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德三国资本主义的比较：组织能力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钱德勒从美国企业史开始他的学术生涯，20世纪70年代后，他把视野扩展到全球。经过十余年的潜心研究，他终于在1990年完成了煌煌巨着《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Scale and Scope：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在这本着作中，他以美国、英国和德国为样本，全面考察了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最终推出了他的结论—组织能力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美国: 竞争性的管理资本主义
钱德勒认为，现代企业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它含有一些不同的组成单位，是典型的多部门多单位结构；其二是由一些专职的、领薪水的管理人员组成等级制管理团队，由他们从事管理协调，支配企业。在美国，经理的作用特别重要，所以，钱德勒把美国的资本主义，称为“竞争性的管理资本主义”。这种管理资本主义是由现代企业构成的，经理人员在其中发挥着支配性作用的制度。
美国本是英国在北美的十三块殖民地，独立之后，通过购买、吞并等手段，最终成为横跨北美大陆的大国。与此同时，美国的人口迅速增加，这不仅包括本国人口的迅速繁衍，而且包括从其他国家来到这里追寻“美国梦”的大量移民。由于美国相对于英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多数人口生活在偏远的农村，特别是由于“西部大开发”，很大比例的美国人散居在中部大平原和西部洛基山区，而美国的工业化速度又非常之快，广阔的市场催生了大型公司。运输和通讯革命为大公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迅猛的铁路化，与铁路相伴随的电报网，之后贝尔发明的电话，更加提高了人们通讯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铁路与早期美国小企业管理上的最大的区别是，铁路必须要进行集中的统一管理和调度，英国式的承包制对铁路不再适用。在这种现实需要面前，铁路界的精英们集中精力探索并设计出了管理铁路的组织方法及财务方法，在世界历史上首次规划出大铁路（尤其是远程运输铁路）的集权化管理方案和分权化管理方案。铁路模式的示范和推广，为经理占据支配地位的管理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
在大企业的发展进程中，《反托拉斯法》所起的作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与一般人不同的是，钱德勒在分析了大量数据之后认为，虽然《反托拉斯法》的立法目的是针对标准石油式的巨型公司，但在事实上，它也同样禁止那些中小企业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结成共同体或卡特尔。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托拉斯法》没有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当然，该法绝对不允许在美国市场上出现独占式垄断，这一立法意图恰恰加速了寡头垄断的形成。同样，钱德勒也反驳了所谓“金融资本主义”的说法。他认为，美国的银行代表几乎从来没有在工商企业的董事会中获得决定性的权力，他们最多只有否决权。作为金融行家，他们对企业经营无法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
在文化教育领域，随着工业化社会的诞生，各种各样有关工程、管理的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各大学也迅速设立了这类课程，为工商企业培训管理人才。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技术革命，对于美国资本主义起了巨大推动作用。在这段时间里，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电力、化工、机械等行业的新发明层出不穷，为大规模生产和分销提供了前提，也有助于企业在集中化的基础上实行相关多元化战略，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
上述因素，不仅促成了美国现代企业的诞生，而且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了它们的成长方式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方式。钱德勒认为，美国企业设立之后，通过横向合并、纵向一体化、进入新地域市场（尤其是海外扩张）和进入新产品市场（即相关多元化）四种战略迅速壮大。这四种战略没有明确的时间先后顺序，在某一段时期，某个企业采取的战略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或多种。
从美国企业的整体来看，横向合并和纵向一体化是早期主要采用的战略。横向合并主要发生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20世纪20年代也发生了一些小范围的合并，但是这些合并主要发生在业务相互补充的企业之间，而不是相互竞争的企业之间。合并的目的不是要支配市场，而是为了实行多元化。相比之下，纵向一体化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要常见的多，其目的要么是消极地控制原料来源或市场销售，要么是积极地对行业进行合理化改革，以降低成本。
一战以后，世界各地尤其是欧洲市场的打开，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公司到国外投资，开始占领全球市场。同时，出于转移战时过剩的生产能力之需，美国公司逐渐开始多元化经营。这两种战略，都对原来公司仅仅局限于一个小的地域范围内或少数生产线的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适应这种战略，以杜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为代表，多部门企业结构被设计出来并不断完善，这又反过来支持了美国企业的海外扩张和相关产品多元化战略。
