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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自秦王嬴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置县，迄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是浙江建县最早的县份之一，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以历史悠久、文化兴盛、山川秀美、人杰地灵而独树一帜。客观地审视上虞的自然风貌、物质资源和2000多年历史进程积淀的文化成果、人文景观，我们不难发现，丰厚又颇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无疑是上虞最具价值和开发前景的元素。 一、 上虞的文化地理及人文 上虞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重要源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区域，也是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境内有属于河姆渡文化第一层的五星村遗址和相当于河姆渡文化的第三至第二层牛头山遗址。越文化源自河姆渡文化，经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而趋于繁荣。越文化不仅对长江以南地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有重大影响，使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成为中华文明的又一摇篮，而且也是惟一跨海北上进入朝鲜、日本，南下经台湾至东南亚、大洋洲走向海洋的文化。古老的文脉，面临海洋(杭州湾)的地理区位，使得作为越文化核心区域的上虞，在文化地理上至少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地位。 1、上虞是古代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舜避丹朱于百官”、“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通虞)乐，故日上虞”、“大禹治水驻夏盖山”等等，都证明上虞不仅是古代舜、禹部落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以舜、禹、古越等为代表的部落文化的重要衍生地。 2、上虞是春秋制造文化的中心之一。春秋以来，上虞一带的酿酒、烧瓷、制茶、冶炼等著称全国，牛山为当时越国的冶炼铸造地，金银山出土的刀、锄、镰等铁制工具，其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商代中期，章镇等地就用叠压“龙窑”烧制印纹硬陶和外敷青釉的瓷器，直接造就了汉代小仙坛一带越窑青瓷的滥觞，使其成为中国青瓷的发源地。 3、上虞是中国隐逸文化的重要平台。东晋时以谢安为代表的东晋群贤雅聚东山，和稍前的竹林七贤嵇康隐居广陵等，有力地推动和助长了中国隐逸文化的兴盛。 4、上虞是中国学术文化的一大苗圃。王充写《论衡》、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谢灵运开创山水诗、章学诚奠基近代方志学、杜亚泉创办《亚泉杂志》、罗振玉立说甲骨文、马一浮树帜国学等等，使上虞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大苗圃。 作为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上虞的民俗基本趋同于长江以南吴越文化区的民俗，但就区域特色而言，又有其个性色彩。上虞民性素称敦厚，“习勤俭，重耕织；勤诵读，尊师友；廉耻为尚，气节相高”为其最主要的民俗特色 上虞虽为河姆渡文化和古越文化的核心区域之一，但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极大多数居民一样，其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少而又少，大多数为外来移民的后裔。自秦至南宋，上虞经历了三次较大规模的外来移民迁入。一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将一批中原移民迁至杭州湾南岸绍兴、上虞一带；二是东晋和南朝期间，随晋室南渡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两大家族从建康南迁江南，绍兴和上虞一带成为王、谢两氏的聚居地；三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绍兴成为陪都，南宋皇室在绍兴居住达一年零八个月，南宋政权统治者、文武官员、军队、随从等大量从北方迁入。此外宋将焦光瓒本率部降金，宋室贬其部率为“堕民”，迁入浙江境内的“堕民”大都集中在绍兴、上虞、嵊州一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虞的人文和文化除了以越文化为底蕴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外来的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南北融合、互相掺入的产物。事实上这恰恰也是上虞人文和文化的活力所在。
简述战争,赞扬祖国
古代历史——基本上是南越的藩属时代和独立时代相互轮替的时代 秦朝统一了中国(公元前221年)之后，就派遣五十万大军侵略南方。秦朝第一次大规模的侵略和紧接着赵佗（注：赵佗为秦朝派遣官吏，后面还要出场，大家注意看好了 ）的入侵曾激起了越族人民的英勇反抗，说明北方的侵略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有系统的新阶段。 秦朝军队侵占了长江以南各族人民的一些领土，设立了闽中(福建)、南海(广东)、桂林(广西北部)和象(广西西部和贵州南部)等郡(公元前214年)。但是，当秦朝军队越深入到越族地区，它就越遭到瓯越和雒越人民的英勇抵抗。瓯雒人和其他各族人民暂时撤退到深山密林中去。他们组织抗战力量，推选杰出的人材做将领，趁夜晚伏击秦军。越族人坚持长期抗战达十年之久。消灭秦军十余万。秦军的主将屠睢也被击毙。 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写道：“当是时，秦案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路，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公元前209年)，天下大叛。”(《史记》卷112) 公元前207年，秦朝的一位官吏赵佗，占领了南海、桂林和象三个郡，建立了南越(粤)国（——这就是从古代历史开始我就称之为“南越”，越南文明历史基本上从此开始），自称王。赵佗称王，对于北朝来说，只是中国封建集团内部的一支割据势力。称王不久，赵佗又重新归服北朝（那时在中国，汉朝已经代替了秦朝，那个说服赵佗从新归顺的那个汉朝官吏也是鼎鼎大名呢，留给各位看官自己去查来看看，更有意思点吧）。 建立了南越国后，赵佗曾多次发兵，妄图吞并瓯雒国。赵佗的军队攻打到仙游山(河北省仙山)和武宁(河北省桂武)地区（均为越国地名，现在还有什么河南、河北、河西的地名），但全部被击溃。 秦朝侵略军的失败和赵佗头几次侵略的失败，说明当时我国人民有能力抵抗外来敌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入侵。这种力量的源泉是越族人民上千年来为自己建立起丁一个早在瓯雒国时期就已经得到高度表现的社会秩序、生活习惯和独特的文化。第二个源泉是，在建国和卫国事业中，民族团结的精神日益得到加强，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表现是文郎和蜀两个兄弟小王国统一成为一个大的瓯雒国。在瓯雒国范围内，分散的部落一天天削弱，民族因素一天天增加。因此，民族精神——自主意识的表现——进一步地得到了提高。 赵佗知道不能用军事战胜既能国，便把军队撤回武宁山，与安阳王讲和。他派遣自己的儿子仲姑到瓯雒国向安阳王投降称臣。安阳王把女儿媚珠嫁给仲始为妻。仲始在瓯雒国做赘婿。 这正是赵佗侵吞瓯雒国的阴谋。仲始在做赘婿的几年时间里，刺探了瓯雒国的情况，又学会了制造弩和破坏弩的方法，于是潜逃回国向赵佗报告。这次赵佗利用军事和间谍相结合的方法，吞并了瓯雒国。安阳王吃了败仗，跳海自尽。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79年。 赵佗占领了瓯雒国之后，把瓯雒国并入南越，划分为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两个郡。并派遣官吏和军队建筑营寨，进行统治。 公元前111年，汉朝调动了数十万军队南下攻打南越。南越抗抵了一阵之后，赵佗王朝的君臣有的被杀，有的被俘。在瓯雒西于地区的首领(西于王)趁机起义，打算恢复国家的独立。但是西于王被左将军黄同杀死。赵朝的使者急急忙忙带着上百头牛和上千坛酒以及交趾、九真二郡的户口册到合浦(广东省)，交给汉朝官吏，表示投降。 南越国被消灭。瓯雒地区转到汉朝手中。汉朝在这里设立了交趾部，委派了一位刺史驻守在麋冷(永富省，安郎)，统管九个郡。 九个郡包括：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日两(中部中区)和六个在我国范围以外的儋耳、珠崖(海南岛)、南海、合浦(广东)、郁林、苍梧(广西)。 在每一个郡里为首的是一位统管政治的太守和一位指挥军队的都尉。 郡以下是县。在交趾郡大部分县仍然由雒将管辖，虽然他们披上了县官的外衣，手中有了青铜印。起初，汉朝也和赵朝一样，仍然采用“诸雒将主民如故”和“从其俗而治之” 的政策。基本的剥削方式是强迫进贡珍贵产品。此外还进行土特产和奴婢的买卖。 汉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也和赵陀时期一样只局限在一部分中心区域里(州治、郡治所在地)。但其同化阴谋比过去却更加露骨。汉朝流放了很多罪人，迁移了大量穷苦人到交趾来。 根据汉朝的统计材料，瓯雒三个郡共有十四万三千64十三户、九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五人。 公元初年，北方朝廷内部发生了变乱，王莽篡夺了西汉的王位，自立新朝(公元8—23年)。东汉又代替了王莽。在那段时期里，汉朝在交趾地区的官吏阴谋进行割据，但很快又归服了东汉。从此，以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的外国统治就变得更加残酷。这表现在剥削方式和同化程度两个方面。 关于剥削方式除了强迫我国人民缴纳南方的珍贵物品(犀角、象牙、玳瑁、珍珠、裴翠、金银等)外，汉朝还占领土地建立庄园，进行沉重的地祖剥削，垄断盐和铁的生产和买卖等。在同化政策方面，他们强迫我国人民从吃、穿到嫁娶都得遵循汉朝的封建“礼教”。他们设立了几所学校，目的在于为统治当局培养一些得力的官员以及宣传封建思想和道德(三纲五常等)。 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目的，东汉巩固了和完善了在交趾的统治机构，打算废除“从其俗而治之”的方法，采用了汉朝的法律，以便束缚人民和限制雒将的权力。苏定接替锡光担任交趾太守，他非常贪婪、残暴，是一个“张眼视钱”(《东观汉记》)的财迷。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带有新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这就是遍及全国的人民起义运动，它的顶峰是千秋万代永远闪烁着光芒的二征夫人起义。 公元40年3月，征侧和妹妹征贰在喝门举兵起义。各地爱国者纷纷云集于麋冷。起义军从麋冷向平原进军，攻打东汉在交趾的首府赢偻(河北省顺城)。二征夫人起义前后，在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 日南(中部中区)和合浦(中国广东省内)四个郡，相继爆发了多次起义。 根据《后汉书》(卷五十四和卷八十六)记载：在交趾、九真、日南和合浦四个郡的许多蛮人、俚人(泛指南方各少数民族)都一齐奋起响应二征夫人起义。 在二征夫人的领导下，各地方的起义——从山区到平原，包括过去瓯雒国范围内的越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很快就统一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众性的起义运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起义军的将领中有许多妇女。 赵佗吞并了瓯越国之后，我国国土被并入了南越。到汉朝统一了中国时，所有的诸侯、藩臣都归服汉朝。 匈奴被打败，赶到了西边。赤土(月氏)从前原是汉族的邻居，而这时却住在印度大门口。汉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曾经到达了帕米尔高原西边的康居，之后经过西藏返回京都长安。中亚变成了受汉朝影响的地区。汉朝曾直接与波斯相接触，听说还到达过罗马帝国。朝鲜半岛北部变成了汉朝的乐浪郡。滇国(云南)被消灭。东越和闽越(浙江和福建)的各个越王都臣服汉朝，不久也都被消灭了。南越国(广东、广西)吕嘉抵抗失败以后，也被消灭了。瓯越也道到了同样的命运被分割成为郡县，并入了中国的版图。 汉帝国正进入其全盛时期。 从此，各个“蛮夷”民族和各个“番邦”臣服于汉朝“天子”，被看成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汉族统治者大力传播“尊君、大一统”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使边疆各民族臣服“天子”、“天朝”。这好象是谁也不敢争辩的事！ 二征夫人的起义震撼了全国。从这次英勇崛起的烈火中放射出历史的真理：一个民族虽小，但它曾建立起国家，并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和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样的民族是不会屈服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灭它。