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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学子在全员核酸检测时候，为赶到的医护人员鼓掌。核酸检测现场秩序井然，而且浙大学子们非常配合；在医务人员赶来时候，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一点让医务人员感动不已。核酸检测过程中，还有学子在读书码字。
因为新冠疫情出现，使得浙大全员学生，需要连夜进行核酸检测。为了节省核酸检测时间，减少医务工作人员工作量，检测过程中，现场有着下面这两种表现。
得知需要全员核酸检测时候，浙大的学子们，早就做好了准备，站在核酸检测地点，等待医务工作人员到来。学生们现场秩序井然，在医务工作人员工作开展之前，便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自己内心，对于他们的感激之情。
很多学生内心里，看到医务工作人后，表示自己内心一点也不害怕，相反还因为医务工作人员到来，而感到心安坦然。医务工作人员对于学生们的表现，也十分的高兴，觉得自己付出再多的辛苦都值得。
高校学生人数众多，核算检测需要持续一段时间，通过这次核酸检测，让我们看到了名校大学生，对于学习的热爱。很多学子在核酸检测过程中，都手捧书本在学习。他们对于学习的态度，看了让人动容。
作为高校的才子佳人，他们的表现让人敬佩。仅仅依靠路灯，光线达不到看书的条件，可他们还是在坚持学习，有人还一手拿着笔，做着读书笔记。
有这样刻苦学习的大学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幸运；今日的学子，会成为国家明天的栋梁。这一点从做核酸检测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
孟伟的导师是张光新。
2022年4月1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致电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孟伟博士生导师张光新教授。
人物经历
孟伟毕业于浙江大学荣誉学院竺可桢学院，曾任浙江大学求是学院研究生兼职辅导员。
2014年，孟伟被保送浙江大学控制学院智感所直博。
2021年，孟伟的儿子出生后生病需要用钱，他开始兼职送外卖，后因此走红网络。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博士毕业标准是sci 3篇或 EI 5篇。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中国最早开始培养机械门类高级专业人才的少数单位之一。经过近九十年的发展，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为国家培养了包括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在内的一批又一批机械工程领域里的英才。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是我国最早从事机械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单位之一，起源于1911年成立的浙江大学机械科。在一百多年的办学中，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专业技术人才，涌现出了以路甬祥、林俊德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科学家、教育家和先进人物，为国家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机械工程学院设有机械电子控制工程、现代制造工程、机械设计、工程及计算机图形学等4个研究所和1个工程训练（金工）中心，拥有机械国家“211”重点学科群和机电系统及装备“985”二期科技创新平台。
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感人和激动。疫情无情人有情，很多时候一点点掌声或者言语就能使人感到感动。
1、第一档次中国名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和北大连年都为抢生源交战，排名一个第1、一个第二，可谓是不分雌雄，这两所牛校是很多高材生的必争之地，清华北大各有优势，在中国可谓是如雷贯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2、第二档次中国名校：（1）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上海交大、清华、北大四所大学放在一起又可统称为中国四大名校，是名副其实不可撼动的十大名校之首。（2）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
1 发表浙大核心期刊的难度较高。2 这是因为浙大核心期刊所刊载的论文，需要具备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贡献，同时还需要经过严格的审稿流程。这些要求使得浙大核心期刊的发表难度较高。3 此外，发表浙大核心期刊还需要掌握一定的学术写作技巧和规范，以及对研究领域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因此，提高自身学术水平和研究实力，以及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都是发表浙大核心期刊的必要条件。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都榜上有名。其中，清华大学位列第16，北京大学位列第17，比起五年前排名都大大提升。。
浙大核心期刊发表难度相对较高，主要原因是：一是浙大核心期刊是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它们的发表标准要求较高，需要文章满足一定的学术水平和质量要求；二是浙大核心期刊的审稿过程非常严格，也需要符合严格的审稿要求；三是浙大核心期刊的审稿周期较长，在审稿过程中也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四是浙大核心期刊的审核流程非常繁琐，也需要符合一定的流程要求，并且审核人员也会根据文章的内容和质量对文章进行详细的审核把关。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的博士毕业条件包括：1）完成学位论文；2）参加学位论文答辩；3）完成学位论文报告；4）完成学位论文研究；5）完成学位论文审查；6）完成指定的课程；7）获得学位证书。这些条件是为了保证学生可以获得高质量的学位，并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为社会做出贡献。
有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SSCI、AH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据浙江大学官网显示，人文社科博士毕业要求是有1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SSCI、AH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浙江大学（ZhejiangUniversity），简称“浙大”，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
