什么会变化。回国后，他首先搜集动物、植物在家养情况下变异的事实。他印发了许多调查表，向动物饲养家和植物育种家搜集资料，还广泛阅读书刊，包括中国的农书。当时英国社会掀起一股养鸽热，经常举办鸽子展览和竞赛。达尔文也参加了两个养鸽俱乐部。达尔文发现，家鸽的品种至少有20种以上，有的嗉囊肥大，有的鼻子很高，还有的尾羽很大，像一把扇子……他对各种类型的家鸽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这些家鸽虽然外型差别很大，内部构造和骨骼却相差不多。他又进一步调查了这些家鸽的饲养史，原来，它们都是由一种野生鸽——岩鸽演变来的，是人为干涉使它们演化为不同种类。例如有一种突胸鸽，它的嗉囊像个皮球似的挂在胸前，那是开始时，人们发现有的鸽子的嗉囊比别的鸽子大一些，于是就专门挑选嗉囊大的鸽子交配，经过几代连续交配，最后就培育出了突胸鸽。他还考察了世界各地的马。马的颜色各种各样，有白的、黑的、栗色、花斑的……马的类型也有许多种，有跑马、驮马。而原始的马是黄棕色的，个子也很小。野马怎样变成种类繁多的家马呢？主要是人工选择的作用。一旦马的颜色有一点变异，人们喜欢什么颜色的马，就把它保存下来加以繁殖，并加以训练，变成了良种跑马。达尔文还观察了金鱼、细毛羊、奶牛、狗及各种花卉，他得出结论，是人类把家养生物改变得那样完善。他写道：“具有不同特征的动植物品种可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这在人工干涉下，逐渐形成了人们需要的新品种，我概括为人工选择。”使他感到迷惑难解的是，自然界的新物种又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问题日夜萦绕在脑际中，连乘车时也在思索着。年10月的一天，为了消遣一下，他拿起了一本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看，忽然，他心中的谜被解开了。马尔萨斯写着，任何动物的繁殖速度都大于它们食物的增长速度，这样就会有一部分生物在生存竞争中死亡，从而使动物和它们的食物达到新的平衡。比如森林中有50头梅花鹿，个个长得都很健壮。随着鹿的增多，森林中的食物变得不够吃了，于是大批的鹿死亡，只有身体强壮的鹿幸存下来。他想到在北大西洋马德拉岛上的昆虫，它们当中大部分翅膀都退化了，不能飞，而少数翅膀又特别发达。达尔文现在明白了，原来马德拉岛上经常刮大风，那些会飞的昆虫大部分都被刮到海里淹死了，只有少数翅膀特别发达的，或爬在地上不会飞的昆虫才被保存下来，经过许多年，岛上就只剩下翅膀特别发达或不会飞的昆虫了。自然环境就是这样选择生物，通过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生物不断进化着，达尔文把这叫做自然选择。达尔文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他的朋友地质学家赖尔和植物学家虎克，开始动手撰写他的巨著《物种起源》。达尔文与华莱士从1842年起，达尔文开始起草进化论的提要，1844年，他完成了《物种起源》的详细提纲，直到1858年，他仍在继续撰写这部书。他的好朋友赖尔和虎克不断催促他，赶快把他的理论写出来，并且警告他，不然，就会有人跑到你的前边去了。达尔文听了只是一笑了之。他是一位非常严肃认真的科学家，他非要找到确凿的证据才肯动手，并且要让他的理论尽可能完善、严谨。果真有一个年青人赶到他前面去了，那就是华莱士。华莱士也是英国人，他比达尔文小14岁，经历与达尔文也很相似，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并到世界各地去探险。华莱士曾到南美洲的热带地域和亚洲东南的马来群岛去旅行。马来群岛的岛屿南下与澳大利亚相连，北上与亚洲相连。华莱士发现，巴厘岛和龙目岛之间存在一条分界线，东西两侧岛屿上的动物和植物迥然不同，这条分界线至今被称为“华莱士”线。年，华莱士在加里曼州考察时，就发现物种是变化的，非常巧，他也是阅读了马尔萨斯的著作，得出了“物种变化的原因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并且也称之为“华莱士”线。华莱士的性格与达尔文完全不同，他一旦产生某种新思想，马上就伏案写作，两天完稿。华莱士把自己的论文寄给了他所尊敬和信赖的一位学者，这个学者就是达尔文。年夏天，达尔文收到了华莱士从马来群岛寄来的论文《论变种无限离开原始型的倾向》，并解释道，这是一篇探讨物种起源的论文。 “物种起源”？达尔文全身一震，难道华莱士也在研究物种起源？他一口气把论文读完。文中所写的完全都是自己思考过的问题，甚至所用的语言也和自己完全一样。达尔文想，即使华莱士手中有过我1842年写的那份初稿，他也不会写出这个手稿更好的论文来，现在华莱士文中的术语都成了我书中每章的小标题。华莱士在信中写道：“如果您认为这篇文章有价值的话，请你转给赖尔看一看。”只要达尔文推荐，华莱士就将成为这一重大发现的创始人了，而这也意味着自己将失去对为之倾注了全部心血、耗费了20年时间的重要理论的开创权。达尔文心里非常懊丧和遗憾。但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科学家，他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对荣誉的垄断权。达尔文立即提笔给赖尔写了一封信，热情地推荐这篇论文，并且决定放弃自己的大规模写作。赖尔很快写来了回信，他和虎克都认为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们阅读过达尔文在1842年写的摘要，那本身就是一篇完整的进化论的论文。在他们的倡议下，华莱士的论文和达尔文13年前写的那篇论文于7月1日在林奈学会上发表了。当华莱士后来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深深为达尔文的自我牺牲和谦虚精神所感动，并心悦诚服地把进化论创始人位置让给达尔文。