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福利资本主义危机不能被简单看作经济、政治危机或社会危机，而是一种结构性危机。通过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为基础而构建的动态框架加以解析，可发现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丛与政治结构丛的原生结构性矛盾及其再生产。具体而言，二者的原初结构性原则都存在相互依赖和抵消的关系，构成其原生矛盾。为消解原生矛盾而再生产出的新的结构性原则，与旧有结构性原则之间又形成了新的冲突，从而再生产出新的结构性矛盾。
关键词：福利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结构化理论；结构丛
作者简介：王远，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春130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前欧洲社会民主党福利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及发展取向研究”（18CKS016）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20.04.006
福利国家建立的过程，就是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调控和管理的过程，①因而可以说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危机管理”的体系。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开始，到近期的一连串经济与政治危机，都预示着福利资本主义开始遇到困境。似乎这种“危机管理”体系本身出了问题，表现为一种“危机管理的危机”。②这也使得对福利资本主义困境的根源之探讨成为学界持续时间较长的热点问题。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对危机动态生成机制的揭示。③基于此，本文拟以吉登斯“结构化理论”中关于结构性矛盾的动态生成性机制框架为理论基础来揭示福利资本主义危机的内在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出路。
一、基于结构化理论的结构性矛盾分析框架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社会的构成》中，对矛盾及其衍生出的相关概念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和说明，而这些概念也恰是阐释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的核心。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它们根植于吉登斯关于社会结构与个人行为的互构的动态框架之中。
1.矛盾与结构性矛盾的概念
吉登斯认为，矛盾这一概念可在两种意涵上进行使用：“生存性矛盾”（existentialcontradiction）与“结构性矛盾”。前者指“与自然界或者说物质世界的关系方面，人的生存的一项基本属性”。具体表现为人一方面依赖自然，另一方面又对抗自然的现实状况。而结构性矛盾则是“人类社会的构成性特征……结构性原则是在矛盾之中展开运作的……各种结构性原则的运作既彼此依赖，又相互抵触”。具体表征为“系统组织的结构性原则之间的分裂”：“系统再生产的条件需要依靠各种结构性特征，而这些结构性特征的运作恰恰是要否定它们赖以奠立的原则”。结构性矛盾可细分为两种：“其一是原生矛盾（primarycontradiction），即那些参与构成社会性总体的矛盾；其二是次生矛盾（secondarycontradiction）.即那些以原生矛盾为基础、或由后者所产生的矛盾”。①以概念辨析为基础，可发现人类社会的演变过程也同时是从生存性矛盾向结构性矛盾的转变过程，并最终表现出以原生结构性矛盾为内在根源、次生矛盾为外在表现形式的危机。②
2.结构性矛盾的分析框架——以结构化理论为基础
仅从概念角度对结构性矛盾加以阐释，并不能深刻洞悉其产生和施加影响的具体机制与路径，还需要借助结构化理论的框架来进一步分析结构性矛盾的运转机理，这就涉及如下几个概念要素：
结构：结构究竟指的是在某一固定范围内一系列可以允许的转换的生成框架（matrix），还是指左右这一生成框架的转换规则……我把结构看作这种转换的规则（和资源）……循环往复地体现在社会系统的再生产之中。
结构丛：社会系统的制度关联所涉及的规则一资源系列。
结构性特征：跨越时空的社会系统的制度化特征。
结构性原则：社会性总体的组织过程的原则……社会总体再生产中包含的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特征。
制度：在这些总体中时空延伸程度最大的那些实践活动。