二征夫人的起义是越南人民时而隐蔽时而公开的整个斗争过程的结晶。这是一次全民崛起的运动，它既把起义力量聚集到二征夫人在喝门高举起的义旗下，又在过去的瓯雒国全境各地点燃了起义的烈火。起义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它是一次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运动，而不是个别部落、个别酋长的自发行动。它体现了各民族、各阶层男女老幼在二征夫人的旗帜下团结一致、驱逐外寇和建立国家的崇高精神。 二征夫人起义的爆发是一次民族精神的觉醒。一个小民族取得了胜利，征侧称王，并建立起独立的政权，这是对汉帝国“平天下”权威的直接否定。二征夫人同全民一起起义，又同全民一道维护自主权达三年之久。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反抗正处在兴盛时期的亚洲最大的一个帝国领导起义的是妇女，这是越南妇女的最大光荣。她们不愧为传说中所歌颂的、具有高贵品质的“仙龙”的后代；不愧为现代进步人类所赞誉的翱翔在高山之额上的雄鹰。 国家获得了独立。但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 听到征侧起义、称王的消息之后，汉朝光武帝下沼，令华南各郡制造车船，修筑道路、桥梁，储备军粮，准备重新侵占我国领土。公元42年4月，汉朝封马援——一位曾经多次镇压了羌人的起义、双手沾满了中国皖城(安徽)农民的鲜血的老将——为“伏波将军”，命他带领二万军队和二千艘车船南下侵略我国。马援的大军水陆配合，首先集中在合浦(广东)，然后进入浪泊(河北省仙山)地区。 征王和诸位将领从麋冷发兵到浪泊打击敌人。在那里，我军和侵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征王的军队战斗得非常勇敢，但因力量比较薄弱，所以遭到失败，被迫退回锦溪(永富省安乐县)。马援率兵尾追。经过将近一年的英勇抵抗，因我军力量弱小，终于失败。二征夫人回到喝门投喝江自尽。(公元43年5月，根据民间传说，二征夫人于阴历二月六日殉难。自古以来，每年二月六日，我国人民都组织集会祭祀二位伟大的民族女英维，以示纪念。)至此，由二征夫人领导的抗战基本上己失败。但是在很多地方，人民和起义军仍继续抗击敌人。都羊将军仍活动在九真地区。 根据传说：圣天夫人在上游一带(越北地区)抵抗敌军。八难夫人率军凭险扼守山隘。黎真夫人堵塞河道，打击敌人的水军。我军力量虽然弱小，但战斗却非常勇敢。之后不久，黎真、圣天、八难夫人答都跟随二征夫人自尽。 公元43年11月，马援通过凿口(宁平省安模)向九真进军以镇压义军。当地的首领和九真人民继续英勇战斗。马援残杀了成百名首领和上千名义军。三百多名首领被俘，流放到了零陵，(湖南省)。我国又丧失了独立。 ——因为伏波将军马援留下不少中国发配的犯人和士卒驻守越国，所以有将中国人称为“马留人”的说法。 越南一方面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基本上维持稳定的上供，虽然中央帝权的兴衰更替使得两方关系偶有变化。汉朝衰败之后，三国时期吴国孙权对南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有效管理。——大家玩三国的游戏可以接触到彼时的越南，无论是三国志系列还是三国群英转系列。越南另一方面也受到先进、强大、丰富的汉文化的哺乳，使得越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工商业等得到迅速的发展和提高。 直到唐朝末年，一场白滕河之役，越南吴权打败中国，总算使越南达成独立愿望。 然而，越南的政治并未随着独立而稳定，尤其是在吴权死后，国家立即陷入混乱局面，直到1009年开始，越南先后出现三个大王朝——李朝、陈朝与后黎朝。在此三大王朝经营下的越南，总算维持了700余年的长治久安局面，期间虽曾遭蒙古大军和明朝入侵，但皆被击退，也因此造就不少名垂青史的越南民族英雄。继三大王朝之后的阮朝，曾借助外力泰国和法国完成再统一大业，却也因此引起外人的觊觎。 三、近现代史 插一句：越南无论如何自吹牛X，但是一个令他们尴尬的现实是他们的历史总是离不开“中国”这个字眼，如果在他们的历史书中将这个字眼删除的话，越南历史就成了一盘沙子，看不出任何有机的联系。 越南人与西方的接触，最早始于1516年的葡萄牙探险家，随后又有荷兰与英国企图打开通商之路，但均未成功。而曾出兵支援阮朝的法国，因要求传教与通商被拒，乃决意以武力侵越。积弱成疾沉疴已深的老大帝国自顾不暇，无力响应越南的求救来帮助应对新权贵的入侵，纵使有爱国老将冯子材将军率领黑旗军在镇南关（——现称睦南关，在广西省凭祥市）打败法国侵略者，满清政府仍然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此次大败促使法国内阁总理引咎辞职，法国报纸称“不胜而胜”，自然对应的中国“不败而败”了）1885年，越南终于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人民反抗殖民地运动也从此展开。1930年，胡志明在共产国际组织协助下，于香港创立越南共产党，1941年又在中国南部创建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展开游击战。 1945年法军被日本解除武装，越南保大皇帝宣布独立，但实权则握在日本占领军手中，同年8月日本投降，越盟发动总起义，保大皇逊位，胡志明再度宣布越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负责解除越南南方日军武装的英国，竟支持法国卷土重来，于是爆发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最后法军在奠边府战役中败北，法军自越南全面撤退。 重点讲讲奠边府战役，奠边府战役是越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抗法战争中取得的一次决定性胜利的战役。1954年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在中国人民的支援下，向奠边府发动猛烈攻击。5月7日，解放奠边府地区，全歼守敌16000多人，活捉法军司令官戴卡斯特利。此役是越军在中国顾问团的谋划下，首次进行的阵地攻坚战。奠边府的胜利加快了战争进程，对于签订《印度支那停战协定》具有重要意义。顾问团的四位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罗贵波、韦国清。由于韦国清的一系列电报和中央军委的复电，中国军事顾问们后来回顾历史的时候，倾向于认为韦国清在改变奠边府作战方案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越军干部们则认为，武元甲在这件事上肯定有首倡之功，居功至伟。但他们对中国军事顾问团方面的电报是不知情的。事过半个世纪之后，随着历史档案逐一解密，当事人回忆录纷纷问世，对此综合研究，可以看出，1954年1月20前后，在奠边府前线越方一侧，武元甲和韦国清的决心都在变化，几乎同时作出了判断：应该改变最初动议，改“速战速决”为“稳扎稳打”。 在中越双方的齐心协力下，越南人民军创造性地将大炮拆散运上法军认为不可能的高山进行炮击，，彻底瓦解法军士气。在这次决定性的战役中，中方顾问团的谋略和指挥作战水平给越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内瓦协议将越南临时分为南北，以北纬17度为分界线，北方由胡志明领导的越共控制，南方则是以吴庭艳为总统的越南共和国。 越南分为南北之后，北越的共产党潜入南方进行宣传及游击战，导致美国派兵干涉，引起第二次越南战争(1965-1975)，也就是历史上闻名的越战，此次战争中方派遣战略家、军事家、革命家陈赓大将为中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并派遣大量“工兵”援助。整师建制的越军换装崭新的中方装备，最新的军用雷达、枪械等军用物质无偿援助。中国扣下自己的口粮，大量供给越南，中越后来交恶的时候，越军工事上的沙袋上都印着“中国大米”的红字！据事后统计，中方援越物质折合400亿美元！在中国、苏联的大力支持下，美国投鼠忌器，自缚手脚，最终无法将空中的巨大优势转化为地面优势和全面优势。在国内强大的压力下，双方大量伤亡的事实面前，从1968年开始，美国国内反战口号四起，迫使美国和北越进行初步和平谈判，后认定这南北战争乃越南本国的家务事，于是双方在1973年签订停战协定，美军自越南撤军。1975年南越政府垮台，北越共产党全面解放越南。1976年7月2日南北越正式统一，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定都河内。统一后的越南，一方面调养生息，另一方面却遭受美国禁运的经济制裁，越南几乎封锁在自己的理想国里，结果导致经济破败，人民一贫如洗。 中苏交恶后，适逢越南新一代领导人黎笋上台，在强大的苏联和彼时仍显弱小的中国之间，越南领导人选择了全面倒向苏联老大哥的怀抱。并在苏联支持下，不断挑起边境冲突，终于在1978年爆发了中越边境战争，在长达10年的战争中，虽然有苏联的支持，但是随着老大哥的日益衰落最终土崩瓦解，而中国将朝战后囤积了20年将近报废而未处理的炮弹全部倾泻在了领土面积比中国云南省还小的弹丸小国上。基本上到后来中方是各大军区各师轮流上阵将越南当作练兵场的情况下，越南的人民和国内经济陷入了可怕的战争泥沼之中，最后无奈言和。——据传黎笋同志（当然还叫同志，党内都叫同志，同志加兄弟！）战后视察谅山，看满山遍地弹坑，满面铁青，一言未发。 1987年，为顺应世界潮流，越南门户大开，改善与自由世界的关系，而中国台湾与越南则在1992年正式通航。如今，台商已跃居越南外商投资首位，观光客亦络绎于途。1993年2月美国正式对越南解除禁运，1994年美越宣布恢复邦交，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解脱美国对越南经济制裁的枷锁，越南，已成为各国互相较劲的经济舞台。 中越顺利恢复关系之后，中国逐步加大在越投资，随着边境谈判的结束，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现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已经成为越南重要的外资来向——具体的谈判和仍存纠纷参照前面愚作已有，略过。据传台湾同胞最牛：在越招聘时，直接问到“会不会国语，不会国语的不招”。参考文献： 越南1977年出版的《越南历史》
绍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新石器时代，境内就有人类繁衍生息。4000多年前，大禹治水东巡到苗山，会集诸侯，计功行赏，将苗山更名为会稽山。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在此建立都城，卧薪尝胆，复国兴邦。秦行郡县，始置山阴县。南朝陈时，析为山阴、会稽两县，同城而治，直至清末。其中公元1130年，宋高宗赵构取“绍祚中兴”之意，升越州为绍兴府，并于次年改元为绍兴元年，绍兴由此得名。民国建元，撤府建县，合二为一，统名绍兴。1983年国务院批准实行市管县体制，市、县并设，同驻越城。2001年绍兴县遂新建县城，迁址柯桥。1982年，国务院公布绍兴市（县级，即绍兴县）为全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先秦时期，绍兴地区主要为於越族的聚居地。秦汉以后，随着中原汉族的大量南迁，民族之间的互相融合，汉族在绍兴占了主导地位。同时，也有少量的少数民族居民在绍兴居住。1978年以后，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绍兴少数民族居民也有较大增加。 绍兴系多种宗教并存、群众宗教信仰多样之地。 道教流传最早。东汉炼丹方士上虞籍魏伯阳参照“大易”、“黄老”和“炉火”三家理法，撰成《周易参同契》一书，首次系统论述道教炼丹术，被后世誉为“万古丹王”；东晋建武元年（317），著有《抱朴子》的著名道教理论家葛洪，曾结庐会稽，炼丹修行。 稍后印度佛教传入会稽。东汉中平年间（184～189），由安息国（今伊朗）高僧安世高来会稽弘传佛教。此后，绍兴高僧辈出，名刹林立。高僧中以梁佛教史学家慧皎、隋唐三论宗创始人嘉祥大师吉藏、唐代华严宗四祖清凉法师澄观和五代曹洞宗始祖洞山良价最著名；名刹中，最有影响的有三论宗祖庭会稽嘉祥寺、曹洞宗中兴道场云门寺、奉供江南第一大佛的剡县大佛寺、诸暨五洩禅寺，郡城大善寺、开元寺、龙华寺、戒珠寺等。各种宗派诸如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密宗、三论宗、禅宗等都在境内流传。唐代，越州成为江南佛教活动的重要场地和对外交流的驿站，日本“入唐八家”中的最澄、圆仁、圆珍、空海四家，都曾来越州求法，学成回国创宗弘传，在日本佛教界具有深远影响。1982年，日本空海访华团来绍兴寻根问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佳话。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宗教输入中国。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七年（1850～1868），英国传教士包尔腾、法籍神甫谢培德等人，先后来绍传播天主教、基督教。此后，各国传教士纷至沓来，足迹遍及绍兴城乡，以施粥、施米、施布等方式发展教徒，并广建教堂。至民国8年（1919），绍兴地区有基督教堂（所）124处、教徒2955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多所佛教名寺得到修缮，一些著名法师升座讲经，重大佛事活动相继举行；道教已近湮灭；基督教、天主教会摆脱外国教会势力控制，经过爱国爱教的革新运动，获得健康发展。据1990年不完全统计，全市有宗教信徒5万余名，约占总人口的1.2％，其中基督教徒4.43万名、天主教徒365名、佛教僧尼252名、三皈依信徒约1.25万名；全市有各教各级爱国组织18个，各教活动场所218处。教徒在各个领域劳动、生活和参加宗教活动，爱国爱教，心情舒畅。