答题/ 帅小西De --期待为您解惑！
小西的答题肯定有些许不到之处，欢迎各位朋友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这大概由下面几个因素决定。
首先看学校，不同的学校要求不一样，不同的学校水平不一样，这样他们的博士毕业生毕业时文章数肯定不一样，一般说来，水平高的大学博士发的文章好些，文章说可能也多些。比如，有的985高校要求毕业时应该有四五篇文章，其中核心几篇，sci几篇都是有明确规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内好多期刊文章泛滥成灾，没办法，为了毕业，不得不发。
第二，做研究肯定要看个人天赋，有的人三年小二十篇sci有的人延期一次又一次，七八年了还达不到学校要求，必须承认，人和人的天赋有差距，还差距很大。
博士不容易毕业，而且在职的尤其时间长。有了老婆孩子肯定要分散一部分精力，而且有工作了后顾之忧也少了。不像纯学生那么容易投入精力。
博士毕业能发多少文章是个人能力，发100篇也可以，发1篇也行，但是能不能顺利毕业就另说了。
1，目前很多学校正在逐步取消博士论文的硬性要求，更多的学校对论文的数量和层次都要要求。
越好的学校要求越高，有的学校要求sci，有的学校要求国内核心期刊，以下是国内一些学校的要求，题主可以参考。
清华大学：2019年起，不再硬性要求发表论文，新规称：”鼓励依据学位论文以及多元化的学术创新成果评价博士生学术水平，不再以学术论文作为唯一依据。
北京大学：本人为第一作者身份（导师为第一作者时本人可以为第二作者）在国内核心刊物或国际重要刊物上至少发表或被接受发表2篇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4篇以上（含4篇）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其中至少1篇为CSSCI期刊论文），或2篇以上（含2篇）学术论文在CS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第一作者应为博士生本人（与导师共同署名文章同视为第一作者），第一署名单位应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大学：SCI 文章两篇。且对IF(影响因子）有要求。
这么多人考博士是为了什么？做研究呗，做研究总得有研究成果吧，没有研究成果的博士和你我有什么区别。
而展现研究生成果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论文，对于学校来说，这个评价标准特别好量化，而且是借助第三方权威机构的力量来进行量化。
将来会有更多的学校会学习清华大学的方式，多元评价，但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也容易出问题，有利有弊吧。
希望以上回答对你有所帮助。
博士毕业发论文多少取决于博士导师与博士生本人的学术水平和勤奋程度。南京大学曾要求博士毕业至少发表两篇SCI论文，国内核心杂志论文两篇相当于一篇SCl论文，均要笫一作者，合作的SCⅠ论文第二作者视同国内核心杂志论文一作。我所指导的十五名博士有个别人发表了4篇SCl论文以上包括另外有合作的SCⅠ论文或国内核心杂志论文，他们除了特别勤奋有才能外，实际上为硕博连读生，在实验室干了四至五年。绝大部分博士能通过答辩拿到学位的都能发表两篇SCⅠ论文。我的同行博导的学生特别优秀者在特级杂志Scⅰence杂志发表一篇论文也可以顺利毕业获得学位。多数博士发表论文在专业一流或一般水平(影响因子2至6左右)。博士毕业论文及发表论文质量数量是博士能否通过答辩的重要因素，但学风和学习能力也极重要，如果有一项图表数据造假论文抄袭则论文再多也会被取诮学位资格，并追究导师责任。
博士毕业一般发多少文章？这问话问的都没有一个限定，中文期刊还是SCI？几区？影响因子高不高等等方面都没有，只单单问多少篇文章，是不是有点太过草率了？
我要说的是，博士毕业向来不是以发了多少篇文章来定义好坏的，因为单纯的看数量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现在更看重的是上面我说的那几点，不然你发的再多也不好找工作，一样不具有核心竞争力。
这个要求有时候不是学校要求的，而是博士导师要求的，若是没达到要求，导师一般不会让你毕业。
至于发文章的要求，都已经到了博士这个等级了，大部分的导师都是重质不重量的，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问身边的博士生，他们毕业要求发表的文章是规定多少篇吗？不是的，他们一般都会回答你几区、影响因子为多少以上的SCI一篇至两篇，当然也有不做要求的，那几区都无所谓，影响因子也不做考量。
是的，导师宁愿自己的学生整个博士就发了一篇一区或者二区、影响因子为5以上的SCI，也不要发了五六篇四区、影响因子零点几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而且在很多高校或者科研院所招聘博士毕业生时，他们要求的也都是高水平的文章，分区比较靠后的可能需要十几篇才能抵得上人家一篇。而985/211等（现在可能主要说双一流）高校的要求更是高的吓人。
所以不要再问什么博士生一般能发多少文章，应该问的是博士生一般要发几区、影响因子多少以上的文章才能毕业更为准确 。
我见到有师兄发了2篇SCI刚刚能够毕业的，有师兄都快毕业了还没写到2篇SCI不断为毕业发愁，我也见过有师兄发了10篇SCI的，直接去某二本学校任教安家费就100万，每个博士能够发多少文章的数量真的天差地别。
根据我的观察博士是否能够满足毕业要求和导师的关系更大一些，但是博士是否能够发出高水平的文章更多的还是靠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想法、自己是否真正深入 探索 问题了。
1.博士是否能够达到毕业的要求真的和导师的状态有关。
有些博士生导师真的不会太管学生，心好一点的可能还会想办法让你博士顺利毕业，有的干脆就是你自己想办法、想idea，如果你想不出来的话你很可能就要延毕了。听说有个师兄就是导师不太管没办法毕业，最后退学了读了几年书还是本科学历。
有些博士生导师对学生真的会尽职尽责一些，会定期督促博士生的进度，刚开始想idea给博士生练练手，有一套成熟的培养体系，这样加上自身的努力，还是会有些学术强的学生突出出来。我们课题组的师兄就已经发表了3篇顶级期刊，还是非常厉害的。
2.博士毕竟要自己想出一些想法，有足够的创新点才能够发表文章甚至投好的文章。
博士刚开始看文献、看论文都是为了打开自己的思路，看了前人做的东西你发现他的有哪些改进的地方，这时候你和老师交流是否这个想法有进行下去的必要，如果能够做那么就把其付诸到实践当中，做实验就是这样的啊，文章不过就是做实验后的总结。你的多少篇文章就代表你博士想出了多少个成熟的创新点。
3.博士能够发多少文章还取决于专业。
一般来说传统工科、文学类的专业都比较难发文章，因为真的工科做实验、文科一些专业调研还是需要一定的实验周期的，但是像化学、材料、生物类的就相对好发文章一些。这些专业的博士平均论文数量还是比其他专业要高一些的。
结束语：能够发多少篇文章还是要看导师的状态、自身的努力有关系的，这也是为什么读博一定要找一个好导师的缘故。同时不同专业的博士平均发文章的数量也不太一样，生物、化学类的还是比其他专业多发文章的。
如果有什么问题欢迎关注和私信我！
我举几个学校的例子吧，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学校的情况进行补充。
资料来源于网络，如果不准确请大家更正。
不同学校,同一学校不同专业要求都不一样,有些专业发十几篇属一般水平,有些专业发一两篇已经不错了,不能比.
