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消费主义和美国资本主

　　[摘要]阿尔都塞倡导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已经扩展到肯定和支持作为美国资本主义的特殊意识形态的消费主义这一独特角色上。事实证明，工人消费水平的提升所起的有效作用只不过是补偿（从而承认）了他们所受的不断加深的剥削及其负面社会影响。而这种补偿要获得成功就需要工人信奉一种强调消费重要性的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美国左派（在工会、党和运动中）的缺点就在于认可了这种消费主义，而不是在反资本主义的政治结构下破坏它。
　　[关键词]消费主义意识形态阿尔都塞美国左派
　
　　1969年，路易·阿尔都塞在反思前一年法国“五月风暴”中，发表了《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一文。① 就像马克思和列宁早先对巴黎公社进行评价一样，阿尔都塞写作此文的目的在于总结并吸取历史上反资本主义起义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然而，由于这些教训十分重要而未被广泛注意，所以，我们将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回顾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这些教训可以为研究美国的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提供新的观察视角。第二部分考察（1）消费主义这一特殊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维系美国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关键的；（2）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如何宣传这种意识形态的；（3）美国左派忽视认识和干涉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理解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认清美国左派的弱点。
　　一、阿尔都塞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与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一样，阿尔都塞试图说明并由此帮助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把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转变成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同样和葛兰西一样，阿尔都塞转向了意识形态领域，去发展马克思才刚刚开始的研究。 [1] （P20） ② 因为《资本论》只是开始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怎样再生产出来的，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完成。这一点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尤为突出。在构建意识形态理论方面，阿尔都塞的目标就在于阐明工人和其他人如何构想他们与经济和社会的关系。他以此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意识形态（更具体地讲，是共存于任何社会矛盾中的多元意识形态）能够操作并从而阻止资本主义危机成为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阿尔都塞在1969年的文章中分析了这种意识形态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运作的，是什么样的机构（“机器”）使这种运作成为可能。正如他后来回应对他的批评中所强调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决定了他的研究。[1] （P253-267）揭示出某些意识形态及其组织是如何支持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能够使未来的马克思主义更成功地把资本主义危机转变成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P130）（P81-108）
　　马克思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其社会条件被再生产出来时才能存在。阿尔都塞的论证就是从援引马克思的主张开始的。“生产方式”一词的基本定义源自马克思，并以不同的方式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文献中，而阿尔都塞对生产方式的定义比之那些宽泛的生产方式的定义更为狭义、精确和具体。他反复提到资本主义的“剥削”或“压榨”，指的是资本家对由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占有。① 此文将主要从狭义上论述带有剥削性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经济概念，而不是宽泛地谈论“生产方式”，因为这样更加符合阿尔都塞的论述。
　　对阿尔都塞而言，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其他的、非阶级方面构成了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结构得以存在的条件。没有那些非阶级方面（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意识形态条件）的再生产，资本主义阶级生产结构将会崩溃。阿尔都塞还强调，没有什么能确保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存在条件的再生产。这就是说，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不是自动地或者必然地再生产出它的非阶级存在条件。这里存在着一个资本主义生存的关键弱点。资本主义阶级生产结构的意识形态（还有政治的）条件对于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来说，或多或少总是个问题。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寻求塑造和控制能够给他们提供必要支持的意识形态条件。