改革开放以来，没有自然资源优势和国家投入的绍兴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经济社会综合实力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分析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深沉原因，我们认为绍兴县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由此产生的地域精神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地域文化包括：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治水文化。绍兴境内地势南高北低，几千年前，南有山洪之患，北有潮汐之害，人们为了生存，进行了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治水斗争。古代的治水英雄大禹，他忧国忧民，以治水为己任，十三个春秋，披星戴月，“三过家门而不入”。东汉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领导绍兴人民开始围堤修筑鉴湖，鉴湖水利工程成为我国江南一带最古老的灌溉工程。东晋南朝时，会稽内史贺循主持疏凿西兴运河，既有利于灌溉，又有利于物资的集散。唐会稽县令李俊之主持增建海塘，长百余里；后又有汤绍恩主持兴建三江闸，抵御海潮，扩大耕地。至20世纪70年代大规模围垦、90年代兴建标准海塘和本世纪初的围涂造田，更是谱写了励精图治、艰苦奋斗的新篇章。绍兴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治河流、抗海潮、战山洪、改沼泽，围滩涂，不断探索，不断实践，历尽千辛万苦，使远古时代的蛮荒之地逐渐变成了山明水秀的鱼米之乡，在改造自然的生产实践中，不仅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形成了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创业精神。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名士文化。毛泽东诗句中的“鉴湖越台名士乡”点出了绍兴地域特色文化中的最重要的标志，那就是名士文化。大禹、勾践、范蠡、马臻、王羲之、陆游、王阳明、徐文长、蔡元培、鲁迅、秋瑾等，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历代各个领域的代表人物数不胜数，此文化之精粹，即历代名人名士为民族之复兴，为国家之强盛，敢于上下求索，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思想先驱。他们一生追求的是真理和光明，追求的是民族、社会的文明进步，他们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引导和激励后人去实现新的理想追求。此特色文化中，也包括了“师爷文化”，“绍兴师爷”作为地域性很强的历史群体，其主持正义的精神，以及善用法典的智谋，同样闪耀着名士文化的思想光芒。在名士文化的熏陶下形成的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是一代又一代绍兴人重要的精神动力，也成为绍兴县地域形象的重要标志。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的纺织文化。据有关专家研究认定，绍兴的纺织史可以追溯到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代。至四五千年前的大禹时代，将丝绸用于贡品已很普遍；二千五百年前越王勾践时代，蚕织业已举国为事，首度昌盛；隋朝时珍品脱颖，名重朝野；唐宋时，品量俱旺，产品以越罗总其名而风靡天下。新中国成立以后，历经恢复期、发展期、徘徊期。改革开放后，绍兴的纺织业开始走上复兴之路：机杼之声遍及城乡，轻纺市场雄居亚洲，五洲商贾汇集越地，交易信息辐射全球。被称为“夕阳产业”的纺织业在绍兴县人民的努力下，做大做强，精益求精，在设计、生产、染整、营销等各个方面乃至整个纺织业都实行了新的跨越，成为推动绍兴县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打造国际纺织品制造中心和国际纺织品贸易中心，更成为跨越式发展再上新台阶的战略目标。从纺织业的发展史可以看出绍兴县人民咬定目标不放松、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精益求精的个性和精神。 外柔内刚、厚积薄发的酿酒文化。绍兴是中国黄酒的故乡，酿酒历史悠久，传说大禹时古越就有米酒，到春秋末期饮用米酒已很普及。到唐代，绍兴有“醉乡”之称；宋代绍兴已被形容为“城中酒垆千百所”之地；到清代已是“越酒行天下”了。在绍兴，不论山区和平原，不论城镇与乡村，在旧时，又无论官宦之家、缙绅达士，还是市井小民、贫困百姓，都与酒结缘，与酒为朋；酒成了绍兴人生产活动的重要内容，生活的必需之物，由此引发出的绍兴特有的酒联、酒谜、酒舞、酒歌和酒乐，以及无数酒的传说、酒的诗文，形成了丰富浓厚的酒文化。绍兴黄酒最大的特点是越陈的酒越香，入口柔和温润，但其性又芳香醇烈，后劲十足，与绍兴人外柔内刚的个性十分相似。在黄酒文化的熏陶下，绍兴人形成了做事务实不事张扬的个性，体现出外柔内刚、厚积薄发的精神。 除此之外，绍兴素以“文化之邦”著称于世，拥有越剧、绍剧、调腔、莲花落等丰富多彩的地方戏曲剧种，其中越剧是全国第二大剧种，建有绍兴大剧院、绍剧艺术中心等一批高档次文化设施，近年来先后被评为全国科教兴市先进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先进城市。
总体经济的波动是经济体内所有冲击相互作用的最终结果，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选择一种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其意义重大。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经济发展的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一、我国经济发展的两个特征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呈两个趋势特征：
第一，我国经济的外部环境正处于危机后持久的全球结构调整阶段。
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全球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是各国为了适应数字经济，迎接信息时代到来从而进行的一个战略性选择。整个全球调整重点是加快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推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重心由第二产业慢慢的向第三产业转移，着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服务业，从而来适应“新经济”时代的人们对知识型服务业的需要。
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带动了一批相关产业，催生了一系列的边缘产业，改造了传统产业，促进了“新”“旧”产业的融合。信息产业将继续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中起到关键作用，然而目前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以及纳米技术等高新技术产业化步伐正在飞速增长，对未来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将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从现阶段各国的发展现状来看，美国在发展信息产业等高科技产业中遥遥领先，北欧、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和东亚地区紧随其后，另外欧盟与日本正从落后状态中奋起直追。21世纪初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将持续加快，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在目前全球经济结构处于调整期内，经济的增长肯定会放缓甚至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例如之前的欧债危机)。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受到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
第二，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因素决定了未来的经济增速将逐渐趋缓。
我国在之前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经济体系，是以政府主导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制。在这个经济体制中，一方面政府通过投资大量的资金来建设基础设施以此拉动经济增长，这就可能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浪费当前有限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目前我国资源价改革、工资成本上升等原因，使得我国的出口产业在竞争优势上已经明显减弱，再加上一直作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支柱之一的房地产也有走向泡沫化的趋势。所以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高增长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
于此同时，我国现实的经济运行中又是货币多、物价上涨等大量周期性矛盾和结构不顺的矛盾交错、重叠，是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积累的时期。例如在当前物价压力中，结构转型中存在贸易部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工资上升、资源价格等改革 措施 ，价格目前又处于温和上涨的大环境下，另外又恰遇美国两次宽松政策的影响，以及前两年我国自身货币过多投放的影响。因此，政府落实调控物价、货币稍紧，这样经济增速就会出现下滑的状态。
二、GDP的历史回顾研究
从我国目前GDP的季度同比增长率来看，2013年我国GDP增长率第一季度回落到了8.1%，之前社会上对我国GDP增长率第一季度的普遍预期值为8.4%或者8.5%。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GDP增长率一直处于回落状态，2012年四个季度的GDP增长率分别是：9.7%、9.5%、9.1%、8.9%。而2013年我国第一季度GDP增长率显示的这个数据已经是最近三年内我国GDP增长率的最低值了。同时也是近十年来少有的几次GDP增长率低于8.1%(包括8.1%)，就目前的态势来看，我国的GDP增长率回落态势还会持续下去。接下来要我们来分析一下造成目前我国GDP增长率持续回落态势的原因。
基于我国年鉴统计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值均为名义GDP，早期的数据与现阶段数据对比已经不在同一个数量级，因此本文中我们采取了GDP的增长率来刻画我国GDP的变动情况，如图1所示。
观察图1可知，GDP增长率从建国以来经历了从一个大幅波动过度到逐渐平稳的高速发展过程，这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一直在一种高速增长的态势下运行着，同时快增长伴随着传统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通胀这“四高”问题，这给国民经济后期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这种不稳定的高速增长状态，一般都会破环经济正常运行所需要的各种均衡联系，然后在后期深入发展时导致经济增长速率大幅回落。因此，保持稳定的GDP增长尤为重要。
三、潜在GDP的增长
通过查阅资料对我国1992—2012年季度GDP的数据，再依据HP趋势滤波法，得到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即潜在GDP增长率(见图2)。
由图2可知，潜在GDP增长率经历了稳定增长、趋于平稳再到现阶段的略有下降的过程。自我国2000年以来，滤波后的趋势增长率大致处于8%~10%区间，属于一个稳定高速的增长状态。就目前而言，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最合适的经济增长率底线应当为8%。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8%，企业生产问题和就业问题将会凸显出来，尤其是就业问题。由于经济增速放慢，导致企业生产受制约，社会的整体的就业需求就会降低，就业岗位减少，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换句话说，就业问题如果被凸显出来，部分失业人员无法保证基本的饮食起居，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和谐。同时由于目前我国属于产能过剩的情况，经济增长率的降低将会影响整个生产，最严重的可能出现全国财政收入呈现负增长。
此外，我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潜在GDP增长率曲线上端的波动会显著大于下端的变化。总体来看，经济受曾策影响向上波动冲出稳定范围的可能性更大。应更加注意宏观经济运行出现偏快或过热的状况而难以为继的可能，如表1所示。目前，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缓慢下移的过程中，有条件实现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平滑下移。
