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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 升入巢县黄山中学进行学习，中学毕业只身一人来到省会合肥，拜同乡童雪鸿先生（国立杭州美专毕业）为师学习国画。考取合肥市西市区职业中学学习美术。1959年 入合肥市艺术学校国画班学习，学习花鸟、书法等。同年，经童雪鸿先生引荐结识合肥萧龙士先生、明教寺画僧懒悟和芜湖安徽师范大学王石岑先生等安徽书画名家。绘画技艺、见识大幅提高。1960年 毕业后分配到合肥市稻香村小学任美术教师。1962年 进修于合肥师范学院学习一年中国美术史、古代画论、近代美术理论和古汉语，当时创作的美术作品《春艳》参加安徽省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二十周年展。1964年 进入省手工业干校学习二年毕业后留校从事宣传工作。 1969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受到波及，自愿申请调入合肥纸箱厂继续从事宣传工作。继续不断的从事国画艺术创作。1978年 创作《黄山初霁》参加安徽省书画展并入选《安徽国画选》出版，同年创作国画《桂林山水》在《安徽日报》发表并被收藏。1979年 同安徽名家肖龙士、梅纯一、张贞一、张建中等二十余人在巢湖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书画研究、写生活动。6月创作国画作品《雨后飞瀑》在《安徽画报》刊载。1982年 2月黄山山水画《黟山丘壑》、《桃溪烟雨》等五幅作品在美国展出，同年12月国画作品《雨瀑图》获安徽省美术作品展优秀奖。1983年 7月国画作品《峡江初霁》、《西岳碧嶂》在安徽美协《画刊》刊载。为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出访美国马里兰州创作国画《合肥十景》10幅作品作为礼物赠送美国友人。1984年 成立安徽省合肥市书画院被调入专职从事国画创作。同年，国画作品《峡江烟嶂图》获安徽省职工书画展一等奖，同时参加全国职工书画展，国画作品《黄山雪霁》入选《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安徽美术作品展》。1985年 12月国画作品《空谷飞瀑》在中国画艺术丛集《朵云》第九期刊载。1986年 国画作品《岁寒三友图》被安徽美术出版社《1986年安徽年画》出版。1987年 7月国画作品《峡山一角》入选《安徽现代中国画展》赴德国展出。同年5月扇面作品《黄山》入选《华东六省一市册页扇面作品联展》，翌年赴香港参加《中国东部名家册页扇面作品展》展出。1988年 6月扇面作品《黄山烟嶂》在中国驻外使馆展出。9月被国家农牧渔业部聘为花鸟画工艺品评比评委。1989年 国画作品《黄山四条屏》、《黄山烟嶂图》被安徽美术出版社《1989年安徽年画》出版发行。1991年 4月国画作品《黄山云谷寺》被中国美术家协会刊物《美术》刊载，7月国画作品《黄山烟云》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安徽省美术大展》。10月巨幅丈六通屏国画作品《黄山西海群峰烟云揽胜》在日本东京中日友好会馆展出。1992年 4月创作国画作品《黄山烟云》参加中美协主办的《92年国际水墨画大赛》获优秀奖。同年4月黄山山水画参加台湾大中市《92年两岸美术观摩展览》，同年10月创作10幅黄山山水画参加由安徽省政府外事办在美国旧金山、纽约举办的《黄山风光展》展出。任合肥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1993年 国画作品《黄山烟云》入选《全国首届中国山水画展览》。国画作品《九华烟云揽胜图》参加在新加坡举办的展览并被其佛教协会收藏。1994年 国画作品《黄山烟云》入选中国美协在美国纽约东方画廊举办的《中国首届山水画精品展》，并被美国机构收藏。同年4月参加合肥市代表团出访日本，进行中日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并应邀为合肥友好城市久留米市政厅创作国画黄山山水作品。12月被评为国家二级美术师。1996年 5月创作国画作品《黄山晨曦图》入选《安徽省“黄山松精神”绘画、城市雕塑、纪念章设计联展》并获一等奖。1997年 为安徽省政府感谢南京军区赴皖抗洪救灾创作巨幅丈二国画作品《黄山烟云》赠送部队。赴广州、珠海、澳门举办国画作品联展。1998年 5月创作国画作品黄山山水参加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美协主办的《中国首届功在千秋书画扶贫大展》并捐赠画作。1999年 10月创作国画作品《黟山春雨》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安徽美术作品展》并获优秀奖。国画《黄山晨曦图》在《美术》杂志刊载。2000年 9月创作国画作品《黄山烟云》经中国美协推荐被国务院中南海紫光阁收藏。2001年7月创作国画作品《登黄山偶感》经中国美协推荐被国务院中南海紫光阁收藏。2002年 5月国画《登黄山偶感》被遴选载入《中南海紫光阁藏画集》出版。2003年由合肥市文联编辑合肥书画院画集--《童乃寿中国画集》出版。应邀为韩国原州市政厅和议会创作国画作品。2005年 10月创作国画作品《黄山烟云》参加《第16届国际美术大会美术作品系列展》。应邀赴北京为中南海紫光阁、海军司令部创作国画作品。 2007年 中国画作品参加在香港举办的《合肥书画院美术作品交流展》。2009年 10月创作国画作品《八百里黄山松云揽胜》参加《经典回顾与现代思考中国画提名展》。《美术时空》专辑《童乃寿国画作品集》出版。国画作品参加《六省省会城市画院联展》。国画作品10幅参加《合肥画院福州作品展》。2010年 5月第二十次登黄山写生，同时，安徽电视台《天下安徽人》栏目组在黄山摄制专题片《山水画家童乃寿》上、下集并播出。国画作品参加《安徽省各地书画院作品巡回展》，10月参加《中国画名家四条屏作品展》，12月国画作品《黄山之晨》、《云中奇松》参加《写意精神——新安画派古今中国画创作邀请展》。被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2011年 3月，国画作品参加《2011年学术迎春展》。5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作品《散花坞》和评论文章。6月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合肥市美术作品展”。8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国当代名家画集--童乃寿》出版发行，担任中国神州书画院名誉院长兼艺术顾问。9月初10幅山水作品参加合肥画院兰州展，9月中旬赴美国纽约参加“水墨情缘纽约中国画展”。10月5日在安徽省博物馆举办“童乃寿中国画展”并被馆藏山水、花鸟、书法作品10幅。2012年 1月作品及个人艺术简历被《中国神州书画报》刊登。2月作品、个人艺术介绍及名家评论刊登在《中国神州书画报》头版并为该报题字。4月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童乃寿》出版发行。6月任“首届神州杯全国美术、书法、民间工艺大展赛”评委会主任。8月作品参加由中国神州书画院主办的“魅力丫山--首届神州杯全国书画展”并入编《神州书画雅集》同时为该画集题字。10月在合肥市文交所举办“师法黄山--童乃寿精品画展”。 “童乃寿中国画展”于2013年3月17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2013年10月22日，童乃寿多幅作品参加在合肥赖少其艺术馆举办的“徽风墨韵”皖宝斋首届全国中国画联展。
孙犁（1913.4.6-2002.7.11）原名孙树勋，曾用笔名芸夫，河北省安平县孙遥城村人。当代著名文学家，中共党员，抗日老战士，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33年毕业于保定育德中学，研究生。1937年参加工作，任安新县同口镇小学教师，1939年后参加抗日工作，曾任河北抗战学院教官，晋察通讯社、晋察冀边区文联、晋察冀日报社及华北联合大学编辑、教师等职业，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教师，《平原杂志》编辑。《孙犁全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孙犁纪念馆”座落在河北省安新县“华北明珠——白洋淀”畔。目录人物生平成就及荣誉代表作品评价著作散文风格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孙犁孙犁（1913年4月6日～2002年7月11日），现代小说家、散文家 ，被誉为“荷花淀派”创始人。原名孙树勋。河北省安平县人。12岁在安平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一直相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孙犁14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芸夫”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 1936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在这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后任教于冀中抗战学院和华北联大，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当编辑。编辑本段成就及荣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 1938年秋，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任教，1939年春调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此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1941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多次重印）。 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发表了著名的《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1945年回冀中农村，1949年起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起因病辍笔。1977年以后，又写有不少散文和评论以及少量小说。从40年代起，孙犁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嘱咐》，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叙事诗集《白洋淀之曲》，通讯报告集《农村速写》，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书林秋草》《耕堂散文》，作品集《尺泽集》《曲终集》，论文集《文学短论》，还出版了《孙犁小说选》《孙犁诗选》《孙犁散文选》《孙犁文论集》以及《孙犁文集》等。 孙犁全集2003年7月，孙犁纪念馆在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荷花大观园落成，2004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七卷本四百余万字的《孙犁全集》。 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茅盾说过：“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1944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在延安，他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冀中农村从事写作，直至解放。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写有《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同时继续文学创作。 风云初记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写于50年代初，以滹沱河沿岸两个村庄为背景，围绕着高、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作者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抗日根据地的风云变幻，虽语多风趣而不落轻佻。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写成于1956年。小说通过铁（匠）、木（匠）两家十几年间友谊的建立和破裂的过程，揭示了50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小满儿这个处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性格矛盾的人物形象，在读者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以后，作者因病长期搁笔，但他以《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为阵地，发现和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这个时期，他还写有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 孙犁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创作结集为《白洋淀纪事》（1958）， 白洋淀纪事是作者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的一部小说与散文合集。它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景。作品从多方面勾勒了时代和社会的历史风俗画面，以明丽流畅的笔调，秀雅、隽永的风格和丰富的劳动者的鲜明形象，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荷花淀》等作品，已成为广泛流传的名篇，文艺界甚至以其为现代文学的一种风格流派的标帜，视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他早年所写的文章清新而隽永，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向往，而晚年的文章则老辣纷披，对社会和世事有较多的鞭挞和批评。他既写出了象《荷花淀》那样优美、抒情的小说，又写出了象“不自修饰不自哀，不信人间有蓬莱。阴晴冷暖随日过，此生只待化尘埃。”这样消沉、悲观的诗句。孙犁的作品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读他前后不同时期的文章对他产生判若两人的感觉。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真实的孙犁到底又是什么样子呢？ 孙犁是热爱生活的，否则无法想象他笔下所描绘出来的那么多美丽风景和人物形象，尽管他出生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段里。伟大的抗日战争，曾召唤无数革命青年投身其中，孙犁也不例外。异常残酷的烽火岁月，却使人民的精神品质和民族勤劳勇敢的优秀传统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孙犁为之而感动，创作了象《荷花淀》、《芦花荡》、《光荣》、《嘱咐》、《风云初记》等一大批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他的小说，“把纷涌的战争风云映衬在白洋淀的月光苇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红袄明眸之中，从而发现那些在日常伦理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 。他着力描写、赞扬故乡的风光美和人情美，并塑造了一大批善良纯朴的农村妇女形象。水生妻、秀梅、吴召儿、春儿、妞儿……孙犁不仅描写她们的美丽容貌的特殊素养，而且深入她们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从她们命运的变化反映时代风云变幻。他在文学的世界里构筑他理想的王国。孙犁曾经说过：“文艺虽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孙犁的文章，都是他亲身经历，他说：“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可以说孙犁笔下 的那些美丽可爱的人物形象里寄寓了他全部的憧憬和理想。 然而现实和理想永远充满着矛盾。作为一名解放区作家，孙犁曾一度受到广泛地阅读和推崇，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立人，与赵树理的“山药蛋派”构成解放区文学的双璧。但正当孙犁在小说中对生活寄予满腔热情时，现实处境却使他越来越感到困惑和紧张。1942年整风运动带来的精神冲击，1946年因发表小说受到的公开批评，土改时因《一别十年同口镇》、《新安游记》等文章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以及解放后对知识分子的一连串批判，尤其是1955年批判胡风运动对知识界造成的大规模振荡，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身体素质不好并且时刻耽心自己在写文章中犯错误的孙犁长期绷紧的神经终于在1956年春天崩溃。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 象所有现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作家的命运也和时代紧紧相联。当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并逐渐收缩知识分子言说的空间时，有的作家积极投身其间，有的作家在参与和退避之间犹豫徘徊，有的则保持沉默。沈从文、孙犁当属后者。如果说沈从文的沉默中饱含了太多的辛酸和无奈，那么孙犁的沉默则是以一种主动退缩的方式来守护自己的道德操守，尽管此中也有较多的无奈和被迫。 和沈从文的后半生一直沉默到死截然不同，孙犁“文革”以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而且一反过去唯美的创作倾向，对社会的不公与人性的险恶有较多的揭露批评。比如他在《后富的人》一文中，对社会不公和由此造成的贫富悬殊曾有辛辣的讽刺和批评。