在实施各种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普通机械、电子机械、石油、橡胶、化工、金属等行业，因为能够通过大规模生产和分销降低成本，这些行业的企业家会增加对生产、营销和管理三方面的投资，进一步扩大先行者的优势，逐渐构筑起强大的进入壁垒，从而实现企业的持续成长。相反，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企业，则往往摆脱不了业绩下滑甚至倒闭的命运。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福特公司，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亨利?福特作为美国汽车大王获得成功的传奇经历，但是，正因为过于相信个人，他没有及时在管理方面进行投资和改革，所以福特公司几乎招致了灭顶之灾。而在相同的年份，在斯隆的领导下，通用汽车借鉴杜邦公司的做法，进行企业结构的改组，组建等级制的管理团队，实行了恰当的战略，业绩蒸蒸日上。
关于上述四种发展战略，钱德勒进一步指出，前两种战略（横向合并和纵向一体化战略）并不涉及组织能力。“这种组织能力是在企业内部组织起来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的总和，包括每个运作部门—工厂、办公室、实验室—以及这些运作部门的员工的技能。”也就是说，在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即使没有这种组织能力，只要创始者能够进行必要的财务和业务监督，企业仍然可能得到快速发展，这方面以杜兰特时期的通用汽车公司为典型。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经营活动会越来越超出企业创始者的精力范围，此时，对管理进行投资就变得非常必要。在此基础上，钱德勒指出，正是这种现实的需要，使得美国诞生了新的经理阶层，促进了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最终形成了美国的竞争性管理资本主义体制。
英国：个人资本主义
在钱德勒的眼中，管理资本主义制度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英国最终确立。那么，在此之前英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呢？钱德勒认为，英国长期以来存在的是个人管理和家族管理的资本主义，这里的“个人管理”具有双重含义：一种是指企业的个人式管理，另一种是指管理的个人式方法即“风格”。而这种对生产、营销和管理缺少投资的体制，使英国企业没有形成自己的组织能力，进而导致了英国在20世纪缓慢发展的落后状态，相对于美国和德国，英国的落后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英国这种个人管理式资本主义也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由英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因素决定的，英国的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状况是这种制度产生的土壤。钱德勒认为，决定英国资本主义与美国、德国不同的因素具体如下。
首先，英国本土仅仅包括英伦三岛，国内市场狭小，人口增长缓慢，在第二次技术革命开始的时候与美国的人口持平，但到一战结束后，美国的人口已经是英国的两到三倍。此外，由于工业革命发端于英国，所以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
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国家，这样就造成了不多的人口集中在少数几个城市群周围的局面。 其次，铁路和通讯革命的影响不明显。由于在铁路、电报、轮船和海底电报问世之前英国就开始了工业化，这些运输和通信上的革新对工业体制的影响大大低于在美国和德国对工业体制的影响。在美国和德国历史上影响巨大的铁路和通信革命，在英国几乎没有对工业化造成任何影响。
再次，英国的市场状况使得英国的企业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靠自己或家族的力量掌握整个企业运营状况的相关信息，这使得英国企业家在扩大生产、经销、研究与开发的投资以及对领薪管理人员的招聘、培训和提升方面踌躇不前。这种价值观也反映在英国的教育机构中，英国大学一直是“绅士、政治家和行政官员的摇篮”，在培训经理人才方面做出的反应是缓慢的。
英国企业诞生以后，往往通过合并购置的方式获得发展。但是，英国企业的这种发展战略与美国企业的合并战略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英国企业的合并无非是为了合作控制市场，参与合并的企业并没有进行合理化改革，组织结构没有根本变化，从而也就实现不了生产和销售的规模经济。与之相对应的是，美国企业的合并往往是通过职能和战略的竞争来扩大市场实力的第一步，美国多数合并而成的企业会接着进行相关的合理化和集中化，以获取规模经济的好处。
由于信守个人管理的传统，除了石油、橡胶、化工产业内的几个代表性的大公司之外，英国企业家没有及时对生产、销售和管理三方面进行相关投资，没有形成自身的组织能力，这就造成了英国企业在美国和德国企业的强大竞争面前不断失败。在钱德勒的眼中，英国由原来叱咤风云的“日不落帝国”沦落为经济上的“二流国家”，为组织能力在现代企业中的重要作用，做出了最好的反面说明。
德国：合作的管理资本主义
央视纪录片《大国崛起》中，关于德国有这么一句话：“德意志民族要么考问世界，要么拷打世界。”德意志民族考问世界凭借的是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古典哲学，拷打世界凭借的则是迅速崛起的经济实力。钱德勒从德国大型企业的产生发展过程入手，为德国统一后的迅速崛起做了相应解释。德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其自身的特色，但是更加接近于美国而不是接近于英国。
德国作为欧洲中部一个新兴的大国，国内市场很少是城市市场，城市化水平低，人口居住分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内总资本收益率迅速上升，却仍低于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实业家们对国外市场的依赖程度要比美国制造商们严重得多。同美国类似，德国于1871年完成统一后，迅速展开了铁路和通信革命，有利于德国的工业企业家们利用迅速而又大量的运输系统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然而，德国的铁路没有像美国那样为后来的企业提供管理和制度上的借鉴。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铁路后来多数已经收归国有，成为官僚政治国家的一个代表机构。
