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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神话传说的关注与研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这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思潮：人们普遍希望能够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寻找认识文明社会种种问题的钥匙。而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世界观和“以今证古”的学术原则与方法，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一精神期望。于是，神话研究领域中的人类学派取代语言学派在欧洲崛起，而且很快便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到20世纪初，人类学派神话学通过两条线传到了中国：一条线来自欧洲，一条线来自日本，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对我国的神话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评论者指出：“以泰勒、安德留·兰等为代表（特别是兰氏）的英国人类学的比较神话学派，是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年，在世界学坛上取得了压倒地位的一个学派。从20年代到40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当时这方面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如沈雁冰、赵景深、黄石及周作人等，都是接受了这一派的理论，并把它应用到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风俗的谈论、研究上的。”[1] “在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广为传播以前，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在欧洲和日本都拥有很大的势力，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于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传到我国，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对我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在接受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加以改造，并用之以探究中国神话和世界神话诸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的神话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 民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故事）研究者接过了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的眼光加以改造，用以探究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等领域里的问题，为我国的口头叙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时期，人类学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 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传入人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19世纪后叶，欧洲文化人类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安德留·兰、马林诺斯基等一大批著名的人类学家，出现了《古代社会》、《原始文化》、《金枝》、《神话、仪式与宗教》、《文化论》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类学著作。20世纪初，1903年，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的《西洋文明史》[上海文明书局版]，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竞化书局版]，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作新社版]等）里，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伴随着“神话”与“比较神话学”这些新鲜的词汇传入了我国。我国开始有人向国人介绍欧洲（古希腊罗马、北欧）的神话，并试图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解释和评述神话了。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读到鲁迅回国前订购的美国人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上的古典神话》、法国人戴恩(taine)编的《英国文学史》，开始对安德留·兰( andrew lang, 1844～1912)的人类学派神话学说有所了解。他根据安德留·兰和该莱的神话观点写了一篇题为《三辰神话》的文章，寄给了鲁迅、许寿裳正在筹办中的《新生》杂志，可惜的是《新生》胎死腹中，这篇文稿也就没有出世。[3] 同年，鲁迅发表《破恶声论》的文言长文。这是继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年初在梁启超于东京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之后，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又一篇较早发表的探讨神话诸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对神话的一些见解，如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等，显然受到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的影响。[4]也是这一年（1907），周作人以周逴的笔名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安德留·兰合作根据荷马史诗而撰著的神怪冒险小说《红星轶史》（原名《世界欲》）。周作人在《前言》中对作者之一的英国人类学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安德留·兰的文字。1913－1914年周作人用文言文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等文章，对安德留。兰的神话观点做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是我国最早直接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并运用它来研究神话的重要文章。回顾历史，人类学派学说的传入中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二是绍介其理论与作品，三是运用其学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故事。先说翻译，在这一方面，上文已经说过，周作人有开创之功。赵景深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新民意报·副刊》1923年第8期）和《神话与民间故事》（《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8期）；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文学周报》1927年8月 第4期）、《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原载报刊待查）、《兽婚故事与图腾》（《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1月31日第3卷第1期）、《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青年界》1936年11月第8卷第4期）等。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一书，他差不多译全了。他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研究童话和故事的著述中，介绍和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他的观点，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民间故事近来渐渐有人注意了，他的价值是在从故事里探讨古代的风俗礼仪和宗教，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5]这种民间文学观，正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故事学的核心。除了赵景深以外，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哈里孙的《希腊神话引言》（1926），杨成志翻译了英国该莱《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中山大学《民间文艺》1927年第3期）、英国班恩《民俗学概论》一书的附录部分《民俗学问题格》（《民俗》1928年），郑振铎翻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1934年），等等。从日文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与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汪馥泉译，1929年），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江侠庵编译，收入《先秦经籍考》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白桦译，1931），《狗人国试论》（周学普译，1933年）、《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1935年）、《中国神话传说短论》（石鹿译，1936年）等等，都是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此外，对泰勒、弗雷泽原作的翻译和介绍也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如周作人曾写《金枝上的叶子》，介绍弗雷泽的《金枝》（见《夜读抄》，1934年）；苏秉琦曾译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第4章《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秋子曾译弗雷泽的《迷信与社会诸制度》（《民间月刊》1933年）与《外魂――见于民间故事的》（《文讯》1946年）等等。在人类学派学说的绍介方面，1906年新城王树枏著《希腊春秋》（8卷，兰州官报局藏版，日本三省堂书店发行）、1916年孙毓修著《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与1923年谢六逸著《西洋小说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在介绍西方神话与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对中外神话进行了比较。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部采用人类学派观点写作的普及性的神话理论专著，如黄石的《神话研究》（1927年），谢六逸编译的《神话学abc》（1928年），林惠祥的《民俗学》（1931年）与《神话论》（1934年）等等。在这里要对谢六逸的《神话学abc》多说几句。此书前半部分根据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后半部分根据日本著名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编译而成。西村和高木两位都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有造诣的研究专家，其理论自成体系，钟敬文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谢六逸20年代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8年，他把神话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意识地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神话学史、神话基本理论、方法论），系统介绍给我国，对人类学派的传播，特别是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几部书不仅在中国神话学的初创阶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作为神话学、故事学的入门书，受到研究者与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其次，在研究方面，鲁迅、茅盾、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郑德坤、郑振铎等都运用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神话的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鲁迅有关神话的著述，如《破恶声论》（1908年）、《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讲义本，1923年）、《从神话到神仙传》（《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一讲，1924）、《关于神话的通信――致傅筑夫、梁绳祎》（1925），以及他的某些神话见解（例如关于神话的产生、神话与巫的关系、神话演进为传说、神话的分类等），明显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试察今之蛮民”，“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这种取今以证古，以今日之蛮人来推测荒古无文时代人类心理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者，首推作家茅盾（沈雁冰、玄珠）。他从1918年开始研究神话，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希腊神话，1925年开始发表神话论文，“处处以人类学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写于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 期）、《楚辞与中国神话》（《文学周报》1928年第8期）、《神话杂论》（1929年）、《北欧神话abc》（世界书局1930年）等等，都是人类学派在中国土壤上的产物。他1928年撰写的《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由世界书局刊行，1978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成为中国神话学奠基性质的代表作，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神话学史上开拓者与奠基者的学术地位。1978年，茅盾在为他半个世纪以前写作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再版撰写的前言中，回忆20世纪初叶新一代的文学家是怎样接受人类学派影响的时候说：我对神话发生兴趣，在1918年。最初，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其次，又阅读了若干研究神话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神话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何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原因何在？这一派神话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被公认为神话学的权威。当192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神话时，使用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直到1928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引者按：即《中国神话研究abc》）时仍用这个观点。