他通过一高级住宅处川流不息的拣破烂的外地人日常生活的描绘，特别是在一天清晨散步时遇见一个刚从一幢楼房的垃圾间出来，满身满脸是黑灰的外地来的小姑娘所带给他的心灵震撼，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国家已经有不少人，先富了起来。这些从农村来城市觅生活的，可以说是后富起来的人吧。”在《芸斋书简——致韩映山》的信中，他列举了一次因简单的答话，使人家认为受了挖苦，以至怀恨在心，结果当这个人后来成为文革中造反派的小头头时，并极尽报复之能事，“其用心之毒，手段之辣，几乎使我丧生”。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险恶。 对于他一生视为神圣的文坛，对其“商贾化”的现象加以了尖锐的批评，并多次指出：“因为文坛文风不正，致使一些本来很有前途的作者，经不住诱惑，走入歧途”。对流行的以“研讨”、“庆祝”等形式“花钱买名声”的做法，孙犁不屑一顾：“‘花钱买名声’，尤其是‘花别人的钱，替自己造声势’，我极不愿为，而耻为之。” 对于文坛的官场化现象，孙犁指出：“文艺团体变成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文艺界变为官场，实在是一大悲剧。”进而他指出：“如果文途也象宦途（实际上现在文坛宦途已经难分），急功近利，邀誉躁进，总是没有好结果的。”他对一些所谓新潮作家的浅薄和无知提出批评和忠告：“当代一些所谓新潮作家，他的处女成名作，也是适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得以走红。这本来无可厚非，继续努力，自然可成名家。然每当跻身官场（文艺团体也是官场），便得意忘形，无知妄作。政治多变，稍遇挫折，便怨人尤天，甚至撒泼耍赖。这不只有失政治风度，也有损作家风采。”对于文坛上一些丑恶现象，他不无悲愤地感叹：“呜呼！文坛乃人民之文坛，国家之文坛，非一人一家、一伙人之文坛。为什么不允许人注视它，这能禁得住吗？可怜的是，近年来，文坛上的一些人物。不自爱重，胡作非为，人民已经不愿意再关心和爱护这个坛口了。” 孙犁的文学生涯肇始于抗日战争风云初起之时，延续了近70年。特别是在晚年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100多万字的作品，迎来了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从早年作品的清新、优美，到晚年作品的切中时弊，不平则鸣和悲悯情怀，他完成了从孙犁的理想到理想的孙犁的人格塑造和人生旅程。回顾平生，孙犁曾感慨万千：“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曾经怀笔从戎的孙犁，晚年独居陋室，体弱多病，著书不辍，时常思念那些逝去的岁月，在孤独和衰老中咀嚼人生的况味，有时不免热泪盈眶。他曾在一篇题记中喟然长叹：“今晋察冀故人凋谢殆尽，山川草木，已非旧颜，回首当年，不禁老泪之纵横矣。”行文至此，我脑际忽然幻化出清人严遂成《三垂冈》中的诗句：“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诗句的意象倒是孙犁先生的一生形象的概括，于是，索性将它用作了本文的题目。 孙犁以90岁高龄终其一生，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大富大贵。他留给世人的唯有那朴素的文字，以及隐藏在那文字下面真诚的人性和火热的心肠，令后来者为之唏嘘不已……编辑本段代表作品 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 、《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茅盾说过：“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编辑本段评价 孙犁一生笔耕不辍，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图画。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 孙犁纪念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他的作品有：淡雅疏朗的诗情画意与朴素清新的泥土气息的完美结合。 作为孙犁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特别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 孙犁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编辑本段著作 《荷花淀》(小说、散文集)1947，香港海洋书屋；1959，人文(高中语文课本) 荷花淀《芦花荡》(短篇小说集)1949，群益（人教版课文）报纸的故事（北师大版第十一册） 《嘱咐》(短篇小说集)1949，天下出版社 《村歌》(中篇小说)1949，天下出版社 《农村速写》(散文、小说集)1950，读者出版社 《采蒲台》(短篇小说集)1950，三联出版社 《山海关红续歌》(诗集)1951，知识书店出版社 《风云初记》(长篇小说) l集，1951，人文；2集，1953，人文；1—3集，1963，作家 《白洋淀纪事》(小说、散文集)1958，中青出版社 《铁木前传》(中篇小说)1959，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门小集》(散文集)1962，百花出版社 《白洋淀之曲》(诗集)1964，百花出版社 耕堂读书记《晚华集》(散文集)1979，百花出版社 《秀露集》(散文、小说集)1981，百花出版社 《耕堂杂录》(杂文集)1981，河北人民出版社 《疆定集》(散文集)1981，百花出版社 《琴和箫》(小说、散文集)1982，花山出版社 《孙犁小说选》1982，四川人民出版社 《孙犁文集》(l一5册)1981一1982，百花出版社 《耕堂散文》1982，花城出版社 《尺泽集》(散文集)1982，百花出版社 《孙犁文论集》1983，人文出版社 孙犁散文《书林秋草》(杂文集)1983，三联出版社 《孙犁散文选》1984，人文出版社 《远道集》(散文)1984，百花出版社 《老荒集》(散文集)1985，上海文艺出版社 《陋巷集》(散文集)1987，百花出版社 《耕堂序跋》1988，湖南人民出版社 《无为集》(散文)1989，人文出版社 《芸斋小说》1990，人民日报出版社 《孙犁文集》正编5卷，续编3卷，共8卷，200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孙犁全集》共11卷，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本段散文 《相片》《识字班》 《第一个洞》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三烈士事略并后记 》《塔记 》《王凤岗坑杀抗属》 《采蒲台的苇》 《安新看卖席记 》 书的梦《张秋阁 》《光复唐官屯之战》 《学习》 《宿舍》《节约》 《小刘庄》 《挂甲寺渡口 》《厂景 》《访旧 》《婚俗》 《一天日记》 《回忆沙可夫同志》 《黄鹂 》《石子 》《善暗室纪年》序《伙伴的回忆》《服装的故事《悼画家马达》《删去的文字》《童年漫忆》《谈赵树理》《谈柳宗元》《吃粥有感》《红楼梦》杂说《方纪散文集》序《书的梦》《画的梦》《戏的梦》《夜思》《悼念李季同志》《乡里旧闻》《同口旧事》《新年悬旧照》《报纸的故事》《亡人逸《芸斋琐谈》《母亲的记忆》《青春余梦》《芸斋梦余》《猫鼠的故事》《夜晚的故事》编辑本段风格 读孙犁的作品，最早是从小说开始的。给我强烈的印象是风格别致。同是战争题材，却很少描绘血与火，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复杂的战争描写，而是更多地展示战争中人物心灵的美，却自有一种吸引人的神奇力量。他笔下的白洋淀风光，清新疏朗，散发着潮润润的水气，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弥漫着浓郁的诗意。那时最爱读的是《芦花荡》和《荷花淀》，至今一闭眼，便浮现出朦胧迷离的月光下，听水生说明天要到大部队去，水生嫂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多细腻、传神的细节哟！ 也许是年龄小、阅历浅吧，那时不怎么爱读孙犁的散文，觉得太平淡，没有奇崛的句子，词藻也不花哨，写人叙事，多是白描。那时更喜欢浓妆艳抹，词藻华丽，热烈奔放，甚至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假、大、空”式的抒情散文。随着年龄地增长，阅历地加深，才感到孙犁的散文讲究情感的节制，含蓄蕴藉，朴素洁净，像在水中淘洗过似的，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大美”，才领悟到浓妆艳抹易，平淡自然难，做到“朴实无华、平中见奇、淡而有味”就更难。这时，爱其散文胜爱小说，对其新时期的散文更是钟情不已。《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无论怀人记事，思及故乡，追忆童年和战争岁月，还是咏物之作，都融入了深刻的生活感悟。孙犁先生不喜欢官场，远离热闹，自甘寂寞，正因有了这种难得的品性，才能长期以宁静沉潜的心态，进入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宏大深邃的艺术境界。 孙犁先生的散文是“写人生”的散文。他是一位富于哲思的作家，他的这些哲理思考，大都伴随着形象和激情一起出现，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又帮助着其作品诗情画意地形成。他常常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升华出人生的感慨，在作品中凝聚、昭示着深沉的人生情致，不仅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更让人从中悟出关于人生、社会和自然的道理。读其散文，如同聆听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平静随和地倾诉，需静下心来，慢慢地去品读。《黄鹂》中，他充满深情地写道：“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他赞喻贾平凹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耕耘不已的农民，同时又提醒作家：“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躁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住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 孙犁先生生活简朴，不慕荣华，他对头年冬季贮藏的大白菜根部生出的黄白色菜花喜爱之极，精心放在水盆里，摆在书案上。于是便有了那篇字字珠玑的美文《菜花》。他认为菜花小而平凡，但同样是美的。作者在结尾写道：“现在，我已衰老暮，久居城市，故园如梦。面对一株菜花，忽然想起许多往事。往事又像菜花的色味，淡远虚无，不可捉摸，只能引起惆怅。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相当于菜花一样的散文。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1992年孙犁先生写了一篇意味淡远的《扁豆》。“白扁豆细而长，紫扁豆宽而厚，收获以后者为多。我自幼喜食扁豆，或炒或煎。煎时先把扁豆蒸一下，裹上面粉，谓之扁豆鱼。”写到这里，突然一转，切入1939年的生活记忆，与一个单身游击队员共同生活的时光。“每天天晚，我从山下归来，就坐在他的已烧热的小炕上，吃他煎的玉米面饼子和炒扁豆。灶上还烤了一片绿色的烟叶，他在手心里揉碎了，我俩吸烟闲话，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由物及人，对战争年代同志间生死与共、相见以诚的和谐关系表现了深深的思念与怀想，朴实真挚，情理兼备，境界高远，细中见大，灵动飘逸，炉火纯青。 在十七年间，孙犁的小说从书名来看视乎是未完成之作，细细品味，才能发现其中的甘苦体验。孙犁先生的风格与日本川端康成类似，但二人的源头却迥然不同：孙犁源于对故土的爱，而后者却因其生世。孙犁对“小说散文化”孜孜以求，善于刻画形形色色的村姑形象：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并赋予其革命色彩；另一方面又在关于革命的叙事中，突出乡村日常生活的清新与阴柔意味，从而在实际上展示一个为人低调、襟怀淡薄、情感阴柔的作家在革命年代对于人生的某些独到发现。 文如其人。孙犁一生淡泊名利，深居简出，低调为人，爱憎分明。作家谢大光在《孙犁印象记》中说得好：“孙犁的作品和他的为人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信赖的。这里可以借用他在纪念俄国作家契诃夫时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认识他。……对于像这样一个真诚的作家，我们只要认真地阅读他的作品，便可以全面地理解他了
现在的网络自媒体比较多，比如头条号百家好，还有百度派等等都可以。
《中国新诗刊》民刊 电话联系：010－89594064 投稿地址：101100 北京通州区龙旺庄23幢141室 飞沙收 网上论坛： bj3/bbs/128724/我国官方诗歌报刊地址 诗刊：100026北京市农展馆南里10号 诗探索：100037北京市西三环北路105号 中国诗人：200021上海市淮海中路606弄14号 九州诗文：030000山西省太原市迎泽大街62号 诗选刊：050021河北省石家庄市槐北路192号 诗潮：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三经街66号 诗林：150010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田地街12号 淮风诗刊：233400安徽省怀远县东大街 黄河诗报：250001山东省济南市经六路117号 华夏诗报：510110广东省广州市文明路211号 散文诗：413001湖南省益阳市体育场东侧 南国诗报：530028广西南宁市市政路28号 星星诗刊：610012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 绿风诗刊：832000新疆石河子市北二路艾青诗歌馆 葡萄园：台湾台北县莺歌镇莺桃路182巷96弄37号四楼台客先生 各大媒体高稿费投稿信箱 《时代青年》杂志编辑郜艳 cngaoyan@263 《深圳青年．国际》杂志编辑慧慧： hhwwjb@163 《女友》杂志编辑莎梨wsl_23@163 《楚风．新故事》杂志编辑罗尔luoer@963 《花溪》杂志编辑木每yxmumei@yeah 《课堂内外．高中版》杂志社youth 《辽宁青年》杂志编辑宋凌燕 slymao@sina 《求职与打工》杂志编辑王学亮wxl001@371 《女报．记实》杂志编辑肖海生xiaohscn@yahoo 《女报．时尚》杂志编辑小王dancthwolf@163 《新空间》杂志社zhonglj@21cn 《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徐风 xu-feng@vip breeze4357@163 《莫愁》杂志陆编辑 lay@mochou 《爱情故事》 why759@sina 《大学时代》荷洁编辑 hejie604@sohu 《新青年》陈大霞编 cdx@0451 shekecidian@sina 《华夏少年》张超编辑 杂志信箱：hxsn_home@163 《少女》编辑陶陶 mytoyoyo@yahoo 《少男少女》编辑部主任 h19891220@163 《人生与伴侣》黄伯益编辑 zzhby@21cn 《顺德日报》 副刊 FK@SC168 《新安晚报》 文学之舟 HCS8527@sina 花火论坛 /bbs《中国校园文学》谷美珏编辑cake1980@sina 8ir< 依怡信箱：zcyilan@sina Z$ 《中学时代》海沫编辑 9GSHTP 至于打稿子，你可以先在附件里的记事本里先写着，或是直接在邮箱里写好寄出
你是一名初三学生，想在安徽省报纸上发表文章，很有才气和勇气。可以发表的报刊有：◇安徽日报※◇新安晚报※◇文摘周刊※◇安徽商报※◇现代农村报※◇安徽法制报※◇江淮时报※◇世界报※◇新闻世界※◇安徽经济报※◇安徽市场报※◇安徽老年报※◇安徽广播电视报※◇江淮晨报※◇合肥报业网※◇合肥晚报※◇芜湖日报※◇蚌埠日报※◇池州日报※◇淮北日报※◇淮河早报等。此外，还有安徽教育、初中生作文等。发表后可以挣得一些稿费，大约30元到300元左右。如果质量好，字数多，还可以拿到上千元。怎样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呢？把你写的文章用电子邮件发到相关的报刊栏目就可以了。祝你成功！
新时代少年，面对新的挑战，要鼓足勇气、脚踏实地、胸怀远大、勇于进击，用青春奋斗去谱写强国有我的华丽篇章。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作文 一等奖，希望能够帮到你哟!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作文一等奖1
在老师的精心教导和培育下，我从一个不识字的孩子成长为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五年来，我一直担任班上班委，由于老师的信任，又担任学校少先队的值日生。身为五(3)班的班委，我从自我做起，严格要求自己，起表率作用，秉着全心全意为同学这一宗旨去开展工作，经常为班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老师做一些管理班上的工作，使我们班各方面越来越好。身为学校少队部的值日生，我能带领组员们在日常的学习中去纠正同学们不好的习惯和行为，树立良好的学风和校风，维护学校教学秩序，做同学们的榜样。
我爱学习，勤思考、爱钻研、求知欲强烈，各门功课都努力学好，连续五年多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班里前列，我取得这些成绩老师们对我的辛勤培育和我自己努力学习的结果。我在认真学好课本知识的同时，还阅读了大量课外读物，如名人 故事 、 历史故事 、上下五千年、唐诗宋词等等，这些课外书丰富我的了视野，扩展了知识面，也提高我的写作能力。
我从小就热爱我的祖国。我从长辈、书和电视广播处，听到和了解到我们国力不强的时候，受尽了外国列强的欺凌，我知道了我们今天和平稳定的生活来之不易。我如果生长在那个年代，我也会象老一辈革命家那样，奋勇杀敌，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自己的祖国。通过先辈们的努力，现在，我们的祖国虽然开始强大了，但是，世界上还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妄图历史重演。我现在做为一名学生，要刻苦学习，掌握知识，长大后才能为国家出一份力，尽一份责。
