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美英等国通过“私人债务国家化”，逐渐平息了危机。但是，危机的火种并没有熄灭，而且在政治家们的裱糊下，焖烧得越来越旺。2011年7月底8月初，以美国两党“提限减赤”政治纠纷及标准普尔降低美国主权评级为诱因，国际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危机由“私人债务国家化”的“上半场”进入“国家债务国际化”的“下半场”。国际社会将围绕转嫁危机与拒绝转嫁展开激烈的斗争。鉴于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的影响极广极深，在经济全球化下积累起的矛盾极广极深，危机的冲击力也将极广极深，国际金融将长期动荡，世界经济将长期低迷。
是自由经济的危机
20世纪70年代末，自由主义学派将凯恩斯主义学派赶下国家指导思想宝座，黄袍加身，并信心满满为世界设计出“致富金马甲”，满以为以此即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繁荣。但是，经济增长与社会繁荣，是建立在虚热实冷、虚多实少的基础之上。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制造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降到历史低点，只有10%左右，而金融业的贡献则在40%以上。国际金融资本越来越广、越来越深地主导着世界经济。次贷危机发生之前，全球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价值是实体经济的6—8倍。国际每天外汇交易中与实体经济相关的交易只有1%多一点。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呈现日趋严重的虚拟化与泡沫化，这种头重脚轻的怪状必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最终酝酿成世纪性国际金融危机。
自由经济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衡，而且还造成严重的社会裂变。经济自由主义盛行导致资本肆虐。不受约束的资本积累其结果必然是，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则是贫困的积累。如此，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经济增长成果绝大部分都落入少数富人的腰包。在美国，最富有的1‰（约30万）的收入与最穷的50%（约1.5亿）的总收入相当，最富的10%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70%。在世界，最富有的10%的人拥有世界财富的85%，处于底层的半数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l%。两极分化加剧不仅使一国内社会愈发对立，而且世界财富分配失衡和南北发展失衡，造成国际社会日益严重的对立。
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理性经济人”。该理论主张，“经济人”的理性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能够实现社会财富的最大化。这种“主观上追求个人利益，客观上实现社会利益”的情形，在世界社会主义的政治压力下，在产业资本占主导的经济形态下，的确实现过，这就是“福特主义”。福特给工人提高工资，工人用提高的工资改善生活，购买福特汽车，提高劳动积极性，如此实现了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共赢与和谐。但是，当金融资本复辟，“摩根主义”替代“福特主义”后，华尔街银行家不断伸张个人理性，将道德、法制、资本主义的契约精神一股脑地抛到脑后，将金融职能从配置资源转化为转移财富，从服务实体经济的手段转化为主导国民经济的工具。如此，将低劣的垃圾债券包装成为优质资产，进行大规模金融欺诈，给自己带来一时的暴利，却给美国乃至世界引致无穷的灾难，使得由华尔街导演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于21世纪再次上演。
自由经济下，资本的扩张与金融资本的国际环流，将自然环境、道德良知、社会秩序等一切积极要素，无一例外地拖进了“撒旦的磨坊”，毫不留情地碾个粉碎。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越来越成为一头无法驾驭的“怪兽”，它肆意践踏着人们的正常生活，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经济与社会秩序。如今，市场越来越喜怒无常，财富越来越没有保障。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大爆发后，着名金融家乔治•绍罗什肯定地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已走到了尽头。
是经济全球化的危机
全球化使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都处于越来越快的流动状态。由于存在指导思想的偏差及管理成本的制约，相关监管严重缺失，政府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四大”流动，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全球化。紧密的联系与互动，在国家与地区之间，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态势。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美国感冒，世界吃药；美国发烧，世界癫狂。欧洲银行与债务危机、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通胀与泡沫危机就是美国次贷危机“涟漪效应”以及后遗症的体现。
