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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核心期刊都是C类以上。
学好法律的方法：
1、每天保证8小时睡眠。
晚上不要熬夜，定时就寝。中午坚持午睡。充足的睡眠、饱满的精神是提高效率的基本要求。
2、学习时要全神贯注。
玩的时候痛快玩，学的时候认真学。一天到晚伏案苦读，不是良策。学习到一定程度就得休息、补充能量。学习之余，一定要注意休息。
但学习时，一定要全身心地投入，手脑并用。我学习的时侯常有陶渊明的"虽处闹市，而无车马喧嚣"的境界，只有我的手和脑与课本交流。
上好自习的方法：
1、立好规矩，强调自习课的纪律。
上自习课之前，就和学生约法三章，给学生立好规矩，给学生说明自习课应该怎么上，强调自习课的纪律，对于违法纪律的，要有相应的处罚。让学生做到心中有数。
2、让学生制定好学习计划和目标。
自习课应让学生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和目标，明确这节课学什么，做到有的放矢，如果没有目的随意性学习，肯定效率不高，选择一门课或两门课进行学习，不要学会这个，学会那个，换来换去，浪费了时间，一节课过去了，没学到东西。
课题的根据： 1)说明本课程的理论、实际意义 2)综述国内外有关本课题的研究动态和自己的见解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现象日益突出，成为引起各国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制定特定的未成年人案件处理方式以适应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特点，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已成为各国法律理论和实践部门广泛研究的课题。联合国也已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少年的国际性法律。我国法律虽对刑事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程序有总的原则和一些具体规定，但尚未有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这使得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难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也影响到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检察机关作为承前启后的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司法维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因此，本文立足于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实践，思考目前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维权受到的限制和面临的困难，并就如何完善未成年人的检察维权进行了设计和构想，以期对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课题的主要内容 一、 未成年人的刑事检察维权概述 (一) 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维权的必要性 (二) 我国未成年人的刑事检察维权的发展回顾 二、 我国目前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的维权现状 (一) 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批捕条件 (二) 关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起诉程序 (三) 未成年犯刑罚执行和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的维权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体例方面存在的问题 (二)审查批捕方面存在的问题 (三)审查起诉方面存在的问题 (四)未成年犯刑罚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四、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维权工作的发展与完善 (一)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维权应遵循的原则 (二)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检察环节的诉讼制度 完成期限和采取的主要措施 一、 在2008年10月进行开题。 二、 在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进行查阅、收集资料和调查研究，完成论文初稿。 三、 法律硕士论文开题报告在2009年3月至2009年5月请教导师，根据导师的意见进行修改，最后论文定稿。 主要参考资料： 1、莫洪宪、康均心主编：《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及救济理论与实务》，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姚建龙：《长大成人：少年司法制度的建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温小洁：《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4、张智辉、谢鹏程主编：《中国检察》(第七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5、陈兴良：《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 6、苏惠渔主编：《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朱德洪主编：《世界各国少年犯罪与司法制度概览》，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1992年版 8、[英]英国救助儿童会1999年编：《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参与方式培训手册》 9、[美] 《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陈卫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0、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及对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2001年版 11、龙宗智：法律硕士论文开题报告《检察制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12、谢彤：《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指导教师意见：
a类b类c类 是某单位 或某省地区规定的，中国的期刊分为核心期刊，和费核心期刊，核心期刊，里面有分 北大核心，南大核心，A类 应该就是南大核心，B类应该是北大核心。
刑事侦查职能论纲「摘要」在现代刑事诉讼机制中，侦查职能是一种相对独立于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的诉讼职能。从历史上看，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分化、整合的发展过程。从内容上看，现代侦查职能包括制止犯罪、查明案情、保全证据与嫌疑人等功能。「关键词」职能；诉讼职能；侦查；刑事诉讼“职能”一词是一个功能主义用语，它被用来描述“一种体制和行为类型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或功能）以及它与其它社会性能之间的关联方式。”[1]在政治学中，“职能”与国家权力的划分有着密切联系，它常被用来指涉某一权力机构在整个国家政治体制中所具有的任务和职责，如立法、行政和司法等三项权能及其内容往往又被称为三项国家职能。在刑事诉讼领域，人们也经常借用“职能”一词来描述刑事诉讼中不同主体或“角色”所起的作用，①“刑事诉讼职能是指诉讼参与者在诉讼中依据各自的权能进行不同诉讼活动的方式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结果。”[2]刑事诉讼中之所以存在诉讼职能的划分，盖因刑事诉讼作为一项国家活动，涉及国家刑事司法权（广义的，包括审判权、控诉权和侦查权）的分配、组合，并围绕权力的分配、组合形成了不同的行为模式、义务和权利，即角色，对于这些角色在刑事诉讼中所起的作用或功能以及各个角色相互之间的关系加以描述的结果，就是形成了不同的诉讼职能。但是，刑事诉讼毕竟不是国家权力单独作用的领域，作为一种冲突解决机制，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刑事案件中涉及的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中国家与被告人的冲突，”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以及犯罪嫌疑人）个人权利的行使对于刑事诉讼的结果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被告人及其权利构成了刑事诉讼结构中的一个主要角色。尤其是随着现代刑事诉讼民主理念的塑立以及民本色彩的增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能受得更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人们开始将辩护列为一项与侦控机关的侦控职能和审判机关的审判职能相提并论的独立职能来看待。这样，现代刑事诉讼就初步形成了控、辩、审三项诉讼职能为基础的诉讼构造。“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格局，是因控诉和审判的分离、被告人获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而出现控、辩、审三种基本权能共存的状况而形成的。”[3]但是，上述结论只是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主要是从审判的角度）考察的结果，它所反映的实际上主要是刑事审判阶段的结构特征，而没有涉及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即没有从刑事诉讼案件流程的角度来考察分析，因为，从纵向角度考察，首先触及刑事案件的诉讼环节应当是侦查，接下来才依次是控诉和审判，如果说在刑事诉讼的横向结构中，侦查的重要意义被控诉职能所吸收，那么从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着眼，能否将侦查视为一项相对独立的诉讼职能呢？对于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将极大地影响到侦查程序的设计和运行，因此具有尤为重要的理论价值。本文从界定侦查职能的地位入手，探究了侦查职能生成、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了侦查职能的独特内容。一、独立抑或从属：侦查职能的地位关于诉讼职能的划分，我国目前的理论颇有分歧，比较典型的观点包括：三职能说、 四职能说 、五职能说以及七职能说等。（一）“三职能说”。“三职能说”主张，刑事诉讼由三种基本职能，即控诉、辩护和审判构成。控诉职能是指向法院起诉并出庭支持控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由国家诉追机关和被害人行使；辩护职能相对于控诉职能，是指提出对被控诉人有利的事实和理由，维护被控诉人的合法权益，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人协助其行使；审判职能则是指通过审理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和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由法院行使。控诉、辩护、审判三种基本职能互相联系、彼此制约，构成了刑事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三职能说是传统诉讼理论的通说，根据这种观点，由于侦查是公诉的必要准备，是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非经侦查，便无从确定应否起诉，因此从广义上可以将侦查视为行使控诉职能。[4]据此，侦查职能是从属于控诉职能的，本身并不具有独立性。三职能说是审判中心主义理念的体现，其对诉讼构造的考察、分析，主要是站在审判中心主义的立场上，从审判程序这一角度对诉讼结构进行横向考察的结果。（二）“四职能说”。有学者在传统的三职能说的基础上，提出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区分为控诉、辩护、审判和监督等四项职能，俗称四职能说。这种观点认为，三职能说固然能够反映传统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特征，但这种观点却不适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因为我国的检察机关除负担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支持公诉等控诉职能外，还有权对公安机关、法院以及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而对于检察机关的后一项职能，三职能说是无法加以解说的，这是三职能说的理论缺陷。该观点认为，一种诉讼职能理论必须要能够反映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特点，不将法律监督职能列为刑事诉讼职能的范围，就无法准确解释我国实际存在的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现状。