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及消失的一小段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当后来知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6]茅盾的这段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神话学的初创时期，不仅他本人，我国许多学者的神话见解，受到的主要是欧洲人类学派的影响。周作人在译介人类学派神话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研究方面，写了《神话与传说》（收入《自己的园地》，1923年）、《神话的辩护》（收入《雨天的书》，1924年）、《习俗与神话》（收入《夜读抄》，1933年）等等，进一步阐发了安德留·兰的人类学派观点。钟敬文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有关神话、故事的文章有二、三十篇之多，如《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28年）、《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1933年）与《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1934年）等等，都很有见解。他的神话观点有自己的特色，在接受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还汲取了社会学派的见解。赵景深的几部童话集子，如《童话论集》（1927年）、《童话学abc》（1929年）、《童话评论》（1935年）等，也都是用人类学派观点研究童话和神话的。追随茅盾，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研究《山海经》的郑德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在《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一文中，运用人类学派的万物有灵学说、心理共同说来探讨《山海经》与经中的神怪鸟兽。他说：“神话确能或明或晦地反映出原始人类心理状态的生活情形，是很可贵的文明史的史料。”在当时的《山海经》研究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郑振铎的《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期）借汤祷的故事，旨在对中国的“蛮性的遗留”作一番清理，并由此指出，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常会不经意地侵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神话研究另辟蹊径。由于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们们完成的，故而笔者把中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派。当然这里所说的神话学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立之始，该会主办的《歌谣》周刊以及《晨报副刊》、《语丝》等报刊，虽然也发表过一些翻译介绍英国人类学派、阐发研究其观点方法的文章，但该会及其所代表的流派所倡导的主要思潮是乡土研究[7]，而《妇女杂志》等则成为文学人类学派的主要阵地，胡愈之早期的著名论文《论民间文学》，就是发表在此刊于1921年1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上的。关于我国的文学人类学派民间文艺学，赵景深曾写道：“关于神话和传说的研究，历来的学者多所争论。……直到人类学的解释出，神话和传说的研究方才愈加精密。完成此说的不可不推功于安特路兰(andrew lang)。……要走这条路第一步工夫便是搜集类似的神话和传说。……我国最初以人类学研究民间故事的自然要推《妇女杂志》社诸君。他们已很能做到照农民口吻一点不加修饰的复写下来这一层，却没有做到搜集大同小异的材料这一层，对于犯重复的故事每不采录。这一工夫最方才从单行本《徐文长故事》看到。《徐文长故事》重复的很多，均未删去，这便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处。”[8]《徐文长故事》收录同一母题的故事的不同异文的编辑方法，正体现了人类学派故事研究的方法和原则，被赵景深看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成功范例。文学人类学派演武的阵地，除了《妇女杂志》以外，还有一些影响很大的重要文学杂志，如《语丝》、《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二 人类学派神话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人类学派学说这外来的种子，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上成活、生根、开花、结果，有一个拿来、认识和消化的过程。在我国，人类学派学说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人类学派学说的文学化与中国化；换句话说，所谓本土化，指的是用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和方法去构建和解释作为文学的中国神话。上文我们说过，在世纪初“睁眼看世界”的开放浪潮中，对欧洲神话理论首先产生兴趣的是一批掌握外语、与外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家。他们最初接触神话，只是凭着文学家的兴趣和爱好，以文学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神话。例如，郭沫若开始仅仅从诗人的兴趣出发去欣赏神话（《神话的世界》，《创作周刊》1923年11月7日）；鲁迅是为了和复古派、国粹派论争的需要而利用神话（见鲁迅1907－1908年的论文《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茅盾则为了穷本溯源，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而钻研古典神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作人最初只是为了研究西洋文学必须具备一些入门的、典故性的基础知识而涉猎神话（《希腊神话二》，《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钟敬文、赵景深则认为探讨民俗学与童话学必须同时旁及神话（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童话论集》1927年），等等。尽管各人研究神话的目的不同，时代先后不一，修养各有深浅，成就各异；但是，他们在世纪之初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渠道接受了人类学派的影响，并以此为武器去探讨中国的神话世界。神话首先是文学，中国文学史以神话为开端。首次提出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释的，是文学家史家的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写的就是“小说的渊源：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开篇也是：“神话是文艺的萌芽”，明确地指出神话的性质是文学。神话在文学上定位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阐明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改变。其间传袭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茅盾等文学家理论家，到40年代，由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所继承，到50年代及其以后，袁珂加以发扬光大。神话是文学，但从神话学的学科来考察，神话的功能是多样的，它不仅仅是文学。正是由于神话的文学性质与功能被强调、被强化，所以在我国，神话学在其创始之初，从来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即使在世纪初人类学派学说如此强大之时，也未能改变它依附于文学的性质。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有关神话的主要言论，都是在“神话是小说的开端，文艺的萌芽”这个大前题下展开的。20世纪初，我国学者接触神话，是在“五四”前后，与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同步的，因此，他们的兴趣和抉择不能不受到“五四”民主与科学的革命精神的浸染，目的性很明确。以茅盾为例。一方面，他借鉴欧洲的人类学派，“处处用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认为“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文学周报》1928年第6卷）。另一方面，他善于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以梳理中国的古神话问题。他对神话的一些基本看法，例如神话是原始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神话和原始人的信仰和心理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从原始人的宇宙观、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对神话和仙话、传说、寓言等非神话作品加以严格区分；在比较中探求神话演变的踪迹等等，虽然对人类学派的理论多有借鉴，但是许多结论是经过自己的分析和研究，结合中国神话的具体情况而得出来的。他重视原始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对神话的性质、内容、产生和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比起欧洲人类学家之更多地倾向于原始信仰、仪式与心理因素，可以看出茅盾的神话观点的独创之处。他主张学习外国，但反对一味摹仿，主张大胆创造。这种“自行创造之宏愿”（《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学生杂志》1918年1月），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神话研究之中。他借鉴欧洲的神话学，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的神话的系统”（《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这种朦胧的学科意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三 文学人类学派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在英国人类学派影响下出现的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学术流派，即使一些不属于该流派的学者，也多少受到过人类学派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个派别的观点和方法。但这个流派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钟敬文晚年在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时，对人类学派在我国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分析：这派理论在学术上的主要功绩，是它从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和说明人类不同时期神话的历史关系。它把“野蛮”时代的精神产物（神话）和所谓“文明”时代的同类文化现象联结起来，不把两者看作截然不相关的现象，从而给人文史现象以接近科学的解释，并打破了那种鄙视原始人群及其文化的偏见。其次，那些学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具体论证上，是以当时所能看到的人类学资料为根据和凭证的。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是它所以能够取代语言学派，并有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这一学派尽管在观点和方法运用上有种种缺点（例如某些学者指出，他们对于各民族的风俗、神话等只着重看到它的普遍形相，却忽略了考察它的特殊形相等），但是，它在神话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不能抹杀的。这个显赫一时的神话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它的心理主义。在对原始神话和民间故事等的解释上，它虽然也注意到作为社会现象的风俗等因素，但着重的却是原始心理（思想、信仰等）。对于原始人的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等在形成原始神话思维上的基础作用，那些学者并不怎样重视。作为文化产物的神话，它对原始社会（或稍后的社会）的作用，他们也很少注意。他们所热心解释的，是在较高社会里存在的“遗留物”的来源。其它如我们所重视的神话的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发展对神话的影响等，都不是它的着眼点。总之，它跟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有跟差别之处；而它的那些缺点，在我那时受过影响的论文里是迹象显然的。自然，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毫无用处。它的某些因素或某些侧面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我们知道恩格斯的某些神话观点，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阐述的不是没有关系的。[9]（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期和幼年期，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采取翻译、转述等方式，译介了英国和日本人类学派神话学者的大量著作，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物，给中国学人带来了进化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观、心理共同说、图腾崇拜、遗留物（又称遗形说）等理论，以今证古、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的神话研究与成就，代表着人类学派兴起、发展与极盛三个重要阶段，他们的丰富理论和深远影响，远非万物有灵论、遗留物说、心理共同说、巫术与图腾制等几个核心观点所能概括，而我国二、三十年代对人类学派的介绍也远非全部。然而，他们的代表作《原始文化》、《神话与习俗》、《神话、仪式与宗教》、《近代神话学》、《金枝》、《旧约中的神话》、《图腾制与族外婚》等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经典的价值。（二）文学人类学派学者所撰著的若干有关神话与故事的研究著作，为中国神话学与故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以世界的眼光，采用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的方法，把发展的因素引进神话研究之中。强调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以以今证古的方法，从现代野蛮人的生活、思想和信仰去考察原始人的神话、传说，是人类学派学者们的治学原则，也是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学科特点。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家们较多地停留在书斋研究上，而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这一人类学的学科原则，则做得甚少，因此使学派的活力受到了局限，并没有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多少可用的田野资料，显示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派的天然的弱点，直到20世纪30～40年代社会-民族学派在西南地区崛起之后，才初步建立起田野调查的原则，活态资料的空白也才得到了一些弥补。（三）进化论是人类学派的理论基础。把生物的进化观机械地套用到人文科学之中，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全都经历过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套用到神话研究之中，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经历过从多神——一神，从兽形——半人半兽——人形的演变过程；而口头叙事从神话——传说——故事的发展，也是千篇一律的。人类学派的直线进化观，只看到对象的一般形相而忽视特殊形相的偏颇，给我国的神话研究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2008年10月11日，中国药科大学药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戴德哉接到International J Cardiology（《国际心脏病学杂志》，以下简称IJC）副主编函件，指戴德哉实验室投至该刊的一篇论文与另一本期刊上已发表的论文十分相 似，要求解释。