新一轮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是美国，从全球化获得巨大收益的主要是美国企业。美国跨国企业的利润如滔滔江水，源源不绝。但是，美国企业利润的增加并未导致国库收入的增加，至少是没有同等幅度的增加，因为跨国企业可以在税率极低的甲地注册，用乙地资源，在丙地生产，于丁地销售。即企业可以利用国际分工，实行跨国转移定价等手法，轻松逃避税收。为吸引企业留在国内，保住国内就业，政府还不断调降企业税收，如此进一步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政府应对全球化的开支不断增加。企业跨国生产、服务转移导致母国失业增加，从而使政府的福利性支出不断增加。跨国企业越来越像龙卷风一样，轰轰烈烈而来，蹂躏肆虐后悄然而去。原本想只会危害东道国，如今也在为害母国——掏空产业、卷走就业、输出资本与利润，留下程度不等的烂摊子，主要让政府收拾。一些作恶多端的大企业、大机构因投机不慎，深陷债务囹圄，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胁迫下，政府还不得不伸出援手，将私人机构债务国家化。这样，政府的包袱越来越重，踟蹰前行。2011年7月底，美国两党为“提限减赤”进行恶斗时，美国国库的资金尚不及苹果公司的流动资金。在资本压力与怂恿下，美国打开了“潘多拉匣子”，释放出魔鬼，并任由魔鬼肆虐，如今显然正遭遇魔鬼的嘲弄与报复。
当然，一国之内有政府、有舆论、有社会的监管，资本为害有多重顾忌。进入国际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则可以肆无忌惮。但是，越来越多的跨国资本利用国际力量，越来越频繁地向本国政府、社会施压，要求得到更多的优惠，更多的权利，承担更少的义务。全球化下，思想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纷纷成了企业、资本的俘虏，为跨国企业、资本摇旗呐喊，而公民大众则普遍为资本所掌控的舆论所左右，向政府施加空前的压力。全球化使资本尤其是跨国资本成了最大赢家，而国家、政府、大众都成了输家，其中，政府输得最惨，一方面近乎不堪重负，岌岌可危，另一方面还饱受大众舆论乃至资本的诟病。
新一轮全球化开启数十年，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没有清晰的指导思想，更没有可实施有效监管的超国家组织，而是任由市场自由调节，任由资本跨国肆虐。如此，挑战、风险、危机扑面而来，前赴后继，社会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而政府能够动用的资源越来越少，舆论等掣肘因素越来越多。金融危机到来，经济压力空前，发达国家的政府、政党与政客的第一选择，就是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以邻为壑主义。可以预期，持续焖烧、延烧的金融危机，以及持续的经济低迷，使反全球化力量快速上升，因此金融危机是主权国家政府的危机，是无人看管、也不知道向何处去的全球化的危机。
是民主政治的危机
温斯顿•丘吉尔曾说：“任何人都不能把民主伪装成为完美、智慧的。实际上，民主可以说是最坏的政治形式，但是除了以前尝试过的其他政治形式。”
自由与民主本质上存在冲突，尤其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的矛盾更加突出。因为经济自由彰显的是资本力量，资本主张一元一票（如股东），主张钱多权力大，而民主的本质是伸张大众力量，要求就是一人一票（如工会），主张人多权力大。在当今资本主义的大众选举中，一张选票对某个选民来说，边际收益近乎于零，但是对于资本来说，积累单张选票可以实现边际收益递增，因此选票永远敌不过钞票，“一人一票”永远敌不过“一元一票”。金主利用钱力，很容易通过大众选举掌控被选举人，如此广泛形成了“为大众说话，为金主办事”的怪相与乱象。因此，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越来越不可兼得，要真正给予大众政治民主，就不可能有利益集团的经济自由。正因如此，资本扩张、经济全球化显然是以牺牲大众利益为代价，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收入分配比例不断降低，生活日趋窘迫，在美国，工会组织（劳联产联）的地位不断下降。
全球化、自由化加剧社会两极分化，穷人不仅远离财富，远离了自由，同样也远离了民主。正是经济自由主义的肆虐，导致次贷膨胀与危机爆发，民主政府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蛊惑下，公然包庇、纵容危机的肇始者，用纳税人的钱救助纵火犯。被严重刺痛、激怒了“主权在民”的大众，不仅网络上充满了对政客们的尖刻讽刺、谩骂，而且实际中发动对华尔街肥猫的住所、人身攻击。政府在应对私人债务危机时，用社会主义手段对待富人，承揽私人机构债务，导致主权债务危机。而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时，却用自由主义手段对待大众，削减社会基本保障支出，而不是对富人征税。正是因为政府的严重错位，劫贫济富，损不足以补有余，方才有费城、旧金山、雅典、巴黎、伦敦等地骚乱的爆发。美国近期爆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是这种现象的反映。
金融资本主义的扩张，无一例外地将社会的力量、大众的力量、普通纳税人与投资者的力量，蔑视、挤压到极致，社会矛盾由此尖锐起来。当人民对政治的热情不断减退，对政党斗争日益厌恶，对选举政治日趋冷漠时，民主政治的光环便迅速退却。多年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一直高举“民主”旗帜，将民主政治当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甚至一度要求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时，承担推广民主的责任。很显然，民主已成为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维护霸权的工具。然而，几十年来，经由美国“民主化改造”的国家，绝大多数陷入一盘散沙抑或原子化的困境，民主化成为祸乱世界、制造社会分裂与国家动荡的根源。
民主政治使政府被利益集团左右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而政府的治理能力尤其是应对危机、突发事件的能力却越来越低。政治民主原本是穆迪、标普与惠誉等三大评级机构赋予AAA主权评级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标普降低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一个重要理由却是，美国政治不确定性增加了美国国债的偿还风险。由此也显示，全球化下，危机关头，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不仅在国际，也在国内，越来越成为制造或恶化问题的源头，成为问题的本身。