我结交了许多的朋友，他们也十分乐意和我交往，使我从交往中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快乐。我对他人十分的诚实守信，从不说恶意的谎言，答应别人的事情绝对做到，因此，他们很乐意跟我玩，和我谈心。我有时也会跟别人一起哈哈大笑或讲悄悄话，跟同学们打成一片，融为一体，让我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好朋友。有了他们，我的生活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快乐。我对人十分有礼貌，助人为乐也是我的本份，他人有困难，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帮助他。在家里，我也是父母眼里的乖孩子。我会经常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 家务活 ：淘米、煮饭、洗碗、拖地……并做到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让父母代劳。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由于我在学习中能勤奋刻苦，课余能积极培养自己的能力，五年来，我在学习以及比赛中获得了一些荣誉和成绩，我将继续努力。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作文一等奖2
“助人为乐是我们都应该拥有的品质，我们同样有必要将这一精神发扬到身边人的心中，只要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并传承给我们的子子孙孙，让他们也感受到帮助别人的快乐。”我在学校内乐于助人，为人善良，是一个热心肠的人。在班上，我担任劳动委员，是老师的好帮手。
课余时间，我热衷于读书，摄影。在小学，曾多次获得“三好学生”的奖项，还曾在学校举办的“诵读经典”活动中荣获“诵读才子”称号。进入了初中，我也没有放松懈怠，而是更加努力了学习。
在校内，我积极帮助同学，抢着做事，与同学共同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努力向好学生的档次前进，数学考试拿满分是我定下的小目标。当然，在校外，我是爸爸妈妈的“贴心小棉袄”，在邻居眼里，我是乐观，礼貌的“小大人”。
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与邻里，朋友，亲戚之间和睦共处，互帮互助，教邻居家孩子题目等，都成了家常便饭。而每当帮助完别人之后，别人露出了快乐的笑容时，我心里也就像吃了蜜一样甜，就将所有的烦恼都抛在脑后了。
那一次，我刚放学回家，楼下邻居家的孩子就围了上来，让我教自己数学题目，我爽快地答应了。我首先用自认为比较简单的 方法 讲给邻居家的孩子听，讲了好一会儿，那孩子还是懵懵懂懂的，于是我只能用其他方法再讲一遍，没过多长时间，那孩子顿时恍然大悟，笔尖飞快地在纸上动起来。“补习”完之后，那孩子笑着和我说再见，便跑回了家，“虽然帮别人补习很累，但自己帮助了别人，心里还是甜滋滋的。”当时，我是这么想的。
在学校里，我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中学生。如果有些同学因为一些事情而吵了起来，我都会上前劝阻;如果有同学因为一些事哭了起来，我同样也会上前安慰。我在校外也不例外，无论是一起上辅导班的同学，还是街坊邻居，或是父母的朋友，我都会一一打招呼，做一个懂礼貌的孩子。
也是在小学的时候，一同上辅导班的一位同学生了一场大病，急需用钱，辅导班里的老师们便组织了一场捐款活动：十元以内，自愿捐款。我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深深的为那位同学感到伤心，我想：“花要叶扶，人要人帮。这位同学肯定十分需要帮助!”怀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心，第二天，我带着五十元去了学校。在捐款时，老师却坚决不收她的五十元，我也只好将十元钱交入老师手中。虽然事与愿违，但我只要想到自己帮助了别人，心里还是有满满的收获感。
在外出游玩的时候，我也改不了助人为乐的性子。正如那次，我与自家表姐去超市采购年货，可我却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跑向买书的区域，在书的海洋里遨游起来。突然，“轰隆”的一声，可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一位老婆婆在拿几本书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了什么地方，结果书架上的所有书就都掉下来了。我还正发愣呢，旁边的一位叔叔就抢先一步开始捡起地上的书来。我回过神来，帮助人这种事怎能少的了我呢?我急忙蹲下身子，也开始“忙活”起来。周围的人见了，似乎是受了触动，也开始“埋头苦干”起来。俗话说得好，“众人拾柴火焰高”，等售货员阿姨赶到的时候，书架已经完好如初了。而我们几个捡书的人呢?仿佛个个脸上都写着“这事和我没关系”这几个字，看着自己的.书呢。
都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只要你帮助过别人，你就会觉得帮助别人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我想“只要你帮助了别人，你肯定能收获到最宝贵的东西。”
这就是我，我或许不是最优秀的，但我也在慢慢进步。请相信，在未来，我将靠着自己这点滴进步，走向属于我的辉煌。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作文一等奖3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中国古代的“礼”和“仪”，实际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礼”是制度、规则和一种社会意识观念;“仪” 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
梁启超曾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我却在这里要大声说：“少年文明，国家昌盛。在一个国家中个人是主体。对于个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呢?我想首先应该是具备文明素质，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具备了文明素质，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
不久前，曾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的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通用英语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公共场所的各种 标语 大多是用英语书写。但其中的一些文明礼貌的标语，如“请勿随地吐痰”、“禁止吸烟”、“请勿进入草坪”等却用中文书写。为什么呢?人家回答：“因为有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大多数是中国大陆的游客。”为此，到新加坡考察的一位中学校长语重心长地说：“不文明行为也是国耻!”
是的，类似的现象我们常有耳闻，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做一个文明少年，为自己良好习惯的养成，也为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能继续以之邦存在。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把自己的小事做好，我们的家园才会更加美好。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作文一等奖4
说到那些为国家卷曲的英雄烈士们，虽然已去，可依就记在我们的心中：手托炸药包炸敌人碉堡的董存瑞;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的黄继光……这些英雄为了中国，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员们挥汗如雨，奋力拼搏，只为了祖国的荣誉，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我们要把他们的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铺张浪费则背离了这个优良的传统。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中也要学习到以前的教训，这样才能更深刻的意识到勤俭的价值，自觉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做一个热爱祖国，理想远大的少年。有人说我想当科学家;有人说我想当音乐家;有理想是一件好事，但是你空想是一定不可以现实的，一定要脚踏实地地去做，只要付出努力，就一定可以成为现实。
要做一个身体强壮的少年。现在的生活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了，不注意饮食和加强体育锻炼的人都越来越少了，许多同学都成了大胖子。要知道祖国的未来靠我们，没有强健的体魄怎么能扛起这份重担。有一句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没有了健康的身体，怎么可以承担国家的重担?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是祖国的花朵。少年时代正是让我们形成了良好的习惯，拥有良好品德的阶段。同学们，让我们行动起来，做好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让我们携起手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一起努力吧!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作文一等奖5
我的外号“小书虫”，我从小爱看书，书的海洋是我遨游的世界。我爱写作，是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杭州日报》、《 家庭 教育 》……等杂志上都刊登过我的作品。我爱 唱歌 ，在“小海燕艺术节”上得过一等奖。小学三年，多次获得“小海燕示范生”的荣誉称号，被评为“上城区三好学生”。我是老师的小助手，同学的好伙伴。我对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非常好奇。当朝阳挣脱地平线的束缚，我为无所畏惧的太阳感到骄傲;一只蚂蚁驮着比自身重的食物经过我面前，我的脑袋里便会冒出许多问号。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少年是阳光少年?老师说：“品行端正，品德高尚。”爸爸说：“要有‘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撑起一片蓝天’的雄心壮志。”妈妈说：“身体健康，自信开朗。”我沉默了……
我的脑海里突然涌现出一个挥之不去的画面。五月十二日四川发生地震时，在废墟下唱国歌鼓舞同学的许学生;坚强乐观的“可乐男孩”;冒着余震徒手救同学的马健;年仅九岁，用小小的双肩扛起生命的重量，救出同学的林浩……宋雪，一个可爱充满阳光的女孩。地震来临时，同学们在午睡，她大喊：“地震了，快跑啊!……”可是，还有两位同学在熟睡没有听到。宋雪立即冲进去将他们摇醒。当老师清点人数时，只差宋雪。后来，当人们在教室后门仅两步之遥的地方发现了宋雪的遗体，她仍然保持冲向门口的姿势。
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你们听到了吗?就是他们，在地动山摇、山崩地裂的瞬间，表现出的沉着冷静、临危不惧和乐观顽强。就是他们，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阳光少年的赞歌!
来吧!让我们扬起知识的风帆，放飞美好的心情，争做阳光少年吧!让阳光少年的光辉永远明亮!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作文一等奖6
一个好少年，不是单凭她的成绩，而是集健康、智慧、勇敢以及善良于一身。我心里认证的第一位好少年，是我们班的李依夕同学。
李依夕是一位十分热情的同学，也是一位单纯善良的同学。别人向她请求帮助，她几乎从不说“不”。
我记得那是二年级时，我随手递给她一袋垃圾，让她帮忙扔。她二话不说，接过就去了。其实，垃圾桶离我一米不到。这样乐于助人的李依夕，常常都在我的身边帮助我。慢慢地，我形成了一种依赖感，每次有麻烦，我脑海里跳出的就是她的影子，甚至一件小事也要让她帮忙。
一天课间，我和李依夕一起跑到楼下的小书亭看书。我们各拿一本书，安安静静地看起来。不一会儿，我便开始不老实了，我放下手里的书，开始东张西望，终于发现了令自己感兴趣的书，那本书正在李依夕头顶的书柜上。我便让她帮我拿。李依夕个子比我矮一点儿，拿起来就有些困难，我却没有注意到，只是坐在一旁等着她拿。好不容易拿到了，她手一滑，书掉了下来，打到了她的头。我赶紧跑过去检查，还好没有受伤。我摸了摸她的头，问：“没事吧?”她摇了摇头，给了我一个超级宽容的微笑，把书递给我，又低下头静静地看书了。
这样的李依夕，总会用她的热情去感化每一个人。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作文一等奖7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中国古代的“礼”和“仪”，实际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礼”是制度、规则和一种社会意识观念;“仪” 是“礼”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是依据“礼”的规定和内容，形成的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程序。
梁启超曾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我却在这里要大声说：“少年文明，国家昌盛。在一个国家中个人是主体。对于个人来说什么最重要呢?我想首先应该是具备文明素质，只有当每一个人都具备了文明素质，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素质才能提高。”
不久前，曾看到这样一则报道，说的是新加坡，新加坡是一个通用英语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公共场所的各种标语大多是用英语书写。但其中的一些文明礼貌的标语，如“请勿随地吐痰”、“禁止吸烟”、“请勿进入草坪”等却用中文书写。为什么呢?人家回答：“因为有这些不文明行为的大多数是中国大陆的游客。”为此，到新加坡考察的一位中学校长语重心长地说：“不文明行为也是国耻!”
是的，类似的现象我们常有耳闻，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做一个文明少年，为自己良好习惯的养成，也为我们的国家在国际上能继续以之邦存在。让我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把自己的小事做好，我们的家园才会更加美好。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作文一等奖8
在这个全新的时代里，有不少的好少年里。他们有热爱祖国，理想远大的;也有勤奋学习，追求上进的;还有心存善行，乐于助人的;也有文明礼貌，微笑待人的……
打开妈妈的手机，一幅感人的画面映入我的视野：迷蒙的天空中，一道彩虹显得特别光彩照人。马路上看不见车水马龙，也看不见穿梭的人群。一位穿着绿色与白色相间校服的小学生，一只手抓着书包带，另一只手撑着一把蓝色的大伞。这伞并没有遮住他那细小的身子，在他的伞下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老爷爷那薄薄的短袖衬衫贴在身上，应该是湿透了。在这老爷爷的肩上，挑着空空的簸箕，看似去卖什么正要往来家赶路。那弯得像骆驼背一样的背，那抬起的脚步，那侧脸上流淌下的不知是汗水，还是 雨水 ，怎么要遮掩不住那露出的一丝微笑。
“这不是爷孙俩吗?多么和谐的画面呀!”我细细地看着这画面，默默地想。图片下方的文字说明，让我更为惊讶，原来这是大田城关第二小学的一名少先队员，为一位正从农贸市场卖完菜回家的老爷爷在雨中撑伞的情景。
“雨中美少年”用自己撑开的伞，撑出了心存善行，乐于助人的新气象。在我的身边，这样的好少年就并不罕见。
那天早晨，我们值日——在操扬卫生区打扫卫生。那飘零的落叶，细碎的花瓣，满地都是。真不知从何下手，我们只好分块打扫。突然，天空中飘下毛毛细雨，很快便如断线的珠子洒了下来，我们将扫把急匆匆地挥舞了几下，扫起那很明显的落叶，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向教室跑去。在楼梯上。一阵急促的脚步正从上面的楼梯传了下来。抬头一看，啊，原来是校长，就是校长，在楼梯的转角处，我们和校长相遇了，我若无其事的拿着扫把，退到了角落处，低下了头。一声“校长好!”打破了我内心的胆怯与无知。抬起头，只见廖坤一只手上拿扫把，另一起手还在行着少先队礼。原来，是廖坤在向校长问好。我连忙也跟着问候了一声：“校长好!”看着校长回眸一笑的表情，我的心理像绽放了一束美丽的花朵。
撑一把伞，问一次好，无非是生活中再细微不过的事了，但当你发自内心地去做，成为你的一种生活态度，也能见微知著。生活中的好少年，理当从这细小的事做起，并把它做好。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作文一等奖9
一天晚上，我看到一则新闻：一个儿子每个月都会按时给父母寄很多钱，还专门请了保姆，照顾他们起居。邻居们都很羡慕，纷纷赞扬两位老人的儿子十分孝顺。可这对父母却总是闷闷不乐，大家疑惑不解。过了好久，老人终于说出了实情：他们已经三年没见到自己的儿子了……
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我和爸爸、妈妈也已经很久没有回家看望爷爷奶奶了。那时那刻，我已经安耐不住思念的心绪，当即决定以后每个星期都要去看望爷爷奶奶。
星期天的早上我们提前与爷爷奶通了电话，两位老人在电话里笑得合不拢嘴，别提有多高兴啦!中午，我们一进家门奶奶就迎了上来一把搂住我，“小心肝、小宝贝!”叫得我头皮都麻了，而我也顺势紧紧抱住了奶奶。来到客厅，我陪奶奶聊了会天，还将倒好的水递给她说：“奶奶，喝水，小心烫!”奶奶摸着我的头轻声对我说：“几天不见，我的宝贝懂事了，晓得照顾人了，真的长大了。”说完，奶奶会心地笑了。
坐在一旁的爷爷也不甘寂寞，跟我唠叨起他的“夕阳红”来。爷爷是一位地道的戏迷，他最喜欢的是京剧，什么 脸谱 啊、腔调啦……这些对我来说像天书一样的名词，在爷爷的嘴里可是如数家珍啊!我想，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 文化 不就是在这幸福的气氛中代代相传的吗。
百善孝为先。老一辈的新旅团员们用自己的实践行动书写了“小好汉”的传奇，作为新时期的“小好汉”，我们要更加懂得孝敬老人，让我们就从常回家看看开始吧!
