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向先发资本主义追赶的过程中，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形成了东亚、拉美、非洲三种典型的发展模式。它们既有后发国家的一些共同特征，也由于历史传统、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既有后发优势，也有后发劣势，在实践中这三种模式的发展也不平衡。对比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后发资本主义模式的成败得失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一是要辩证地处理好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关系；二是要学习东亚尤其是韩国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体系和城乡协调发展的经验；三是要正确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促使国内外资奉形成良性互动；四是要选择正确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
[关键词] 后发资本主义模式 中国 现代化启示
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过程，“广义而言，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它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在内的全球性的转变过程；狭义而言，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通过改造和学习迅速赶上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很大不同，有先发与后发之分，后发资本主义可定义为“不发达的、民族主义的、二元性的和依附性的国家资本主义”。。在向先发国家追赶的过程中，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历史渊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战略地位、资源禀赋、发展理论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东亚、拉美和非洲三种主要的发展模式。它们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后发资本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
东亚模式、拉美模式、非洲模式的形成各有其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1993年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报告中，把“东亚模式”概括为日本、新加坡、韩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八个“表现优异的亚洲经济体”的模式选择。其最大的特点是，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东亚在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还保持了很大程度的社会公平。1976年，为了反对西方流行的发展理念，一些拉美学者设计了一种平等主义的理想社会模式，这个模式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以目前的资本、劳动力、土地、人口趋势等为起点，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穷国)能够在一个合适的时期，达到我们倡导的目标”。拉美模式有较强的依附性特征，国际关系和内部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各种依附形态。社会稳定性差，债务负担沉重。经济在一定时期有了高速发展，但牺牲了社会公正。非洲模式主要指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模式选择。整体而言，非洲大陆的社会性质是“外围资本主义”。，或者说处于“由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不同阶段”。。非洲模式的依附性色彩更为明显，国内统治阶级与核心国家关系密切，政治****严重。除南非、博茨瓦纳少数国家外，普遍比较贫困。在目前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的50个国家中，有34个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涵盖了近7亿人口。
由于殖民主义的历史经历和受二战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影响，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独立后大都面临着共同的发展任务，具有很多相似的基本特征：
在结构上，后发资本主义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结构，依附于核心国家的发展。世界体系内的国家是不平等的，“国际体系的准则不是由同意或一致加以实施，而是根据强国的意愿和能力，首先把限制强加于弱国”。核心国家又通过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性投资和销售强化了这一结构。这种依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上升也有下降，二战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崛起就是对传统“中心一外围”结构的突破。不过总体来看，后发资本主义处于外围、半外围的地位，非洲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国内结构也不平衡，不同阶层对公共产品的占有和消费差距很大，社会两极分化较严重(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除外)，拉美被认为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地区。
在经济上，大都存在着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现代工业与落后农业和原始手工业并存；凋敝和闭塞的农村与日益膨胀的城市并存，少数富有者与广大贫困群众并存；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并存”。国内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际分工，追求最大化利润所产生的垄断的需求，说明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在高度垄断的核心产品和高度竞争的周边产品之间会出现基本轴向分工的原因”。产业结构也不尽合理，第三产业显得有些过度膨胀，并受世界产业结构转移浪潮的影响。为了提高整体竞争力和争取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三个地区都在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政治上，权力集中于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手中，国家、市场、社会之间的界限不太明确，对西方民主模式的模仿并没有都结出善果。比如，多数非洲国家仿效西方实行了多党制，一党为主、多党参政成为目前非洲政党政治的主要模式。。然而，由于非洲复杂的历史背景和部族主义的长期存在，对西方模式的盲目照搬加剧了各方利益的冲突，“在那些缺乏有效政党的国家里，在那些个人利益、家庭利益、集团利益或是宗族利益占优势的社会里，腐化最盛行”，给非洲带来很大的灾难。由于历史原因，军人政权在很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曾占有重要地位。
