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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99年的阿里巴巴创办者马云,对梦想从不放弃。他曾经想考重点小学,但却失败了;考重点中学也失败了;考大学更是考了三年才考上;想念哈佛大学也没有成功。但他有坚持不懈,勇往直前的精神,俗话说:“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通过自已的努力,最终成功了。他说:梦想,要脚踏实地,和眼泪是息息相关的。
2、有一次上课时,苏格拉底布置了一道作业,让他的弟子们做一件事,每天把手甩一百下,过一个星期后,他问有多少人现在还坚持做了的,百份之九十的人都坚持做了。一个月后,他又问了,现在只有一半的人了。一年后,他再问了,现在只有一个人坚持下来了,那个人就是柏拉图。
3、爱迪生曾花了整整十年去研制蓄电池,其间不 断遭受失败的他一直咬牙坚持,经过了五万次左右的试验,终于取得成功,发明了蓄电池, 被人们授与“发明大王”的美称。
4、唐朝大诗人李白,小时候不喜欢读书。一天,趁老师不在屋,他悄悄溜出门去玩。他来到山下小河边,见到一位老婆婆在石头上磨一根铁杵。李白很纳闷,上前问:“老婆婆,您磨铁杵做什么?”老婆婆说:“我在磨针。”李白吃惊地问:“哎呀!铁杵这么粗大,怎么能磨成针呢?”老婆婆笑呵呵地说: “只要天天磨,铁杵就能越磨越细,还怕磨不成针吗?”李白听后,想到自己,心中惭愧,转身跑回了书屋。从此,他牢记“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发愤读书,终于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并被称为“诗仙”。
5、梵高的执着的绘画梦想,虽然很遗憾在他生前,他的作品没有受到是人的欣赏,但在那种世人漠视、穷困潦倒的环境下,仍坚持着自己的梦想,画自己想画的画,这也着实非常人所能的。
6、海伦·凯勒双目失明、两耳失聪,却努力的从一个让人同情默默无闻的小女孩变成让全世界尊敬的女强人。如果生活真的不公平,那么,生活对她的不公平可谓到了极致。她完全可以放弃她的梦想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放声痛哭,没有人会责怪她,她也完全可以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上,像一个植物人一样由人服侍。可是这一切,她都没有做,她只是吃力的在老师的帮助下学习盲语,触摸着事物,仅仅凭着她永不言弃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意志。她把她理想的天空涂上了人生最亮的色彩。
7、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平时很注意观察生活、体验生活,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坚持到街头去 观察、谛听,记下行人的零言碎语,积累了丰富的生活资料。这样,他才在《大卫·科波菲 尔》中写下精彩的人物对话描写,在《双城记》中留下逼真的社会背景描写,从而成为英国 一代文豪,取得了他文学事业上的巨大成功。
8、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家境贫寒,没有文凭、没有导师,地处穷乡僻壤,但他却成功了。他靠的是什么?正是锲而不舍这一精神!他卧床三月翻书不止就可以作证。
一、活着的爱因斯坦
霍金,被誉为“活着的爱因斯坦”,在他风华正茂时,却只能摇动三根手指,陪伴他的不动身影的只有那智慧的头脑。与众不同的是,当别人在哀怨时,他的思想已经长了翅膀,飞到浩瀚的宇宙去寻找独特的快乐,摸索打开黑洞的钥匙。他有“即便把我关在果壳里,仍然自以为无限空间之王!”的自信,凭著坚毅不屈的意志,战胜了疾病,创造了一个奇迹,也证明了残疾并非成功的障碍。他之所以如此成功,源于一颗感恩的心,对生命的热爱,对科学研究的热诚,对知识的执著追求。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灵魂的残疾。霍金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反抗病魔的折磨。
二、百年人生笔写成
穿越一个世纪,见证沧桑百年,刻画历史巨变,一个生命竟如此厚重。他在字里行间燃烧的激情,点亮多少人灵魂的灯塔;他在人生中真诚地行走,叩响多少人心灵的大门。他贯穿于文字和生命中的热情、忧患、良知,将在文学史册中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辉。
巴金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家之一。上世纪80年代初被确诊患上帕金森氏症后,他仍然在病魔的折磨下坚持创作。26卷本的《巴金全集》、10卷本《巴金译作集》等著作和文章,都是他在90岁以后校对和写成的。他的创作可谓字字艰辛,字字是血。
三、李立三做自我批评
20世纪30年代,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推行"左"的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后来,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仅多次自我批评,还以自己为例教育别人。有一次在部队作报告,讲完那次路线错误后,他大声问听报告的人是不是都认识李立三,许多人说不认识,他指着自己说:"我就是李立三。希望你们从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他的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使大家深受教育。
分析: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承认,自我批评,这是对别人的尊重负责也是对自己的尊重负责。
四、拿矿泉水的富翁
一位记者随同一所受捐助的学校教师迎接一位捐助者,在机场为了解渴,大家买来矿泉水。刚喝几口,飞机到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手中的矿泉水扔掉。这时他们看到大富翁从飞机上走下来,手中拿着的似乎是一只空瓶子——瓶底只有一口水。大富翁下飞机后和大家谈笑风生,随着他手的晃动,矿泉水发出轻微的声音,直到他坐上前来接他的车子,还没有扔掉瓶子。车里有水,有人就递给他一瓶,可他摆摆事实手,直到喝完那瓶中剩下的最后一口水,才放下瓶子,接过满瓶的矿泉水。这位大富翁就是香港知名实业家、慈善家田家炳。20年来为慈善事来捐款10亿元人民币。
五、曹雪芹文章不厌百回改
古今中外,精于修改自己文章的人是很多的。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曾反复修改七次。马克思宁肯把自己的手稿烧掉,也不愿把未经加工的著作遗留于身后。福楼拜是19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一天,莫泊桑带着一篇新作去请教福楼拜,看见福楼拜桌上每页文稿都只写一行,其余九行都是空白,很是不解。福楼拜笑了笑说:“这是我的习惯,一张十行的稿纸,只写一行,其余九行是留着修改用的。”
马云说的最经典的五句话如下:
1、记住,关系特别不可靠,做生意不能凭关系,做生意也不能凭小聪明,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你知道客户需要什么。你试试再创造下去,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会有机会。
2、一个公司在两种情况下最容易犯错误,第一是有太多钱的时候,第二是面对太多的机会,一个CEO看到的不应该是机会,因为机会无处不在,一个CEO更应该看到灾难,并把灾难扼杀在摇篮里
3、竞争者是一个最好的老师,我认为选择优秀的竞争者非常重要,但是不要选择流氓当竞争者。如果你选择一个优秀的竞争者,打着打着,打成流氓的时候你就赢了
4、竞争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有竞争才能成长,要正确理解竞争,并理性的对待竞争者,挑战别人的人基本不太久,终有一天会倒下,同时你也不知道你对手还有谁、在哪。竞争最大的价值不死想着如何打败竞争者,而是在自己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发展和做强
5、坚持做正确的事,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使命是一定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在任何时代都一样。
马云简介
马云,199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曾被美国《福布斯》评为“九大值得关注的中国年轻企业家”之一,经常活跃在国际商务和学术会议上,并曾多次受邀在哈佛商学院的年度亚洲经济论坛发表演讲。
马云,获工学学士学位,马云先生是亿友的创始人。亿友成立于2003年,2005年被美国科技财经类媒体《Red Herring》评为“亚洲最具发展潜力的100家企业”之一。1999年,马云在快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做了面向高校学生的门户网站易得方舟。