争做新时代好少年作文一等奖10
记得刚迈进新安小学的大门，爷爷就告诉我，新安小学是一座历史悠久，具有革命传统精神的学校。抗战时期，当年的一群小好汉——新安旅行团，从这里走出，宣传抗日救国!爷爷嘱咐我在这座小学里一定要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新旅前辈不怕吃苦，坚持不懈的精神，也做个小好汉!我点了点头，心里暗暗下了决心。
不经意间，在这所小学里已经度过了四年，我也以做一个小好汉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记得那次我参加了跑步比赛，一开始，我像离弦的箭一样跑了出去，朝着目标飞奔，周围看不到其他对手，似乎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和耳边呼呼的风声。就剩最后一圈了，耳边隐隐约约听到同学们的呐喊加油声，可这时，我觉得快撑不住了，心脏似乎都快跳出来了，连呼吸都不顺畅了。不行了，我要输了!这时对手离我越来越近!"到了这个学校，你一定要向当年的小好汉学习…"突然，爷爷的话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对!我不能放弃，我不能让老师和同学们失望。当年的小好汉们可是翻越了万水千山，经历了千辛万苦都没放弃。胜利的终点就在前方，我不能半途而废，我要继承新旅精神，做一个新时代的小好汉!
我用尽全力，埋头朝前狂奔，一口气冲过了终点，同学们的欢呼声此起彼伏。那一刹那，我热泪盈眶，我终于战胜了自己。你们说，我算不算是一名合格的小好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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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相比于西方，典型人物报道是颇具中国特色的报道形式，本文立足典型人物报道策划，从典型人物单篇报道和典型人物系列报道策划两个方面探讨当代典型人物报道的新形式。本文以2010年11月6日前主流媒体对房玫同志事迹的系列报道为例，对比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典型人物报道，用历史的、扬弃的和批判的眼光分析问题。另外，文章还从策划和组织新闻传播的角度，考察典型人物系列报道策划的问题。最终得出媒体同仁应从新闻策划的视角，立足新闻本位，打造媒体品牌，采取媒体联动式报道合力推动典型人物报道。 关键词：典型人物报道；华尔街日报体；媒体联动式报道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1）04-0040-04 典型人物报道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新闻报道形式，包括记录典型人物最新活动的消息、报道典型人物事迹的通讯以及宣传典型人物精神的评论。其中，以人物通讯为主体，辅助以消息和评论。典型人物报道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伴随着整个新闻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马列主义思想地位的确立，全心全意建设社会主义，凝聚各方面力量拥护党的领导，典型人物报道被摆在更加显著的位子。《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生命的支柱――张海迪》等一批优秀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民主化、经济全球化、文明多元化等一系列时代表征凸显。同时，媒体的权威性降低、受众不再轻易相信新闻报道、对于有着鲜明政治性和导向性的典型人物报道更是持观望、怀疑态度。如何做好当代典型人物报道的课题应运而生。 笔者以为，如今典型人物报道已不再是单个媒体、单篇文章可以引起强烈反响的时代了，而是需要各个媒体有机整合的典型人物报道策划。这种策划是有计划、有明确指向的新闻策划活动，包含单篇新闻报道和整体新闻策划两个方面。 为了避免泛泛而谈，本文主要以房玫同志先进事迹系列报道为例，从典型人物单篇报道和典型人物系列报道策划两方面来谈。 一、典型人物单篇报道策划 房玫，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科教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关于房玫老师用“四真”（“真懂、真信、真教、真爱”）教授思想政治课收到良好效果的文章于2010年下半年频频见诸报端，甚至多次登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头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具有本文讨论的标本意义。 消息政治性。相比于报道房玫同志的通讯，消息报道的数量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其中以《安徽日报》9月22日、10月11日和11月9日三篇消息《王明方：学习房玫先进事迹推进创先争优活动》《王明方亲切会见房玫老师》《蚌埠举行房玫教学经验报告会》为代表。从标题可以看出，这类消息稿件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往往与领导讲话、政治活动相挂钩。这说明我党推出典型人物具有鲜明政治指向。 评论导向性。以《人民日报》9月28日第六版配发评论《创新：无处不在》，《光明日报》9月16日头版配发评论《“四真”：搞好思政理论的基石》为例，评论高度评价了房玫同志的教学实践活动和对思政理论课的热情，表达了希望更多人学习房玫同志精神的号召，具有明确的导向性。这样的评论有利于受众准确把握记者观点，借助记者的思想梳理总结自己的想法，形成一定的认识并在日后生活中指导实践。记者应当充分利用评论表达观点的特性，将消息、通讯写得尽量客观，而将观点凝练清晰地表达在评论上，让受众选择性接受，这既符合新闻的客观性原则，尊重受众的价值判断，又符合宣传的目的。 通讯故事性。人物通讯就是以通讯的形式报道具有新闻价值的人物，反映其行为、事迹和生活，再现其精神境界、人生轨迹和生存状态，从而达到教育启迪，或监督批判、警示社会的目的的通讯。[1]与西方新闻界相比，中国新闻报道中的人物通讯显得十分突出。以表彰先进人物为主要内容的人物通讯以其比重大、兴盛时期长、社会作用显著和发展变化快而成为中国新闻传播业中的突出现象。[1]通过将过去的人物通讯代表作与当下房玫同志事迹系列报道相对比，笔者发现，从过去树立高大全的人物楷模，到如今采用华尔街日报体讲故事，我国先进人物通讯有了显著进步，但当笔者深入本质、细细研究之后又发现，当代典型人物通讯写作仍有不足。 （一）进步 以他者视角代替定性分析。通讯的作者常常以某个具体人物的一句话、一个动作或一次经历开头，慢慢引出文章论述的主人公。例如，《光明日报》9月17日第2版刊发的文章《她为我们点亮人生的灯――大学生们心中的房玫老师》开头一段为： 有学生因为上了她的课，而把自己的QQ签名改为“我爱马克思”；有学生给她发去短信说“今天我才发现，只有上你的课，我才不会看手机上的时间”；有学生因为喜爱她而喜爱上思政理论课，从而成了她的同行…… 过去的人物通讯喜欢在文章的开头就进行定性分析，透露着作者强烈的主观情感。如1983年3月1日发表于《中国青年报》的《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文章开头写到： 来到张海迪的家，我们急切地想见到这个被誉为保尔式的姑娘。尽管我们读过她许多感人的故事，但她毕竟是个三分之一肢体都失去知觉的人，这样的人怎样生活呢？我们不可想象。 完全出乎意料，她是那样活泼、开朗、谈笑风生、充满朝气…… 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分明看到一个带有鲜明导向性的记者采用各种形容词感性地抒发情感，对通讯的主人公进行定性分析。 1.以场景白描代替议论抒情。在消息写作中，有一种导语写作方法叫“描述型导语”，即在消息的开头即出现画面、出现镜头、具有可视可感的效果。[1]这里所说的场景描写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例如《江淮》杂志2010年第10期“时代先锋”栏目中《为学生点亮人生的灯――记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师房玫》一文的开头如下： 2010年9月1日下午两点半，伴随着新学期第一阵急促的上课铃声，一位身着青布绵绸大褂的老人端步走入教室，她的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 字里行间还可以捕捉到白描手法的痕迹，写活了房老师给学生的第一印象。过去的人物通讯虽然也有场景描写，但更多地是用场景来引发议论，阐明观点，而不是仅仅为了讲述故事。例如1966年2月7日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中，开头第三个自然段如下：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这是一段典型的场景描写，形象生动的画面背后是记者想传达的下一句话： 困难，重重的困难，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 2.以他人之口代替直抒胸臆。引语分为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即便是具有鲜明倾向性的通讯写作，记者也不能跳出来发表议论，采用引语可以增加文章的可行性，同时使文风更加活泼。目前，间接引语因其多变的形式而在新闻写作中频繁使用。例如《人民日报》2010年9月28日第六版刊发的《房玫：用理论课收获掌声与笑声》一文中多次采用引语。文章第二段、第三段是独立成段的两句间接引语： “房妈妈，从您那里我不仅学到丰富的知识，更有做人的道理，做您的学生是我最大的幸运。” “如果将来也能做一名教师，我一定要成为像房妈妈那样的好老师！” 还有一段采用直接引语： “过去几乎要打瞌睡的课，现在自己也走上讲台了。”一位体育系的学生笑着告诉记者。 过去的人物通讯中记者直抒胸臆的现象相当普遍。翻阅过去的人物通讯，既感动于记者如文人般细腻的笔触，又感怀于当时鲜明的意见表达。例如，1997年3月2日新华社发的人物通讯《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一文中，记者的观点表露无疑。如： 飞机盘旋，鲜花伴着骨灰，撒向无垠的大海； 大海呜咽，寒风卷着浪花，痛悼伟人的离去…… 又如： 大海的无垠，开阔了他博大的胸襟； 浪涛的汹涌，塑造了他顽强的性格。 总之，当代典型人物通讯的写作手法已在许多方面得以改进。这与受众欣赏口味的转变、记者新闻素养的提升以及媒体主管部门宣传意识的开化密切相关。穆青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采写体会》中说到： 根据领导同志审稿的意见，这一稿件还存在着两个问题：（1）只有事实的客观叙述，这是不够的，需要增加记者的议论，热情的抒发，使通讯更加尖锐、泼辣；（2）通讯的最后两节，笔法有纯客观的、自然主义的毛病，需重新改写。应该多一些力量，少一些悲伤。[2] 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媒体工作人员对典型人物通讯的写作要求是不注重客观事实，而强调作者的情感抒发。这种写法在受众媒介消费初期是有用的，但已显然不适合当代典型人物通讯的写作。 （二）不足 高大全报道遗风，换汤不换药。通观今年11月6日前省级以上主流媒体对房玫同志事迹的50篇报道，作者发现，大部分记者仍有树立“高大全”形象的心理预设，几乎没有提及房玫同志身上的一点瑕疵，只不过手法更加隐晦。具体表现在，虽然以与主题相关的小故事引入，但一定是对文章内容有积极推动作用的材料；虽然尽可能采取白描的手法描写场景，但仍然会选择正面的、积极的、阳光的场景来勾勒；虽然通过他人之口发表议论，但事实上只是替记者说出想说的话。可以这么说，当代典型人物通讯转变的只是报道方式，但主导思想还是与以往的报道一脉相承的。另外，这种写作方式也带来许多弊端：在选择材料上容易美化，在描写场景时容易拖沓，而过多使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又会割裂篇章结构，使读者无法集中精力、一气呵成地完成阅读。 郭庆光在《传播学概论》中提出“一面提示”与“两面提示”理论。即一种是仅向说服的对象提示自己一方的观点或于己有利的判断材料，称为“一面提示”；另一种是在提示自己一方的观点或有利材料的同时，也以某种方式提示对立一方的观点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称为“两面提示”。[3]前一种适合对文化层次低的受众使用，后一种适合对文化层次高的受众使用。当我们面对文化水平和媒介消费水平都提高了的受众时，为了提高传播效果，采用两面理是明智之举。因而，在典型人物报道中，我们也不能采用一边倒的材料，而应当适当兼顾公平原则，将人物写得更具有人性，而非“神性”。夸张细微之处，主观臆断。细节真实是整体真实的基础，细节一旦夸张，极易让人产生不信任感。记者采访大多是事后采访，对事件的百分百还原是不可能的，因而对于细微之处的采访一定要细致到位，稍加主观臆断，便会降低新闻的可信度。例如，《中国教育报》2010年11月6日头版头条刊发了《点亮学子理想明灯――记安徽师范大学政治理论课教师房玫》一文，其中有以下几处文字： 母爱体现在一点一滴，房玫让学生时刻感受到“妈妈”就在身边：上课前先说一下天气情况，提醒学生们注意添衣保暖；包里总是揣着针线包，在课间为她的“孩子们”缝缝补补…… “房妈妈”的手机24小时开机，就像是永远畅通的求助热线，无论他们有什么难题，总会在妈妈那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与学生习惯称房玫为“房妈妈”不同，安徽师大的年轻教师习惯称房玫为“房妈”。与学生们一样，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在“房妈”那里，他们都会得到帮助。 这些内容让读者感觉，房玫老师是个无所不会、无所不能的人，她可以为学生和年轻教师解决所有问题，这显然是对事实的夸张。带有政论色彩 篇幅冗长。人物通讯带有主观倾向是一定的，但也必须是由事实自然生发的观点，决不能是记者的自说自话。另外，现代人生活压力大、节奏快，篇幅冗长的文章不符合当代人的媒介消费习惯。再者，通讯虽然对文章篇幅没有硬性要求，但也不能无限扩张。以安徽教育网8月26日的文章《安徽师大思政教师房玫：用爱与责任讲活大学生思想政治课》为例。该文洋洋洒洒7000余字，分别拟了如下四个标题： “听房老师的课，犹如在炎炎夏日喝了一瓶冰冻的矿泉水。”房玫的思想政治课堂，总是充满了掌声、笑声 “妈妈不在身边，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在安师大，房玫是所有学生的“房妈妈” “思想政治课教师本身就应该是最好的德育教材。”房玫时刻注意着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一定要理直气壮地站在讲台上宣讲马克思主义。”对年轻的思想政治课教师来说，房玫就是楷模 文章几乎囊括了房玫同志的方方面面，可是越是面面俱到的文章，越是面面不到，容易让受众提炼不出重点。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今天，一篇缺乏中心的文章是不会让人印象深刻的。另外，文中夹杂着过多的议论，让人感觉这更像是一篇媒体政论而不是人物通讯。以上几点问题的出现，都与记者心态浮躁，采访不细致、不深入，盲目相信二手资料，随意将各家媒体原有的报道拼拼凑凑有关。穆青等人写作《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时，曾经五易其稿，并在采写体会中写到： 五次稿的写作过程使我们再一次认识到，在采访生活中，我们摸到的东西，并不一定就真正理解了它。我们必须把采访到手的资料，反复进行分析综合，经过艰苦的思考，去粗存精，进行由表及里的改进制作工夫，在认识上完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然后才能表现它。[2] 从中可以看出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细致深入的采访功底和不屈不挠的实践精神。虽然说过去的典型人物宣传走入了极端化，但是这种新闻实践是与当时并不成熟的新闻观念相关的，我们不但不能因此抹灭老一辈新闻工作者为了采写出优秀的新闻作品而付出的艰辛努力，而且应当努力学习他们的精神。网络技术的发展让人们交流信息更加方便，也使记者可以不出门便得到许多写作素材，许多记者的惰性由此滋生，从而产生主观预设、细节失实和重点不明等问题。 二、典型人物系列报道策划 （一）现状 时代发展至今，媒体数目越来越多，媒体规模日益扩大，媒体融合渐成趋势，典型人物系列报道的策划也有了讨论的现实土壤。