在文化上，多数后发国家和地区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断裂带来的二难境地。比如东亚模式中，随着东亚的迅速崛起，人们提出了“亚洲价值”或“亚洲精神”，强调儒家文化在“东亚奇迹”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学者又把儒家文化看作东亚较为普遍存在的政治寻租、暗箱操作、裙带资本主义、缺乏创新等不良现象的罪魁祸首。再者，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文化帝国主义”成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新的威胁，美国就有学者宣称美国跨国公司“愈来愈成为体现美国价值观和影响的棋手”。 这三种发展模式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发展水平也不一致。拉美虽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东亚相比，无论其经济发展速度还是发展成效都相形见绌，非洲更是望尘莫及。
二、后发资本主义模式的后发优势、劣势分析
后发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建设不仅仅指经济增长，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发展变化过程。托达罗把三个重要的价值标准看作理解发展内在含义的基础：即维持生存、自我尊重和自由；发展既是一个物质现实又是一种心理状况。要实现这些目标，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很多问题和困难，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并存。
所谓后发优势，主要在于“其现代化过程不再是像内源发展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格申克龙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越落后，就会越重视生产资料而不是消费资料的生产，也更依赖于外来的先进技术而不是本土的技术开发；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可以通过国家的参与得到解决。现在我们通常较多地把后发优势归结为技术资金引进、劳动力供给、发展战略选择、跨越式前进、结构调整、制度模仿、风险规避等方面的优势。这些后发优势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非常明显。
相对于其他后发优势，制度的后发优势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更加重要。根据诺斯的定义，制度“是人为设定的对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它们由正式的规则(规章、法律和宪法)、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范、习惯和自我限定的行为准则)和它们的实施特征构成。”制度重要主要是因为它为发展提供了保障，因为制度“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定，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了一种经济秩序”，它“实际上是人和资本存量之间及资本存量、产品劳务的产量和收入分配之间的过滤器”。后发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已经比较完善的制度和机制，如法律制度、民主制度、廉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产权制度、税务制度、反垄断制度、专利制度、竞争机制、信用机制等，通过学习有助于打破旧制度的“路径依赖”。只是应该注意到制度的内生性，认识到与发达国家一些制度相对应的是西方的历史传统和人文环境，不能照搬照抄。
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列维把后发劣势归结为规模问题、新老因素引起爆炸性的相互影响问题以及面对先发国家的高速发展而具有的挫折感。还有学者认为后发国家更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后发劣势。落后国家由于迟发展效应，可以有两种模仿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后发国家模仿技术比模仿制度要容易，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这一观点虽有可争议之处，但是很多后发国家面临着下列问题：社会矛盾突出，就业压力大，高级人力资本短缺，资源紧张，过度依赖外资，发展不均衡等，都会由于制度不健全而加剧，从而导致后发优势的流失。这是必须要引起注意的。
后发优势在一些情况下会转变为后发劣势。比如对技术、资金的引进能够弥补后发国家内部供给不足的缺口，但要支付巨额专利使用费并承受游资引发金融危机的风险，不仅增加了产品的成本，还使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后发资本主义模式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政府承担了很多替代功能，虽然在经济起飞阶段会创造一定的“奇迹”，但是容易陷入“诺斯悖论”，即“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也就是说，国家一方面能够为公利和私利提供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又可能由于分利集团等的存在而对合法权利构成侵害，进而损害经济效率，这也是后发优势的悖论。
三、后发资本主义模式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弗兰克把后发国家的状态称为“不发达的发展”，埃文斯称之为“依附性发展”，沃勒斯坦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分为“核心一半边缘一边缘”三维结构。但是，在当前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世界体系中，后发国家谋求真正的发展仍然是很困难的事情。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指出，在1960－2004年期间，大约80％－94％的发达国家一直是发达国家，大约86％－93％的欠发达国家一直是欠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升级为发达国家的概率约为11％一33％；初等发达国家升级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概率约为7％ 12％，升级为发达国家的概率2％－3％；欠发达国家升级为初等发达国家的概率约为7％－14％。现阶段我国的现代化实现程度还比较低。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2004年中国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为86％，排世界108个国家的第55位，第二次现代化排第5l位；中国的生态指标也比较落后，2004年中国生态现代化指数排118个国家的第100位。由此可知，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还很漫长，尤其是在知识化、信息化、城乡平衡、生态化等方面的差距还很大。中国如想加快现代化进程早日实现升级，学习其他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的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
1．要辩证地处理好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尤其是制度劣势的关系
