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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阿尔法互动教育查询的一篇论文：关于美国的农村社会学理论：农村社会学最先起源于美国。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经过近30年的时间实现了 工业化。在这期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致使农村经济衰退,农民生活贫困，农村社会 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美国的农村社会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解决农村发展和农民 问题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1894年，C.R.亨德森教授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美国乡村生活 的社会环境”课程，一般认为这是农村社会学成为专门研究领域的开端。1908年，第26 届美国总统T.罗斯福成立农村生活委员会，该会的调查研究报告是农村社会学早期的重 要文献。1915年，威斯康星大学C.J.加尔平教授发表了《一个农业社区的解剖》报告， 第一次划定了具体的农村社区。他以一个村镇为中心，将中心周围农户交易行为所能达 到的最远点连成不规则圆圈，圈内就是一个社区。这一研究被认为是首创的合乎科学的 、有系统有分析的农村社会学研究。20世纪20年代，为了应付农业危机，美国农业部批 准各州建立农业实验站，为农业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提供政府资助，农村社会学便很 快发展成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1935年创立了专门刊物《农村社会学》。1937年 ，美国社会学会宣布成立农村社会学学会。此后，农村社会学进入了蓬勃发展时期。50 年代以后，美国农村人口减少,农村社会生活性质发生变化,农村的独特性逐渐消失，农 村社会学的专门研究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摆脱农村社会学的危机，美国农村社 会学家在80年代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农业社会学。它力图从社会劳动的全面空间分 工中研究农村，并对农村在总的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作出解释。农业社会学的产生代表着 美国农村社会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村社会学在西欧有了很大的发展。大战期间，西欧的农村受 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战后亟待重建，客观上需要农村社会学指导乡村重建工作；同时， 美国的农村社会学者开始到西欧开展农村社会调查，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帮助西欧开展 农村社会学的教学研究活动等，促进了西欧农村社会学的发展。1957年，欧洲农村社会 学工作协会成立，不久更名为欧洲农村社会学会。1964年该会与美国农村社会学会联合 在法国举行第一届农村社会学世界大会，1968年又在荷兰举行第二届世界大会，农村社 会学这门学科在世界许多国家得以广泛传播。 20世纪初，农村社会学传入中国。早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学主要是引进和移植，当时 ，一些留美学生回国从事农村社会学的教学和著译工作，并在外国教授指导下进行农村 社会调查。最早的农村社会调查是1918～1919年由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教授D.H.库尔普 指导的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其内容涉及地势、人、卫生、种族、经济、治理、风俗、 社团、教育、美术、娱乐、宗教等方面，是一次较完整、系统的农村社会调查，调查结 果于1925年用英文在美国发表，书名为《华南农村生活》(Country Life inSouthChina )。1924年顾复的《农村社会学》出版，是中国的第一部农村社会学著作。随后，相继出 版了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1929)，冯和法的《农村社会学大纲》（1929），言心哲 的《农村社会学概论》（1934）等，农村社会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20年代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农村进行了 一系列社会调查，著名的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6)、《兴国调查》(1930)、《 长岗乡调查》(1933)、《才溪乡调查》(1933)。此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由陈翰笙主持创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中国农村社 会进行研究，并于1934年创办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刊物——《中国农村》。40年代后，中 国农村社会学强调社区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吴景超、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其中，费 孝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相继出版了《江村经济》（英文版,1939）和《乡土中国》(1 94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农村社会学曾一度中断了在学科意义上的研究。1979年 社会学研究恢复之后，农村社会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费孝通倡导的小城镇 研究，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新发展。1986年，华中农业大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社会 学专业；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建农村社会学研究室。同时，相继出版了 有关农村社会学 的论著和教材。编辑本段研究对象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尚无定论。早期的农村社会学主要研究农村社会 问题，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20世纪20年代以后，以美国学者H.B.霍桑和D.桑 德森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学家，主张给农村社会学划定专门的研究领域，以区别于其他学 科。霍桑认为农村社会学应限于社会化问题的社会学分析；桑德森则认为农村社会学主 要是研究农村社会组织。他们把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于某一专门领域，摆脱了初期 该学科包罗万象的状况，在理论和方法上更富有科学性。在同一时期，美国社会学家P. A.索罗金和D.齐默尔曼提出，农村社会学要从整体上研究农村社会各部分之间、农村和 城市之间、农村社会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对后来农村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系统论的形成和普通社会学由经验实证研究向辩 证综合研究过渡，农村社会学也注重对农村社会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即在自然、社会、 文化、政治、经济、心理诸因素的相互关联之中，对农村社会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现 象进行综合的研究。它把农村看作是一个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系统，通过各要 素的联系来揭示农村社会的局部现象，又在各局部现象相互作用的基础上探讨农村社会 整体的性质和规律。编辑本段研究内容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概括起来主要有 ：①农村区位结构研究。包括研究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在农村社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中 心地区对农村区位布局的影响。②农村社会结构研究。这是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课题 。农村经济结构、阶级与阶层结构、人口结构、职业结构、群体结构、家庭结构等是构 成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家庭经营是许多农村的主要生产经营方式，对家庭和以家 庭为核心的农村群体结构的研究，在农村社会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③农村社区体系研 究。农村社会的基本要素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范围内形成不同的农村社区，各社区之 间相互联系构成了农村社区体系。农村社区体系研究主要包括村庄、村镇和集镇的特点 和作用,村际联系和社区格局等方面。④从农村的角度研究城乡关系，包括城乡文化传递 的条件与方式。⑤农村社会生活方式和水平的研究。旨在改善农村的生活环境和提高农 村生活质量。⑥对农村社会问题的研究。诸如环境、人口、教育、贫困、犯罪、卫生问 题等,探讨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及提出改革方案。⑦对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包括变 迁过程和发展趋势，导致和制约变迁的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农村发展的目标模式和农 村现代化等。 农村社会调查在农村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占有重要位置。为了保证研究工作的科学性 ，建立了一系列农村社会调查指标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有农业生产调查、农村人口调查 、农村家计调查和农村教育与卫生调查等。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学的发展及其研究成果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可谓一批珍贵的学术遗产。在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时代背景之下，对这批学术财富进行现时的解读既是历史的呼唤也是现实社会的需要。李景汉、陶孟和、晏阳初、杨开道、陈翰笙、孙本文、吴文藻、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为我们所熟知，但笔者认为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乔启明也是一位不能不被提及和重视的农村社会学家。此论断起因：一是乔启明凭借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立足中国农村社会，不仅为当时农村问题甚至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后人留下了大量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和自己所构建的农村社会学理论；二是中国社会学界对老一辈社会学家珍贵遗产的研究力度和深度明显滞后于现实社会发展的内需，忽视过多解读过少。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乔启明农村社会学思想观点作一系统的论述，同时也期望着能对解决当今“三农”问题寻觅出一些切实可行的路径来。乔启明，字映东，1897年12月28日出生于山西省猗氏（今临猗）县太候村。早年入运城河东书院学习，毕业后考入山西大学预科，因学习成绩优异，由山西省政府以公费保送到当时的南京金陵大学（今南京农业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学习深造。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是1921年美籍教授卜凯（J. L. Buck）创建，为我国最早的农业经济教学和研究机构。1924年夏乔启明毕业后留校任教，是参加该系工作的第四人。乔启明少年时期生活在我国北方农村，亲眼目睹了乡村人口众多，耕地狭小；近亲缔姻，早婚多育；广大村民迷信鬼神，缺乏娱乐；对农民生活贫困、农村文化落后、农业经济萧条等现象感触甚深。因此在金陵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一直致力于农村社会、农村组织、租佃制度和农村人口等问题的调查与研究。1925年，乔启明对江苏省昆山县、南通县及安徽宿县的农村租佃制度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 ，并写出了《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租佃制度调查报告》一书，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1931—1932年，乔启明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回国。之后乔启明担任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兼系主任，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界培养了不少人才。1937年3月1日，由美国洛氏基金捐款资助，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主持并被列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研究项目之一的中国土地利用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国土地利用》一书完成。乔启明在这项“为就人地关系剖析我国土地利用实况之空前巨著”中主要担任了人口及生命统计调查主任及翻译工作。1942年以后，乔启明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推广和农业金融事业的实践方面，在安徽和县乌江镇、四川温江、江苏南京燕子矶、秣陵关等地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和农业推广示范区，还积极在抗战后方的一些省份建立了以乡农会为基层组织的农业推广实验县。他主张借助农业贷款、组织农会，建立产销合作，推广农业科技等途径来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村文化。乔启明力求把农村建设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起来，互相促进，取得了综合性效果，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此外，乔启明在人口与生命统计研究方面，负责主持江苏省江宁县淳化镇、江阴县肖歧镇和安徽省和县乌江镇、山西清源县以及豫、皖、苏、陕四省8县11个地区等四次农家人口和社会调查，调查抽样少者百余户多至五千余户。这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乔启明本人讲授的乡村社会学和农村组织学理论，也成了他理论专著中的重要论据。1945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乔启明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农业金融管理局副局长暨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58年，乔启明调任山西农业学院副院长，协助他的同学王绶院长主持院务。另外，他历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人民政府第六届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太原分社主任委员等职。“文革”期间，乔启明多次受到迫害，加上生活孤独，1970年与世长辞，享年73岁。乔启明一生主要论著有：《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1946）；《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1941，与蒋杰合著）；《农业推广论文集》（1941）；《江苏昆三、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比较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1926）；《农村社会调查》（1928）；《中国农村人口之结构及其消失》（1935）；《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1928）；《山西人口问题的分析研究》（1923）；《山西清源县143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1932）；《Rural Population And Vital Statistics For Selected Area Of China》（1931—1932）。二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学的传入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与需求紧密相关的。20世纪20—30年代前后随着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各种思想流派兴起，社会学者的队伍基本形成并成立了诸多教学与研究机构，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与研究，逐步走上了与中国社会现实密切相结合的实证社会学道路。一般而言，20世纪30—40年代为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繁荣时期，西方社会学理论随着海外留学生的归来与本土化问题的实证性研究得到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介绍与吸收，尤其是各分支社会学的研究与对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专门研究已渐趋形成。这一时期实证社会学研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和视野探索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并进行了不同社会改造路向的实验。