审阅后，戴德哉发现，先他一步发表的“孪生论文”第一作者是贺海波——两年前从他的实验室毕业的博士。两篇“孪生论文”，所用药物不同，动物病理模型一为心肌病，一为心肌梗死，却得出了完全一致的数据和图表，甚至有部分相关段落文字都相同。因为贺海波在戴德哉实验室读博的三年期间，并未出现造假行为，戴德哉对两稿审阅格外细致，但最后仍确定：贺海波剽窃实验室资料，拼凑伪造出了一篇造假论文，并已发表。此时的贺海波早已博士毕业，并进入浙江大学药学院博士后流动站，2008年7月，即事发前三个月，他被浙大聘为副教授。贺海波在浙大药学院的合作导师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浙大药学院院长李连达。在IJC杂志编辑部发现的造假论文中的作者一栏，李连达的名字赫然在列。 情况严重。2008年10月15日，戴德哉将IJC的函件与两篇论文的pdf格式全文，一并转发给浙大药学院常务副院长，要求对方调查。浙大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显示：贺海波共计发表8篇假论文，除一篇在2007年发表外，其余7篇均在2008年6月后刊出，即贺海波受聘副教授前后。而所有造假论文的作者栏里，均列有院士李连达的姓名。这一在浙大内部调查组的消息不胫而走，2008年10月23日，学术打假网站 “新语丝”上曝出第一条“院士李连达学术论文涉嫌造假”的消息。随后，越来越多的消息开始陆续在此网站上刊出。随着更多消息的曝光，李连达院士小组在2006年以后发表的论文中，共有16篇被指涉嫌造假、剽窃或者一稿多投，其中贺海波署名的仅占一半，全部文章均有李连达署名。根据浙大校长杨卫的介绍，2008年10月26日，即浙大药学院接到戴德哉举报信件的十天后，贺海波向学校递交“检讨书”，承认造假系个人所为，“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在李连达院士毫不知情的情形下，偷偷地进行，而且在没有取得李老师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他的名字放在我所有的文章上。”贺海波的检讨也得到了浙大调查组的认同——浙大发出声明：贺海波的造假系个人行为。杨卫更提出“曝光的造假论文并未发表在行业顶级期刊上，对于已功成名就的李连达院士意义不大，李连达没有造假动机”的“动机论”一说。“我们之所以判定李连达院士没有造假，是因为不光贺海波，在所有参与造假的学生的书面检讨上，他们一致说明李连达院士对此事并不知情。”浙江大学新闻办主任单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贺海波的检讨未能得到谅解。针对这一性质严重的学术造假行为，2008年11月13日，浙大召开校长办公会议，宣布撤销贺海波副教授职务和任职资格，并表示若发现任何与此相关的学术不道德的行为问题，都将一查到底。然而，事件却在贺海波卷铺盖走人后，有了更为戏剧性的发展。 2008年11月18日，定居芬兰的世界中医药协会常务理事祝国光向浙大发去第一封信，指院士李连达三篇论文造假。2008年12月6日，祝国光发去第二封信，指以李连达院士为第一作者的论文一稿多投。在接到这两封信的期间，浙大校长杨卫又接到来自两家国外期刊主编发来的传真，大致内容是两家期刊刊登了很相似的文章，希望大学进行内部调查。“这样我就展开了更大范围的调查。所有校内能够反映出问题的信息我们都查了，包括财务、科研申报等等。”杨卫说。12月2日，在杨卫给这两位期刊主编回复的信里，杨卫要求对方告知，是否有相关证据证明其他的署名作者事先不知情的声明不成立。与此同时，杨卫也给另外一些相关期刊发出了同样信件。与此同时，浙大药学院党委书记陈枢青、常务副院长曾苏、杨卫校长先后向李连达了解情况。杨卫更是两次找到李连达，“杨校长很负责，抠得很细。”李连达回忆说。2008年12月26日，李连达向学校给出书面信函，说明：对于所有的造假论文我一无所知，对于被盗用署名亦不知情，直至被揭发后才知道。 就在媒体和公众开始关注这一事件之后，令人意想不到的变故发生。李连达在解释论文风波的同时指出，给浙大寄信揭发，并在网上高调曝光自己论文造假的祝国光，是出于商业上的目的——祝国光是天津天士力药品公司的高级顾问，此前不久，李连达刚刚得出一个研究成果：天士力公司的“复方丹参滴丸”有严重毒副作用。这一说法遭到天士力的强烈反击。天士力立即发表声明，说李连达讲的完全 不实。2009年2月5日，天士力集团总经理李文表示，李连达除了院士的身份，还是其最大竞争对手——国内最大的生产“复方丹参片”的白云山中药有限公司的首席科学家 。“李连达现在是‘复方丹参片’的利益代言人，所以他代表的是白云山的利益。”李文说，“所以他出这个研究的目的是来打压我们。”对此，李连达回应道，自己最初的研究不是要挑天士力的毛病，而是考虑到复方丹参制剂种类多、厂家杂的混乱现状，才进行的研究比较。并指出，他所用的研究数据，就是由天士力自己出的书里摘的。此后，在天士力的回应中，不断曝出“李连达曾索要200万元研究费未果因此报复”、“研究结果是偷换概念、断章取义”等说法。随着事件的不断升级，2009年2月5日上午，天士力股价逆市大跌，下午，天士力公司不得不宣布临时停牌。天士力更表示近，他们已经开始了相关的司法取证，一定要把李连达送到司法的审判庭上。“不论他是不是院士，只要他是不客观、不公正的，我们就会采取法律手段，保留我们的法律权利。”
上网查，很多的
《文化创意类企业办公空间室内设计研究》是由徐桦发表的论文。该论文指出，文化创意类企业的有效运营必需满足特定的空间要求，需要室内设计来激发工作者的创新能力。该论文将从文化创意类企业室内设计的历史、起源、发展及特征等方面对文化创意类企业室内设计进行综合探讨，找出文化创意类企业室内设计模式和创新措施。该论文发布于2017年6月， 即徐桦在清华大学完成毕业设计报告的时间。该论文以实际案例研究的方法来深入研究室内设计对文化创意类企业的影响，探讨如何结合文化创意类企业需求，实施良好的室内设计。
八倍的结构是：八(独体结构)倍(左右结构)。八倍的结构是：八(独体结构)倍(左右结构)。拼音是：bābèi。注音是：ㄅㄚㄅㄟ_。八倍的具体解释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您介绍：一、词语解释【点此查看计划详细内容】八倍bābèi。(1)等于另一物八个之大的总量;某一数量乘以八的数量。二、网络解释八倍【拼音】bābèi【注音】ㄅㄚㄅㄟ_【条目】八倍【引证解释】[eighttimes;octuple]等于另一物八个之大的总量;某一数量乘以八的数量关于八倍的成语七七八八倍日并行声价倍增声价百倍歪八竖八卷甲倍道倍称之息关于八倍的词语倍日并行声价百倍力倍功半倍称之息卷甲倍道声誉十倍事捷功倍声价倍增弃义倍信身价百倍关于八倍的造句1、日本的工作的妈妈一天需要做四小时看管孩子和家事劳动的事情，是她们配偶的八倍。2、作为地球上最咸的水体，死海的水比海水还要咸八倍，但是仍然有一些微生物在其中欣欣向荣。3、谷歌执行长施密特本周表示：“移动联网设备应用的增长速度达到当年机联网浪潮时的八倍。”。4、但林奇在一篇发表的论文中称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新品种，它在实验条件下，即使条件干旱，产量也能增加八倍。5、首先，使用编码方式的消息比二进制编码的消息平均要大六至八倍。点此查看更多关于八倍的详细信息
一、选择刊物
这个步骤尽量是在我们准备撰写论文时就选择好的，不同的刊物影响的范围不同，收录的论文也不同，格式也会不同，提早为此做好准备，可以节省后期的工作量。
二、投稿
在选择好刊物之后就是选择投稿方式了，我们可以选择网上在线投稿，电子邮件投稿或文件寄送投稿。这些方式可以视期刊的要求来选择，有的刊物需要打印稿件，有的刊物没有官网接受投稿等。之后就是等待期刊的审稿和答复了。
三、审稿及初审费用
期刊编辑收到稿件后就会衡量论文是否符合他们发表的要求和论文整体质量，这是初审。如果初审通过，就会通知你缴纳初审费用。
四、审稿及审稿意见
期刊收取初审费后会将论文交给专家审阅，但是一般专家的审阅周期都会很长，大多都是几个月后发送退稿函或修改意见，运气好会遇到个别非常有效率的专家。如果你收到的是修改意见，那说明有机会，只需要认真按照专家满意的方式修改，论文的第一改通过后，后期的二审、三审往往问题不大，都是由编辑与你对接，修改排版、标点符号、语句等问题。
五、缴费以及接受刊物
正常通过审核后，论文就能成果发表，在缴纳版面等费用后，就会在一定时间后收到登有你的论文的刊物了。
论文发表的流程中间需要等待的时间周期是很长的，因此许多要通过发表论文来毕业之类的同学，应该尽早筹备，免得最后阶段等的揪心。
徐桦的论文发布时间为不确定，因为没有提供具体的信息。然而，针对文化创意类企业办公空间室内设计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企业在当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企业需要一个能够促进创意、激发灵感、提高生产力的办公空间，同时也要具备美学、文化和创新等方面的特征。在设计这样的空间时，需要充分考虑到员工的需求和文化背景，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和环保技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因此，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和探索，有助于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也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生产力。
容易。 硕士论文的外审通过率一般在80%至90%之间。通常来说，论文的外审一般都不会非常的严格，只要你的论文当中没有出现科学性错误和严重的格式错误，那么通常都会让你通过的，除非你的论文中实在没有什么突出的成果，才有可能让你修改后再提交。
研究生盲审通过几率和非盲审的差不多。
盲审和非盲审的区别很小，只是去掉了学生和导师的信息，让专家对论文工作进行更客观的评价。 事实上，大多数专家在评审时掌握的原则是一样的，公平公正地看待论文的工作量、创新点，尤其是真实性。如果论文违背学术道德规范 ，有造假和抄袭行为，不管是否盲审，这种论文铁定不通过。
如果论文工作价值较小，比如是重复性工作，创新不足，评委会提出反馈意见供整改，但不排除不通过的可能性，这完全取决于对论文工作是否可以改进的预见。部分学校是不会允许论文短时修改重新评审的，再快也在半年之后。
严格。根据学术参考网显示非全日制硕士论文外审会比一般审查严格一些，只要你的论文当中没有出现科学性错误和严重的格式错误，那么通常都会让你通过的。论文外审中的“盲”就是指信息匿名，在单盲外审中，外审专家的信息对论文作者匿名，但外审专家是知道论文作者的姓名信息的。但是单盲外审由于其单向匿名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为何不试一试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首屈一指的具有立竿见影效果的解酒防醉产品? 喝酒时饮用下面的神奇解酒饮料，可以强效防醉，快速醒酒,是最有效，最方便，最廉价的解决之道！ ***************************************** 想大大提高酒量吗？ 这种神奇饮料至少可以让你提高酒量一倍以上，让你在应酬社交场合显得豪爽，仗义！ 有了这个神奇饮料，酒友们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喝多喝醉，头晕，胃痛 头疼，口渴，烧心等酒后所有难受症状啦！ ************************************** 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具有特效的解酒防醉保健功能饮料 项目概述：本特效醒酒保健饮料是在“酒攻关”盛行，劝酒成风，急性酒精中毒与日俱增，慢性酒精中毒对人们身体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公众迫切呼唤：盼望一种见效快，使用方便，价格适中，无任何副作用的解酒保健品尽快问世。而市场上又没有真正醒酒防醉效果显著，同时能显著预防或减轻急性酒精中毒对人体经造成的损害，以及辅助治疗慢性酒精中毒造成的各种疾病的醒酒保健品能够满足公众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解除急性酒精中毒的各种不良症状给人们带来的痛苦，防治慢性酒精中毒对人体健康造成的严重危害，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迫切需要，我们详细研究了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机制及其对人体各器官的作用机制，我们决心在此基础上，研究开发出全世界广大消费者迫切企盼的，在防治急、慢性酒精中毒与醒酒防醉方面，真正安全、高效、速效的的保健产品。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前驻世界卫生组织（WHO）首席代表，被世界医药界誉为“中国当代李时珍”的著名天然药物专家肖培根教授的指导下，我们课题攻关组，从 1995年至2002年，在八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查阅参考了1955年―2002年发表在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西班牙、俄国等国家主要医学刊物上的文章，论著，试验报告，共达8万篇以上；我们检索查阅参考了我国1950－1999年全国几乎所有药学院、医学院、医学科研机构，药学科研机构发表的相关文章、试验报告等，共计6万篇以上；同时参阅了我国医学典籍名著《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千金方》，《证类本草》，《寿世保元》，《食疗本草》，《兰室秘藏》，《万病回春》，《本草纲目》，《现代中药大词典》，《中药辞海》中有关防治“酒中毒”，“酒客病”，“醒酒防醉”的方剂1200多种；并参阅了国内外数百种专利技术，经过多达500多次反复研究试验，终于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对急慢性酒精中毒的预防和治疗以及对解酒防醉具有高效、速效、长效、安全等特点的神奇独特的醒酒保健产品。 一 本醒酒保健饮料具有的特点： 1．防醉醒酒高效、速效 （1）本醒酒保健饮料具有强效的防醉结果，饮酒前饮用本保健品至少可以提高酒量两倍以上；（2）饮用本醒酒保健饮料可以迅速消除过量饮酒所致的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烦渴等醉酒的不良症状。因此，酒后饮用本保健品具有速效的解酒作用；（3）本醒酒保健饮料可有效地拮抗酒精及其中间代谢产物乙醛对大脑皮层、脑干、脊髓、丘脑以及血管运动中枢和延脑呼吸中枢的抑制作用，从而有效地降低了酒精的中枢麻醉作用。本醒酒饮料具有强效兴奋呼吸，速效麻醉催醒作用，可以使醉酒者迅速从麻醉状态中解脱出来，使醉酒者在30－60分钟完全清醒如常。 2．显著的胃粘膜保护作用 试验结果表明，饮酒前提前饮用本保健品可以完全预防急性酒精中毒所致的胃粘膜充血，水肿、斑片状出血，糜烂等急性胃粘膜损伤和急性胃炎。提前饮用本保健品可以完全防止醉酒时恶心、呕吐、烧心、胃痛、烦渴等不良症状的发生。醉酒后饮用本保健饮料，对治疗过量饮酒所致的胃粘膜损伤以及恶心、呕吐、烧心、胃痛等不良症状具有特效、速效、饮用本保健饮料30-40分钟可使恶心、呕吐、烧心、胃痛、烦渴等不良症状完全消失。每次酒前或酒后都饮用240ml（一瓶）本保健饮料可以完全预防酒精性慢性胃炎、酒精性胃溃疡的发生。 3．显著的肝脏保护作用 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从俄罗斯到整个欧洲，从北美洲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家80－95％的肝病都是由酒精中毒引起的。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酒精性肝病是25－64岁年龄组男性人口第四位死亡的原因。世界卫生组织（WHO）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酒精中毒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第一公害，其毒性可累及全身主要脏器，对肝脏的影响最大，在西方国家80％的肝病是酒中毒引起的，对病毒性肝炎、肝癌等的发生、发展，预后都有着重要影响”。在我国12亿人中有3亿酒民，流行病学调查证实，酒精性肝病发病率约为20％，据估计，我国酒精性肝病患者至少在2500万人以上。 实验结果表明：本保健饮料通过多种机制显著抑制酒精性肝损伤，保护肝脏组织。本保健饮料对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肝，酒精性肝纤维化，酒精性肝硬化的发生发展具有强效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4．显著的中枢神经保护作用 临床资料表明：酒精中毒性神经病是饮酒人群中，是仅次于肝硬化的最普遍的酒精中毒症。根据日本、美国、俄罗斯、德国、中国卫生管理机构统计：酒精性神经损害的发病率，在以上各国15岁以上的人群中，每100人中约占2.3―4人。从长期大量饮酒（每天多于150ml）的饮酒人群来看，酒精性神经损害的发病率是34％－40％。日本人数为230万人；中国人数1300万人；美国为780万人；俄国为1100万人；德国为570万人；据估计：全世界酒精性神经损害的患者估计多计1亿以上。 （1）本醒酒饮料可以加速乙醇和乙醛在人体中的分解代谢，大幅度降低肝脏和血液中乙醇和乙醛的浓度，因此，可以显著减轻乙醇和乙醛对中枢神经的直接和间接毒害作用。 （2）本醒酒饮料可有效地保护脑神经组织Na＋－K＋－ATP酶免受酒精性神经组织损伤的抑制，从而有效地防治酒精对脑组织海马CA－1区神经元的损害。 （3）本醒酒饮料功能因子之一是强效自由基清除剂和抗氧剂，因此本醒酒可有效地减轻自由基，丙二醛对神经组织的损害。 5:安全无毒副作用 本醒酒保健饮料的所有功能成分均为食品成分或亦食亦药的药食两用绿色植物，完全符合《食品卫生法》，《保健食品技术规程》的规范和要求，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本醒酒保健饮料不但可以用于饮酒者的醒酒保健，而且可以作为普通保健饮料饮用，具有味道爽口，提神解渴的特点，同时还具有保肝护胃，使人精力充沛的保健功效。 项目市场前景预测 人们饮酒过量导致酒精中毒后，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最大限度地缓解和消除酒醉后的各种不良症状给人们带来痛苦，有效地预防和治疗急慢性酒精中毒对身体造成的种种危害。为此，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希望能寻找到一种能防醉解酒，保肝护胃，具有立杆见影效果的保健灵药，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期待着。《北京青年报》1995年2月8日所进行的一份社会调查表明：公众迫切呼唤：盼望一种见效快，使用方便，价格适中，无任何副用的解酒保健品尽快问世。美国《时代周刊》1995年10月号一篇文章报道：美国酗酒的人数越来越多，从1990年的1400万人，增加到1994年的1800万人。为此美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治疗与酒精中毒相关的疾病花费每年高达1840亿美元，希望帮助酗酒者预防和治疗“酒依赖”和酒精中毒，但效果很不理想。为此美国广大酒民把希望寄托在中草药上。《时代周刊》写到：美国众多饮酒者苦苦企盼中国企业能尽早开发生产出对防治“酒依赖”和酒精中毒效果显著的保健品！ 本特效醒酒保健饮料的问世，实现了千百年来人们希望能寻找到一种能防醉解酒，保肝护胃，具有立杆见影效果的保健灵药的梦想，为广大酒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福音。本产品不但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前景，而且从俄罗斯到整个欧洲，从北美洲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具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容量和发展前景。
