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宋明理学英文：Neo-Confucianism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宋明理学又称之为新儒学，盛行时代为北宋初至清初。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宋明理学形成于北宋中期，但它的发端可以追溯到中唐时期以韩愈为代表的早期“儒学复兴运动”。
理学是中国古代精致、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影响至深至巨。理学的天理是道德神学，同时成为儒家神权和王权的合法性依据，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论证了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至元朝成为官方哲学。
重要理学家有北宋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南宋杨时、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林希逸，元吴澄、许衡、刘因、 郝经、姚枢，廉希宪，张文谦，刘秉忠、赵汸、汪克宽、华幼武、吴海、戴良、李祁、张宪、梁寅、苏天爵等，明湛若水、王阳明、朱得之等。
宋明理学的发展，其最核心的人物是程朱和陆王。朱熹通过道南学派继承和发展了二程学说，出现了“程朱理学”。此外，他还吸收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的思想，扬弃了佛道的哲学，通过对《四书》的注释，建立了自己的理学体系。
宋明理学的影响：
1、消极：理学被曲解之后以三纲五常维持专制统治，压制扼杀人的自然欲望和创造性。适应了统治阶级压制人民的需要。
2、积极：有利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道德，自我调节，发愤图强，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凸现人性。
武夷学院宋明理学研究中心的建立是因为宋明理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流派，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有着重要的影响。
武夷学院作为一所具有人文底蕴的高等学府，致力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因此设立宋明理学研究中心就是为了深入研究宋明理学的理论、思想和实践，挖掘其深刻的人文内涵，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积极贡献。
宋明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流派，它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对于推动中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导语：清初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大力提倡，方孝标对王学的态度清初程朱理学大兴。明亡后，学术界自发的对王学的批判和程朱理学的理性复归。明清更迭带来的社会大动荡，使整个思想界开始了沉痛的反省。他们普遍认为“王学空谈误国”，很多思想家都有严厉抨击王学的言论或著作。如张履祥，痛斥陆王“言矜骄无实”，“长傲欺诈”。认为阳明之学“较之释氏又所谓弥近理而大乱真”。理学名臣熊赐履认为王学流弊是导致明亡的原因。他说：“广自姚江提宗以来，学者以不检饬为自然，以无忌禅为圆妙，以恣情纵欲同流合污为神化，以灭理败常毁经弃法为超脱。道术人心敝文坏极，若非东林诸子回狂澜于横流泛滥之中，燃死灰于烬尽烟寒之后，茫茫宇宙，竟不知天理、人伦为何物矣!”吕留良认为王学是“阳儒阴释”，肇自禅学。清初统治者对程朱理学的大力提倡。皇太极和清世祖修孔庙，举行祭孔活动，希望借儒学来调和满汉两族的矛盾。到康熙，儒学成为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康熙对程朱理学和王阳心学都有深入研究，但他最终选择了程朱理学作为治国良方。他曾经广开经筵，学习“四书”、“五经”。仿明制开经筵的目的是就经义进行相互讨论：“侍臣进讲，朕乃复讲，互相讨论，庶有发明”。一方面可以学习传统儒学，另一方面康熙也想通过经筵讲学，以朱子之学来解释经文，使朱子之学成为正宗。方孝标三十七岁，升弘文院侍读学士，继而参与经筵讲学。围绕在清世祖身边的经筵讲学是清统治者学术价值取向的最集中的代表，体现的是官方学术生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方孝标应该被划归为庙堂理学范畴，同李光地一样，因其身居高位，传达统治者意志，大力宣扬程朱理学。但是方孝标显然走的是另一条路径。他对程朱理学大加赞扬，但对陆王心学也钦慕不已。在“崇王黜朱”的思潮影响下，对陆王心学持客观、审慎的态度。方孝标对程朱极力赞扬的态度。方孝标对朱熹的传人——黄榦十分敬仰，在《重刻黄文肃公年谱后序》，中他说：“盖先生少负异质，以刘子澄之荐，得游文公门。文公爱其才，妻以女，授以官，故巍然焉为伊洛之嫡派。”黄文肃公即黄榦，是朱熹“四大弟子”（蔡元定、黄榦、刘瀹、陈淳）之一。黄榦有朱门“颜（回）、曾（参）”之誉。黄榦是朱熹治学过程中的得力助手，有力地阐明、发扬了程朱理学。方孝标认为理学（又名道学）可经世致用，是有益于世的学问，非小智所能及：“余谢，不获辞，则谨按先生德行业治之著者，而叹道学之有益於世甚大，小智所不识也
心学是对于理学的一种批判，理学注重的社会秩序，是希望建立一个稳定发展的社会。而心学则是提倡一直自由积极的社会。理学更适用于古代那种帝制集权的社会，而心学则更适用于市场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
【摘 要】道德修养一直是儒家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理论内容丰富，具有特色，而对我们来说正确认识宋明理学的道德修养论有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宋明理学；道德修养；思想精神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思想学说，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个不断自我更新、完善和发展历程中，它在保持着己有的基本特征的时候，又呈现出不同时代的不同特色。 一、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作为中国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可谓是哲学化了的儒学。在过去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人们对宋明理学中某些内容的片面理解或曲解，使得后人对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对封建礼教和三纲五常的强化所导致的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所以一直以来对它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今天，我们用全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个时期的学说时，发现虽然在某些方面它有弊端，但是我们也不能抹杀了它在道德修养方面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纵观中国儒学的历史，其宗旨是内圣外王，即“修己安人”和“经世致用”，旨在强调个体内心道德修养的提高和完善，以至于能够将这些“内圣”运用到外在的社会政治实践之中。