这种事和很多因素有关。
1.文理科之间以及不同的研究领域差别很大。理科相对好发表文章。在理科中，材料化学领域也相比数学物理方向好发。
2.你的导师是否是你所在领域的大牛。大牛的课题组相对好发文章，也相对好发好顶级期刊。
3.这和个人能力有关。我是在材料领域，已我认识的人为例，有人博士期间可以发十八九篇一作的文章，也有因为达不到学校毕业要求而被延期的。
4.和你所在学校的层次有关。学校这个平台的好坏直接影响你好不好发文章。同样一篇文章以好学校的名义投稿和以一般学校的名义投稿差别很大。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近些年来，随着各种各样的博士论文造假，以及因为博士发不出论文而选择自杀的新闻出现，人们对博士毕业的门槛产生了关注。
一名博士想要毕业的话，需要满足两个条件：1、证明学术水平的小论文成果达到要求；2、通过博士论文答辩。
就小论文这一项来说，诸如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大等等各大重点高校，都是要求有两篇核心期刊论文。
当然，在具体的操作上或许会降低要求，至少要有1篇核心期刊，另外一篇可以是C扩、C集或者得到学术委员会认可的普刊。
此外，对于同一学校的不同专业来说，论文数量的要求也是不同的。有一些专业发论文比较容易，那么数量的要求就会更多。
但不管这些要求具体为何，普遍的要求就是两篇核心期刊。达到这个要求即可毕业。
对于大多数博士来说，两篇就是他们水平的极限，这点毋庸置疑。
但对于学术水平比较高的博士来说，两篇根本就是小意思洒洒水，他们发表的数量能够达到5篇以上，就属于很不错的情况了。
总而言之，通常是两篇。
浙大核心期刊发表难度相对较高，主要原因是：一是浙大核心期刊是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它们的发表标准要求较高，需要文章满足一定的学术水平和质量要求；二是浙大核心期刊的审稿过程非常严格，也需要符合严格的审稿要求；三是浙大核心期刊的审稿周期较长，在审稿过程中也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四是浙大核心期刊的审核流程非常繁琐，也需要符合一定的流程要求，并且审核人员也会根据文章的内容和质量对文章进行详细的审核把关。
观众们提到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首先必提的是《第八个是铜像》，笔者曾经对此作了一点分析。
几乎是同时，当年的观众还要提到另一部看不懂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这就是《脚印》。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竟然在观众那里得到众口一词的感受？
《脚印》这部电影是在1971年在国内公映的，算是比较早期的阿尔巴尼亚电影。
据《上海文化年鉴 1992》后附录的“上海文化史大事记（1966 1976）”记载：1971年11月28日，为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27周年，上海即日起上映阿尔巴尼亚故事片《脚印》和《勇敢的人们》。
在浙江的一本文化志里，也提到：1971年12月17日，为配合阿尔巴尼亚解放27周年纪念活动，杭州市上映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勇敢的人们》和《脚印》。《浙江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广阔的天地经风雨，矫健的山鹰在翱翔——<勇敢的人们>观后》和《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争夺战——<脚印>给我们的启示》。
更早一些的评论，出现在全国的大报上，我们看看当时的评论标题。
1971年12月2日《解放军报》：前进在革命化的大道上。
1971年12月5日《北京日报》：光辉的道路。
1971年12月7日《文汇报》：前进的步伐。
1971年12月8日《光明日报》：永不停止的脚步。
1971年12月8日《光明日报》：知识分子的光辉道路。
从这些文章的标题来看，电影应该是主题积极，黑白分明，简单干脆，怎么会生出“看不懂”之说？
而实际上，对这个电影“看不懂”的呼声，可以说在我们的耳边不绝如缕，时有所闻。
这部电影受到中国观众的广泛欢迎，在《话说周晓文》（毛果著）一文中，介绍中国导演周晓文的电影启蒙历程，引述了周晓文的回忆： “《多瑙河之波》看得最多，不下十几遍吧!《脚印》看了七，八遍。”
看了多遍，应该有看不懂的因素在内。
再看《“文革”记趣》（作者：钟利戡）一文，作者就直指：“阿尔尼亚有部《脚印》的影片，放映看完，多数人不知所云。”
在《划痕的岁月：表述我们难忘的记忆》（高峰著）一书中引用了剧作家金作人的一封信，提到：“‘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这是观众在看完《脚印》之后得出的结论。该片采用了大倒叙和时空交错的结构方法，看惯因果式线状结构影片的中国观众很难适应，当然，阿尔巴尼亚其它电影中镜头的快速切换，人物及细节交代的简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而在叶圣陶与叶至善合著的《叶圣陶家书》中，也有很大的篇幅，记载了对这部电影的评价。
钱钟书当年在《围城》里讽刺：名人写信，有一种表演欲在内，都考虑日后发表的。
不能说叶氏父子当年连篇累牍写的通信，没有想到日后会出版。我们今天在两个人的书信中，正看到父子俩在 历史 的孤寂中，作出热闹的双簧式表演。
因为是表演，所以，他们之间写的书信并不一定是心中所想，不过，也能大体看到一点时代的印痕。
在叶至善的信中，提到了阿尔巴尼亚的这部电影。
1972年5月10日叶至善的信中写道：“类似的故事，有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脚印》讲的是一位医生思想的转变。这位医生出身是好的，手术非常高明。他认为救活过不少人，受人感激、尊敬，都是应该的。后来他医治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在一次事故中为了抢救他的同事，炸掉了两条腿。手术过后，医生去查病房，正好那几个被救的同事来探望那个工人。他们一见面就谈技术革新的事，医生感到非常奇怪：这些人不是这个工人不顾自己的死活，把他们救出来的吗？怎么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呢？真出于他的意料。他就把这件事对一个朋友说了，那个朋友回答得很好，说因为他们在同样的情况下，也会像他那样干的。这个医生才悟到，自己离开劳动人民已经很远了，于是主动要求到边境去接受改造。这张片子就思想性讲，是相当高的。可是他们习惯于用倒叙手法，还有些不必要的穿插，使人不容易理清头绪。”
叶圣陶回信，如果有票，他是会去看的。可见对儿子的推荐，他还是感兴趣的，并没有歧视这是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从这里可以看出，阿尔巴尼亚电影对中国的文化融入与介入，要比我们后来避而不谈、佯装不知的鸵鸟状态要复杂得多。
儿子看到父亲对他上一封信中所提及的阿尔巴尼亚电影有兴趣，在5月16日这封回信中，进一步阐述了电影的内容，这是所有先期看过电影的观众，都喜欢表现出来的心理趋向，他写道：“《脚印》那个电影，要看懂得花点脑筋。他是从一个暗杀案开的头，就是这个医生被暗杀了，有人怀疑他是自杀，处理这案件的公安人员认为必须经过调查才能定案。于是他访问了医生的父亲、妻子、同事、朋友，这些人都叙述了医生生活的片断，里面还插进了这些人自己的生活，因此看起来头绪很乱。爹爹去看之前，最好叫三午把故事大概说一下。这个主题用侦探片的形式来表现，实在没有必要。”
