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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的，是韩国、朝鲜、日本、越南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从宋代开始，中国儒释道文化就在韩国、朝鲜、日本、越南广泛传播，至今依然影响很大。
当今海外儒学研究·异域汉学家研究儒学的新动向·对传统儒学的新发掘
首先是儒学复兴的问题。由于中国近百年来处于西方经济、文化力量的夹攻之下，传统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曾经一蹶不振，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儒学成为保守、落后、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儒学经典的地位一落千丈，儒门冷落，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不仅儒学被彻底否定，而且连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出现“所有的中国书都不要读，线装书应丢到茅厕中去”的极端言论。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儒学的失落，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美籍华人)坦然承认自己是当代新儒家，对儒家圣哲一往情深，发出了“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复兴”的预言。
杜维明认为，“五四”后的这七十年，除了西化思潮和马列主义之外，还有儒学的复兴。他在《大陆儒学新动向的涵意》中指出：应“把儒学、西化及马列看作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见《中国论坛》第319期，1989年1月)。并主张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希望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
所谓儒学第三期，就是以先秦西汉儒学为第一期，以宋元明清儒学为第二期，以近代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开始的直至今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而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创新的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杜维明认为，如果说儒学第二期发展是针对印度文化，或者说佛教文化的挑战，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即消化了印度文化，提出一套东方特有的思考模式，而影响超出中国的范围，在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范围内成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的主导思想的话，那末儒学第三期发展就将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他在《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中论道：“儒学在二十世纪后期放眼二十一世纪有很多战场，有很多奋斗目标，我认为它必须面临着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及工业东亚)的挑战。”(《文化危机与展望》，第429页)又说：“儒学应该对他们有启发，因为儒学是人文主义的，是入世的，是力求转变世界的，而对人的理解是全部的，既不排斥人的神性，又不排斥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不排斥人与人的关系。”(同上，430页)可见，杜维明把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放在世界文化架构中的重要位置上，这是他思想开阔和创造意识的体现。
然而，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到底如何? 能否回击西方文化的挑战? 能否实现“儒学的复兴”? 1964年获得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并留校执教、取得永久居住资格的刘述先教授，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三期新儒学(当代)是否能够表现活力，就要看它能不能继承传统的精神，改造传统的内容，以应付西方的挑战。他在《论儒家思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中阐述了新儒家必须作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于儒家思想与精神的再阐释，使其赋有现代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是努力作自我扩大，吸收现代一些更合理的方式，而对传统进行解构与改组工作。”(《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外王篇，第14—15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5月版)这种对传统儒学需要新发掘、新诠解的见解是合理的。