从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随着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经济的大范围萧条尤其是农村经济的全面破产，滋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心的社会学者，纷纷就自己的所学为改造中国社会的衰落景象进行了大胆的不同程度的探索性研究和实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社会，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各界学人志士对中国社会现实理性把握后研究路径的具体转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村经济的好坏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20世纪前半叶，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败,土地高度集中、农产价格低落、农民购买力锐减、地价下跌耕地荒芜、农村生产萎缩、农民生活困苦，还有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和死亡。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残酷掠夺和天灾人祸的无情打击，是造成20世纪前期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出现严重衰落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导致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各界探索不同社会改造路径研究的最深刻的历史根源。“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过一场乡村建设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达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郑大华，2000，前言）“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有的试图先有改进农村的理想和计划，而后找一合适的农村区域，作为实验的场所。如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办的邹平、菏泽乡村实验区，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办的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燕京大学主办的清河实验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和第三区专员公署主办的十县乡村建设实验乡，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等。还有的在一区域里进行某项农村改进事宜，如乌江的农业推广事业，北碚峡防务团等等。”（杨雅彬，2001，238—239）我们可以想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仁人志士们为中国寻求生路的宏伟壮举、坚强的毅力和不懈地创造。在同一历史时期，乔启明对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尤其是人口与生命统计方面也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实证性调查与研究。例如他根据1926—1928年对山西清原县143农家的调查事实写了《山西清原县一百四十三农家人口调查之研究》一文。此文对清原县农村社会的家长同居的亲属关系、家庭与田场大小之比较、人口年龄的分配、性比率、生产率死亡率及婚嫁率、结婚年龄、在外家属和同居家属及其职业等问题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并运用了大量的图表做相互的比较分析。在论述143农家的性比率时，他指出“每女子百人中，就有男子119.0人，此种事实，在山西是三件事造成的，即生理方面，男子生产的数目，是比女子为高，女子为社会所轻视，有较大的死亡，及溺女之风甚炽的原故。”（乔启明，1932，280）另外乔启明对清原县农村早婚现象的原因及其后果的分析对于解决当今农村相关的社会问题仍有着借鉴作用。农村早婚固然是一种风俗的致使，但风俗的构成是与乡村的社会事实密切关联的，其中主要的因素就在于山西农村的女子过少，男子成婚遂成了难题，女子实质上成了一种交易的货品，“虽出高价，亦不易得，故女子至可出嫁之年龄，多数即行出嫁，该处女子早婚之风，实因女子过少所致。……所以形成一种女子未及成年即行出嫁，男子反多老而未娶的恶俗。此种特殊社会情形对于生理健康、社会罪恶及社会治安之不无影响。”（乔启明，1932，290）针对当时学界关于中国人口的增减问题及其对策的争论，乔启明写了《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研究》一文。文章以1924年、1925年关于安徽河南江苏山西四省11县镇的人口调查材料为基础写成，前后为期一年共调查了四千二百一十六农家，统计人口达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九人。它以具体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详细地论述了乡村人口以及与其相关的重要问题，如亲属关系、人口增加与年龄分配等，有力地驳斥了“当时国内一班学者，多信中国近年的人口不但没有增加，甚且还有减少。同时还主张中国人口应鼓励增加。”（乔启明，1928，12）的空想臆断的观点。乔启明的人口问题研究采取了一种动态的研究方法，不仅注重人口的变迁、过剩与人口密度等问题，更为重视的是与人口变迁相关的性别年龄、婚姻家庭、亲属制度、土地利用等问题。并且从治标和治本两个层次为解决中国人口过剩问题及由其所滋生的社会问题提供了路径：治标方面可以从移民、提倡实业、增加生产等方面来调剂人口问题；治本方面就是实行迟婚节育。乔启明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的自序中曾明确地指出，本书是他在金陵大学农学院授课时的讲义，原稿内容，历年得以迭加修正补充，并以学说原理为经，以中国农村实际调查资料之研究分析为纬，纯以客观态度与科学方法，解剖中国农村社会及经济的结构，藉以透析农村社会经济全盘的实况。所有图表数字，多经作者亲自考察，或专门调查。尽管抗战以后的材料与数字较少，一旦可引用者，作者便随时搜集补入，务期其详确可靠，便于国内青年学子尤其从事农村工作者和一般读者对农村社会学理论有一明白概念，而对于整个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之现状、症结与改进方案或解决之途径，能有正确深切的认识。鉴于当时战事频仍，政治动荡不安，农村凋敝，加上乡村建设运动方兴未艾，乔启明把自己多年潜心调查与研究的成果付之于众，无疑是对现实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理性关怀和学术积累。“盖吾国幅员辽阔，农情互殊，而全国各地农业内含之实况，迄今无整个可靠的调查，经科学分析之资料，可资依据。如盲人摸象，以一部而误全体，不免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讥。著者根据各地实际调查资料之整理，与多年考察研究之所得，尝以为我国农村社会经济衰弱不振之原因，固属多端，而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之失调，实为针血之所在。”（乔启明，1946，1）通过研读此书，可以发现乔启明处处都是以当时所调查掌握的社会事实说话，全书没有空谈臆说之辞；另外他还搜集了大量的国外数据资料作为比较分析研究的论据。因此，笔者认为该著作实属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一部完备、翔实、切合农村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农村社会学专著，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少见的本土化调查事实与理论分析的佳作。三可以说《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堪称乔启明学术思想的代表作。该书强调经济（土地）、人口、文化三者协调发展在农村社会中的重要性，着重于以国内调查的事实为根据，并结合作者所倡导的农村社会经济改良实践进行系统地论述，与一般的乡村社会学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异。全书共分6编19章，包括：总论1章（农村社会与农村社会经济学）；人口基础4章（农村人口数量分布，农村人口组合，农村人口消长，农村人口迁徙）；经济（土地）基础4章（自然环境，土地面积，土地利用，农佃制度）；文化基础6章（农村家庭，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业技术，农村娱乐，农村宗教）；农民生活2章（农民生活程度，食物营养）；农村组织2章（农村组织，农村组织与建设）。乔启明认为，我国农民生活程度之低于一般水准，农村社会病态之层出无穷，莫不与人口、土地和文化三者的失调密切相关。在此论断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良方案即要探求富国裕民之道，宜先使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得其调剂，相辅相成，合理发展，才能使农村社会问题得以彻底的解决。具体而言，在治标方面，应谋土地利用之改良，以增加农业生产，不致发生粮食问题，进一步即可谋教育之普及，卫生之讲求及文化之发展；至于治本方面，他认为国家应确立一个系统合理的人口政策即适应世界潮流，针对本国国情需要，实行迟婚节育，以期改良人口品质，并保持一适度的人口，不致发生人口过剩问题。“此种工作，端绪纷繁，关系綦重，其进行也，固需仰恃政府之倡导与执行，而以农民人数占全国人口最大成分，实尤赖于农民组织之健全推动，自力完成。故农民组织之促进，及农民训练之实施，亦中国农村社会经济改善演进过程中之重要任务也。”（乔启明，1946，1）上述内容实质上也是该书的立论主线，即使这些言论是乔启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构建的 ，但它对于解决当今日趋突出的“三农”问题及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仍有着不可低估的借鉴作用。乔启明在该书的总论中认为农村社会（Rural Community）为农村社区较为确当。普通所谓社会，乃是一种比较抽象和概括的名称，系指人类社群（Social Group），不仅为人类的集合，还包括文化、经济及组织等基础。至于社区，则比较具体实在，属于微观的可以具体把握的范式。因此社区者，社会也；而社会者，未必皆为社区也。实际上社会不含地域观念，它仅代表具有交互作用与共同关系和表现交互与共同行为的一群人，于是一国之中，此处的人可与彼处的人结成社会，甚至是不同国籍的人亦可结成社会。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同时隶属于数个社会，但他只能属于一个社区；所以社区之特质，一在有共同的地理区域，二在有共同的生产活动。虽居住于某社区的人，未必均为该社区的分子，但既为该社区的分子，即必须参加该社区的共同生活。“由此可知，社区含有永久性、自然性及地方性，而一般社会学家遂亦不承认社区为近代社会组织中基本的社会单位。农村社会是普通社会的一方面或一部分，是以地理与生活上的特点而分别的一种农村社区。故农村社区与农村社会实二而一者。”（乔启明，1946，10）这种研究范式的逻辑论证对于建构基本的社会学理论体系是十分必要的。此外，乔启明对自己理论架构的基本范式即农村社会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农村社会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农村社会内的经济因素，但以非经济因素，如农村宗教、娱乐、教育等，皆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农村人口的经济行为，亦在研究之列。因此，农村社会经济学得解释为研究农村社会内农村人口经济及非经济的共同行为的科学。其范围应包括人口、土地、文化、农民生活及农村组织五项”。（乔启明，1946，5）可以看出，在乔启明农村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农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具有三大基础，缺一不可。第一为人口，有人口始有农村社会。人口为农村社会的组织成员，并为文化与财富的生产者。第二为土地，无土地则人口根本无处生存。土地是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生存依赖，人类衣食住行的一切需要，莫不靠其源源生产与供给，所以土地是最重要的经济生产要素。第三为文化，农村社会仅有人口与土地，而无文化，则社会停滞，仍不能进步。因为文化不仅能改良人口品质，而且能增加土地生产，更为提高农民生活程度之工具。文化作为一区域社会的重要基础，可以综合地映射出本区域社会中人口的优劣、土地生产的多寡以及民众生活水平的高低。乔启明先生亲历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农村社会衰败的景象，不过在分析此种境况的原因时他从组成社会的各个具体要素入手，认为中国农村社会所发生畸形状态的病因系由于“其组织要素失其平衡”。比如在人口方面，我国农村人口已达到过剩的阶段。所以“目前国家一切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人口过剩，亦多直接之关系。长此推演，允宜着眼久远，注意品质，对于人口增殖，酌采取限制政策。”（乔启明，1946，41）早在20世纪20年代，乔启明就在他所作的多次人口与生命统计调查研究中，从我国人口增加的现实状况出发论述了伴随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所带来的灾难。在这一专著中他大量引用了静态和动态的人口统计资料，从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与分布、组合、消长、迁徙等方面论证了我国农村人口数量过剩与质量低落的问题，提出了标本兼治的控制人口无限孳生的措施。例如提倡工商业，减少农业吸引人口的力量，以转移农村剩余人口，以及普及乡村教育以提高人口质量等等的学术观点，都是当时切中时弊之论，现在看来亦颇有价值。书中关于土地（经济）基础的论述，也是以乔启明多年对我国农村的自然环境、土地面积、土地利用和租佃制度进行实证性调查研究所获取的事实资料作论据的。鉴于当时国内人口的压力、外来经济的侵略以及战事和灾害的不断致使广大农村日益凋敝衰落，农民渐趋贫困的境况，乔启明主张要进行国民经济建设，富国裕民，最为关键的就是使人口与土地得以调剂，以促进文化，发展工业。他对农民旦暮从事于田野，辛勤劳作而无所得，其社会地位低落，经济状况恶劣，尤以佃农为甚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认为农村租佃制度的存在，不仅使地权分配难以平均，而且有碍于土地的充分利用。于是他主张改革农村佃制，如限定租额，保护佃权等。另外，乔启明还提出流通金融，推行垦殖，保护和创设自耕农，亦属于改善租佃制度的重要工作。他注重于在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诸因子方面，“首在调整土地利用，去除经济利用的一切障碍；次在藏变作物制度，改良农业技术。人谋地藏，地利自尽”。（乔启明，1946，229）乔启明在《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一书中还从农村组织方面就新农村的建设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虽说农民生活水平低下是人口与土地失调，文化落后等因素所导致的，但是，农村社会组织的缺乏也是一主要原因。他目睹了当时我国农民思想散漫，只知道耕田而食，织布而衣，不知道注重组织的建立与发展，于是农民个人生活既无从改进，社会事业也难以推行。所以今后要想促进农村文化，使人口与土地得其调剂，改造农村社会，以建设新农村，应积极地致力于农村组织的建设与发展。乔启明从农村组织的意义、功能、性质、种类、原则、单位、困难以及乡村建设与农村组织的关系、农会等角度论证了农村组织在农村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 他认为新乡村建设必须基于农民自身的力量，方可取得成功。而农民力量的显现，则需借助于农村组织即农会，再以整个农村改进为目标，于此作为重心来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如此则农事研究，农业行政，农民组织三者可以呵成一气，共同推进乡村建设事业。更有进者，在此种联系协调关系之下，政府既可以有限财力，实施农村社会改进政策，农民亦能以其本身团结力量，举办经济事业，改良土地利用，发展社会文化，增进人口品质，使人口、土地与文化三者得其调剂，以谋整个农村生活之改善，农村社会经济之发展。”（乔启明，1946，451）当然，乔启明在其著作中还有就文化基础、农民生活等内容的详细论述，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进行阐释，笔者仅从经济、人口、农村组织等方面作了概要性的介绍，如能唤起学界对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宝贵遗产的重视和反观，无论对于前人还是后人，甚或周遭的社会事实，都应该是一笔不容遗忘的财富。现今“三农”问题已成了中国社会问题的焦点、热点，新乡村建设运动，村民自治的进程，农村税费改革，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农民土地维权行为和农民负担问题等现时的社会问题，或许老一辈社会学家的研究成果能为我们寻求解决的途径提供一些更为切实的见解和价值，因为他们宝贵的学术遗产是扎根在黄土地之上的。