结构性矛盾：人类社会的构成性特征……各种结构性原则的运作既彼此依赖，又相互抵触。③通过对以上概念和它们相互关系的引用，可以对从社会结构视角来解读结构性矛盾的步骤做出如下总结：（1）对结构性矛盾进行分析的逻辑起点是结构与结构丛，即从蕴含在社会系统中循环往复进行生产与再生产的规则与资源的序列出发，分离出各种转换/中介关系所构成的独特“聚合”；④（2）以结构丛为分析单位，发现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特征（即结构性原则）；（3）结构性矛盾中的原生矛盾表现在结构性原则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抵触的运行逻辑之中；（4）以结构性原则为引导的、在时空中延展程度最大的实践活动（即制度），既制约着人们的实践，又被人们的实践生产和再生产，并不断生成浅层的结构性特征。而次生矛盾恰恰发生在这一层面，其源自于原生矛盾，又通过结构的制约性和使动性改变人的实践活动，也同时被人的实践行动所改变，从而推动社会的变迁甚至变革。
从结构侧出发还不能完整呈现结构性矛盾生成与演化的动态框架，还需融人个人行为在其中的影响。在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中，吉登斯通过资格能力、权力、意外后果、反思性监控等概念，以实践为中介，将个人行为与社会结构相连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运行逻辑和分析框架。①吉登斯极为赞同马克思关于人们在一定条件的限制中创造历史的论述。而处于这一状态的原因即在于人们以“资格能力”为行动起点，在实践中遵循“动機激发一行动的理性化一意外后果一反思性监控一下一次行动”的运行逻辑，并运用“权力”以对未来施加影响。具体而言，可分解为如下步骤：（1）结构性特征、结构性原则等通过绵延的时空流对人之“资格能力”的形成和塑造产生影响，并在其无意识层面形成所谓的“知识库存”或“共同知识”，“这样的知识绝大多数是实践性的”，②并在人之实践中反馈出结构性特征和原则，从而也与其中的结构性矛盾相关联；（2）人的实践以无意识层面的“共同知识”为基础，经过动机激发和行动的理性化为过程，从而得到一个结果，这一结果可能符合“预期”，也可能产生意外后果；（3）意外后果被人之反思性监控所感知，并作出相应调整，成为自身下一次行动的前提条件，从而改变原初“共同知识”所提供的“通盘的计划或方案”；（4）在这一改变的过程中，个体是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达成的，并再生产出新的结构性特征，推动社会的发展和变迁。
综合社会结构和个人行动框架，我们可以完整梳理出结构性矛盾存在和施加影响的路径：（1）（当代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结构和结构丛跨越时空所束集的结构性特征和原则之中包含了结构性矛盾（比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私有”与“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这一矛盾具有始源性；（2）结构性矛盾通过“共同知识”融塑进了个人的日常行动之中，并以意外后果的方式爆发其危害性的一面（例如经济危机和极度贫困打破了古典自由主义给人们描绘的美丽图景）；（3）个人通过“权力”改变自身的处境以对抗危害（不管是制度内的抗争还是马克思所说的革命），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规则和资源的运行逻辑，从而生成新的结构性特征（比如福利制度最初的尝试，可被认为是一种“危机管理”）；（4）当新的结构性特征在绵延的时空流之中衍变为结构性原则（比如福利资本主义的模式），并与原初的结构性原则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认为某种新的结构性矛盾被再生产出来。此情况下，危机彻底爆发，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福利国家的持续危机，即“危机管理的危机”就属于这一情况）。在整个过程中，结构性矛盾的原生矛盾就潜伏在结构性原则之中，且通过个人行为（或行为的束集）不断生成具有冲突性的浅层结构性特征及新的结构性原则，从而再生产出新的原生结构性矛盾。这些原生矛盾无法被人们直接观察到，而在其基础上产生的次生矛盾则易为人们所察觉，并往往被误认为是危机产生的根源。（见下页图1）
3.福利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
我们以结构化理论的动态框架揭示了结构性矛盾产生的机理和运行的逻辑。但是这只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框架，如拿来解析福利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的根源及其应对，还需首先回答“福利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基本和独特的结构丛是什么”这个关键问题。