一位母亲正骑脚踏车带着年幼的女儿迎面而来。孩子一不小心，手中的饼干掉在地上。母亲马上停下车，轻声对女儿说：“来，咱们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说着便把孩子抱下来，俩人弯腰一起去捡地上的碎饼干。就是这么普通的一幕，不由让人想起一句话：素质，是一种习惯。仔细想想，不是吗?无论这位母亲，还是将来的孩子文明素质如何，在这一细节中已有了答案。 而现实中，还有不少与“素质不高”对号入座的行为，都是因为不注意、不在乎而形成习惯后在举手投足间不经意就暴露出来的。说到文明素质，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向善、向美的天性，只是日复一日，因自我约束的态度、力度不同，才有了令人一目了然的区别。这一渐变，既与思想认识有关，更是一个行为习惯的养成过程。真希望我们在构建文明和谐社会的程序中，人人能抛掉坏毛病、养成好习惯，不容“小恶”，不拒“小善”，让不文明的画面、不和谐的音符，少些，再少些。 文明礼仪是我们学习、生活的根基，是我们健康成长的臂膀。没有了文明，就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底线，那我们纵然拥有了高深的科学文化知识，对人对已对社会又有何用?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说的就是学习应先学做人，学做文明人，学做社会人，清洁环境，文明校园，从我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让文明礼仪之花在校园处处盛开。 要构建文明和谐社会我们作为学生应如何去做?这是××中学在最近组织全校学生讨论该话题的一个阅读材料，学校要求每班每位同学针对自身、他人、班级找出与校园文明礼仪相违背的做法，用你手中的笔描述出来，用你的心声去倡议大家自觉讲文明礼仪并，用你的好点子去完善我们的文明条例。 这是××中学充满人文气息的德育育人活动的一个缩影，这里没有一点说教的意味，没有对学生横加批评和指责，没有命令和强制要求，有的是反思，关注，倾听不同的意见和建议。活动后从学生交上来令人叫好的整改措施，学校校容校貌的一点点改变，说明德育只有深入人心才会具有实效性。
失败与成功 成功与失败，它们有着奇妙的关系。成功可能是人一生中寻求的东西，也可能是人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候；但是成功也是失败另一面。而失败也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种过程。虽然失败是痛苦的，但是失败可以给人带来宝贵的经验，锻炼出钢铁般的意志。是达到成功的基础. 成功能使人激动，使人振奋，使人的到满足。可是有些人，只为得到但前的成功感动到骄傲，只为过去的成功感到自豪。他却忽略略了大部分的时间——将来。这些人只要他成功了一次，他就会沾沾自喜，无视他人的成果，自以为整个世界只有自己才是最能干，最了不起的人。他们正在失败的万丈深渊徘徊著。 而失败使人消沉，使人痛苦，使人迷茫。但失败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遇到失败就放弃，遇到失败就逃避。我们一定要正视失败，要抱着积极的态度迎接所带来的经验和教训，这样才会成功。我觉得没有失败的成功，这一种成功是不会长远的。而从失败的痛苦中，经过自己的尝试、努力所得到的成功是不平凡的。例如：居里夫人，他经过无数失败，依然永不放弃尝试去寻找化学元素镭,最终他的努力和不放弃，使他得到了成功，这种成功是伟大的。 成功还会带来自信，自信又会带来成功。这不是很矛盾吗？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在做每件事前，我们要对做好这件事有自信，而要有自信就要抱着成功的态度。这样胜利的女神才会跟着你。成功是在态度上表现出来的。但也不要忽略失败。我们要在潜意识中认识失败。失败并不等于永远，因为失败是人生的转折点。如果你懂得失败后，能在爬起身来，能找到失败的原因，这样成功回向你招手。 所以说失败与成功是一对兄弟，他们是不会分开的。有成功就会有失败，而人一生不会一帆风顺。因为人会求 *** ，人是不会平平淡淡的虚度一生的。所以失败是人生路上必需经过的道路。他不但会使人成长，而且还会使人得到乐趣。在失败的痛苦中，人不断在这痛苦中寻找为什么会失败，然后冲出黑暗得到光明的照耀。在这一过程和结果中都能体会到人生的美妙。 使我更加了解到“不经历风雨怎见彩虹。”的真理。
自然规律中，有悲伤的事、成功的事也有让我感到快乐的事。就在今天中午吃完饭后，我疾步如飞地跑到了教室里。过了十几分钟，张老师来到了教室里，把膝上型电脑打开了。这时，张老师就让我们看着电脑读一读自己在网上发表的作文。当时，我正在和邓淑丹、程诗琪做彩色条，用来装饰学习园地的。“下面，就让班上作文写得好的同学来念一下他（她）的作文吧！第一个，胡文萱……”胡文萱走上了讲台，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当时，我也听着的。我觉得胡文萱真不愧是张老师亲口夸奖的同学。胡文萱读完后，快速地走了下来。这时，张老师说道：“是王颖帮您把作文打给我的，去给她鞠个躬撒！”胡文萱又害羞地走到了我的座位前，给我鞠了个躬。“下一个，请王颖同学来为大家读一读她的作文：“不一般的爱”。”我听后脸都红了，还以为张老师看我正在做彩色条，就不会叫我去读呢！结果，张老师却叫我去读作文。 我带着满脸疑惑又有一些害羞似的走上了讲台。这是，同学们给了我一阵热烈的掌声，让我可以扯开嗓门大声读了出来，没有丝毫犹豫。当我读到“姑姑根本没吃，全是我吃的”和“我看后馋涎欲滴”时，就不知不觉的笑了一下，下面也有一位同学笑了起来。读完后，我又马不停蹄地走了下来，就像鬼要来抓我似的。这时，又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那时，我心里甜滋滋的。当我坐到位置上时，还有些不相信那还有些不相信那是我的作文，我居然敢大声向大家读出来，我想，这应该是同学们给我的勇气吧！想到这里，我又一次笑了，笑得很甜、很快乐…… 在这次读作文时，我很害怕，我怕我写的不好，会遭同学们的嘲笑。可是，我又一次克服了困难，让大家听到了我写的作文，我对姑姑的爱。但同学们给了我更多的勇气，给了我更响亮的掌声！
思考能让一个人平静下来。他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整理方式，是对情绪的一个控制过程。思考能让伟大的哲学家莎士比亚悟出人生的道理，穿梭在知识的海洋中，发现人存在的意义。它让一颗烦躁跳动的心，很随着思想平稳起伏;它能平复一个人的情绪，使悲伤的人发现爱的存在，给予一个活下去的动力。
思考才能有所发明创造。在思考中觉悟，在思考中找到新的事物。爱迪生在一次次实验后，创造出了影响几个世纪的发明。思考中一次次否定原来的观点，建立新的观点，找到原来的破绽，修复它，创造出有利于人类的东西。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思考。
俗话说:“脑袋久了不用会生锈。”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勤于动脑，多思考脑子才会越来越灵光。如果放著一个脑袋不用，这算是变相的浪费资源。爱因斯坦大脑才开发了人潜力的百分之零点几，这说明人的脑袋是一个能源库，可关键是你是否愿意去开启那扇思考的门。思考是人脑开发的最好途径。愚笨的人往往是放著脑子不用的人，聪明的人也会去思考发觉其中奥秘所在。
让我们在思考的海洋里自由游动，开发我们的潜力，感悟人生哲学。思考是人生中最有价值也同样是最为享受的事。
家庭教育是孩子一生的起点和基点（作者：hnmf 转载请注明出处 :qwt888./） 孩子从出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接受着家长的影响和教育，也就是从那一天起，对孩子的家庭教育就开始了。家庭教育，一般是指家庭中的父母及其成年人对未成年孩子进行教育和影响的整个过程。其教育的总体目标应该是让孩子打下未来成功的基石。 具体来说，首先应该明白家庭教育的重点，保证孩子的身心健康，为孩子进入幼儿园和学校接受社会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当孩子进入幼儿园学校之后，家庭教育的中心就是与幼儿园和学校一起，促使孩子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和提高。 对于孩子来说，家庭教育是其一生的起点和基石。孩子最初的语言是从家长那里学到的，最初的感情也是家长的感染；孩子的第一步是被家长拉着手迈出的，进入社会生活也是在家长的指点下进行的……家长对孩子的指导构成了家庭教育的主旋律。 儿童时期，孩子缺乏生活能力，衣食住行等一切基本的活动都离不开家长的照料。孩于在生活上和心理上对家长有极大的依赖性，因为孩子的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都十分有限，主要限制在家庭，与家长期夕相处，家长对孩子的影响和教育几乎每天都在强化。家长的言行举止都会成为孩子效仿的榜样。家长对周围人和事的评价标准也会薰陶著孩子，成为孩子未来道德评判的标准，甚至是家长的习惯作风、兴趣爱好等都深深地影响着孩子。所以说，家庭教育对孩子的一生起著至关重要的作用。
育人为本，树德为先 师德是教师的生命，是教师立业之根本。“塑师德、正师风、强师能、铸师魂”是我们学校建设永恒的主题。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讲德者也”、“智如泉源，行可以为仪表者，人之师也。”教师是学生知识增长和思想进步的导师。师德，是一种高尚情操的精神表现，是一种深厚知识和文化品位的行为内涵。我们每个人在回忆自己学习生活时，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些给予人生启迪，以自己实际行动照亮学生生命道路的老师。每的后面，都是一个不可估量的宇宙；每一个门的开启，都是一个无法预测的未来。为师者，当知任重而道远、修德而慎行。 “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知行结合，把自身修养与育人本领结合起来，是新时期对师德准确的概括。学为人师，不单纯是指学问，也包括给予学生积极健康的人生指导；行为示范，则是对教师思想品质的要求，就需要教师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感染学生，教育学生。师德和师能是共生共存的统一体，教师不仅要有无私奉献、的意识，更要有教书育人、科研创新的本领。 “爱与责任”，是对新时期师德建设的新要求。“责任”是“师德之魂”。师德以奉献为根本，教师以育人为职责。远不止于功利，教师必须热爱自己的本职岗位，才能培养出热爱学习的学生。教育是一种以人格培育人格、以灵魂塑造灵魂的特殊劳动。师德高尚的教师，如美酒，历久弥新，使受教育者终生受益。 彰显“让学生阳光、健康、幸福地学习成长”办学理念，需要我们“以德为基，以生为本，为人师表，教书育人”，需要我们学会“以高尚的人格感染人，以整洁的仪表影响人，以和蔼的态度对待人，以丰富的学识引导人，以博大的胸怀爱护人”。 “高山仰上，。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作为一个新世纪优秀的人民教师，一定要用自己的模范行动，为学生树起前进的旗帜，指明前进的方向，点燃他们心中的火种。“有一首歌最为动人，那就是师德；有一道风景最为隽永，那就是师魂；有一种人生最为美丽，那就是教师”。以此与老师们共勉！
拟写论文提纲也是论文写作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可以说从此进入正式的写作阶段。首先，要对学术论文的基本型（常用格式）有一概括了解，并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考虑论文的构成形式。对于初学论文写作者可以参考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型别，做到心中有数；其次，要对掌握的资料做进一步的研究，通盘考虑众多材料的取舍和运用，做到论点突出，论据可靠，论证有力，各部分内容衔接得体。第三，要考虑论文提纲的详略程度。论文提纲可分为粗纲和细纲两种，前者只是提示各部分要点，不涉及材料和论文的展开。对于有经验的论文作者可以采用。但对初学论文写作者来说，最好拟一个比较详细的写作提纲，不但提出论文各部分要点、而且对其中所涉及的材料和材料的详略安排以及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都有所反映，写作时即可得心应手。 六、执笔写作 执笔写作标志著科研工作已进入表达成果的阶段。在有了好的选题、丰富的材料和详细的提纲基础上，执笔写作应该是顺利的，但也不可掉以轻心。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内容当然要充实，但形式也不可不讲究，文字表达要精炼、确切，语法修辞要合乎规范，句子长短要适度。特别应注意的是，一定要采用医学科技语体，用陈述句表达，减少或避免感叹、抒情等语句以及俗言俚语，也不要在论文的开头或结尾无关联络党政领导及其言论或政治形势。 论文写作也和其他文体写作一样，存在着思维的连续性。因此，在写作时要尽量排除各种干扰，使思维活动连续下去，集中精力，力求一气呵成。对于篇幅较长的论文，也要部分一气呵成，中途不要停顿，这样写作效果较好。[2]
其实天空很辽阔，如果你看不见头顶上那片耀眼的蓝，那是因为眼睛缺少了享受难以发现；其实花儿很芬芳，如果你嗅不到小路边那阵沁人心脾的香，那是因为心灵缺少了享受而不懂沉醉！ “享受”一词给人以无限美的遐想……穿越到古代，进入水墨山水，过一种如梦令或声声慢的生活，云鬓斜扎，品茗插花，山野清居，与山清水秀融为一体；步入岁月的年轮，时光隧道将我们送回现在，在人工花海中畅游。喷泉的风采令我们置身其中。难道我的享受仅仅限于美不胜收的自然风光吗？ 心儿会否定它，享受生活更偏向于自己的精神境界，在书籍的海洋中，汲取文化的精髓，从前人的经历中，我们也在不觉中脱胎换骨，享受到了世间最香甜的东西…… 于是，我们有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成为一个有主见的人，只要坚守了自己，就算不伦不类于世也怡然自乐。在执著的背后，我们会付出辛酸的泪水与汗水，但我们还会还生活一份甜美的微笑。刘科岐老人用自己的一双手染绿一座荒山，将平顺的石头山变成绿山。试问：没有那份执著，没有那享受生活的思想支撑，他，能创造那奇迹吗？ 也许有人会说置身于网路世界也是对生活的享受，那么你就把“生活”二字理解偏了。据清华网报道：北京市一位青少年因长期使用电脑，影响了作息时间，打乱了生活常规而猝死。如果你累了，想长眠于世，不妨一试。这确乎是享受，不过背其美而糜烂也。 我的享受也不是停留在城市的喧嚣、浮华，相反乡村会更为朴实。“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能在浮华的闹市中创造一片自己的桃花源又是别有一番味道了，学习那些踏实的东西，保留自己的本真，加入自己的思维见解，这盘菜怕是妙不可言了，但只有享受的世界才能散溢它的芬芳，其他地方没有它的容身之处。 你会享受吗？刘禹锡的<<陋室铭>>你能做到吗？够不著不要紧，那就请随我一同漫游于书香吧！ 一起远离那可望不可即之物，远离糜烂的生活和虚度光阴，踏进那古朴的书香，将身心清洗干净，享受那美妙的大自然，世界多么美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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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作为中国的一种传统饮品，千百年来为我国人民所钟爱，享有“玉液”“琼浆”之美誉。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酿酒饮酒历史悠久的四川，在成为酒的主产区的同时也成为酒的主要消费区。在不断增加的饮酒人群中，部分基层干部的饮酒观念值得关注，酗酒诱发腐败与贪杯误事的事例屡见不鲜。这一现象，究其原因，除制度约束缺失外，我们认为，主要在于日常生活中缺少一种积极健康的、更少功利性的、融入了我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审美情趣的“酒德观”。我国是世界三大酒系之一——白酒的发源地，中国的曲药酿造技术和酒文化，曾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有着杰出的贡献，被称为“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巴山钟灵，蜀水毓秀，勤劳智慧的巴蜀先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酿酒业。如果说中国酒文化是一曲旋律优美的交响乐，巴蜀酒文化则是其中一篇最动人的乐章。这从历代巴蜀名酒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届酒类评比中可见一斑。距今四千余年成都宝墩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制酒器以及其后三星堆与彭县竹瓦街出土的精美青铜酒器，无不表明古蜀先民很早就掌握了谷物酿酒技术。