然而，当他们去反对与之对立的社会活动（例如反抗被剥削阶级的斗争）时，其结果往往不是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支持，而是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破坏。[1] （P254）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最主要着作（尤其是列宁的着作），论述了“国家机器”是如何再生产出为资本主义剥削服务的法律和政治条件的。阿尔都塞继续使用了这个词，但已经把它转换为论述意识形态条件是如何再生产的了。他由此区分了两套不同的机器：第一个是政治的和包括了国家及其众多活动、分支机构的强制性国家机器（RSA）。强制性国家机器维持和行使资本主义社会暴力工具的垄断权，并且以此支持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国家分支机构，国家活动和官员通过压制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产生的威胁而建立起强制性国家机器。然而，在阿尔都塞看来，还有一套另外的国家机器（没有被传统马克思主义所重视和理解）在维持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起着平行的作用。阿尔都塞把这套机器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以强调它与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平行作用而忽略它们之间的区别。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学校、家庭、宗教和宗教组织以及大众传媒。这些机构主要是依靠意识形态，而不是像强制性国家机器那样依靠权利和政治发挥作用。它们用想像（思考然后理解）的方式向儿童和成年人反复灌输他们在所处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与这个社会的关系。② 资产阶级在运用强制性国家机器的同时，还努力发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以对抗通常向不同方向努力的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同时行使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职能，然而却是在明确它们的对立中分别行使这两种职能。（P146）阿尔都塞发现强制性国家机器在确定资本主义所需的目标和行使履行功能方面具有更大的统一性和控制力，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更加变化多端和难以捉摸，并且在资产阶级通常感到较为棘手的排斥他人而维护自身利益的领域更有说服力。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质询”起作用。也就是说，像家庭、教堂、学校以及大众传媒这类组织都用特殊的方式“召唤”个体。这就是规定和强迫他们（a）用特殊方式思考他们的身份、他们与其他个体的关系以及他们与社会组织的联系；（b）做出相应的行动。阿尔都塞在他的精细公式里，集中考察了这些被质询个体的“主体性”。他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原原本本地强加给个体以特殊的主体性。要是他后来再写这篇文章的话，他应该在与“特殊主体性”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身份”。不管怎样，他都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仅仅只在它们所质询的个体身上产生了主体性∕身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还期望使主体想象他们的主体性∕身份是由内部自己产生的。
　　现代资本主义用为资产阶级剥削提供其存在的意识形态条件的特殊方式推动它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去质询个体并赋予个体主体性∕身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为资本主义服务，就在于他们有效地利用意义系统（包括对他们自己和他人身份的定义）质询个体，使他们至少接受资产阶级的剥削，甚至最好能歌颂资产阶级的剥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加给个体的主体意识形态，肯定了他们的主体性包含了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就是说，个体被质询为自由的主体，他们能够产生出或引起他们的信念体系、他们的行动以及他们的社会组织。“主体”的多义性（包括某物∕某人“被征服”和某物∕某人引起）使阿尔都塞注意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今日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意识形态对立。个体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塑造得确信：让他们遵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需要是相当不同的事情，这是一条由独立自主的主体自由选择的人生道路。用阿尔都塞的话讲就是，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体被质询为“自由人”，因此他或她“自由地接受了……征服”

　阿尔都塞用认识论的自我意识来详细论述了这个观点。他不是从意识形态领域之外来想象和推论自己。他承认并且坚持主张：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切思维主体都“总是、已经”被质询了。（P176）他既肯定他自身的主体性，又肯定他对他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特定的屈从。虽然阿尔都塞明确地区分了主体性与主要通过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灌输出来的主体性的不同概念，但是，所有的主体性都是社会的产物。对阿尔都塞而言，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起作用的社会矛盾导致了不同的和对立的主体性概念的形成，使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如何实际地发生作用变得更加复杂化。阿尔都塞强调主体性产生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矛盾，这是他平生理论创造中最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促使阿尔都塞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反资本主义传统。