儒家一直比较重视道德修养问题，前期儒学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在人的道德修养方面，提出并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后期儒学即宋明理学，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同时，也对这些道德情操和理想人格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对其进行了新的阐释，形成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二、浅析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观 理想的人格精神和道德修养也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时期的理学家们充分肯定精神生活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他们将道德提高到本体，重建人的哲学。牟宗山就将宋明儒学的道德准则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看成一个精神实体，包括主体的“道德自我”（心体）和客体的“道德理性”（性体）两个方面。 宋明理学家很注重研究儒家经典，他们认为经典中有很多伦理思想和道德义理，所以编“四书”，并对其进行阐发。例如《礼记·大学》中的“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齐家，齐家而后治国，治国而后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论述了关于道德修养的问题。《大学》以“初学入德之门”而成为理学的重要经典。而且，理学家们还为其著书，例如朱熹编著《大学章句》，王阳明著有《大学或问》。[1]理学家通过学习经典在精神上先陶冶自我，把道德修养作为治学做人的根本。 程颢的“定性”。“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 [2] “定性”或“定静”能够安定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它注重个体内在情感的调节，要求个体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要保持心灵的平静，保持一颗冷静清晰的头脑，以期冀达到一种有涵养的人格。 程颐也注重“敬”对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且欲涵泳主一之义，一则无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业。”“如何一者，无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便一，则自是无非僻之奸。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3]其中，对内讲就是专心、专一，告诉人们做事情要集中精神，专心致志，而不能三心二意。就外在来说，“整齐严肃”是让人有好的行为习惯，做事讲规则，以促使崇高精神的养成，这有助于个体养成一种严肃认真的道德态度。 宋明理学家们主张“学以至圣人”，要求自己和他人能够把圣人作为学习的榜样，以圣人的人格为导向，在精神上不断地努力，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质。学习圣人，加强道德修养的自觉性，需要达到圣人所说的克服人的欲望。这就牵扯到宋明理学中一个最著名的命题，即“存天理，灭人欲。”其实在这里应该强调的是，理学家们并没有否定人的所有欲望，这里的“欲”指的是私欲、贪欲，是那些不合天理的“欲”，是需要人们摒弃和克服的。例如，朱熹就曾对理和欲进行了分析：“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 [4] 还有朱熹继承二程“循理而行”的思想并发挥提出的“知行合一”的道德践行观。“知”和“行”分别是指对伦理道德认知、理解及其实践。曾经有学者指出：“实践不仅仅是一个认识论的概念，更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本质上是人的本源性生存方式和生命活动，理解实践就是理解人。实践问题根本上凸显的是人的实践问题，而人的问题决不仅仅是‘认识论’的问题，而是‘本体论’的问题。” [5]其实这个思想和孔子对道德实践的重视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仔细想想，这种道德观最终落脚点还是注重人。结合这些观点，我们可以看到道德实践有助于个人提高道德品格和培养理想人格。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原则，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是值得人们提倡和借鉴的。 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方法和观点内容丰富，比如张载“天地之性”和“变化气质”的道德修养论，王阳明“致良知”的道德意识的精神境界，朱熹的“省察”等等，不再一一列举，以上初步整理和分析了几种观点，只是为了更好地阐述出理学中有很多值得世人借鉴和学习的内容。 总之，对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理论进行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宋明理学家们在道德修养方面，基本是主张动静结合，内外结合，涵养省察，通过“实事”、“践行”、“读书”、“穷理”来认知和践行封建伦理道德。[6]宋明理学中的道德修养论作为儒家文化中的一部分，对其进行正确认识有重要意义。 三、道德修养的意义及其评价 合内外之道，一天人之学。大抵古代有思想的人所追求的高尚的道德标准和理想的人格境界都是圣贤理想人士所提倡和具备的，同样也不例外，宋明理学家理想人格的最高目标是“圣贤气象”和“孔颜乐处”。换个角度看，理学家们所追求的那种道德境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它具有审美的特性。宋明理学家关于道德修养功夫的论说其实大体还是可以总结为内在心灵的体验以及体验后达到的感悟。 道德修养倡导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人生理想的和道德的人格，它能唤起并培养人的道德自觉，使人能充分发挥主动性达到自我的实现，既塑造自我，修养德性，对外又成己及人，改造社会。这些都能很好地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优良传统。 就我们现在看来，宋明理学家提出的修养方法，既有它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表现在它对个体人格价值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作用，这些应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应用；当然其中也不免带有一些片面性或局限性，比如强化了封建礼教，束缚了人的自由创造等等，这些是我们应该避免并摒弃的。因此，对待这些道德修养方法应该一分为二来看待，采取辩证的、科学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总之，宋明时期的理学家们对于道德修养提出的部分科学、合理的方法和观点还是有许多深邃的思想性和哲理性，值得后人研究并加以借鉴。 【参考文献】 [1]祝瑞开.宋明思想和中华文明[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62. [2]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460，461. [3]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150,169. [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白明，张荣艳.当代中共马克思辩证法研究的四大范式[J].人大复印资料教育学，2006（4）. [6]“宋明理学”对封建社会发展的影响[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4）.