为此，应当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规定在传统的三职能之外增加“法律监督”职能，并认为，法律监督职能的提出是我国诉讼职能理论的特色及与国外诉讼职能理论区分的关键。[5]四职能实际上只是根据我国诉讼权力（利）配置的独特情况而对三职能说进行了局部修正，但其分类的基本理论依据仍然来自三职能说，仍然坚持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考察的思路。（三）“五职能说”。有学者在传统的三职能说的基础上将监督和协助司法，也作为刑事诉讼的职能之一，从而形成五职能说。该观点认为，一种科学的诉讼职能理论应当将所有参与诉讼的国家官员和个人的功能和角色都能概括进去，这样才能准确全面反映刑事诉讼制度的真实情况。据此，该观点主张，除了应将法律监督也列为诉讼职能之一外，还应将证人、鉴定人等角色在诉讼中的功能也列为一项诉讼职能，即协助司法职能。因为，证人、鉴定人本身一般与诉讼结果并无利害关系，它们在刑事诉讼中主要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协助司法机关进行诉讼活动，发现事实真相，作出正确的裁判结论。他们实际上是在担负着一种为刑事诉讼所不可或缺的协助司法职能。[6]五职能说主张的是一种泛化的诉讼职能观，它在检察院、法院和被告人等传统的诉讼主体的作用范围之外，将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和功能也列为独立的职能形式。（四）“七职能说”。 该观点认为，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包括侦查、控诉、辩护、审判、执行、协助司法、诉讼监督。该观点认为，传统的“三职能说”是以狭义刑事诉讼为基础的，有其理论缺陷，对刑事诉讼职能的确定与划分应当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由于司法领域分工越来越细，分权学说的影响、人权思想的发达以及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诉讼职能在不断的分化、发展并不断的整合，传统的审判中心主义已为诉讼阶段论所取代，刑事诉讼的程序、阶段增多，向前延伸，因此诉讼职能的划分应当反映和展现从立案到执行各个诉讼程序中所有主持或参加诉讼活动的主体的全部诉讼活动，而不能仅从刑事诉讼系统中的一个或几个阶段的诉讼活动来进行职能的划分。第二，某一机关或者诉讼参与人的活动能否归纳为一种独立的职能，应当从其担负的功能、作用、独立的权利义务及相应的程序保障综合进行考察，如果他们的功能是特定的，无法为其他职能所包容、替代，就应当认定一种独立的职能。第三，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检察机关不仅仅是公诉机关，而且还要对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因此，刑事诉讼职能应当包括诉讼监督、执行、协助司法等职能。[7]根据不同的诉讼职能理论，对侦查职能的性质认识会有所不同。在“三职能说”、“四职能说”包括“五职能说”的理论框架下，没有侦查职能独立存在的理论可能性，侦查职能被视为是控诉职能的附庸，完全为控诉职能所吸收。而相反，根据“七职能说”，侦查职能的独立性则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被视为是一项独立于控诉职能的完整诉讼职能。在这里，争论哪一种观点正确，哪一种观点错误，是没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因为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功能系统，存在着建立各种分类研究体系的可能性，前面例举的关于诉讼职能的不同学说实际上是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刑事诉讼职能进行分类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可以说都言之成理，都有其理论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哪一种分类标准更为科学，更能反映刑事诉讼结构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我们认为，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说，衡量一个社会功能系统独立与否，应当从该系统所担负的功能和作用进行全面考察，如果其功能的内容是特定的，无法为其他功能系统所包容、替代，那么就应当认定为一个独立的功能系统。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我们认为，侦查职能应当是一项相对独立的诉讼职能。具体而言：（一）控、辩、审三职能不能涵括、指代刑事诉讼的所有职能。如同其他多数诉讼理论一样，刑事诉讼职能理论也是舶来品，从相关理论谱系来看，刑事诉讼职能是大陆法国家的诉讼法学者在对现代刑事诉讼与纠问式诉讼进行比较研究时使用的概念，而提出“刑事诉讼职能”概念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导出诉讼“职能区分”（或称“职能分开”）理论。根据国外学者的观点，“诉讼职能区分似乎是纠问式程序与控诉式程序（accusatorial procedure）之间的基本差异之一”。[8]在纠问式程序中，控诉、辩护和裁判这三项诉讼职能没有得到区分。控诉与裁判由同一司法机构承担，被告人只拥有极少的自我防御机会，辩护职能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在控诉式程序中，这些职能却有必要进行分离。控诉职能由检察官承担，辩护职能属于被告人和他的辩护律师，而裁判则是独立于前两者中任何一个的法庭的职能。”[9]法国学者卡斯东。斯特法尼认为，现代刑事诉讼实行的是“职能分开”原则，所谓职能分开是指，“负责进行追诉的司法官（检察官）完全被排除出审判法院；同时，同一人在同一案件中不得既行使预审职能，又行使审判职能。”[10]日本学者田口守一也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现代刑事诉讼法的前提显然是控辩式诉讼构造。而从控辩式诉讼构造出发，可以明确现行法的几项根本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国家追诉主义，诉讼程序由检察官的追诉行为开始。由此，法官与检察官的功能分离。因为法官不是追诉人，没有追诉的事实不能审理（不告不理原则），只有被起诉的被告人才是审判对象。[11]可见，诉讼“职能区分”理论的核心是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功能分化，而“刑事诉讼职能”这一概念从其产生伊始就是用来描述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不同功能和作用的，刑事诉讼职能，实质上指的是检察院、法院、被告人等刑事诉讼主体在刑事诉讼中所具有的任务和职责，而不是泛指所有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的功能和作用。因此，我们通常所指的“刑事诉讼职能”实际上指的是刑事诉讼主体的职能，即刑事诉讼的基本职能，它并不能排斥我们在控、辩、审三职能之外定位其他诉讼职能的可能性，像“五职能说”和“七职能说”提出的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协助司法职能，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客观存在的，不能说在刑事诉讼中除了控、辩、审三方诉讼主体之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刑事诉讼中就没有特定的任务和职责了。这就像我们讨论现代宪政国家的职能，通行的理论是说“三权”即国家职能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职能，但实际上“三权”并不能涵扩国家所有的职能，不排除在三权之外定位其他国家职能的可能性。同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传统的控、辩、审三职能说带有较强的“审判中心主义”色彩，它实际上是对刑事诉讼结构进行横向（主要是从审判的角度）考察的结果，它所反映的主要是刑事审判阶段的结构特征，并不能据此反对我们转换思路和角度，从刑事诉讼的纵向结构即从刑事诉讼案件流程的角度对刑事诉讼职能进行分类考察，而从纵向角度看，首先触及刑事案件的诉讼环节应当是侦查程序（不限于侦查职能），接下来才依次是控诉和审判程序。虽然侦查程序与审判程序一样也具有诉讼特性，即侦查程序也是构造化的程序，但是侦查程序中的诉讼职能配置与审判阶段显然不同，在侦查程序中，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行使审判职能，但这里的审判职能不是一种实体性处罚职能，而带有程序性监督职能的特征，法院在侦查中的司法审查不是通过审理确定被告人是否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和应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而是通过审查判断侦查机关对嫌疑人实施的强制性侦查行为是否适当，是否需要对公民提供司法救济。同时，检察院虽然也介入侦查，但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行使的并不是控诉职能，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的角色不是向法院起诉并出庭支持控诉，要求追究被告人因其犯罪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而是制止犯罪、查明犯罪、保全证据、保全嫌疑人的人身，因此，检察院在侦查程序中行使的是侦查职能而非控诉职能，检察官在侦查阶段的功能是侦查官而非控诉官。日本学者田口守一将检察官在诉讼中的权限分为四类：（1）侦查权限，这是具有警察官特点的功能；（2）提起公诉的权限，这是具有法官特点的功能；（3）提出证据、陈述意见等的权限，这是具有律师特点的功能；（4）指挥审判执行权限，这是具有矫正保护职员特点的功能。[12]可见，尽管检察官从侦查犯罪到执行刑罚，在所有刑事程序阶段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侦查程序阶段，检察院和检察官的权限主要是侦查权限而非控诉权限，行使的是类似警察官的侦查职能，而非司法官的控诉职能。因此，从侦查程序阶段来看，侦查职能、辩护职能和审判职能构成了支撑侦查程序运行的基本诉讼职能，侦查职能是一项独立的诉讼职能。（二）控诉职能不能完全包容、吸收侦查职能。传统的“三职能说”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认为，侦查只是为提起控诉作准备，因此，侦查职能不具有独立性，而只是控诉职能的从属或附庸。但是，我们认为，这一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在现代法治国家，侦查职能和控诉职能往往由检察院一力承担（警察机关只被视为检察院的辅助机关），从而出现主体重叠现象，但是主体重叠并不能抹煞两项诉讼职能在目的和内容上的相对独立性。具体而言，首先，从目的层面来看，侦查的目的并非是为公诉作准备，而是为了明确嫌疑的有无，进而决定起诉与不起诉。因此，侦查的目的相对于公诉具有独立性，“侦查的目的，是为了查明有否犯罪嫌疑，决定是否提起公诉，是为了提起公诉而做准备。对于许多自白案件，为了不起诉进行侦查活动、防御活动；对于重大案件和否认犯罪案件，开始时就以审判为前提展开侦查活动。在侦查时要考虑到决定起诉、不起诉与准备审判这两个方面，即侦查是具有两个目的的”。[13]既然侦查的目的并非为了控诉，那么就不能将侦查职能视为是控诉职能的附庸；既然侦查的目的具有独立性，那么作为这一目的的实现，侦查职能本身也应当是独立的；其次，从侦查程序的结构来看，侦查程序的结构独立于控诉程序。任何一个独立的系统都有结构和功能两个方面，结构表示系统的构造，功能表示行为方式或作用，这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结构是系统的恒定方面，功能是系统结构的行为，结构决定功能，它是行为的载体。[14]因此，独立的结构必然拥有独立的功能。侦查程序与控诉程序虽然具有极强的关联性，但侦查程序作为一个由犯罪嫌疑人、警察、检察官、法官以及被害人等多种角色构成的相对封闭的制度化体系，仍然是一个独立、自治的程序结构，它拥有自己的独立的功能系统（这一功能系统由侦查职能、辩护职能、审判职能构成）。再次，从侦查职能的内容来看，侦查职能与控诉职能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控诉职能具体包涵以下权能：公诉的提起（或不起诉）、公诉的支持、公诉的变更以及抗诉等。这些权能都与“诉权”相关，与控诉权本质上是一种“刑罚请求权”的特征是密不可分的。而侦查职能则包括以下权能：制止犯罪、查明犯罪、保全证据、保全犯罪嫌疑人等。从侦查职能的内容来看，只有保全证据、保全犯罪嫌疑人的功能带有为控诉作准备的性质，而制止犯罪、查明犯罪等功能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这与侦查权不完全是一项司法权，而带有行政权的性质和特征是分不开的。可见，无论是从目的层面上，还是权能内容上，侦查职能与控诉职能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控诉职能并不能完全包容、吸收侦查职能，侦查职能保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二、分化与整合：侦查职能的形成在现代化理论看来，社会发展过程就是结构的进步性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过程，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系统形态之间一重要不同之处便在于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程度有异。传统农业社会的特征在于地方群体稳定化、流动空间有限化、职业分化比较简单以及低差异的“泛能化”。而现代工业社会的的内部分化极大，存在众多个体角色和组织角色，且每一角色往往形式一种功能甚至发挥多种功能。现代社会与现代政府的重要特征即是社会结构中各种角色（包括个体角色与组织角色）高度分化与各自功能专一化，国家机器及其功能作为整体也相应高度分化，机构数量众多且功能各异。[15]诉讼制度的变迁和发展历程，本质上也是一个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出现结构分化和功能专门化的过程。历史地看，独立的侦查职能的形成正是诉讼功能和结构日渐分化、整合的结果同志,看看对不对,我以经尽最大努力.希望采纳.谢谢.