一来，各级各家媒体对同一社会热点的竞相追逐导致系列报道的出现；二来，如果不进行有计划的策划，只会带来媒体资源的浪费和新闻作品的同质化。 以截至11月6日省级以上主流媒体50篇对房玫同志的系列报道为例，通过分析，笔者总结出以下几点： 1.报道内容重复率高。50篇报道中，有32%左右的篇目采用了以下材料： “我和你们有三层关系，是朋友，是师生，也是母子。”这是房玫在给每个班上第一节课时说的话。 有25%左右的篇目采用了以下材料： “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论课，不需要‘满堂灌’‘堂堂灌’，更多的是启发学生，让他们自主思考。”教学中，房玫首先选择那些书中论述清楚，参考资料较多，学生容易理解的内容，组织学生自讲互评，让学生从台下走到台上。 有20%左右的篇目采用了以下材料： 比如讲到“事物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的”，就举例子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非常漂亮的姑娘，还扎了两个大辫子，站在那里就有小鸟依人的感觉。可是现在老了，只能剪个短发，模样也没有以前好看了。 除此之外，类似于“观点的‘嘈杂市场’”、“随身带针线包”、“比天气预报还准”的材料也在多篇文章中出现。由此说明，各家媒体互相“借鉴”的风气严重，许多记者甚至没有进行实地采访，通过拼凑其他媒体的新闻就产生了所谓的“自创”稿件。这种现象与制作新闻精品的理念是相悖的。同时，这种材料的简单推砌，会无形中使文章越写越长，文章内容覆盖面越来越宽，中心思想越来越模糊。例如，中安在线2010年9月7日《用信仰点燃希望之灯――记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师房玫》一文就内容庞杂，主题模糊。 2.新闻形式同质化严重。随着国内媒体对华尔街日报体的日益推崇，记者们纷纷采用故事化的行文方式撰写新闻，运用背景材料，采用他者视角，利用他人言论等一系列写作技巧大有市场，各家媒体简单模仿的结果是新闻同质化现象凸显。新闻同质化埋没媒体个性。我国新闻媒体分为中央级、省级和地市级，同时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各种形式俱全，既有党报，又有都市类报纸等。由以上分类可以看出，各媒体间差异明显。即便是同一级别、同一地区、同一类型的媒体之间，为了争夺受众资源也在奋力打造特有的媒体品牌，寻求独特的受众定位。而这种品牌与定位的实现，说到底还得靠独具特色的媒介产品，即新闻报道来体现。如果连最起码的新闻作品都同质化了，新闻精品和媒体品牌必定无从谈起。 新闻同质化增加受众审美疲劳。在网络没有兴起，媒介市场不太发达的年代，人们接触的媒介种类少，获得信息的渠道相对单一，即便同质化新闻在各种媒体上出现，很多受众因为接触不到那么多媒介而没有察觉。如今网络强劲发展，媒介市场空前繁荣，人们在搜索工具上一输入关键字，就会出现来自各大媒体的成百上千篇相关新闻，这时同质化新闻就会很容易被受众察觉，当点击出来的新闻链接内容相差无几时，受众会很快产生审美疲劳，再多的媒体跟进也很难再挽回受众的关注。 （二）对策 新闻传播的策划和组织是开发新闻资源的必然行为。策划与组织新闻传播是媒介新闻编辑在新闻传播过程中所从事的决策与设计性工作，以及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4]这里，笔者将典型人物系列报道策划定义为，媒介新闻编辑在典型人物系列报道过程中所从事的决策与设计性工作，以及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具有媒介联动式报道的性质。 1.紧扣时宜性，分阶段报道。房玫同志事迹的系列报道最初是在地方媒体上出现的，报道数量在教师节前后出现峰值，其后又逐渐减少。房玫同志作为教师楷模在教师节前后推出是再合适不过了，但也不能忘了前期的“造势”和后期的“收尾”，也就是说，在紧扣适宜性的同时，采取分阶段报道的方式。在最时宜的时间点之前的报道称为前期准备阶段，即“造势”阶段。关于典型人物的事迹可以先在当地或附近媒体上宣传。人们的心理接受具有一定周期，前期不温不火的宣传虽然影响力不及高峰期，但却为人们后来接受宣传打好基础。在最时宜的时间点进行的报道称为重点宣传阶段，即“高峰”阶段。这时候上至中央，下到地方，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都大量播出典型人物事迹。每个媒体都尽可能采用系列报道形式，短时间内推出多篇新闻报道，吸引受众注意。在最时宜的时间点之后进行的报道称为总结提炼阶段，即“收尾”阶段。由于前期对典型人物的报道多而杂，各方材料、角度、观点不尽相同，就像一个嘈杂的观点自由市场，经过受众检验，观点碰撞，必定会提炼出一个具有总结意义的报道，这是多方合力的结果，具有较好的宣传价值。 2.采用媒介联动式，个性化报道。媒介联动式，指新闻媒介互相合作，联手展开某一报道。在联动式报道中，各个媒介从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出发，选择恰当的角度和表现手法，使报道主题在各个媒介上各具特色的展示，所有联动媒介的报道形成合力，造成声势浩大的报道效果。[4]在各种媒体中，报刊偏于说理，广播电视易于抒情，网络则兼而有之。日报较为正统，晚报轻松活泼。新闻类电视节目也由于栏目定位不同而各具特色。例如，安徽卫视新闻联播做了两期《耕耘三十载 玫香溢满园――记安徽师范大学优秀教师房玫》以及多条领导会见房玫同志的稿子，时效性强，政治性强；而同是新闻类栏目的安徽电视台《夜线60分》栏目则做了三条稿件，分别是《安师大有个“房妈妈”：看韩剧说韩语“马列老太”很时尚》《安师大有个“房妈妈”：“爱”上马克思 源于她的课》《安师大有个“房妈妈”：罕见的马列之家》，这些内容抓取房玫老师身上有趣、亲切的一面，与栏目定位一致，起到很好的传播效果。 3.深入挖掘新闻资源，多体裁报道。“新闻资源”是新闻媒介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社会资源，具体包括新闻环境资源、新闻信息资源、新闻受众资源和新闻媒介资源。[4]这里讨论的新闻资源是指新闻信息资源，即对本文讨论的典型人物事迹的挖掘。典型人物有其典型的一面，也有其平凡的一面，只有在平凡中突显典型，这种典型才有说服力。一味地美化、拔高人物只会让人觉得不可信，不利于宣传目的的实现。对于上文中提及的高大全遗风，新闻从业人员应从思想观念上转变过来，并从对采访对象的深入挖掘中找到双方面的材料，将典型人物写得更真实、更立体。新闻体裁大体包含消息、通讯和评论等，它们或简洁、或生动、或深刻。站在不同新闻体裁上审视报道对象，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路径和作品呈现。典型人物系列报道策划中，必须要把新闻体裁的灵活组合考虑在列。例如，《人民日报》9月28日第六版发表通讯《房玫：用理论课收获掌声和笑声》并配发评论《创新：无处不在》；《光明日报》9月16日头版发表通讯《看房玫怎样教思想政治课》并配发评论《“四真”：搞好思政理论课的基石》。各种体裁的综合运用，将产生1+1＞2的效果。同时，也要善于采用新鲜的报道体裁，例如日记体报道。日记体报道是采用日记形式所写作的通讯报道，用以记录作者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所思、所感的新闻素材。[5]《新安晚报》9月8日刊发的《房玫：看偶像剧的“马列主义老太” 》有日记体新闻的影子，但并没有挖掘到位。 三、总 结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典型人物报道，篇幅由少到多，体裁由简到繁，手法由旧到新，从单篇少量报道到系列多篇报道，典型人物报道日趋成熟化、系统化，但仍有改进的空间。从典型人物单篇报道来看，各媒体要避免对华尔街日报体的简单模仿，而要从媒体特色出发，选取合适的材料、角度与写作手法，灵活采用多种体裁，以打造新闻精品为基础推动媒体品牌化之路。从典型人物系列报道来看，各媒体要避免本媒体的狭隘视角，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培养全局意识，准确定位本媒体在国内媒体，甚至国际媒体大环境中的坐标，配合其他媒体，形成报道合力，积极推动媒介联动式报道模式。 总之，在媒介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典型人物系列报道策划的提出势在必行，新闻从业人员必须将这种观念深入到新闻意识和采访写作中去，不囿窠臼，积极探索当代典型人物报道策划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刘明华,徐泓,张征.新闻写作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刘海贵,董广安.新闻传播精品导读通讯卷[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3]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 蔡雯.新闻报道策划与新闻资源开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 白庆祥,刘乃仲,孙伊斌,查国伟编著,日记体新闻[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
肯定有人要借助买西瓜而被宣传的人也是一个特别有钱特别有势的一个人。
观众们提到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首先必提的是《第八个是铜像》，笔者曾经对此作了一点分析。
几乎是同时，当年的观众还要提到另一部看不懂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这就是《脚印》。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竟然在观众那里得到众口一词的感受？
《脚印》这部电影是在1971年在国内公映的，算是比较早期的阿尔巴尼亚电影。
据《上海文化年鉴 1992》后附录的“上海文化史大事记（1966 1976）”记载：1971年11月28日，为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7周年，上海即日起上映阿尔巴尼亚故事片《脚印》和《勇敢的人们》。
在浙江的一本文化志里，也提到：1971年12月17日，为配合阿尔巴尼亚解放27周年纪念活动，杭州市上映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勇敢的人们》和《脚印》。《浙江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广阔的天地经风雨，矫健的山鹰在翱翔——<勇敢的人们>观后》和《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争夺战——<脚印>给我们的启示》。
更早一些的评论，出现在全国的大报上，我们看看当时的评论标题。
1971年12月2日《解放军报》：前进在革命化的大道上。
1971年12月5日《北京日报》：光辉的道路。
1971年12月7日《文汇报》：前进的步伐。
1971年12月8日《光明日报》：永不停止的脚步。
1971年12月8日《光明日报》：知识分子的光辉道路。
从这些文章的标题来看，电影应该是主题积极，黑白分明，简单干脆，怎么会生出“看不懂”之说？
而实际上，对这个电影“看不懂”的呼声，可以说在我们的耳边不绝如缕，时有所闻。
这部电影受到中国观众的广泛欢迎，在《话说周晓文》（毛果著）一文中，介绍中国导演周晓文的电影启蒙历程，引述了周晓文的回忆： “《多瑙河之波》看得最多，不下十几遍吧!《脚印》看了七，八遍。”
看了多遍，应该有看不懂的因素在内。
再看《“文革”记趣》（作者：钟利戡）一文，作者就直指：“阿尔尼亚有部《脚印》的影片，放映看完，多数人不知所云。”
在《划痕的岁月：表述我们难忘的记忆》（高峰著）一书中引用了剧作家金作人的一封信，提到：“‘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这是观众在看完《脚印》之后得出的结论。该片采用了大倒叙和时空交错的结构方法，看惯因果式线状结构影片的中国观众很难适应，当然，阿尔巴尼亚其它电影中镜头的快速切换，人物及细节交代的简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而在叶圣陶与叶至善合著的《叶圣陶家书》中，也有很大的篇幅，记载了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钱钟书当年在《围城》里讽刺：名人写信，有一种表演欲在内，都考虑日后发表的。
不能说叶氏父子当年连篇累牍写的通信，没有想到日后会出版。我们今天在两个人的书信中，正看到父子俩在 历史 的孤寂中，作出热闹的双簧式表演。
因为是表演，所以，他们之间写的书信并不一定是心中所想，不过，也能大体看到一点时代的印痕。
在叶至善的信中，提到了阿尔巴尼亚的这部电影。
1972年5月10日叶至善的信中写道：“类似的故事，有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脚印》讲的是一位医生思想的转变。这位医生出身是好的，手术非常高明。他认为救活过不少人，受人感激、尊敬，都是应该的。后来他医治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在一次事故中为了抢救他的同事，炸掉了两条腿。手术过后，医生去查病房，正好那几个被救的同事来探望那个工人。他们一见面就谈技术革新的事，医生感到非常奇怪：这些人不是这个工人不顾自己的死活，把他们救出来的吗？怎么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呢？真出于他的意料。他就把这件事对一个朋友说了，那个朋友回答得很好，说因为他们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像他那样干的。这个医生才悟到，自己离开劳动人民已经很远了，于是主动要求到边境去接受改造。这张片子就思想性讲，是相当高的。可是他们习惯于用倒叙手法，还有些不必要的穿插，使人不容易理清头绪。”
叶圣陶回信，如果有票，他是会去看的。可见对儿子的推荐，他还是感兴趣的，并没有歧视这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尔巴尼亚电影对中国的文化融入与介入，要比我们后来避而不谈、佯装不知的鸵鸟状态要复杂得多。
儿子看到父亲对他上一封信中所提及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有兴趣，在5月16日这封回信中，进一步阐述了电影的内容，这是所有先期看过电影的观众，都喜欢表现出来的心理趋向，他写道：“《脚印》那个电影，要看懂得花点脑筋。他是从一个暗杀案开的头，就是这个医生被暗杀了，有人怀疑他是自杀，处理这案件的公安人员认为必须经过调查才能定案。于是他访问了医生的父亲、妻子、同事、朋友，这些人都叙述了医生生活的片断，里面还插进了这些人自己的生活，因此看起来头绪很乱。爹爹去看之前，最好叫三午把故事大概说一下。这个主题用侦探片的形式来表现，实在没有必要。”
这里提到的“三午”是叶圣陶的长孙。其实按照叶圣陶的文字功底，看这样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完全能够自己消化电影里的迷津，用不着别人指手划脚，但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脚印》确实有一点“烧脑”。
与叶圣陶大师被怀疑成看不懂，倒是不少民众在这个电影里读到了他们需要的理解。
据交通技工教育研究会编《交通技工教育优秀文集》所收录的《师德在学生德育工作中的作用》（作者：林景辉、魏雪芬）却把《脚印》作为文章的论据：“阿尔巴尼亚影片《脚印》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朴实的人在一起，可以纯洁灵魂。”
可以看出，这部论文集是把《脚印》作为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言论来引用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仍然沿用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论点作为支撑自己理念的信息源，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
在毕熙东著《足球老纳:从德国到中国》中的一篇文章“足球不是轮盘赌——第十四届世界杯足球赛之我见”中，作者也涉笔成趣地提到了《脚印》带来的记忆：“ 倒底谁造就谁?在十年动乱期间，只有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有资格进口。我却记住了影片《脚印》中的一句名言：是医生造就了手术室，而手术室不一定就造就医生。本届世界大赛呈现出的纷乱现象，真个儿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