A主要著作《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陆学艺主编；《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晋江模式新发展：中国县域现代化道路探索》，陆学艺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陆学艺文集》，陆学艺著；《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县级综合改革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陆学艺主编；《农村经济典型调查》，王贵宸、陆学艺主编；《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陆学艺主编；《社会结构的变迁》，陆学艺等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学》，陆学艺主编；《21世纪的中国社会》，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农村与当代中国农民》，陆学艺著；《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证研究》，陆学艺主编；《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陆学艺、景天魁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陆学艺主编；《中国社会发展报告》，陆学艺、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社会发展报告（1991—1995）》，陆学艺、李培林主编；《追寻中国社会的自性:中国社会思想史论集》，陆学艺、王处辉主编；《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蓝皮书》，主编：汝信、陆学艺、李培林；《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汝信、单天伦、陆学艺主编；《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内发的村庄》（中国百村调查丛书），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陆学艺主编；《“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陆学艺著；《农业发展的黄金时代》，200千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联产承包责任制研究》，154千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社会学》（主编），215千字，知识出版社，1989年7月；《2000年中国的小康社会》（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4月；《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13个村庄的实地调查》（主编），320千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4月；《1992一199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主编之一），300千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3月（1993年至2000年每年出版一册，1997年开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传统农业县的社会转型》（主编），392千字，北京农业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农村现代化》（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中国新时期社会发展民告（1991一1995）》（主编之一），506千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研究》（合著），183千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社会结构的变迁》（合著），203千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光辉的历程》（合著），132千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从贫穷到富裕一一晋江的现代之路》（主编之一），242千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B 论文发表了《包产到户问题应当重新研究》、《农业脑陷比较严峻的形势》、《当前农民已分化成八个阶层》、《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与联产承包制》、《农村改革的伟大成就与当前存在的问题》、《21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等数十篇关于社会学和农村发展问题的论文和调查研究报告。C 个人文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60年，陆学艺；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陆学艺；中国社会结构有固定化的危险，陆学艺、杨军；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建设，陆学艺；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前景，陆学艺；北京社会建设60年，陆学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陆学艺；建构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结构，陆学艺；全面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建构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结构，陆学艺；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启示，陆学艺；新一轮农村改革为什么难，陆学艺；城郊农村实现城市化的好模式——宁波江东区调查，陆学艺；关注民生， 办好教育， 促进社会和谐，陆学艺；《农村社会学》： 新农村建设的力作，陆学艺；建设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学有个大发展，陆学艺；关于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陆学艺；县域现代化：破解中国城乡二元格局的关键—福建省晋江市调查，陆学艺、王春光、胡建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改革现行土地制度，陆学艺；社会学应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陆学艺；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是当前要解决的主要矛盾，陆学艺；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陆学艺；农民工体制的种种弊端，陆学艺；从体制和机制入手解决农民工问题，陆学艺、龚维彬；调整社会结构 构建和谐社会，陆学艺；和谐社会需要“完美骨骼”，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流动，陆学艺；如何保护农民的利益，陆学艺；我国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陆学艺；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结构的调整，陆学艺；培育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陆学艺；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的束缚，陆学艺；协调好社会阶层关系构建和谐社会，陆学艺；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陆学艺；研究社会流动的意义，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陆学艺；新中国社会学五十年，陆学艺；中国“三农”问题的由来和发展前景，陆学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社会全面进步，陆学艺；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 陆学艺；走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社会，陆学艺执笔；农民工问题要从根本上治理，陆学艺；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陆学艺；农村要进行第二次改革，进一步破除计划经济体制对农民的束缚，陆学艺；《我国家村改革与发展的成就及当前面临的问题》（论文），1988年12月，获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会”优秀论文奖；《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与联产承包制》，1988年《哲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奖；《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对策》（论文，合著），《农业经济问题》1990年第1期，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十周年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农业面临比较严峻的形势》（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今年粮食大车收、明年不要又掉下来》（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增刊第34期，获中国社会科学院1996年度优秀对策研究成果、优秀信息二等奖。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当代各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立法模式的研究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研究的一部分,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保障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保障水平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完善与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适度的社会保障水平，对于国民经济、社会和社会保障自身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对我国社会保障现状的分析及指标的分析，来评价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
一、社会保障水平及指标
社会保障水平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高低程度。西方国家一般把社会保障总支出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其中，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或地区实际支出的各种社会保障费用总和。社会保障支出总额占GDP的比重，集中反映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用于提高居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的程度。
判断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标准不是单一的，需要考虑的因素有：社会保障制度是否保证了公民具有一定的经济生活水平并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障支出是否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否与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社会保障结构是否与国民经济产业布局相适应;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助于促进就业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等等。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分析
(一)国内学者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研究
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实行分散化管理，社会保障水平的统计缺乏规范的指标体系，不同专家对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推算也不尽一致。以1994年为例，郑功成教授推算该年社会保障水平为7.13%，加上其他未统计因素，社会保障水平为10%~12%;穆怀中教授的小口径推算为5.09%，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为11.53%，大口径(含住宅投资和价格补贴)高达12.73%。根据穆怀中教授的推算，尽管我国人均GDP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我国中口径(含住宅投资但不包括价格补贴的社会保障费用总额)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它们60年代的水平并不逊色。
(二)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国际比较研究
以发达市场经济的国家为参照，普遍认为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水平偏低。比如，1991年，瑞典、英国、美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6.4%、31.8%、28.7%。而我国2001年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
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进行比较，2002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当年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是5.47%。而与我国人均GDP接近的国家，如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依次为5.5%、8.49%、9.55%。因此，我国社会保障水平既不显得过高，也不显得过低。
(三)城乡社会保障水平比较分析
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镇几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着类似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享受以高就业、高补贴、低收入为特征的、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服务;而农村居民仅拥有建立在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以社会救济、“五保户”供养和合作医疗为核心的社会保障，并未能享受到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存在着水平偏低的社会保障，一定程度上，城镇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以牺牲农村的保障水平为代价的。在城乡之间，我国城乡居民享受到的社会保障待遇差别极大。比如1994、2001年城市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支出是农村的100倍多。
总的来说，对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与否的判断，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过高与过低并存，存在着结构性矛盾，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保持我国社会保障水平适度的建议
(一)正确处理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建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我们 总结 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福利国家的 经验 教训所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但是，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保障水平是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必须依赖经济发展，但并非任何意义上的福利支出都会削弱或阻碍经济增长。某种意义上的福利支出可能带来经济增长，或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阶段，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本来很低，加之在改革不断深入的过程中，难免回出现失业率上升之类的问题，因此，一定时期内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是应该的。建议我国在目前阶段，适当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不但会为经济增长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还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要辨证地看待福利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总之，存在着这样一种良性循环：随着经济发展适度增加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得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可以赢得经济和社会更加健康、协调、更可持续的发展。
(二)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8.34%，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这种财政支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发挥财政在筹集社会 保险 资金中的主 渠道 作用，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建立稳定的财政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投入机制。各级财政超收的增量除用于法定的支出外，其余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险基金。与此同时，要防止社会保障支出水平过高于GDP的增长，出现福利国家危机。因此，除了建立GDP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正常支持机制，还要建立二者的动态弹性机制，使社会保障支出随着GDP的增长动态变化，但处于适度区域内。
(三)加快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当前农村要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为重点和基础，全面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社会化养老 措施 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由政府出面理顺农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当然，不同地区社会保障的标准、社会保障模式也应有所不同，不能一刀切，而是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情况，形成层次分明，标准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达地区保障程度高一些，欠发达地区保障程度低一些。财政要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改变以前重城市、轻农村的状况，提高财政对农村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