前文已经指出，结构性矛盾蕴含在资本主义社会独特的结构丛及其束集的结构性特征（原则）之中。而结构丛作为规则一资源系列，具体又包含着配置性资源、权威性资源、表意规则、合法化规则四个部分。这其中，资源“指的是这样一些模式，转换关系可以借助它们真正地融人社会实践的生产和再生产”；而规则正是资源赖以运转的转换关系或日“方法性程序”，一方面涉及“意义的构成”，而另一方面又体现着“制约”。资源如果刨除了规则，就将失去其独特意义；规则离开资源也将失去载体。所以，我们如果要概括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和最具特色的结构丛，就可以以蕴含规则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为出发点。而吉登斯的概括就是经济结构丛与政治结构丛。③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可以从这两个结构丛自身运转的结构性原则的相互依赖和抵触中加以揭示。而福利制度正是两个结构丛之中构成结构性矛盾的结构性原则之一。下面将分别对经济结构丛与政治结构丛的结构性矛盾加以揭示。但这并非意味着二者相分离，实际上它们相互关联，共同组成福利资本主义的结构体系。
二、福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丛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再生产
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主张，我们可以把经济结构丛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最基本的构成性要素。吉登斯概括了经济结构丛的组成，即私有财产、货币、资本、劳动契约、利润。①
1.经济结构丛的结构性原则及其运行的良序状态
经济结构丛运行的结构性原则可概括如下：（1）私有财产既包括资本也包括劳动力，而它们既为私人占有，亦为私人决策和支配；（2）货币的出现促进了以私有制为核心的经济系统的扩张，并由此形成自由市场；（3）资本以私人决策为依据，以自由市场为载体，以追求利润为导向；（4）个人拥有劳动力，并以劳动契约的方式使其本身成为商品，进入自由市场进行销售。②当然，在经济结构丛所体现的这些结构性原则的运转中，亦需政府的权威性资源发挥作用，以维护私有制以及自由市场不被干扰地运转。
经济结构丛结构性原则运转的良序状态要求全部的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和劳动力）都投入到自由市场的生产序列之中。这意味着一方面资本可以通过“生产一积累一扩大生产”的模式实现自身的稳步增长，从而为权威性资源提供税收支持；另一方面劳动力通过“商品一货币一商品”的转换逻辑维持自身的物质需要和身份认同。在此背景下，权威性资源的载体——民族国家被看作“守夜人式”的国家，即它在获得充分的财政收益、保持公民相对一致的身份认同的同时，没有对经济结构丛的结构性原则形成挑战，而仅仅是促成它们的良性运行。
2.经济结构丛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再生产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经济结构丛的结构性原则始终包含着相互冲突的成分，主要是“私人积累”与“社会化生产”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资本在自由市场中以利润为导向，而追求私人积累不断扩大的模式存在一种持续性的动力，使商品形式不断瘫痪，尤其是劳动力这一商品往往被进步的技术所取代。尽管萨伊（J.B.Say）坚信生产可以自动创造出需求，但其后的马尔萨斯、凯恩斯等人都已经证明了有效需求才是决定生产的关键因素。因此，当劳动力被排除在生产序列之外的时候，人之有效需求随着工资收入的减少而降低，就会产生出一系列连锁反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越来越大部分的资本找不到投資渠道，使越来越大部分的劳动力找不到就业机会，使越来越多的商品无法销售出去，等等”。①在此阶段，马克思预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末日图景就沿着经济结构丛的结构性矛盾的裂痕展开。
如前面的分析框架所展示的，马克思预言的危机可被看作一种意外后果，它继而成为个人乃至国家接下来行动的前提条件。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弥合经济结构丛结构性原则中的根本矛盾，引入了福利制度这一新的结构性特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结构性原则。这一制度体系力图通过“降商品化”和“行政性再商品化”②的福利政策以克服“私人积累”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其中，前者主要是以社会救助等政策恢复人们的有效需求以拉动生产；后者则希望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等方式提高劳动力的可销售性以使其主动回归劳动力商品化的序列之中（当然也就提升了有效需求）。