德国的金融、法律、文化教育传统促成了它具有自身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同美国一样，德国铁路的修建促进了德国金融制度的完善，但是，与美英不同的是，德国工业企业主要靠发展全能银行来获得所必需的资金，这导致金融机构代表在德国工业企业的决策中长期以来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经营管制方面，德国没有禁止企业联合的习惯法，这与英国不同，英国的习惯法一直坚持禁止联合，这反映了欧洲大陆法系与盎格鲁－撒克逊法系的不同。因为合作是合法的，所以，企业进行产业间的兼并就没有压力。缺少兼并，组织结构的变革就缺少动力，因为产业间的兼并是产业重组和产业合理化的先决条件。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产业合理化举措远远少于美国。但是，德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一直提供着世界上最优秀的技术和科学培训，这有助于德国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组织能力的形成及保持。
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德国企业沿着自己的道路不断前进。与美英相比，德国企业的特点是：①德国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合作关系，而不仅是职能与战略上的竞争。尤其是在一战以后，德国企业更加认识到这种合作对重返国际市场的必要性，各行各业形成了无数的卡特尔、康采恩和共同利益集团。②德国的全能银行在德国工业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金融资本主义最佳的甚至惟一的范例”。③德国的大型工业企业主要集中在生产资料领域—化工、金属和机械行业，也就是第二次产业革命诞生的那些资本密集型工业。
德国企业与美国、英国企业的差别，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同时也是受害最深的国家。这导致了德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先后被战胜国接管，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则宣称要夺回被德国占领的市场。但是，德国国内的局势稳定以后，德国企业迅速夺回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市场，同时期的英国和法国企业根本不是德国大型企业的竞争对手。钱德勒认为，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成功的德国工业，都是建立起了组织能力的行业，而那些没有成功建立并维持组织能力的行业，甚至在德国本土市场都无法参与竞争。
结论：组织能力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
通过美国、英国和德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比，钱德勒详细分析了三个国家的制度差别及其各自的成长过程。同时，他也发现三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具有共同之处，这就是，凡是具备并维持了组织能力的企业或国家，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中就会成功，否则就会被淘汰。因此，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来自于企业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能力。只有当设备和技能得到合理的整合和协调的时候，企业才能在国内外参与竞争，并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钱德勒强调，在参与市场竞争和维持企业自身的组织能力方面，管理人员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各级管理人员的职能是不同的，中层管理人员不仅需要开发并运用具体产品、具体职能的管理技能，还需要培养低层管理人员的合作和整合能力，并激励和评估其工作。高级管理人员（高层运营经理和公司办事处经理）的能力是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他们负责招聘和激励中级管理人员，定义和分配他们的责任，监督其工作并对其进行协调，此外，他们还对企业整体进行计划和资源分配。当然，这种组织能力需要去创造，而且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必须加以维持。由于设备折旧和技能萎缩，加上技术的更新和市场的变化所造成的设备和技术的逐步落后，使组织能力的维持并不比组织能力的创造更容易。创业难，守成更不易，高层管理人员的主要技能之一就是维持组织能力，并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把设备和技术融合到组织整体之中。
反过来，组织能力又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泉和动力，甚至影响企业的和国家的持续发展，使美、德两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三十年间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国家。正如上文提到的，在一战到二战期间，组织能力的保持和更新，对于德国迅速在世界市场上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能力，才导致英国和法国企业未能抢占到德国曾经暂时失去的市场。同期，美国企业通过利用其规模经济发展了其组织能力，拓展了其国际业务，从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在石油、橡胶、玻璃、矿业、食品、民用化工等产业中，以及在各类机械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工业中，美国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二战后，这种组织能力对于企业、产业和经济实体的竞争力更为重要。到20世纪60年代，管理型企业基于组织能力的竞争力不断增强，使得竞争日益加剧，同时也给这些企业的战略、组织和融资结构都带来了根本的变化。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组织能力是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动力。
在这里，钱德勒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展开了挑战。经济学界一般认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相关要素，不管这些要素是劳动、资本还是土地。如果把这些要素说清了，甚至可以将经济活动以要素函数的方式表达出来。然而，钱德勒则说明，组织能力比这些要素更为根本，更为重要。再进一步，技术也不具有决定作用。英国曾经在钢铁工业的技术上独占鳌头，但美国人和德国人则运用自己的组织能力使相关技术在他们那里获取了巨大的经济收益。钱德勒的研究，最终使经济学落脚于以组织能力为代表和象征的管理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