宋明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 二程曾同学于北宋理学开山大师周敦颐，著作被后人合编为 《河南程氏遗书》。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二程学说的出现，标志着宋代理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形成。 南宋时，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二程思想，建立了一个完整而精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他认为，太极是宇宙的根本和本体，太极本身包含了理与气，理在先，气在后。太极之理是一切理的综合，它至善至美，超越时空，是“万善”的道德标准。在人性论上，朱熹认为人有“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源于太极之理，是绝对的善；后者则有清浊之分，善恶之别。人们应该通过“居敬”、“穷理”来变化气质。朱熹还把理推及人类社会历史，认为“三纲五常”都是理的“流行”，人们应当“去人欲，存天理”，自觉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规范。朱熹学说的出现，标志着理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 宋元明清时期，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少人把程朱理学视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致使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成为于世无补的空言，成为束缚人们手脚的教条，成为“以理杀人”的工具，从而反映出它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程朱理学亦称程朱道学，是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之一。其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完成。从广义上说，它也包括由朱熹所摄入的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和二程）的学说，并延伸到朱熹的弟子、后学及整个程朱的信奉者的思想。由于朱熹是这一派的最大代表，故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故如对宋明理学的概念不做特别规定的话，在通常的意义上便是指程朱一派的理学。二十世纪中国大陆程朱理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1900年至1949年。在这五十年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多以人物个案为主。最早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不的《程伊川之宇宙观》（1921年），最早研究朱熹的论文有程南园的《与友人论朱陆书第四》（1915年）此时也有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问世，其中都有关于北宋“五子”、朱熹及其后学思想的论述，但人物个案研究的专著很少。最早的中国哲学史的专著为1915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该书以简洁的笔法对道学（理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分述了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程门诸子、朱晦庵、朱子门人之学。吕思勉的《理学纲要》（1931年）可以说是较早的一本断代哲学史论著。在该书中，吕思勉同谢无量一样认为“宋学长河，当推安定（胡瑗）、泰山（孙复）、徂徕（石介）”，但宋儒言哲学之首出者则为周濂溪。吕思勉对明道伊川之学，有独到见解，认为洛学中之明道伊川，性质本有区别，学于其门者，亦因性之所近，所得各有不同。对晦庵之学，吕思勉的论述亦较恳切，认为其哲学思想则未有出于周、张、二程之外者，不过研究更为入细，发挥更为透辟，因此，朱子非宋学之创造家，而是宋学之集大成者。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亦对程朱一派道学作了详述。陈寅恪先生在审查此书时所作的《审查报告》对此书的评价颇中肯，认为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有发明。此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还有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1936年）。虽然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业已基本展开，但大多只是从总体上阐述，并且对诸多问题的解析还不够明确，故把这一时期的程朱理学研究称为开创期。 第二个时期：从1950年至1965年。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文章著作基本上都采用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划分的方法，普遍认为程朱代表了客观唯心主义学说。这段时间出版的有关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著作大致有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52年）、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1959年）、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1964年）等，其中都有专门章节分述程朱之学。此间研究程朱理学的论文亦有一些，其中专门研究二程的论文有两篇，研究朱熹的大致有十四篇。这些论著中的绝大多数对程朱理学持否定态度，认为他们的哲学思想和他们的政治立场相应，是极端反动的。朱熹的哲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是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起了一种刺激的作用，但如果对朱熹哲学没有批判、没有认识，就不能起到刺激唯物主义发展的作用，反而会起破坏作用。当然，亦有学者对程朱理学有肯定的一面，认为程朱的哲学思想中包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认为这是二程哲学体系中的合理思想。但从总体上认定二程的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从总体上说，此间对程朱理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宋“五子”及朱熹等几个主要人物上，对程门及朱门后学则研究较少。虽然此时是以唯物唯心的方法进行研究读到，但相对于第一个时期，对问题的研究已相对深入了些。因为方法论上的偏差，故这一时期只能称作探索期 第三个时期：从1966年至1976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深受“唯心主义等于反动保守”之公式的影响，故对程朱理学的批判不断升温。