然而，这种为了弥合经济结构丛原初结构性矛盾的努力，面临着新危机，即新生成的结构性原则与旧有的结构性原则之间的矛盾。具体可表述为：首先，从整体看，无论是实行“降商品化”政策还是“行政性再商品化”政策，都需要大量由国家供养的工作人员和相关组织。这些人员和组织具有典型的非商品化属性，从而与经济结构丛原初结构性原则所要求的资本与劳动力的全部商品化形成矛盾。其次，“降商品化”政策希望激活人们的有效需求，以推动资本投入生产，并进而促进对劳动力的雇佣，实现生产要素的全部商品化。然而，这一政策本身是非商品化的，容易对人之商品化的意愿形成侵蚀，造成福利依赖的结果。最后，“行政性再商品化”的政策一方面控制了资本的投资取向，另一方面动摇了人对自身劳动力的绝对控制权，从而与经济结构丛的结构性原则——私有制相矛盾。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福利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丛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表现在其初始结构性原则的相互依赖和抵消的关系中；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为了消解结构性矛盾而再生产出的新的结构性原则与旧有结构性原则之间的张力关系之中。而在原生矛盾之上发生的次生矛盾，则以经济危机、福利危机、行政部门的过快扩张、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化等形式表现出来。
三、福利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叢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再生产
尽管“资产阶级民主是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③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也成为福利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一，对应吉登斯所谓的“权威性资源”，以政治结构丛的形式表现出来。吉登斯并没有对福利资本主义政治结构丛的组成进行明确的概括，但是参考学者们对于自由主义代议民主制的起源、理论基础及发展历程的论述，④我们可以概括出其组成，即个人权利、委托、代议、选举、合法化。
1.政治结构丛的结构性原则及其运行的良序状态
政治结构丛的运转遵循以下结构性原则：（1）个人拥有基于公民权利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利与人的经济实力等因素无关，仅因为其自由的公民身份；⑤（2）虽然每个人都有政治权力，但因国家领地扩大和人口的提升，公民无法以直接民主的方式进行投票，而需要进行委托，即“民授理论”（populisttheoryofgovernment），这种理论将政府权力的来源追溯至人民或共同体，政府只是受人民或共同体的委托行使权力；（3）这意味着公民需要推举出一位领袖，他可以代表某个群体的共同意愿，并参与到政治系统的决策当中；（4）这一过程是以选举的方式进行的——只有领导人经由竞争性选举产生的制度才会享有认受性；（5）由此我们便得到合法化的双重含义：代表们提出的符合其支持者利益和需要的政策的合法化以及由此而获得的领导者执政权力的合法化。
政治结构丛结构性原则发挥作用的良性状态要求公民的权利诉求，可以在这一整套结构丛的运转中获得比较充分的满足。即每一个利益群体的代表者首先需要了解他的支持者的需要与需求。其次，他还必须愿意在权力系统中为他们代言。最后，从结果看，相应政策也能切实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和需求。在福利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这一模式得到了很好的响应。一方面，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对福利国家的体系表示了支持。另一方面，利益群体的诉求也相对一致，都指向了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一些显而易见的风险和新增加的需要与需求，从而保证了政治结构丛供给福利政策的一致性。
2.政治结构丛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再生产