这里提到的“三午”是叶圣陶的长孙。其实按照叶圣陶的文字功底，看这样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完全能够自己消化电影里的迷津，用不着别人指手划脚，但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脚印》确实有一点“烧脑”。
与叶圣陶大师被怀疑成看不懂，倒是不少民众在这个电影里读到了他们需要的理解。
据交通技工教育研究会编《交通技工教育优秀文集》所收录的《师德在学生德育工作中的作用》（作者：林景辉、魏雪芬）却把《脚印》作为文章的论据：“阿尔巴尼亚影片《脚印》中有这样一句话：和朴实的人在一起，可以纯洁灵魂。”
可以看出，这部论文集是把《脚印》作为一个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言论来引用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仍然沿用阿尔巴尼亚电影里的论点作为支撑自己理念的信息源，确实有一点不可思议。
在毕熙东著《足球老纳:从德国到中国》中的一篇文章“足球不是轮盘赌——第十四届世界杯足球赛之我见”中，作者也涉笔成趣地提到了《脚印》带来的记忆：“ 倒底谁造就谁?在十年动乱期间，只有阿尔巴尼亚的故事片有资格进口。我却记住了影片《脚印》中的一句名言：是医生造就了手术室，而手术室不一定就造就医生。本届世界大赛呈现出的纷乱现象，真个儿是触及了人们的灵魂。”
只是作者在这里发生了记忆错位，其实文中的这句话，并不是《脚印》里的台词，而是另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创伤》中的对白。这两部电影表现的都是医生如何离开大城市，来到缺医少药的偏远地区，矛盾冲突也主要来自于夫妻之间，都是丈夫积极，妻子拖后腿，主题构思非常接近，所以才造成了作者这种张冠李戴的错误记忆。
而《脚印》当年就对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产生了强烈的思想撞击。
我们在《雷锋式的好战士黄观顺》（1973年出版）一书中，看到传主的一则日记，对《脚印》给予自己的教育冲击力，作出了记录与记载：“一九七二年三月六日看了阿尔巴尼亚故事影片《脚印》以后，我感到对我的教育极为深刻。它是教育我们青年人的一部好影片。它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生活不能贪图安逸，更不能骄傲自大。要知道一个人的进步应归功于党和人民，而决不能把同志们帮助的结果看成是自己骄傲的资本。”
而更多的记载，出现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作者的笔下。上海作家殷慧芬在《梦中锦帆》中把电影《脚印》融入到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中，小说中写道：“李小蓉说也挺欣赏《脚印》里的那个外科医生，他潇洒才华出众，可惜他死了，他被人杀害了。锦帆说影片里的脚印象征了人生的足迹。李小蓉说哎哟我怎么没想到，我还觉得这片名文不对题我真傻。”
在毛寄萍所著《欲罢不能》（2007年版）中也写道了阿尔巴尼亚这部电影给人物带来的牵动效应：“她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部阿尔巴尼亚叫《脚印》的电影，女主人公向别人倾诉和丈夫的感情的那句话：结婚已经五年了，可是我们还像刚恋爱那样。她完全沉浸在一种幸福的感觉之中，开始的因为偷情而产生的忐忑，因怕别人发现而产生的恐惧，因行为越轨而产生的隐隐约约的罪恶感荡然无存。”
连环画也没有放过《脚印》，这本连环画标明根据阿尔巴尼亚电影改编，由王佩家改编，向群等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74年1月出版第1版，印数达到惊人的280000册。
这本连环画将电影里产生弄不懂的回忆场景全部删掉，理清了头绪，而且把无关的人物回忆也给省略掉了，倒是理解电影的一个比较好的通俗读本。
而就是这样一部不入今日电影界名流法眼的阿尔巴尼亚电影《脚印》竟然也成为早年的电影教科书的成功范例，而今天这些范例，则大多数是唯好莱坞电影马首是瞻的。
在卜召林主编的《电影学简编》（1992版）中介绍“对话蒙太奇”这一技巧的时候，写道：
对话式蒙太奇也是比较经济、比较简要的处理方法。这样的画面组接，既推进了电影故事情节，又合情合理。这也是在中外电影史上大量运用的一种手法。下面是《脚印》中的情节。
护士：“阿尔丹大夫祝你成功。”
阿尔丹：“谢谢”。
“成功和失败往往是毫厘之差”，说这话的已是在另一个场景里的教授。
那么，赞声一片的《脚印》为什么叫人看不懂呢？
这一点，在叶至善给父亲的信中，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就是电影通过回忆介绍了牺牲在敌人枪口之下的阿尔丹大夫的生平事迹。
这种表现手法，与《第八个是铜像》如出一辙，甚至在《宁死不屈》里，也是通过主人公米拉被捕之后不断闪回的回忆，来表现过往的经历。
看来，阿尔巴尼亚电影很喜欢这种大面积的回忆手法，而正是这种手法运用较多的电影，就是中国观众看不懂的“重灾区”。
《脚印》里，开始是一个悬念的结局，阿尔丹大夫在边境地区行医时，突然死去，手上发现枪支，最容易作出的判断，是他自杀身亡。于是警察展开调查，通过走访他的父亲、妻子、同事及病人，来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动向，与《第八个是铜像》不同的是，《脚印》里的阿尔丹医生更具有《罗生门》的“视角决定观感”的色彩。
《第八个是铜像》是人物事迹互不干扰的并列式的拼盘式组接，而《脚印》则是人物事迹的因果式拼盘式组接，各组回忆里因回忆角度的不同，必然会有冲突的地方，这形成了《脚印》里的人物形象处于一种拨开云雾、移显换影的状态。
阿尔丹大夫在别人的多角度回忆中，性格与思想都是递进的，最后落脚点是证明了他是一个好大夫，而不是一个可能叛国未成的自杀者。
正如叶至善在信中所说，《脚印》采用了一个悬疑式的结构，并不一定是成功的。因为整个电影里，并没有什么刀光剑影的部分，而最后突然来了一段神秘的死亡事件，把一起思想冲突的电影非要拉扯上凶杀事件，这两者之间显得有一点不伦不类。
实际上，整个电影的回忆，就是说明了主人公如何从一个虚荣、自私、满足于个人幸福的医生，如何实现了价值观的转变，投身到服务 社会 的更有意义的人生之中。
这显然在后来的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转型变革中，证明这是一条非常难以实现的道路，而当下的阿尔巴尼亚民众，却把选择方向放在意大利、希腊这些二战中与阿尔巴尼亚为敌的国家，也就是电影里的叛逃者亟欲前往的国家。
也就是说，《脚印》里的大夫的思想转变，恰恰是逆行着现实中的民众的思想趋向的。
因此，《脚印》这样的影片，反过来可以看出，当时的国内民众却是想出国的，而不是像电影里歌颂的大夫那样，一心意图扎根基层。
所以说，英雄们的行迹与行踪，总是逆行着 社会 的趋向与思潮的。
电影里还通过一位姑娘之口，对那个时代作了总结：“我们的后代会羡慕我们这个艰难的时代，这个时代一年就等于一个世纪。”
其实事实上恰恰相反，现今的阿尔巴尼亚恰恰忘记了那个时代。
在电影里，英雄们被树立为榜样，告诉民众与世俗的选择的另一种相反的可能。这就是英雄法则的存在价值，好莱坞电影也概莫例外。
影响《脚印》里的大夫思想转变的因素，是电影重点表现的区域。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阿尔丹从开始时沉湎于个人主义与家庭小圈子里，发生思想转变，来自于以下几个因素：