(四)改革城镇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坚持“有升、有降”的方针。取消一些不合理、过高的福利项目，改革工资制度，实行工资货币化;改革一些垄断性部门的福利制度，降低其社会保障水平;增加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资金的投入，增加对城市低保户、无劳动能力者等弱势群体的投入，保证其过上有人格尊严的生活;继续完善城镇基本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保证公民能抵御不可抗拒的社会风险。总之，把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控制到与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阶段，既达到了保障目的，又把水平控制到一个合理适度的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摘要： 文章 把探索视觉转移到解决农民工 社会 保障的新路径—— “土地换保障”，并在 总结 当前 理论 界提出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上创造性地进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缺失 分析 ，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 农村 集体 经济 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作为“土地换保障”的交易中介机构。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保障;新路径;土地换保障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vision to be transferred to the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o address the new path - the "land for security", in his summing up the current theory of the basic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 community and on steps to carry out a creative way of "land for security" to run the carrier missing Analysis of the introduc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 behalf of the land use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and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from the transfer of the shares of cooperatives as a "land for security" deal intermediarie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new path; land for security
前言
“十一五”规划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城市化道路，统筹城乡协调 发展 ，构筑和谐社会，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 问题 。解决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有助于打破 中国 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城乡协调统一，加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 化的进程。
一、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
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基本思路上，当前理论界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和争论， 目前 主要有三种思路：一种是仍然将其划归于农村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一种是将其归于城镇社会保障范围之列;另一种是另起炉灶，推出相对独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一种作为过渡形态的“三元社会保障模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到底是归属城市还是回归农村，还是创新一种新的保障机制，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实际上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或纳入城镇社会保障在 实践上都遇到很多现实阻碍。从农民工社会保障现状分析得知，由于农民工双重的身份性，一方面乡镇 财政资源的有限性和土地保障功能的虚化及农村社会保障缓慢发展，制约了农民工进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步伐;另一方面以单位为核心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由于城市社会保障机制滞后， 企业 因为社会责任弱化导致的用工制度不规范及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抵触、以及农民工较强的流动性而引起执行上的困难、农民工在经济收入上的窘迫、自身可支配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所导致参保的理性规避等诸多原因，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在现实可行的条件下依旧困难重重。因此除上述三种思路外还有学者没有明确提出归口，积极探讨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议应从我国国情出发，根据农民工的特点及最迫切的利益需求，优先建立农民工工伤 保险制度和大病统筹医疗制度，构建以最低生活保障为核心的农民工社会救助机制，规范企业用工制度，建立农民工的工资保障制度，抓紧制定有关农民工社会保障方面的 法律 和法规，探索适合农民工特点的与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相衔接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依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积极地寻求多种路径来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成为大多学者的共识，让社保对农民工来说不再是“镜中月，水中花”，能真正意义分享到应有的各种社会保障。事实上“农民工力争一只脚踏在收益低、预期确定、保证生存起码需求的土地保障上，另一只脚踏在收益高些、风险大、非生存起码需求的非农收入上”，[1]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具有双重收入来源，存在的经济基础很特殊：一方面脱离了 农业生产逐渐市民化，在城市则可以在非农行业就业，另一方面，农民工与农村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 联系，他们在农村留有一份土地，在城市谋职的风险性以及社保的严重缺失等所导致返乡的极大可能性，宁愿抛荒也不愿意放弃这惟一的保障，仍把土地作为最后的退路。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是个循环渐进的过程，上述几种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思路都忽视了现阶段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 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认为研究这个问题是有战略意义的，这个问题解决得好，会大大有利于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有利于城市化、 工业 化的实现，有利于全面小康社会的顺利建成。
二、“土地换保障”——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新路径
在《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规定中指出，农民外出务工期间，所承包土地无力耕种的，可委托代耕或通过转包、出租、 转让等形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但不能撂荒。农民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或限制，也不得截留、扣缴或以其他方式侵占土地流转收益。[2]这就给流转土地经营权进一步提供了政策依据。事实上，在国家近年出台系列减免农业赋税及加大农业投入和农业补贴等有利于农民增收的农业政策下，许多农民工外出打工，留在家里的土地就委托给亲戚邻友耕种或者转包、出租给其他人代理，从中取得一笔收益，但收益不多，只是当家用补贴。对经济收入较低的农民工来说，觉得有利可图就将土地出租出去，钱一点是一点，总好过撂荒。那么如何将农民工在原属地的农地更好地利用起来，并且将社会保障联系起来就是个难题了。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保障权威专家龚维斌在“完善社会保障与和谐社会建立”的记者专访中就提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和发展既要借鉴国外的 经验，也要立足国情，构建一个‘低保障，低水平，广覆盖，重实效、可持续’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挖掘和利用传统社会保障资源。”这就给农民工怎么从土地这个社会保障向现代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问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提倡“土地换保障”制度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寻求农民工社会保障路径的探索视觉转移到现在农村惟一有较大增值价值和财力功能的就是土地，从开发和挖掘农村传统的社会保障资源来寻求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困境的路径，最终目的为建立针对农民工独特身份和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铺路，从而推进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土地换保障”通过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创新，填补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空缺，成为一种切实可
行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创新路径，很好的解决了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延续，为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提供了启动资金。农民工因为土地使用权的转让，获得了相应的收益，从此代替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和实现从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换，逐步实现市民化，并且推进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发展。
三、“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浅析
(一)“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中运行载体的缺失 分析
从 “土地换保障”的基本思路和操作步骤来看，“土地换保障”的实质或核心是承认农民在让出承包土地或被征用土地的情况下，应当获得某种补偿，并且这种补偿应当被用来为其建立 社会 保障。那么这样一种用社会保障替代土地保障的方案设计到底有没有充分现实依据呢，陈颐同志进行深入 研究 对农民工选择“土地换保障”这样一种从土地社会保障向 现代 社会保障系统转换的方案设计进一步补充了相关依据，论证了“土地换保障”方案设计的可行性。[3]另外，曾详炎等同志在可操作性上进一步研究，认为在这个制度安排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一些 问题 ，如会遇到初始永佃权的定价问题，可能出现的侵占 农业生产资金问题、土地市场评估成本问题、地区之间地价与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问题以及土地私有化问题等，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4]然而笔者发现其中还没有学者注意到运行载体的缺失问题，在方案设计中提出具体运作办法时有学者认为，对放弃 农村 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工，可直接参加农民工社会保障，并以农村土地使用权折算为一定年数的个人帐户积累额，促进农民工从传统土地保障到社会保障的平稳过渡。[5]另外有学者提出，农民工到城镇就业或进入城镇定居而无力耕种土地的时候，让出其原先承包的土地，由转包者按国家统一标准替 转让者缴纳一定数量的 经济 补偿，使其参加相应的社会保障。当然这部分经济补偿也可先交付国家 财政，但国家必须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承诺将这部分农民纳入城市和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6]由此可以看出，“土地换保障”整个运行过程中交易中介机构的研究是缺失的，有的只是笼统指出由国家责任强制为其纳入社会保障，有的直接由土地经营权的转包者支付农民工参保费用。我们知道，农民工只在乎现期收入，他们参保的意识非常薄弱。对他们来说，增加他们的收入最为切实，所以他们就可能会同承包者私下商量好将社会保障的提取费用直接转化为货币经济补偿，这就要求国家赋予有关监督机制的制约。而如果设立国家的监督机关来监督承包者从转让农民工土地使用权获益中提取农民工社会保障费用的行为，则加大了“土地换保障”制度的成本支付，这就提出了在实行“土地换保障”方案中其运作载体的缺失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
(二)“土地换保障”的运行载体——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
根据孙雷、陈波羽中的研究，他们在针对失地农民设计的“土地换保障的逻辑框架” 中指出失地农民通过放弃土地使用权获得经济补偿后，一部分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失地农民办理养老、医疗、失业等 保险，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货币收入，成为市场人的物质基础，另一部分则用作对失地农民的培训，使得他们具备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基本技能。可见这里代表耕地所有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成为交易的中介机构，作为失地农民与征地方交易的中间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被征用耕地的交易获得的收益，用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7]由此可以推广到 “土地换保障”中针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建立，引入代表农民工土地使用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交易中介机构。这个思路也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有党和国家的强力推动，更需要发挥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政策精神 。另外笔者认为为避免由村集体包办，应与现行的 中国 行政机构体制改革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正在农村推行村务公开的民主 管理制度相配套，特别是农村集体组织从农民工土地转让费当中用于社会保障的费用提取应该向村民公开，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农民更多地参与和监督村里的事务。保证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应有的效率与公正。
而原有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模糊、人格化的出资者主体缺失、决策独断、监督不善、分配随意等种种制度性缺陷直接 影响 到保护集体经济组织及成员利益，研究表明迫切需要从产权制度改革上破除。现阶段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以村、组为对象，在制度安排上多采取股份合作制的形式。从转制后的组织形式看，其定位不同，既有股份合作制 企业 ，也有股份制公司，以及股份合作社。有学者进一步研究，现阶段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定位，以及转制后的实际功能和作用都与政府行为有直接关联。两者要在今后的改革和 发展 中相互调适。其中第一条指出转制后的组织功能就与社区成员的社会保障管理有关，是按照公共产品供给非歧视性原则，对于集体资产所有者的社会保障成本，政府应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全额承担“城中村”或“村改居”成员的社会保障费用。[8]另外深入到股份合作制中土地股份合作的研究，土地股份合作的形成是在村委的引导下若干农民自愿组织，组成合作社，农民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和管理，实行“土地入股，集约经营，独立核算，按股分红”。其股份合作社在年底取得的收入扣除必要的成本费用后按股分红，同时合作社按每股每年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农民工进城务工，也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形式将自己在原属地的土地使用权向合作社入股，这样一来他们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仅长期不变，而且还有股权收益，吃了“定心丸”，也 自然 安心进城从事二、三产业。[9]将上述两个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研究，笔者认为可以按照“土地换保障”的思路，通过由集体经济组织转制而来的股份合作社在土地与农民工的现代社会保障两者之间架起联结通道，股份合作社在农民工向合作社入股期间在按每股每年强制提取风险基金和发展基金的基础上强制提取一部分基金作为农民工建立现代社会保障的启动资金，保证其进城后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当然，由于中国各地经济水平不一，这种股份合作的土地流转形式主要出现经济较为发达，大部分农民已转移到从事非农产业的沿海地区和发达内陆地区，如广东、江浙、辽宁、山东、湖南等地。而
广大中、西部贫困地区由于受到地域、经济水平等因素制约了土地的流转，也就很难形成土地股份合作这样一种土地规模经营方式。因此在考虑原属地在较为贫困，并且零星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比较严重的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实施“土地换保障”中架构其运行载体时，笔者认为有待于政府(下转第24页)(上接第22页)大力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并且政府在其介入的作用成分相对发达地区对股份合作社要多一些， 值得我们更深入研究。
参考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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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课题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研究.