是美式资本主义的危机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危机，表面看，这是一次国际性金融海啸，但是实质则是资本主义制度与体系的一次“内破裂”。美国华尔街将品质低劣的次级甚或垃圾债券与优质资产混装打包，贴上“AAA”信用等级标签，然后兜售给世界投资者。这种广泛与深入的金融欺诈，实际是对“契约精神”公然、大规模的践踏。
在“太大而不能倒”的思想误导下，政府承揽机构债务，让脑满肠肥的欺诈者逍遥法外，让大众承担危机损失与救援成本，如此导致纳税人与政府之间、大众与政治精英之间普遍不信任。危机发生后，美国与其他经济大国利用自身优势，努力将危机代价转嫁给小国、弱国，给后者造成一系列危机，如此导致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
资本在自由的旗帜下在世界横冲直撞，资本主义生产力在无限扩张，但是资本主义的伦理、制度等基本生产关系则逐一模糊甚或丧失。“契约精神”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信任与信用则是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运行的前提，基础被动摇，前提已丧失，资本主义如何有效运行？
资本主义自诞生后，在各国具体国情的作用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与思潮的影响下，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流派，演绎出两大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曰自由市场经济，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或曰社会市场经济。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没有“帝国”冠名的帝国，美式资本主义在整个世界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不受约束的扩张，形成了蔚为大观的金融全球化潮流。持续焖烧、延烧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式资本主义危机。德式资本主义因立足发展制造业等实体经济，金融在国民经济中只是处于服务与辅助地位，房地产被严格限制于居住功能，因此德国保持了较好的经济态势。但是，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在欧债危机冲击下，已经难以期待德国会成为欧洲的“直布罗陀岩石”；而在动荡的世界汪洋中，孤岛般德国更难成为资本主义的中流砥柱。
中国不应立于美国危墙之下
国际金融动荡势必常态化，世界经济低迷势必长期化，资本主义危机势必持续恶化，美国霸权也势必不断退化。尚未完全崛起的中国何去何从？
愚以为，在国家利益上，中美之间短期或技术上可以苟且互利，但是在长期或战略上则存在本质性冲突。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霸权国家，居于国际分工的顶端，长期利用知识产权与标准化剥削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用美元霸权地位与美元资本国际环流剥夺全世界；利用文明的差异，在世界制造冲突，损害全人类的利益。美国政权本质上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华尔街金融资本的利益。因此，中国与美国所代表的利益在本质上是冲突，甚至是不可调和的。
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表面上，中美之间是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关系，然而实质上中国与美国之间是危险而严重的不对称依赖，即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远远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美国必然要利用中美不对称依赖、利用所谓“利益攸关方”向中国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正是因为这种不对称依赖，使得中国外汇储备不断缩水，通货膨胀持续加剧。美元危机、美债崩溃、美国霸权的衰落、金融资本主义消亡是历史的必然、逻辑的必然与文化的必然。中国万万不可立于美国这一危墙之下。
随着金融危机持续焖烧与延烧，美国会加速推进“国家债务国际化”，利用一切手段转移风险，转嫁危机。在中国3万多亿外汇储备中，有三分之二是美元债券，中国无疑是美国转嫁危机的一个重要对象。如果听任美国“量化宽松”，任由美元贬值，中国的巨额美元资产将大幅缩水。因此，保全外汇储备，使之损失最小化，是中国的当务之急。
当今，世界货币都是信用货币，以相关主权国家货币资产作为外汇储备，都将面临缩水问题，以外汇购买货币发行国家债券以外的资产，都将受到限制。但是，中国可以用外汇储备“买回我们的银行，买回我们的企业”，即用持有的美元债券“置换”外国企业在华投资股权，实现相关外商投资企业“国有化”。尽管“国有化”不是上策，但是要比中国资产美国化、泡沫化、稀释化要好得多。“国有化”不是洪水猛兽，一向高调宣扬自由经济的英美等国，在危机到来时，不是对相关沉沦企业、机构重拳出击，实施国有化吗？
当然，若惧怕“国有化”之嫌，还可通过民营企业间接“赎买”（可以适当给予溢价）美国及其他西方在华企业股份，即“民族化”。然后，要求中资民企以利润回流等形式交给国家人民币资金，这样外汇美元的“海水”就可转化为人民币资金“淡水”，以此解决中国部门、地方、行业、企业的长期资金饥渴，解决养老、社保等资金亏空问题。目前，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利滚利”加总大约3万亿美元，若能置换1—1.5万亿美元的股权，即可显着降低外汇储备缩水及外资未来大规模从中国撤离而引发的风险。如此，不仅可以有效防范外汇储备被美国稀释的风险，还可极大改善中资企业经营环境，壮大民族经济，缓和社会矛盾，提升国家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