得问问你是从事什么职位的？是刑事技术的还是行动技术的！
对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思考 -----【作为论文，对其中的一些关键点还是应该有数据支持，比如你实习时所在的分局的年发案数据、现场勘查数据、十类必勘案件数据、技术破案所占比例等等，有的话会更加完善。在这里我不提供，因为互联网不允许摆出数据来——这是泄密滴……】---------------------------------------------------------------------------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人、财、物的进一步大流动，使得刑事犯罪形势日趋严峻化；同时，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提供了有力武器，另一方面也被犯罪嫌疑人所利用，犯罪嫌疑人往往借助高科技手段，提高自身的犯罪能力及反侦查能力，智能化、高科技化犯罪现象越来越突出。因此，当前的刑侦工作必须实现侦查工作与技术工作的有效衔接与配合，只有这样才能提高破案率，有效地遏制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的稳定。一、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概述刑事技术，亦称刑事科学技术，是侦查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和方法，发现、记录、提取、识别和鉴定与刑事案件有关的各种物证、书证，为侦查、起诉、审判工作提供线索和证据的各种专门技术的总称。刑事技术检验是刑事侦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刑事侦查活动的一项重要措施。只有在刑事技术渗透到刑事侦查各个环节中去时，才能真正转化为物质力量，使侦查人员由单纯的体力型向科技型转化，使在刑事办案中获取的各类物证更具价值性和证据性，对犯罪分子的认定作用和打击力度进一步加大。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加强及与国际法的逐渐接轨，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对刑事侦查各环节进一步加以规范。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如果我们的刑事侦查工作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模式，仍然墨守陈规，靠打“车轮战”、“人海战”，靠“程咬金三板斧”式的审查讯问方式，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无法向人民群众交出满意的答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刑事侦查提供了获取科学证据的强大武器，为提升刑事侦查战斗力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第一战斗力”的地位，改变思路，从观念到行动上真正重视起科学技术的巨大潜力，通过加大侦查的科技含量，持续地增强控制、发现、揭露、制服犯罪的能力，无疑是刑侦改革的重要内涵。所以，各级刑事侦查部门越来越认识到刑事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了“科教强警、科技强侦”的战略措施，从而使刑事科学技术在侦查破案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实践证明：在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刑事侦查工作中，刑事科学技术将成为第一破案力。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看到，由于侦技人员所处的地位不同，各自的工作方法、方式和工作对象不同，相互之间难以形成有效地衔接配合，分离脱节现象严重。特别是在现场勘查、侦查讯问等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对刑侦工作中的侦查和技术人员来说，强调任何一方而忽视另一方都是不对的。必须清醒认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必须做到各局部的有机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的效能。在技术和侦查最应密切衔接的“一线”基层责任区刑警队，问题尤其突出。因此，刑事技术部门在思想上要强化与侦查工作衔接的意识，既注重本专业的发展拓宽，又注重与侦查部门的密切协作；刑事侦查部门则要紧密依靠刑事技术的科学力量，多联络、多沟通，使我们每一起案件的侦破和办理都存在技术因素。美国著名学者克里希南在《现代犯罪侦查导论》一书中专门论述了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关系：“侦查员和实验室意见的交流。首先要会辨认、采集原物确凿证据，然后把它们送抵实验室进行检验。侦查员和犯罪实验室检验人员间的密切合作，是充分利用相互间的才能的基础……犯罪实验室在刑事犯罪侦查中所起的作用在日益增长，这大概是警察作假想训练时，在某个犯罪的实际侦查过程中，对警察的各种职责有了起码认识的缘故……同侦查人员磋商，有助于实验室的科学家恰当地安排他们的试验，也有助于他们避免做不必要的工作。”二、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表现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应在现场勘查、审查讯问、发现和认定嫌疑人三个阶段有效地衔接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第一破案力的作用。（一）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现场勘查阶段的衔接配合现场勘查是侦查破案的第一道工序，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首要环节。刑事案件现场是犯罪行为的发生地，是犯罪证据的保留地，是犯罪信息的储存地。正是因为犯罪现场如此重要，所以长期以来公安部都是严格要求现场勘查要遵循“依法、及时、全面、客观、细致”的原则。所谓犯罪现场勘查，是指侦查人员依据法律规定，为从犯罪现场收集证据，研究犯罪信息而进行的犯罪现场访问和犯罪现场勘验、检查的总称，是一项综合性的侦查措施。犯罪现场勘查的两大核心内容是犯罪现场访问与犯罪现场勘查、检查。现场勘查工作是刑事侦查工作的起点和基础，又是刑事技术工作的重头戏。但在实际工作中，现场勘查工作与侦查工作存在脱节现象，部分侦查员认为现场勘查工作仅是技术员的事，与自己无关，结果现场勘查时有些侦查人员不到场，绝大多数案件的现场勘查情况无人过问；部分勘查人员技术至上观念较重，侦查意识不强，常常是就现场看现场，就痕迹论痕迹，不能依据现场实际及客观态势对犯罪及其过程进行合乎逻辑的分析、判断、推理，以致在接下来的现场分析环节中不能切中要害、一针见血。也就是说技术人员只能谈技术ABC，而不能讲侦查一二三，不能科学地进行现场重建，更加有效地服务侦查，指导破案。在某些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眼中，现场勘查当作是例行公事，仅仅起着弥补法律卷宗的程序作用及为已破案件提供一套现场记录的资料及出具鉴定佐证的作用而已，这种状况导致了侦查工作严重脱离犯罪现场。出现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侦技人员的片面认识造成的。因此，如果在现场勘查中侦技人员有机结合、相互交流，技术人员同时加强侦查意识，既讲技术，又讲侦查，科学地重建现场，必能有效地服务侦查，指导破案。要提高刑事技术在侦查破案中的作用，使刑事技术真正成为提高破案率的现实力量，把刑事技术和侦查破案有机结合起来，必须首先过好现场勘查关。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都要改变观念，打破刑事技术人员只单纯埋头于现场勘查，侦查人员只管制作调查访问笔录，相互间不闻不问的状况，两者应是一个共同的战斗体，技术人员要有侦查意识，侦查人员要有刑事技术意识，共同来承担起现场勘查和现场调查访问工作。这样便于侦查人员在侦查的初始阶段就能“吃透”现场，了解现场，立足现场来看问题，分析案件研究侦破方案能从现场出发，避免了脱离现场的胡思乱想和无客观依据的乱想瞎猜。及时地对一起现行案件进行勘查，对于技术人员而言，在时空上缩短了到达现场的时间，既有利于现场的保护和痕迹物证的采集，又有利于技术人员及时了解案发情况，发现犯罪动态，提取有价值线索，并能及时将第一手的现场信息反馈给侦查员；对于侦查人员而言，既有利于侦查员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可使案件快速侦破，又利于侦查员熟悉技术业务，掌握科技手段，充分了解案件的发展动态和痕迹物证情况，及时把现场信息转变成活的侦查资源，从而增加了破案效能。可见，积极利用现场信息，可以将许多案件的侦破工作解决在现场勘查阶段。（二）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审查讯问阶段的衔接讯问犯罪嫌疑人，是指具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而依法对其进行的一种面对面的审查活动。讯问的目的是为了查明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犯罪情节的轻重。审查讯问工作是对归案的犯罪嫌疑人，为证实其犯罪进行的面对面的强制性的调查活动，是侦查工作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侦”和“审”的统一。当前的模式是，审查讯问是侦查人员个体的事，勘查现场是技术人员的事，技术人员很少甚至几乎从未参与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中去，导致了侦查人员审讯时就案论案，工作粗糙，在一些现场条件差，无过硬证据的案件中难以找到有效的突破口，审查讯问很容易陷入僵局，从而影响侦查效果。因此，初次审查讯问工作最好由侦查人员和技术人员共同参与，制定周密的讯问计划。在开始审讯之前，侦查员应该尽可能多地占有现场资料，了解串并案情况。关心技术人员的检验结论的依据是什么，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比如现场痕迹是如何形成的，受害人的致伤、致死原因，在多种伤并存的情况下，哪一种伤是主要致死因素等等。尤其要注意分析把握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痕迹特征、作案过程的细节特征和反常现象，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最大限度地深挖罪行。另外，技术员通过参与到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讯问，从技术角度分析犯罪嫌疑人供述，反思和解决现场勘查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这有利于对已勘查现场的得失总结，有利于技术人员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也有利于进一步的案件串并的汇总工作。（三）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在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阶段的衔接配合发现和认定犯罪嫌疑人是刑事侦查破案的主要目的，但在传统的侦查模式中，单纯依靠摸底排队、调查访问的做法已无法适应当前刑事案件的发案特点。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地区间不平衡和人、财、物大流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外来流窜犯罪已呈逐年上升趋势，典型特点是“两头在外”，即受害人和犯罪嫌疑人都是外地人。