异域新儒家对儒学作了多元化的诠释，有了新的发掘。例如，杜维明在《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中就把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严格区分开来，提出儒家传统是理想化的儒学;儒教中国是政治化的儒学。而儒学的理想化不是儒学的政治化;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中国的西化。他指出：把现代化混同于西化，是“五四”不少知识分子认识上的通病。他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中揭露说：“阻碍中国强大的进步的潜势和儒教中国的惰性有关，自然经济的保守思想是儒教中国重农轻商的组成部分，家族社会的封闭心理是儒教中国重礼轻刑的理论基础，权威政治的官僚主义是儒教中国重人轻法的必然结果。”(第122页)这就是政治化儒学的弊端。杜维明提倡理想化的儒学，而理想化的儒学就必须彻底批判封建意识形态或封建遗毒。他说，“因为我从1978年以来，常常讨论关于儒学的问题，关于中国传统的问题，过分地强调了传统中国的价值，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因素……”因为“我所面临的多半是西方学术文化的挑战。……假如我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而有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所发挥的消极作用，那我的注意力一定会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甚至不会过分地强调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这里涉及到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杜维明认为，“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如果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积淀，它既然进入到我们血液和骨髓，发生化学作用，发生消极作用，那么，要想像包袱一样抛弃，根本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 杜教授提出了两个渠道同时并进的解决方式。一是引进西方资产社会所代表的价值，如个人主义、竞争等;一是从传统自身引出源头活水，否则就没有自我主宰的基础，没有真正的认同感。他说：“自我主宰的方向性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涌现出来，这个自我主宰也是建构新文化的认同。”(以上引文均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15—1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总之，既要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又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既要引进、吸纳西方文化中一些价值泉源，同时又要扬弃批判其浮面现象。这样才能发展、创新理想化的儒学。这就是杜维明所要“复兴”的儒学。用杜氏的话说，就是我们“不得不作番掘井及泉的工夫让儒家传统的源头活水涌到自觉层面”，并且“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儒学才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李毅《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第35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对儒学的新诠释、新发掘的问题。异域新儒家从解释学的道理上把传统儒学中具有生命力的思想，用现代的思想和语言加以创造性的转化。例如，他们对于孔子儒学之核心思想的“仁”，赋予了现代的价值和意义。
新儒家陈荣捷(美籍华人)在《儒家仁的概念的发展》(1955年《东西方哲学》第4期)一文中重新诠解了孔子的“仁”，指出在孔子以前，人们是在统治者对人民仁慈的特殊意义上使用“仁”的概念，而孔子则是“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把仁作为无所不包的、最高的美德的总称，作为排除一切恶的广义的“仁”，它包含了孝、礼、勇、忠等，它需要做到恭、宽、信、敏、惠等。这就相当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一切真、善、美的源泉，又是所有真、善、美的具体体现。但孔子从未给“仁”下过定义，这正是孔子思想的“深邃之处(见《中国哲学杂志》1975年第2期，《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仁的解释》)。因为在陈荣捷看来，孔子不把仁的含义固定下来就为后人对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孔子后一百多年的孟子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把仁诠解为人心了。到了汉儒董仲舒就提出“仁”是“为人”，即“为他”。董仲舒说：“仁者，怛(忧虑)爱人。谨翕(敛)不争，好恶敦俭，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必仁且智》)这就把孔子的“修己”和“爱人”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为与他人“无争”，宣扬人不要有“伤恶之心”、“隐忌之志”、“嫉妒之气”、“感愁之欲”等。陈荣捷把它诠解为“为人”、“为他”，而且进一步认为南宋新儒家朱熹以生生解仁，是“对孔子以来各家仁说的最高、最准确、最深刻的概括”(《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就是说，“仁”不仅具有社会性，不仅是关心、爱护、帮助他人，而且是生命，是创造。因为在理学家朱熹看来，“理便是仁、义、礼、智”(《语类》卷三)，“宇宙之间一理而己，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卷七○)。这就是说，理是唯一存在的，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仁”也就是理创生的。“仁即创生，是生生不息，它体现了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即创造的法则……这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与意义。”(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异域当代新儒家杜维明在肯定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时也指出：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主，即“它讲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它的价值取向，在于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灵、神各个层面进行通盘的反省，在于促进人格的无穷无尽的发展”(《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主持者刘述先也说：“孔子所教所依附的社会网络，到现在已明显地过时了：今日既已无君可忠，君臣关系自谈不上天经地义了。但人心中所具有的‘仁心’之感受，也不再适用于现代人吗? 不!可见孔子思想中有与时推移的成分，也有万古长青的成分。”(同上，第517—518页)