他以这种主体性批判了在他的社会中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强加给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那种不同的霸权的主体性。阿尔都塞指责了“自由主体”的霸权意识形态，认为它忽视和否认了其中的社会结构，尤其是支持了资本主义剥削。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反复灌输意识形态的复杂矛盾的形式，正是阿尔都塞希望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当作与国家形式在支持资本主义方面具有平行重要性来对待的东西。实际上，他希望促使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他们过去对国家的过分关注和重视，并且希望他们能用与考察国家一样严肃认真的态度考察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作。他的目标是确定一个马克思主义纲要，包括所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化研究和斗争。
　　在文化研究中，把阿尔都塞的研究与其他研究倾向区分开来的标志在于，阿尔都塞的理论把文化价值、文化组织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矛盾联系起来，其中的每一方面又同时是另一方面的原因和结果。任何决定论或者还原论都不可接受；已经过时的马克思主义反映理论不可接受；本质主义不可接受。阿尔都塞已经确立了“多元决定”的强烈偏好，即任何原因同时也是结果。① 文化既是阶级的原因也是阶级的结果。不仅仅是一个构成了另一个，社会的所有其他方面都与阶级和文化存在着多元决定的关系。这些复杂的多元决定因素反映出隐藏在阶级结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它们之间相互作用之中的矛盾。这些正是阿尔都塞为了革命的目的希望马克思主义者们揭露出的矛盾。实际上，阿尔都塞最终的工作就是力图集中研究有意识的、无意识的和强烈矛盾的质询。他自己的家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用这种质询征服他的。①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能够而且应该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论文最初提到了一个复数概念，即“融入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方式”，（P158）但是他却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个重要观点。既然社会（或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社会形态”）包括多元的相互作用的阶级结构，绝不是单一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那么阿尔都塞仅仅关注资本主义是不够的。把他的逻辑推而广之，一个社会里每一个阶级结构会形成各自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同阶级结构内部及其之间的矛盾冲突都会进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而使对个体的矛盾的质询更为复杂化。例如，在一个自由职业者（马克思的“古代阶级结构”）、包含资产阶级结构在内的企业和包含封建阶级结构在内的家庭三者共存的社会里，其中的每一个部分都会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施加特殊的影响。②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又会给这些阶级结构带来复杂的矛盾的影响。这样一种更为发达而又有细微差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能加深马克思主义者对个体被质询的主体性的矛盾的认识：它们的多元化、不稳定性和偏离中心的特性。这种认识反过来可以更成功地干预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
　　阿尔都塞总是关注那些他认为别人忽略了的东西——阶级结构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依赖性，他有时候又接近于决定论者，虽然他从1963年写作《矛盾与多元决定》就开始大胆地对其进行过批判。这样，阿尔都塞，尤其是那些与他相联系的人，有时候被解读为结构主义者，似乎他们都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再生产功能。例如，尼科斯·普兰查斯，（P314-318）鲍勃·杰索普（P154-156、167-169、181-186）和约阿希姆·希尔施似乎提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仅仅是由阶级结构决定的。这样的解读复兴了对“阿尔都塞主义的结构主义”（尽管阿尔都塞反复否认这种提法）的批判，因为它否定了人的作用的一切可能性而支持一种完全决定性的结构。保罗·希斯特批判了阿尔都塞有关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点的经济决定论和功能主义。[10] （P68-73）同样，欧内斯托·拉克劳责备阿尔都塞是把意识形态变成了反映和功能性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理论。[11] （P99）[12] （P97-105）来自对立面的批评者认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已经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最终依赖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唯物主义基础的基本认识。[13] （P129-130）汤普森把阿尔都塞看作是一个已经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失去任何联系的唯心主义者，[14] （P1-210）而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则谴责阿尔都塞“不悔改的”理论主义。[15] 佩里·安德森把阿尔都塞归入他所批评的那种由经济转向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在安德森看来，这种转向割断（并且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与物质现实和革命政治的天然联系。[16] （P49-54、69-74）