一个有志者事竟成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他在年轻时曾经两次应聘到KFC,但都被拒绝了,还曾经应聘到警察局成为一名警察,但依然失败了。虽然他遭遇了很多挫折,但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并在1999年创建了阿里巴巴公司。起初,阿里巴巴并不被人看好,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但凭借着马云的毅力和他对互联网时代的敏锐洞察力,阿里巴巴逐渐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在线商务平台之一。马云坚信自己的理念和愿景,他不断学习、不断尝试、不断创新,最终实现了他的目标和梦想。他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只要有一颗坚定的心,不断努力,就能够克服困难,取得成功的机会。
英文:When I'm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espesially in this sensitive area we called Internet.Everybody think about China Internet is about censorship, but to me it's not that serious. Cause 15 years ago when we do chat internet in china, China government said no,no,no Internet, It's so dangerous. But I thought Internet is so new to any government so the way is not to go against it, just go educate them and tell them. so as an individual, as a business man I was think we are doing business is busines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government I have my phylosophy in the past 10 years, in love with the government but never marry them. 中文:当我在中国做生意尤其是在这个被称做敏感地带的因特网(生意)的时候,每个人想到中国因特网就会联想到审查制度,但是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15年前当我们开始做网聊业务的时候,中国政府说:“不不,不要因特网,那太危险了。”但我想因特网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如此新鲜,我们要做的不是抵制它,而是去教育他们(网民)告诉他们。所以作为一个商务人士,我一直这么想:生意就是生意,和政府无关。在过去的10年中我有自己的原则:和政府相爱,但是决不会和她结婚。自己听的,自己翻的,希望给分。
达沃斯运作之谜 每年夏天,大马哈鱼都会排除万难,回游到自己出生的淡水河中婚配繁育。每年冬季最冷的时候,有一群全球顶尖人士都要经过10-20个小时不等的舟船颠簸,辗转到瑞士一个雪山下的小镇,住在拥挤窄小的房间里面,度过充满高密度谈话、疲倦的五天。 1970年,瑞士商学院31岁的教授克劳斯·施瓦布向欧洲企业界倡议,为应对国际竞争的严峻挑战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1971年1月,400多名企业家和学者参加了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前身)。此后,施瓦布逐步将美国和其他发达、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力量拢至达沃斯。每年年会都有近百个国家的政要、企业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演艺明星和新闻记者等约2000人聚集达沃斯小镇,研究和探讨当今世界经济的现状和前景,寻求应对世界所面临的重大挑战的办法。从0到世界顶级,达沃斯论坛也经历了几个转折点。一个转折点是逆势引入“中国概念”,自1979年以来,中国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达沃斯论坛,并有政府领导参与。另一转折点是2002年,“9·11”事件之后,达沃斯又一次逆势把论坛移往纽约。2007年在中国大连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则被称为是新的转折点。“施瓦布最初的想法是让欧洲和英美企业家聚在一起,有一个交流的机会。随着论坛的成熟,施瓦布的想法也逐步成熟。他认为,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社会的进步;没有社会的进步,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社会的进步,必须要靠企业和政府联合起来,所以他一直在推崇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挑战人类面临的严峻问题。”一位世界经济论坛员工告诉记者,在达沃斯内部,大家把施瓦布视作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商人。 “和《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相比,世界经济论坛的最大区别是非盈利性。”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成长型公司中国负责人于江向记者强调,“我们没有竞争对手。” 达沃斯论坛的商业模式是,通过收取会员费、论坛战略伙伴和议题合作伙伴的合作费以及年会、地区性会议和峰会的会费来维持论坛运转。扣除每年运营所需成本之外,有任何盈余,将会再次投资,或者是建立新的计划或项目,或者是既有的项目。对达沃斯而言,会员和合作伙伴公司是其核心动力。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蒋睿杰(Jeremy Jurgens)称,论坛会从三个方面给CEO会员带来启发:首先是宏观趋势与形势的判断;其次是商业层次上的交流;第三给CEO们提供商业之外的灵感启发,比如,论坛会请天文学家、艺术家等跟CEO们进行头脑风暴。 最近几年来,世界经济论坛总收入一直处在稳步上升中,2001年总收入为7220万瑞士法郎(1美元等于1.2瑞士法郎,按照8月14日美国汇市收盘价),2002年总收入为6645万瑞士法郎,2003年为7406万瑞士法郎,2004年为8334万瑞士法郎,2005年则达到1.04亿瑞士法郎。与此相对应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员工有300多名,来自五十多个国家。 有人评价,达沃斯论坛的最大“盈利”就是知名度、不断提升的影响力。 对于达沃斯的“非盈利性”,外刊曾有过“非盈利但是很赚钱”的评论。赵民则认为,“虽然世界经济论坛不盈利,但是与其相关的媒体、投资机构都非常赚钱。” 达沃斯在规模和规格上能够远远超越其他国际经济论坛,除了非盈利带来的“公正”效应,时间早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芮成钢分析道,“世界上只需要一个高端经济论坛就够了,谁最先做出来,就最有竞争力。” 除了年会之外,世界经济论坛还有区域峰会、会员内部交流、全球竞争力报告等机构报告。如果说一个论坛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影响力,世界经济论坛拥有的1010家会员(大多是世界1000强企业)则保证了它完全可以把所有竞争对手甩在身后。 他们到底为什么乐此不疲?《商业周刊》给出的答案是,“因为达沃斯有让他们快乐的承诺。事实是,金钱和权力并不必然使人快乐。社区是的强有力的制造者,这使得CEO们又一次回来。” “我们是在运营一个社区。”毫无疑问,这是全球最高端的、最有影响力的社区。围绕这一社区,有战略合作伙伴、行业合作伙伴、区域合作伙伴、会议合作伙伴等,分别提供场地、车辆、餐饮、电子设备等的赞助,和一般的商业赞助不同,这些合作伙伴的LOGO甚至不能出现在论坛上。于江认为,“这就是社区的精神,把论坛当成自己的事情做,完全是无偿的。如若不然,大企业和小企业永远无法平等对话了。” 在大众层面,《财富》论坛、《福布斯》论坛的品牌影响要远远超过达沃斯,但这并不会让世界经济论坛有任何不安。“我们目标客户很明确,就是政府部级以上领导和大型企业的CEO和董事长。我们只在精英层面上推广,大众层面的主动推广根本没有,也没有用,做了或许反而会损害品牌。” 在议题设置上,达沃斯年会试图寻求一种平衡:政治和商业各占50%。达沃斯论坛的员工会不定期的到会员企业去,了解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对什么话题感兴趣。另外,论坛会通过世界各地的专家沟通交流,了解最新的研究运用到商业领域会带来哪些变革。 达沃斯也遭遇“反全球化”的声讨。每年达沃斯论坛举办其间,苏黎世都有反全球化游行。马云第一次去达沃斯,甚至看到了碉堡、沙袋和机枪。“大厅里的企业家在台上谈希望全球化为人类做出贡献,门外则对这些企业家破口大骂。”马云一篇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中这样写到。 《金融时报》则有专栏文章对达沃斯批评道,“原本立意很高的讨论常常退化成为陈词滥调。坐在大厅后面花上几个小时听人们讲‘经营全球风险的有效领导’——本年度达沃斯主题之一——你会睡着的。” 在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看来,达沃斯在全球化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该机构创造了一个机会让世界各国的政府、经济和舆论界开展沟通的平台。另一方面,该机构又充当了一个传教士,将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规则通过更委婉的渠道灌输给其它国家的精英阶层,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乃至认同、膜拜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规则,而这些规则又未必都是合理的。 