只是作者在这里发生了记忆错位，其实文中的这句话，并不是《脚印》里的台词，而是另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创伤》中的对白。这两部电影表现的都是医生如何离开大城市，来到缺医少药的偏远地区，矛盾冲突也主要来自于夫妻之间，都是丈夫积极，妻子拖后腿，主题构思非常接近，所以才造成了作者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记忆。
而《脚印》当年就对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思想撞击。
我们在《雷锋式的好战士黄观顺》（1973年出版）一书中，看到传主的一则日记，对《脚印》给予自己的教育冲击力，作出了记录与记载：“一九七二年三月六日看了阿尔巴尼亚故事影片《脚印》以后，我感到对我的教育极为深刻。它是教育我们青年人的一部好影片。它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生活不能贪图安逸，更不能骄傲自大。要知道一个人的进步应归功于党和人民，而决不能把同志们帮助的结果看成是自己骄傲的资本。”
而更多的记载，出现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作者的笔下。上海作家殷慧芬在《梦中锦帆》中把电影《脚印》融入到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中，小说中写道：“李小蓉说也挺欣赏《脚印》里的那个外科医生，他潇洒才华出众，可惜他死了，他被人杀害了。锦帆说影片里的脚印象征了人生的足迹。李小蓉说哎哟我怎么没想到，我还觉得这片名文不对题我真傻。”
在毛寄萍所著《欲罢不能》（2007年版）中也写道了阿尔巴尼亚这部电影给人物带来的牵动效应：“她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部阿尔巴尼亚叫《脚印》的电影，女主人公向别人倾诉和丈夫的感情的那句话：结婚已经五年了，可是我们还像刚恋爱那样。她完全沉浸在一种幸福的感觉之中，开始的因为偷情而产生的忐忑，因怕别人发现而产生的恐惧，因行为越轨而产生的隐隐约约的罪恶感荡然无存。”
连环画也没有放过《脚印》，这本连环画标明根据阿尔巴尼亚电影改编，由王佩家改编，向群等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74年1月出版第1版，印数达到惊人的280000册。
这本连环画将电影里产生弄不懂的回忆场景全部删掉，理清了头绪，而且把无关的人物回忆也给省略掉了，倒是理解电影的一个比较好的通俗读本。
而就是这样一部不入今日电影界名流法眼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脚印》竟然也成为早年的电影教科书的成功范例，而今天这些范例，则大多数是唯好莱坞电影马首是瞻的。
在卜召林主编的《电影学简编》（1992版）中介绍“对话蒙太奇”这一技巧的时候，写道：
对话式蒙太奇也是比较经济、比较简要的处理方法。这样的画面组接，既推进了电影故事情节，又合情合理。这也是在中外电影史上大量运用的一种手法。下面是《脚印》中的情节。
护士：“阿尔丹大夫祝你成功。”
阿尔丹：“谢谢”。
“成功和失败往往是毫厘之差”，说这话的已是在另一个场景里的教授。
那么，赞声一片的《脚印》为什么叫人看不懂呢？
这一点，在叶至善给父亲的信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是电影通过回忆介绍了牺牲在敌人枪口之下的阿尔丹大夫的生平事迹。
这种表现手法，与《第八个是铜像》如出一辙，甚至在《宁死不屈》里，也是通过主人公米拉被捕之后不断闪回的回忆，来表现过往的经历。
看来，阿尔巴尼亚电影很喜欢这种大面积的回忆手法，而正是这种手法运用较多的电影，就是中国观众看不懂的“重灾区”。
《脚印》里，开始是一个悬念的结局，阿尔丹大夫在边境地区行医时，突然死去，手上发现枪支，最容易作出的判断，是他自杀身亡。于是警察展开调查，通过走访他的父亲、妻子、同事及病人，来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动向，与《第八个是铜像》不同的是，《脚印》里的阿尔丹医生更具有《罗生门》的“视角决定观感”的色彩。
《第八个是铜像》是人物事迹互不干扰的并列式的拼盘式组接，而《脚印》则是人物事迹的因果式拼盘式组接，各组回忆里因回忆角度的不同，必然会有冲突的地方，这形成了《脚印》里的人物形象处于一种拨开云雾、移显换影的状态。
阿尔丹大夫在别人的多角度回忆中，性格与思想都是递进的，最后落脚点是证明了他是一个好大夫，而不是一个可能叛国未成的自杀者。
正如叶至善在信中所说，《脚印》采用了一个悬疑式的结构，并不一定是成功的。因为整个电影里，并没有什么刀光剑影的部分，而最后突然来了一段神秘的死亡事件，把一起思想冲突的电影非要拉扯上凶杀事件，这两者之间显得有一点不伦不类。
实际上，整个电影的回忆，就是说明了主人公如何从一个虚荣、自私、满足于个人幸福的医生，如何实现了价值观的转变，投身到服务 社会 的更有意义的人生之中。
这显然在后来的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转型变革中，证明这是一条非常难以实现的道路，而当下的阿尔巴尼亚民众，却把选择方向放在意大利、希腊这些二战中与阿尔巴尼亚为敌的国家，也就是电影里的叛逃者亟欲前往的国家。
也就是说，《脚印》里的大夫的思想转变，恰恰是逆行着现实中的民众的思想趋向的。
因此，《脚印》这样的影片，反过来可以看出，当时的国内民众却是想出国的，而不是像电影里歌颂的大夫那样，一心意图扎根基层。
所以说，英雄们的行迹与行踪，总是逆行着 社会 的趋向与思潮的。
电影里还通过一位姑娘之口，对那个时代作了总结：“我们的后代会羡慕我们这个艰难的时代，这个时代一年就等于一个世纪。”
其实事实上恰恰相反，现今的阿尔巴尼亚恰恰忘记了那个时代。
在电影里，英雄们被树立为榜样，告诉民众与世俗的选择的另一种相反的可能。这就是英雄法则的存在价值，好莱坞电影也概莫例外。
影响《脚印》里的大夫思想转变的因素，是电影重点表现的区域。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阿尔丹从开始时沉湎于个人主义与家庭小圈子里，发生思想转变，来自于以下几个因素：
大夫与同事外出游玩，遇到了童年小伙伴的妈妈，当年他们在乡里，得到过这位农村大娘的照顾，后来小伙伴牺牲在抗击法西斯的战斗中，这给了阿尔丹以传统教育，觉得自己不应该忘了本。这是促成他回乡行医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夫在收治病人的过程中，有一位工人因为保护同事，而自己受了伤，断了条腿，大夫本来是救治病人的，但反过来也被病人所救治，这一点，使他改变了高高在上的观念，扭转了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上帝般的存在。
影片里，阿尔丹的父亲是一个军官，后来解甲归田，他对儿子的变质有着深刻的认识，指出：“你把人民给予的荣誉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脱离人民，忘记是谁培养了你。”而同事也直指阿尔丹脱离现实，搞纯粹的理论研究，热心于维护自己的威望，而不是服务于民众。这些观念，在主人公触碰到病人的感人行为之后，迅速由理论转化为行动实践，从而实现了思想的转变。
《脚印》一片，虽然是局限于一个医生的生活，但是 社会 广度还是超乎寻常的。影片里，还提及了苏联中断了的援助，工厂通过自力更生，来应对突袭的困难。包括当时严酷的 社会 环境，边境地区的复杂形势，都能够映射出国家面临的现状。在这样的形势下，医生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来到边境地区服务乡民们，便使他的这种选择具有了整个 社会 背景支撑的纵深力道。
而影片里的凶手，正是那个曾经送吊灯给医生的所谓好友，影片在最后结尾中，略去了推理与侦察，直接把凶手给推了出来，这也是阿尔巴尼亚电影不屑于进行逻辑分析导致电影让人莫名其妙的原因之一。
《脚印》在一部简单的主题电影中，加入了那么多元素，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它的主题意旨，也让电影七岔八岔，枝节太过繁复，最后就让人得出“看不懂”的印象了。实际上，电影的主题还是非常鲜明的，当时报纸上对它的概括是很一锤定音，毫无歧议的，正说明它并不难被看懂，至少看过电影的观众，可能不一定梳理出电影叙事的脉络走向，但电影传达出的内容，还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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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大潮下的感伤回首——由“红色经典”的重现与再造看“世纪末文学”商业大潮下的感伤回首——由“红色经典”的重现与再造看“世纪末文学”随着世纪末的降临，人们似乎是习惯性地对历史作一一的检视，随之产生的就是一种怀旧情绪。在这种怀旧情绪的影响下，“红色经典”又重新浮出水面。所谓“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⑴“红色经典”的重现，除了以传统的再版重印作品的形式（如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以及对于淡出舞台的“样板戏”的重新搬演（如1995前后，上海京剧团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巡回演出京剧“样板戏”，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更为突出的是多媒体时代的多种表现形式：“红色经典”被大量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如《林海雪原》、《红岩》、《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烈火金刚》等等先后开播或投入拍摄，收视率可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于“红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可以说，“红色经典”的重现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而成为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从建国后的蓬勃发展，六七十年代的独领风骚，到八十年代起由于对文革的否定而带来的销声匿迹，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学舞台，直至今日掀起的“红色经典”浪潮，“红色经典”所遭遇的沉浮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而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作为“中国革命真正骨干”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的创伤之后，在中国社会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时候，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红色经典”因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和革命文化霸权的产物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10多年的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文革悲剧的背景之中。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主力地位逐渐被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等科技、经济领域的专家所取代。知识分子被逐渐边缘化和市场化，从而失去了对于文化的主导力量。同时，因为“红色经典”为大众文化产业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和商机，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了新的“红色经典”热。⑵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经典”的重新崛起绝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是被“推出”的，被制造出来的，它必须服从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商机，是与一种怀旧情绪分不开的。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这是一个时代消失后普遍的社会情绪。在二十世纪走向尾声之时，这种怀旧情绪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怀旧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红色经典”的重现，无外乎是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不大不小的一种时尚而已。追随这种时尚的人群，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大众，他们大多亲历过“红色经典”所表现的时代，或是在“红色经典”的包围中长大，在重温“红色经典”的同时，也重温当时的青春岁月，重温那段岁月给自己留下的印记，这种怀旧带着强烈的追忆色彩。同时，年轻人群对于“红色经典”也不仅仅是厌恶和排斥，而是用一种新奇的眼光审视其中体现出的特殊美感，追寻那一段显得陌生而神秘的历史，显示出一种猎奇状态下的怀旧。无论是偏向何种色彩的怀旧，都可以说是“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面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不无戏噱、亦不无感伤的回首”。⑶在世纪末的怀旧情绪中，也蕴含了对于旧世纪的告别，在怀旧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着摧毁和重建，为其加入了新的元素。“红色经典”的重现就不是简单的对于其原始文本的重新呈现，它在重现的同时已经经历了再造的过程。拿《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被改编成电视剧的“红色经典”来说，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按当时的话说，“怀抱深厚的阶级感情，拥有丰富而切实的战争生活和实际生活的体验，掌握活泼的群众语言和来自生活深处的感人故事，以至可以冲破观念的硬壳，在今天仍具备某种魅力，仍然有人爱看，经得住时间的磨洗。”⑷但如果依旧按照原先的阶级斗争的主题来表现，恐怕很难引起观众的兴趣。于是，在重现的过程中，原本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的元素被有意地虚化和弱化，而与此相对的，英雄的个性化，情爱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去被遮蔽和掩盖了的一面，就有可能构成新的想象空间，并成为卖点。不可否认，这样的再造的背后有庞大的市场的影子。面对这样的改编和再造，引发了广泛和持久的争论。如果说电视剧的改编为“红色经典”的再造掀起了不小波澜的话，那么青年作家薛荣在浙江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江南》2003年第1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沙家浜》就无疑为文坛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在根据沪剧《芦荡火种》加工改编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剧中的主要人物阿庆嫂、郭建光作为智勇双全的抗日英雄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在薛荣的小说里，人物形象及彼此的关系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在小说中，阿庆嫂“风流成性”，胡传魁、郭建光都使她的公开情人。