　　就像已经多次发生过的那样，在阿尔都塞之前和之后，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之间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讨论复兴了关于“意识形态”和区分“真理”与“谬误”的关系的辩论。马克思已经批判了他那个时代作为意识形态盛行的社会理论——这些理论既体现在流行的“常识”概念中，也体现在那些提炼为形式的概念化体系之中——都没有把握和改变资本主义的阶级维度。马克思的说法常常被理解为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那是建立在意识形态本身的“虚假性”以及证实他自身称之为“真理”和“科学”的观点基础上的。由于阿尔都塞没有认真思考真理（科学）与错误（意识形态）之间的二分化，因此他招致了这样的批评：他不过是复合了马克思主义中那些被厌烦和被诋毁的绝对真理。[13] （P4-11）[11] （P101）
　　阿尔都塞的自我辩护（在他的《自我批判》和“Note sur les AIE”中）对功能主义、理论主义指责的反击，还有对意识形态（错误）与科学（真理）之间二分化粗糙的赞同，都减弱了他的理论的批判力度和应用性。斯图亚特·霍尔[17] （P25-46）和约翰·汤普森[18] （P90-98）强调了阿尔都塞精细的意识形态和科学结合的公式。同样的，对阿尔都塞非还原论相似的理解也逐渐出现，这尤其表现在雷斯尼克和沃尔夫（P81-108）还有格雷厄姆·洛克[19] （P69-90）有关特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中。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探讨受到进一步的批判（正如他的其他作品所受到的批判一样），即忽视资本主义阶级剥削的不同现代形式。这些批判可能会用不同途径来塑造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例如，资本主义的剥削可以在私人和国家领域同时存在。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剥削者——占有他人创造的剩余产品——可以是私人也可以是国家公务员。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里，资本家要么是包括由股东选举产生的理事会在内的个人，要么是被安排到那个职位的国家公务员。阿尔都塞对苏联的深刻批评原本应该让他产生疑问：国家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私人资本主义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区别何在，阿尔都塞始终没有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一点是很遗憾的。尤其令人惋惜的是，他本来应该研究而最终没有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国家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如何促成1989年苏联解体的。

总之，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使一个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考察方式成为可能，那就是对文化及其与阶级分析、阶级政治的关系进行考察。它深化和丰富了葛兰西从一种阶级革命的观点研究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工作。阿尔都塞原本应该嘲笑那种认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需要而且应该应用于文化研究的观点，因为他确信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只不过仅仅才开了个头。我们可以把他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扩展到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来看看阿尔都塞的巨大贡献。
　　二、美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美国，资本主义剥削的基本统计数据自内战以来是严酷的、赤裸裸的。由于实际工资的上升水平远远低于劳动生产力的上升水平，美国资产阶级最近150年来对工人的剥削一直保持上升趋势。[21] 简单来说，与实际付给工人工资的价值相比，剩余价值要生产得更多一些。剩余价值的平稳上升给美国带来了浮华的财富以及全球性的国家军事优势。用马克思主义的确切术语说，相对于工资而言的剩余价值上升意味着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加深了。美国资本家把从工人身上剥削而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用来在全球范围寻求和控制便宜的原料，另一部分则用来培养大批管理者，而这些管理者的任务就是监督和管理工人去承担更繁重的工作。还有一部分剩余价值被用于投资技术更新，以便在同等劳动时间里生产更多产品。所有这些增长的剩余价值的分配不仅加速了这种增长，同时还减少了卖给工人的消费品的生产成本。资本家能够使工人工资增长的速度远慢于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增长速度，其原因在于工人赚的每一分钱都能买到更多的消费品，因为消费品的价格在不断下跌。
　　美国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在于把剩余价值的增加与工人消费水平的上升结合了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讨论就已经预见了这一可能性。美国从1860年到2000年间独特的环境使得这一可能性在我们的地球上独一无二。通过使被剥削日益深重的工人乐于接受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美国经济不仅造就了全世界受剥削最深的工人阶级，而且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起来，较少遭到工人的反抗。提高工人的消费使工会丧失了战斗力，使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反对减少，使反资本主义的美国知识分子缄口不言。这里变成了全球最安全可靠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横跨全球的财富吸铁石。然而，美国资本主义的极度剥削也带来了相应的令人关注的社会代价。身体劳累、心理压力、药物依赖和滥用、交往暴力、家庭破裂、心理消沉、寂寞和孤独的程度同样都相当高。