论坛主席施瓦布是达沃斯论坛的真正推手,绝大多数与施瓦布有过接触的人都把他称作“有远见的人”。5年前甚至更早,施瓦布就表现出对新兴经济体、新兴产业和新兴企业的关注。“我们认识到世界力量格局的变化。一是经济力量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二是地缘政治力量由西方向东方转移;三是决定权由企业向终端消费者转移。”施瓦布在一次公开演讲时如是说,达沃斯的战略重点也开始转移。 中国正成为施瓦布的未来重点,对于达沃斯的中国图谋,梅新育直言道,“作为一个社会机构,达沃斯要保持乃至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力,除了传统的权力中心之外,还必须在崛起中的权力中心加强影响力;否则,随着老权力中心在世界格局中所占份额下降,仅仅在老权力中心拥有影响的社会机构影响力也就将随风而逝了。而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崛起中的权力中心。” 重启中国 但是世界经济论坛的中国之路并不顺利。 1980年,施瓦布主动联系到中国国家经委,希望能够与中方合作,通过组织研讨会的形式“给中外企业彼此了解的机会”。5月1日,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率领国家经委代表团访问欧洲时,在瑞士日内瓦欧洲管理论坛(世界经济论坛的前身)总部与施瓦布面谈时,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1981年6月,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的前身)合办的第一届“企业管理国际研讨会”(中国企业高峰会的前身)召开。 “施瓦布在1980年就看到了中国众多人口形成的广阔市场。”曾参加国家经委代表团的中国企业管理科学基金会副会长潘承烈对《中国企业家》回忆到这一点还是满怀敬佩。“讨论会能够迅速成型,国家经委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协调作用。袁宝华当时兼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所以最后确立由中国企业联合会来代表中方合作。”潘曾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理事长,负责与达沃斯方面的合作超过10年。在“中国企业高峰会”创立之初,双方合作相当愉快。通过国家经委,每次峰会中国企联都能够保证有“中国领导人接见”和“部长级报告”,中外企业家可以在部长报告之后直接面对面向部长提问。在改革开放之初,这给对于政策难以把握的中外企业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而世界经济论坛也借助自己在发达国家的号召力,将外企引入中国。据介绍,西门子、大众第一次进入中国,都是通过“中国企业高峰会”这一渠道。但是,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不断强化,“中国企业高峰会”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论坛与中国企联的合作也摩擦频繁。“最开始,双方合作非常愉快,所有的合作都是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在换过几次外方代表之后,外方代表态度越来越倨傲。”潘承烈告诉记者,双方在财务方面的安排也产生了分歧。以前双方的财务模式是,中外合作方各自邀请中外企业,在国外企业的参会企业费用中,前50家注册费由中外双方共有,50家之后中方可以获得15%;国内企业的参会企业费用则全部由中方享有;论坛开支由外方负责。后来,外方不再把海外企业参会费用与中方共享,并要求中方分担论坛开支。1996年,施瓦布在瑞士见到中国大使吴建民时,提出“中国企业高峰会”能否更换一个中方合作伙伴。在提议被拒绝后,“中国企业高峰会”虽然仍旧每年照常举办,但是已经乏人经营、日趋没落。现在,当达沃斯要重新启动中国,反思“中国企业高峰会”的经验教训相当重要。“总在一个城市举办,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小。”世界经济论坛中国经理马德志这样总结。这一点,潘承烈也有共鸣,“每年都开同样的会,不可能部长每年都来,后来可能就是副部长或者其他官员了。”这正是夏季达沃斯在确定首届论坛选择大连之后,马上公布下一届将落地天津的初衷。世界经济论坛筹措夏季达沃斯时,没有继续选择中国企联,而是选择与国家发改委合作。在夏季达沃斯的筹备中,国家发改委强有力的协调作用已经显现无疑。“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注册的是非盈利的基金会,但是在中国尚未有这种性质的组织,注册成立办公室非常麻烦。发改委出面协调民政部、外交部,为论坛单独设立了一个国际社团组织的类别,方便我们注册。”张励向《中国企业家》透露,从达沃斯决定在中国召开夏季达沃斯论坛,到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在北京成立,不过不到一年的时间。而类似的国际机构在北京成立代表处的平均时间大约是3-4年。2005年1月,中国常务副总理黄菊带团参加达沃斯论坛时,施瓦布第一次提起了举办全球新领军者年会的想法,得到了“非常好、对中国企业有很大帮助”的反馈。世界经济论坛开始了向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的“进攻”。在2006年达沃斯年会上,中国副总理曾培炎与施瓦布签署谅解备忘录,确定在中国举办第一届“夏季达沃斯”。同年9月,参考奥委会选择奥运会主办城市的做法,通过投标的方式,世界经济论坛选择了大连作为举办城市。“世界经济论坛将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冬季达沃斯,一个是夏季达沃斯。”施瓦布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上如此表示,显示出对夏季达沃斯的看重和倚赖。冬季达沃斯定位于世界1000强,全球新领军者年会则定位于新兴市场500强,商业议题与政治议题的比率则调整为7:3。夏季达沃斯和冬季达沃斯相比,邀请企业的规模要小得多。年营业额达到1亿美元,连续3年保持15%以上速度的增长,都在被邀请之列。预计参会的500家企业中,会有1/10来自中国。于江表示,“年营业额超过45亿美元的,我们会直接邀请它参加冬季达沃斯。希望现在参加夏季达沃斯的新兴企业,可以很快毕业,加入冬季达沃斯的俱乐部。”截至记者发稿时,已经有100个《财富》500强公司的CEO注册参加夏季达沃斯。“他们想了解中国,更想见见新兴企业和挑战者。这些人弄好了是合作伙伴,弄不好可能是致命的竞争对手。”但是,达沃斯论坛始终要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本土化难题。据潘承烈回忆,达沃斯派到中方的代表,虽然看似越来越多的华裔,但是对中国的了解却越来越少。达沃斯方面也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达沃斯日内瓦本部专门成立了中国组,后来在北京建立办公室。更大的难题是议题设置。虽然最近几年中国话题在达沃斯上炙手可热,但是,不少中国参会者都感觉讨论相当初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达沃斯对中国虽然足够关注,但是理解未见得足够深入。“作为一个中国和世界互相了解的窗口,达沃斯的作用还相当有限。”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认为,达沃斯是一个外国机构,对中国的了解很浅,“外国人、华裔和非常少数的中国人,都非常年轻,你说怎么可能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过程?” “达沃斯最无聊之处就在于谈中国。去的中国人太少了,嘉宾凑不够,就邀请了一堆日本人、新加坡人讨论中国话题,或者是请一个中国管理咨询专家评论中国环保问题,全都是是初中生水平。”赵民直言,“总有人说中国人在达沃斯是过不了语言关,这很可笑。谁规定中国移动的老总必须要说英语,行业讨论配一个同传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反而被放大了。”达沃斯的闭门行业会议,往往都是邀请行业前20-30位的企业,这样中国企业即便入围也数量有限,性格内敛的中国人如果感觉势单力薄就发言很少,很难形成有效的讨论。这种负面的评价已经反馈给达沃斯,张励告诉记者,夏季达沃斯最重头的工作,即是如何让中国企业家更有效的参与到论坛中,这些会通过一些细节性的安排来保障。“重点不是把中国企业会员数量增多,而是怎么让现有的会员更有效的利用这个平台。” 张励认为,夏季达沃斯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国的会议太多了,竞争激烈。“要不断地解释:为什么要收费?为什么不能有长时间的演讲?参会能够得到什么?” 达沃斯的三大价值观“平等、非正式、发人深思”,看似简单,要照搬到中国来并不容易。在达沃斯,国家元首带随从最多不过10多个人,世界首富经常单身前往。这让习惯了前呼后拥的一些官员和企业很不适应。达沃斯需要在保证论坛品质和风格的前提下,尽量把中国因素都容纳进来。“一个大的冲突是,达沃斯追求的是平等的对话,但是有些领导更喜欢大段时间的发言。于江告诉记者,“要把冬季达沃斯的一套完全拷贝到中国来很难,可能需要几届的调整。” 在形式上,达沃斯能否复制到大连也面临考验。“老外拿杯酒在那可以站三天、站三个小时聊天的,中国没这个习惯。”马云笑说,“达沃斯的商业模式在中国肯定是要改造的,夏季达沃斯必须以亚洲为中心,必须以中国为中心。”