这段时间研究二程的著作有批判文集一本，二程言论选批一本，分别为《程颢程颐及其思想批判》（1974年）、《程颢程颐言论选批》（1975年）。研究朱熹的论文大致有54篇。“文革”期间，对程朱理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把程朱放在儒法斗争史上，作为法家对立面的反动儒家人物而加以批判。另外还批判程颐要寡妇守节而带来的“贞节杀人不见血”的后果。总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程朱理学甚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可谓百花凋残、野草满径，所以这一时期只能称为挫折期。 第四个时期：从1977年至20世纪末。此间程朱理学研究真正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中不仅与程朱理学相关的宋明理学断代哲学史的研究愈加深入，而且人物个案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大量的论文及专著问世，真可谓“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背景：
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儒学面临挑战。南北朝时期佛教徒提出佛为正，儒道为邪教，三教归佛，又称“三教合一，隋朝时期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唐朝时期统治者奉行以道为主的三教并行政策，儒学的地位受到挑战。
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道佛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当时佛教已经大致完成融合儒道的进程）。
儒家思想汲取道家、玄学、道教、佛教的有益内容，并注入哲学因素，囊括天人关系的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改造之后，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
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而至两宋时期蔚为大观，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
在时间上，这场儒学运动持续到明清之际，影响直至当代；在空间上，这场儒学运动不限于儒学的故乡，还牵涉到受儒学影响的东亚诸国，以至于在这些国家，所谓的儒学主要就是理学（或称性理学）。
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道佛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了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这个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应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
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是儒、释、道三教长期争论和融合的果实，也是春秋战国和汉代这一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体系的完善过程。它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形态呈现出来，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以及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明理学
1．宋明理学兴起的背景：三教合一 社会的动荡不安,使得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信仰出现危机感,而道教的修炼丹药长生不老,佛教的因果报应轮回来世的思想在社会迅速传播.随着政治稳定三教相互渗透,彼此调和逐渐趋向合一.儒家强调人世,根本目标就是强国.个人的精力应该奉献给国家.道家强调自由,目标就是超脱尘世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佛家强调解脱.儒家思想在三教中多侧重于人世间的事.而儒家思想是佛道二家的基础.科举产生的士大夫们,注重道德文化修养,注重气节,对儒家经典大义的不断探究成为时尚. 2．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 （1）程朱理学：①“程朱理学”说法的由来：理学的创始人是北宋的程颢、程颐等人,至南宋时,朱熹为集大成者,统称为“程朱理学”.②理学产生的条件：宋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注意力于集中于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祸,消除地方潜在的割据势力对于民间文化发展未予以更多的干预；宋朝很少有人因为议论而获重罪,因此宋代的士大夫群体有很高的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因科举走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对经典文本不断探讨、寻求终极的、总体的根本解释.理学由此而生.③理学的主要内容及其发展变化过程：“理”,是产生万物的本源,是离开事物而能独立存在的一种什么东西,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是天下万物永恒普遍原则.它体现在社会是儒家三纲五常道德伦理；体现在人身上是人性；要通过“格物致知”方法,即接触天下万事万物去体会加深对先天存在的“理”的体验与最终贯通；个人修养要以天理为准则,要“存天理,灭人欲”.D、朱熹参考二程学说,将四书五经编辑成《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后代科举考试的内容.奠定了程朱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④理学的社会影响：南宋末年,朱熹的学说逐渐成为思想的主流.元朝时,理学被确定为官学.到明代,理学则成为统治者的思想武器. （2）陆王心学：①陆九渊及其思想：陆九渊,南宋理学大师.提出“心即理”之说.他认为天理、人理、物理只在人的心中,“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主张“心”和“理”是永久不变的,以此证明一切封建的道德教条都是人心所固有的,是永恒不变的.他还认为,人们要了解、认识客观事物,只要悟得本心就可以了,甚至连书都不必多读.于是提出“六经皆我注脚”的说法.为了维护封建的伦理道德,陆九渊号召人们“存心”而“去欲”,提出“发明本心”以求理,与朱熹格物致知有分歧,但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为封建统治提供理论根据的,反对人民为改善受压迫的处境去同封建统治者进行斗争.②王守仁及其思想：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明代理学大师.核心思想是“致良知”即本心和良知即是理,天理本在人自己心中,不必外求,只需克服私欲、回复良知即可成圣贤.强调加强自我修养,激励人们奋发立志.