且以侵财型、跨省地市、系列型为主要特征。犯罪分子异地作案、异地住宿、异地销赃，团伙作案、时分时合、交叉结伙，手段多样，对侦查破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侦查部门要想有效地遏制其扩张恶化，必须更新观念，转变机制，紧密依靠刑事技术中的科学技术力量。1、要充分发现和利用犯罪痕迹物证及各种信息。技术部门要及时将含有现场信息、手段特点、物证资料等串并汇总材料传递给侦查部门，便于侦查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去发现犯罪嫌疑人；侦查人员及时消化案件信息，将有关信息传递到特情耳目，并及时进行阵地控制等，当发现嫌疑人员时，及时将刑事资料送技术部门查对，便于及时认定犯罪嫌疑人，从而在调查审讯中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应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能及时地发现认定犯罪嫌疑人。以现代科技对付现代犯罪，应是刑事侦查破案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缩短破案时间的制胜捷径。当前，在全国各级公安机关逐步建立起了指纹自动识别系统，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成熟，这一系统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破案力。此外，DNA检验鉴定、声纹鉴定、笔迹鉴定等高科技手段的应用，更使公安机关破案如虎添翼。相信随着21世纪科技的迅猛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应用到公安工作中来。三、刑事侦查与刑事技术衔接配合的前景展望刑事技术与侦查工作的有效衔接是靠人来完成的，作为主体的人应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侦查员和技术员的业务知识应该互相融会贯通，这就需要两者加强学习，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著名刑侦专家刘持平说过，未来刑侦工作发展的趋势是，侦查人员技术化，技术人员专业化。一名好的侦查员必须掌握现场勘查常规技术，包括勘验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有关痕迹，物品的寻找、发现、固定、分析、提取、包装、运送、保全等工作以及现场照片的拍摄、制作，现场图的绘制，现场勘验笔录的制作，现场录像的制作，侦查测量、登记等。要了解科学技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运用情况，要在详细占有现场资料的前提下与技术人员分析现场情况，交流意见，为准确分析案件确定侦查方向、范围打下基础。同时要增强侦破案件的证据意识，结合侦查获得的线索，提醒技术人员注意现场证据的提取，为破案积累更多的条件。一名好的技术员应该也是一名好的侦查员，应该具有良好的侦查意识。将侦查意识和思维运用到现场勘查中，将勘查现场的情况客观完整地提供给侦查人员，并及时了解侦查人员工作中发现的可疑情况，结合现场勘查，为侦查工作提供更加准确、全面的分析意见，为案件侦破打下基础。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基层侦查部门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技术人员，这些基层的所谓的技术人员与侦查人员通称为侦查员。刑事技术部门应直接参与到侦查办案中去，真正实现技术与侦查的接轨。作为基层刑事技术部门，太专业化了并不利于技术工作的开展，会狭隘技术人员的视线。考虑是否让技术人员来参与案件的侦查和办理，不能只局限于只让技术员参加案情分析会，而不让其参与后续的侦查工作。对刑事案件尤其对一些恶性的大要案件、系列流窜案件及一些含有技术手段的案件，有技术员的参与，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积极参与案件的侦破，将有利于技术员开拓思路，有利于现场勘查、案件串并工作，有利于提高技术人员突破案件的能力，有利于实现技术员专业性和实战能力的统一。总之，作为公安工作的生力军的刑事侦查工作和刑事技术工作，一定要有机地衔接在一起，发挥整体功能。针对新形势下的犯罪特点，制定出可行性的预见方案，大胆引进新技术、新成果、新手段和新方法，这样不仅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少走一些弯路，少犯一些不必要的错误，还能培育出侦查破案的新增长点，为提高破案率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刑事技术在刑事侦查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下：刑事技术是培养熟悉公安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掌握刑事技术专业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能从事刑事技术工作的高级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的一门专业。刑事技术是公安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以发现、揭露和证实各类犯罪活动为目标的专业。现代刑事科学技术有着较为完整的组成体系，按刑事技术的专业类别划分为：照相录像技术、痕迹检验技术、文书（含笔迹）检验技术、刑事理化检验技术、法医鉴定、DNA检验、声纹鉴别技术、气味鉴别技术、心理测定（测谎）技术、人体外貌识别技术、侦查通讯技术、刑事模拟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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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入联合国人权公约与中国法制建设》，法学家（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1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1年第6期转载。2、《论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中国法学（国家一级刊物）1999年第4期。3、《刑事司法改革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国家一级刊物）2000年第6期。4、《A Probe into the Refo rm of Crinimal Justice》，中国法学（国家一级刊物）2001年外文版。5、《反贪污经济机制研究》，载第七届国际反贪污大会文集（中英文版），红旗出版社1996年9月版；人民检察（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5年第10期；中国监察摘要转载；中纪委廉政教育参考资料1996年第1期全文转载。6、《论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与基本架构》，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12月版。7、《论刑事诉讼与廉政建设》，《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 8年11月版。8、《论司法独立》，政法论坛（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7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 ?司法制度》1997年第5期全文转载；收入《刑事诉讼法学五十年》文集，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9、《论廉政制度的功能与结构》，海南大学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5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1996年第4期全文转载。10、《论人大监督制度的改革与重构》，海南大学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9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1999年第5期全文转载。11、《诉讼效率研究》，新东方（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2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2年第4期全文转载。12、《国家机构改革研究》，华东政法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13、《市场经济与廉政建设》，现代法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5年第4期。14、《我国司法改革研究》，现代法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8年第5期。15、《中国司法机构改革研究》，中国法制（香港）2000年第3、4期连载。16、《论执行体制改革》，海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17、《案件请示制度是否还有出路》，中国律师1998年第9期。18、《法院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之构想》，中国律师2000年第2期。19、《新闻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中国律师1999年第2期。20、《论诉讼公开及其制度完善》，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版。21、《论腐败的原因及其防治对策》，特区监察1997年第2期；收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库》， 团结出版社1997年6月版。22、《建议增设危害廉政罪》，现代法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6年第4期。23、《廉政，历史的课题》，人民检察（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4年第6期。24、《略论腐败犯罪的诉讼原则》，人民检察（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5年第5期。25、《论反腐败的威慑功能建设》，海南大学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4年第3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文摘转载。26、《法人犯罪刑事诉讼若干问题探究》，现代法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1年第6期，中国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法学》1992年第3期全文转载。27、《略论检察制度改革》，政法学刊1988年第4期。28、《经济犯罪特点初探》，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29、《我国行政监督机构的健全与协调》，未定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1987年第24期。