在赖尔和虎克的鼓励下，达尔文又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经过十多个月的努力，1859年底，凝结着达尔文20多年心血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进化论的发表犹如一块巨石落水掀起巨澜，引起了人们的激烈争论，就连一些科学家也接受不了这一革命的理论。曾经当过达尔文老师的地质学家塞治威克对达尔文说：“读了你的书我不是感到愉快，而是痛苦，书中的一部分材料让我感到很可笑，另一部分又使我十分担忧。”赫胥黎首先把进化论用到人类的起源上，推测人类是由类人猿变来的，人和猿有共同的祖先。海克尔则最早提出了动植物的系统树，并标明了人类的来源和人种的分布。进化论的最大反对者还是来自科学界外的宗教界，因为进化论否定了上帝创造物种，矛头直指神圣的上帝，动摇了神学的基础，因此遭到了宗教界的围剿。年6月28日，在教会和一些保守科学家的策划下，英国科学协会在牛津大学召开了为期3的讨论会，名为讨论达尔文学说，实际则是攻击进化论，牛津大主教威尔伯福斯就公开宣称“要粉碎达尔文主义”。月30日，讨论会达到了高潮。会议原定在会议厅召开，由于人太多，不得不转移到图书阅览室。能言善辩、号称“油嘴山姆”的大主教威尔伯福斯亲自出马。他指责达尔文的进化论违背神圣的教义。他自以为聪明地说：“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一切生物都起源于某些菌类，那么人类和蘑菇就有亲缘关系了？”他并挑衅地说：“请问坐在我身旁的赫胥黎教授，究竟是你的祖父还是祖母哪一方同猿猴发生了血缘关系？”大主教的话颇能盅惑人心，在听众们兴奋的大喊大叫声中，赫胥黎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应战。他没有理睬大主教的人身攻击，而是用大量的事实有力地反驳了大主教那些缺乏科学根据的胡言乱语。赫胥黎最后以这段广为流传的话结束了他的长篇发言：“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无尾猿而羞耻。如果有人使我在回忆起他时感到羞耻的话，那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有浮滑善变的性格，他不满足于在自己范围内取得的令人怀疑的成功，还要去插手他并不了解的科学问题，用花言巧语、文不对题的议论赫胥黎的发言一结束，立即引起了人们的热烈的掌声。接着，虎克发言，用事实抨击了大主教在科学上的无知。这场论战以教会的失败、进化论的胜利而告终。斗争并没有结束。达尔文经常收到恐吓信和谩骂信。但达尔文没有退缩，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已下定决心，装好自己的铠甲了，我将勇敢地迎接艰苦而长期的斗争。“年，达尔文又发表了《人类的由来和性的选择》，指出了人是动物长期发展的产物，把人放到物界中应有的位置上，粉碎了宗教中有关人是宇宙中心的神话。达尔文的进化论终于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年，达尔文的母校剑桥大学决定授予达尔文荣誉学位，以表彰他对人类作出的杰出贡献。就在庆祝大会上，还有几个人高举一只猴子想以此侮辱达尔文。达尔文镇静自若，继续发表讲演。在全场听众暴风般的掌声中，一小撮捣乱分子反而弄得灰溜溜地抬不起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评价。马克思赞扬道：”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作为我研究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并把他著的《资本论》第一卷题赠给达尔文，书页上写道：”赠给查理?达尔文先生。您真诚的钦慕者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誉为19世纪三大自然科学发现之一（细胞学说、能量转换定律、进化论）。他在马克思墓前哀悼马克思时曾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进化论在进化中达尔文的进化论打破了生物学中被神学盘踞的最后一个顽固堡垒，推翻了那种把物种看作是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观点，给生物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场革命。但是，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有不足和局限性。他虽然揭示了生存斗争、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原理，然而对于变异的原因并没有真正搞清楚。达尔文自己也很坦然地说过：”关于变异的规律，我们实在是深深无知的，我们能够说明的这部分或那部分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恐怕还不及百分之一。“随着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人们已经弄清楚了变异的物质基础是基因，对染色体上某个基因，甚至基因上某个威基变化给生物体带来的影响开始有所了解。人们不仅从生物形态的宏观水平，而且开始从细胞水平、分子水平去探索生物的进化。多年来，达尔文的进化论经受住了种种考验，而且它还不断地从现代科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丰富、发展、完善，进化论也在不断进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