首先,马云的这一说辞,出现在一场公共演讲中,众所周知,马云的英语(课程)在非海归资本圈子里算是最好的,他深谙美式幽默,适当夸张的幽默感会引发现场观众的笑声使得现场气氛更融洽,观众更有融入感,因此,马云申请过哈佛并被拒掉这事应该是确有其事,但10次之说,纯属临场发挥,大家不必当真。那么,马云在什么时间申请过哈佛?申请的什么课程?为什么被拒呢?我们来深入下。1. 申请时间和课程。从马云的创业经历来看,他肯定会申请哈佛商学院的MBA课程,那么申请时间,应该至少在年阿里获得两轮风投之后。那时阿里的和利润模式已经成熟,又获得了风投资本,彼时的马云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进行资本运作来拓展阿里将来更多的盈利空间了,因此,萌发进入哈佛深造的想法,实际上是一种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战略考虑。哈佛商学院(HBS)是世界一流的商学院,明星校友遍布全球商界政界,加上档次、规模、师资、品牌都符合马云的预期,并且通过进入HBS的门槛积累更多的国际化的高端的人脉资源,为阿里日后的长久规划打算,肯定是马云的首选。2. HBS的入学要求及马云申请条件的解析a) 申请有截止日期:如年秋季入学的国际学生申请,第一轮截止日期为年9月9日,第二轮为年1月6日,这也是国际学生申请的最终截止日期,申请人必须在这个日期前提交所有符合要求的申请材料;b) 学术背景要求:申请人必须为四年制本科毕业,不限制专业。虽然HBS的MBA强调工作经验、管理理念,本科学任意专业的均可以申请。但是在实际录取的过程中,由于马云本科是师范类英语专业,获得的是文学学士,在申请时会是最后才会被考虑的类型。因此,这一轮中,马云自然不占优势;c) 申请人所在院校的好坏:美国名校一般在中国学生的选择中会秉承专业一个标准和顺序:+院校、院校、非/但是一本录取院校、二本、三本、其他。马云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现杭州师范大学),非,,在杭州当地为二本招生,但在国际院校中几乎没有任何知名度,这一轮,马云依然不敌其他竞争对手;d) 申请人的在校成绩GPA:马云在高考(课程)3次后被以专科成绩破格录取到杭师大的本科,可见彼时的马云,学习能力还未达到优秀的等级,加之在校期间他组织和参与各种学生活动,商业头脑初步形成,是否把%精力投入到学习成绩上,不得而知,不过显然达到门门90分以上的概率也极低,因此,此轮马云是否有优势,还待讨论;e) 英语成绩:HBS的MBA要求国际学生达到雅思(课程)7.5/9.0,托福(课程)/,这样高的条件,即使美国人去考也未必达得到,但此轮马云显然占优势,胜出几率很高;f) GMAT或GRE(课程)成绩:HBS承认GRE及GMAT,但是传统的商学院一般都只认可GMAT,而HBS的录取平均值为GMAT 左右,此轮,马云应该也可胜出;g) 工作经验:如果马云是在阿里已经后申请的,那么彼时马云的商业理念,创新性及管理才能都得到了企业发展的佐证,应该是有优势的。然而,毕竟阿里是来自中国的一个民营企业而已,那时依然入不了美国人的法眼,此点从马云频频遭拒这一点上,也可看出端倪。加上HBS申请者中不乏世界知名商业帝国的掌舵人、高管,强的资深经理人等等,这些简历恐怕还是会让HBS有限考虑。马云此轮,可战个平手。综上所述,大家不难看出,虽然今日的马云,已经受邀在世界上最知名的或商学院如HBS、沃顿等做过各种演讲或讲课,但从传统申请的角度而言,当年的马云,其个人背景实在不是美国明星商学院会青睐或会优先考虑的申请人,因此在激烈的申请竞争中败下阵来也是情理之中。
马云的成功历程:1995年3月,马云辞去大学老师这一金饭碗,凑足钱开始创业。同年4月,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杭州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一共只有三名员工,分别是马云、马云夫人张瑛和何一兵。马云的这个创业开局需要很大勇气,一方面借钱白手起家,另一方面还辞去了金饭碗,别说在那个穷苦年代,就算现在也很少有人敢这样做。 1995年5月,海博公司旗下业务中国黄页正式上线,主营业务是给企业提供网页信息展示服务,类似于现在的企业官网。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距离中国能上网还有3个月时间。由此可见,马云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有关信息,抢占了商业先机。其实,不管是创业找项目,还是经营公司,都要紧盯各种最前沿信息,因为信息里里面隐藏着商机、趋势、市场等各种有价值的东西。 接下来几个月,海博公司发展得还算不错,直至1996年3月份,杭州电信公司也开始提供与中国黄页一样的服务,这使得海博公司面临较为强劲的竞争。在这种不利情况下,马云经过慎重思考,决定与杭州电信合并,合并后马云占新公司30%的股份。商业运作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竞争不过对手的时候,没必要非要搞得鱼死网破,把对手变成自己人,不失为明智之举。 1997年,中国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邀请马云到北京成立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这是马云人生中面临的又一个关键抉择。他最终选择放弃中国黄页,并把所持有的股份贱卖给公司,拿着十几万块钱,离开杭州来到北京。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马云团队开发出了多个大型网站,包括中国国家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官方网站、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网上中国技术出口交易会、中国招商、网上广交会等等。 然而,潜水终究是容不下蛟龙的,1999年3月份,已经在互联网行业打拼四年的马云又发现了新的、更大的机会,于是他果断辞去公职,带着自己的团队离开北京回到杭州。在杭州,马云带着后来被称为“十八罗汉”的团队成员开启新一轮创业,即开发阿里巴巴网站。至此,“阿里巴巴”这个成就马云辉煌人生的事业才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马云成功的原因从马云创立阿里巴巴的过程来看,他并不是一下子就想到要创立阿里巴巴批发网站,在此之前,他先后经历好几次曲折的创业过程。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互联网这一行干得久了,马云的格局变得越来越大,新的机会也在努力奋斗的过程中不断出现,而他又善于把握机会,进行一次又一次关键抉择,这是他成长的过程,也是他变得越来越强大的过程。这一切显然不是靠运气,都是不停脚踏实地努力的结果。
一、选择刊物
这个步骤尽量是在我们准备撰写论文时就选择好的,不同的刊物影响的范围不同,收录的论文也不同,格式也会不同,提早为此做好准备,可以节省后期的工作量。
二、投稿
在选择好刊物之后就是选择投稿方式了,我们可以选择网上在线投稿,电子邮件投稿或文件寄送投稿。这些方式可以视期刊的要求来选择,有的刊物需要打印稿件,有的刊物没有官网接受投稿等。之后就是等待期刊的审稿和答复了。
三、审稿及初审费用
期刊编辑收到稿件后就会衡量论文是否符合他们发表的要求和论文整体质量,这是初审。如果初审通过,就会通知你缴纳初审费用。
四、审稿及审稿意见
期刊收取初审费后会将论文交给专家审阅,但是一般专家的审阅周期都会很长,大多都是几个月后发送退稿函或修改意见,运气好会遇到个别非常有效率的专家。如果你收到的是修改意见,那说明有机会,只需要认真按照专家满意的方式修改,论文的第一改通过后,后期的二审、三审往往问题不大,都是由编辑与你对接,修改排版、标点符号、语句等问题。
五、缴费以及接受刊物
正常通过审核后,论文就能成果发表,在缴纳版面等费用后,就会在一定时间后收到登有你的论文的刊物了。
论文发表的流程中间需要等待的时间周期是很长的,因此许多要通过发表论文来毕业之类的同学,应该尽早筹备,免得最后阶段等的揪心。
首先就是注意是在哪里进行发表,也就是说是发表什么领域的,具体来说就是根据从事的工作或者说从事的是哪个方面来进行选择,然后就是需要确定需要发表到什么级别的上,是省级还是国家级等等,需要注意很多方面的。
问题一:自己的毕业论文 还能投稿发表吗 您的意思在学校内部刊登后,再在期刊上面发表是吧,这种情况比特殊,但是只要你的文章没有工网上出现过,作者又是你本人,你再在期刊上发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的文章上了网的话就不能在发表了。 问题二:想从硕士毕业论文中摘一篇论文出来发表,这样可以么? 没问题,但是版权是你们学校 在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好像都签的有一个声明,论文的版权是学校的。但是既然都是一个人的,挂上导师再发一次,无可厚非。但是强烈建议,一定要重新修订一下。要加点新的东西。terrific117(站内联系TA)可以发表,鉴定完毕!guojiashun(站内联系TA)当然可以,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不冲突,只要都是你自己的东西。那不成你当年写完小论文,还要重新选题再做大论文?我们这有个老师经常这么做,他的学生论文都做得比较扎实,他也比较善于总结,每每有学生毕业,都能从他们的学位论文里再提炼出好多文章来,还都是高水平的。:D 问题三:本科毕业论文可以写大白话吗 当然不行,应尽量采用学术语言进行表达。 问题四:毕业论文能写自己的经历吗 5分 不能直接写旅游经历。但是可以从你的这一次旅游经历当中,看到想到景区开发发展存在的问题啊,对策啊。可以写这些。就是说要总结->归纳->提炼出观点。文字不能太直白,毕竟是毕业论文。 问题五:毕业论文可以拿去发表吗? 