　　当然，美国资本主义成功——它的安全、发展和财富——的原因只能部分地归于其独特的经济表现。由于美国资产阶级非常成功地用提高消费水平来补偿对工人的极度剥削，工人必须接受消费作为给他们的相应的补偿。他们不得不重视积极的不断上升的消费水平，而不是消极的不断加重的剥削。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后，美国工人满怀亚当·斯密早先就提出的希望。斯密指出，当资本主义扩大了获利的少数人与拿工资的多数人之间的差距时，随之而来的妒忌和怨气将会造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霍布斯战争。斯密希望通过提高消费来补偿工薪大众巨大的收入差距，从而克服这个威胁。而这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的成功之处。然而，如果美国工人能够厘清他们现有的生活品质和他们所要追求的生活品质完全不同的话，那么他们将不会仅仅满足于涨工资。设想一下，工人更加重视平等以及工作中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关系，更加重视工人集体决策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更加重视个人用于审美、运动和文化活动的时间。如果这种价值观——超越了个人消费水平——成为衡量优质生活的标准，美国工人将会拒绝承认提高消费可以作为对不断加重的剥削的足够补偿。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这里显示出了重要性。在家庭、学校、教堂、市民社会劳工组织、大众传媒等等中间，美国工人被系统地质询为消费的发起者和受动者。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和其他人看作（定义为）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尽可能地使他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消费达到最大化。他们必须把自己定义为上面说到的自愿用劳动的“无效用”换取现在消费中的“有效用”的“消费者”。完全控制了学术界的媒体以及政治的新古典主义在理论上把质询形式化。弥漫在生活各个方面的广告坚持不懈地把质询通俗化。美国工人已经有系统地服从了这样一个首先毫无疑问地把自己定义和欣赏为消费者（其次才是工人）的意识形态。对他们自己和其他人而言，个体价值完全靠其所获的消费水平来进行衡量，并且这种消费水平被看作是对个体对生产的贡献（他们受的剥削）的奖励。这样一种消费主义是能够操纵大众的，因为它“抓住”了在工人生活中真正充足的东西：即对极度剥削带来的异化及疲劳进行补偿、推理和论证的需要。[22]
　　只有当美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用上面的方式有效地定义了绝大多数个体的主体性的时候，实际增长的工资才能作为对不断加重被剥削的工人的补偿。只有当工人主要渴望从他们异化了的和疲倦了的劳动中得到消费时（而不是有组织的工人去分配他们自己的剩余价值），工资的增长才能让人满意。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美国运作得很好，或许这里较任何其他地方都更适合资本主义。
　　阿尔都塞关于对困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矛盾加以留意的警告同样适用于美国。美国繁荣的“消费主义”也总是招致批评，例如左派的索尔斯坦·凡布伦对“炫耀性消费”的批评，还有右派的神职人员对“宗教虔诚”丧失的哀叹。少数工人受到这些批判的启发而认识到：积累消费品并不能克服剥削及其对社会和个人生活造成的有害后果。这些人或多或少以不同方式进行着反抗：一些人归隐田园，一些人逃离社会（追求艺术性、酗酒、信仰宗教还有犯罪等等），一些人转而迷恋家庭，还有一些人甘愿承受自己经营的冒险的不稳定性。上述形式以及其他形式的反抗向意识形态和美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提出了限制它们的形式并且牵制它们向不破坏资本主义结构方向发展的问题。他们力图以塑造（质询）主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一来，如果他们反抗消费社会，那么反抗将是个别的，而不是集体的，并且也不能够将目标定为用共产主义阶级结构代替资本主义。
　　最后，问题在于像阿尔都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会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概念来构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的目标在于进行社会干预，包括把资本主义（剥削的）转变为共产主义（消除剥削的）阶级结构。在美国，这就意味着要精确地深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矛盾中，削弱把个体沦为消费主体的质询，并且由此揭露把消费当作对资本主义剥削的补偿的深刻不合理性。反资本主义的力量应该强调剥削的代价，同时揭露出对工人的消费主义征服是对这种剥削的关键的意识形态支持。这些力量将把共产主义阶级结构的利益对应起来，同时，由于剥削的消除，也会降低社会和个人的成本。
　　长久以来，美国反资本主义政治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没有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中获得启示。美国左派没有对这种把个体看作消费主体的质询进行有效的批判。事实上，左派还加强和重复了这种质询。它逐渐把它自己和社会主义表现为一种能为所有个体达到最高消费水平的更好的工具。它特别关注那些遭受各种歧视而不能达到平均消费水平的人。它无休止地重复着种种以“更高的工资”、“家庭工资”、“生活工资”、“最低工资”、“可比较工资”、“保证工资”等等为目标的口号和计划。美国左派强调与资本主义作斗争的计划仅仅局限在一个领域——提高消费——一个资本主义能够从容应付，从而使得左派不具有说服力和必要性的领域。

　当然，为争取加薪而进行的斗争如果能够成功，的确能减少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占有。然而工资的不断增加最终会使充足的剩余价值不复存在，从而使资本主义企业无法生存。但是，这个极限很难在现实的工人斗争（尽管雇主对这种结果心怀不满）中达到。美国工人既不了解也不推动争取工资的斗争成为削弱资本主义阶级结构而实现向共产主义和其他阶级结构转变的手段。工人很少提出自己（而不是管理者或者老板）占有企业利润和决定如何使用企业利润的要求。相反，工人要求得到更高的工资以便获得更多的消费品。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被质询为消费的主体了。同样，他们特别敏感于雇主所谓工资的增长会使企业不利甚至破产的威胁，因为这样就会切断工人消费的途径。与之相对照的是，在大多数工人的脑海里，重新组织向非剥削的阶级结构发展的想法依然是茫然的、乌托邦的和“不现实的”，而且基本不可能发生。