30、《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简议》，未定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1988年第14期。31、《法律监督功能论》，海南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32、《处罚权：检察制度改革的新视野》，法学研究动态1990年第4期。33、《法学专业开设经济类课程刍议》，现代法学（全国中文核心期刊）1993年第5期。34、《日本的检察机构及其职权》，人民检察1985第2期。35、《英法检察制度比较》，人民检察1985年第7期；收入《检察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7月版。36、《外国检察官制度简介》，人民检察1985年第10期。37、《外国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检察1986年第10期。38、《论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学术界（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3年第1期。39、《入世后我国司法改革透视》，方圆杂志，2001年第12期。40、《WTO中的司法规则与我国司法制度改革》，海南大学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2年第1期。41、《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化》，载于《清华法学论评》第5辑。42、《法官、检察官惩戒制度应进行重大改革》，法治参考（机密?供地厅级以上领导参阅）2002年第18期。43、《司法改革的文化思考》，海南大学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2年第4期。44、《关于法官、检察官选任制度的改革方案》，中国律师2002年第11期。45、《论司法改革的战略与策略》，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10月版。46、《论司法效率及其实现》，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年10月版。47、、《关于法院系统设置鉴定机构的反思》，中国司法鉴定2003年第3期。48、《关于建立我国警察作证制度的思考》，中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5期。49、《论法官的独立司法人格》，1万字，海南大学学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2003年第4期。50、《我国司法改革的成就、矛盾与对策分析》，载《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51、《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研究》，载《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版。52、《苏联东欧各国检察制度的异同》，外国法学研究1986年第3期。53、《试论我国检察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云南法学1987年第5期。54、《完善律师辩护制度的几个问题》，云南法学1988年第2期。55、《论经济犯罪的综合治理》，福建司法1986年第2期。56、《试论偷税、抗税罪》，福建司法1986年第2期。57、《廉政学刍议》，法制日报1994年8月25日第7版。58、《论我国律师执业的基本原则》，法制日报1997年3月15日第7版。59、《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增创特区科技优势》，海南日报1995年4月24日第5版。60、《知识产权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海南日报1995年4月3日第6版。61、《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海南日报1998年12月11日第11版。62、《解决执行难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海南日报1999年11月1日第7版。63、《关于依法治国的一点思考》，海南日本2000年1月9日第6版。64、《法院编制要精简，法官素质要提高》，海南日报1999年11月14日第6版。65、《破“陪而不审”，立“既陪又审”》，海南日报1999年12月12日第6版。66、《也说“法官下海”》，海南日报1999年11月7日第6版。67、《消除司法腐败须从源头抓起》，海南日报2000年11月19日第7版。68、《共同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初探》，法制日报1989年6月30日第3版。69、《伊斯兰法中的盗窃罪》，中国法制报1984年5月16日第4版。70、《新西兰刑事审判程序》，中国法制报1984年8月29日第4版。71、《我国检察监督的基本含义》，中国法制报1987年12月18日第3版。72、《经济犯罪中的伪造变造行为及其处罚》，法制日报1988年5月6日第3版。73、《强制措施与刑罚的区别》，中国法制报1986年7月23日第3版。74、《窝藏、包庇罪及其与有关罪的区别》，中国法制报1987年5月18日第3版。75、《检察机关侦查与公安机关侦查的差异》，中国法制报1986年9月17日第3版。76、《免予起诉与免予刑事处分的异同》，中国法制报1987年1月14日第3版。77、《系统论与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化》，检察日报2001年2月27日第3版。78、《民事执行检察初探》，检察日报2000年5月3日第3版。79、《腐败的根源与对策》，检察日报2000年9月28日第3版。80、《建立人才培养新机制初探》，中国高等教育2000年第5期。81、《建立激励机制的探索与实践》，中国大学教学2000年第3期。82、《法学教育应适时改革》，人民日报2001年12月26提12版。83、《关于发展我省高等教育的思考》，海南日报1996年12月18日第9版。84、《探索特区大学的改革与发展之路》，海南日报1996年6月12日第6版。85、《加入WTO与法学教育改革》，检察日报2002年2月19日第3版。86、《把海南建成高等教育基地的思考》，海南金融2000年第2期。87、《发展高等教育，实施人才战略》，今日海南2002年第5期。88、《科教兴琼：富民强省的先决条件》，今日海南2003年第6期。89、《重视高校建设，为特区培养合格人才》，今日海南2003年第8期。90、《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办好海南大学》，光明日报2003年10月第3版。
二、调研基本的方法文无定法。调研工作没有固定的模式，但以下基本的方法还是应该坚持的。1、厚积薄发。调研的难点在思想而不在文字，要写好调研文章，绝不是一天两天能一蹴而就的，必须有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有些人面对一个调研题目苦思冥想，就是不知道写啥，原因是“肚里无货”，没有思想、没有观点，只有直观的感受，缺乏理性的认识，头脑中混沌一片，自然不知道写什么。文学作品是进行艺术的加工，要求精骛八极、神游万里，理论调研虽然是讲道理，要求集中论述，但同样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不断积淀自己的文化素养。要想做“专家”应该首先是个“杂家”，单纯地会背诵或掌握一些法条是写不好调研文章的。要事事关心，积累各方面的知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1)、全面学习法学基础理论，与检察业务紧密相关的法理知识深入掌握，共性方面的、基础性的法学理论也要学习。既要掌握当今的，也在了解古代的，既要掌握中国的，还有适当涉足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法学理论。(2)、要掌握一定的法学思想，尤其是法哲学知识，这是实务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的重要桥梁和必经台阶。法哲学是对基础问题深入思考后的结论，于调研极有益。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名著系列中，许多论著很值一读，如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3)、要学习一些逻辑学、社会学、系统论、信息论等一些科学知识。(4)、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调研人员必须学习国家的大政方针，学习党的一些重要文件，清楚基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要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强烈的政治意识。实践中我们一些干警写调研，法条很熟，再难的案子也知道怎么办，但调研文章就是写不出来个一二三来，不知道说什么话写什么东西。原因是自己知识面太窄、知识结构太单，无法做到高境界的融会贯通、旁征博引，甚至把一个简单的道理讲清楚也显得捉襟见肘、困难重重。积淀一个全面的、厚实的文化底子，并不是每篇文章都能必然地用上，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如农人种田，只有肥沃的土地上才能长出好收成，贫瘠、板结的干土梁，无法结出累累硕果。教育上有一句行话：“要给学生一碗水老师首先要有一桶水。”此例亦可适用于调研工作：“要写出1000字的好稿子，至少要有一万字、十万字、甚至百万字的知识积淀。”此之谓厚积而薄发也。2、调查研究。调研从字面上讲就是调查研究，其实这四个字也应该成为调研工作最基本的方法。如前所述，检察机关从事的理论研究准确地讲应该是检察应用研究，反映检察情况，分析检察工作，解决检察问题。故我们的调研，必须真实地、实事求是地就检察实务工作开展研讨。怎样进行实务研究呢？必须牢牢地扎根于现实基础之上，用事实来说话。完成一个调研课题，不要坐在办公室凭空想象，这种想当然的调研方法，内容流入空洞，认识、分析很难有深度，工作对策也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时即使能自圆其说，但说服力是不会很强的。写任何一篇成功的调研文章，必须进行认真的实践准备，就课题中涉及的相关问题，深入到工作一线，了解具体、真实的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议论。如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质量问题，到底高与不高不能坐在办公室凭空想象，实事求是地到办案部门去调查了解一番，调查一下近几年来本院共立了多少这样的案件，撤了几件，捕了几件，诉了几件，判了几件，有罪判决几件，无罪几件，实体刑几件，缓刑几件，实体刑中三年以上几件，三年以下几件等，只有全面掌握了真实情况，才能有感而发，写出来的东西才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再如有些文章谈检察机关经费保障问题，是多是少都不应妄下结论，而是深入实际调查一下，全院总经费是多少，人头经费多少，办公经费多少，用于办案的多少，缺口有多少等都掌握了，写出来的东西有事实基础，才能令人信服。为此，提倡两种比较重要的调研方法。一是采访式调研。调研人员如果情况不清楚，就主动地到业务部门去，找办案干警座谈、询问，了解情况，记者通过采访才能写出好稿子，采访得越深、越细，稿件质量才可能越高。写调研文章虽不一定背个话筒，但如果涉及到具体情况或具体情况不清时，就有必要躬身采访一回，把具体情况必须摸清楚。前面讲调研人员的脸皮要厚一些，也包含了这层意思。二是用数字写调研。在所有的论证方式里面，数字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其他的评述，语言再雄辩也是认识性的、主观性的，读者可接受也可拒绝，而只有数字是最客观的，确凿无疑的数字一摆，本身就能说明问题。