先准备两三千版面费,问你的导师,这篇论文有没有可能,如果你导师说行,而他也愿意给你找期刊的话 查看原帖>> 问题六:硕士毕业论文可以作为一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再发表吗? 热心相助 您浮!自己用英语写成的毕业论文,然后再把它翻译成中文,作为一个研究课题的成果发表,不会被定位为抄袭,都是使用他人成果,只是翻译成中文是不可以的 问题七:硕士论文还可以发表吗 一般都是整理论文的一章或重要的部分发表,也可以分章节发表,没有直接全文发表的, 问题八:哪里可以发表论文 有的啊,,, 问题九:毕业论文没答辩之前可以公开发表吗 毕业论文一般是被学术数据库收录,不是发表 发表的论文一般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提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法。 而且必须要有创新性,提出的方法要比现有解决方案有显著的提高,这样的论文才可以发表在学术期刊上。 另外,自己的论文发表了不算抄袭。也不可能涉及什么重要信息。上面两个回答就是扯淡,根本不懂。 问题十:研究生发表论文才能毕业吗 复旦大学日前出台规定,从2011年入学的三个院系所开始试点,硕士生无须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博士生在核心期刊上发表2篇文章(原为3篇)即可毕业,一改多年来实行的一定要在核心期刊发文章才能毕业的规定。我想就自己十多年从事研究生培养、多年从事《敦煌学辑刊》编辑的经验,对此发表一点看法。编辑不胜其扰 我的观点是,首先,最好不要将在校期间是否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研究生毕业的硬性规定;其次,博士生和硕士生不要用统一尺度要求,博士生可以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毕业条件之一,硕士生最好不要求发表论文。 硕士生一般研究水平不高,撰写的学术论文多为概论性或者综述性的,很难进入学术圈关于学术前沿问题的探讨,也有许多论文是重复性研究,将他人研究成果进行二次加工后发表者不乏其人。作为期刊编辑不胜其扰。因为,第一,要对很多论文进行甄别,看其是否已经发表过;第二,考察研究成果是否有雷同现象;第三,核查学术观点和论文内容有无抄袭现象。多数人情稿就是从这个层次来的,有些硕士生凑合出一篇论文,害怕发不了,就将导师名字挂上,有些告诉导师,还有很多没有告诉导师,对编辑造成误导,使得他们既担心淹没一个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同时又害怕陷入抄袭门中纠缠不清。学术杂志成博士生培养者 目前各个学校对此标准不一,有权威期刊要求,也有核心期刊要求。兰州大学原先要求必须在权威期刊发表,以历史学为例,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考古学报》,后来增加《中国史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又规定在以上权威期刊发表1篇或者在核心期刊上发表3篇。最近又改为,在CSSCI来源期刊各大类的前60%发表3篇或者前30%发表1篇。我认为这是不合理的,实际上无形中将博士生培养权给了各杂志的编辑们。 博士生能否毕业取决于学位论文的撰写水平,而不是发表论文杂志的级别,最好的做法是不要拘泥于级别,在送审博士论文的同时或之前将博士生在校期间的学术成果送审,只要达到标准就可以,甚至一些好的博士学位论文,没有前期发表成果,通过严格的送审程序,照样可以毕业。人才培养是老话题 博士生的培养质量取决于导师指导水平、博士生的悟性和单位学术氛围。导师指导水平是第一位的,指导水平不是导师的研究水平,很多专家很优秀,却指导不出像样的博士生,当然,没有水平的导师绝对指导不出优秀的博士。另外,理科的实验室模式不能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文科导师和博士生的关系只能是师生关系,绝不能像理工科那样是老板和员工的关系,成果也不能混在一起署名。 导师是博士生进入该领域的引路人,导师将以最短的时间引导博士生进入该学科前沿领域,根据学生的研究水平、能力和知识领域制定一个研究课题。导师要善于发掘博士生的潜质,做到身教、言教一致,鼓励优先,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博士生的悟性和用功程度也是培养关键,没有悟性的博士生很难培养,而有悟性不用功的博士生也培养不出高水平。悟性是博士生创新的基本条件,用功是博士生培养的最低要求。让他们融压力、动力和信心为一体,这样不需要硬性要求,也会产出优秀成果。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一、标题标题是文章的眉目。各类文章的标题,样式繁多,但无论是何种形式,总要以全部或不同的侧面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文章的主旨。毕业论文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一)总标题总标题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常见的写法有:①揭示课题的实质。这种形式的标题,高度概括全文内容,往往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它具有高度的明确性,便于读者把握全文内容的核心。诸如此类的标题很多,也很普遍。如《关于经济体制的模式问题》、《经济中心论》、《县级行政机构改革之我见》等。②提问式。这类标题用设问句的方式,隐去要回答的内容,实际上作者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只不过语意婉转,需要读者加以思考罢了。这种形式的标题因其观点含蓄,容易激起读者的注意。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单干吗?》、《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吗?》等。②交代内容范围。这种形式的标题,从其本身的角度看,看不出作者所指的观点,只是对文章内容的范围做出限定。拟定这种标题,一方面是文章的主要论点难以用一句简短的话加以归纳;另一方面,交代文章内容的范围,可引起同仁读者的注意,以求引起共鸣。这种形式的标题也较普遍。如《试论我国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战后西方贸易自由化剖析》等。④用判断句式。这种形式的标题给予全文内容的限定,可伸可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文章研究对象是具体的,面较小,但引申的思想又须有很强的概括性,面较宽。这种从小处着眼,大处着手的标题,有利于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拓展。如《从乡镇企业的兴起看中国农村的希望之光》、《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从“劳动创造了美”看美的本质》等。⑤用形象化的语句。如《激励人心的管理体制》、《科技史上的曙光》、《普照之光的理论》等。标题的样式还有多种,作者可以在实践中大胆创新。(二)副标题和分标题为了点明论文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目的,对总标题加以补充、解说,有的论文还可以加副标题。特别是一些商榷性的论文,一般都有一个副标题,如在总标题下方,添上“与××商榷”之类的副标题。另外,为了强调论文所研究的某个侧重面,也可以加副标题。如《如何看待现阶段劳动报酬的差别——也谈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权利》、《开发蛋白质资源,提高蛋白质利用效率——探讨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种发展战略》等。设置分标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清晰地显示文章的层次。有的用文字,一般都把本层次的中心内容昭然其上;也有的用数码,仅标明“一、二、三”等的顺序,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无论采用哪种形式,都要紧扣所属层次的内容,以及上文与下文的联系紧密性。对于标题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要明确。要能够揭示论题范围或论点,使人看了标题便知晓文章的大体轮廓、所论述的主要内容以及作者的写作意图,而不能似是而非,藏头露尾,与读者捉迷藏。二要简炼。.论文的标题不宜过长,过长了容易使人产生烦琐和累赘的感觉,得不到鲜明的印象,从而影响对文章的总体评价。标题也不能过于抽象、空洞,标题中不能采用非常用的或生造的词汇,以免使读者一见标题就如堕烟海,百思不得其解,待看完全文后才知标题的哗众取宠之意。三要新颖。标题和文章的内容、形式一样,应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做到既不标新立异,又不落案臼,使之引人入胜,赏心悦目,从而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二、目录一般说来,篇幅较长的毕业论文,都没有分标题。设置分标题的论文,因其内容的层次较多,整个理论体系较庞大、复杂,故通常设目录。设置目录的目的主要是:1.使读者能够在阅读该论文之前对全文的内容、结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读者决定是读还是不读,是精读还是略读等。2.为读者选读论文中的某个分论点时提供方便。长篇论文,除中心论点外,还有许多分论点。当读者需要进一步了解某个分论点时,就可以依靠目录而节省时间。目录一般放置在论文正文的前面,因而是论文的导读图。