大夫与同事外出游玩，遇到了童年小伙伴的妈妈，当年他们在乡里，得到过这位农村大娘的照顾，后来小伙伴牺牲在抗击法西斯的战斗中，这给了阿尔丹以传统教育，觉得自己不应该忘了本。这是促成他回乡行医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夫在收治病人的过程中，有一位工人因为保护同事，而自己受了伤，断了条腿，大夫本来是救治病人的，但反过来也被病人所救治，这一点，使他改变了高高在上的观念，扭转了医患关系中医生的上帝般的存在。
影片里，阿尔丹的父亲是一个军官，后来解甲归田，他对儿子的变质有着深刻的认识，指出：“你把人民给予的荣誉看成是理所当然的，脱离人民，忘记是谁培养了你。”而同事也直指阿尔丹脱离现实，搞纯粹的理论研究，热心于维护自己的威望，而不是服务于民众。这些观念，在主人公触碰到病人的感人行为之后，迅速由理论转化为行动实践，从而实现了思想的转变。
《脚印》一片，虽然是局限于一个医生的生活，但是 社会 广度还是超乎寻常的。影片里，还提及了苏联中断了的援助，工厂通过自力更生，来应对突袭的困难。包括当时严酷的 社会 环境，边境地区的复杂形势，都能够映射出国家面临的现状。在这样的形势下，医生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来到边境地区服务乡民们，便使他的这种选择具有了整个 社会 背景支撑的纵深力道。
而影片里的凶手，正是那个曾经送吊灯给医生的所谓好友，影片在最后结尾中，略去了推理与侦察，直接把凶手给推了出来，这也是阿尔巴尼亚电影不屑于进行逻辑分析导致电影让人莫名其妙的原因之一。
《脚印》在一部简单的主题电影中，加入了那么多元素，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它的主题意旨，也让电影七岔八岔，枝节太过繁复，最后就让人得出“看不懂”的印象了。实际上，电影的主题还是非常鲜明的，当时报纸上对它的概括是很一锤定音，毫无歧议的，正说明它并不难被看懂，至少看过电影的观众，可能不一定梳理出电影叙事的脉络走向，但电影传达出的内容，还是一目了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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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大潮下的感伤回首——由“红色经典”的重现与再造看“世纪末文学”商业大潮下的感伤回首——由“红色经典”的重现与再造看“世纪末文学”随着世纪末的降临，人们似乎是习惯性地对历史作一一的检视，随之产生的就是一种怀旧情绪。在这种怀旧情绪的影响下，“红色经典”又重新浮出水面。所谓“红色经典”,“是指1942年以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下，文艺工作者创作的具有民族风格、民族作派，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为主，以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⑴“红色经典”的重现，除了以传统的再版重印作品的形式（如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以及对于淡出舞台的“样板戏”的重新搬演（如1995前后，上海京剧团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巡回演出京剧“样板戏”，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更为突出的是多媒体时代的多种表现形式：“红色经典”被大量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如《林海雪原》、《红岩》、《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烈火金刚》等等先后开播或投入拍摄，收视率可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MTV、卡拉OK等新的大众电子娱乐形式也热衷于“红色”题材，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大量报道和评论“红色经典”的流行。可以说，“红色经典”的重现已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现象，而成为了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从建国后的蓬勃发展，六七十年代的独领风骚，到八十年代起由于对文革的否定而带来的销声匿迹，到了90年代中期(特别是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之后)又逐渐重返中国文学舞台，直至今日掀起的“红色经典”浪潮，“红色经典”所遭遇的沉浮因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而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作为“中国革命真正骨干”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文革的创伤之后，在中国社会向以个人物质消费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转变的时候，自觉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反文革的主力和鼓吹改革和现代化的主力。“红色经典”因被视为封建传统的现代表征和革命文化霸权的产物而受到知识分子的无情鞭笞。在10多年的时间中，“红色经典”的正面形象几乎完全消失，惟有以负面形象出现在反映文革悲剧的背景之中。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主力地位逐渐被企业管理、金融、营销、工程技术等科技、经济领域的专家所取代。知识分子被逐渐边缘化和市场化，从而失去了对于文化的主导力量。同时，因为“红色经典”为大众文化产业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和商机，到了90年代末，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终于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联手，轰轰烈烈地推出了新的“红色经典”热。⑵从这个意义上说，“红色经典”的重新崛起绝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是被“推出”的，被制造出来的，它必须服从国家意识形态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制约。“红色经典”之所以能够带来如此巨大的商机，是与一种怀旧情绪分不开的。中国社会20多年来的转型，使得怀旧成为新的时尚，这是一个时代消失后普遍的社会情绪。在二十世纪走向尾声之时，这种怀旧情绪就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来。而怀旧情绪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红色经典”的重现，无外乎是当今中国文化多元多极状况中不大不小的一种时尚而已。追随这种时尚的人群，大部分是中年以上的大众，他们大多亲历过“红色经典”所表现的时代，或是在“红色经典”的包围中长大，在重温“红色经典”的同时，也重温当时的青春岁月，重温那段岁月给自己留下的印记，这种怀旧带着强烈的追忆色彩。同时，年轻人群对于“红色经典”也不仅仅是厌恶和排斥，而是用一种新奇的眼光审视其中体现出的特殊美感，追寻那一段显得陌生而神秘的历史，显示出一种猎奇状态下的怀旧。