经常见到一些质量较高的调研文章，列举出了许多确凿无疑的数字，言之凿凿，非常有说服力。有些好的文章从头到尾用一组组确凿的数字来论证，如北大教授、著名国情咨讯专家胡鞍钢的文章，数字感就非常强。反观我们的调研文章，数字论证做得很不够，文章从头到尾讲了一大串空头道理，但就是缺乏一些真实的具体的数字情况。本来可以用数字说明的，经常用一些“有些”、“部分”、“少数”、“近半数”、“大约”等模糊语言代过，看不到具体情况。这种现象，一种原因是工作懒惰不愿下功夫去了解掌握具体的数字情况，写到相关情况就是用一些模糊的词语一笔代过；另一种情况是缺乏这一方面的意识，没有“数字感”，这种有力的论证武器有意无意地放弃或忘掉了。我们迎来了一个数字化的信息时代，生活在一个数字社会里，每个人几乎都变成了一个数据库。希望大家在检察调研的写作方面，增强数字意识，用数字来写调研。当然，用数字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观点，数字要为观点服务，要变为论据，不能简单地堆砌在那里。3、联合搞调研。调研不能单兵作战，更不能孤军奋战。尤其是写一篇成功的调研文章，必须借助集体的力量，运用集体的智慧来完成。毕竟，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即使在专职调研岗位上工作，视野也总是有限的，要突破这些局限，使调研工作从这些狭隘的思路和视角中走出来，必须整合力量，进行各种形式的联合，发挥检察机关不同岗位、不同人群的资源优势，不断提升调研的整体效能。一是与业务部门联合搞调研。就某一调研课题，调研人员与相关业务部门相互联系、沟通，业务部门就相关问题的工作情况提供真实的信息资料，包括工作情况、存在的问题，希望采取的对策等，发挥其在实践方面的优势。调研人员则充分发挥自己在理论方面的优势，着力进行理论上的纵深分析和全面拓展，两种优势互相结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有助于理论和实践充分地结合。提高调研文章的针对性和说服力。这种联合可以共同署名，也可以课题组名义刊发，版权共享，皆大欢喜，而乐而不为。二是调研人员之间相互联合。人的认识总是有差异性的，对同一问题总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使同一层面的调研人员，对某一课题也总会从不同的视角去洞察、分析、认识，得出不同的结论。故调研人员应该改变各自为战、封闭割裂的工作状态，进行充分的沟通、交流以进行智慧的共享。就同一调研课题，同一个院、或不同院的数名调研骨干联合起来，共同进行研究和文稿撰写，通过联合，发挥众人所长，避免重复研究，调研人员互相之间也是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受益极多。开展这种调研，课题制是个非常有用的方法。就某一重要的问题，抽选数名调研人员组成课题组，由一人任组长，统筹规划，各成员分别负责一个问题或一个研究侧面，最后形成一份全面、有深度的调研文章。近年来，高检院不断注重检察理论研究的课题化，每年给各地分配调研课题，省院也给各地市分配有年度调研课题，课题化研究是检察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也是调研工作出成果的有益途径。4、调研→转化→再调研。调研的目的是什么？不管直接目的有多少，其根本目的总是要为检察业务服务的。这种服务，必须要以调研成果的转化来体现。也即调研中提出的思路、对策实践工作要积极借鉴、运用，调研中分析到的问题和不足，实践中力争不再重犯，使调研真正为办案工作起到指导、服务作用。实践中，我们的调研是一种怎样的状况呢？不少同志的调研停泊在自己写、自己读、自己收藏的“自闭”层次。即自己关在房间写，读者是自己，最后即使发表了，也是剪辑下来自己收藏，对业务工作几乎起不到什么指导作用。这种工作模式，影响了调研人员的工作热情，也不利于质量的提高。调研要充分发挥对业务工作的指导作用，必须形成动态的、螺旋上升的工作态势，就调研工作来讲，应该形成一个动态发展的工作过程，即：调研→转化→再调研这种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调研，积极地分析、研究工作问题，撰写调研材料；二是转化，一项调研成果(具体讲就是一篇调研文章)出来后，积极地运用于实践，在实践中促其转化；三是再调研，经过转化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不足或漏洞，在此基础上再完善、再补充，写出更深入、针对性更强的调研文章。这三个过程，不是横向、平面的重复，而是纵向、深入地提高，真正体现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哲学观点，是一种科学的调研方法。倡导“调研→转化→再调研”的调研方法，是因为调研只有考虑到转化问题，才能提高其针对性，发挥其本身的价值，因为有用才受人关注。只有在转化中再调研，才能发现深层次的问题，才能提出更科学更实用的真知灼见，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有深度，才会受到实践的欢迎，如果每一个论题都按这样的过程做，都能下这样的功夫，一定能写出有质量、有份量的调研文章。5、大众化调研。调研工作的发展，首先要有量的积累，只有量的积累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有质的飞跃，要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践中，许多干警喜欢办案也会办案，但就是怕动笔，怕写文章。即使写些东西，通讯宣传类的写得多，而调研类的写得很少，调研工作常常推给文字综合人员当作任务来完成。改变这种倾向，调研工作必须走大众化的路子。所谓大众化调研，就是调研要成为各部门共同完成、广大干警广泛参与的共性职能工作，而不是一两个文字综合人员的固定差事。要实现调研的大众化，必须改变调研工作曲高和寡的窘况，不能让人觉得是阳春白雪，因畏难而不敢参与。目前对绝大多数的检察干警来说，从事调研文章写作的思想认识、逻辑思维、语言文字等基本能力是过关的，缺的只是工作的热情和勇气。走大众化调研的路子，一是院里在工作部署上，将这项工作作为一项共性职能，成为每个部门都应承担的责任。二是要组织动员越来越多的干警参与这项工作，营造浓厚的工作氛围，点旺人气。三是每一个干警克服畏难情绪，大胆地尝试、参与这项工作。每个人都能写好调研，首先要敢写，爱拼才会赢，只有写出数量，才能提高质量。近年来我市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涌现出了一支稳定的、不断壮大的调研骨干队伍，但实事求是地讲，参与率还不是非常高，有些院还只是三、五个人在搞调研，有些调研骨干也只是列入了名单，写文章很少或不写文章，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工作。有个别院只注重个别骨干人员的培养，不注重面上工作，一旦人事变动就产生断层，恢复过来要一定时间，最后实质上对工作造成损失。6、广泛涉猎资料。信息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和主要趋势。理论调研作为前瞻性的工作，必须充分发挥信息资源的优势，适应信息社会的各种特征，通过信息的广泛运用提升调研工作质量。(1)、广泛运用资料。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社会上出现了各种便捷、丰富的信息载体，如网络、报纸、杂志、广播等。检察信息的传播也日益丰富、便捷。尤其是基层调研工作，前几年只能看到非常有限的一两种刊物，现在媒介形式非常丰富，鼠标一点各种信息资料尽收眼底，又新鲜又全面，为调研工作提供了非常有利的物质条件。理论工作具有鲜明的前瞻性和独到性，必须站得高、看得远。为此，要求作者必须广泛地涉猎资料，只有广泛地占有资料，思考才能有深度。只有全面地把握情况，才能知道对某一问题理论界有没有研究？已经提出了哪些观点？还有没有新的问题和思路？有时自己不去把握或把握不全面，辛辛苦苦撰写出一篇调研文章，结果一看这个问题刊物早已登过了，白白做了许多无用功。同时，基层调研有很多局限性，我们接触的案件就那么几类，遇到的问题比较有限，因而如果单纯凭经验或工作实践搞调研，我们的视角将是比较狭窄的，和高层的、专业性的理论研究人员相比，我们只是井底之蛙。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广泛地涉猎各方面资料，读名家大家的新作，掌握理论发展的前沿动态，通过资料的补充，来弥补实践性的狭隘和理论上的先天不足。这一点和我们倡导的实务性研究不矛盾，只有广泛吸纳理论观点提高理论素养，研究实践问题才能得心应手，也才能写出深度文章，论文才具有科学性、可行性。2004年我市在中国和澳大利亚人权保护研讨会交流一篇论文，全文只有4000字，但写作过程中，查阅的各种资料不下二十万字，作的资料摘录就有近两万字，仅查阅相关资料就用去了两个多星期时间。(2)、科学运用资料。对资料既要有使用的意识，也要有合理的方法。实践中，不少同志撰写调研文章下了很大功夫，查阅了很多的有关资料，但是写出来的调研文章并不成功，原因是在两个方面出现了偏差。一是忽略了原创性。前文一再强调，搞理论研究一定要注重原创性。不管论述的是什么问题，一定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思想，要有个性特征，而不是别人的观点整理或重复。但是在调研报送中，经常发现一些调研稿件查阅了很多资料最后变成了罗列了很多资料，只是把理论界对某一问题的相关论述摘抄整理到一块，既没有分析比较，也没有更深层次的拓进，变成别人观点的简单罗列，看不到属于自己的东西。二是不尊重别人劳动成果。理论成果都凝聚着他人的心血，我们在坦然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给予足够的尊重。现在各学术刊物要求越来越严，要求引用别人的观点一定要注明原创者和出处，一些学术性很强的刊物编稿时，看到论文引用别人观点但不注明出处，就视为形式不规范直接不进入编辑的视野。实践中，基层干警报送的论文大多不引用专业资料，有些即使引用也不规范，用一些笼统的话如“有专家认为……”、“有人提出……”、“有观点认为……”等，这种情况下应尽可能地讲清楚，是谁的观点，在哪篇文章或哪本著作中，哪个版本，哪个出版社，哪一页等，不管用夹注、脚注还是尾注，一定列举清楚。（近年来许多理论刊物一般要求用尾注。）这样做，既体现了对别人的尊重，也使得内容很严谨，增强了文章的证明力。7、反复修改。文章是改出来的，必须反复锤炼，反复修改。有些感情渲泄性的文学作品还可一气呵成，理论性很强的调研文章，必须不断思考、不断修改，要字斟句酌，反复锤炼，非是觉得成熟就不要脱手，千万不能把粗制滥糙的东西投出去，这既是一种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也体现了一种严谨、细致的文风。修改，既注重大的思想、观点以及论证过程的修改，使思想、观点严谨、科学，不容差错；同时，要注重字句的修改，再好的观点，字句上不注重修饰、表达，也可能使你的论证大打折扣。编辑最反感错别字，不只是增加了编辑的工作量，关键是反映了作者草率、应付的工作态度。有不少文章观点本来不错，但是因为错别字太多，编辑只好舍弃。修改的方法可以灵活一些，不一定靠自己集中修改。“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自己写得再精彩的文章，也必有疏漏，自己看不出来，因为思维已经形成定势，看得越多定势越强，很难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这时候，不妨请别人来看，不必羞怯和遮掩，不管是比你水平高的还是稍逊一些的，相信都能给你提出有益的意见或建议。如果领导有空，不妨请领导来把把关，不要想着领导们日理万机不一定有精力研究文章的写作技巧，任何情况下，领导总有他的超人之处，总是站得比我们高，领导的修改或指点，也会使我们的文章增色不少。第二种方法是“冷处理”。一篇文章，如果集中思考的时间太长，也会形成思维定势，每看一遍都将顺着过去的思路走下去，很难发现新的问题。这时候，就不要集中重复，而应采取“冷处理”办法，先放下做些其他的事，把思想转移开这个问题，想想其他的事，过两三天后，再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这时重新阅读、思考，便会有新的认识。第三种是对比修改。实践中有些同志费尽心思写稿，梦寐以求发稿，一旦稿子被刊用，就陶醉在个人的名字中，认为万事大吉，什么也不再去想了。