自2008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侧重点先后经历了四次调整。目前为了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以及促进经济形势回升，其侧重点是以“保增长”为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实施一系列的刺激经济回升的计划，直到2011年7月物价涨幅攀升到6.5%的峰值。这个期间，我国经济走势以一个“V”形回归正常良好的经济态势。
在此背景下，经过一系列稳定物价措施出台后，CPI指数逐月回落，到2011年12月回落至4.1%。与物价涨幅的回落相伴随，201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至9.2%，比上年低1.2个百分点。进入2012年，物价涨幅继续回落，5月份回落至3%，这就为防止经济增速过度下滑、宏观调控实施适度宽松的微调留出了一定的空间。到2012年5月，当工业生产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以及进出口增长等经济指标出现明显下降之时，又提出宏观调控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由此，一系列相关措施出台，扩大内需，促进消费，鼓励投资，推进“十二五”规划项目的实施，结构性减税，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等。与2008—2010年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相比，这次的刺激力度没有那么大。下半年经济增速进入小幅回升通道。
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看，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第11轮周期)。到2013年年底，本轮周期已进行3年。2010年、2011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4%和9.2%，2012年预计为8.5%。本轮周期不会像第9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2+7”周期，即2年上升期加上7年平稳回落期;也不会像第10轮周期那样走出一个“8+2”周期。本轮周期有可能走出一个新的轨迹，即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四、PMI分析
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20多个国家建立了PMI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另外世界制造业PMI体系和服务业PMI体系也已经建立完成。PMI体系目前分为服务业PMI、建筑业PMI、制造业PMI，他是一套按月发布的综合性经济指标检测体系。
PMI往往被当成先行指标，用于预测宏观经济走势。通常情况下，PMI指数在53.0以下的情况持续三个月，则被检测的经济体很可能步入下行的周期;PMI指数在53.0以上的情况持续三个月，则被检测的经济体很可能步入上行的周期。由于PMI检测体系具有一定先行性，当其从萎缩状态进入扩张区间时，实体经济仍有可能惯性回落，当PMI指数稳定进入到明显扩张区间(>53.0)时，经济体开始重回上行势态。根据以上理论界说，如图3所示，可以很直接观察到除2013年2月至4月PMI指数略有回升外，其余时段的PMI指数均在处于53.0这个标准之下。验证了国内年度经济增速低迷。
观察图4，即成品与原材料的制造业PMI指数可知：从2005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经历了一个上升、回落再上升再次回落的波动过程。从2006—2007年间，原材料PMI位于产成品PMI之上，随之产成品存货的平均水平下降，则意味着经济回暖，在市场的需求增加的刺激下，上游采购企业原材料的库存增加，而产成品的库存减少。到2008年6月后，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经济形式低迷，原材料PMI显著下降，随之引起产成品库存PMI显著上升。经过4万亿的扩张性财政计划刺激经济回暖后，到2011年5月，经济形势再次掉头直下，材料库存PMI始终低于产成品库存PMI平均水平。由此可见，经济复苏还尚待时日，未来短期国民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缓慢回落的过程。
五、结语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出了强烈的改革信号，目前已经入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阶段。充分借助市场力量推动金融市场改革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将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主旋律。根据中央银行公布的《关于金融支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意见》(下简称《意见》)充分反映了我国政府对金融市场化的重视程度。过去，银行系统通过吸纳存款、发放贷款在我国金融体系中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银行系统一支独大的现象，金融监管机构控制银行就控制了中国宏观金融的整体风险。伴随互联网金融、资产证券化浪潮的涌现，银行在金融活动中的地位也在不断经受挑战。《意见》中支出将大力推动利率市场化，充分释放市场活动力。贷款利率的降低与存款利率上升所引起的利差下降会促进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低成本的融资获得从事相应的商业活动，相应的居民获得更多的存款利息可以避免通胀对自身财产购买力的吞噬，从而拉动内需，进一步促进宏观经济的稳步上升。
现阶段，受欧债危机与美国经济疲软的影响，全球的经济均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十字路口。各国正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模式，以寻求新优势。发达国家由于金融体系受到重创，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重振制造业来恢复经济增长。
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出口拉动型增长模式受阻后，在努力稳定外需市场的同时，试图通过扩大内需，开拓新的增长点来进一步发展经济。未来的十年内我中国经济将步入下一个经济短周期。短期来看，经济会缓慢下行，但长期走势应为锯齿形的缓升缓降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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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雾霾下中国的经济发展
摘 要：雾霾天气频发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脚步。雾霾天气的频发给我们很大的警示，尤其是促使我们思考雾霾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国经济飞速背后是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窘境，因此雾霾下中国经济的发展成为研究重点。本文分析了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几点雾霾下中国经济发展的对策。
关键词：雾霾天气;中国经济发展
一、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雾霾天气的负面影响。
雾霾天气对各个行业经济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面简单分析雾霾天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①对旅游业影响，雾霾天气的出现就会造成城市旅游业陷入到窘境中，雾霾的出现会给旅游品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影响了游客量;②实体工业行业，雾霾天气的发生促使政府加强对实体工业的监管，尤其是对化工行业进行停顿整改，这给化工企业造成了致命影响，甚至会造成化工企业的亏损破产;③对交通运输行业发展，雾霾天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流的正常运行，甚至由于物价的增长造成市场的暂时性混乱。
(2)雾霾天气的正面影响。
雾霾天气的发生对经济的发展也会产生正面影响，例如雾霾天气促进环保型企业的发展，雾霾天气的发生使人们认识到传统能源的弊端，从而转向了对环保能源的关注，尤其是太阳能空调、电能汽车等产品的需求量逐渐增大，雾霾天气的频发促使国家提升油产品的质量标准，这就为电能、太阳能提供了市场空余份额，有助于其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再者是对医药行业的发展产生正面影响，雾霾天气刺激了口罩、空气净化器、PM2.5监测设备的销量。
二、雾霾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策
雾霾天气治理要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上进行，要在经济发展不动摇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这才是应对雾霾天气治理的上策。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逐步进行发展方式的转变，从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过程逐步转变成高效益、低能耗的发展道路上，同时不断降低第二产业的经济比重，提高第三产业的经济贡献量，从而在保持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不出现明显下滑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再者要控制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对于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进行关门整顿，并提高这类行业的生产方式转变，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此外要淘汰落后的“夕阳产业”，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维持地球天气的稳定性，减少自然原因导致的雾霾现象发生概率。
(2)坚持走新型工业化路线。
雾霾天气的治理首要的切入点是工业化生产，传统的工业化生产只注重于生产效益的提升，但是忽略了对环境的影响，这是传统工业化生产的局限性，也制约了工业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坚持走新型化工业化路线，做到工业生产和环境保护两手一起抓，对工业化生产中的污染环节进行技术革新和工艺优化，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同时企业应当加快能源结构转型，对工业技术进行改进，提升空气污染处理技术，建立完善的生产监控体系，对工业化生产的环保前景进行评估，保证工业化发展方式的转型。
(3)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城市发展道路。
处理好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就需要走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城市发展道路，全面完善生态环境建设机制，构建科学的发展理念和战略。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道路中存在着的问题有冬季能源消耗量大、工业化污染程度高、城市群建设集中等，这些都制约了新型城市的发展，在狭小的区域内形成了污染集中现象，从而形成了区域内的雾霾天气。因此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要结合生态环境建设和能源优化策略，以环境友好型城市作为建设的目的，在保证自身资源需求的基础上，为子孙后代留下绿水青山。同时要以生态环境友好作为发展的关键，启动环境保护方案，加快实现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的控制，不能因为追求税收、财政而让雾霾天气放任自流。此外要进行科技创新、技术创新、提升城市的绿色消费理念，在区域内形成环境友好、人们安居乐业、经济蓬勃发展、资源合理利用的发展局面。
(4)发展低碳经济。