无论是偏向何种色彩的怀旧，都可以说是“在实用主义、商业大潮和消费主义即将全面获胜之前，对一个理想主义时代不无戏噱、亦不无感伤的回首”。⑶在世纪末的怀旧情绪中，也蕴含了对于旧世纪的告别，在怀旧的同时也对其进行着摧毁和重建，为其加入了新的元素。“红色经典”的重现就不是简单的对于其原始文本的重新呈现，它在重现的同时已经经历了再造的过程。拿《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被改编成电视剧的“红色经典”来说，这些文学作品的作者按当时的话说，“怀抱深厚的阶级感情，拥有丰富而切实的战争生活和实际生活的体验，掌握活泼的群众语言和来自生活深处的感人故事，以至可以冲破观念的硬壳，在今天仍具备某种魅力，仍然有人爱看，经得住时间的磨洗。”⑷但如果依旧按照原先的阶级斗争的主题来表现，恐怕很难引起观众的兴趣。于是，在重现的过程中，原本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的元素被有意地虚化和弱化，而与此相对的，英雄的个性化，情爱的多种可能性，这些过去被遮蔽和掩盖了的一面，就有可能构成新的想象空间，并成为卖点。不可否认，这样的再造的背后有庞大的市场的影子。面对这样的改编和再造，引发了广泛和持久的争论。如果说电视剧的改编为“红色经典”的再造掀起了不小波澜的话，那么青年作家薛荣在浙江作协主办的大型文学刊物《江南》2003年第1期上发表的中篇小说《沙家浜》就无疑为文坛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在根据沪剧《芦荡火种》加工改编的京剧样板戏《沙家浜》里，剧中的主要人物阿庆嫂、郭建光作为智勇双全的抗日英雄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在薛荣的小说里，人物形象及彼此的关系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在小说中，阿庆嫂“风流成性”，胡传魁、郭建光都使她的公开情人。郭建光遇事束手无策，只知道依赖阿庆嫂。相反，胡传魁倒成了江湖豪杰，“有一股义气在，有一股豪气在。”由于阿庆嫂的牵线，作为新四军某部指导员的郭建光与“忠义救国军”司令胡传魁做了一笔交易：以提供一批军火为代价，请胡传魁出兵救出被日本鬼子抓走的新四军伤病员。这对人们熟知的故事，几乎是采取了全盘“翻案”的写法，因此小说一发表便在文坛掀起了轩然大波。争论一开始就出现了严厉批评和极力回护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随后批评的意见逐步居于上风。《浙江日报》在2003年2月18日发表萧何的文化时评，认为小说《沙家浜》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小说”。《北京娱乐信报》在2003年2月24日发表李庚辰的文章，针对小说《沙家浜》指出：“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我们应该歌颂英雄，张扬英雄的这种气概。但是这篇小说将我们心中的英雄丑化了，将英雄鄙俗化了，这是一种悲哀。”郝铁川在题为《小说〈沙家浜〉不合理不合法》⑸的文章中认为“说其不合理，是因小说作者既要搬用名著标题，又要诋毁名著内容。”“说其不合法，是因为小说已违反了我国现行民法，以及现代多数国家民法所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董键、丁帆、王彬彬随即以《“样板戏”能代表“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吗？》的文章⑹与郝铁川进行商榷。三人认为“在今天还认定‘样板戏’代表着所谓‘公序良俗’和‘民族精神’是分外荒谬和可怕的。”三人表示无论对样板戏《沙家浜》还是小说《沙家浜》都“不欣赏”，但认为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文学问题”，“任何在政治上和法律上‘上纲上线’的做法，都是荒谬的。”而《江南》的主编张晓明认为：“我们这个小说只是一个试验性地否定这种‘高大全’的形式的文艺创作，作者只是从人性化的角度，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创作，这跟‘戏说’是没有关系的。”除此之外，据说故事发生地沙家浜对小说《沙家浜》的描写更为恼火，镇政府的领导已表示，小说作者和小说出版社如不认错，将与之对簿公堂。⑺无论是哪一种看法，其实背后都蕴藏着其对于样板戏的看法，认同样板戏的，必然认为游离于原作精神的改造是离经叛道之举；而厌恶样板戏的，则并不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同样的，关于“红色经典”再造的争论也是由对于“红色经典”原始文本的认同程度而决定的，试图从“红色经典”中追忆过去的人们往往因为原始文本所留下的深刻印痕而无法接受对于“红色经典”的再造，而对原始文本的记忆为空的年轻人怀着猎奇的审美心态，就比较能够认同和接受这样的再造。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有一点是肯定的：这的确是文学范畴的事，没有必要上升到政治和法律的高度来讨论。然而，文学是否就如此纯粹？文学是否真的拒绝政治、经济、法律的一切干涉？答案却又是否定的。小说作者、出版商以至于电视剧改编者，从一开始恐怕就未必是怀着一种十分郑重的心态来对待这样一种文学的再造，某种程度上还是带有游戏和媚俗的意味的。公众的怀旧情绪被敏锐地抓住，文化商人们适时地将通俗剧的因子穿上“红色经典”的外衣投入市场，最终目的仍是赚取商业利益。2004年广电总局《关于认真对待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禁止戏说“红色经典”，无疑也是在限制“红色经典”再造的走向，使其继续发挥其国家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的作用，不能忽视的是，许多“红色经典”的再度推出正是以“献礼”这一形式出现的。无论“红色经典”被冠以何种名目（民族精神、公序良俗、英雄事迹或是爱国主义），它都是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与商业性大众文化产业的共同产物。“红色经典”曾深刻地感动过几代人，因此，作为重要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导下的文化资源，它得到了长久的重视并不断被发掘利用。更为重要的是，其中显示出的怀旧情绪和商业化气息可以说是“世纪末文学”的重要表征。90年代中后期至今“红色经典”的再度风行，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它之所以被投入市场，获得再次启动的机会，是为了让“红色经典”能够进入消费领域，而不是为了使人们再次进入红色风潮的世界。无论是“红色经典”的文学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等形式（如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被改编成电视剧《林海雪原》），还是“红色经典”的其他形式被重新进行文学创作（如根据样板戏《沙家浜》写作的小说《沙家浜》）都多多少少带有商业化的成份，最终目的是为了赚取大量的商业利益。 同时，对于大众来说，这些熟悉的故事和场面，让他们缓解了现实的焦虑和失落，在心理上越过了历史的断层，回到了一个充满了强烈情感和浪漫表达的青春岁月。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理想主义也只能以这样一种形式出现在怀旧中了。最后也许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现今文学与影视等等多媒体形式的联系如此紧密，我已无法将“世纪末文学”甚至“文学”这一概念从整个文化中独立出来，进行单独的讨论了。