目前，我国较为重视农村发展，做好农村社会管理工作有助于我国更好的提高农村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农村社会管理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农村社会管理论文篇1：《如何加强农村的社会保障管理》 1.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在大幅度的提高，农村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与现在情况不相适应的是，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管理相对落后，广大的农民一直处在社会保障网之外，他们的生活情况和生老病死大多数都是由个人和家庭负责，这种情况的存在不利于国家深化对农村的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不利于整个经济社会、城乡的协调发展。 1.1农村的社会养老 措施 不理想 从社会保障费用的支出来看，占人口总数80%左右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费用所占比例只是十分之一，而占人口总数20%的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支出却有十分之九，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不断的扩大，主要原因就是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农民的养老问题不够重视，尤其是贫困偏远地区。民政部自1986年起就开始对农村的养老 保险 问题进行积极的探索和解决。在各个地区的试点活动逐步开展，虽然表面上看农村养老保险的工作开展的不错，但是实际上在具体实施的方面开展的并不理想，参加保险的人数并不够多，推行的也不够全面，经过了好多年的开展和运行，仍然只有12%的农民参加到了农村养老保险的活动中，仍有88%的农民游离在社会保障之外。 1.2农村医疗保险系统不完善覆盖率低 虽然很多地区努力恢复合作医疗，但是由于缺少国家给予的经济支持和有效的制度规范，所以恢复的情况并不理想。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覆盖率十分低，即使是在新建的农村合作医疗的高峰期，合作医疗人口的数量也十分低、覆盖率也不够广泛。另外，根据我国卫生部的调查显示，有86%的农民还是没有任何的社会医疗保障，仍然在看病的时候是自费。 从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具体实施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农民仍然是处在社会保障网之外的。 2.现行的农村保障存在的问题 2.1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狭窄、覆盖面小 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够合理，没有体现全社会的责任，在保险金的基础上，坚持以个人的纳税为主，集体的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的扶持原则。这样的规定下，使国家所体现的责任过小，对农村建设的投入过少，这样使农民和贫困地区没有经济能力能够承担社会的保障资金。社会保障资金获得的 渠道 也狭窄，与城镇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差距过大，而且，农村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合作医疗、低保、特困户基本生活补助等社会救济。 2.2农村社会保障管理不够科学 现行的农村保障项目管理十分混乱，规模不够科学规范，存在管理体制不合理、保障资金成本高和基金运营的不合理等问题。农村社会的保障水平低还集中体现在对保险基金的管理上，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多是从地方征缴、管理和使用的，缺乏有效地监控和管理，导致我国农村基金的使用存在着很多的风险。 2.3农村社会保障缺乏法制的保障 从我国农村目前的社会保障立法情况来看，存在着很多的问题。虽然在过去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方面有一些法律法规和条文规定，但是大多是单项的、功能单一的、存在漏洞的，没有形成有机合理的法律体系。我国迄今为止仍没有一部专门性的有关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只是可以在相关的法律中找到一些关于社会保障问题的条款，没有完整、可造作性强的程序。 3. 3.1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平面展开 社会保障的管理要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开始，创造保障条件，逐步分层次开展。在 经济相对落后的贫穷地区，要有机地把 社会 保险与救济 工作相统一，扶持贫困特困户参加到社会保险中，提高他们脱贫致富的能力。党和国家也逐渐认识到农村是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几年来，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逐步完善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主要坚持以农民自愿为主，以大病统筹为主，辅助兼顾小病，农民承担一部分，剩下的由国家或地区进行补贴，由此建立起合作医疗基金，农民可以按比例报销医药费。自2003年开始在部分地区进行试点后，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医疗保障。几年来的试点工作已经初步看到了成效，有效地减轻了农民看病难负担重的问题。 3.2建立起完善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为保证农民贫困人口收入难以维持在最基本生活水平的人口而建立的社会救济制度。传统的救济 方法 的实施范围面窄，覆盖率低，而且标准偏低，难以保证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水平;保障工作的随意性大，缺少科学性和贯彻性;救济的方式多是临时救助较多。目前，我国农村贫困的问题还是很严重，城乡差距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并建立起完善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成为大家关注的 热点 问题。这就需要制定科学的保障标准，确保标准的实效性、要合情合理，能够正在的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 3.3探索建立健全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 受我国传统 文化 的影响，农村的养老保障多是由家庭完成的。目前，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到1.34亿，超过我国总人口的10%，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达到了1.1亿，占我国总人口的8.5%。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已经越来越突出，解决这一问题以及迫在眉睫，在 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建立在自然经济上的家庭保障功能已经降低，特别是 计划生育政策之后，独生子女家庭增多，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发生转变，虐待老人的现象经常会发生。因此，在农民的温饱问题解决后，政府还要积极的引导农民开展养老保障活动。 3.4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和有权威的社会保障机构 我国的农村发展很不平衡，在同一个地区的村庄之间的收入都相差很大，收入水平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单一的农村社会保障很难满足不同方面的需要。我国应该建立起以法律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乡村保障和家庭储蓄保障为辅的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成立有 财政、民政、劳动等部门共同参与的社会保障机构，来负责农村的社会保障。根本上还是要增加农民的财政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减少对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还要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要从 心理上、价值取向上改变，摒弃以前旧的思想。 4.结论 农村的社会保障问题是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问题，这几年来，党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农民的生活情况、社会保障问题，并按照城乡协调发展的宗旨进行不断的完善和改革，进一步的建设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 管理体系，加大对农村社会保障方面的财政投入，让农民可以享受到公共财政带来的实惠，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到农民，解决农民生活的后顾之忧。所以，不断加强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管理势在必行。 农村社会管理论文篇2：《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摘要：本文分析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性，指出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农村 管理 体制创新 一、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性 1、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 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社会发展和管理转变的长远趋势来看，社会自主性在不断加强，社会管理方面呈现出社会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就需要继续创新当前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社会事务的管理。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要求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长期系统性的工程，只有不断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进一步完善党对农村各项工作的领导，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目标。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社会当中，所有的个体都需要依托社会才能存在，这需要政府职能从政治统治职能的角色转向全面社会管理角色当中来。 二、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非正式组织相对较少 当前农村的社会组织方面，大多数农村都有社会基层管理组织，比如医疗卫生机构、红白理事会、妇女组织等相关组织，但是文化娱乐组织、治安巡逻队等相关非正式组织却比较少。 2、社会事务单方面处理 农村社会事务处理上，虽然村民和村干部能正确反映出婚姻关系、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等较为和谐，但出现问题之后，多数人一般是采用非正式方式进行解决，有的甚至出现没有解决的途径;另外，农村 教育 事业得到了发展，但当前文体方面的活动还是比较少，还存在村民自发组织状态。 3、干部未认清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性 当前农村将经济发展当成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认为农村管理体制是表面上的东西，不如直接经济效益，更能体现出村干部的政绩。在这种潜意识的支配下，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被搁置在了一边。 三、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具体策略 1、加强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格局，转变村级党组织的基本功能 将党支部直接管理生产与管理农村社会事务的功能，逐渐转变成社会关怀与各方利益协调者的轨道上来，淡化行政色彩，真正将社会、行政、经济、政党等归之于其各自的任务中来。强化村民委员会的社会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农村中的非正式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 2、探讨农村治理的新模式，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真正去认真探讨农村治理的新模式，将农民自治的管理权，交给交予地方人大，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仅有效扩大了当地人大的民意基础，加强了权力机关的权威，进一步理顺好了权力系统的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还能通过人大对政府所实行的有效监督，进一步规范了政府本身的指导行为，确保了农村治理模式能够不断走向完善。 另外，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正确引导并规范农村中的非正式组织 要将广大的基层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引导并规范好农村当中的非政府组织，一方面就是在制度方面要进行创新，为农村的非正式组织提供法律方面的保障，另外一方面，也应该积极鼓励多种方式的农民组织的发展，并且妥善处理好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关系，充分认清加强对农村当中的非正式组织的管理，应该提倡并发展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与扶持经济合作型组织时，还应该充分认识到其余非正式组织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与影响力，对其社会功能与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充分调研，正确引导并规范农村中的非正式组织，做到整合农村社会秩序，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4、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服务和公共安全体系 加强和完善农村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农村，努力夯实农村基层组织、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农村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加强和完善农村公共安全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完善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公共安全管理体制。 5、提升基层农村领导干部素质 大力提升基层农村领导干部的素质，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关键。一是提升基层农村干部抓重点，破解农村难题的基本素质与能力，这主要是将发展作为一切中心，将农民增收作为工作的重点，不断破解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出现的新问题与新矛盾，紧密围绕这一点来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与本领;二是不断提升因地制宜与分类指导本领，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需要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做到因地制宜;三是不断提升依托群众与服务群众的本领，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基层领导干部应该充分确立并且进一步强化依靠并且服务群众的大局意识，真正深入农村基层，充分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解决在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6、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按照当前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大力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提升农民整体素质。一是强化形势政策教育，让农民群众正确的认识自我，加强责任感与使命感，增强农民大局意识;二是强化思想道德教育，要在广大农民群众当中广泛开展文明新风教育活动，形成团结友爱的和谐人际关系;三是强化农村科技教育，紧密围绕着生产发展与农民增收，针对实用技术大力开展培训与应用工作，提升农民知识技能。与此同时，还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观念宣传教育，增强农民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农村社会管理论文篇3：《中国农村社会管理》 [摘要]借助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对中国现代农村社会现状进行 反思 ，中国传统农村属于礼法社会，现代社会需要农村转型为法治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会出现各种问题。《乡土中国》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研究精彻，本文主要借助于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中的重点理论从农村中独特的乡土经济、乡土政治两方面展开阐述。 [关键词]乡土 传统礼法 社会管理 农村 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 素描 ，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①本书中，“乡土中国”和“中国乡村”这两个词中间可以加上约等于号。“乡土中国”或可称之为“乡土的中国”或“中国的乡土”。 一、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管理 历史上，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农业及其承载农业的农村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为广阔坚实的经济、政治支柱。尤其在封建社会，国家主要依赖于农业，农业在经济上为国家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在统治方式上，通过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以维持国家的稳定。在军事上，农民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员。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任何一个朝代的覆灭都是因为天灾人祸，帝国最庞大的群体――农民阶级，失去了继续存活的基础――土地。不仅在古代，即使在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有限，工业尚未发展到能够独立成为国家的经济支柱时，农业责无旁贷地艰难维持着经济的正常运转。 中国不同于西方社会，工业及早地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组合体之一。