这种认识，不但偏离了调研的根本宗旨，也放弃了非常有益的学习机会。任何刊物，编辑的水平总会比作者高，尤其是层次越高，编辑水平就会越高。基于这种因素，强烈建议各位作者，稿件一旦刊登后，一定不能束之高搁，认为万事吉祥。非常必要的做法是把自己的原稿找出来，与刊登稿逐字逐句逐标点地对比，看一看编辑都改了哪些地方，是怎样改的。如果你细细地对比一下，一定会叹服编辑就是改得高明，这种修改，每个句子，每个字词，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有其高明之处，对它们的对比和思考，将会给你带来极为有益的营养。如我市某作者投送了一篇稿子，《检察日报》作修改后予以刊登，原稿和刊登稿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许多“神来之笔”，细细揣摩，你会深为叹服。原稿如下：领导干部要做一个透明的人领导者领导干部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一个透明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是要有透明的工作方法。在工作的决策和实施中，严格按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办事，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工作原则，集思广益，认真听取并广泛吸纳群众的意见，对于人事、财务、工程建设等群众关心注的焦点问题在许可的范围内努力进行做到透明化的工作，扩大群众对决策的知情权和监督力度。要自觉接受群众监督，避免“暗箱操作”，积极实行施政过程中的阳光作业，交给群众交一个份明白账、放心账。这样既可以有效地减少群众的猜疑和不信任，也能更好地提高工作的质量和效能，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二是要有透明的工作作风。作为领导干部，要摆正自己的位置，真正树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公仆本色。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身体力行，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做到，凡事先从自己做起。要敢于公开自己的有关情况，个人的财产和经济状况应该让群众有所了解，自己的亲属、子女、配偶的职业、收入、工作等情况等也应该如实向组织如实报告，让群众知悉。一句话，要让群众相信自己，自己就要畅敞开心扉，让群众了解自己、欢迎自己。千万不能跟成克杰那样，装模作样地说：“一想到广西还有一千多万人没有脱离贫困，我就连觉也睡不着”，暗地里却声色犬马、贪赃纳贿。毕竟，假面具永远只能戴一时，用一时，管一时。三是要有透明的思想境界。作一个透明的领导干部，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敢于透明自己的世界观和思想境界，自己是怎么想的，世界观是怎么改造的，自己的人生追求是什么，对待金钱、权力的观点和态度是什么，这些思想意识的东西都应该透明。千万不能会上讲的是一套、文件上念的是一套，心里想的、私下里做的却是另一套。要把真实的思想展现出来，就要有正气、公心、服务意识，善于用自己用透明的精神境界感召属下，吸引群众，这样才能产生巨大的工作向心力。中国有句古话：“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一个人只要心胸开阔，不污不暗，把个人的心声展现出来完全是可行的，这样做也能形成一种精神上的感召力和人格上的魅力。领导干部应该有这样的勇气。透明的另一面是虚伪，现在如今有不少虚伪化的干部太多，他们工作中“暗箱操作”、作风上表里不一、做起事来言行不一致同，思想上搞两种面孔，这是群众最厌恶的，也是最伤群众感情的，这种虚伪的作风的后果只能使干部自己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淡，距离越来越远。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等我们学习的这些领导干部的楷模都是一个属于透明的人领导者。群众很容易地看到了他们的心里去内心世界，他们也很容易地走到了入群众的心里来。相反，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成克杰、胡长清等都是虚伪的人，他们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给群众说的是一套，私下里自己搞的又是一套，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他们灵魂里中污秽的成分太多，他们不愿意也不敢把自己的心扉敞开，最终被群众所唾弃，自己也身败名裂遗臭史册成为干部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此处另起一段）领导干部要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就要勇于做一个透明的人。注：黑体字是编辑加上的，方框划掉的是编辑删除的。修改要细，不能粗枝大叶，观点要正确、新颖，在一些遣词造句等问题上也要反复推敲，不能得过且过，否则，将可能养成习惯最后形成一种不良的文风，小节的不注意将可能影响整篇文章的质量。如我市与《中国检察论坛》协办期间，曾向该刊寄送过一篇稿件，但因字词等小节问题的不注意，编辑予以严厉批评，并把修改稿专门寄了过来，要求引以为戒。修改的字词分别是：盲然不觉→茫然不觉 然实践中→然而实践中抵毁→诋毁 唯此→惟此 切近→贴近 祈望→期望冷竣→冷峻 骄养了执法人员的无情→娇纵了执法人员的无情推衍→推演 勿宁说是→毋宁说是 渺视→藐视心理定势→心理定式 缘于前苏联→源于前苏联一种根蒂化思想→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精准程度→精确程度(注：左边为原稿用字，右边为编辑修改用字)修改之后，主编石京学在原稿中写下这样几句话：这只是我初步修改，就发现许多错误，请各位在以下校对时对错误再加修正，严加把关。请寄作者一阅。怎么能出现如此之多的错字，写出一些字典、词典中都没有的词语，尽管准予发表，亦应对此学术态度予以警示。之所以在用词方面出现上述问题，主要原因是作者的语言基本功不扎实，一些常见的字词使用不准确，许多误用养成了习惯，导致语言规范问题出现。同时，有些作者追求一些“文绉绉”的感觉，把一些文言文的用法用到了论文写作中，或者不正确地对语言进行缩略，自己不觉得，但读者会觉得很不舒服。这样的问题，论文写作中也要引以为戒。
检察机关是宪法定位的法律监督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机关的工作主题。法律监督工作的好与坏,关涉法律的正确实施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从实践看,由于法律规定、职权配置、人员素质等种种原因,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还存在监督不广、监督不深、监督不够、监督无力等现象。如何更好地行使法律监督权,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完善法律规定,使法律监督更具操作性一是对法律监督的规定应尽可能细化。从目前看,宪法和法律虽然赋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但是在哪些方面可以监督、如何监督、可以采取哪些监督手段等方面规定得较为模糊,在实际工作中不易操作。如: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规定见于《宪法》的第129条、《刑事诉讼法》的第8条和第87条、《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第7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的第164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的第372条到379条、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立案监督工作问题解答》等,但这些大都为原则性规定,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是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规定(试行)》。然而上述规定多为程序方面的规定,又只是规定互相通报、建议、通知、送达、报请等,这种软性监督的方式对于被监督对象拖延不执行或拒不执行缺乏后续的制约措施,实际操作性差。二是监督门槛设置不宜过高。比如《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2修订)第五百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对于情节较轻的,可以由检察人员以口头方式向侦查人员或者公安机关负责人提出纠正意见,并及时向本部门负责人汇报;必要的时候,由部门负责人提出。对于情节较重的违法情形,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工作实践中,对于那些“情节较轻”的,只能进行口头纠正,缺乏效力,监督效果不明显。三是应强化法律监督的手段。刑诉法、民诉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督手段较为单一,除抗诉外,主要是发书面通知、检察建议等,一旦被监督单位或个人不予执行或拖延不办,没有后续措施,这就造成了监督不力的现象。如,检察机关在立案监督方面只有调查权,而没有侦查权。调查手段有限并缺乏强制保障措施,加之被监督机关对立案监督在案情认识上及证据收集上会有差别,必然会影响立案监督效果。四是应促进对等监督。应制定相应规定,在重点乡镇设置派驻乡镇检察室,强化对乡镇一级的法庭、公安派出所以及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的监督。另外,在民事诉讼监督方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88条和第10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再审和执行检察建议,应当经本院检察委员会决定。但是,同级法院接到再审检察建议后,不用经过审委会,就可以直接由副庭长进行回复,甚至敷衍、不回复。再如,在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提请抗诉后,法院发还重审时虽然另行组成合议庭,但有时负责签字审批的主管院长还是同一个人,对再审案件的公正办理有影响。二、强化内部分工配合,使法律监督更加专业化长期以来,检察机关侧重于刑事检察和自侦工作,对法律监督重视不够。造成这方面的客观原因是,检察机关承担着较重的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以我院为例,近三年来,侦监部门的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70件案件,人均2天1件;公诉部门的检察员、助理检察员每年人均办理公诉案件85件,每人平均2.5天办理1件。这些固定的工作量占据他们很大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了对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成为了“副业”。因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应当以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契机,将法律监督单独抽出,设立诉讼监督局,或者成立诉讼监督组,专门从事刑事、民行诉讼环节的法律监督,变副业为主业,变被动为主动。