郭建光遇事束手无策，只知道依赖阿庆嫂。相反，胡传魁倒成了江湖豪杰，“有一股义气在，有一股豪气在。”由于阿庆嫂的牵线，作为新四军某部指导员的郭建光与“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做了一笔交易：以提供一批军火为代价，请胡传魁出兵救出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新四军伤病员。这对人们熟知的故事，几乎是采取了全盘“翻案”的写法，因此小说一发表便在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争论一开始就出现了严厉批评和极力回护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随后批评的意见逐步居于上风。《浙江日报》在2003年2月18日发表萧何的文化时评，认为小说《沙家浜》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小说”。《北京娱乐信报》在2003年2月24日发表李庚辰的文章，针对小说《沙家浜》指出：“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我们应该歌颂英雄，张扬英雄的这种气概。但是这篇小说将我们心中的英雄丑化了，将英雄鄙俗化了，这是一种悲哀。”郝铁川在题为《小说〈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⑸的文章中认为“说其不合理，是因小说作者既要搬用名著标题，又要诋毁名著内容。”“说其不合法，是因为小说已违反了我国现行民法，以及现代多数国家民法所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董键、丁帆、王彬彬随即以《“样板戏”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吗？》的文章⑹与郝铁川进行商榷。三人认为“在今天还认定‘样板戏’代表着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是分外荒谬和可怕的。”三人表示无论对样板戏《沙家浜》还是小说《沙家浜》都“不欣赏”，但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文学问题”，“任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上纲上线’的做法，都是荒谬的。”而《江南》的主编张晓明认为：“我们这个小说只是一个试验性地否定这种‘高大全’的形式的文艺创作，作者只是从人性化的角度，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创作，这跟‘戏说’是没有关系的。”除此之外，据说故事发生地沙家浜对小说《沙家浜》的描写更为恼火，镇政府的领导已表示，小说作者和小说出版社如不认错，将与之对簿公堂。⑺无论是哪一种看法，其实背后都蕴藏着其对于样板戏的看法，认同样板戏的，必然认为游离于原作精神的改造是离经叛道之举；而厌恶样板戏的，则并不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同样的，关于“红色经典”再造的争论也是由对于“红色经典”原始文本的认同程度而决定的，试图从“红色经典”中追忆过去的人们往往因为原始文本所留下的深刻印痕而无法接受对于“红色经典”的再造，而对原始文本的记忆为空的年轻人怀着猎奇的审美心态，就比较能够认同和接受这样的再造。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的确是文学范畴的事，没有必要上升到政治和法律的高度来讨论。然而，文学是否就如此纯粹？文学是否真的拒绝政治、经济、法律的一切干涉？答案却又是否定的。小说作者、出版商以至于电视剧改编者，从一开始恐怕就未必是怀着一种十分郑重的心态来对待这样一种文学的再造，某种程度上还是带有游戏和媚俗的意味的。公众的怀旧情绪被敏锐地抓住，文化商人们适时地将通俗剧的因子穿上“红色经典”的外衣投入市场，最终目的仍是赚取商业利益。2004年广电总局《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禁止戏说“红色经典”，无疑也是在限制“红色经典”再造的走向，使其继续发挥其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的作用，不能忽视的是，许多“红色经典”的再度推出正是以“献礼”这一形式出现的。无论“红色经典”被冠以何种名目（民族精神、公序良俗、英雄事迹或是爱国主义），它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共同产物。“红色经典”曾深刻地感动过几代人，因此，作为重要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导下的文化资源，它得到了长久的重视并不断被发掘利用。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显示出的怀旧情绪和商业化气息可以说是“世纪末文学”的重要表征。90年代中后期至今“红色经典”的再度风行，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它之所以被投入市场，获得再次启动的机会，是为了让“红色经典”能够进入消费领域，而不是为了使人们再次进入红色风潮的世界。无论是“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等形式（如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被改编成电视剧《林海雪原》），还是“红色经典”的其他形式被重新进行文学创作（如根据样板戏《沙家浜》写作的小说《沙家浜》）都多多少少带有商业化的成份，最终目的是为了赚取大量的商业利益。 同时，对于大众来说，这些熟悉的故事和场面，让他们缓解了现实的焦虑和失落，在心理上越过了历史的断层，回到了一个充满了强烈情感和浪漫表达的青春岁月。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理想主义也只能以这样一种形式出现在怀旧中了。最后也许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现今文学与影视等等多媒体形式的联系如此紧密，我已无法将“世纪末文学”甚至“文学”这一概念从整个文化中独立出来，进行单独的讨论了。随着各种发明创造（如电视机、电影、互联网等）进入我们的生活，文学的概念似乎显得更不明确。在电子传媒的全面掌控下，文学应该进一步向商业性大众文化靠拢，还是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以保持一些较为纯粹的特征，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思索的问题。在充满商业意味和怀旧情绪的“世纪末文学”大潮中，顺应现实，保持批判，这也许是逐渐失去精英地位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无奈而又唯一的选择。[注释]⑴引自孟繁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⑵参见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转引自文化研究网）⑶引自贺桂梅：《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转引自文化研究网）⑷引自雷达：《我对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的看法》（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转引自中国图书信息网）⑸载《文汇报》2003年4月25日。⑹载《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⑺参见白烨执笔的《小说〈沙家浜〉招致批评》，《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第1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评职论文一定要仔细研究单位的评审文件，根据单位的要求来发表论文。如果你们单位认可报纸论文，那就可以，如果不认可，那就没用了。
只要是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都可以参加职称评定
读余继聪老师散文集《饮烟的味道》有感 作者杨艳余继聪的散文集《炊烟的味道》总算好事多磨出世了。书出后，他打来电话要送我一本，我很高兴。他的散文，我多少也在他的博客中读到一些，可在网上读书总太伤眼睛，总没抱着书躺在沙发上看的舒服。 拿到书后，当晚吃过晚饭，收拾好家务，我迫不及待抱着《炊烟的味道》细读起来。书名他是以他得意之作，一篇《炊烟的味道》命名的，他的这部散文集共有332页，有84篇精美散文。每篇散文页角都注明，此篇散文什么时间，发表在什么刊物上。《炊烟的味道》一文竟然发表在26种刊物上。他的散文都带着农家的乡土气味。在他眼里，农村的一草一木，都是一首诗，一幅美丽的画。 如他发表在《云南日报》和《散文选刊》上的《收藏阳光》一文就是典型的既有诗歌的意境，又有工笔画的细腻美感。这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的： 深冬的早晨，太阳慢慢升高，屋顶上敷着的厚厚白霜，渐渐融化，潮湿了黛青的屋瓦和太阳红的瓦松。明媚的阳光，奢华地倾泻进农家小屋里来，绿色的藤萝窗纱，被金子般的阳光浸透，室内弥漫着浓浓的、暖暖的浪漫和温馨味道。女孩静静地坐在窗前的阳光里，一边衲花鞋，一边沐浴着幸福的阳光，一边梳理着心事。甜甜的笑容，很阳光很温暖地从她美丽的嘴角漾开来。 楼顶上挂着的一串串红辣椒和苞谷穗子，也在滋滋地吮吸和收藏着冬日温暖的阳光。用盐巴腌浸透的腊肉，用夹杆串起的豆腐肠，一挂挂晾晒在屋檐下，收藏着阳光。摘回家的老南瓜，一个个圆溜溜的卧在楼月台上。挖回家的红薯都堆在院子一角，滋滋地吸收收藏着阳光。水牛和山羊都散卧在山坡上，收藏和反刍着阳光。大片的庄稼地也在滋滋的吮吸和收藏着阳光，有的庄稼地已经被犁铧翻出了泥土，也在收藏着阳光。整个乡村世界，都在滋滋的吮吸和收藏着阳光…… 读了这一段，就让人感受到了一幅很美，很宁静的画面，作者细腻的思维，用文字作一幅诗一样的画，金子般的阳光下，窗前坐着一个正在衲鞋的少女，一边沐浴着幸福的阳光，一边梳理着心事。甜甜的笑容，很阳光很温暖地从她美丽的嘴角漾开来。多美呀！作者是多么的感情细腻。 他的另一篇发表在云南日报上的《云南的菌子》，作者把鸡枞、牛肝菌、干巴菌、青头菌、铜绿菌、九月黄六种菌子，从形状、色泽，如何烹调，味道都介绍的非常细致。让我增长不少对菌子的认识。人总是从读书中得到启发，我就从余继聪的散文中学到了一些写作方面的启发。如他写一件事就接连不断的写下去，如他写《说喝酒》，又写《说醉酒》，再写《说敬酒》都是写酒，又是写了不同的酒。又如他写了《炊烟的味道》又写了《妈妈的味道》，也都是写了对味道的不同情感。 有时在电脑前，我不知道自己该写什么，好像自己把该写的都写完了，找不到写的东西，读了余继聪的散文，他见什么写什么，想到什么写什么，启发了我。当然余继聪的散文还是以写农村题材的最为优秀。 读完余继聪的散文，再去读这本散文集开篇——云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美学教授张运贵老师为余继聪写的《乡村题材散文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和云南大学教授、云南文学研究所所长宋家宏老师为余继聪写的《余继聪的乡村世界》的两篇评论，我受益匪浅，他们都准确的指出了余继聪散文的好的一面和不足之处，余继聪算是楚雄的年轻作家，在岁月的磨砺和知识的增生中，我相信余老师会创作出更好，更美的高水准的新作来。
观众们提到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首先必提的是《第八个是铜像》，笔者曾经对此作了一点分析。
几乎是同时，当年的观众还要提到另一部看不懂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这就是《脚印》。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竟然在观众那里得到众口一词的感受？
《脚印》这部电影是在1971年在国内公映的，算是比较早期的阿尔巴尼亚电影。
据《上海文化年鉴 1992》后附录的“上海文化史大事记（1966 1976）”记载：1971年11月28日，为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7周年，上海即日起上映阿尔巴尼亚故事片《脚印》和《勇敢的人们》。
在浙江的一本文化志里，也提到：1971年12月17日，为配合阿尔巴尼亚解放27周年纪念活动，杭州市上映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勇敢的人们》和《脚印》。《浙江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广阔的天地经风雨，矫健的山鹰在翱翔——<勇敢的人们>观后》和《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争夺战——<脚印>给我们的启示》。
更早一些的评论，出现在全国的大报上，我们看看当时的评论标题。
1971年12月2日《解放军报》：前进在革命化的大道上。
1971年12月5日《北京日报》：光辉的道路。
1971年12月7日《文汇报》：前进的步伐。
1971年12月8日《光明日报》：永不停止的脚步。
1971年12月8日《光明日报》：知识分子的光辉道路。
从这些文章的标题来看，电影应该是主题积极，黑白分明，简单干脆，怎么会生出“看不懂”之说？
而实际上，对这个电影“看不懂”的呼声，可以说在我们的耳边不绝如缕，时有所闻。
这部电影受到中国观众的广泛欢迎，在《话说周晓文》（毛果著）一文中，介绍中国导演周晓文的电影启蒙历程，引述了周晓文的回忆： “《多瑙河之波》看得最多，不下十几遍吧!《脚印》看了七，八遍。”
看了多遍，应该有看不懂的因素在内。
再看《“文革”记趣》（作者：钟利戡）一文，作者就直指：“阿尔尼亚有部《脚印》的影片，放映看完，多数人不知所云。”
在《划痕的岁月：表述我们难忘的记忆》（高峰著）一书中引用了剧作家金作人的一封信，提到：“‘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这是观众在看完《脚印》之后得出的结论。该片采用了大倒叙和时空交错的结构方法，看惯因果式线状结构影片的中国观众很难适应，当然，阿尔巴尼亚其它电影中镜头的快速切换，人物及细节交代的简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而在叶圣陶与叶至善合著的《叶圣陶家书》中，也有很大的篇幅，记载了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钱钟书当年在《围城》里讽刺：名人写信，有一种表演欲在内，都考虑日后发表的。
不能说叶氏父子当年连篇累牍写的通信，没有想到日后会出版。我们今天在两个人的书信中，正看到父子俩在 历史 的孤寂中，作出热闹的双簧式表演。
因为是表演，所以，他们之间写的书信并不一定是心中所想，不过，也能大体看到一点时代的印痕。
在叶至善的信中，提到了阿尔巴尼亚的这部电影。
1972年5月10日叶至善的信中写道：“类似的故事，有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脚印》讲的是一位医生思想的转变。这位医生出身是好的，手术非常高明。他认为救活过不少人，受人感激、尊敬，都是应该的。后来他医治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在一次事故中为了抢救他的同事，炸掉了两条腿。手术过后，医生去查病房，正好那几个被救的同事来探望那个工人。他们一见面就谈技术革新的事，医生感到非常奇怪：这些人不是这个工人不顾自己的死活，把他们救出来的吗？怎么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呢？真出于他的意料。他就把这件事对一个朋友说了，那个朋友回答得很好，说因为他们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像他那样干的。这个医生才悟到，自己离开劳动人民已经很远了，于是主动要求到边境去接受改造。这张片子就思想性讲，是相当高的。可是他们习惯于用倒叙手法，还有些不必要的穿插，使人不容易理清头绪。”