西汉之时，四川酒便以文君当垆的典故引人入胜，汉代的画像砖更是形象生动的再现了当时四川酿酒业的发展盛况。唐代“剑南之烧春”被作为宫廷御酒，至此，四川酒跻身于华夏名酒之列。建国以后，四川酿酒业获得空前发展，成为全省食品工业的支柱产业，多年来对全省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全国酒类发展中也占有重要一席。四川名酒之多为全国之冠，享有“六朵金花”的美誉。时至今日，四川白酒业仍居行业领先地位。四川酿酒自古兴盛，酿酒的原料、水性、土质和气候条件得天独厚。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酒乡的四川人，在长期生产酒、消费酒，全方位地与酒打交道的过程中，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之中，无论是建房起屋，还是婚娶丧葬、祝寿请客乃至饯别，酒都是少不了的。尤其是每逢祭祀、节庆、游赏，酒的需求更甚。除夕之夜，合家欢聚，有“团年酒”；正月里亲朋好友聚会，有“请春酒”；端午节为图吉利，要喝“雄黄酒”；九九重阳节，成都人要到望江楼或城内之鼓楼蒸酒；腊月二十三、二十四日要用酒祭灶。此外，还有“寿酒”、“婚酒”、“送亲酒”、“满月酒”等等，数不胜数。可以说，四川人举宴必酒，逢会必酒，会友须酒，待客须酒，就连平时宴请客人，不叫“请吃饭”，而是“请吃酒”。此外，巴蜀地区世代居住着彝、藏、羌、土家、苗、回、纳西、僳、布依、满、傣、蒙古等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有着各自独特的饮酒习俗，其丰富多彩的饮酒风俗给巴蜀酒文化增添了浓郁的民族风味。彝族谚语说：“汉人贵茶，彝人贵酒。”“为人不喝酒，白来世上走。”酒被彝民当作敬献英雄的琼浆，知心相遇的桥梁。藏族同胞普遍好酒，尤为喜爱青稞酒，青稞酒是藏族人民喜庆佳节，欢呼胜利，嫁娶迎接，至友团聚，别离饯行等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饮品。羌寨是充满酒香的世界，男女老幼几乎无人不喝咂酒。土家人平时用咂酒驱除疲劳，客人来时就用其招待，直到酩酊大醉为止。苗族同胞除饮咂酒外，还酿糯米酒、黄谷酒、玉米酒等，祭祖庆丰收，佳节喜事都喝酒。迎客有“迎客酒”，招待宾客有“交杯酒”，送客有“送客酒”。情真意切，叫人不得不喝。纳西族是豪饮的民族，而且能自酿水酒和白酒。僳僳族男女老幼在日常生活中都离不开水酒，其待客的最高礼节是饮“双人酒”。饮酒时，由主人斟好大婉酒，主客各一手捧住酒碗同时饮下，表示宾客之间亲密友好，情谊深长。悠久的酿饮历史，丰富多彩的酒文化，使四川人不但与酒结友，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嗜酒成癖。卫生部在全国开展的第三次卫生服务调查中，对四川省21个市、州中30个乡镇和30个街道的15岁以上城乡居民共10277人的饮酒状况进行了调查。其中经常饮酒的为12.5％，男性经常饮酒的为22.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今年年初，中国保健协会发布了《2007年度关于四川省民众健康饮酒状况的调查报告》，四川饮酒人群平均单次饮酒量为2.76两(以38度酒为标准)，折算为纯酒精41.95克，超出了国际及我国现行的安全饮用标准。中国保健协会相关人士表示，根据调查，四川大多数饮酒者的健康饮酒状况不合格，如果以100分为满分，63.02％的饮酒者健康饮酒状况得分在59分以下，属于亟待加强科学饮酒观念的人群；60～74分之间的有30.70％，属于科学饮酒观念有待提高的人群；75～89分之间的人群只有6.14％，属于需要养成良好饮酒习惯的人群；90～100分的人群仅有0.14％，属于具有正确饮酒观念的人群。佳酿之乡的四川人在日常生活中与酒结下了深厚情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际交往的增多，酒作为交际的媒介和手段，在庆功祝捷、结婚祝寿、签字立约、团圆接风等比较隆重的场合往往能更好地调节情绪、沟通思想、交流感情、增进友谊。而酒作为人际交往的媒介在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相当作用。然而，在不少地方的一些部门，变质的官场酒局应酬已经明显超出了“合理”范畴，空耗了领导干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领导干部忙于应酬，必然会产生误导，使下属视应酬为“工作”而仿效之，渐渐疏于职守，正可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极易扭曲工作作风滋生腐败，从而导致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在一些部门，官僚作风严重，不但普通群众上门办事门难进、人难找、脸难看、事难办，即使是下级党委、政府到上面去办事，也不容易。然而，很多事情在餐桌上比在会议室里更易于解决。于是，为了今后到上面办事容易点儿，下级干部则充分利用请客吃饭这一增进了解、加深感情的有效手段，只要上级机关的领导下来，就赔着笑脸来接待应酬。结果，筷子一举，酒杯一端，谈笑之间很多成问题的问题及不成问题的问题，均能迎刃而解。人们在酒局社交中相互联系、互通信息、互相依存，形成酒桌上的熟人同盟，所以才有了一切情谊尽在酒中、酒逢知己千杯少、谈事儿要酒局，没事儿更要酒局等这样一些耳熟能详的表达。不可否认，在社会生活中，酒局在联络感情，增进友谊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许多由专业领域和正式组织领域中产生的原则和制度有一部分被熟人社会中的关系网所战胜，这种强化力量使得酒局变得越来越重要。通过酒局可以不断延伸关系的网络，可以获得新关系，巩固老关系。从“不会喝酒，前途没有；一喝九两，重点培养；只喝饮料，领导不要；能喝不输，领导秘书；一喝就倒，官位难保；常喝嫌少，人才难找；……”、“酒杯一端，政策放宽”、“能喝半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要提升”等调侃、夸张的顺口溜中，多多少少反映了部分基层单位官场酒文化中的不正之风。但正如一位基层干部所说，应酬太多，自己不情愿，家人埋怨，群众抱怨，严重损耗了工作精力和身体健康，影响了干部形象。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酒桌上不分彼此，公事就很难做到公办。“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举，可以可以”。一些基层干部在觥筹交错、酒酣耳热之际，情变自然地大于法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豆腐渣工程”、“虚假数字”通过了；不该拨付的款项划出去了；一些“歪”干部提拔上来了……甚至邪念、色欲、胆量也随着酒气的升腾而冲向脑门，于是乎在头重脚轻、歪歪斜斜、晕晕乎乎之时干出了违法乱纪的傻事、坏事。针对这一状况，有人提出“禁酒”，一些单位明令禁止工作日午餐饮酒。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些干部还找出种种借口为自己开脱：部属请，不喝容易脱离群众；下乡下点，不喝怕被人家猜忌。更何况，“酒桌能搞调查研究，喝酒可以摸到实情”。理由既如此堂皇，焉有不大喝特喝之理?!少数基层干部更是把陪领导喝酒作为联络感情的重要手段，不惜“喝坏党风喝坏胃，喝得单位没经费，喝得群众背靠背”。某些基层单位酒风仍然长盛不衰。不少基层干部反映，越来越多的应酬、不必要的接待，好似一座“大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过多的应酬接待已严重影响了基层干部作风，尤其是过度饮酒，使一些基层干部苦不堪言。但为何部分基层干部嗜酒之风却日甚一日呢?我们调查以为，除制度约束缺失外，主要是人们对酒缺乏一种正确的认识。数千年来，有人视酒为福浆，不可一日无酒；有人视酒为祸水，宁可终生远离。酒，并非人人都喜好。爱酒的人，对它赞美备至，把它比作“玉液”、“甘露”，称之为“太平君子”、“天禄大夫”，不可须臾离之。“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李白诗)，直到“数茎白发那抛得?百罚深杯亦不辞”(杜甫诗)。他们终身与酒为伍，直到死而后已。恶酒的人，则把酒说得无一可取，非但不喝，有的一见就反感，甚至“头疼”。有的人认为，酒是致疾败行、乱性伤身的凶物，乃至说“亡国之君、败家之子”的出现，莫不与酒有关，可谓“深恶痛绝”。对于同一种食品，爱恶悬殊，对立鲜明，应该承认也是罕见的。酒如同一把双刃剑，严格地说，酒本身并无功过之分，骂酒誉酒，酒功酒过，全在于饮者自身如何把握。“过犹不及”，正反皆然，诚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酒极则乱，乐极生悲，万事尽然”。显然，建立一种积极健康的、更少功利性的、融入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和审美情趣的“酒德观”，定能扬其酒的积极一面，抑其消极一面。中华民族的饮酒历史源远流长。古代先哲很早就强调饮酒不能过量并倡导饮酒有节。“唯酒无量，不及乱”，“不为酒困”，照各人的酒量、财力和劳作时间，适量饮酒，以不及于困乱为度，这是一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丘对“酒德”言简意赅又能身体力行的理性论断。“酒德”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既醉以酒，既饱以德”，“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酒德的含义是说饮酒要有德行，不能像纣王那样“颠覆厥德，荒湛于酒。”遵循酒德，方为君子。饮酒讲究德量。所谓德量，是指饮酒要有节制，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古人对饮酒之量很有研究，认为“以半为好”，有诗为证：“好花乘看半开时，好酒宜在半醉中”。提倡“饮随人量”，“酒遇故人随人量，花当好处及时看”就是这个道理，这样可以避免“酒逢知己千杯少”所造成的酩酊大醉。古人强调饮酒注重德量，说明很早以前人们便明了饮酒量与健康的辩证关系。《本草备要》写道：“少饮则和血运气，壮神”。从现代医学观点来看，少则益，多则弊。少饮增加唾液、胃液的分泌，促进胃、肠的消化与吸收，增进血液循环，疏通经络，振奋情神，消除疲劳。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指出：每天饮酒不超过二盎司纯酒精(约合白酒1.2两)，有助于减少冠心病。提倡“适量饮酒，增进健康”的理念，是倡导一种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以和谐、健康的酒文化促进社会的安定，使饮酒进入一个积极主动、可以控制的新时代。任何一种食品都一样，食用适量，于人有益；食用过量，有损健康。酒也不例外，它的益害尤其显著。因此，传播现代酒道，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一个重要的当务之急的社会课题。“适量饮酒，增进健康”就是提倡一种科学健康的饮酒主张，适量饮酒就是提倡理性地饮酒，适度地饮酒，科学地饮酒。理性地饮酒即饮好酒(指纯粮固态发酵的名优酒)、低度酒，不嗜酒成习，每周至少两天以上不饮酒；适度地饮酒就是饮酒要适量，不强饮，不酗酒，每日饮酒量相当于每公斤体重饮1g酒计算，一般约100mL白酒；科学地饮酒为饮酒时心境要好，不空腹饮，不混饮，饮必小咽，饮后少茶。酒的属性似乎注定了酒天生就是是非之物，酒中有乐，但乐极生悲。酒是人际交往中的催化剂，人们适量饮酒，可以起到调剂生活，振奋精神，增添喜庆情趣，和谐人际关系，没有酒的人生该是多么枯燥乏味!然而，醉酒伤身和酗酒败事的负面又是我们不能不引为鉴戒的。“花看半开，酒饮微醺”的趣味，才是最令人徘徊的境界。不醉、不困、不暇、饮酒有节，应是酒德的真谛，亦是中国酒文化的精华。愿我们的基层社会与基层干部都成为与酒有缘的和谐社会的“德性饮者”，而非饕餮酒徒。[来源:论文天下
中国酒的起源 我国是酒的故乡，也是酒文化的发源地，是世界上酿酒最早的国家之一。酒的酿造，在我国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酒与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据有关资料记载，地球上最早的酒，应是落地野果自然发酵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酒的出现，不是人类的发明，而是天工的造化。一般来说，有了酒，才能有酒器，因此，人工酿酒的先决条件，应该先从陶器的制造开始，否则，便无从酿起。考古学证明，在近现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品中，已有了专用的酒器。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和酒发生了关系，而且当时我国酿酒技术已经开始盛行。以后经过夏、商两代，饮酒的器具也越来越多。在仰韶文化遗址中，既有陶罐，也有陶杯。在出土的商、殷文物中，青铜酒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说明当时饮酒的风气确实很盛。而且，我们可以从《史记·殷本纪》关于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的记载，以及《诗经》中“十月获稻、为此春酒”和“为此春酒，以介眉寿”的诗句中推知，约在六千年前，人工酿酒就开始了。 酒，是人类各民族民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大饮料。世界上最古老的实物酒是伊朗撒玛利出土的葡萄酒，距今三千多年，仍芳醇弥人；中国最古老的实物酒是西安出土的汉代御酒，据专家考证系粮食酒（也有专家认证为黄酒，作为黄酒工作者闻之为之跃呼、幸哉至善！）至今仍香醇可饮，可谓奇也！中国甲骨文中早就出现了酒字和与酒有关的醴、尊、酉等字。从中可以佐证酒的存在之久。至于文史中的记载更是枚不胜举，如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即醉以酒，即饱以德”（《大雅·即醉》）的诗讯《周易》、《周礼》、《礼记》、《左传》等典籍中，关于古代酒俗的记载更多，如“酒者可以养老也”（《礼记》）、“酒以成礼”（《左传》）等。这说明酒存在着多种用途。是生活习俗中必不可少的。 中国制酒历史 中国制酒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名酒荟萃，享誉中外。传说，发明酒的人，名叫杜康。他当长工时，有一次偶然把高粱米饭放在树洞中，时间久了，发酵成了酒。所以开始名叫“久”，后来才有“酒”字。增加“酒”的历史典故。酒产生于何时，现已无可考。 黄酒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类之一，约在三千多年前，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制黄酒。约一千年前的宋代，中国人发明了蒸馏法，从此，白酒成为中国人饮用的主要酒类。酒渗透于整个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从文学艺术创作、文化娱乐到饮食烹饪、养生保健等各方面，在中国人生活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 中国酒之最 传说中的酿酒鼻祖：杜康、仪狄。 我国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酒：黄酒和白酒。 人类最先学会酿造的酒：果酒和乳酒。 我国最早的麦芽酿成的酒精饮料：醴。 现已出土的最早成套酿酒器具：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 现存最古老的酒：1980年在河南商代后期(距今约三千年)古墓出土的酒，现存故宫博物院。 已发现的最早的蒸馏器：东汉时期的青铜蒸馏器（现藏上海博物馆）。 最早实行酒的专卖：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 酒价的最早记载：汉代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官卖酒，每升四钱。 记载酒的最早文字：商代甲骨文。 葡萄酒的最早记载：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 最早的麦芽制造方法的记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最早的药酒生产工艺记载：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养生方》。 最早的卖酒广告记载：战国末期韩非子《韩非子》“宋人酤酒，悬帜甚高”。 我国最早的机械化葡萄酒厂：烟台张裕葡萄酿酒公司。 我国最早的啤酒厂建于1900年：哈尔滨。 我国第一个全机械化黄酒厂： 无锡黄酒厂。 目前国产价格最贵的酒：茅台酒。 目前产量最大的饮料酒：啤酒。 麦芽制造方法的记载：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最早提出酿酒始于农耕的人：汉代刘安《淮南子》，“清盎之美， 始于耒耜”。 最早提出酒是天然发酵产物的人：晋代的江统《酒诰》。 现已出土的最早成套酿酒器具：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 现已出土的最早的反映酿酒全过程的图像：山东诸城凉台出土的<<庖厨图>> 画像石。 最早的酿酒规章：周代，见《礼记·月令》。 古代学术水平最高的黄酒酿造专著：北宋朱肱的《北山酒经》。 最早记载加热杀菌技术：北宋《北山酒经》。 古代记载酒名最多的书：宋代张能臣的《酒名记》 古代最著名的酒百科全书：宋代窦苹的《酒谱》。 最早的禁酒令：周代的《酒诰》。 最早实行酒的专卖：汉武帝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 酒价的最早记载：汉代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官卖酒，每升四钱。 最早的卖酒广告记载：战国末期韩非子《宋人酤酒》：“宋人酤酒， 悬帜甚高”，帜：酒旗。 一 酒的化学知识 酒是多种化学成份的混合物，酒精是其主要成份，除此之外，还有水和众多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可分为酸、酯、醛、醇等类型。决定酒的质量的成份往往含量很低，但种类却非常多。这些成份含量的配比非常重要。 饮料酒中都含有酒精,酒精的学名是乙醇,分子式:CH3—CH2—OH,分子量为46. 