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经济政策是绝对倾向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为了发展工业，不惜牺牲农业及农民的利益，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到了现代社会，工业发展已初具规模，过渡到 “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中央及地方提出一系列政策，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农问题”“农村社区”等，可是，我们尴尬地发现，农业发展并不像工业投入资金、技术即可发展那样简单。被称之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农业及农村、农民以一种“实质上不可或缺，但表面上已被所谓的现代社会排斥”的状态游走于现代社会边缘。 二、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现状 难道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国农村的整体状态是裹足不前，原地踏步吗?显然不是。变动最明显的就是农村的经济状况。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情形呢?这就是研究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现实意义所在。 《乡土中国》成书于1947年，时至今日，已有60多年历史，令人汗颜的是，我们发现60多年前的思想在当下的中国农村社会仍然适用。农村的变动发展，不能仅仅浅薄地从经济上判断，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思想观念的变动。农村中没有变动的，恰恰是思想观念。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首先对中国农村的整体形态做出评价，引用了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团结理论，即社会形态可以分为两种：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用中国人自己的话来说，分别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费孝通先生指出，“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②即中国农村的整体形态是没有一定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社会，主要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传统中国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③传统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不需要细密的技术分工，农业本身的保守性进一步加强了农村的保守性。久而久之，形式上的保守转化为深刻的观念上的保守。 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与梁漱溟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样承认中国是典型的礼法社会，梁漱溟先生所谓的“伦理本位”是礼法社会的一个具体表现。中国古代历来实行“外儒内法”的统治模式，以儒家的“孝悌忠信”来引导民众的思想，希望以思想上的教化实现社会安定，对于越轨者则采用残酷的法家手段予以打击，儒家的思想教化往往失效，最终能够真正达到震慑邪恶，维持社会秩序的反而是理论上起辅助作用的法家手段。相对来说，农村对法家的刑罚手段做了“因地制宜”的改动，变成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长老统治”，公法在乡村蜕变成私法。这种现象在现今乡村仍然可见，如两家人发生纠纷，小到偷鸡摸狗，大则甚至于人命纠纷，村民采取的不是诉诸法律，而是私了。 如果说固定的土地在经济上将农村与外界社会割裂，那么，“长老统治”则割裂了农村与外界在政治上的联系。两方面作用下，中国乡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经济运行方式。若无强力的政策支持，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之为“暴力”的手段，外界是很难改变农村整体形态的。比如中国农村历史上的两次变革，建国前后的土地改革和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前者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这种相对来说较为“暴风骤雨”似的手段进行，而后者则是通过强力的政策支持最终达到目的。否则，外力最终往往会被乡村中固有的统治方式无声的拒斥，即使接受，也会被扭曲。 三、对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思考 现今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传统社会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改以进入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改革的最大难点就是农村。历史 经验 告诉我们，温情脉脉的教化式改革往往多以失败告终。从当前国家一系列农村政策中可以看出，国家正在极力避免这一现象，借助国家权力和行政力量直接作用于农村，这种势头最早可以追溯到“普法下乡”活动。国家上层希望用现代社会的法律击溃礼法社会农村中的陈旧统治方式，进一步取而代之，使农民能从心里接受现代社会的标志――法律。与法律相比，礼法毕竟具有几千年历史，并且在农村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乡民眼中，法律无异于一纸空谈，是空洞的，不如乡间礼法现实直观。 表面上看，这是传统礼法与现代法治的较量，实际上，更深层的是中国 传统文化 与由西方传入的法制文化的激烈交锋。法制在中国作为尚不完善的新兴事物，即使它是先进的，可是想要在急切间摧毁根深蒂固的传统礼法，亦非一蹴而就之事。在中国人尤其是乡民眼中，法律可能有作用，可是法律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起作用，它只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不能占据绝对支配地位。另外一个农村不能直接接受法律的原因是由于历史上“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观念的影响，乡民认为，衙门多是藏污纳垢的所在，打官司耗费不起。 然而，礼法社会毕竟是要转入法治社会的。所以，现在出现了诸如“并村”等现象，国家和各级政府试图通过“新农村建设”等办法，制定相关 政策法规 以改变农村落后状况。使乡民认识到最基本的身份就是法律统治下的公民，而不是乡民。同时，经济手段同样起着弱化、消解乡间礼法统治的作用。通过提高传统耕作中的科技含量和产值，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离开农村，走向城市，于是，中国出现了一个特色名词――农民工。值得庆幸的是，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有学者将之划分为一个阶层。 关于转型期的农村经济将何去何从，费孝通先生主张在农村中发展手工业，即“乡镇企业”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不主张农民进城。通过农村手工业的发展，逐步过渡到正规工业。这与中国当前的农民工进城，以推动城市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思路是迥然相异的。青年农民离开了乡村，相对落后的农村因为这些相对高素质年轻人口的不断外流而更加落后。事实证明，费孝通先生的设想更具有现实性，以城市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弊端已经逐渐暴露。 注释： 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4页. ②同上，第9页. ③同上，第48页. 猜你喜欢： 1. 浅谈农村发展的论文 2. 浅谈农业农村发展形势论文 3. 浅谈农村文化建设论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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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发展变迁！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经历了哪些重要阶段？工保网
依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发布的《2016年国民经济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文件内容：
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入城市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本地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工。外出农民工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外从业的农民工。
截至2017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652万人，比上年增长1.7%。如此庞大的数字注定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角色，长期备受社会关注。事实亦是如此，“农民工”这一敏感词汇一直是国家与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有关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的热点事件更是每每掀起舆论热潮。
目前，当下国内的农民工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农民工职业技能素质一般；农民工流动性大，无法有效缴纳社保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国家近年来持续保持着相关政策的完善与推进，如：农民工全面实名制、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社保全国联网、建筑农民工转型建筑产业工人等。这些政策的出台有效加快了农民工合法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的进展，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条件也有了显著提高。
相较改革开放之初，甚至“农民工”这一群体形成之初，国内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条件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么，追溯过往，我国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政策历程？以时间与阶段特征区分，主要分为：起源初始、初步形成与发展、进一步发展三大主要阶段。
1
80年代
政策初起源初始阶段
国内“农民工”群体的出现源自于80年代初。当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功后出现大量过剩劳动力，这部分人员开始规模化的向城市涌入，成为早期农民工的雏形。当时，国家的回应是拒绝农民工出现，政策全面限禁农民自有流动、自由择业。
这样的政策原因既有历史因素，也与当时国内经济发展形式有关：轻工业发展缓慢，多项事业没有得到有效发展，国内就业机会远远无法满足当时的就业人数。相关数据统计，1979年，全国城镇闲置劳动力达到200多万人，一旦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镇更是雪上加霜。
契机出现
虽然中央限制农民进城务工，但在经济规律作用下，农民仍然自发涌向城镇。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开始调整轻重工业发展战略，城乡集体和个体商业、服务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一方面，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开始提高，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也开始再次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另一方面，1983年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认为农民可以进城务工，这对城乡发展有促进意义。
故此，1984年，国家一号文件首次允许农民在自行解决口粮后进城务工经商。
2
1984-2010
政策初步形成与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可以看做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的初步形成与发展阶段。国家逐渐开始重视数量巨大的农业劳动力对于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国内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一些初步保障农民工社会权益的政策制度也开始逐渐形成。
1
1984年
国家重视乡镇企业发展对于吸纳大量农村劳动力的作用，同时要求工厂与农民签订合同。
2
1992年
中共十四大提出深化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待业、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农民工的就业权益得到了一定保障。
3
1997年
国务院转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意见的通知》，将民工管理工作纳入常态化、制度化发展轨道，强化民工输出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培训建设。这是国家针对农民工群体而发布的首个关于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内容的正式文件，也是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的初步形成。
4
1999年
国家技委六部门发布《关于印发<中介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规范中介市场，有效保障了进城农民工求职权益。
5
2000年
中央在制定“十五”规划时提出，要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和就业人员职业培训，规范中介机构市场行为，完善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建设，促进劳动者积极就业。这对于促进农民工在城镇就业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切实保障了农民工社会权益。
6
2002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农村工作会上，强调要清理针对务工农民而设置的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问题，健全劳动合同制。
这一阶段，农民工群体的人口红利优势不断展露：吃苦耐劳、薪资要求低、数量庞大。这对于当时国家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因而这一阶段，国家对于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权益保障工作开始越发重视。最明显的表现，当属2003年两件对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进程有着重要影响事件的发生。
01
首次提出“农民工”词汇
2003年的农村工作会上，党中央和国务院继续强调做好农民工服务工作，以解决欠扣工资、保障劳动安全、加强职业培训为工作要点。而且，首次提到“农民工”这一词，将进城务工的这部分农民群体称作农民工，这越发表明着国家对于这个新群体的高度重视，农民工的历史地位从此得到充分肯定，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也基本形成。
02
总理为农民熊德明讨薪
2003年10月，总理在重庆云阳县走访三峡库区移民时，偶尔碰见刚刚割完猪草回家的当地村民熊德明，并为她丈夫李建明讨薪。随后在“总理为农妇讨薪”的示范效应下，全国迅速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清欠风暴”。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政策，严打拖欠民工工资行为。熊德明当年还被评为年度经济人物。
此后7年间，国家分别在2004年、2006年、2008年、2009年发布中央一号文件，不断加强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的政策推进与政策完善。从取消歧视性规定到建立健全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工资增长等制度，我国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逐步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3
2010年-至今
政策进一步发展阶段
走过初步发展阶段，农民工的社会权益保障工作有了长足的进展，但仍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权益保障制度体系，同时随着国内经济快速发展，“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也随之面临新的挑战。
这一阶段，国家的政策方向主要以：鼓励农民工创业、完善农民工社保制度、加快农民工转型产业工人、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四个重点为主。
鼓励农民工创业
2012年，中央印发一号文件，要求下大力气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返乡创业的农民工提供资金支持；2015年，国务院提出构建大众创业相关指导意见，鼓励返乡农民工参与互联网经济融合发展创新活动，并提出结合经济发展形式与需要，为返乡农民工积极谋划创业方式；2016年，国务院提出要激发重点群体创业活动，积极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各地建立多层面的创业平台，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优质服务。
完善农民工社保制度
长期以来，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维权意识低，经常出现企业拒缴漏缴社保的现象。但近年来，国家不断推进农民工社保缴纳政策，在农民工重点从事的各个行业领域相关规定中，对社保缴纳一项不断严格规范。同时大力推进四库一平台、农民工全面实名制、社保全国联网工作，进一步保证加强保证农民工的社保缴纳情况。
2018年，人社部联合五部门印发《关于铁路、公路、水运、水利、能源、机场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将在各类工程建设项目中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纳入工伤保险保障。明确提出，杜绝“未参保，先开工”甚至“只施工，不参保”的现象。
加快农民工转型产业工人
加快实现农民工转型产业化工人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的一项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政策。由于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职业技能素质不高的传统农民工将逐渐被淘汰，因此加快农民工转型产业化工人就显得势在必行。
2017年2月，国务院提出改革建筑用工制度，以专业企业为建筑工人的主要载体，逐步实现建筑工人公司化、专业化管理；2017年12月，住建部发布文件指出，要培育建筑产业工人队伍，提高建筑工人素质，建设建筑产业工人大军；2018年，河南、四川两省开展培育新时期建筑产业工人试点工作。
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