同时,独立出来的法律监督部门或办案组应与院内其他业务部门紧密合作,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一是与案管部门合作,强化对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监督;二是与批捕、起诉等刑检部门合作,刑检部门在审查案件中发现侦查机关存在违法行为,应当及时和诉讼监督部门或办案组联系,避免监督部门的二次阅卷和重复劳动,既提供了监督案源,又确保了进一步查清案件事实、完善证据链条、促进公正审判,为刑检部门扫清障碍;三是与自侦部门合作,对于在诉讼监督中发现侦查人员或者审判人员有贪赃枉法、刑讯逼供、渎职失职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可以与反贪、反渎部门配合,既强化了法律监督手段,提高了法律监督效果,又为反贪反渎部门提供了案源;四是与监所检察部门合作,强化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对侦查人员是否存在暴力取证等进行监督调查,更好地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三、创新完善工作机制,使法律监督更加扎实有效一是应完善执法考核机制,促进法律监督。在工作实践中,有时候出现的监督难、难监督现象,与执法考核有关。比如立案监督,在检察机关这边有考核指标,而且上不封顶、多多益善,但在公安那边,受迫于破案率,往往采取不破不立的做法,被立案监督还有扣分项,所以不愿意配合,即使不积极、不主动。有的检察院甚至为了完成考核指标与公安沟通协调,做假监督、纸面监督和数字监督,只为应付上级考核。个别基层院甚至出现批捕100件,立案监督80件的造假现象。所以,应当树立正确的思想,理清工作和考核的关系,考核是为了工作,而非工作是为了考核。因此,考核宜粗,抓大放小,尽量不要设指标;监督宜细,要规范明确,尽量具体。二是应完善公检法配合与制约机制。做好法律监督,需要公检法三家单位的配合协作,减少分歧,特别在统一执法尺度方面。应在立案标准、羁押必要性认识、批捕、起诉标准和法院审理标准上做到相统一、相一致。同时,重点还要相互制约。从实践看,相互配合有利于案件进展,相互制约才有利于公平公正。检察机关更要在案件事实、证据方面严把关、把好关,做到事实证据统一、程序实体兼顾,以法为是、秉公监督。三是应探索政法机关案件通报和信息共享机制。公开和共享是强化法律监督的有效手段。例如,笔者所在的武安市检察院,今年以来,公安机关已刑事立案2670余起,其中报捕案件218件,直诉案件110余件,在立案监督方面大有空间,但是仅仅依靠当事人申请、举报,渠道太窄,案源不多。如果能够实现信息共享,就可以从报案、受案开始进行监督,也可以扩展到对治安管理案件的监督,防止刑事案件的“降格处理”,真正做到“源头监督”。同时,信息共享也有利于加强对法院的审判监督。四、加强自我监督和检务公开,使法律监督更具公信力法律监督是对整个诉讼程序的监督,当然也包括对检察机关自侦、捕诉部门的监督。因此,还要将监督触角向内延伸,结合案管部门,对本院受理的批捕、起诉案件的进行程序监督和反馈调查,杜绝错案和执法瑕疵,确保每一起案件都能公正办理;结合纪检监察部门,加强对办案人的监督,杜绝执法过错和违法办案,确保每一名干警都能公正、廉洁执法。在强化内部监督的同时,还应加强检务公开,通过多种方式,搭建阳光检务平台,提升法律监督公信力。通过整合“检察开放日”、举报宣传周、涉农检察宣传、设立乡镇检察室等多种传统的检务公开方式,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社会公众集中汇报和宣传检察机关履职尽责情况;通过升级检务大厅,设置律师会见、律师阅卷、综合查询、案件受理等功能区,开展法律咨询、案件查询、律师接待和阅卷、行贿档案查询等多项业务,实现“一站式”公开;通过纸质媒体、电视、广告大屏等媒介,定期公开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办案规程、立案范围、立案标准等内容,定期更新一些检察动态和有较大社会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通过借力微博、微信、网络展馆等新兴媒体和方式,介绍检察职能,公开案件信息,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提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公信力。五、抓好队伍建设,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打铁还需自身硬。做好法律监督工作,最根本的还是要增强自身素质。我们的监督对象有对法律非常谙熟的经验丰富的老法官,有身经百战的老办案民警,而且执法环境越来越严、越来越规范,这就要求我们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必然要具备更高的素质。一是要树立正确的监督理念。我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对同属一个战壕的兄弟政法机关进行监督,必然面临方方面面的考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克服畏难情绪,坚持以法为是、唯法是从,以维护法律公正实施为己任,敢于监督、勇于监督,做一个称职乃至优秀的法律“挑错人”。二是要善于学习,提升法律修养。要凸显以法律监督为核心的检察文化,建设学习型检察院,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提升干警文化品味和法律修养。三是要紧贴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法律监督点多面广,需要培养知识全、业务专的的法律监督实践者。可以通过实施全员轮训,让干警到各个业务部门去“兼职”和“实习”,这样有利于干警尽快熟悉和掌握刑事诉讼环节的各个程序,同时,也可以在轮训中发现和培养一专多能的法律监督人才。对年轻干警可以实施跟案培训,从案管受案开始,安排有经验的业务能手做其“导师”,领办某个案件的全流程,促进年轻干警尽快熟悉各项业务,迅速成长、成熟起来。四是要强化队伍的管理监督。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和制约,作为法律监督者,也不例外。必须坚持理想信念时时讲、职业道德时时抓、工作纪律时时记,同时,还要定期开展警示教育、执法检查、检务督察等活动,促进干警公正、廉洁地行使法律监督权。河北省武安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
刊发三万多～
蛮多的，就看你有没有能力发表了！
文段在内容上：以中心、意思相联系（思想感情）来答在结构上：总分总文段在开头：总起全文文段在中间：承上启下文段在结尾：总结全文或照应主题或首尾呼应。
看你发的是什么文章，每个期刊都是不一样的。看你是需要什么级别的，省级还是国家？知网收录还是维普龙源收录？壹品尤刊
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就是提高综合竞争力。
这是对东北地区共性问题把脉制定的药方，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牛鼻子”。毋庸讳言，东北地区进入计划经济较早，退出较晚，营商环境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这已成为当前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
注意事项
优化营商环境是系统工程，也是基础性工程，其目的是保障全面深化改革这一首要任务。东北地区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有共性问题，也有个性问题，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归根结底都要靠全面深化改革。
在改革问题上想要排好队、齐步走、整齐划一是不切实际的。要想顺利“过河”，就要根据自身实际找到不同的“桥”和“船”。
优化营商环境：
第一条为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
第三条国家持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着力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增强发展动力。
简介。
营商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在准入、生产经营、退出等过程中涉及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人文环境等有关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
不断完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放宽外资市场准入，继续缩减负面清单，完善投资促进和保护，信息报告等制度。营造尊重知识价值的环境，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大力强化相关执法，增强知识产权民事和刑事司法保护力度。
策论文怎么写介绍如下：
确定主题
无论什么样的作文题目，分析题干都是第一位的，题干要求：“根据全部给定材料（仅限给定材料），就如政府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自拟题目，撰写一篇策论文。”
题干中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参考内容必须要结合给定材料，尤其要求参考范围仅限给定材料；另一个是写作主题，题干要求针对“政府如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这个方向进行写作，“优化营商环境”，这个关键性的“对策主题”就成为了接下来大作文的主题和核心要点。
谋篇布局
分析完题干，找到大作文主题之后，接下来就要为整篇文章的主体内容做好一个顶层设计了，如何谋篇布局、排兵布阵关系到整个大作文的结构和骨架，之前我们分析过，这篇文章是要求写成一篇策论文，那我们整篇文章就要围绕“对策”这个要素来展开，大作文的总论点谈对策，分论点也必须着眼于对策。
具体的这些对策性论点，从哪里来，这就需要回归到材料本身去，“材料为王”，去材料中挖掘。
我们经过梳理材料大意之后，发现9则材料涉及到了一系列关键词，比如：“区域协调”“扩大开放”“拓宽政商沟通渠道”“纾困解难”“商事制度改革”“优化行政审批”“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监管创新”等等，这些关键词既是材料的主题词，同时也是大作文写作的得分点。
细节填充
构建完整个大作文的写作思路，仅仅是搭建好了骨架，只完成了一半的工作，要想让文章丰富饱满、有血有肉，还需要对细节做进一步的填充。
对于这道策论文，我们要把对策的内容丰富性放在重要位置，真正动笔写的过程，很多同学不知道如何去把每一个论点说得完整和充实，总是“空对空”，观点对观点，难以服众，对于政策类的观点，对其论证和丰富一方面需要在对策上进一步具体化。
另一方面也要最大限度的去挖掘材料中给出的例子，来论证对策观点，比如对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优化行政审批”这个对策性论点展开过程中，首先我们在具体性对策上着手，比如写出：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间、采用“互联网+政务”模式、出台综合改革方案这些细化的可操作性对策。
其次还要用到材料中给出的一个很鲜活的例证，“粤省事”这个方便群众办事的小程序。
以上是针对其中一个对策性论点的细节丰富，其他的论点也要按照这个“具体对策+材料例证”的模式来展开。
写好一篇策论文需要最基本的三个步骤：确定主题、谋篇布局、细节填充，三个步骤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是上一个环节的具体和拓展。与此同时，每一个环节又是下一个环节的概括和浓缩。主题确定上提纲挈领（契合题干），谋篇布局上顺势而为（还原材料），细节填充上论证充分（有理由例）。
如此这般操作，一篇深得阅卷老师青睐的策论文就一气呵成“出炉”了。更多实用干货请关注半月谈申论真题直播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