政治结构丛的结构性原则同样存在原生矛盾，即权利的个人拥有与代议民主制限制民众直接参与决策之间的矛盾。从这一矛盾出发，衍生出了学者们对自由主义代议民主制指责最多的两个问题：限制大多数人参政的机会以及无法改变“富豪竞选”的现象。
如何调节这一原生结构性矛盾呢？福利体系又在其中承担着关键作用。奥菲指出，资本主义福利体系建立在两个原则之上：一是对由工业社会风险产生的需求和需要的福利供给；二是基于工会制度的集体谈判模式。①如果工业社会的风险可以在人民的意识中形成一种普遍认知，与此同时，工会的集体谈判又可以代表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尽管大多数人无法直接参政且富豪竞选的现象不可避免，但是政治系统依旧可以反映绝大多数群体的诉求和最终利益。而福利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20世纪40-60年代末）恰恰达成了这样的愿景。
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为化解政治结构丛原初结构性矛盾的努力，再生产出了新的结构性原则——福利供给逻辑。但是这一方案真的遏制了结构性矛盾吗？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持续危机已经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随着近期民粹主义的崛起，政治结构丛的结构性矛盾再次凸显，依旧表现为权利的个人拥有与代议制度之间的矛盾。但是这次的结构性矛盾更为难以化解，其原因在于其中的部分冲突性的结构性原则是被再生产出来的。正如许多学者所言，福利供给逻辑带领人们摆脱了物质主义的枷锁，但是后物质主义时代的到来却分化了人们对需要和需求的共同认识。②与此同时，“风险社会”的到来无论从现实、制度或是意识上，都分裂了人们对工业社会风险的普遍理解，形成了多元化的风险认知和由此产生的不同需要和需求。③概言之，为了克服政治结构丛原初结构性矛盾的福利供给逻辑从长期看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分化，从而加重了个人权利与自由主义代议民主制的冲突。这一结构性矛盾最终以远离竞选、非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民粹主义回归等方式表现出来，形成危机。
四、挑战与应战：福利资本主义如何摆脱危机？
按照汤因比的“挑战一应战”模式，福利资本主义显然已经遭遇了最严厉的挑战，其应战策略值得关注，关乎自身的存续。依据前面的分析，想要摆脱危机，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改变经济与政治结构丛的组成，这类似于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转换。不过显然，资本主义国家并不会采用这种方式——其诸多努力恰恰就是为避免此种情况发生。除此之外，是否有一些可能的应战方案呢？它们既不动摇福利资本主义的根本，同时又能缓解结构性矛盾？针对这一诉求，最近福利资本主义的两种尝试值得关注：
1.阶层重组的方案。这一方案并不奢求改变政治结构丛的组成或其结构性原则，只是试图调和个人权利与代议制度之间的冲突。方案尽管包含三种可能的取向，①却都有各自的困难。一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理念，以大资本与旧中间阶级的联合为基础形成的联盟。这一联盟的困境在于需要面对人数不断缩减的旧中间阶级。二是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理念基础，以三元协商模式为制度形态的“新合作主义”。三是以当代社会变迁为背景的工人阶级与新中间阶级的联合。他们的联合将拥有可持续性的多数力量。不过按照阶级理论的分析，新中间阶级具有很强的摇摆性，其与工人阶级的联合因此也难以得到稳定的维持。②因此，作为赢得大多数的合法性认同的阶层重组方案，从整体看也困难重重。
2.技术变革带来的可能性。期待着技术的革新可以改变经济结构丛的组成或结构性原则。比如，通过机器人取代人成为劳动力这一商品形式而实现对人的解放。不过，历史往往表现出技术的进步带来更大不平等的可能性，人的解放似乎很难以技术进步的方式自然达成。在未来，如果经济结构丛依旧以私有制为其组成的基石，那么技术的进步或许不仅仅带来财富的不平等，甚至会导致生命时间上的不平等。同时，人们对物质生活水平的更高要求，会让之前的技术和物质水平的提升成为一种前提性条件，从而使经济结构丛的运转回归旧途。
概言之，福利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及其再生产已经以一系列的危机形态表现出来，这是对体系本身的一个重大挑战。无论之前新自由主义或是“第三条道路”的改革尝试都困难重重③。而面对这一挑战，根本性的变革（马克思的预言）意味着应战的失败，政策的调整又难以奏效。在此两难之境，福利资本主义必然面对着不确定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