要使目录真正起到导读图的作用,必须注意:1.准确。目录必须与全文的纲目相一致。也就是说,本文的标题、分标题与目录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2.清楚无误。目录应逐一标注该行目录在正文中的页码。标注页码必须清楚无误。3.完整。目录既然是论文的导读图,因而必然要求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要求文章的各项内容,都应在目录中反映出来,不得遗漏。目录有两种基本类型:1.用文字表示的目录。2.用数码表示的目录。这种目录较少见。但长篇大论,便于读者阅读,也有采用这种方式的。三、内容提要内容提要是全文内容的缩影。在这里,作者以极经济的笔墨,勾画出全文的整体面目;提出主要论点、揭示论文的研究成果、简要叙述全文的框架结构。内容提要是正文的附属部分,一般放置在论文的篇首。写作内容提要的目的在于:1.为了使指导老师在未审阅论文全文时,先对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个大体上的了解,知道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研究的主要逻辑顺序。2.为了使其他读者通过阅读内容提要,就能大略了解作者所研究的问题,如果产生共鸣,则再进一步阅读全文。在这里,内容提要成了把论文推荐给众多读者的“广告”。3、文字要简炼。内容提要的写作必须字斟句酌,用精练、概括的语言表述,每项内容不宜展开论证说明。4.陈述要客观。内容提要一般只写课题研究的客观情况,对工作过程、工作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等,不宜作主观评价,也不宜与别人的研究作对比说明。一项研究成果的价值,自有公论,大可不必自我宣扬。因而,实事求是也是写作内容提要的基本原则。5.语言要生动。提要既要写得简明扼要,又要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在词语润色、表达方法和章法结构上要尽可能体现文彩,以求唤起读者阅读正文的欲望。四、正文正文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部分。这是毕业论文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它章节有专门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五、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又叫参考书目,它是指作者在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所查阅参考过的著作和报刊杂志,它应列在毕业论文的末尾。列出参考文献有三个好处:一是当作者本人发现引文有差错时,便于查找校正。二是可以使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教师了解学生阅读资料的广度,作为审查毕业论文的一种参考依据。三是便于研究同类问题的读者查阅相关的观点和材料。当然,论文所列的参考文献必须是主要的,与本论文密切相关的,对自己写成毕业论文起过重要参考作用的专著、论文及其它资料。不要轻重不分,开列过多。列出的参考文献一般要写清书名或篇名、作者、出版者和出版年份。具体请参照:毕业论文范文。
学术论文在指导科学决策,评价科研绩效,分配科技资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整理了高中生发表学术论文,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美国宪法与学术自由
一、引言:美国学术自由的历史渊源
北美在殖民地建立初期就出现了大学。但与后来其他许多国家成文宪法不同的是,美国立宪时并未把学术自由确立为学者或学术机构的权利,以防止其受到政府或者社会利益集团的任意干涉。[1] 学术自由作为宪法权利首先是大陆国家宪法的创造。1850年普鲁士宪法就规定:“科学及其教学应该是自由的”。学术自由观念在美国的确立与传播,则在这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一大批19世纪中叶留德美国人回国后致力于建设现代大学、维护学术自由努力的结果。[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起学校当局因为教员个人的学术观点触怒了某些利益集团,并导致校方在利益团体压力之下解聘教员的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大学的教员们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尝试通过教授们的公开结社来保证学术自由,争取学者不因为学术研究而遭受职业风险的保障。这就是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建立。它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对解聘教授事件的调查,撰写调查报告并予以公布,从而参与形成公共舆论,迫使大学在一定程度认可并接受学术自由的价值。它们还制定并发布自己的学术自由标准,根据社会情况的变化,不断更新着教授们对于学术自由的理解。这些规则后来在很多时候都得到了学校管理当局的尊重。[3]
然而,美国宪法作为一部公法,除了第13修正案禁止任何人蓄奴以外,它主要针对的是政府而不是对公民私人设定义务。所以不论怎样解释宪法,它都不能直接限制利益团体对大学的学术研究进行干涉。学术自由要有机会进入宪法的视野,必须以政府权力对大学的任意渗透和控制为契机。从一战开始,美国左翼运动的出现,使社会中的某些人产生了对于“红祸”的极大恐惧,一些限制左翼活动的立法也就随之出现。某些大学教员因为这些立法而被解雇。这也就使教授们的学术自由与政府的立法权力发生了直接的冲突。而宪法本是一张控制政府权力范围的法网,其职责就是为公权力划定界限。所以,当案件最终进入最高法院的那一刻,就开启了美国宪法中学术自由权利的历史。
二、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对相关宪法判例史的简单梳理
(1)个人学术自由权利的确立:少数意见转变为多数意见的历史
最高法院的判决中第一次出现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的概念是在1952年的阿德勒案中。[4]一项纽约州的立法规定教授、倡议以武力推翻政府或者作为这种组织成员的人,将被认为不适于被公共教育系统雇佣。它命令大学的董事会应当在经过告知和听证之后,确定这种组织的名单,并且把作为这类组织的成员身份作为不适于在公共教育机构任职的初步证据。原告阿德勒主张该法违宪,构成了对其言论自由以及作为或试图成为公共教育机构雇员的人的集会权的侵犯。此外,纽约州法对不称职的初步证据规定,违反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最高法院以6:3的表决结果否定了原告的主张。明顿法官代表法院多数的意见认为教育当局作为市政雇主(municipal employer),不能被排除对那些能证明其雇员对公共服务而言是否称职的事项的调查权;而且也不存在违反程序性正当程序的问题,因为作为利益受损的一方,原告在程序中已经被给予了提供相反证据的机会。
布莱克和道格拉斯法官的反对意见认为国家的公共教育机构的确不能成为共产主义活动的细胞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教条的讲坛,但原告应该只因为其在教育系统中的公开行为而被认定有罪。本案异议中第一次提出了学术自由的概念。异议认为,州法确定的程序导致因结社而有罪的结果,这与美国社会的原则格格不入。而且一旦社团被初步认定为具有“颠覆”的嫌疑,就导致了对她个人的听证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州法的这种程序对于学术自由产生了巨大的损害。任何社团的建立都有可能是为了反对一股歇斯底里的潮流或者因支持一项不受欢迎的计划而具有嫌疑。这样的组织中就可能有共产党的渗透和参与,他们的出现可能传染整个组织,(而使组织看上去具有颠覆嫌疑),即使组织的计划实际上并不违法。但州法的规定使任何一个陷入该组织的成员都几乎可以被认定为有罪,因而个人必然倾向于在那些表达争论的社团面前退缩。在州法下发生的一切与在一个警察国家下发生的一切一样,所有的教员都受到持续的监视,对他们过去的仔细排查可以找到其不忠的标志,他们的言辞意见将被认为可以提供“危险思想”的线索,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
在1957年的斯威齐诉新罕布什尔州案中[5],支持学术自由的观点开始出现在了法院的多元意见中,并对学术自由宪法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肯定。斯威齐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约瑟夫•熊彼特。毕业后曾任教于哈佛大学,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进修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术研究志趣发生了根本转向,时任新罕布什尔大学客座教授。因为在州大学发表了一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演讲,根据该州1951年的《颠覆活动法》,州总检察长对上诉人启动了颠覆行为调查。虽然被当作颠覆活动的证人,被传唤至总检察长前,回答了包括他本人是否为共产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但他拒绝告知他所知的关于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及其成员的情况以及他在州大学发表的演讲的有关问题,他认为这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总检察长向地区法院申请强制其回答并获得强制令,但仍遭拒绝,地区法院判决其构成藐视法庭罪。