雾霾治理带来了经济转型、经济优化的发展契机，充分利用好雾霾治理的战略可以实现经济整体性的转型，并在全社会内形成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同时出台相关的环保法律，重视空气、水资源、土地资源的保护.英政府应当在协调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低碳经济，加强工业生产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提高废气、废热的利用效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要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推行机制，对一些达不到低碳生产、低碳排放的企业进行强制停业整顿。其次要大力推行低碳经济概念，增强人们的环保概念，加强对低碳企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鼓励进行低碳产品的研发，例如鼓励居民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换用节能灯泡，并鼓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三、结语
总而言之，雾霾天气影响经济发展，因此在雾霾治理中要做好环境和经济的平衡，积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探索新型的经济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王旭光.雾霾治理与经济发展探究[J].经济视角，2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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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靖是云南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宣威格宜尖角洞和曲靖珠街八塔台等古文化遗址的科学考证证实，早在旧石器时代，南盘江流域一带就有人类足迹可寻。三四千年前，曲靖先民就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种植水稻，创造文明。 公元前280年，楚将庄蹻率兵人滇，曲靖为古滇国腹心地带，史称"靡莫之属"。秦始皇统一中国，修"五尺道"由四川宜宾(史称僰道)至曲靖(史称建宁)，将曲靖直接置于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彻底沟通了古滇国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建宁郡成为"西南夷"部落群中较早开发的区域。 西汉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开拓"南中"，置益州郡，辖味县(曲靖)、牧靡(寻甸)、铜漱(马龙)、因劳(陆良)诸县。蜀汉建兴三年(225)，诸葛南征平定"南中"，改益州郡为建宁郡，移库降都督于味县(曲靖)，统管"南中"。此时"南中"包括今云南全省及川南、黔西部分地域，曲靖至此成为全滇及川南、黔西一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直至唐天宝七年(748)，南诏灭爨，曲靖为拓东节度使所辖，云南的政治中心西移大理，结束了曲靖五百余年的云南中心地位。此后，宋大理国时期在曲靖设石城郡，统辖磨弥等十余部。元、明、清历朝，先后置曲靖路、曲靖府、迤东道，一直是滇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长达600余年的历史中，中原文化频频传人，官兵移民纷至沓来，宽广的土地被屯垦，南盘江流域村落密布，人口骤增，商市繁盛，为进一步开发滇东奠定了良好基础。民国2年(1913)，废曲靖府，改南宁县为曲靖县。民国37年(1948)，设第二区督察公署。1949年底，曲靖全境解放，设曲靖专员公署。1954年与宜良专署合并为曲靖行政专员公署，"文革"期间设曲靖地区革命委员会，后为地区行政公署。改革开放后，曲靖步入前所未有的历史发展新时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市政建设突飞猛进，中心城市的位置越来越突出。 1997年5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曲靖撤地设市，10月中下旬，曲靖市第一次党代会、人代会、政协会相继召开，11月7日，曲靖撤地设市正式挂牌，辖8县l市l区，139个乡镇，掀开了曲靖历史新的一页。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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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背景： 中国注册税务师，高级经济师 1991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2007年获复旦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上海税务干部学校特聘教授 北京财税研究院研究员 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学院特聘教授 上海海关学院税务硕士行业导师 主讲课程 ： 《行业税收新政梳理与企业所得税操作实务》 《建安行业税企间涉税争议焦点问题处理技巧》《保险行业税务稽查与纳税评估应对》 《各行业营改增后税务分析与影响》 《金税三期下的新的税务稽查与应对》 《税改背景下的企业财务与税务风险控制》 《营改增后房地产汇算清缴与清算新风险》 《企业营改增实务与节税方略》 《建筑房地产营改增准备与纳税规划》 《物流业营改增难点与纳税规划》 《服务业全面营改增准备与纳税规划》 《金融业营改增要点难点》 《国际税收基础》 《企业对外支付的纳税管理》 《企业离岸资本运作税务规划》 《非居民企业税务稽查》 《关联交易的检查与纳税调整》 《制造业税收政策分析与风险控制》 《融资租赁税收分析》《出口退税新政与税风险防范》 《成品油消费税政策解析》等课程。 主要科研成果： 编写国家税务总局干部培训系列教材（版权归属国家税务总局）《消费税实务》，2009年8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主持编写《出口退（免）税实务》，于2012年3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主编《营业税改增值税政策操作指南与会计实务》 ，于2012年12月由中国市场出版社出版。 主编《非居民税收政策与反避税实务与案例分析》教材，2014年9月由中国市场出版社出版。发表论文多篇。培训过的客户： 为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干部学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厦门国家会计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 中国移动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物流有限公司、中国电信河南公司、贵航集团、河北日报社、深圳装饰集团、通威股份、周大福珠宝、上海浦东发展建设集团、上海电气集团、中建八局、中交二航局、湖南龙骧集团、绵阳投资控股集团公司、绿地物业、二十一冶、海航酒店集团广东华贸集团公司、 旋极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新奥燃气股份、苏美达集团、西飞国际股份等。
青海省税务局始建于1949年10月1日，行政上归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财经处领导。内设秘书室、一科、二科、三科和外勤组。共有31人，刘树林任局长，杨炳章任副局长。同年年底，全省设11个县税务局，7个税务所。1967年青海省税务局与财政厅合署办公。1969年青海省革命委员会设立省财政局，内设税务组。1973年青海省财政局内设青海省税务局。1979年省财政局、税务局分设。1983年青海省税务局升格为省级二级局，内设办公室、税政一处、税政二处、综合处、计会处、人事教育处，共有63人。1984年1月起，青海省税务系统机构设置、干部管理、人员编制和经费开支由省税务局垂直管理。1985年全省共有8个州、地、市税务局，47个县（市、区、镇）税务局（税务分局）。1994年国、地税机构分设前，全局干部职工159 人。机关内设办公室、人事教育处、监察处、机关党委、计会处、税政一处、税政二处、税政三处、征收管理处、直属征收局、科研所、培训中心、税务检察室、税务事务所。 下辖西宁、海东、海西、海南、海北、黄南、玉树、果洛等8个州、地、市局和48个县（区）局。分设前全省共有纳税户47000余户。1994年8月，机构分设后，青海省国家税务局成立，隶属于国家税务总局，机关内设办公室、人事处（老干部管理处）、宣传教育处、监察室、审计法制处、流转税管理处、所得税管理处、涉外税务管理处、征收管理处（发票管理处）、计划财务处、进出口税收管理处、税务稽查分局、税务检察室、机关党委、税务系统工会、税收科学研究所、税务干部教育培训中心、机关生活服务中心、计算机管理中心、省税务事务所，干部职工122人。下辖西宁、海东、海西、海南、海北、黄南、玉树、果洛等8个州、地、市国家税务局。管理39358户纳税人，其中国有企业3166户，集体企业5800户，私营企业289 户，联营企业63户，股份制企业51户，外商投资企业4户，华侨港澳台商投资企业35户，其它企业50 户，个体工商业户29900户。1994年全年共组织各项税收140887万元。2000年12月增设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2002年，全省国税系统共组织各项税收220794万元。管理纳税户47876户，其中国有企业1558户，集体企业1493户，股份合作制企业240户，联营企业25户，有限责任公司4152户，股份有限公司313户，私营企业741户，港澳台商投资企业75户，外商投资企业67户，其它企业32户，个体工商户39137户。2003年，全省国税系统共组织各项税收247647万元。管理48243户纳税人，其中国有企业1222户，集体企业1291户，股份合作制企业224户，联营企业28户，有限责任公司3774户，股份有限公司244户，私营企业1146户，港澳台商投资企业52户，外商投资企业86户，其它企业40户，个体工商户40136户。2004年，全省国税系统共组织各项税收301398万元。全省国税系统共有3800余名在职职工。共担负着48356户纳税人的税收管理，其中国有企业865户，集体企业1018户，股份合作企业206户，联营企业20户，有限责任公司3298户，股份有限公司185户，私营企业2686户，外商投资企业90户，其它企业35户，个体工商户39871户。其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户数2170户，2014户已纳入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管理。2005年，全省国税系统共组织各项税收408362万元，不含车购税收入393523万元，比上年增长30.57%。其中：增值税、消费税两税累计完成35047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37%，增收77455万元，完成年度计划111.89%。增值税全年完成337464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16%，增收78199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12.70%。消费税全年完成13007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5.41%，减收744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94.25%。企业所得税33748万元；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1169万元；车购税收入14839万元。截止到2006年底，全省国税系统共有3900余名在职职工。共担负着49682户纳税人的税收管理，其中国有企业717户，集体企业840户，股份合作企业156户，联营企业18户，有限责任公司4098户，股份有限公司284户，私营企业3561户，外商投资企业111户，其它企业66户，个体工商户39771户。其中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户数2535户，2234户已纳入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管理。2006年，全省国税系统共组织各项税收544784万元，比上年增长33.41%。其中：增值税、消费税两税累计完成45577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05%，增收105300万元，完成年度计划115.88%。增值税全年完成43549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9.05%，增收98035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14.76%。消费税全年完成20272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85%，增收7265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49.06%。企业所得税57999万元；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1651万元；车购税收入18815万元，个人利息所得税10548万元。2007年，全省国税系统共组织各项税收680794万元，比上年增长24.97%%。其中：增值税、消费税两税累计完成57199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5%，增收116219万元，完成年度计划111.46%。增值税全年完成550321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6.37%，增收114822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11.63%。消费税全年完成2166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89%，增收1397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07.27%。企业所得税67167万元；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3823万元；车购税收入25956万元，个人利息所得税11858万元。2008年,全省国税税收入库税收连破70亿及80亿元大关，达到83.63亿元，增幅达22.84%，占GDP比例为8.65%，占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比例为61.3%，超额完成了国家税务总局及省政府下达的任务计划，为青海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财力支持。2009年，全省国税系统共组织入库各项税收收入1018252万元，同比增长21.76%，增收181959万元，完成年度计划的110.8%。超额完成了总局和省政府年初确定的国税收入计划目标。同时国税收入规模和增收额均创新高。继2006年国税收入突破50亿元大关后，仅用三年时间就实现了收入过百亿的新突破。2010年1月，省局领导班子成员为：党组书记、局长饶勇，党组成员、副局长裴毓、刘文升，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敬，党组成员、副局长胡苏华，党组成员、总经济师刘卫民，党组成员、总会计师高世俊,副巡视员张滨生,副巡视员董际进。2011年2月，省局领导班子成员为：党组书记、局长饶勇，党组成员、副局长裴毓、刘文升、胡苏华，党组成员、总经济师刘卫民，党组成员、总会计师高世俊,副巡视员董际进。