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一直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2013年，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健全工资支付保障机制……落实清偿欠薪的工程总承包企业负责制、行政司法联动打击恶意欠薪制度；2014年，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完善工资保证金制度，确保农民工与城镇劳动者同工同酬，实施实名制工资卡建设工作，进一步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2017年，国务院“十三五”通知，提出全面落实劳动合同制度，完善工资保障机制建设。
尤其，在农民工数量比重较大的建设工程领域，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行农民工工资保证保险，以信誉度、偿付能力、抗风险能力较强的保险公司为承包方兜底，通过风险把控，促进承包方的合同履约义务，保证农民工工资按时发放。
通过上述四个方面可以看到，我国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正处于进一步发展阶段。尤其为适应经济发展，为农民工谋求未来，国家在规划上新提出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化发展，这将对农民工群体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目前，国家在政策上始终保持对建立健全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体系制度的重视，真正切实的保障农民工的合法社会权益。
通过农民工社会权益保障工作的政策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权益是如何一步步进入政策视野，进而形成国家战略层面规划。同时，这些政策衍变历程也在客观上展现出改革开放几十年，农民工群体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发挥的巨大作用与贡献。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农民工”不只是一个词，更是一段值得尊重的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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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现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在新时期推动农村建设的战略决策，是实现全面小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应把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作为主要矛盾，把生活宽裕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和其他支农政策的实施，农业生产发展问题已基本解决。而生活宽裕是农民一直向往但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2004年末，全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还有2610万人，有4977万低收入人口仅能勉强解决温饱问题，说明我国农村居民还有相当一部分生活处于较为困难状态，这是其一。其二，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突出，试点中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仅覆盖约20% 的人，而且筹资水平低。其三，目前我国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已达8000多万，占农业人口的10% 以上，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我国农村已成为老龄型社会。而农村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家庭养老负担沉重，使得生活富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目前，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从总体上处于过渡阶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村社会救济。主要是国家针对灾害的突发性特点， 采取应急措施。在对待贫困户方面， 国家通过设立扶贫基金，帮助发展生产。同时，为解决贫困者的生活问题，部分地区开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工作。但全国各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参差不齐，如北京、浙江、广东、福建、辽宁等经济较发达的省市，已经全面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他省份虽然也在部分地区实行农村低保制度，但还没完全实行，根据有关统计资料，2004年我国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总人数为488万人，不到需要保障人口总数的3％。二是五保供养制度。这是农村社会保障的一项基本制度，是以《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予以法规确认的制度。到2003年底，全国实际五保供养人数为254.5万人、敬老院2.4万所、集中供养五保对象50.3万人。从保障的程度上来看， 五保老人年平均五保金1200元，但因各地财力不足， 实际到位一般只有800元左右，三是养老保险为主，医疗保险为辅的保险制度。早在1986年前后，各地就陆续展开了农村养老保险试点， 目前全国基本上都已开展此项工作，由于社会及制度等多方面原因， 在资金保障等方面不是很完善。几经起落，在经历了试点、全面推广和整顿规范几个阶段后，目前又处于试点阶段，到2003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人数5428万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216.1亿元。198万农民领取养老金。其总体覆盖率还不足10％。农村医疗保险方面，正在试点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只覆盖约20％的人口，而且筹资水平不高，保障能力不强。据2003年卫生部组织的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有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靠自费看病。一些地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居民占贫困人口的2／3。目前全国绝大多数乡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处于缺位状态。在广大的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依然是以国家救济和乡村集体福利事业为重点，以家庭保障为主体，除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进行了改革试点以外，其他保险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二、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一) 缺乏监督保证机制，法律层面制度设计不完善我国宪法对社会保障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体现在第4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我国参加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也明确规定 ：“本公约缔约国各国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但是，我国《社会保障法》依然未制定出台，缺乏规范社会保障制度的专门法律。法律的缺失导致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如保障资金来源不稳定、保障资金的管理不规范、保障体系的建设。就广大农村地区而言，农村现有的社会保障立法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现行的法律依据大多是准法律与相关文件，对农村各项社会保障的地位与作用、保障的权利与义务、保障机构的的建设等，都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范。由于制度上的缺陷，再加上执行中的不到位，导致农民对社会保障的受益缺乏信任感。 (二) 没有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机制，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稳定把我国中央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就知道我国投入的力度是偏小的：加拿大为39％，日本为37％，澳大利亚为35％，而我国只有10％左右，且这10％的投入也基本给了城镇居民。农村社会保障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可以说主要是资金缺乏的问题。应该说，在农村地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政府的职责。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地方政府拥有雄厚的财力来安排养老及医疗保险，农民也有较多的机会获得兼业等，因此收入状况比较理想。但在广大的欠发达地区，由于经济落后，很多地方是吃饭财政，即使是略有余额，地方政府在安排财政资金时也首选见效快的投资领域，吸引外来资金，而不是将财政资金投入到社会保障。因此，目前农村社会保障的项目少，大多是救济性质，而工伤、生育、养老等意义重大的项目大多尚未全面开展，有的地方即使有所涉及，也存在运作不规范的问题。近几年来，农民的人均收入增长趋缓，扣除必要的生产生活开支，大部分农民实际无力承担各类保险所需费用，即使部分农民有实力缴纳，却由于对社会保险制度认识不清等因素，而不愿参加保险。从集体投入这部分看。大部分县乡政府均是财政开支，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一棘手的问题。这导致农民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不稳定。同时，农村社会的保障水平相对较低。比如根据某地《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的规定，农民缴费可以自由选择，因为收入水平低，不少人选择最低档次每月2元，这样，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在缴费l0年后农民也只能每月领到不到5元，缴费15年后每月也只能领到l0元。 这样的养老制度安排，对农民的养老问题的解决无法起到多大的作用。（三）考评管理机制不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水平低下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由民政部门(社会救助)、卫生部门(农村合作医疗)、社保部门(养老保险)等各管一块，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也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因此，在全国各地，民政部门、计生委、基金会、寿险公司等不少机构均涉及农村社会保障基金，而且在一些地方出现了相互扯皮，挪用、委托不当或基金保值增值混乱的状况。有的地方基金管理不规范，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掌管基金的便利挪用基金、造成资源浪费、管理不规范的情况存在。
《中国农村经济》月刊、《中国农村观察》双月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的国家级农村经济权威性学术刊物。两刊突出政策指导性、学术探讨性、现实针对性，转载率一直遥居同类刊物之首，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两刊的编委都是国内农村经济学术界的著名学者和国家有关部委的领导，两刊的编辑人员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两刊是了解中国农村的窗口，探讨农村改革与发展理论的园地，交流经验的媒介，是各级农村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者、各级与农村有关的领导干部和实际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及有志于研究和了解农村问题人员的必备读物。两刊努力将那些立意高远、观点新颖、论证充分、方法独特、资料翔实的文章介绍给广大读者。开设的主要栏目有：农村形势分析、农村组织制度、农村产权制度、农村土地问题、农业投入与增长、可持续发展、粮食问题、部门经济、乡镇、农村劳动力转移、农产品疏通、区域经济、农村金融与保险、农民收入与消费、农村社会问题、贫困问题、国外农业等。《中国农村经济》月刊的选题始终围绕农村改革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以及党和国家重要的农村政策：注意及时抓住农村经济运行中带有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力求从社会、政治以及国民经济等多个角度探讨农村经济问题。本刊为16开本，80页，彩封胶印，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统一刊号：CN11-1262/F，国内期刊印发代号：2-850。出版应该在每月8号前后。
根据学术堂的了解,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农业经济也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的农业也在不断发展中,很多农业领域的专家也针对自己所擅长的专业进行过深入的实验和研究.农业期刊也是我国工程师交流的一个主要平台,有专业性的农业期刊也有综合性的期刊.下面给大家整理了一部分比较好发表的农业类省级期刊:园艺类省级期刊推荐:《南方园艺》期刊周期:双月刊期刊级别:省级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45-1237/S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9-069X主办单位:广西柑桔研究所广西果蔬研究所主管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广西园艺》现用名《南方园艺》,是广西柑桔研究所,广西果蔬研究所主办的省(区)级专业刊物,主要刊载果树种质资源、优良品种选育、实用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采后商品代处理,以及贮藏运输、果品加工、产销信息、国外果树等有关文章,兼报道蔬菜、花卉等方面的内容,并刊登与之相关的各种生产资料.本刊执行理论联系实际、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办刊方针.本期刊面向基层,面向果农、菜农、花农,为广西果树、蔬菜、花卉生产、科研及教学服务,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实实在在地成为广大读者的好帮手.本期刊是广西柑桔研究所,广西果蔬研究所主办的省(区)级专业刊物,主要刊载果树种植资源、优良品种选育、实用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采后商品代处理,以及贮藏运输、果品加工、产销信息、国外果树等有关文章,兼报道蔬菜、花卉等方面的内容,并刊登与之相关的各种生产资料.农业畜牧类期刊推荐:《福建畜牧兽医》期刊周期:双月刊期刊级别:省级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35-1103/S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4331主办单位:福建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福建省畜牧兽医学会;福建省农业厅畜牧兽医局;福建农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福建省畜牧兽医总站主管单位:福建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福建省畜牧兽医学会;福建省农业厅畜牧兽医局;福建农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福建省畜牧兽医总站《福建畜牧兽医》杂志是由福建省农科院主管,由福建省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福建省畜牧兽医学会、福建省农业厅畜牧兽医局、福建农林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福建省畜牧兽医总站联合主办,面向全国公开发行的综合性畜牧兽医优秀科技期刊、全国畜牧兽医专业核心刊物.杂志为宣传党的畜牧业政策,报道我省畜牧业最新科研成果、兽医临床和畜牧生产经验、传播最新科技信息及为基层畜牧兽医干部专业养殖户传播畜牧兽医科技经验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深受省内外畜牧兽医行业同仁欢迎.省级农业科技论文发表期刊推荐:《新疆农业科学》期刊周期:月刊期刊级别:省级期刊国内统一刊号:CN:65-1097/S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1-4330主办单位:新疆农业科学院;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农学会主管单位:新疆农科院《新疆农业科学》创刊于1958年,是由新疆农科院、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农学会主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农业学术期刊,是新疆创办最早、最具影响力的农业学术刊物之一.作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农业核心期刊和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七次荣获新疆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五次荣获新疆期刊奖.刊物的宗旨是"繁荣农业科学、促进农业生产",突出报道新疆干旱、半干旱及绿洲农业的科技成果与先进技术.主要刊登作物育种与栽培、植物保护、土壤肥料、园艺特产、林业、农田水利、畜牧兽医水产、农业机械、生物技术等文章.五十余年来刊物的发展与自治区农业生产与农业科技发展紧密结合,跟进学术前沿,追踪科技创新成果,为促进学术与科技信息交流,推进科技进步,加速农业科研、教育和生产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北大核心，农业考古。。
<<新农民>> 《安徽农学通报》
乡土中国手抄报内容如下：
1、作者简介
费孝通(1910—2005)，祖籍江苏吴江，著名社会学家。1936年赴英留学，1938年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等职。
主要著作有《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民族与社会》《乡土重建》等。其中，《乡土中国》及《生育制度》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代表作。
2、写作背景
《乡土中国》这本书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他所讲“乡村社会学”的课程讲义内容整理结集而成的，全书主体共14篇文章，站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了解了那时的作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乡土中国。
3、写作目的
《乡土中国》成书缘由正如费孝通先生在《重刊序言》中所说，他是想借“乡村社会学”这个讲台来追究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
三、内容简介