沃伦、布莱克、道格拉斯和布伦南法官认为州立法机关缺乏权力要求证人告知总检察长想获知的任何信息的权力。仅仅传唤证人,并强迫他违背其意愿,揭示他以往表达和结社的本质(to disclose the nature of his past expressions and associations),就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在这些领域进行干预的措施,但这里却存在着《权利法案》和第14修正案所保护的权利,毫无疑问这是对于上诉人学术自由和政治表达的侵犯。在这些领域政府应该对其侵犯极度保留、克制。
法兰克福特和哈伦法官的赞同意见同意多数的判决结果,认为要求证人回答问题侵犯了宪法保护的学术自由和政治自由;并且,州没有为这种侵犯提供基于保护州利益的正当化理由。赞同意见对学术自由有了更丰富的阐释:自然科学需要在假设与推断中成长,我们所谓的社会科学更是如此。为了社会的善,如果理解的确是一种非常关键的社会需要,那么对于社会的研究、思考就必须尽可能的不受约束。政治权力必须戒除对于这类追求明智的政府管理和人民福利的(学术)活动的侵犯,除非理由是紧迫的和不可抗拒的。基于一大群显著的证据,基于自由社会对自由大学的依赖性,上述论断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意味着大学中的知识生活必须排除政府的干扰。
在1967年的凯伊锡安诉董事会案中,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特别关注的地位得到了多数意见的完全肯定,从而具有了先例的效力。[6]该案推翻了1952年的阿德勒案判决。本案的上诉人是州立大学教员。按照纽约州法,他们被要求签署保证书声明自己不是共产党;每个人都被通知拒绝签署的结果就是解雇。州以此防止其雇员中出现颠覆分子。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判决州法违宪。布伦南法官传达的多数意见认为,州法规定的具有煽动性言辞即可解雇教员的条款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没有教员能够把握对抽象教条的陈述与直接煽动的界限。州法禁止雇佣任何鼓励或者散发鼓励暴力推翻政府材料的人因其模糊性而违宪,因为它可能也禁止雇佣宣传抽象原则的人;州法规定共产党身份既构成不适合担任公职的初步证据,违宪地剥夺了结社自由,因为其不允许提供自己并非积极党员或缺乏促进非法目标的意图之抗辩。
多数意见高度肯定了学术自由的地位,认为我们的国家致力于保卫学术自由,它是一种对我们而不只是对有关教员而言至高无上的价值。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别关注,它完全不能容忍法律在课堂之上建立正统观念。教室就是思想的自由市场。美国大学中自由的重要性是不证自明的。没有人可以低估在一个民主国家中这些教育青年的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给我们大学中的知识领袖们穿紧身衣只会使国家的未来陷于危机之中。而且也没有什么教育的领域已经被人类如此了解,以至于不会再有任何新的发现了。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为鲜有什么原则被认为是绝对的。学术不可能在一个充满怀疑与猜忌的氛围中兴旺发达。教员和学生都必须可以自由的调查、学习和评价,以得到新的成长和理解。否则文明就要陷于停滞并死亡。
至此,学术自由作为第一修正案的核心价值之一被彻底确立起来,面对立法对于学术自由的侵犯,公民可以寻求宪法的保护。在1985年的一个案例中,学术自由权的内涵再次获得最高法院的讨论,确认了机构自治也是学术自由的重要方面。[7]最高法院认为,学术自由的兴旺不只依赖于教员和学生自由和独立的思想交流,也在不同的层面依赖于学院的自主决定;基于学术理由决定接收谁入校学习的裁量权是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之一;在决定学生的学术表现和他们的晋级与毕业方面,大学教员必须有一种最宽泛的裁量权;当法院被要求审查这种学术决定的实质时,法官必须对教员的专业判断展示最大限度的尊重;除非证明负责的委员会或个人实际上没有执行专业判断,偏离了公认的学术规范,否则法官显然不能推翻他们的决定。
(2)学术自由的发展:自由的限度所在
经历了权利确立与扩充的时期之后,对学术自由的讨论一定程度上转向了对其界限的认识。没有不受限制的权利,否则人类的和谐共处就不可能。所以就应当避限制那种以学术自由的名义为自己的任性而为做掩护的情形。
在1987年的一个案例中,出现了政府以学术自由为名变相支持某种宗教信仰而违反立教条款的情况。[8]一项路易斯安娜州的法律要求州的公共学校必须平衡对待“创世科学”与“演化科学”。州法把这两种科学定义为证明创世和演化的科学证据以及由这些科学证据得出的推论,但并没有定义何为“创世”和“演化”。州法要求只要一种科学被教授,公共学校就必须教授另一种科学。为了“创世科学”,课程指导和研究服务才被发展和支持;禁止学校董事会歧视任何选择作为创世科学家或教授创世主义的人。州法宣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学术自由。公立学校学生的家长、老师和宗教领袖起诉州法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根据先例,如果立法机关的立法缺乏世俗目的,而证据证明立法被设计去推进特定的宗教教条或禁止教授某些教派所厌恶的科学理论,就违反了立教条款。最高法院发现本案中州法通过在公共教育的整体中以要么完全排斥演化论、要么反对演化论的宗教观点必须得到同时展现的方式来推进一种宗教教条;州法也没有推进其所宣称的保护学术自由的目标。因此,州法被认为试图利用政府的象征性和财政性支持以达成一种宗教目的,故而违反了立教条款。
在1990年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诉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案中,对私立大学的学术自由,最高法院的解释倾向于限制其内涵。[9]显示了学术自由必须与其他宪法价值相协调的要求,也就更不能容许大学以宽泛的“学术自由”为名主张性别、种族等就业歧视。Rosalie Tung是私立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美籍华人副教授,宾大拒绝了她的聘用申请。她向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提出控告,认为该拒绝是为1964年《民权法》所禁止的基于种族、性别、和国别(national origin)的歧视。在该委员会的调查中,根据立法授权,委员会向宾大发出了传票,要求提供Tung和其他五位据称获得优待的男性教员的任职评审文件。宾大要求委员会修改传票,排除调取“保密的同行评审信息”。宾大主张政策考量和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原则要求承认宾大具有一项适格的特权,或者委员会应当采取一种平衡的进路(balancing approach),只有在证明具备超越于相关性的特殊理由时,才能调取同行评审材料(peer review materials)。
布莱克门法官传达了最高法院的一致意见,否定了宾大的主张。认为大学并不具备可以抗辩公开在聘任决定中与基于性别、种族、国别歧视指控相关的同行评审材料之义务的任何特权;并且因为委员会的传票是内容中性的,既没有命令大学内的演讲偏离或靠近某个主题或观点,也没有在禁止国别、性别、种族歧视之外为大学选择教员提供任何实质的标准,所以宾大主张其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权所受到的侵犯是微不足道的。公开同行评审材料将会危害对于同行评审过程至关重要的保密性,使得大学获得与学术理由相关的信息来建立自己的聘任决定变得更加困难,这种危害是推测性的;至多只能在所主张权利缺位的情况下逐渐产生。
宾大所主张的特权也根本不能基于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宾大对学术自由方面本院判例法的依赖实际上是错置的。学术自由应对的是政府基于内容对大学演讲的控制以及对按照学术理由任命教员权利的侵犯问题。上诉人并没有主张任何内容管制问题,而是说公开同行评审材料会导致“教学和研究水平下降”。在任何情况下,学术自由都不能包括宾大主张的扩及同行评审材料保密的要求上。如果宾大的主张能被接受,那么许多普遍适用的法律,比如税法,都可以被认为在影响大学雇佣的情况下而侵犯了第一修正案的学术自由。
三、美国宪法对学术自由保护的启示
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相关案件的粗浅梳理,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美国宪法在保护学术自由方面的某些特征。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价值本身就是一个内涵丰富,有时甚至存在内在价值张力的复杂体系。这就决定了对于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绝对不只是第一修正案独自能够承担的。实际上,学术自由内部不同的价值要求,使得宪法的不同部分都可能起到保护学术自由价值的功能,即使并非以保护学术自由为名。对法人财产权的保障即是一例,在学术自由概念正式进入法院并得到承认之前,它实际上起到了保护学术机构自治性的功能。[10]总之,宪法已经在国家与学者个人的矛盾冲突面前,摆明了自己的立场。