不能。国税局是一个政府机构，其职能是管理税收。他们可以发布关于税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文件，但不能发表学术论文。发表学术论文是学术研究者的职责，国家税务机关不应该参与该项活动。
对乌克兰问题的认识：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乌克兰根本问题在于经济。乌克兰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经济总量跟东盟最穷越南差不多。上海的人均GDP差不多等于乌克兰4倍！俄罗斯仅靠卖资源，GDP也达到1.4万美元。乌克兰GDP才人均3700美元，不到俄罗斯的零头。这是乌克兰危机的根本原因。乌克兰以前（90年代）号称要做欧洲的芬兰，2000年以后由于经济不景气，指标调低了，号称要做欧洲的波兰，现在指标调的更低了，只能做欧洲的阿富汗......再例如，国民党为什么9合1选举失败，无非就是经济没搞好，大家（尤其是年轻人）收入下降 2、政治不稳定，经济就搞不好。乌克兰是寡头政治。民众说了不算。近10年的历史，就是一场乌克兰的三国演义。尤先科、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三个人当政10年，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看下面历史事实：2004年的时候是尤先科和季莫申科联手搞掉了亚努科维奇。2005年以后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联手又搞掉了季莫申科。2007年尤先科和季莫申科联手又把亚努科维奇搞掉了。2009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联手又把季莫申科搞掉了。2010年季莫申科和亚努科维奇又联手搞掉了当时的总统尤先科，亚努科维奇上台。2011年，亚努科维奇又把季莫申科送到监狱里。2014年，乌克兰动荡，亚努科维奇仓皇出逃俄罗斯.....所以，要想发展经济，就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3、历史及民族的问题也很重要。乌克兰东部靠近俄罗斯，亲俄；西部靠近波兰，亲欧，所以对立严重。如果乌克兰经济很好，则能掩盖危机，但是乌克兰经济不咋地，又在政治上在亲俄、亲欧之间摇摆，所以就爆发了危机。所以一定要搞好民族问题、历史问题。 4、美国欧洲的干涉，是世界最大的不稳定。美国从伊拉克走了，伊拉克变成烂摊子美国从阿富汗走了，阿富汗变成烂摊子美国到南海来了，南海成了烂摊子法国打击了利比亚，利比亚成了烂摊子英国美国力挺香港，香港就凌乱了 所以美国是世界最邪恶的国家。
解决乌克兰危机出路论文：
乌克兰根本问题在于经济乌克兰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经济总量跟东盟最穷越南差不多上海的人均GDP差不多等于乌克兰4倍俄罗斯仅靠卖资源，GDP也达到14万美元乌克兰GDP才人均3700美元，不到俄罗斯的零头这是乌克兰危机的。
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上的问题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乌克兰根本问题在于经济乌克兰作为一个西方国家，经济总量跟东盟最穷越南差不多上海的人均GDP差不多等于乌克兰4倍俄罗斯仅靠卖资源，GDP也达到14万美元乌克。
自从俄罗斯以大国身份介入欧洲事务以来，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是每一次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关系的重大调整，几乎都导致了国际体系的重新构建19世纪初，俄与法英奥普等国敌友关系的变换，导致拿破仑帝国垮台和维也纳体系的。
3只有俄罗斯才能救乌克兰乌克兰经济搞不好，全是国内寡头政治贪污腐化造成的要解决乌克兰经济问题，只有使乌克兰加入俄罗斯白俄罗斯经济联盟因为俄罗斯毕竟是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4乌克兰俄罗斯其双边贸易额占乌克兰总。
美国自编自导乌克兰危机，不断增兵东欧地区，利用俄乌冲突控制北约，控制欧洲俄罗斯的地缘安全受到致命威胁，被美国逼到了墙角，只能拼死反击多方力量博弈，导致俄乌冲突俄占领克里米亚就开了一个坏头，美国借此事大做文章。
一、旅游业对接待地传统文化的正面影响 近年来，旅游业促进了丽江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步伐，丽江这个响亮的名字，已是举世闻名，成为全球最值得一去的旅游点之一。但旅游业对丽江纳西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一）旅游业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复兴 随着成千上万游客源源不断地涌入，带来了多方面的尤其是对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需求，使得许多濒临失传的传统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在旅游大潮的触动下得到复苏，并已融入旅游市场，得到了重构和新生。例如：许多人文景观得以修复；东巴文化和纳西古乐的保护被提到了法制化的高度；东巴造纸技术被恢复；打铜、打银、制陶等传统手工业获得新生；民间的传统饮食凉粉、发糖、粑粑、酥油茶等都成了颇受游客喜爱的风味食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巴文化，作为丽江纳西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涵盖了纳西族社会生活、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以及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被誉为“纳西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但随着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急剧变迁，自20世纪50年代后东巴文化便逐渐陷入全面衰落以至消亡的深重危机之中。直到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形势的日趋好转，尤其是当地旅游的开发，给东巴文化的恢复带来了契机。原本仅限于学术界研究而被人们视为神秘深奥的东巴文化，现已飞速步入市场，成为当地一道最为亮丽的人文景观，发展为推动丽江旅游大潮的主要文化因素。 （二）旅游业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增强了人们保护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 旅游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当地居民在享受旅游所带来的巨大利益的同时，也逐渐发现了自己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性，从而消除了过去面对所谓主流文化的文化自卑感，越来越倍加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由衷地产生了维护传统文化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保护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传统文化正以各种方式得以保护和传承。如丽江的地方政府、民众、企业通过旅游增加了收入，又把一部分旅游收入返还于古城修复、文化保护和抢救、整理传统文化，从而推动和促进了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还有在纳西族知识精英大力呼吁和倡导下，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为东巴文化的复兴与传承建立的学校。如纳西族知名学者郭大烈先生在黄山镇宏文村开办的“东巴文化传习院”、和力民先生在金山乡组织的“纳西文化研习馆”以及东巴文化博物馆和东巴文化学校等等。1999年、2001年又先后成功举办了99中国丽江国际文化艺术节和中国丽江国际东巴文化旅游节，更使东巴文化这一古老的文化瑰宝重新焕发璀璨的光芒。 二、旅游业对传统文化产生的负面影响 正如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有利弊的两重性一样。旅游活动的开展，在促进传统文化复兴的同时，也给当地的传统文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旅游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影响较之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更为广泛、更加深入，进而将影响到当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应受到我们的更多关注。 （一）传统民族文化的弱化以至同化 “随着旅游的发展，在异质文化的强力冲击下，接待地的原有的文化风貌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衣着、建筑及生活方式到语言文字等都与外来者日益趋同，当地固有的传统文化被逐渐冲淡、同化甚至被扭曲而变形”。 [1]如作为一种民族文化重要载体的民族语言。由于旅游所引发或加速的“文化一体化”进程，其功能在不断地被减弱，并逐渐走向消亡。与10年前相比，现在丽江城区和坝区，讲本民族语言的人越来越少，从小就教小孩学说汉语已成为风气。约70%的当地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已不再说纳西语。在街头巷尾或公共车上，随处可听见父母之间讲纳西语，而父母同子女之间却讲汉语的怪现象。如今，讲纳西语已不是“纳西族”的识别标志，而成了“农村人”的一个识别标志，就是在那些会讲纳西语的青年人中，大量的纳西语词汇也正在消失，故而出现了“用母语能妙语连珠地向后代传授传统文化知识和智慧的祖父母一辈，现在只能与仅会讲汉语的孙辈结结巴巴对话的况”。 [2]旅游的开发使大批游客持续不断地长期涌入，每个游客所逗留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于旅游目的地民族——纳西族人来说，每天都在接待游客。因此，这种接触与冲击是持久的。“一般而言，来自文化强势地区的旅游者对相对处于文化弱势地区的接待地居民会起一种示范效应，其所带来的思想及文化由于成为当地居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所争先效仿的对象。而在一定程度上潜移默化地在改变了他们的日常行为及价值观，从最初仅在装束打扮及娱乐方式上的盲目模仿，发展到后来的刻意追求，并开始对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感到厌倦，以至发展到最终的完全抛弃”。 [3]如世居云南省宁蒗县的摩梭人，是当地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拥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其独特的摩梭文化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随着旅游的开发，古老平静的摩梭社会也发生了震荡，汉化现象逐渐严重。他们为了迎合游客的喜好，穿着轻便灵巧的汉族服装，操着普通话，古朴苍劲的摩梭民谣与现代流行的汉族歌曲同时回荡在泸沽湖上。母系制的婚姻家庭也遭到冲击，外出打工的人愿意在外安家，摩梭少女也愿意嫁出村寨。诸如此类的例子还不在少数，越来越多的旅游接待地中，建筑、服饰、语言、饮食、节日甚至风俗习惯等汉化现象日益严重，“令人直把边寨当杭州”。 （二）传统文化舞台化、商品化 在旅游市场上，因片面追求旅游效益，而不顾当地社会人文资源的特性，进行完全趋从于旅游者口味的运作，以现代艺术形式包装民族文化，将其传统的舞台艺术化、商品化是目前旅游开发的主要手段。虽然它在特定的时间和环境里，能有效刺激游客，使之产生旅游消费的作用。但它的致命弱点就是使民族传统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内涵，日益商品化。