糖转化成乙醇的化学反应式: C6H12O6 → 2CH3CH2OH + 2CO2 二 酒在人体内的吸收 酒精无需经过消化系统而可被肠胃直接吸收。酒进入肠胃后，进入血管，饮酒后几分钟，迅速扩散到人体的全身。酒首先被血液带到肝脏，在肝脏过滤后，到达心脏，再到肺，从肺又返回到心脏，然后通过主动脉到静脉，再到达大脑和高级神经中枢。酒精对大脑和神经中枢的影响最大。 人体本身也能合成少量的酒精，正常人的血液中含有0.003%的酒精。 血液中酒精浓度的致死剂量是0.7%。 三 酒的度数 酒的度数表示酒中含乙醇的体积百分比,通常是以20 ℃时的体积比表示的,如 50 度的酒,表示在100 毫升的酒中,含有乙醇50 毫升(20 ℃). 表示酒精含量也可以用重量比,重量比和体积比可以互相换算. 西方国家常用proof表示酒精含量,规定200 proof 为酒精含量为100% 的酒. 如100 proof 的酒则是含酒精50%. 四 啤酒的度数 啤酒的度数则不表示乙醇的含量,而是表示啤酒生产原料, 也就是麦芽汁的浓度,以12度的啤酒为例,是麦芽汁发酵前浸出物的浓度为12%(重量比).麦芽汁中的浸出物是多种成分的混合物,以麦芽糖为主. 啤酒的酒精是由麦芽糖转化而来的,由此可知,酒精度低于12度.如常见的浅色啤酒,酒精含量为3.3-3.8%;浓色啤酒酒精含量为4-5%. 五 干酒和甜酒 葡萄酒和黄酒,常常分为干型酒和甜型酒,在酿酒业中,用"干"(dry) 表示酒中含糖量低,糖份大部分都转化成了酒精.还有一种"半干酒",所含的糖份比"干" 酒较高些.甜,说明酒中含糖份高,酒中的糖份没有全部转化成酒精.还有半甜酒,浓甜酒. 喝酒不醉的小窍门 1、不要空腹饮酒，因为空腹时酒精吸收快，人容易喝醉；最好的预防方法就是在喝酒之前，先行食用油质食物，如肥肉、蹄膀等，或饮用牛奶，利用食物中脂肪不易消化的特性来保护胃部，以防止酒精渗透胃壁。这是饮酒不醉的主要诀窍。因为这样可使乙醇在体内吸收时间延长。 2、不要和碳酸饮料如可乐、汽水等一起喝，这类饮料中的成分能加快身体吸收酒精。 3、至于在饮酒之后，能够尽量的饮用热汤，尤其是用姜丝炖的鱼汤，特别具有解酒效果。 4、由于酒精对肝脏的伤害较大，喝酒的时候应该多吃绿叶蔬菜，其中的抗氧化剂和维生素可保护肝脏。还可以吃一些豆制品，其中的卵磷脂有保护肝脏的作用。 5 酒醉后最好不要喝浓茶可以喝点淡茶。茶叶中的茶多酚有一定的保肝作用，但浓茶中的茶碱可使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反而会加剧头疼。如果有人身不由己喝得太多，可以事后吃一些水果，或者喝一些果汁，因为水果和果汁中的酸性成分可以中和酒精。很多人酒后往往不吃饭，这样危害更大，应吃一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来一碗面条就非常好。 6、宜慢不宜快。饮酒后五分钟乙醇就可进入血液，30~120分钟时血中乙醇浓度可达到顶峰。饮酒快则血中乙醇浓度升高得也快，很快就会出现醉酒状态。若慢慢饮入，体内可有充分的时间把乙醇分解掉，乙醇的产生量就少，不易喝醉。 7、食饮结合。饮酒时，吃什么东西最不易醉？以吃猪肝最好。这不仅是因为其营养丰富，而且因为猪肝可提高机体对乙醇的解毒能力，常饮酒的人会造成体内维生素B的丢失，而猪肝又是维生素B最丰富的食物，故吃煮猪肝或炒猪肝是很理想的伴酒菜。 8、甜点加水果。饮酒后立即吃些甜点心和水果可以保持不醉状态。俗话说“酒后吃甜柿子，酒味会消失”，这话不错。甜柿子之类的水果含有大量的果糖，可以使乙醇氧化，使乙醇加快分解代谢掉，甜点心也有大体相仿的效果。 9、预防酒醉性胃炎和脱水症，可饮加砂糖或蜂蜜的牛奶，既可促进乙醇分解，又能保护胃黏膜。由于脱水会使盐分丢失，可适量饮些淡盐水或补液盐。 解酒方法大全 1、蜂蜜解酒。将蜂蜜用水稀释，徐徐服下。蜂蜜水浓度要高一些。 2、食醋解酒。用食醋烧一碗酸汤，服下。食醋一小杯(20毫升左右)，徐徐服下。食醋与白糖浸渍过的萝卜丝(一大碗)，吃下。食醋浸渍过的松花蛋两个，吃服。食醋能解酒，主要是由于酒中的乙醇与食醋中的机酸，会在人体的肠胃内相遇而起醋化反应，降低乙醇浓度，从而减轻酒精的毒性。 3、豆腐解酒。饮酒时宜多以豆腐类菜肴作下酒菜。困为豆腐中的半胱胺酸是一种主要的氨基酸，能解己醛毒，食后能使之迅速排出。 4、生蛋清、鲜牛奶、霜柿饼解酒。将三者煎汤服，可解酒。 5、糖茶水解酒。糖茶水可冲淡血液中酒精浓度，并加速排泄。 6、芹菜解酒。芹菜挤汁服下，可取醉后头痛、脑胀、颜面潮红。 7、绿豆解酒。绿豆适量，用温开水洗净，捣烂，开水冲服或煮汤服。 8、食盐解酒。饮酒过量，胸膜难受。可在开水里面加少许食盐，喝下去立刻就能解酒。 9、柑橘皮解酒。将柑橘皮焙干、研末，加食盐1.5克，煮汤服。 10、白萝卜解酒。白萝卜一公斤，捣成泥取汁，分一次服。也可在白萝卜汁中加红糖适量饮服。也可食生萝卜。 11、鲜橙解酒。鲜橙(鲜橘亦可)三五个，榨汁饮服，或食服。 12、生梨解酒。吃梨或挤梨汁饮服。 注意：对于酩酊大醉者，如果用了上述方法仍不能使其解酒醒转，可用干净鸡毛一支轻轻摩擦其喉咙或用手捏其喉咙，使其呕吐残留在胃中的酒液，可使醉状缓解。若仍无效果，则应就医诊治。 注意事项 1．饮量适度：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古今关于饮酒害利之所以有较多的争议，问题的关键即在于饮量的多少。少饮有益，多饮有害。宋代邵雍诗日：“人不善饮酒，唯喜饮之多；人或善饮酒，难喜饮之和。饮多成酪酊，酪酊身遂疴；饮和成醺酣，醺酣颜遂酡。”这里的“和”即是适度。无太过，亦无不及。太过伤损身体，不及等于无饮，起不到养生作用。 2．饮酒时间：一般认为，酒不可夜饮。《本草纲目》有载：人知戒早饮，而不知夜饮更甚。既醉且饱，睡而就枕，热拥伤心伤目。夜气收敛，酒以发之，乱其清明，劳其脾胃，停湿生疮，动火助欲，因而致病者多矣。由些可见，之所以戒夜饮，主要因为夜气收敛，一方面所饮之酒不能发散，热壅于里，有伤心伤目之弊；另一方面酒本为发散走窜之物，又扰乱夜间人气的收敛和平静，伤人之和。此外，在关于饮酒的节令问题上，也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些人从季节温度高低而论，认为冬季严寒，宜于饮酒，以温阳散寒。 3．饮酒温度：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主张冷饮，而也有一些人主张温饮。主张冷饮的人认为，酒性本热，如果热饮，其热更甚，易于损胃。如果冷饮，则以冷制热，无过热之害。元代医学家朱震亨说：酒“理直冷饮，有三益焉。过于肺入于胃，然后微温，肺先得温中之寒，可以补气；次得寒中之温，可以养胃。冷酒行迟，传化以渐，人不得恣饮也。”但清人徐文弼则提倡温饮，他说酒“最宜温服”，“热饮伤肺”、“冷饮伤脾”。比较折中的观点是酒虽可温饮，但不要热饮。至于冷饮温饮何者适宜，这可随个体情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对待。 4．辨证选酒：根据中医理论，饮酒养生较适宜于年老者、气血运行迟缓者、阳气不振者，以及体内有寒气、有痹阻、有瘀滞者。这是就单纯的酒而言，不是指药酒。药酒随所用药物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性能，用补者有补血、滋阴、温阳、益气的不同，用攻者有化痰、燥湿、理气、行血、消积等的区别，因而不可一概用之。体虚者用补酒，血脉不通者则用行气活血通络的药酒；有寒者用酒宜温，而有热者用酒宜清。有意行药酒养生者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作选择。 5．坚持饮用：任何养身方法的实践都要持之以恒，久之乃可受益，饮酒养生亦然。古人认为坚持饮酒才可以使酒气相接。唐代大医学家孙思貌说：“凡服药酒，欲得使酒气相接，无得断绝，绝则不得药力。多少皆以和为度，不可令醉及吐，则大损人也。”当然，孙思貌只年累月、坚持终生地饮用，他可能是指在一段时间里要持之以恒。 6.空腹不宜饮酒：空腹饮酒容易刺激胃黏膜，引起胃炎和胃溃疡等多种病变。人体会很容易出现低血糖，进而头晕、出冷汗、心悸，严重者导致低血糖昏迷甚至死亡。
对神话传说的关注与研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这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思潮：人们普遍希望能够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寻找认识文明社会种种问题的钥匙。而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世界观和“以今证古”的学术原则与方法，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一精神期望。于是，神话研究领域中的人类学派取代语言学派在欧洲崛起，而且很快便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到20世纪初，人类学派神话学通过两条线传到了中国：一条线来自欧洲，一条线来自日本，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对我国的神话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评论者指出：“以泰勒、安德留·兰等为代表（特别是兰氏）的英国人类学的比较神话学派，是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年，在世界学坛上取得了压倒地位的一个学派。从20年代到40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当时这方面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如沈雁冰、赵景深、黄石及周作人等，都是接受了这一派的理论，并把它应用到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风俗的谈论、研究上的。”[1] “在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广为传播以前，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在欧洲和日本都拥有很大的势力，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于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传到我国，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对我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在接受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加以改造，并用之以探究中国神话和世界神话诸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的神话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 民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故事）研究者接过了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的眼光加以改造，用以探究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等领域里的问题，为我国的口头叙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时期，人类学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 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传入人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19世纪后叶，欧洲文化人类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安德留·兰、马林诺斯基等一大批著名的人类学家，出现了《古代社会》、《原始文化》、《金枝》、《神话、仪式与宗教》、《文化论》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类学著作。20世纪初，1903年，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的《西洋文明史》[上海文明书局版]，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竞化书局版]，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作新社版]等）里，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伴随着“神话”与“比较神话学”这些新鲜的词汇传入了我国。我国开始有人向国人介绍欧洲（古希腊罗马、北欧）的神话，并试图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解释和评述神话了。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读到鲁迅回国前订购的美国人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上的古典神话》、法国人戴恩(taine)编的《英国文学史》，开始对安德留·兰( andrew lang, 1844～1912)的人类学派神话学说有所了解。他根据安德留·兰和该莱的神话观点写了一篇题为《三辰神话》的文章，寄给了鲁迅、许寿裳正在筹办中的《新生》杂志，可惜的是《新生》胎死腹中，这篇文稿也就没有出世。[3] 同年，鲁迅发表《破恶声论》的文言长文。这是继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年初在梁启超于东京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之后，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又一篇较早发表的探讨神话诸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对神话的一些见解，如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等，显然受到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的影响。[4]也是这一年（1907），周作人以周逴的笔名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安德留·兰合作根据荷马史诗而撰著的神怪冒险小说《红星轶史》（原名《世界欲》）。周作人在《前言》中对作者之一的英国人类学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安德留·兰的文字。1913－1914年周作人用文言文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等文章，对安德留。兰的神话观点做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是我国最早直接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并运用它来研究神话的重要文章。回顾历史，人类学派学说的传入中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二是绍介其理论与作品，三是运用其学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故事。先说翻译，在这一方面，上文已经说过，周作人有开创之功。赵景深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新民意报·副刊》1923年第8期）和《神话与民间故事》（《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8期）；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文学周报》1927年8月 第4期）、《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原载报刊待查）、《兽婚故事与图腾》（《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1月31日第3卷第1期）、《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青年界》1936年11月第8卷第4期）等。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一书，他差不多译全了。他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研究童话和故事的著述中，介绍和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他的观点，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民间故事近来渐渐有人注意了，他的价值是在从故事里探讨古代的风俗礼仪和宗教，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5]这种民间文学观，正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故事学的核心。除了赵景深以外，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哈里孙的《希腊神话引言》（1926），杨成志翻译了英国该莱《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中山大学《民间文艺》1927年第3期）、英国班恩《民俗学概论》一书的附录部分《民俗学问题格》（《民俗》1928年），郑振铎翻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1934年），等等。