学术自由的概念,其中所包含的需要处理的问题可能更为复杂:如何平衡政府、学校、教员、学生四方的关系,从而使得学术能够在这“四角关系”难免的纠葛下获得一种不断发展与持续成长的自由感觉。当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社会价值而不单只是一种宪法权利时,它就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对于学生,学术自由可以意味着学习与研究的自由,包括一定范围内的选课与听讲的自由;对于教员,则可以意味着自由的研究问题、授课、并发表研究成果,具备相应的职业保障,不因正当的科研行为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对于教育机构,学术自由可意味着自由选定科研项目,实行学术自治,按照学术标准选任与评定教职人员等级,不受外界压力的影响。
所以,可以说,存在着包括政府与社会在内的对学术自由各种各样潜在的侵犯者,也就存在着多样化的学术自由要求。而显然,并非所有的这些要求都能立刻,以及应当成为宪法加以保护的对象。比如在今天,对于教员学术自由更大的侵害可能并非来自陷入“颠覆”恐惧的政府权力,而是来自大学管理层和学术同行的偏见与敌意。除了公立大学可视为政府机构要服从宪法之外,私立大学与学术同行都作为私方而通常不能成为宪法约束的对象,但这却并不妨碍他们侵犯学术自由;相反,这给他们提供了方便。比如,对某些激进主义研究倾向的敌意,就导致在一个同行评价对于学者学术事业发展日渐重要的学术环境里,它们在大学中的生存空间日渐受到压缩。[11]虽然,立法或许会主张学术自由的价值而对私人任意的歧视与敌意加以控制。但与19世纪末的种族歧视案类似,法院也会主张也是自然而形成的社会歧视不是法律能够消除的。[12]虽然该案所代表的宪法理论被推翻了,但是与种族偏见相比,这样的理由,用来证成伪装在学术外衣下的偏见、甚至学术政治斗争似乎是可行的。因为法院只能根据是否偏离公认的学术标准来审查学术决定。[13]但问题是公认的学术标准本身可能就是偏见的伪装。实际上,正是社会自治与自我协调的无效性,才导致了社会向立法寻求保护,有动力向法院寻求救济;而司法也有责任以立法和宪法来保护失调的社会机制下无法得到保障的某些价值。这就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学术自由的宪法保护边界应当有继续拓展的可能
可以预见到的是,一些形式化的教条原则根本不能成为宪法拓展自己保障范围的障碍。比如同行歧视问题,就应该区分真正严肃的学术评判与那些打着学术旗号却实际上以纯粹的敌意和偏见、甚至教职分配、职级评定等等方面的私人利益为根据的任意评价。认为学者的判断都是来自科学与理性,从来没有任何偏见的看法是不可能通过事实得到检验的。尤其对于州立大学来讲,作为“政府雇员”的激进主义教员,作为一种“离散与孤立”、因而民主过程可能无法有效保护的少数。[14]如果同行评审可以被认为实际上发挥了替代作为雇主的州立大学进行雇佣决策的功能,比如同行多数决定什么刊物才具有学术价值,而一些登载激进主义研究的刊物长期因为偏见而得不到承认,导致学者在任职评级时相关的学术贡献不能获得认定;并对学者个人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如果不转变研究方向,其学术生涯就不能持续下去。这时,依据宪法及相关判例,同行因其实际上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雇佣权力”也就可以被施加禁止特定就业歧视与禁止侵犯言论自由的义务。[15] 当然,正如,毕克尔所言,在这个过程中,法院应当采取“深思熟虑的速度”,应给政治机构和整个社会、尤其是是学术界在法院宣布“权利的原则”之后进行另一类的复审工作留下探讨与对话的空间。[16]以使学术自治的本质不会受到司法能动的侵害,正如一位法官所说:学术自由的观念,其根基是在学术著作中,而不是在法院[17];但是司法本身的价值也就是在多数人因秉持自己的独到观念而歧视少数人时为少数提供救济。拿捏好司法能动的尺度,的确是一门需要高超政治智慧与法律素养的裁判技术。
在这个领域,宪法保护、立法保护是与社会自我维护的界限必将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最终的发展很可能取决于人心民意的走向,也就是“大众宪法观”;毕竟社会运动、政治、经济以及更多的因素引导着我们对宪法的理解,也决定了宪法的含义。[18]
注释:
[1]比如现在的“八二宪法”第47条“文化活动自由条款”就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2]参见赵叶珠,“移植与创新:德国学术自由理念在美国的嬗变”,载《现代大学教育》,2010年第6期。
[3]参见李子江,“学术自由的危机与抗争:1860至1960年的美国大学”,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5期。
[4]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342 U.S. 485.
[5]SWEEZY v. NEW HAMPSHIRE,354 U.S. 234.
[6]Keyishian v. Bd. of Regents,385 U.S.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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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的四年大学生活已接近尾声,感觉非常有必要总结一下大学四年的得失,从中继承做得好的方面改进不足的地方,使自己回顾走过的路,也更是为了看清将来要走的路。学习成绩不是非常好,但我却在学习的过程中收获了很多。首先是我端正了学习态度。在我考进大学时,脑子里想的是好好放松从重压下解放出来的自己,然而很快我就明白了,大学仍需努力认真的学习。看到周围的同学们拼命的学习,我也打消了初衷,开始大学的学习旅程。其次是极大程度的提高了自己的自学能力。由于大学的授课已不再像高中时填鸭式那样,而是一节课讲述很多知识,只靠课堂上听讲是完全不够的。这就要求在课下练习巩固课堂上所学的知识,须自己钻研并时常去图书馆查一些相关资料。日积月累,自学能力得到了提高。再有就是懂得了运用学习方法同时注重独立思考。要想学好只埋头苦学是不行的,要学会“方法”,做事情的方法。古话说的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学会“渔”,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换了好多种方法,做什么都勤于思考,遇有不懂的地方能勤于请教。在学习时,以“独立思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不忘警戒。随着学习的进步,我不止是学到了公共基础学科知识和很多专业知识,我的心智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能较快速的掌握一种新的技术知识,我认为这对于将来很重要。在学习知识这段时间里,我更与老师建立了浓厚的师生情谊。老师们的谆谆教导,使我体会了学习的乐趣。我与身边许多同学,也建立了良好的学习关系,互帮互助,克服难关。现在我已经大四,正在做毕业设计,更锻炼了自我的动手和分析问题能力,受益匪浅。一直在追求人格的升华,注重自己的品行。我崇拜有巨大人格魅力的人,并一直希望自己也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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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在调侃新东方,感觉罗永浩他也是有发表自己想法的权利的,他也是一个普通人,说的话也代表个人感受。
罗永浩近日在交个朋友直播间中表示,“现在我们直播界刮起了一股歪风,有一些投资人和行业分析师说,做直播还是要讲内容,我认为不对,还是要讲产品。内容会把场观拉上去,但是对直接销售的帮助还是有限的。顺便给大家吹一个牛,我们直播间40%的人进来啥也不听,直接奔购物车下单就走人。”对此,4日晚间,罗永浩通过微博账号“罗永浩的辟谣号”发文称,自己没有调侃新东方。“之前董老师(董宇辉)视频流行起来时我也转发过并点赞,还对新东方转型公开表示过敬意。”
近期的罗永浩的热点事件可能就是没有参加过高考的他,在清北网校的邀请下和刚刚走出考场的高中生们谈了谈高考“我只是放弃了上学读书而已,没有放弃在家里读书"
罗永浩在圈子里出名最初是因为他的创业历史。仅仅高中尚未毕业退学的他,通过自己奋斗的创业历史,让他成功地在网络上走红。罗永浩在2000年时,在新东方培训学校入职成为了一名任课老师,刚开始作为只用有高中学历的面试者,他的简历很快就被筛选掉了。后来,罗永浩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俞敏洪写了两封自荐信才入职。之后,他凭借着自己幽默的上课方式在网络走红,出名之后,罗永浩辞职正式创办了英语培训学校,在经营不善之后,正式踏入手机领域创立了锤子科技,打造了手机品牌。
罗永浩正式推出了锤子科技的第一部锤子手机,之后陆陆续续更新换代锤子手机出到了第三部。然后此时此刻的手机市场早已经饱和,罗永浩的锤子系列并没有创造开辟出一定的市场,在三年多时间之后破产了。许多网友纷纷调侃罗永浩的创业经历,称呼他为“行业冥灯”。
只要是罗永浩踏入的领域就多半会黄,从英语培训,到互联网博客,再到手机,只要是他走过的路就没有不黄的。虽然这些调侃带着一丝丝玩笑和讽刺意味,但是罗永浩并没有放弃创业的步伐。在2020年,在锤子科技宣布正式破产之后,罗永浩因为还不清债务被列入了失信人员名单,之后他正式在微博官宣了自己将进入直播赛道,正式成为一名带货主播。
罗永浩做了两年多的主播之后,在一次采访中透露自己的债务已经还清一半,同时透露自己将再次转入科技领域。罗永浩回应自己没有勇气再次做手机,背后的故事其实是关于自己做手机的失败案例。再这次之后,罗永浩将会在踏入什么领域,可以进一步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