大多数旅游者对接待地发生兴趣往往不是真正的关注那种文化的价值，而是受猎奇心理驱使。对游客来讲，有新鲜感的、令人称奇的、来之不易的、在别的地方见不到的，也就是他想要的。他趋近什么，购买什么，就在它们中间选择。“接待地内但凡一切能吸引游客的事与物均被标上价格‘待价而沽’，传统文化也仅仅只是简单地为经济服务，而真正的内涵却常常被人为地肢解、阉割甚至伪造或假冒，原有的文化价值完全被商业价值所取代，出现了一个个专为迎合旅游者而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所谓‘民族服饰’、‘民族歌舞’、‘民族礼俗’等，原本只有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及场合，并按传统的内容和方式才能举行的各种礼仪、礼俗，屡屡应邀打破规矩而频频登台亮相，一切都变得那么有模有样，气氛热烈甚至场面壮观，但从实质而言已毫无特殊意义与价值。仅仅只是一种舞台化、程式化、商业化的表演而已”。如放河灯本是纳西族人民祭奠亡灵的一种民俗形式。现在已被改造成许愿寄托美好祝福的游戏，天天给经营者带来财富。从表面上看，接待地传统文化依然存在，至少在外部形式上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实际上其存在的目的与过去已有了根本的区别。 就拿纳西族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典型代表东巴文化的复兴来说，已经不是也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东巴文化的恢复。昔日的以东巴教为重要载体的东巴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是纳西族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以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持久的影响力构筑着纳西族的精神世界，是纳西族神圣的灵魂所在。而现在的东巴文化的复兴，已不再是为了满足纳西族精神生活的需求，面向的是形形色色的国内外游客，而游客并不信仰东巴教，只是想了解东巴教，甚至有的游客只是出于好奇的心理。于是就缺少了那种宗教信仰赖以存在的至关重要的情感基础。所以“东巴文化的复兴，其实质只是一种文化产业的兴起”。东巴文字被誉为“世界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极富装饰性，所以许多人把东巴文化当作赚钱的工具。山里的农民伐木做成木盘，卖给城里的匠铺，工匠再把成品批发给商贩。木盘上所雕刻或绘制的蛙神、鹰神以及东巴文字，在传统社会都被视为神圣的信仰对象，如今却被排成行地悬挂在古城的大小店铺中，等待着游客们购买。由于缺乏对文化产品的权威认证机构，街头卖得红火的各种东巴文化衫，壁挂等饰物谬误百出，甚至连店主都不知所云。这样不仅造成众多游客上当不说，还直接导致东巴文化的肤浅化、庸俗化，从而给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致命的隐患。 （三）生活环境及方式的改变（以丽江古城为例） 举世闻名的古城承载着丽江悠久的历史文化，是纳西人民智慧的象征。但在旅游浪潮的冲击下，古城不得不迎合游客的需要，变得日趋商品化。丽江古城仅仅3.8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竟然囤聚了1600多户商家。门市林立、人声嘈杂，破坏了原有的宁静与古朴，而且70%以上的店铺或客栈，都被外地生意人租赁经营。尽管外来人员的涌入给丽江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冲淡了古城那种极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氛围。这些身着纳西族服装的外地商客操着各式各样的口音吆喝着，竞相招揽游客，毫无民族特色的外来商品则摆满了古城街巷。古城居民祥和恬静的传统生活方式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冲击，而导致原住居民不愿在古城内生活，带着留恋与无奈迁出了祖祖辈辈居住的老屋。 利益的冲突，生活和需求空间的被掠夺，纳西人生活的家园悄然在置换。千百年沿袭下来的传统文化将不复存在，文化主体的转移和失落，丽江古城就完全失掉遗产申报时的文化优势。丽江古城可以另辟新址按原来的模样复制和建设，但缺少纳西人这一道风景线，无形的传统文化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消逝并不可再生。离乡数载归来的游子在惊叹古城的繁荣时，也感觉少了些什么，一样的五彩石板小巷，一样的小桥流水，却再难寻回儿时记忆中的古城。一个不是旅游区，而是家园的地方。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走在复制的古城街道上，身着纳西族服饰，操着各地口音的人们。让我们看到的将会是一幅与真实纳西生活无关的经过包装和处理怪异的社会文化现象。“因此，云南省社科院副院长、著名纳西学者杨福泉指出：‘古城的灵魂，不在小桥，不在流水，而在人家，以及存在于这一民族的文化’”。 （四）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退化甚至遗失 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虽然各少数民族文化价值观的差异很大，但各民族仍有共同的价值观。如热情好客、淳朴善良、重义轻利等。但是随着旅游活动的开展，游客的大量涌入，有意无意地带来了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引起了以往相对封闭的接待地居民价值观念上的急剧变化。其中也有进步的积极因素，但也引起了当地居民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退化甚至遗失，从而导致一些诸如传统失落，道德失范的现象发生。极大的损害了接待地原本良好规范的旅游氛围，直接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丽江人把水视做生命，爱护水、珍惜水、保护水、合理利用水。上游的水烧茶煮饭，中游的水淘米洗菜，下游的水搓衣洗脚是不成文的规矩。不准往河里丢杂物，倒脏水，不准在上游洗衣服是约定俗成的习惯。这些爱河护水的公约不知沿袭了多少年。可是随着丽江声名大振，大量人流的进入，也带来了陋习。往河里扔垃圾，倒脏水、吐痰等现象随处可见。丽江上了年纪的居民痛心的说“过去我们可以从河里取水喝，现在不行了，明天怎么样？更不敢想象。” 在商品交易方面，纳西人民一贯注重坦诚无欺，公平交易的伦理道德，可是在游客蜂拥而入购买旅游产品的刺激及外地商人经营方式的诱导下，有些纳西居民开始背离本民族的道德规范，将伪劣工艺品高价出售给游客，牟取暴利甚至出现了坑蒙拐，强买强卖等事件。这不仅损害了游客的利益，也损害了当地的名声，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如有的外地商户制作劣质的丽江粑粑，使得游客以为丽江粑粑就只有这样的水平，严重影响了纳西族的名声和古城的形象。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诸如赌博、色情等违背传统文化观念，为社会道德所不容的非法招揽活动，大大恶化了当地的社会风气，使各种犯罪率有所上升，进而严重影响了接待地社会秩序的安定。 纳西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可是随着旅游的开发，旅游者的大量涌入使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受到妨碍和干扰，使其产生排外情绪。居民对旅游者的态度从起初的友好热情转为不满甚至怨恨，他们在心里竖起了一道墙，把自己和游客隔开。三年前的游客可以任意走进古城的任何一座小院子，欣赏主人的园艺，跟主人攀谈，而现在居民对这样的交往已经不感兴趣，很多人家为了安全和不被打扰的需要，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白天不关门的习惯，用禁闭的大门把自己和外界隔开。 （五）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对降低 纳西族具有尊师重教的传统，据云南省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纳西族文盲、半文盲27.41%，低于汉族32.7%。纳西族是每万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高于汉族的5个民族之一。然而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与教育的进步并没有成正比，现实是纳西族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反而相对降低了，表现在初高中学生辍学情况较严重。与前几年由于收入低，不能负担教育费用或家庭劳动力不足所致的失学不同，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就业机会的增多。因为旅游经济所创造的服务性就业岗位对文化程度要求不高，不受更高的教育也能很容易地找到打工的机会，致使家长对教育的重视及支持程度削弱，学生厌学后即弃学，或完成一阶段的学业后不再升学，或干脆弃学打工。据笔者在丽江白沙乡了解的情况，近几年小学、初中、高中第一次升学失败后再次应考的人大大减少，大都能直接就业。从岗位来看，集中于旅游景区的打跳队，餐馆、酒店的服务员等，其中女性占大多数。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对降低，将不利于提高民族素质，不利于民族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三、保护传统文化的对策及思考 传统文化是促进丽江旅游发展的催化剂，纳西族的人文精神是吸引全球目光的亮点。丽江保存了完整而丰富的民族文化，是世界级的人类文化财富。文化资源是丽江最大的优势资源，丽江最大优势也就是文化优势，如果丧失了这一点，丽江旅游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世界文化遗产将会名不副实。因此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势在必行。 （一） 加强民族传统文化教育，增强纳西人民的自我保护意识 保护传统文化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是加强民族传统教育，增强纳西人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尤为重要。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纳西人民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要考虑怎样使传统与现代整合，怎样才能使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保护、发展和传承。但只有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是必须唤醒纳西人民的保护意识。首先，在各机关单位、农村和学校加强民族传统教育，培养纳西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二是加强农村学校的双语教学，使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更加丰富自己的母语词汇，更加热爱自己的民族。三是通过社区的教育，鼓励家长主动承担起向子女传承文化的责任，鼓励人们以讲纳西话为荣，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四是通过有关部门开发和规范民族传统节日和服饰、歌舞、饮食等，使纳西族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得以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二）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严控无度的文化开发 旅游业波及的地区，作为旅游资源的地方文化不可避免地要被商品化。虽然丽江依托文化创出了品牌，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引来了更多的外来开发商打文化的主意，使当地文化商品化的趋势愈演愈烈，文化也就被大量的涂改，变得面目全非。作为纳西人，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开发商以优势文化的习惯整理、加工、包装民族文化，使民族传统文化舞台艺术化、商品化甚至庸俗化。这实际上是对民族文化进行掠夺式开发，已成了一种假造的民族文化，从而破坏了民族文化的变迁轨道，极不利于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文化开发必须严格控制，有关部门应该作好以下工作：一要规范旅游市场，坚决杜绝短期行为的所谓“文化”开发。二要正确引导，让当地人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旅游之中，自觉担当起维护传统的使者。三是继续发挥好民族研究专家和学者的作用，为政府进一步规范文化市场献言献策。 （三）保护古城，保护古城的人文景观 丽江古城是纳西族传统聚居地，是纳西族传统文化最重要、最具有代表性的载体。数百年来，纳西人世世代代在此居住，享受着宁静安详的生活。这座“活”着的历史文化名城，是由世代以古城为家的居民们创造出来的，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构成了独树一帜的“活”的古城文化。因此保护古城文化最重要的是留住当地的土著居民。之前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办法都是较有效的，但这项工作必须抓住以下几个方面：一要动员社区参与，把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发展的主体进入旅游规划，旅游开发等涉及旅游发展重大事宜的决策、执行体系中。