1、主要内容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的课程讲义中整理出来的一部分，包括14篇论文：《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1.“战后日本地域开发计划与社会变动”，(硕士论文，1988年国家机关青年优秀论文奖)，《社会学研究》Vol.3，1988年5月2.“福武直农村社会理论述评”，北京大学《社会研究》Vol.5，1989年12月3.“试论我国城市住宅的建设主体与分配问题”，《社会学研究》Vol.4，1990年7月4.“论我国城市住房体制对单位职能的影响”，上海大学《社会》Vol.11，1990年5.“近年来我国城市社会学研究概述”，《中国城市经济与社会年鉴》，1990年6.“现代化进程中城市问题比较研究”，《社会学研究》Vol.1，1989年7.“解读《沸腾的中国农村》”，日本村落社会学会《村落社会研究》Vol.8，1998年8.“中国和日本社会组织特征异同点初探”，《日本学研究》Vol.1，1991年9.“日本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共著)，1991年10. “长野县诹访地区产业化的特质”，日本村落社会学会《村落社会研究》Vol.5，1996年11. “温州乡镇企业面向集团化的第二次创业”，日中社会学会《日中社会学研究》Vol.6，1998年12. “日本系列生产制的启示”，《中国改革》Vol.7，1998年7月13. “中国村落类型─关于百村调查的主题”，日中社会学会编《日中社会学研究》Vol.7，1999年14. “地区非正式制度与私营企业发展”，爱媛大学编《私营企业的抬头与变动的中国社会》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15. “地区领袖与私营企业者的相互关联”，第14届“大学与科学”公开研讨会组织委员会编《变动的中国社会——以私营企业主的崛起为视角”，KUBA 出版社，2000年16. “中国的官与民”，SCIENCE OF HUMANITY，Vol.38，勉诚出版社，2001年“私营企业发展的地方基础——以福建省福清市为例”，《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NO.3，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7.“中国的社会变动与农村社会问题”，农业政策研究所《粮食政策研究》NO.106，协同农业研究会编《协同农业研究会会报》Vol.55转载，2001年18.“私营企业治理结构问卷调查的数据与分析”，《中国私营企业报告》NO.3，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19.“地域社会中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中国与日本的比较”，蒋立峰主编《第四次中日青年学者论坛：转型中的中国与日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20.“城市政策与四合院生活的变迁”，中国地域社会现代化研究会编《关于北京市的现代城市建设、居民生活条件治理与文化遗产的建议报告》，2001年21.“转型中的日本社会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编《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2.“从私营企业主的阶层性看中国的社会变迁”，现代社会的构想与分析研究所编《现代社会的构想与分析》，KOUCHI书房，2003年23.“私营企业主的兴起：研究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江苏行政学院学报》Vol.3，2004年24.“在日福建人的移居、生活与民族意识”，日本庆应大学《文化、语言、交往》，2004年3月25.“和谐社会的社区基础”，《中国社会报》2004年10月30日26.“日本如何缩小经济收入的差距”，《经济导刊》Vol.12，与丁红卫合作，中信出版社，2004年27.“Problems of Farmers, Rural Society, and Agricul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WTO Membership”, 论文见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附属国际经济动态研究中心编《21世纪亚洲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课题与展望》(第17次国际经济动态研究中心研讨会报告书)，2005年3月28.“从社会到生活：确立‘生活主义’的社区文化原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编《中国城市化》Vol.1，2005年29.“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以‘戒能—平野论战’为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社会学研究》Vol.6，2005年30.“福建人迁移日本的历史底蕴——「闽人三十六姓」的深层精神构造”，高桥明善编《基地返还·迁址，旧址利用与冲绳振兴问题》，2003-2004年度研究报告，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基础研究，(B)(1)研究成果报告，2005年8月。中文稿见中国社科院国际合作局编《世界社科交流》第46期(总1168期)，2005年9月31.“The influence of Fujian culture on Village culture in Okinawa in Japan”,Discourses and Silences, Christchurch, New Zealand, 2005.32.“从地方化到亚洲化?——从中国看日本社会学的轨迹”，日本社会学会编《社会学评论》Vol.2，(总223期)，有斐阁，2005年12月33.“福清人的生活世界——在日生活与出国前后职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编《国情调研·2004》，第807-87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34. “北京城市空间的阶层特征”，日本《亚洲游学》第83期，勉诚社，2006年1月35.“社区类型与邻里关系的变迁”，《江苏行政学院学报》Vol.2，2007年3月。日文版参见日本专修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丛书第8卷《中国社会的现状1》，专修大学出版局，2006年36.“三大都市密集区的文化差异：引导农民工空间流动的力学”，牛凤瑞主编《中国经济的引擎：三大城市密集区发展路径比较》，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37.“亚洲农村资源与地域政策的展开：以东亚为中心”，日本村落研究学会编《村落的资源——田野调查法》，农村文化协会出版社，2007年38.“提高业主参与意识，推进社区健康发展”，《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39.“城市发展中的全球化动力”，《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Vol.4，2008年4月40.“城市的社会结构”， 牛凤瑞主编《城市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41.“城市废弃物治理：东亚城市的连带与合作”，东京：环境产业新闻社《城市与废弃物》Vol.4，2008年4月42.“中国物业小区管理的专制特征与社会化服务之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No.2, 2009年3月43.“加拿大的业主董事会”，《现代物业》No.10，2009年10月44.“加拿大业主如何选聘和评估物业公司”，《现代物业》No.1，2010年1月45.“‘十一五’期间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Vol.10，2010年10月46.“加拿大物业管理经验的启示”，《现代物业》,2010年9月47.“加拿大：将物业管理划归经济领域”，《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17日48.“郑州特色的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王伟光主编《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大郑州都市区发展战略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49.“加拿大共管式公寓的物业管理”，《城市问题》，2011年1月50.“告别汽车霸权，享受绿色出行”，《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月18日51.“経済転换期における都市化のロジック――开発区·新区の特质”，《中国社会现状Ⅲ》(合著)，东京：专修大学出版局，2011年52.“乐水亲水，爱水节水”，《中国水利报》，2011年3月22日52.“借鉴加拿大经验，推进物业管理回归经济领域”，《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54.“深圳民生幸福城市建设”，《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55.“环境事件中受害者与受益者的博弈——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四个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6月14日56.“都市改造とに伴う立ち退き住民の生活変容と公共领域”、日本庆应大学『法学研究』第84卷6期57.“经济转型期中国城市化路径特质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No.4, 2011年7月58.“透视日本环境社会学”，《环境保护》No.14，2011年8月59.“生活共同：居民参与环保的动力机制”，《低碳世界》No.7，2011年10月60.“从物业专制走向业主自治(上)”，《现代物业》,2011年10月61.“从物业专制走向业主自治(下)”，《现代物业》,2011年11月62.“宅男宅女：日本家族制度走向解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2月8日63.“2011：北京业主自治的转折点”，《现代物业》，2012年2-3期下旬刊，总第214期64.“认清环京津贫困带成因，培养地区发展内在动力”，《凤凰周刊·城市》，2012年3月第3期65.“城市绿色社区建设与居民参与”，《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7月66.“辽宁省棚户区居民调查报告”，《经济日报》15版整版，2012年6月26日(倪鹏飞、杨晓兰、李国庆、孟翔飞执笔)67.“辽宁省棚户社区的形成与复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5期总第163期，2012年9月68.“中国の都市化における住民参加の特质と社会管理の革新”，日本立教大学，2012年9月69.“中国特色和谐型城镇化战略与路径”，《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Vol.10，2012年10月 1.《日本农村的社会变迁──富士见町调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获2000年孙平化日本学学术优秀著作奖2.《内发的村庄——中国百村调查·行仁庄卷》(编著，执行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3.《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第5次印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4.《解读日本社会》(合著)，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年5.《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富永健一著，与刘畅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6.《社会公正理论与政策》(景天魁主编，合著)，论文“从平等主义到能力主义——改制前后农民公正观在经济领域的变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7.《三峡移民人权实证研究报告》(副主编)，2006年内部发行。8.《北京：皇都的历史与空间》，(与仓泽进合著)，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07年9.《第三届亚洲农村社会学会论文集》(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电子音像出版社，2008年《Asian Rural Sociology Ⅲ》(论文集)，主编，CharanSanitwong Kanpim Co.Ltd. 2010.10.《城市学》(牛凤瑞主编，合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1.《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大郑州都市区发展战略研究》(王伟光主编，合著)，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年12.《中国社会现状Ⅲ》(合著)，东京：专修大学出版局，2011年13.《十时严周教授追悼论文集》(合著)，庆应大学『法学研究』第84卷6期，2011年 “马克斯·韦伯论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富永健一)，《社会学研究》Vol.2，1988“农村社会结构分析理论”(莲见音彦)，《国外社会学》Vol.2，1988“日本农村社会学概述”(中田实)，《国外社会科学》Vol.6，1988“社会变迁与现代化──现代化理论的标准设定”(十时严周)，《国外社会学》Vol.6(1988)。收于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现代化进程的比较研究──论日本与中国的现代化”，(十时严周)，《社会学研究》Vol.2，1989“战后日本社会到达的高度”(田中重好)，《国外社会学》Vol.4，1989“福武直社会学研究50年”(福武直)，《社会学与社会调查》Vol.3，1990“日本的社会学史与社会调查史”(川合隆男)，收于《日本社会——结构特性与变迁轨迹》，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1， 浙江省松阳县委托课题“松阳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2010年1月。2， 黄石市委托课题“武汉都市圈黄石市黄金山低碳经济社会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及“低碳社会建设指南”，2010年1月。3， 北京CBD功能区“十二五”规划“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研究”，2010年2月。4，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课题“借鉴国(境)外经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回收”，2010年。5，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委托课题，“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试点示范专项计划”，2010年。6， 包头市滨河新区“十二五规划”，承担“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研究”，2010年。7， 郑州市“大郑州都市区发展战略研究”，承担“社会发展与公共服务研究”，2010年3月。8， 深圳2040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专项课题“深圳民生幸福城市建设”，2010年9月9，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2010年度访问学者项目“日本环境社会学：方法、成果与动向”，2011年1月-3月，日本早稻田大学人间科学学术院访问学者。10，广东省“南沙定位与发展战略”课题，2011年5月。11，中共辽宁省委委托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全球贫民住区发展模式探索：中国辽宁的经验”课题，2012年1月。12，多伦多大学、香港青年基金会合作课题“城市居住环境对农民工子弟的社会成长的影响”，2012年3月。13，中美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2012年8月-2013年8月，Indiana University.
费孝通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经典之作。时至今日，费老及其著作中对乡村伦理规范、社会结构、乡村运行等问题的阐述与灼见仍旧生辉，对当前的乡村建设不无借鉴之处。《乡土中国》一书中不时提及“熟人社会”，本文拟从熟人社会这一乡村社会现象入手、发微，简单讨论熟人社会与基层自治的关系，熟人社会面临的当代挑战等问题。一、熟人社会的双重面相：“生”与“熟”熟人社会是乡村社会的本色特征，它并非是全然构建出来的抽象概念，而是乡村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乡村社会素有安土重迁之传统，大多数的乡村人“生于斯长于斯”，人—土地—乡村结成密切联系的整体。在世代的交往过程中，乡村人在水利灌溉、丧葬嫁娶、修建房屋的过程中协作交流，彼此熟识。同时，乡村人在交往过程中形成一套不言自明的伦理规范和交往规则，使得彼此关系由熟识变得更为亲近。从邻里街坊延伸扩展至整个乡村，熟人社会由此产生。 当然，熟人社会亦有其“生”的面相，这主要表现在乡村人之间出现经济生活纠纷，引发矛盾冲突后的视同陌路以及“弱者的悲哀”。前者不难理解，乡村人之间大打出手，结果数年之间彼此嫉恨，视同陌路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后者“弱者的悲哀”则是指家庭穷困、孤儿寡母、身体残疾者容易遭人欺侮。熟人社会不乏温情脉脉的人情纽带，但亦不少冷漠看客与势利之辈。
《中国园艺文摘》 国家级刊物 3400字符《中国林业产业》 国家级；2500字符/版《乡村科技》 省级刊物，2500字符/版《环球人文地理》 国家级 2500字符/版《山西农经》 省级刊物 2000字符/版《环境与发展》 国家级，3300字符《农家参谋》 省级2500字/版《新农村》 省级 2300字符/版《地球》 国家级 2500字/版面《科学种养》 省级3000字符/版 《当代旅游》 省级2500字符/版《农业与技术》 国家级 2100字符/版《中国农业信息》 国家级刊物,2500字符/版《当代畜禽养殖业》 省级刊物，1900字符/版《农家顾问》 省级刊物，2600字符/版《科技创新与应用》 省级刊物 3000字符/版《民营科技》 省级，3000字符/版《江西水产科技》 省级；2200字/版《农家科技》 省级 2500字符/版《科技风》 省级 2500字符/版 《科技创新导报》 国家级 3500字符/《农村经济与科技》 省级 2400字符/版《中国战略新兴产业》 国家级；2500字/版《农民致富之友》 省级 2500字符/版
有本就叫农业科学啊，汉斯出版社出版的
先写好题目再找到合适的发几率比较大
中国农资 《农民致富之友》 饲料与畜牧(新饲料\规模养猪、养猪人) 《农产品加工》中旬刊 农机使用与维修 《湖南农机》 中国畜牧兽医文摘 中国畜禽种业 生物技术世界 南方农业 农家科技 吉林农业 农业与技术 北京农业 《中国畜牧兽医文摘》 《中国畜禽种业》 当代畜牧 中国蔬菜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中国土壤与肥料 农业经济与管理 中国种业 中国农业信息 农药科学与管理 农业机械 农业与技术 农业开发与装备 中国农资 科学种养 当代农机 农产品加工 河北农机 农业技术与装备 安徽农学通报 北京农业 福建农业科技 中国农业信息 中国蔬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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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刊物应该是可以的 刊名：《人文社科论坛》 英文名：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Forum 主管：北京人文社科研究院 主办：人文社科论坛杂志社 国内统一刊号：CN 43-1519/N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290-2598 邮发代号：8-519 出版：中国计量出版社 创刊年：1996年 本开：大16开 语种：中文 刊期：月刊 发行总代理：中国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信箱： 定价：10.00元（RMB）每期 订阅：邮局订阅 补充说明：凡在《人文社科论坛》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作者，杂志出刊后即赠1册样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