　　让我们以对工会运动的匆匆一瞥来对美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及它们与消费主义的层次关系作简要考察。消费主义者的方法——把工人的斗争局限于获得更高消费标准的目标——经常会受到另一种观念的挑战。这就是工人能够而且应该为工作的“尊严”和“敬意”而斗争。① 消费并不是对剥削的充分补偿——这一觉醒的闪光并没有成功地融入反消费主义的工会策略中。工资的增长一次又一次地胜过（没有简单取代）工会与雇主斗争的其他目标。那种工会应当适当地与资本主义剥削作斗争的主张已经把工会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推向了危险和邪恶的地位。实际上，“尊严”和“敬意”作为工会重要的奋斗目标，它们并不是定义为对生产的阶级组织进行基础的变革，而是定义为使弱势的工人群体（少数民族、妇女、移民等等）融入享受不断提高的消费水平的工人群体之中。
　　当然，以上我们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有它们各自复杂的矛盾，这些矛盾反映了塑造它们结构和运作的各方面的影响。尽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加强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提供了支持，但它们也以其他方式破坏了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如由美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推动的消费主义对所谓的“工人减税政策”做出了贡献。联邦、州和当地政府变成了不相容的遭人憎恨的机构：因为他们的税收要求被简单地视为对工人消费水平的威胁。工人支持那些许诺减税的政客，即使政府的减税计划最后会不断地损害工人的生活水准。这样，一个片面的政策就产生了。如当实施减税计划的美国大城市削减垃圾处理服务和公立学校计划的时候，工人掏钱去买私人商品（私立学校、继续教育、个人垃圾处理服务等）所付出的要比他们从减税计划里获得的要多得多。然而，对减税的极度关注揭示出一种强烈的消费主义政治。但是，入不敷出的政府只能削减扶持资本主义企业的各种计划——这就是消费主义的矛盾结局。
　　消费主义与促成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矛盾还体现在美国工人那种令人惊奇的承担个人债务和债务服务的自觉意愿。这种自觉意愿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和维持传统家庭关系以及提高消费的意识形态（包括由此产生的代价）作斗争的美国家庭已经宣告失败。家庭功能障碍、离婚、压力等等都和资本主义企业的各种消极方面（降低的工人生产力、旷工、酒精中毒等等）一同呈现上升趋势。家庭所推动的主张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往往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即破坏了这种意识形态以及它们对美国资本主义提供的支持。[23]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原本应该推出一个涉及通过消费主义把家庭矛盾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矛盾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联系起来的左派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消费主义原本应该被揭示为对剥削的不适当的补偿以及在许多方面对工人的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取代消费主义的另外一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回应——也就是变剥削的阶级结构为非剥削的阶级结构——原本应该成为工人可理解并支持的一种政治前景。工人政治策略转变的一个模式来源于美国19世纪的批判奴隶制运动。他们最终把提高奴隶消费水平的要求转化成了把奴隶作为生产组织解放出来的要求。如今，批判资本主义的运动同样需要把要求从提高工资转向消灭资产阶级剥削。
　　或许，美国左派只是在口头上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剥削性阶级结构的要求。它所强调的要提高消费水平的（经常辩解为“现实的”）策略屈从了崇尚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面有部分原因就是没有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中吸取教训。从一般意义上说，这极度地轻视了意识形态的力量，从特殊意义上说，是低估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重要性。它没有真正找出并抓住支持美国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矛盾之处作为斗争的有利条件。在对消费主义的迁就之中，左派加强了意识形态中支持资本主义的那些方面并且使自己的许多目标无法达到，而没有把握作为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部的政治行动的基本部分的那种反资本主义的（特指反消费主义的）价值体系的需求和必要的范围。这种批判对于美国以外的左派同样适用。不管怎样，如果我们能解释失败的原因，我们就可能转败为胜。这正是阿尔都塞在1969年的法国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获得的启示，同样，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扩展这一理论获得的启示。
　　（本文包含了共事多年的斯蒂芬·雷斯尼克提供的诸多观点，斯蒂芬·卡伦博格和戴维·汝斯奥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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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弗雷德，雷斯尼克，沃尔夫. 把它全部带回家：美国家庭的阶级、性别和权力[M]. 伦敦：布鲁特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