笔者认为，上述这种见解不无道理。这是从变与不变的“理一分殊”上发挥儒学传统文化中的“仁”对现代化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仁”，作为个体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包括克己复礼、爱人、孝悌、忠恕以及敬、勇、宽、信、敏、惠等众多道德条目的总和，这要“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作为如何对待别人，孔子的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即爱憎分明，正确待人。
异域的不少新儒家认为“仁”的阶级内容变化了，但“仁”的“修己”、“为人”、“为他”的精神则是永恒的，对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有它的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见解。比如，在市场经济卷起人欲之海千重巨浪的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讲效益的仁义道德。
我们讲时间就是金钱和效益就是生命的同时，应该实行儒家的推己及人之道，即我的时间是金钱，则别人的时间也是金钱;我的效益是生命，则别人的效益也是生命，不能牺牲别人的时间和效益，来谋取一己之私的时间和效益，这才符合儒家的德业双修的传统文化的精神。
陈荣捷还把朱熹关于儒家生的观念和道家的“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老子》76章)有机地联系起来，他在《朱子评老子与论其与“生生”观念之关系》一文中说：“(朱熹的)《仁说》通篇未尝引用老子半语，然(朱熹的)《语类》云：仁是个温和柔软底事物，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见得是。盖谓仁之能生，以其为柔，从来儒家绝无此说。”(见台湾《清华学报》新11卷第1、2期合刊本，1975年12月)这就肯定了朱熹给老子应有的声誉，并把朱熹哲学与道家相联系，有着中华文化的两家主干兼收并蓄的理路。
杜维明还对儒家的为人之学作了新的阐述和更深的发掘。传统儒学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的目的性在于学为人，即学为圣人，以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杜维明认为，为人之学是东亚传统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以东方特有的方式回答人类的终极关切，诸如：世界最真实的、最高的存在是什么? 生命和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怎样才能成就真实无伪的人生? 如何认识和对待生与死的问题? 如何处理我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等。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儒学对死与鬼神不感兴趣，只关心现世人的生存问题，不如西方的宗教对人类的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因此儒学是狭隘的、有限的。杜维明反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见《儒家思想新论》中文版，第49页)杜维明认为完善的人是人性的全面实现，是把希望寄托于人的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但为己之学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是自我实现，即人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展现，开拓自己内在的无尽的精神力量，发掘自我固有的价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杜维明还指出内省是儒家大力提倡的精神修养的方法和成人的途径，在现代社会对于人的精神的发展仍有积极的作用。这就把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作了更深的发掘，使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和孟子的“居仁行义”为现代人的人性修养服务。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是海外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他创立了把中国哲学世界化、把世界哲学中国化的“本体诠释学”。
本体诠释学是讨论本体与方法的关系的学说，是把本体与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理论。在成中英看来，本体指世界的真实，似指实在;诠释“就是一个本体意识的发动，进而成为理性知觉的过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117页)。也就是说，作为实在的人的本体意识，对你所得到的知识(即解释)达到理解(或了解)的过程。这种了解是意义问题，是评价问题，是价值判断问题，是开放的理性化过程。