背景：
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儒学面临挑战。南北朝时期佛教徒提出佛为正，儒道为邪教，三教归佛，又称“三教合一，隋朝时期儒学家提出“三教合归儒””。唐朝时期统治者奉行以道为主的三教并行政策，儒学的地位受到挑战。
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冲破汉唐儒学的束缚，融合了道佛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是儒、道、佛三教合一的产物（当时佛教已经大致完成融合儒道的进程）。
儒家思想汲取道家、玄学、道教、佛教的有益内容，并注入哲学因素，囊括天人关系的形成的更为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
扩展资料：
宋明理学的影响：
理学由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变为主观唯心主义，是宋明儒学主流，在政治、教育、社会教化等方面影响深远。理学强调道德修行，重视主观意志力量，注重气节、品德。
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积极作用。但是用“三纲五常”维系专制统治，压抑、扼杀人的自然欲求，片面强调“重义轻利”，产生消极影响。
代表人物：
1、周敦颐
周敦颐（1017年-1073年），又名周元皓，原名周敦实，字茂叔，谥 号元公，北宋道州营道楼田堡（今湖南省道县）人，世称濂溪先生。
周敦颐是北宋五子之一，是宋朝儒家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文学家·、哲学家，著有《周元公集》《爱莲说》《太极图说》《通书》（后人整编进《周元公集》）。
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内容。
2、王阳明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幼名云，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
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而被封为新建伯。
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
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宋明理学
1.思想上:儒学正统地位遭到挑战2.政治上:宋代统治者为加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需要思想上进一步专制3.经济上:封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印刷术、造纸术的进步）4.社会氛围: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的鼓励
被称为宋明理学集大成者的是朱熹。
在宋朝，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祖籍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生于南剑州尤溪（今属福建省尤溪县）。中国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个人著作：
朱子现存著作共25种，600余卷，总字数在2000万字左右。主要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
《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祖周敦颐的著作《太极图说》明显地是三教融合为一的代表作。
宋明理学，即为两宋至明代的儒学。虽然是儒学，但同时借鉴了道家甚至是道教和佛学的思想。
北宋嘉祐治平年间（1056年—1067年），儒学发展形成了王安石荆公学派、司马光温公学派、苏轼的蜀学等派。
后来谈兼性理而著名者，有周濂溪的濂学、张载的关中学派、二程（程颢、程颐）兄弟的洛学。后来洛学由朱熹发扬光大，在福建创出闽学，成为居正统之位的程朱理学。濂、洛、关、闽四学派，人称理学四派。
程朱理学，是宋明理学的一支流，有时会简称为理学，以便与陆象山（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相对。但其实心学亦属于宋明理学的一支。
学派
1、程颐与朱熹的程朱理学（以“理”为核心概念）；
2、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陆九渊参考程颢思想，以“心”为核心概念）；
3、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以“气”为核心概念）；
4、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
5、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
6、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让趣历史小编带大家拨开历史的迷雾，回到那刀光剑影的年代。
朝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繁荣的朝代，分为南宋和北宋，宋朝的农业和工商业发展良好，经济实力远远高于唐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新时代。
两宋时期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有重要的地位，理学思想的形成使文化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影响深远，宋朝对于前朝的经济，文制度都有不断继承和创新。
制度都有不断继承和创新。
宋朝有开明的政治，文化有包容性和创新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作为唐朝后的一个朝代，不但继承了前朝的文化而且还将文化繁荣发展。
一、宋明理学文化的发展
理学是宋朝推崇的新儒家思想学说，宋明理学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理学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在其发展的同时，佛家思想和道教思想也在不断发展，学习两种文化的特点使自身得到提升。