从日文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与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汪馥泉译，1929年），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江侠庵编译，收入《先秦经籍考》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白桦译，1931），《狗人国试论》（周学普译，1933年）、《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1935年）、《中国神话传说短论》（石鹿译，1936年）等等，都是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此外，对泰勒、弗雷泽原作的翻译和介绍也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如周作人曾写《金枝上的叶子》，介绍弗雷泽的《金枝》（见《夜读抄》，1934年）；苏秉琦曾译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第4章《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秋子曾译弗雷泽的《迷信与社会诸制度》（《民间月刊》1933年）与《外魂――见于民间故事的》（《文讯》1946年）等等。在人类学派学说的绍介方面，1906年新城王树枏著《希腊春秋》（8卷，兰州官报局藏版，日本三省堂书店发行）、1916年孙毓修著《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与1923年谢六逸著《西洋小说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在介绍西方神话与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对中外神话进行了比较。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部采用人类学派观点写作的普及性的神话理论专著，如黄石的《神话研究》（1927年），谢六逸编译的《神话学abc》（1928年），林惠祥的《民俗学》（1931年）与《神话论》（1934年）等等。在这里要对谢六逸的《神话学abc》多说几句。此书前半部分根据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后半部分根据日本著名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编译而成。西村和高木两位都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有造诣的研究专家，其理论自成体系，钟敬文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谢六逸20年代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8年，他把神话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意识地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神话学史、神话基本理论、方法论），系统介绍给我国，对人类学派的传播，特别是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几部书不仅在中国神话学的初创阶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作为神话学、故事学的入门书，受到研究者与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其次，在研究方面，鲁迅、茅盾、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郑德坤、郑振铎等都运用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神话的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鲁迅有关神话的著述，如《破恶声论》（1908年）、《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讲义本，1923年）、《从神话到神仙传》（《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一讲，1924）、《关于神话的通信――致傅筑夫、梁绳祎》（1925），以及他的某些神话见解（例如关于神话的产生、神话与巫的关系、神话演进为传说、神话的分类等），明显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试察今之蛮民”，“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这种取今以证古，以今日之蛮人来推测荒古无文时代人类心理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者，首推作家茅盾（沈雁冰、玄珠）。他从1918年开始研究神话，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希腊神话，1925年开始发表神话论文，“处处以人类学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写于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 期）、《楚辞与中国神话》（《文学周报》1928年第8期）、《神话杂论》（1929年）、《北欧神话abc》（世界书局1930年）等等，都是人类学派在中国土壤上的产物。他1928年撰写的《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由世界书局刊行，1978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成为中国神话学奠基性质的代表作，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神话学史上开拓者与奠基者的学术地位。1978年，茅盾在为他半个世纪以前写作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再版撰写的前言中，回忆20世纪初叶新一代的文学家是怎样接受人类学派影响的时候说：我对神话发生兴趣，在1918年。最初，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其次，又阅读了若干研究神话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神话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何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原因何在？这一派神话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被公认为神话学的权威。当192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神话时，使用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直到1928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引者按：即《中国神话研究abc》）时仍用这个观点。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及消失的一小段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当后来知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6]茅盾的这段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神话学的初创时期，不仅他本人，我国许多学者的神话见解，受到的主要是欧洲人类学派的影响。周作人在译介人类学派神话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研究方面，写了《神话与传说》（收入《自己的园地》，1923年）、《神话的辩护》（收入《雨天的书》，1924年）、《习俗与神话》（收入《夜读抄》，1933年）等等，进一步阐发了安德留·兰的人类学派观点。钟敬文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有关神话、故事的文章有二、三十篇之多，如《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28年）、《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1933年）与《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1934年）等等，都很有见解。他的神话观点有自己的特色，在接受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还汲取了社会学派的见解。赵景深的几部童话集子，如《童话论集》（1927年）、《童话学abc》（1929年）、《童话评论》（1935年）等，也都是用人类学派观点研究童话和神话的。追随茅盾，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研究《山海经》的郑德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在《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一文中，运用人类学派的万物有灵学说、心理共同说来探讨《山海经》与经中的神怪鸟兽。他说：“神话确能或明或晦地反映出原始人类心理状态的生活情形，是很可贵的文明史的史料。”在当时的《山海经》研究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郑振铎的《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期）借汤祷的故事，旨在对中国的“蛮性的遗留”作一番清理，并由此指出，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常会不经意地侵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神话研究另辟蹊径。由于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们们完成的，故而笔者把中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派。当然这里所说的神话学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立之始，该会主办的《歌谣》周刊以及《晨报副刊》、《语丝》等报刊，虽然也发表过一些翻译介绍英国人类学派、阐发研究其观点方法的文章，但该会及其所代表的流派所倡导的主要思潮是乡土研究[7]，而《妇女杂志》等则成为文学人类学派的主要阵地，胡愈之早期的著名论文《论民间文学》，就是发表在此刊于1921年1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上的。关于我国的文学人类学派民间文艺学，赵景深曾写道：“关于神话和传说的研究，历来的学者多所争论。……直到人类学的解释出，神话和传说的研究方才愈加精密。完成此说的不可不推功于安特路兰(andrew lang)。……要走这条路第一步工夫便是搜集类似的神话和传说。……我国最初以人类学研究民间故事的自然要推《妇女杂志》社诸君。他们已很能做到照农民口吻一点不加修饰的复写下来这一层，却没有做到搜集大同小异的材料这一层，对于犯重复的故事每不采录。这一工夫最方才从单行本《徐文长故事》看到。《徐文长故事》重复的很多，均未删去，这便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处。”[8]《徐文长故事》收录同一母题的故事的不同异文的编辑方法，正体现了人类学派故事研究的方法和原则，被赵景深看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成功范例。文学人类学派演武的阵地，除了《妇女杂志》以外，还有一些影响很大的重要文学杂志，如《语丝》、《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二 人类学派神话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人类学派学说这外来的种子，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上成活、生根、开花、结果，有一个拿来、认识和消化的过程。在我国，人类学派学说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人类学派学说的文学化与中国化；换句话说，所谓本土化，指的是用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和方法去构建和解释作为文学的中国神话。上文我们说过，在世纪初“睁眼看世界”的开放浪潮中，对欧洲神话理论首先产生兴趣的是一批掌握外语、与外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家。他们最初接触神话，只是凭着文学家的兴趣和爱好，以文学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神话。例如，郭沫若开始仅仅从诗人的兴趣出发去欣赏神话（《神话的世界》，《创作周刊》1923年11月7日）；鲁迅是为了和复古派、国粹派论争的需要而利用神话（见鲁迅1907－1908年的论文《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茅盾则为了穷本溯源，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而钻研古典神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作人最初只是为了研究西洋文学必须具备一些入门的、典故性的基础知识而涉猎神话（《希腊神话二》，《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钟敬文、赵景深则认为探讨民俗学与童话学必须同时旁及神话（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童话论集》1927年），等等。尽管各人研究神话的目的不同，时代先后不一，修养各有深浅，成就各异；但是，他们在世纪之初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渠道接受了人类学派的影响，并以此为武器去探讨中国的神话世界。神话首先是文学，中国文学史以神话为开端。首次提出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释的，是文学家史家的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写的就是“小说的渊源：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开篇也是：“神话是文艺的萌芽”，明确地指出神话的性质是文学。神话在文学上定位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阐明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改变。其间传袭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茅盾等文学家理论家，到40年代，由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所继承，到50年代及其以后，袁珂加以发扬光大。神话是文学，但从神话学的学科来考察，神话的功能是多样的，它不仅仅是文学。正是由于神话的文学性质与功能被强调、被强化，所以在我国，神话学在其创始之初，从来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即使在世纪初人类学派学说如此强大之时，也未能改变它依附于文学的性质。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有关神话的主要言论，都是在“神话是小说的开端，文艺的萌芽”这个大前题下展开的。20世纪初，我国学者接触神话，是在“五四”前后，与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同步的，因此，他们的兴趣和抉择不能不受到“五四”民主与科学的革命精神的浸染，目的性很明确。以茅盾为例。一方面，他借鉴欧洲的人类学派，“处处用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认为“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文学周报》1928年第6卷）。另一方面，他善于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以梳理中国的古神话问题。他对神话的一些基本看法，例如神话是原始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神话和原始人的信仰和心理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从原始人的宇宙观、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对神话和仙话、传说、寓言等非神话作品加以严格区分；在比较中探求神话演变的踪迹等等，虽然对人类学派的理论多有借鉴，但是许多结论是经过自己的分析和研究，结合中国神话的具体情况而得出来的。他重视原始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对神话的性质、内容、产生和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比起欧洲人类学家之更多地倾向于原始信仰、仪式与心理因素，可以看出茅盾的神话观点的独创之处。他主张学习外国，但反对一味摹仿，主张大胆创造。这种“自行创造之宏愿”（《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学生杂志》1918年1月），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神话研究之中。