需要历史地看待后发国家的不发达，很多后发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上曾一度辉煌过，它们在当代的不发达状态是历史的产物。正如弗兰克所说，目前的发达国家过去虽然可能经历过未发展状态，但是没有经历过不发达状态。因此，既要看到后发国家成因的特殊历史背景，又要看到其内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所具有的特性。虽然后发国家有诸多后发劣势，但并非有劣势就不能良性发展。“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的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要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还将有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因而，应一面致力于经济发展，一面加强制度建设，如果偏废一方则易引发社会秩序的混乱。经验表明，一些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时，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会发生很大变化，社会的急速变革会使人们产生过高的物质利益诉求和多元化的思想观念，从而进入多方利益相互交织，人与自然、社会发展不和谐的矛盾凸现期。拉美曾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我国人均GDP在2005年达到1700美元，也正处于这一阶段，要防患于未然，吸取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2．要学习东亚尤其是韩国较为平均的收入分配体系和城乡协调发展的经验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贫富分化和城乡差距扩大的问题日益突出。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21和0.16，基本上处于高度平均水平。近30年来，基尼系数逐渐扩大，2005年甚至超过0.45，高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在2005年几乎达到3.3:1。这与韩国形成了鲜明对比。韩国30多年来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基本上保持在1：0.8－1:0.9之间，2005年基尼系数为0.348，处于0.3－0.4之间“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20世纪70年代韩国开展的“新村运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对我们有很大启发：第一，“新村运动”加强了对农民的教育和培养，提高了人口素质。韩国前总理李寿成曾这样评价，“政府对农村教育方面的支援，是最为主要的，也是新村运动最成功的一点……它激发农村青年学习提高的欲望，鼓励农村向城市看齐，这是一种强大的动力”。第二，培养了“勤勉、自助、协同”的意识。换言之，新村运动贵在提供了一种理念即“我们能做!”、“干!就能成功!”新村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缩小了城乡的贫富差距。根据我国学者朴昌根的测算，韩国农民收入占城市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从1970年的67.1％变为1978年的98.3％。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急需工业反哺农业。2004年以来韩国推行的企业与农村“一社一村”的城乡合作交流、共同发展的经验，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3．要正确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促使国内外资本形成良性互动
埃文斯的“依附性发展”理论认为，外围国家被结合进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将会在地方资本、国际资本和国家资本之间形成一个复杂的联盟。三者的联盟关系尤其是政府的作用在东亚模式、拉美模式和非洲模式中的不同表现，形成了不同的后果。东亚国家和地区主要实行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很大成功，韩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拉美模式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比不上东亚，“在拉美的这种北美政治制度的翻版实在太软弱、太松散，以致无法动员其必要的政治力量去实现根本性的变革”。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实行，也造成政府作用的弱化，不能使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内资本协调起来。非洲更逊一筹，由于很多撒哈拉以南国家几乎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政府对外来资本的投资方向能产生的影响很小。这一点经验性地证明了亨廷顿的观点：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亚洲、非洲、拉美国家，更为严重短缺的是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干预的越多越好。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区分‘r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预期性指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约束性指标是在预期性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并强化了政府责任的指标。这样使政府既能发挥指导作用，又能应对灵活多变的现实。
4．要选择正确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
东亚在发展外向型产业的同时也注重内部产业的培养。拉美模式外向型经济发展程度则较低，普雷维什曾提出过如下批评：“不应该把属于外围本身的责任推给别人，中心的责任是很大的，外围的责任也不小。这是一种共同分担的责任。”非洲长期实行进口替代发展政策，但一直处于低度发展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洲国家的政府自独立以来所推行的发展战略是来自外部的”，“外国的那些关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更加增强了非洲经济(对外部)的依赖性”。可见，发展战略正确与否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经历过曲折和中断，在纠正错误中前进，在前进中不断完善。尤其是近些年来，党中央逐步制定并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引进来”相结合的“走出去”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等，既有远景蓝图又有近期规划，“三步走战略”也在稳步推进之中，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另外，我们还应从东亚金融危机和新自由主义对拉美的影响中吸取教训，加强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强化金融监管，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各项配套措施，处理好在华跨国公司和民族产业的关系，适当降低对外依存度，确保经济安全。尤其要克服后发国家在由“追赶型”向“赶超型”模式转变时所遇到的自主创新不足、制度不健全等“后发劣势”。在吸收人类文明先进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模式”，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