随着各种发明创造（如电视机、电影、互联网等）进入我们的生活，文学的概念似乎显得更不明确。在电子传媒的全面掌控下，文学应该进一步向商业性大众文化靠拢，还是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以保持一些较为纯粹的特征，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思索的问题。在充满商业意味和怀旧情绪的“世纪末文学”大潮中，顺应现实，保持批判，这也许是逐渐失去精英地位的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无奈而又唯一的选择。[注释]⑴引自孟繁华《当下中国大众文化的两种时间》，《中华读书报》2000年10月19日。⑵参见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转引自文化研究网）⑶引自贺桂梅：《世纪末的自我救赎之路——对1998年“反右”书籍出版的文化分析》（转引自文化研究网）⑷引自雷达：《我对红色经典改编问题的看法》（原载《人民日报·海外版》，转引自中国图书信息网）⑸载《文汇报》2003年4月25日。⑹载《文艺争鸣》2003年第4期。⑺参见白烨执笔的《小说〈沙家浜〉招致批评》，《2003年中国文情报告》第12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
作为一种“尊贵”的象征，黄金在 历史 长河中一直以其化学惰性示人。但纳米尺寸的金颗粒与二氧化钛相结合后却性情大变，成了促进多种催化反应的高级主攻手。科学界普遍认为金与二氧化钛的界面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的活性中心，但一直以来，研究人员未曾看到过真实催化过程中其活性界面原子级别的动态演变，因而无法进一步对其界面的活性进行精准调控。
打开这个催化反应“黑匣子”，看清楚催化过程如何发生是科学界长久以来的梦想。经过近五年的研究，浙江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张泽院士团队的王勇教授联合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高嶷研究员、丹麦 科技 大学Wagner教授和Hansen博士等团队，在环境透射电子显微镜中，首次在原子尺度下一氧化碳催化氧化过程中观察到催化剂界面活性位点的可逆变化，并据此实现了界面活性位点的原子级别原位调控。这项成果对今后设计更好的环境催化剂、高效稳定地处理污染气体具有重要意义。
这项研究北京时间2021年1月29日，被国际顶级期刊《科学》在线刊登，这是该团队继2020年1月24日之后第二次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原位催化方向的学术论文。
电镜底下现原形，
打开催化“机关”
负载在二氧化钛表面的金颗粒是将一氧化碳转化为二氧化碳的重要催化剂，也是工业催化研究中的常见组合。
浙大团队依托其擅长的原位环境电子显微学技术开展催化反应研究，在原子层面清楚地看到了整个催化过程。这个纳米催化剂长什么样呢？王勇介绍，金颗粒像一个磁体，牢固地贴在由二氧化钛制成的底座上。
科研人员首次发现两大现象：一是看到一氧化碳催化氧化时二氧化钛表面的金颗粒发生面内（外延）转动（约9.5 ），首次通过可视化实验直观证实了界面是活性中心。二是从催化反应环境回到氧气环境时，金颗粒又神奇的转回到原来的位置。
侧视视角观察金在二氧化钛表面的转动
这个过程就像武侠剧中，通过旋转机关打开隐避门一般，金属颗粒通过转动合适角度后可增加界面活性位点数量，从而提高催化效率。
看清“黑匣子”的难度在哪里？袁文涛介绍，高质量样品的制备、观察角度的选择、电子束的干扰都会影响实验的顺利开展。正如审稿人所说：“目前已有一系列工作报道纳米颗粒在不同气氛环境下发生可逆的结构变化，但在原子层次获取他们的结构演变细节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要完成这个实验，需要制备原子级别平整的金-氧化钛界面。”王勇说，这样才能实现金颗粒的可控转动。此外，找准观察角度非常重要，一方面是能够看清晶格的排布，另一方是能够更好地描述现象。“一开始我们从侧面去观察，（对非本专业人来说）旋转不是很明显，开始审稿人不太相信，后来我们重新设计实验从顶上往下俯视，角度稍有一点变化，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审稿人肯定说：“所有这些都是利用原位电镜完成，他们把侧视图和俯视图观察到的信息关联起来，这真了不起。”
俯视视角观察金在二氧化钛表面的转动
还原事实真相，四两拨千斤
浙大科研团队这次看到的催化剂转动，一度被人们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现象，正如其中一个审稿人曾提到“整个颗粒的转动是难以置信的”。
这是因为金颗粒和二氧化钛结合在一起时形成了化学键，“焊接”非常牢固（有外延关系），即便是被高能量的电子束轰击也都岿然不动。
张泽解释，一样东西的存在要保持能量的最低状态，不同的环境中，物体所需最低能量也是不同的。这就好比，在低海拔地区需要100摄氏度才会沸腾的水，到了高海拔地区可能90摄氏度就沸腾了。
如何打破化合键的“定力”，让它动起来从而实现对界面的操控？
王勇说，用“蛮力”是行不通的。“这就需要用巧劲。氧气通入后喜欢吸附在金-二氧化钛界面处，可以把金颗粒‘托起来’。”王勇说，我们和高嶷理论团队密切合作，结合一系列理论计算发现当实验中把一氧化碳通入与氧气发生催化反应，本质上是消耗了部分界面氧，“桩托”就不稳定了，这样四两拨千斤地把原来需要很大力气才能推动的金颗粒转动了；当我们停止通一氧化碳时，界面氧得到补充，金颗粒又转回原位了。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发现，催化剂颗粒在反应前和反应后都处于同一位置，但在反应的过程中转动了一定的角度，如果没有原子尺度的原位实验观察是不可能发现这个现象的。”张泽院士说。
前沿与应用，科研两条腿走路
对科学家而言发现一个现象，理解其中的规律后，更重要的是利用得到的规律改造现实世界。
在实验中，浙大研究者发现当实验温度达到500摄氏度时，不同气氛环境下金颗粒可在两个角度间可逆转动而形成两种界面结构，如果在催化性能好的那个结构时把温度降下来，比如说降到室温，就可以“锁定”这个界面结构，在低温催化反应时展现优异的催化效率。王勇说：“这一发现为未来催化剂的设计提供了新思路，开拓了新的视野。而且，别的材料、别的反应的调控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利用温度和气氛调控金-二氧化钛界面结构
与此同时，金颗粒二氧化钛催化剂对于消除一氧化碳、防止中毒和保护环境具有积极作用，这将为研发更廉价高效、安全稳定的催化剂打开一扇新窗户。
张泽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说：“科学研究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走到世界前沿，发现新现象，找到新规律；另一条应服务国民经济发展，期望我们的科学发现能助力高效稳定催化剂的研发，这样才能为国解忧，为民造福。”