将社区的环境、社会和文化背景都纳入旅游发展规划之中，使旅游发展的整体目标和重点与本地居民的目标和重点相互协调一致，正确引导当地居民在依靠旅游获得利益的同时，自觉维护传统习俗和生活习惯，主动参与到维护传统的行列中。二要关注古城居民的生活状况，切实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如果对古城居民的要求和困难视而不见，让大多数居民眼睁睁看着旅游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自己不能从中受益，反而还要忍受由于旅游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承担旅游发展的各项成本（包括环境、社会成本等）。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抵制、消极和敌对情绪。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充分考虑当地居民的愿望、要求、态度、看法和权利，从他们的切身利益出发，要尊重当地的意识形态，传统文化和民俗习惯。通过运用当地的知识，吸纳当地的做法，将当地的文化价值观和传统与民俗旅游开发相结合，使推出的旅游活动能获得当地居民的认同与支持。不断地征询并采纳当地社区的意见和建议，使之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使居民都能从旅游收入中体现出在古城居住的优越性，成为旅游开发的主人，而非旁观者或受害者。三要不断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和商品经济意识，逐步增强他们适应市场和保护自己文化的能力。 （四）宏扬民族精神，加强民族传统道德教育 由于外来文化的影响，使纳西族传统道德伦理体系受到了强烈冲击，导致一些诸如传统道德失落、秩序失控的现象发生，给人一种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消极印象，极大地损害了丽江原本良好规范的旅游氛围，直接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应大力发扬民族精神，使纳西族传统道德得以恢复，使纳西族的优良传统能够继续传承和发展。在弱小民族面临强大主流文化进入而处于困惑时，宏扬民族精神，加强民族传统道德教育的工作显得更加重要。应与时俱进，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传统美德教育相结合，用良好的道德风尚树立纳西人的形象。现代物质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生存危机，同时也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导致了信仰危机、道德危机、情感危机、家庭危机。纳西社会却是一个重视情感生活的社会，老人受到爱戴，亲情与友情是维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本手段，它营造的温情笼罩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他们从生活中找到幸福。人伦与亲情是人类存在的精神支柱，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爱，应该是人类永远的精神财富，而纳西文化却恰巧具备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品质，是对现代文明的重要补偿。因此，发扬民族精神并不是回头路，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与选择，将会有利于丽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重视教育，不断提高纳西族的整体素质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所在，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自古以来，纳西人民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历朝历代的杰出人物和“天雨流芳”的牌坊，给我们留下的不是吃祖宗饭，走回头路，而是一种警示和激励。在所谓纳西族先进、文明的赞誉声中，我们应该多关注农村教育，重视各中学的辍学现象。一是进行升学教育，激励学生热爱家乡，热爱民族，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志向。二是不断提高旅游业的服务档次，提高用人的标准和要求，逐步提高人们对教育的长效投资与现实经济利益的认识。
姓 名：贺平 学历学位：硕士研究生；硕士系别：安阳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通信地址：安阳市高新区黄河大道73号455000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课题（含课题名称、来源、年限）1、《关于做好我校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校级课题，2012年结项，主持。2、《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制约因素与实证研究》，2010.05，河南省科技厅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结项，参与。3、《高校文化建设战略研究》，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9年，参与。4、《大学生礼仪教育问题初探》，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7年，参与。5、《马克思主义多元文化观研究》，省教育厅马克思主义理论专项任务，2012年，参与。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含题目、刊物名称、署名次序与时间）1、《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湾学生的活动初探》，（《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独著，2009.8）2、《和谐社会视阈中不应忽视的群体—对大学生蚁族利益保护的思考》，（《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独著，2012.6）3、《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分析》，（《济南职业学院学报》，独著，2010.4）4、《从大陆回台的台湾学生在台湾光复初期的民主斗争》，（《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独著，2012.6）5、《抗战时期台湾学生来大陆途径考》，（《邵阳学院学报》，独著，2012.6）6、《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淮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独著，2010.9）7、《百家讲坛走红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启示》，（《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独著，2012.06有关学术研究表彰/奖励1、2009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多媒体课件获安阳工学院第二届多媒体课件大赛优秀奖。2、2012年《关于做好我校90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获第七届校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3、2012年《文化变迁下安阳工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第七届校级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
学术论文2015Shi, Y., Chung, J. M., Cheng, J. T., Tracy, J. L., Robins, R. W., Chen, X., & Zheng, Y. (通讯作者) (2015). Cross-cultural evidence for the two-facet structure of prid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55, 61-74. (IF2015 =? SSCI 1 区)Deng, Y., & Zheng, Y. (通讯作者) (2015). Mate-choice copying in single and coupled women: The influence of mate acceptance and mate rejection decisions of other wome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13(1), 89-105. (Published online: 26 January 2015)(IF2015 =? SSCI?区)Zheng, L., & Zheng, Y. (2015). Young gay men’s sexism predict their male facial masculinity preference inChina.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76, 183-186. (IF2015 =? SSCI 2 区)Zheng, L., & Zheng, Y. (in press). Correlated preferences for male facial masculinity and partner traits in gay and bisexual men inChina.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IF2015 =? SSCI 1区)Zheng, M., Zhang, Y., & Zheng, Y. (通讯作者)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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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曰：人生路上有百叶草，开千朵花，结一枚果。若有人能遇到此草，守其花开，待其花落，摘其果实，又能将其文明地弃之者，便可入我佛门。关于文明，以前似乎从未认真思考过，只是偶尔看到了一句佛语，开始让自己浮想联翩。在我的印象当中里，更多呈现的可能是另一个很飘渺的词语价值。无论是对待学习、生活，还是确立自己的人生憧憬，文明的概念都是那样的模糊.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中国文明》的文章，刊发在一期已经记不得名字的杂志上，引来很多我身边人的的争论。文明的概念应该很广泛吧，每个国家乃至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文明观点。也许，在我们看来相当文明的一些举动，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已经显得不那么文明了，我们是否考虑过可以放弃一些也许源自我们祖先积淀的习惯呢？与现代文明的发展拉近距离？可能这只是一个话题，距离它的实现还遥遥无期吧~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的确是的。作为华夏儿女，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传承或者发扬呢？然而曾几何时，我们的文明却走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境界，使每一个有着黄皮肤黑眼睛的人汗颜。在墨尔本，随着华人的踪迹所至，这里的许多公共场所都给华人提供了特殊的“待遇”，如郊区的公共厕所外面都是英文男女标示，里面却只有汉语的提示“请勿随地大小便！”在韩国，许多公寓、写字楼的电梯口烟筒、垃圾箱上都贴着汉语的提示“请勿随地吐痰”；在巴黎、伦敦的许多公众场所都有“请勿大声喧哗！”的汉文标示……难道全世界只有华人不讲礼貌、不讲卫生吗？怎么就没有其他语言的提示？比如日语啊。 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我无话可说。可以说，我已经说不出话了。 就拿自己来说，我曾经认真思考过自己的人生价值。我的假设是：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有960万人，每人都能以自己的努力在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不就实现了吗？如果中国有14亿人口，那么140个人里面有10个树立了这样的理想，而且有1个人能够为这个理想终生努力并最终实现的话，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过2030年的时间而已。今天看来，真的是有些幼稚了。理想化的价值观在现实的“文明”面前面临着挑战。 但是，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想我自己也做不到文明的标准。那么是肯定的，倘若每个人都不讲文明，可想而知：以后的路该有多难过。冷漠与自私，胆小而惧怕，麻木甚至不仁，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