叶圣陶回信，如果有票，他是会去看的。可见对儿子的推荐，他还是感兴趣的，并没有歧视这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尔巴尼亚电影对中国的文化融入与介入，要比我们后来避而不谈、佯装不知的鸵鸟状态要复杂得多。
儿子看到父亲对他上一封信中所提及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有兴趣，在5月16日这封回信中，进一步阐述了电影的内容，这是所有先期看过电影的观众，都喜欢表现出来的心理趋向，他写道：“《脚印》那个电影，要看懂得花点脑筋。他是从一个暗杀案开的头，就是这个医生被暗杀了，有人怀疑他是自杀，处理这案件的公安人员认为必须经过调查才能定案。于是他访问了医生的父亲、妻子、同事、朋友，这些人都叙述了医生生活的片断，里面还插进了这些人自己的生活，因此看起来头绪很乱。爹爹去看之前，最好叫三午把故事大概说一下。这个主题用侦探片的形式来表现，实在没有必要。”
这里提到的“三午”是叶圣陶的长孙。其实按照叶圣陶的文字功底，看这样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完全能够自己消化电影里的迷津，用不着别人指手划脚，但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脚印》确实有一点“烧脑”。
与叶圣陶大师被怀疑成看不懂，倒是不少民众在这个电影里读到了他们需要的理解。
据交通技工教育研究会编《交通技工教育优秀文集》所收录的《师德在学生德育工作中的作用》（作者：林景辉、魏雪芬）却把《脚印》作为文章的论据：“阿尔巴尼亚影片《脚印》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朴实的人在一起，可以纯洁灵魂。”
可以看出，这部论文集是把《脚印》作为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言论来引用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仍然沿用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论点作为支撑自己理念的信息源，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
在毕熙东著《足球老纳:从德国到中国》中的一篇文章“足球不是轮盘赌——第十四届世界杯足球赛之我见”中，作者也涉笔成趣地提到了《脚印》带来的记忆：“ 倒底谁造就谁?在十年动乱期间，只有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有资格进口。我却记住了影片《脚印》中的一句名言：是医生造就了手术室，而手术室不一定就造就医生。本届世界大赛呈现出的纷乱现象，真个儿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
只是作者在这里发生了记忆错位，其实文中的这句话，并不是《脚印》里的台词，而是另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创伤》中的对白。这两部电影表现的都是医生如何离开大城市，来到缺医少药的偏远地区，矛盾冲突也主要来自于夫妻之间，都是丈夫积极，妻子拖后腿，主题构思非常接近，所以才造成了作者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记忆。
而《脚印》当年就对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思想撞击。
我们在《雷锋式的好战士黄观顺》（1973年出版）一书中，看到传主的一则日记，对《脚印》给予自己的教育冲击力，作出了记录与记载：“一九七二年三月六日看了阿尔巴尼亚故事影片《脚印》以后，我感到对我的教育极为深刻。它是教育我们青年人的一部好影片。它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生活不能贪图安逸，更不能骄傲自大。要知道一个人的进步应归功于党和人民，而决不能把同志们帮助的结果看成是自己骄傲的资本。”
而更多的记载，出现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作者的笔下。上海作家殷慧芬在《梦中锦帆》中把电影《脚印》融入到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中，小说中写道：“李小蓉说也挺欣赏《脚印》里的那个外科医生，他潇洒才华出众，可惜他死了，他被人杀害了。锦帆说影片里的脚印象征了人生的足迹。李小蓉说哎哟我怎么没想到，我还觉得这片名文不对题我真傻。”
在毛寄萍所著《欲罢不能》（2007年版）中也写道了阿尔巴尼亚这部电影给人物带来的牵动效应：“她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部阿尔巴尼亚叫《脚印》的电影，女主人公向别人倾诉和丈夫的感情的那句话：结婚已经五年了，可是我们还像刚恋爱那样。她完全沉浸在一种幸福的感觉之中，开始的因为偷情而产生的忐忑，因怕别人发现而产生的恐惧，因行为越轨而产生的隐隐约约的罪恶感荡然无存。”
连环画也没有放过《脚印》，这本连环画标明根据阿尔巴尼亚电影改编，由王佩家改编，向群等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74年1月出版第1版，印数达到惊人的280000册。
这本连环画将电影里产生弄不懂的回忆场景全部删掉，理清了头绪，而且把无关的人物回忆也给省略掉了，倒是理解电影的一个比较好的通俗读本。
而就是这样一部不入今日电影界名流法眼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脚印》竟然也成为早年的电影教科书的成功范例，而今天这些范例，则大多数是唯好莱坞电影马首是瞻的。
在卜召林主编的《电影学简编》（1992版）中介绍“对话蒙太奇”这一技巧的时候，写道：
对话式蒙太奇也是比较经济、比较简要的处理方法。这样的画面组接，既推进了电影故事情节，又合情合理。这也是在中外电影史上大量运用的一种手法。下面是《脚印》中的情节。
护士：“阿尔丹大夫祝你成功。”
阿尔丹：“谢谢”。
“成功和失败往往是毫厘之差”，说这话的已是在另一个场景里的教授。
那么，赞声一片的《脚印》为什么叫人看不懂呢？
这一点，在叶至善给父亲的信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是电影通过回忆介绍了牺牲在敌人枪口之下的阿尔丹大夫的生平事迹。
这种表现手法，与《第八个是铜像》如出一辙，甚至在《宁死不屈》里，也是通过主人公米拉被捕之后不断闪回的回忆，来表现过往的经历。
看来，阿尔巴尼亚电影很喜欢这种大面积的回忆手法，而正是这种手法运用较多的电影，就是中国观众看不懂的“重灾区”。
《脚印》里，开始是一个悬念的结局，阿尔丹大夫在边境地区行医时，突然死去，手上发现枪支，最容易作出的判断，是他自杀身亡。于是警察展开调查，通过走访他的父亲、妻子、同事及病人，来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动向，与《第八个是铜像》不同的是，《脚印》里的阿尔丹医生更具有《罗生门》的“视角决定观感”的色彩。
《第八个是铜像》是人物事迹互不干扰的并列式的拼盘式组接，而《脚印》则是人物事迹的因果式拼盘式组接，各组回忆里因回忆角度的不同，必然会有冲突的地方，这形成了《脚印》里的人物形象处于一种拨开云雾、移显换影的状态。
阿尔丹大夫在别人的多角度回忆中，性格与思想都是递进的，最后落脚点是证明了他是一个好大夫，而不是一个可能叛国未成的自杀者。
正如叶至善在信中所说，《脚印》采用了一个悬疑式的结构，并不一定是成功的。因为整个电影里，并没有什么刀光剑影的部分，而最后突然来了一段神秘的死亡事件，把一起思想冲突的电影非要拉扯上凶杀事件，这两者之间显得有一点不伦不类。
实际上，整个电影的回忆，就是说明了主人公如何从一个虚荣、自私、满足于个人幸福的医生，如何实现了价值观的转变，投身到服务 社会 的更有意义的人生之中。
这显然在后来的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转型变革中，证明这是一条非常难以实现的道路，而当下的阿尔巴尼亚民众，却把选择方向放在意大利、希腊这些二战中与阿尔巴尼亚为敌的国家，也就是电影里的叛逃者亟欲前往的国家。
也就是说，《脚印》里的大夫的思想转变，恰恰是逆行着现实中的民众的思想趋向的。
因此，《脚印》这样的影片，反过来可以看出，当时的国内民众却是想出国的，而不是像电影里歌颂的大夫那样，一心意图扎根基层。
所以说，英雄们的行迹与行踪，总是逆行着 社会 的趋向与思潮的。
电影里还通过一位姑娘之口，对那个时代作了总结：“我们的后代会羡慕我们这个艰难的时代，这个时代一年就等于一个世纪。”
其实事实上恰恰相反，现今的阿尔巴尼亚恰恰忘记了那个时代。
在电影里，英雄们被树立为榜样，告诉民众与世俗的选择的另一种相反的可能。这就是英雄法则的存在价值，好莱坞电影也概莫例外。
影响《脚印》里的大夫思想转变的因素，是电影重点表现的区域。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阿尔丹从开始时沉湎于个人主义与家庭小圈子里，发生思想转变，来自于以下几个因素：
大夫与同事外出游玩，遇到了童年小伙伴的妈妈，当年他们在乡里，得到过这位农村大娘的照顾，后来小伙伴牺牲在抗击法西斯的战斗中，这给了阿尔丹以传统教育，觉得自己不应该忘了本。这是促成他回乡行医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夫在收治病人的过程中，有一位工人因为保护同事，而自己受了伤，断了条腿，大夫本来是救治病人的，但反过来也被病人所救治，这一点，使他改变了高高在上的观念，扭转了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上帝般的存在。
影片里，阿尔丹的父亲是一个军官，后来解甲归田，他对儿子的变质有着深刻的认识，指出：“你把人民给予的荣誉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脱离人民，忘记是谁培养了你。”而同事也直指阿尔丹脱离现实，搞纯粹的理论研究，热心于维护自己的威望，而不是服务于民众。这些观念，在主人公触碰到病人的感人行为之后，迅速由理论转化为行动实践，从而实现了思想的转变。
《脚印》一片，虽然是局限于一个医生的生活，但是 社会 广度还是超乎寻常的。影片里，还提及了苏联中断了的援助，工厂通过自力更生，来应对突袭的困难。包括当时严酷的 社会 环境，边境地区的复杂形势，都能够映射出国家面临的现状。在这样的形势下，医生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来到边境地区服务乡民们，便使他的这种选择具有了整个 社会 背景支撑的纵深力道。
而影片里的凶手，正是那个曾经送吊灯给医生的所谓好友，影片在最后结尾中，略去了推理与侦察，直接把凶手给推了出来，这也是阿尔巴尼亚电影不屑于进行逻辑分析导致电影让人莫名其妙的原因之一。
《脚印》在一部简单的主题电影中，加入了那么多元素，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它的主题意旨，也让电影七岔八岔，枝节太过繁复，最后就让人得出“看不懂”的印象了。实际上，电影的主题还是非常鲜明的，当时报纸上对它的概括是很一锤定音，毫无歧议的，正说明它并不难被看懂，至少看过电影的观众，可能不一定梳理出电影叙事的脉络走向，但电影传达出的内容，还是一目了然的。
很有可能曲艺界的观众们都想不到，此生还能见到，德云社跟曲协一起协作的情景。北京市曲协现任主席李伟健，搞了一个相声剧《依然美丽》，但是想不到领街，居然是德云社的班主郭德纲的搭档他。要了解德云社跟曲协之前是毫不相干，曲协还发过提议书，开过交流会，规定反三俗，想不到一转眼彼此就协作了，这也简直让大伙儿感慨如果你活得充足长，就没有见不上的事儿。
2021年5月21号，北京日报专业发布了一篇文章，针对谦的这一部相声剧倍加称赞，说他凭着本身高超的表演，极致地演绎了王守俭这一人物角色，呈现了主角的心理状态转变，赞颂了回天地域在扶贫项目的危害下，产生的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北京市日报说于谦老师的这一相声剧，保证让观众们笑中带泪，是真真正正的高质量的艺术品。北京日报的他们，让德云社的郭德纲的处境，多少有那麼点尴尬了。
由于德云社的相声小品，常常被别人说成三俗，说德云社的一些管理制度是封建社会去其糟粕，郭德纲老师也因而身上了许多异议。前一阵子曲协的提议书便说，相声小品应当让观众们含着泪水笑，现如今于谦老师的相声剧保证了这一点，那郭德纲老师该做何感受呢？是否会也像于谦老师那样，学会放下身姿跟曲协一起协作呢？实际上你细剖析一下，郭德纲老师这2年，是有心跟曲协缓解关联的。
由于有句话说得对，好几个盆友好几条路，好几个对手多堵墙，德云社如今富甲一方，郭德纲也不是十年前赤脚不害怕穿鞋子的郭德纲了。郭德纲即使不给自己考虑到，也得考虑到自身的一大帮子弟子，再跟同行业唱反调，万一德云社有一个闪失，这群弟子应该怎么办呢？怨家宜解不适合结，郭德纲前几日去上海曲协探班，还跟曲协现任主席李伟健一起交谈，也是向外部释放出来了关键的数据信号。
而针对曲协而言，也期待能跟德云社缓解关联。由于这些年了，德云社越发火爆，曲协就越难堪，假如德云社能跟曲协一笑泯恩仇，曲协的脸面上也可以凑合。大伙儿相声表演全是为了更好地赚钱养家，谁也不会跟钱走不过去，内讧总是同归于尽，仅有协作才可以互利共赢。于谦老师的这一相声剧，也代表着德云社跟曲协协作的逐渐，将来彼此应当会进行大量的协作，提升彼此中间的联络。
针对相声小品观众们而言，这也是一件好事，由于假如相声小品从业人员把活力都放到相互之间斗争上，那么就写作出不来好著作来，仅有全部领域内部团结一致，大伙儿才会有时间和活力去科学研究造型艺术。针对德云社而言，假如能跟曲协提升协作，那毫无疑问又给弟子们开拓了一条新的发展趋势路面，郭德纲老师也想要给弟子们多策划一条发展方向，对于自身的脸面，那就是郭德纲老师最不在意的。以郭德纲老师对弟子们的情感，只需能让自身的弟子们都是有个好未来，自身就算是向同行业低下头，又有什么关系呢？
御用的一只狗而已，只能昧着良心狂吠一下！谁给吃的就听谁的！
也许相声界的听众并不希望他们仍然能够看到德云社和曲协在他们一生中一起工作的场景。北京曲协董事长李伟建制作了一部话剧依然美丽，但他没想到要扮演主角，他竟然是德云社的主持人于谦的搭档话剧，您必须知道德云社和曲协曾经是井水，而没有冒犯河流，曲协还发布了一项提案，并开设了一个论坛，要求反三俗。出乎意料的是，双方将在眨眼之间合作。这确实让每个人都叹息，只要您活得足够长，就不会有看不见的东西。北京日报发表文章称赞于谦的相声剧，称于谦以其精湛的表演技巧完美地扮演了王守坚的角色，表现了主人公的心理变化，并对此予以称赞。
在惠民工程的影响下，田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日报于谦老师的相声剧可以使观众流泪，这是一件真正的高级艺术品。看完这篇文章后，网民们都大喜过望，说北京日报这么夸口于谦老师，您是否考虑过郭德纲老师的感受，每个人都这样说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德云社的相声经常被认为是三个共同点，说德云社的某些规则和法规是封建，郭德纲老师背后也有很多争议。曲协的提案指出，相声应该使听众流泪大笑。
于谦老师的相声剧已经实现了，所以郭德纲老师应该怎么想，会像于谦老师一样放下身体并与曲协配合吗，实际上，如果仔细分析，在过去两年中郭德纲老师故意放宽了与曲协的关系。因为有句好话，多位朋友，多条道路，多位敌人和多堵墙，所以德云社现在是一件大事，郭德纲并不赤脚，郭德纲即使您自己没有考虑过，也必须考虑一大批学生和学徒，然后与同龄人一起努力。如果德云社有错误，这批学徒应该怎么做？应该解决而不是解决敌人。
郭德纲去北京曲协探索课程，并与曲协主席李伟建进行了交谈，这也向外界发出了重要信号。对于曲协，我也希望减轻与德云社的关系。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德云社变得更加繁荣，曲协更加尴尬。如果德云社可以与曲协握手，则曲协会过得很好。每个人都说相声是为了养家糊口，没有人会遇到金钱上的麻烦。内部斗争只会伤害双方。只有合作才能双赢。于谦老师的相声戏也象征着德云社和曲协之间合作的开始。双方应加强合作，加强关系。
对于相声听众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相声练习者如果专注于彼此打架，他们将无法创作出出色的作品。只有整个行业团结起来，每个人才有时间和精力学习艺术。对于德云社，如果我们能与曲协加强合作，无疑将为学徒开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郭德纲老师也愿意为学徒计划一条出路。自己的脸，这就是郭德纲老师最不在乎的。有了郭德纲老师对学徒的感觉，只要他们能为他们的学徒们拥有美好的未来，即使他们向同伴鞠躬也有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