成中英还认为中国的理性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中国人基于一种整体本体的思考，理性趋于具体化。而西方人则趋于抽象化。例如，中国的抽象理性的哲学中“不把哲学自身当作一种演绎的理性活动，而是影响和指导人的活动之一种综合的道德成就”(同上，第98页)。而西方哲学特别重视方法，方法的更替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动力。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把方法当作对象，产生了逻辑;基督教神学也是方法意识的产物，用启示的方法来反省人类终极原因和存在的源头。近代笛卡尔就是以怀疑法奠定了西方理论哲学的基础。总之，西方哲学在不断寻找新的方法，不断地反省理性，因而不断产生新哲学。而中国传统的体用不二论，主要是一种本体论。中国哲学主张体用一源、体用不二，认为用是体之用，体是用之体。成中英说，我的本体诠释学最主要的目标是肯定“本体是一元的，方法是多元的，多元的方法要在本体的过程中去实现。如何在本体的过程了解方法的多元，了解本体本身，来实现终极的整体意识”(同上，第280—281页)。这样，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他的哲学本体论，又是他的哲学方法论，“是一种认识方法的方法论，也是掌握本体的本体论”(同上书，第259页)。七十年代欧美学术界重新提出了文化多元论，成中英也强调了中国哲学作为认识世界方法的方法论也应是多元的，但又强调地指出实在的本体是一元的，所以，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本体与方法结合的哲学理论，又是中西哲学有所结合的创新。
因为在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到现在，都是认同：知识的模型要像数学一样严谨;把数学的模型，把理性的内在的完整性当作知识的最后标准，即精确和结构的完整。但是，现实的经验本身并非数学，并不是像理性一样规范的概念。所以西方的抽象的理性主义无法掌握真正的经验。成中英反思了这种理性主义，提倡诠释、“解构”，这是理性的开放。而且成中英还从中国哲学中找到了解释西方哲学问题的重要工具，这就是“易”学的启示。成中英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说：“中国哲学正是强调完整性、变动性和内部转化。代表这个潮流就是《易经》哲学。《易经》本身包含了内在的理性，也包含了内在的本体意识。它肯定了一个变动的不变与不变动的变，它要肯定一个全体大用和一个整体一元。……在体与用上面，在方法与本体上面，恐怕再没有一种哲学有《易经》那样的灵活性、生命性。”(同上，第283页)又说：“整个理性面临着本体与方法的冲突，在西方还没有发现一种哲学来解决这个冲突，而《易经》哲学在这当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上，284页)也可以说，中国哲学是本体化的，西方哲学是方法性的。因为成中英认为“西方很早就把理性当作内在自主的活动，所以理性包含着一个辩证的过程，其自身的发展受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大。它的发展代表理性不断地一种突破，也就是方法意识的不断突破。……与之相反，中国哲学中的方法潜藏在本体意识中，并不把方法脱离本体意识加以独立考虑。……所以中国人的方法往往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受现实条件的影响”(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51页)。所以，成中英认为“中国人是本体的，西方人是分析的。……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中国人强调从多归结到一，统一的观念非常强烈。”相反，西方人强调“由一到多进行分析。要了解一个事物，首先要了解它的结构、层层深入”(同上，第152页)。同时，“中国的实用主义，是人格修养的实用主义。……西方的实用主义是功利的，……这和儒家所提倡的，讲究过程、境界、精神状态的修身养性的实用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同上，第153—154页)。成中英在比较中西文化区别基础提出的“本体诠释学”的首要意义在于希望主、客体能够相互解释和结合;强调既能相互解释，又能重物重人，起了开放理性，沟通中西哲学和重建“新儒学”的作用。
美国费城天普大学教授、海外当代新儒家傅伟勋(华裔)也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即“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最大关键是在，我们能否与愿否培养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大量吸纳优良的西学之‘体’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58—59页)。他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认为“传统以来过度的华夏优越感”常常“构成我们拒绝外来文化的一大因素”(同上，第55页)。同时，他又在美国《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中指出：“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学融为一体。”(见《大陆讲学三周后记》)他的“创造的诠释学”对自由主义派的“全盘西化论”和“中体西用”的文化路向，都有针对性的批判作用。