1、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理学的主要派别，是影响最大的派别之一，代表人物有程颢，程颐，周敦颐，朱熹等，程朱理学的特点是复兴儒学。
将伦理道德和人文信仰更加系统，有逻辑性，真理性，理学具有自主意识，在政治中主张道德统一，抑制中央集权，支持民间百姓参政议政。理学抽象性的“天理”“天道”是古代哲学最优秀的伦理道德体系。
2、陆王心学
陆王心学主要代表人物有陆九渊，王阳明等认为宇宙万物的道德主体是人的本心，陆九渊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真理，”世界万物只要发自内心的反省就能得到天理。心学主要强调社会道德伦理规范行为由自身决定。
二、宋明理学的影响
1、积极影响
宋明理学是以儒家哲学思想占主要指导地位，理学注重伦理道德和精神责任，为中国人民塑造性格奠定了基础。
心学使人类的思想更加积极活跃。而且宋明理学抑制了中央集权制度，开启了忠君的高潮，内部逐渐统一，社会相对稳定。
没有内部大臣们的权力之争，一致对外，促进了宋朝文化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灿烂的文化瑰宝。
2、消极影响
宋明理学用三纲五常维护专制统治，抑制了人们的自然欲望，社会上重文轻武的风气越发严重，文人变得迂腐，使国家的军事实力减弱，为妇女灌输贞洁思想，受到严重压迫。
三、宋朝文化繁荣的原因
宋朝有众多文人墨客和优秀的知识才子，在社会阶层方面，继承并完善了前唐的科举制度，使唐朝的世族子弟得到充分瓦解。
社会人更多读书人通过科举制度改变身份，社会风气得到很大改变。在儒学方面，理学的出现，对于儒学推陈出新，改变了对佛教和道教的看法。
技术方面，著名的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的诞生，并撤销了唐朝禁止私人印书的禁令，社会上图书量增多为平民百姓提供了读书的便利条件。
经济方面，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商品众多，使一直以来的重农抑商现象得到了有效改善，以上多种因素促使宋朝文化走向繁荣。
四、宋朝文化繁荣的体现
1、学术
宋明理学完成了新儒学说，成功的使儒，道，佛三种文化共同发展，即为古文运动。
2、文学
宋朝文学艺术出彩又发达，主要以词，诗，散文，戏曲的形式出现，有许多著名的诗人，词人，例如苏轼，辛弃疾，欧阳修，陆游，李清照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3、科技
我国的四大发明都是宋朝时期发明的，有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和火药，还发明了用于战事防御的盔甲，在我国古代科技领域达到巅峰地位，推动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
五、宋朝文化对经济的影响
文化的兴起，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宋朝有强大的生产力，百姓的消费能力也很高。
1、科举制的完善带动消费水平提升
自从宋朝将唐朝的科举制完善后，大量爱好读书的人不再受限制，所以社会上对书籍和笔墨纸砚的需求大量增加，随之此方面的消费也不断增长。
2、宋朝文化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
宋代是一个文化大国，社会上经常举办文化活动，会有众多感兴趣的人参与，文化活动必然少不了客栈和酒楼的服务，以及茶酒餐饮服务。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商业买卖，许多经商的人纷纷开展商铺客栈等为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又取得了较高的收益。
3、宋朝文化减少了社会矛盾的发生
文化的传播使众多百姓在教育方面宗教方面等得到了就业岗位，社会矛盾日益减少，解决了众多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使人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宋明理学影响后世几百年，不但促进了宋朝文化繁荣，而且经济也得到了飞速发展，使古代封建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主要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程朱理学主要复兴儒学思想，将道德伦理和人文信仰系统化真理化，做到“天理”“天道”，陆王心学主要强调宇宙万物从内心自省。
虽然宋明理学两种学说各有利弊，但是宋朝文化繁荣主要表现在文学，科技，学术三个方面，而且宋朝在这三个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宋朝四大发明技术为后世朝代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心学视角·吾性自足，求尽其心
阳明高足钱德洪说：“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辞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此一总结于阳明年谱亦可概见。钱氏所谓“先生之学”，是指龙场悟道之前阳明求学问道过程;所谓“教”是指龙场悟道后对学者的教法。这里以龙场悟道划一界线，龙场一悟，阳明学术思想即已至于“道”的境地，此后之教法虽不断改变，都是为了点出此“道”，所以阳明在龙场悟道以后，思想体系主要不是一个发展转变的过程，而是一个如何表述和展开的过程。阳明在晚年揭“致良知”之教时，就指出：“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很明显，龙场悟道对阳明一生学术思想至关重要。这是我们理解阳明思想的基本环节。
所谓“悟道”，是解决人生的价值，解决安身立命问题。在理学家语汇中，“学”即学圣之路，“道”即圣人之道，“圣人可学而至”，是理学家的共识。圣学，既不同于士林以词章干禄要誉的“俗学”，也不同于佛老以出世遗弃人伦的“异学”。简言之，圣学是尽心于道德，成己立人，开物成务之学。在理学家看来，“学以至圣人之道”，是人生的最高意义。