他借鉴欧洲的神话学，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的神话的系统”（《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这种朦胧的学科意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三 文学人类学派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在英国人类学派影响下出现的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学术流派，即使一些不属于该流派的学者，也多少受到过人类学派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个派别的观点和方法。但这个流派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钟敬文晚年在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时，对人类学派在我国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分析：这派理论在学术上的主要功绩，是它从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和说明人类不同时期神话的历史关系。它把“野蛮”时代的精神产物（神话）和所谓“文明”时代的同类文化现象联结起来，不把两者看作截然不相关的现象，从而给人文史现象以接近科学的解释，并打破了那种鄙视原始人群及其文化的偏见。其次，那些学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具体论证上，是以当时所能看到的人类学资料为根据和凭证的。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是它所以能够取代语言学派，并有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这一学派尽管在观点和方法运用上有种种缺点（例如某些学者指出，他们对于各民族的风俗、神话等只着重看到它的普遍形相，却忽略了考察它的特殊形相等），但是，它在神话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不能抹杀的。这个显赫一时的神话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它的心理主义。在对原始神话和民间故事等的解释上，它虽然也注意到作为社会现象的风俗等因素，但着重的却是原始心理（思想、信仰等）。对于原始人的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等在形成原始神话思维上的基础作用，那些学者并不怎样重视。作为文化产物的神话，它对原始社会（或稍后的社会）的作用，他们也很少注意。他们所热心解释的，是在较高社会里存在的“遗留物”的来源。其它如我们所重视的神话的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发展对神话的影响等，都不是它的着眼点。总之，它跟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有跟差别之处；而它的那些缺点，在我那时受过影响的论文里是迹象显然的。自然，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毫无用处。它的某些因素或某些侧面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我们知道恩格斯的某些神话观点，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阐述的不是没有关系的。[9]（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期和幼年期，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采取翻译、转述等方式，译介了英国和日本人类学派神话学者的大量著作，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物，给中国学人带来了进化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观、心理共同说、图腾崇拜、遗留物（又称遗形说）等理论，以今证古、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的神话研究与成就，代表着人类学派兴起、发展与极盛三个重要阶段，他们的丰富理论和深远影响，远非万物有灵论、遗留物说、心理共同说、巫术与图腾制等几个核心观点所能概括，而我国二、三十年代对人类学派的介绍也远非全部。然而，他们的代表作《原始文化》、《神话与习俗》、《神话、仪式与宗教》、《近代神话学》、《金枝》、《旧约中的神话》、《图腾制与族外婚》等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经典的价值。（二）文学人类学派学者所撰著的若干有关神话与故事的研究著作，为中国神话学与故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以世界的眼光，采用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的方法，把发展的因素引进神话研究之中。强调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以以今证古的方法，从现代野蛮人的生活、思想和信仰去考察原始人的神话、传说，是人类学派学者们的治学原则，也是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学科特点。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家们较多地停留在书斋研究上，而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这一人类学的学科原则，则做得甚少，因此使学派的活力受到了局限，并没有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多少可用的田野资料，显示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派的天然的弱点，直到20世纪30～40年代社会-民族学派在西南地区崛起之后，才初步建立起田野调查的原则，活态资料的空白也才得到了一些弥补。（三）进化论是人类学派的理论基础。把生物的进化观机械地套用到人文科学之中，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全都经历过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套用到神话研究之中，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经历过从多神——一神，从兽形——半人半兽——人形的演变过程；而口头叙事从神话——传说——故事的发展，也是千篇一律的。人类学派的直线进化观，只看到对象的一般形相而忽视特殊形相的偏颇，给我国的神话研究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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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成果的表达形式可以是发表的论文、申请的专利、参赛和参评的奖项、公开的数据集合等。
发表的论文：发表的论文包括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可以是长文，也可以是短文，综述或者demo。可以列出预期发表论文的数量，大致研究点，拟发表在哪类期刊和会议上等。
申请的专利：申请中的专利和申请已得到保护的专利都可以作为预期的成果。可以列出拟申请的专利数量和大致的方向。因为专利审核的时间比较长，项目结束的时候不一定可以得到申请的最终结果，所以已经经过初审的也可以作为预期成果。
参赛和参评的奖项：有些技术类的研究有很多国内国外的公开评测和比赛，可以列出拟利用研究成果参与哪些比赛，期望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等。
公开的数据集合：在研究的过程中，会逐步采集和整理实验数据集合。如果方便的话，可以作为开源数据集合供全球范围内的研究人员使用，这将让整个领域的人们受益。
预期成果撰写注意事项
撰写课题预期研究成果的时候，不要为了课题能立项，而夸大研究成果。这样即使课题被立项，但是由于研究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研究成果，那么最后有可能会因此而导致课题结题失败。要知道课题结题失败的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因此，大家在撰写课题预期研究成果的时候一定要实事求是，如实撰写即可。
写明预期研究成果的数量，比如：如果是论文，论文数量是几篇，如果是著作，著作是几部。若是论文则说明在什么级别的期刊上发表的;如果是专利，则需要明确专利的类型。不管是哪类学术成果，在撰写的时候，能确定的要详细注明出来；反之，若是有不确定的地方，比如：期刊的数量，那么可能不用写明数量。
中国环境规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度字数：2834来源：商业时代 2014年4期 字体：大 中 小 打印当页正文内容摘要：环境规制对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文明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设计中国环境规制绩效评价体系基础之上，运用非径向超效率DEA模型计算了中国的环境规制效率。研究发现：中国环境规制绩效存在区域差异，总体而言东部发达省份优于其他省份；中国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整体上呈现出两头低、中间高的倒U型趋势，横向比较发现东部地区的规制效率最高、西部最低；区域环境规制效率整体上呈现出收敛趋势，西部地区的地区差异最大，中部地区偏小。基于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 绩效评价 Super-SBM模型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建立特色的环境管理体系，形成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机构体制和法律规章。目前，中国节能减排体系已经构建了节能法规标准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支撑体系、监督管理体系在内的体系框架，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控与环保执法监察相结合的减排监督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尽管“十一五”时期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能源消耗仍然偏高，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生态环境仍十分脆弱。2010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由此可见，在中国加速工业化阶段，这种环境规制体系对于加强环境约束、完善倒逼机制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助于缓解资源环境约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已有研究文献将研究焦点放在环境效率上。Zhu和Scheel等人还提出一个倒数转换办法，把非期望产出的倒数作为期望产出处理（倒数转换法）。Seiford和Zhu（2002）提出寻找一个转换向量使所有负的非期望产出转变成正值（转换向量法）。Fare等人提出了一个基于弱可处置性和产出角度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方向性距离函数法）。此外，Tone（2003）提出了一个基于松弛测度的DEA模型处理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法），尽可能地考虑了由于角度和径向的选择造成的投入产出松弛性问题。根据已有学者验证， SBM模型属于DEA模型中的非径向和非角度的度量方法，它能够避免径向和角度选择的差异带来的偏差和影响，比起其他模型更能体现效率评价的本质（刘勇等，2010）。陈德敏和张瑞（2012）最早将环境规制具体手段作为考虑要素引入到计量模型中，探索不同环境规制手段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 本文在构建中国环境规制绩效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更能体现效率评价本质的SBM模型，同时考虑充分效率排序问题，选取Sup-SBM模型计算环境规制效率，将环境规制手段作为具体考虑因素引入到效率测算中，计算2000-2010年中国环境规制绩效及其变动特征，以期为中国环境规制提供决策性参考。 环境规制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一）设计依据 环境规制绩效可以用环境规制效率表示，也称环境管理效率和环境治理效率，一般是指国家在行使环境保护的管理职能、从事管理活动时所获得的环境效益同所投入的环境治理成本之间的比例关系（王晓宁等，2006）。在设定环境规制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时，需要具体考虑国家环境规制的体制，尤其是当前的环境规制制度框架（见图1）。所谓中国环境管理制度的体系框架，是指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环境管理制度已具雏形，已远不是单项制度的“构件”的简单堆砌，而是一个由新老制度构成的并初具规模的有机整体。其中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和排污收费等“老三项”制度产生于国内环境保护工作的初创时期，于1979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确立。“老三项”制度在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中，尤其是在环境保护的开创阶段，对控制环境污染的发展，保护生态环境起到了巨大作用，被称为环境管理的“三大法宝”。 另外，构建环境规制绩效指标体系，还要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贯性考虑，因此也必须遵从一定的原则。 （二）设计原则 设计中国环境规制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短期目标是通过将环境规制机构的效率结构系统中所涉及的所有领域的复杂关系简单化，用简化的评价指标获取尽可能多的评价信息，科学合理评估中国环境规制绩效。另外，完善的环境规制机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还应对政府效率结构的各个方面发生的变化趋势和变化程度进行反应，由此发现阻碍和影响环境规制机构效率持续提高的不利因素，分析原因，并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设计环境规制效率评价的长期目标是实现中国经济、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为使指标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设计时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层次性和有效性原则。 （三）指标选择与体系构建 输入指标：本文在选取环境规制成本指标时，根据国家政策的规定以及数据的可得性，略去不可计量的政府环境规制成本指标，将环境规制的人力投入、物力投入与财力投入等可计量的政府环境规制成本指标作为环境规制成本指标，故以下将从环境规制的人力投入指标、物力投入指标与财力投入指标三个维度详细阐述环境规制的成本指标。 输出指标：政府规制的收益在经济上可分为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直接收益可以用货币形式计量，间接收益则是政府的活动对整个经济生活提供的一种方便，虽然很难用货币来直接测度，但是这种收益人们可以感受到。对于政府环境规制收益来说，多数专家学者对其指标的分类大都大同小异，这里笔者也不例外。以下将从环境规制过程中的污染控制指标（动态指标）与环境规制完成后的环境质量指标（静态指标）两个方面来刻画环境规制的收益指标。 根据体系构建的目标、思路、原则，以及指标选取的结果，构建中国环境规制效率评价体系，如图2所示。 模型选择与指标说明 （一）Super-SBM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DEA）是Charnes、Coopor&Rhodes于1978年首先提出的评价生产效率的非参数方法。传统DEA包括CCR、BCC模型，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针对研究对象输入与输出变量的不同，对DEA模型进行不断的改进与完善。传统DEA对效率测评的思想属于径向（radial）和线性分段（piece-wise-linear）理论，强调可处置性来确保效率边界或无差异曲线的凸性（convex），却会造成投入要素的“松弛”问题。如果不考虑投入要素的“松弛”的影响直接运用CCR和BCC模型，有可能造成对效率测评的偏误。为了解决传统DEA方法的估算偏差问题，本研究选用SBM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SBM模型由Tone（2001）提出，它是以松弛变量测度为基础的DEA效率分析法，可理解为利润最大化的一种分析技术。SMB模型以优化其松弛变量为目标函数，通过非射线方式，同时考虑投入项与产出项的差额来估计效率值，是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其分式规划的形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