在毗邻于大罗城的红河之南择地而居，可谓一举两得。既可图强，又可以御防。然而更大的意图是向南徐图之。李朝是越南立国后走向鼎盛的起端，其所定国策，为后来之历朝历代，如陈、后黎、西山等朝所继承，皆照办之。与南阮对立的北郑，也一直将其统治中心置于河内。阮朝虽定都顺化，但始终赋予河内以特殊地位。 河内现已是66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了，行政区划有9郡（区）、20县，面积3300多平方公里。但城区面积尚不足200平方公里，2012年仅182平方公里，现正处于城市建设快速扩张的初期。 我们住在老城区里被称为三十六坊的谢贤街上。街道逼窄，有五六米宽，两边密密麻麻地盖满了门脸窄小的两三层的单体楼，现多辟成店铺，以旅店、餐馆、杂货铺、水果店、工艺品店、牙科诊室及形形色色的小中介机构居多。街上摆满了各色小摊，沿街兜售，即使大白天，依然人群川流不息，而摩托车、的士以至小面包车竟在人缝中穿行，却鱼贯而入，挺有秩序，很少见有碰撞发生。行不多远，就看到多处院落，内里房舍有洋楼式的，也有中国南方粤闽一带的堂屋似的，许多门脸两旁或上额书有汉字，如某某商行、某某货栈，或写有某某氏祠堂、某某寺院。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周氏祠堂，写有“岐山堂”的堂号，显得十分地道，一下子就把周氏的起源地点明了。街上低矮的楼房，楼龄陈旧，估计有百年以上，也有新翻建的。我所住的旅店就是近些年才建的，在街尽头拐弯处的一高岗上，门脸仅三五米，内里却挺宽大，每层有三四百平方米，有六层，楼呈“日”字形。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门面侧下方有两三米宽的通道，直通大楼地下，原来旅馆的停车场就建在这里，有两层，每层可停七八辆车。真可谓螺蛳壳里作道场。在之后的旅程中，我越发体会到越南人在这方面的能力。 不远处就是著名的白马寺。与中国洛阳白马寺以纪念西来白马驮佛经而来的意义不同，河内这座白马寺却与李太祖有关。寺院建于11世纪，据说是城内最古老的寺庙。当时，李公蕴求助于白马来帮自己选择造城墙的地址，白马就将他带来此地，为了纪念这匹马，便在这里建了寺庙。眼前庙宇规模不大，貌也普通，可香火很旺。目前大部分结构只能追溯到19世纪，如内里的孔子寺是1839年补建的。这种将祭祀当地神祇（白马）与纪念圣人（孔子）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实际上就是越南这个儒释道文化圈的国家在信仰上的一种变通。 翻译小秦是越南河内国家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说，三十六坊是个 历史 名称，其实绝不止三十六条坊街，而是泛指老城的传统市民区和商业区。这里充满了异域风情，是河内古老的心脏和灵魂。我置身其中，花了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也未走出这热闹的街市。游商小贩挎着篮子游走于街头巷尾，篮子里面装着便宜小吃。每个街角都能找到米粉摊和越式鲜啤酒吧、冷饮店，充满了嘈杂和欢笑。现代的风貌和中世纪的感觉融为一体。漫步坊中，领略身边的景、声、味，更加深了对这个民族的理解。 河内的主城区是在老城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李公蕴在红河掉头向南的大拐弯处的西部地区，亦即靠近羸、龙编旧城的红河河段对岸，择地而筑城。传说他乘船行到城墙跟前，看见一条翼龙腾空而飞，因此将大罗城改名为升龙城。既有称此地为龙盘虎踞之地的意味，又暗喻自己为真龙天子。升龙城区四周为不规则围城，外延周长约25公里，就位于西湖以南、剑湖以西的偌大地区，皇城在城区中，偏东部。内城东部修有三十六坊，以安置各色手工作坊及种类繁多的商贸行当，如金银首饰、铜铁制作、丝绸布匹、茶叶、药材等。华人在三十六坊中居重要地位。中药材街的最大商号为傅家，而傅家则是明末清初由福建先迁入兴安，待站稳脚跟后再入河内的。当时街道名称往往以集中交货的货物名称命名，如棉街、纸街、帆街、鱼露街、银器街、糖街等，不少街名沿用至今。据史书记载，1875年河内已有36条街，不仅交易的货物品种丰富，数量也十分可观。我所居住的谢贤街，过去就是网绳行街，因纪念行首而获名。 商业行街与居民区连成一片，商业区的范围急速扩大，已形成河内市的闹市区。居住在城区的居民住房大多是自建房，形式与色彩各异，有歇山屋顶的古建筑，也有一些仿照西欧或南洋样式的小楼，但主体部分是形状细长的单体楼，楼楼相连，无间隙，临街而建，几乎未留人行道的间距，面窄，从两三米到七八米的都有，长度一般超过十米，通常建三层，少数也有七八层以至十几层的。首层毫无例外地都改作商业用途，二层以上住宿及他用。临街面光线较好，内里则幽深灰暗，空气不流通。街上电线杆林立，各种电线密如织网地散搭在空中，虽然城市开始有些整理，如捆扎，但仍有碍观瞻，潜伏着火灾危险。 午饭后，我们向西北走去。行不多远便进入殖民时期所建的新区，道路宽了许多，四车道，树木高大，盛密，两旁多为法式建筑，如广州的沙面、汉口江汉路般，但似乎觉得这种“洋化区”的面积大了许多。这可能是法兰西帝国殖民越南近百年，将统治印度支那联邦三国的总督府设于河内的副产物吧。约行2公里，到达升龙皇城。 河内皇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 历史 文化遗产名录。但走到跟前，五味杂陈。 购票入园，道路右边为皇城展览馆，主要是以图片文字的形式介绍皇城的沿革史，仅有越、英、法语说明，无中文，有些遗憾。作为使用汉语为官方语言、书面语言达两千年之久的国度，汉语词汇占越南语词汇达70%以上的文字符号系统，却无汉语说明，真是不可思议。 路的左边为皇城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绿草茵茵的开阔广场，面积有两三个足球场大小。沿着场中甬道前进，皇城城关矗立眼前。城墙砖石结构，涂以黄色，高约六七米。不似中国皇城门大多有瓮城结构，繁复重叠。升龙皇城城门却较为简单，显得有些单薄。城门楼为一个仅有三开间的塔式牌楼。后来在旅程中发现，越南的城墙、庙宇等重大建筑物的门楼基本都沿用这种方式。城门仿汉式，中间并列三门，中门平时紧闭，供皇室人员出入，左、右隔二三十米又各开一门，供官员的进出，与城墙相连，门楼外左右各有一辅门，供日常人员进出。 由城门正门入。迎面竟是一法式建筑，二层楼，底面积很大，矩形，用石头垒起，红屋顶，墙面涂米黄色。东西还有两栋小楼，一栋好像别墅，一栋似乎是宿舍楼。有两拨大学生正在院子里照毕业照，穿着学士服，都很激动，欢呼着把帽子丢向天上。再向前走，显得空旷，唯有几棵大树，四周砌墙圈住。在城门的西北方，有一大片的考古用地，层层开掘，露出不同时期皇家建筑物的础基。 偌大皇城，历经沧桑，兵燹天灾无数，早已成废墟一片，怎能不令人惊愕、惋惜。法国殖民印度支那三国时期内，这里成为总督府的炮兵司令部，几栋法式建筑，全是19世纪末期所建，仍可见一些废弃兵营和残缺的炮兵阵地，几门古老西洋大炮锈迹斑斑，散落其间。抗美战争期间，越南军队在这里构筑了地下工事，著名将领武元甲就在这里指挥作战，重新定义了这块皇城的价值与意义。 向东南方向约一公里开外就是越南军事博物馆。展馆对面有一高台，台上耸立着塔式角楼。楼体东、南、西方向分别写有旭晖、镇南、迎西字样，唯独北方用石灰遮盖，经辨认原为“镇北”两字。我们由塔门越上十余米，登临角楼。远望之，可见皇城城门，附近还有断续的城墙，此塔原为皇城塔楼，起拱卫作用。塔楼至城门之间大片皇家用地，在殖民时期被辟为河内新城，越式建筑已无踪迹，皆为西洋式楼宇，政府机关、达官贵人官邸、富豪公寓和新式商业街市连成一片，再与东、南两个方向的旧城区相比邻，构成河内主城区19世纪之后的基本框架。
可以看到，如唐 人街、孔 子学院、Made in China... ...