阳明青年时即有志于圣贤之学，并且从游娄谅学宋儒“格物致知”之旨，但紧接着便发生了对宋儒“格物致知”真诚的曲解，演出富有戏剧性的“格竹子”生病的一幕，阳明用达摩面壁式的方法去格竹子，想以此直超径入，以见天下之“至理”。这种对朱熹“格物致知”的偏执是惊人的。有非常之人则有非常之事，“格竹子”生病的经历却成为日后返求自心的伏笔。有一个问题提出来是有意义的，阳明当初格竹子之理不得，那么龙场悟道之后，是否洞见天下“至理”，从而也了解了竹子之理呢? 阳明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诚得自家意?”这问题的提出是对“圣学”的反思：圣学既是尽心于道德，成己立人，那学圣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便自有担当，而无待于对外物的探究。圣人本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不知草木之理，无碍于作圣，那草木之理也就不在圣学的范围。当年阳明在龙场生活物质条件极差的状况下，反复思考：“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终于悟到：“吾性自足，向求之于外物皆非也。”所谓“吾性自足”，并不意味一顿悟即通晓万物之理，而是说吾性备具作圣的资质，作圣之功不在于外物，而在求尽其心。这是对作圣目标与途径的一种了悟。此一了悟解决了长期困惑阳明的人生意义问题，与此同时也与阳明陷溺其中的老释之学划开了界线。
王阳明像(清乾隆版《晚笑堂画传》)
老释之学也讲“尽心”，阳明曾经误以老释的心性之学为圣学，但很快发现老释之学不能措之日用，他说：“求诸老释，欣然有会于心，以为圣人之学在此矣，然于孔子之教间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阙漏无归。”(《阳明全书》卷七，《朱子晚年定论序》)阳明指出：“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学生肖惠于是请问二氏之妙。阳明批评他说：“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肖惠很惭愧，于是请问圣人之学。阳明对他说：“汝今只是了人事问，待汝办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来与汝说。”肖惠再三请问，阳明说：“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传习录》上)这一对话很有禅机的味道。二氏“尽心”之学与圣人“尽心”之学的毫厘之差在哪里? 为什么阳明说“待汝办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是“一句道尽”? 其实，阳明的话是非常明白的，求“圣人之学”，必先有“求为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是仁心、公心，这正是与二氏“尽心”之学相去毫厘之所在。阳明在下面一段话中对此道之甚详：“夫禅之学与圣人之学，皆求尽其心也，亦相去毫厘耳。圣人之求尽其心也，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吾之父子亲矣，而天下有未亲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君臣义矣，而天下有未义者焉，吾心未尽也。吾之夫妇别矣，长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别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尽也……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禅之学非不以心为说……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伦、遗事物，以之独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国天下，盖圣人之无人己、无内外，一天地万物以为心。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内外之分，斯是所以为异也。”(《阳明全书》卷七)从“吾性自足”合逻辑地导出“求尽其心”，但阳明所说的“求尽其心”，乃是尽“仁”心，是以“治家国天下”为内容的。这不仅与老释出世之学划开界线，也与从功利之心出发的“俗学”划开界线。
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发展本心”·发明本心
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可以说是“学做人”的学问，它大体上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培养德性，二是学习知识，此即《中庸》所谓尊德性、道问学。两者中间，以培养德性更为重要，但孔子教育学生，多是就事上指点，并未探究德性来源的理论问题，至孟子“道性善”，则已触及了这一问题。孟子曾论述说：“今人乍见孺子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心即理
陆九渊以此为出发点，指出：心之体甚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而孟子所说的“四端”，只是指示那先验的“心之体”的几个例证，并不是说人心只表现为此“四端”。他说：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孟子就四端上指示人，岂是人心只有这四端而已。又就乍见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一端指示人，又得此心昭然，但能充此心足。”(《陆九渊集》，第423页)
陆九渊所说的“此心”，乃是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来指示本体。他又称它为“本心”，是说它是内在的，本来就有的。它是道德智慧的不竭泉源，是纯善意识的无尽宝藏，诸如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公正心都是“本心”的表现，本心遇到相应的事物就会自然表现出来，见孺子入井，便有怵惕恻隐之心;见丘墓则生悲哀之心;见宗庙则起钦敬之心;可羞之事则羞之，可恶之事则恶之;是知其为是，非知其为非。凡此种种，皆“本心”之发用。一切道德义理皆自“本心”流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此心即仁义之心，此理即仁义之理，陆九渊由此得出“心即理”的命题：
“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陆九渊集》，第149页)