论文的第一单位为浙江大学，浙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袁文涛博士为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朱倍恩博士、浙大材料学院博士生方珂为共同第一作者；浙江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浙大电镜中心王勇教授为通讯作者，高嶷研究员、Wagner教授、Hansen博士为共同通讯作者，浙大团队学术带头人张泽院士对此工作给予了重要指导和支持。此外，杨杭生教授、博士生李小艳和欧阳参与了该工作。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中科院青促会、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上海超算中心、中国博士后基金、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共同资助和支持。
科研建设国家及省部级研究基地 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二次资源化工国家专业实验室高压过程装备与安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生物质化工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工业生物催化浙江省工程实验室教育部膜与水处理技术工程研究中心 研究所 化学工程研究所 联合化学反应工程研究所 聚合与聚合物工程研究所 生物工程研究所 制药工程研究所 化工机械研究所 工业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科研成果（2009-2012）2012年度，化工系科研总经费14353.60万元，其中纵向经费占44.0%，横向经费占56.0%。国家基金共32项，经费达到2638万。发表学术论文被SCI收录217篇；被EI收录117篇；SITP：11篇；授权发明专利159项。 科研论文（篇） SCI收录 EI收录 ISTP收录 2009年 200 165 13 2010年 192 142 13 2011年 176 197 10 2012年 217 117 11 专利（件）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登记或外观设计合计2009年 65 18 3 86 2010年 69 11 1 81 2011年 128 24 0 152 2012年 158 35 0 193 科研获奖 获奖年度 奖励名称 奖励等级 负责人 项目名称 2009 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任其龙 食品功能因子高效分离与制备中的分子修饰与吸附分离耦合技术 2009 教育部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罗英武、李伯耿 活性可控自由基聚合反应过程基础 2009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何潮洪 雷公藤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及质量控制技术 2009 教育部高等学校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杨健、郑津洋 CSMB耦合型模拟移动床集成反应分离设备 2009 机械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王乐勤、郑津洋、吴大转、谭善光、曾 胜 大型延迟焦化装置高压切焦泵技术研究与工业应用 2009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徐志南、林建平、蔡谨、黄磊 体内和体外高效合成功能性异源蛋白质的理论基础和关键技术 2009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徐志南 吗替麦考酚酯及其制剂(赛可平)的研究及产业化 2009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申屠宝卿 符合RoHS指令的电子电器专用阻燃耐漏电尼龙66系列工程塑料研发 2009 安徽省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陈欢林、张林 环氧树脂高盐废水膜蒸馏浓缩-盐回收新工艺及装备 2010 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王乐勤、吴大转 涡轮泵发射技术研究 2010 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陈志荣 脂溶性维生素及类胡萝卜素的绿色合成新工艺及产业化 2010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陈新志、钱超 连续化低碳脂肪胺生产技术 2010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郑津洋 冲拔式车载大直径高压天然气无缝钢瓶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2010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郑津洋、刘鹏飞、赵永志、杨健 70Mpa高压气态储氢系统关键技术及应用 2010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姚善泾、林东强、关怡新 扩张床吸附介质研制及生物分离机制研究 2010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吴绵斌 红豆杉的中医药综合利用研究 2010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三等奖 郑津洋、刘鹏飞 天然气长输管道安全预测预警关键技术与应急救援指挥辅助决策系统 2010 中国专利优秀奖 郑津洋 聚烯烃管道电熔焊接接头冷焊缺陷的超声检测方法 2011 教育部高等学校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杨立荣、吴坚平、徐刚 化学-酶法制备手性菊酯农药的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2011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王乐勤、吴大转 流程工业高压离心泵理论、技术研究与应用 2011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金志江、张志新、许忠斌 高性能高参数减温减压装置 2011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二等奖 曾胜 全自动电机转子动平衡机 201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许忠斌 高效精密注塑系统及装备的研发 2012 国家技术发明奖 二等奖 杨立荣、吴坚平、徐刚 全有机溶剂中化学-酶法高效制备手性菊酯关键技术及产业化 2012 浙江省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李伯耿、罗英武、范宏、王文俊、曹堃、吴林波、卜志扬 复杂高分子体系的反应动力学及其应用基础研究 2012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奖 一等奖 郑津洋、施建峰 聚烯烃及其复合管道安全检测与评价方法 2012 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 闫克平、黄逸凡 海洋浅地层高分辨率多道地震探测技术及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