辩论问题“道家比儒家好”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进行讨论。首先，道家和儒家都是中国古代哲学流派，它们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但它们的实践方式有所不同。道家强调谦逊、放松、自然，也有一些修身养性的思想；而儒家则强调学习、求知、自律、节俭，也有一些关于职业道德的思想。其次，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儒家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儒家的政治理论，其中有“仁政”的思想，即注重朝廷与百姓的关系；而道家的思想则体现在“封建制度”，重视山水之间的平衡，以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最后，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家的思想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但对于社会的发展却没有太大的帮助；而道家的思想则主张以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方式，这种思想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从以上不同方面来看，道家比儒家具有更多优势，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目标。
围绕“道家比儒家好”这个辩论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讨论：一、历史传承从历史上来看，儒家与道家在中国古代哲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儒家明显占据优势，比如古代诸子百家中最有名的著作《论语》、《孟子》、《大学》等都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作，而道家则以《道德经》为主，在历史传承上远不及儒家。二、影响力从影响力来看，儒家的思想也明显比道家的思想更为深远。儒家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社会和日常生活，比如礼仪、书法、礼教、家庭教育等，而道家思想的影响力则不及儒家。三、可操作性从可操作性来看，儒家的思想更加实用，比如“仁义礼智信”等，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选择，而道家则更加抽象，比如“天人合一”等，难以被推广应用。综上所述，从历史传承、影响力以及可操作性来看，儒家的思想要比道家的思想更胜一筹。
建议结合起来学
谈及道家和儒家的辩论问题，必须先从他们的基本思想开始，然后才能更深入地探讨其间的博弈。道家的思想，其实贯穿于《老子》、《论语》、《庄子》等古典经典之中，它强调着一种“自然”的哲学思想：认为宇宙本身一直都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而人类也应该把自己置身于其中，以保持与宇宙之间的和谐。儒家的思想，则深植于《论语》之中，它强调着一种“礼仪”的哲学思想：认为人类应该遵循礼仪，来管理和维护社会的秩序，从而获得自身的内在统一。从以上介绍来看，道家以宇宙的动态平衡为基础，强调自然而非人为的维护，而儒家则强调人为维护，以礼仪为依据。因此，它们在解决问题上的思路可以说是有差异的。考虑到以上这些，据我看来，道家的思想可能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它能够在不破坏宇宙自身的和谐的基础上，更好地推动社会的发展，从而让人们受益。而儒家的思想，则可能会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限制，因为它强调的是以礼仪为依据的人为维护，这可能会对社会发展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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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硅衬底GaN基发光二极管、FKBP12.6介导的心肌细胞肌质网钙释放在正常心脏和心脏疾病中的作用及其机制研究、灵芝质量控制模式及黑灵芝多糖的结构表征与活性功能研究、认知记忆的去甲肾上腺素能调控研究、过敏性疾病尘螨变应原的基础研究及其诊断试剂盒的研制、稻米营养方便食品及其加工副产品深加工关键技术和产业化、益生菌发酵果蔬关键技术及其产业化应用、高速铁路数字化测量系统、南方离子型稀土矿资源高效利用和绿色分离等领域取得一批具有一定原创性、标志性、有特色的科研成果。“十一五”期间，南昌大学科研经费总额达9.076亿元，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1419项，专利授权217项，分别比“十五”期间增长343%、217%和578%，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发表SCI收录论文1030篇，EI收录论文706篇，ISTP收录论文443篇，CSSCI收录论文1045篇。科技成果转让带动政府、社会总投资37.2亿元。在组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级重大课题研究方面取得突破并呈现良好增长势头。 2012年，学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93项（重点项目1项），在全国高校排第59位，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30项（重点项目2项），在全国高校排第19位。获专利授权300多项，国际三大检索收录论文964篇。作为主持单位承担863计划2项。学校成立有光伏技术研究院、转化医学研究院、生命科学研究院、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高等研究院、军工研究院等82个科研单位。2015年，学校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99项（位列全国申报单位第30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1项（位列全国高校第36名），其中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大型舞台剧和作品类）1项。