陆学被称为心学，实由“心即理”命题完成的。这一命题在陆氏文集中仅一见，它是由一系列推理得出的结论，而不是陆九渊学说的出发点，“心”与“理”同一在仁义之上，因而其含义也是狭义的。此一命题到了明代王守仁那里则成了出发点，具有一切理皆由心流出的意义。
陆学的出发点是“本心”，“本心”与“四端”的关系，犹之全体与部分的关系。因为心之广大不可 *** ，所以只能从“四端”指示体会它。在陆九渊三十四岁时，富阳主簿杨简问学于陆九渊：“如何是本心?”陆九渊向他背诵孟子的话：“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杨简对陆九渊说：“您所背诵的这些，我在儿时已经晓得。毕竟如何是本心?”陆九渊又背诵了一遍孟子的话。杨简这样问了几遍，得到的是同样的回答。这里，陆九渊是就“四端”来指示本心，但杨简一时未能省悟。这日恰好有人因卖扇之事讼于公堂，杨简断其曲直之后，又问起前面提到的问题。陆九渊说：听你适才判断卖扇讼案，是者知其为是，非者知其为非，这就是你的“本心”。杨简忽然觉悟，领会到人心自善，人心自灵，人心自明，人心自神，本无所不通。陆九渊所谓发明本心，其情形大率类此。然而“本心”之说，不始于陆氏，《六祖坛经》已先言之，惠能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意。”陆九渊强调先立乎其大，发明本心，与此原理相合。不过他以仁义之理为本心的无尽宝藏，又与禅宗有异。
自作主宰
陆九渊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有此良善“本心”。人于此应深思痛省，理会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因此陆九渊强调学者须先立志，自作主宰。
陆九渊启发学者，首先要认识自己，知道你在这宇宙中的位置，“人须是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身立于其中，须大做一个人”(《陆九渊集》，第439页)天所以与我者，与圣人未尝不同，因此不应该“处己太卑，而视圣人太高”，把圣人当作偶像加以膜拜。你若能发明此心，涵养此心，也便是圣贤一流人。朱济道崇拜周文王，他说：“文王圣人，诚非某所能识。”陆九渊对他说：“识得朱济道，便是文王。”(同上，第406页)对待儒家《六经》，陆九渊也不把它当作必须恪守的训条。“或谓陆先生云：‘胡不注《六经》?’先生云：‘《六经》当注我，我何注《六经》?’”(同上，第522页)以为人生目标是如何“做人”，而不是如何“作书”，他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堂堂地做个人。”(同上，第447页)表现出他对人格精神的尊崇和对传经事业的轻视。
陆九渊认为，人的先天资禀相近，但各人成长发展相差悬殊，成就大的有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自己须先立志，二是要有明师指点，他说：“学者须先立志，志既立，却要遇明师。”(《陆九渊集》，第401页)这两个条件中，自立尤为重要。陆九渊所谓的自立，是指立德。有一个学生李伯敏曾问陆九渊：“如何立?”陆九渊回答说：“立是你立，却问我如何立。”(《陆九渊集》，第443页)陆九渊居象山多激励学者自立，他说：“汝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同上，第399页)他告诉学者，本心自有明德，学者应先明己德，然后推其明以及天下，不必旁鹜外索，作无益之求。自立者亦须自重，不能随人脚后，学人模样。常有人羡慕他人成就，懊悔早不立志，虚度光阴。陆九渊指出：“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懈怠流浪，患不觉耳，觉即改之，何暇懊惜? 大丈夫精神岂可自埋没如此。”(《陆九渊集》，第51页)也常有懒散颓废之人，闻一嘉言而振惰起废，陆九渊举出一事例说：“一人恣情纵欲，一知尊德乐道，便明洁自直。”(同上，第451页)自立要培养宽宏力量，因为风俗影响之力甚大，一己之志易为所夺。他教育学者要认识、发掘内在的力量，自作主宰。他说：
“请尊兄即今自立，正坐拱手，收拾精神，白作主宰，万事皆备于我，有何欠阙。”(同上，第456页)
“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同上，第4页)
此种立志修道精神及方法，类似佛教禅宗“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勇猛精进”，“真心是净土”的路数，不过陆九渊所说的修道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而已。
先识义利
在陆九渊看来，修道之人的人生目标是道德的自我完善。做道德上的完人，不应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也不必追求个人的作为，因而他能斩断世间的名缰利锁，退步思量，而非是胜心进取。陆九渊指出：“此道非争竞务进者能知，惟静者可入。”(《陆九渊集》，第399页)“不曾过得私一关，终难入德。”(同上)“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今所学果为何事? 人生天地间，为人当尽人道，学者所以为学，学为人而已，非有为也。”(同上，第470页)陆九渊指出，世人为风俗驱使，竞争较胜于“声色臭味”、“富贵利达”、文章技艺场中，而放失了“本心”，他甚至批评了世人的一切求胜心：“浅之为声色臭味，进之为富贵利达，又进之为文章技艺，又有一般人都不理会，却谈学问，吾总以一言断之曰：胜心。”(同上，第406页)“泛然求长进，不过欲以己先人，此是胜心。”(同上，第440页)理学家以为，道德修养是为己之学，不是为人之学，因而应该暗然自修，而不是与人较竞。这种超拔世俗的道德精神一向为人所称道。长期以来，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人的心理，遇事退步思量，不善竞争。当然追求声色臭味、富贵利达并不好，但笼统反对“文章技艺”、“以己先人”却不正确。实则求胜心是人之常心，中国人正是少了求胜心。
旧时代，一般士人或求声名，因而著书立说，期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或求富贵，因而奔竞仕途，期以加官增禄，封妻荫子。在陆九渊看来，这都是私利，因此他教育学生入手处就是先辨义利。陆九渊的学生傅子渊归家，陈正己问他：“陆先生教人何先?”傅子渊回答说：“辨志。”正己又问：“何辨?”回答说：“义利之辨。”傅子渊的答对，切要地反映了陆九渊的教学次第。在陆九渊看来，道义之心，人所固有。溺意功利，蔽于物欲，就会失其本心，本心之失如云翳日，只要人能从利欲中奋 *** ，收敛精神，复其本心，便可优入圣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