南昌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依托南昌大学创办，2001年经省科技厅、省教育厅批准成立。已成为江西省重要的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基地、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基地、产学研结合示范基地和高新技术发展的辐射基地。 学校大力推进学研产用相结合，先后与省内外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签订了一大批全面合作协议，涌现出国家大学科技园、晶能光电、中兴软件（南昌）公司、丰城低碳生态科技示范园、宜春锂电及新能源汽车研究院等一批产业基地。 校训：格物致新、厚德泽人 。校徽新徽标主体色为蓝色，蓝色套边类似蓝色青花瓷盘，富有江西特征。圆环中是一棵樟树，茂密的枝干表示南昌大学是一所文理渗透、理工结合的综合性大学，同时也象征昌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和“百年树人”的教学风范。樟树是江西省的省树。“南昌大学”校名由赵朴初题写。 校徽同斯坦福大学、京都大学校徽相似，皆由树为主体。 校名“南昌大学”校名由已故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书法家的赵朴初先生题写。 校歌作词：王易改编：周明作曲：遥远赣水之滨西山麓，蓬勃朝气迎晨曦，巍巍昌大宏规启，弦歌既倡薪火继。扬六艺，张四维；励志节，戒荒嬉。重科学，笃日新；图自强，养大气。求知力行期有为，崇德尚能兴华夏。继往开来，开来兮，责在斯！ 南昌大学“前湖之风”周末讲坛，是学校为丰富大学校园文化生活，活跃校园文化学术氛围，让广大师生增长知识、开拓视野、提高品位，更好地培育创新拔尖人才而开办的。“前湖之风”周末讲坛作为南昌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秉承“格物致新 厚德泽人”的校训；传承“育人为本、教研并重、兼容并蓄、致善致用”的办学思想；坚持开放性、高雅性、定期性、互动性、群众性的原则。“前湖之风”周末讲坛是南昌大学唯一的定时定点的学术讲堂。讲坛主要面向全校师生，邀请国内外各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和省内外知名人士前来演讲，并致力于建立长期性、定期性、全方位、开放式的演讲人才库。讲坛采取师生互动的形式，以专题讲座为主，对话、讨论、辩论等多种形式为辅，每期进行全程录象和视情况进行现场直播并定期整理，汇编出版《前湖之风》周末讲坛校园文化丛书。
● 本科在读（拿奖学金，评三好学生）现在的学生都比我们当年聪明，都知道想办法发几篇文章，终测的时候加些分数就可以拿到奖学金了，版面费也就赚回来了，这样即得了名，又得了利，真是比较绝！想当初，我们只是傻不拉唧的一到考试就突击，一考完就打老师电话，早知道再加上这一手，年年也是三好学生了。● 毕业生（找工作需求）人到毕业写简历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自己可以拿得出来的东西是在是太少，但是一时又没有什么表现机会，只好用发文章这个短平快的方式，水平高的，信息来源广的，一个晚上就搞定一篇文章。当初一个师兄毕业时有一篇文章在手，多少同学羡慕呀！一谈到工作难，别人都说，你有一篇文章呢，还怕什么？管他有用没用，至少也增加自信了不是！● 保研推研生（找工作需求）现在研究生虽说是个鸡肋，但是就业形势是在太差，更多人还是愿意呆在象牙塔里继续自己，所以每年研究生都在扩招。竞争这么激烈，就更别说保研资格了。现在保研不比选美的程序复杂，学业成绩，社会实践，个人特长估计一些学校还会考虑一下长相身高都不觉得奇怪。不管怎样，研究生毕竟是与研究相关，还是学术水平站最核心的地位，这时有几篇文章，自然是能把很多人抛在后面了。我们当年就幸福多了，学校的研究生生源差呀，只看学习成绩，倒是简单了许多。● 硕士研究生毕业（在职，学位）：需要在核心刊物发表两篇论文。● 晋升中级职称（讲师，工程师）：需要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论文三篇，公开发表，省级刊物● 晋升高级职称（高讲，副教授，高工）：需要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学术论文五篇，公开发表，三篇国家级刊物，两篇省级刊物 如果名额有限，需要核心刊物发表几篇。● 中学生保送发表论文可是大有学问呢，发表吧（）——让您的论文发表更轻松！
发表论文对毕业生有什么好处
南昌是一座有着2200余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有着非常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南昌铁柱万寿宫就有1600多年的历史，在原址上修建的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可以说是南昌历史文化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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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论文要先列个提纲，提纲是由序码和文字构成的一种逻辑图表，是协助作者考虑文章全篇逻辑构成的写作规划图。其长处在于，使作者易于把握论文构造的大局，层次明白，要点清晰，短小精悍，一望而知。。这个挺好写啊，我帮你就行。
越南节日习俗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作者：阿廖 越南节日习俗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2001级对外汉语班 阿廖 随着我国与越南的关系不断发展，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密切。特别是自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以来，越南作为东盟成员中举足轻重的一员，更是进一部促进了越南与广西，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到越南经商、投资、旅游、学习等等，学习越南语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都想学习和了解越南的人情风俗。而传统节日作为风俗习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越南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同方面，了解到他们丰富的民族文化。 越南人民在长期的繁衍、生息、劳动、交往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节日风俗，并一直流传到现在。《浅谈越南传统节日的本土特点》一文中，作者主要从历史地理、节日活动、宗教信仰、民间传说等方面的诸多因素进行分析讨论，抓住它的独特性，从而总结出越南传统节日的本土特点。 论文第一章，作者概括地阐述了中国文化深远地影响越南，其中特别说明了中国文化对其传统节日的影响。越南在地理上与中国接壤，在历史上曾受封建中国统治，并且越南在脱离中国的封建统治后，其统治者仍然沿用中国式的封建管理制度，推行汉文化，庆祝汉人的传统节日，这就使得其传统节日带有许多中国传统节日的特色。第二章，作者论述了越南传统节日带有鲜明的热带农业文化特色这一特点。越南处于热带地区，千百年来都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所以水稻在越南人心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其节日习俗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作者根据越南人过年时做方形粽子和粽子的传说，年初的动土礼，以及其他节日里的习俗与禁忌，从而得出了本章的观点。第三章，写越南的传统节日受到佛教思想影响。作者主要介绍了越南的上元节和中元节——两个全民性质而又完全是佛教意义上的节日。上元节，越南人不像中国人一样吃元宵、吃汤圆、赏花灯，而是进寺里拜佛祈祷。中元节，越南人又叫孟兰经节，他们也是进寺里求佛保佑，给亡魂烧香、诵经，以为亡魂求超度。此外，其他节日里也有不少习俗是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第四章，文章从过年过节时越南人祭祀祖先、扫墓、子孙忌提到祖先长辈的名字等习俗，概括得出了越南节日体现了他们强烈地崇拜祖先的特点。而逢年过节时人们对长辈，对老师的各种礼节，则体现了他们孝敬长辈优良传统。第五章，作者提出了越南儿童是节日里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的这一观点。主要通过阐述越南中秋节的特殊性——这一个是专门为儿童而过的盛大而隆重的传统节日。此外，其他节日里人们也有许多习俗和活动，表现出对孩童的爱护和重视。由此出发，可以发现爱幼的主题也是越南传统节日的一个突出特点。第六章，主要写越南人非常强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但在其所认为的纯粹的本民族文化中，却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中国传入的汉文化，其传统节日的一些习俗也体现了这一点。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 [1] 端映《通过节日、庙会了解越南风俗》[M]（越文版，越南胡志明市文艺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 [2] 端映《探索越南节日的传统风俗》[M] （越文版，越南青年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 [3] 端映《越南的家庭祭祀风俗》[M] （越文版，越南民族文化出版社，1996年出版） [4] 阮孟宏 《越南文化教程》[M]（越文版，越南岘港师范大学的留学生教材, 2003年编） [5]《越南文化教程》[M]（越文版，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所属人文社科大学的留学生教材，2002年编） [6] 曾瑞莲《越南概况》[M]（中文版，广西民族学院越南语专业教材，2003年编） [7] 范宏贵《越南历史与社会主义革新》[M]（中文版，广西民族学院越南语专业教材，2001年7月编） 书目[1]、[2]、[3] 均为越南学者端映的著作，此三本书比较系统、全面、详细地介绍了越南各个传统节日的起源、民间传说、风俗活动及其发展过程。其中书目[1]和书目[2]都是介绍节日风俗，但内容上两本书不尽相同，可互作补充。书目[3]则侧重于介绍越南传统节日里的家庭祭祀风俗，如祭祀的供品、方法、对象等等。 书目[4]和[5]分别是越南岘港师范大学和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所属人文社科大学的留学生教材。如果说书目[1]、[2]、[3]只是单方面详尽地介绍越南的传统节日的话，书目[4]、[5] 介绍节日的部分则相对比较概括，其主要结合了历史、地理、宗教、信仰崇拜、生活习惯等多方面的文化因素，从越南文化的大角度介绍了越南的节日。作者提出的观点基本上都来自前五本书，把其节日特有的风俗习惯加以总结和比较后，作者得出了其本土特点。 书目[6]和[7] 主要为作者提供了一些参考数据如人口、历史朝代的分界、历史上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越南的封建统治制度等等。这就让作者能够更好地认识越南历史的发展进程与其节日的关系，结合其他方面的因素发现其本土特点。 除了参考以上书目外，作者还注意在越南语学习以及与越南人交往的过程中积累本方面的知识。未到越南前，作者在越南籍老师潘氏茶灵的课堂上就开始接触了许多关于越南节日风俗的知识。2004年2月—7月，作者在越南岘港师范大学学习越南语，期间就有越南文化、越南历史两门课，授课老师阮孟宏先生风趣的讲解使作者对越南节日风俗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在越留学期间，作者还经常与本校学生和当地居民交流，向他们了解节日风俗的知识。回国后我继续学习越南语，在读书报、听广播、浏览越南网站的过程中学到了更多的此方面的知识。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遇到一些难以解答的问题，作者就向越南留学生请教，或发电子邮件向越南老师请教，从而完成了论文的写作。 由于作者的经验不足，知识有限，论文的不妥之处在所难免，衷心地希望各位老师能给予批评指正，以便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不断进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