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内容丰富、视角多样，无论是其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还是其理论中所蕴含的难题，对我们深思资本主义都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金融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和文化资本主义等多个视角介绍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也包含着明显的弱点，其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与争取“另一个世界”的现实政治仍然是脱节的。
关键词：批判理论；金融资本主义；债务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汪行福，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
2003年，詹姆逊说：“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要容易得多”1，我们似乎只有在人类灭亡时才能见证资本主义的灭亡。2005年，齐泽克说：“想想今天处境的奇特性。在三四十年前，我们仍然在谈论什么是未来：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如此等等。但是在今天，已经没有人辩论这些问题了。我们默默接受了全球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要呆的地方。……事情显得如此悖谬：想象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终结比想象对资本主义极其温和的改造要容易得多。”2但是，在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等抗议运动之后，时代精神似乎发生了改变，主要表现为：一是资本主义批判主题的回归；二是阶级斗争语言再次回到思想的中心；三是“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受到严肃的对待。
无可否认，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而且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似乎每次都能在危机中起死回生。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是否具有自我调整的无限弹性，是否具有消化自身造成的破坏的强大能力？资本主义是否仍然包含着矛盾，而这些矛盾是否仍然像马克思相信的那样，包含自我超越和走向另一世界的可能性？对资本主义的思考必须与时俱进，国外学者在这方面的思考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金融资本主义”批判
对金融资本主义(financecapitalism)的讨论是与对当前危机的诊断和批判联系在一起的，当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主要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金融泡沫的危机。科斯塔斯·拉帕维塔斯(CostasLapavitas)认为，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金融化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冲突和不平衡所导致的，它“起源于向美国最贫困和最边缘的人的抵押借贷，由于证券化和相应的金融资本创新而获得了全球性的影响，由于美国和欧洲生产资本的衰落最终演变为一场衰退，由于投资和信贷的紧缩严重影响到发展中国家，最终演变为欧洲范围的私人和公共债务危机，暴露出以共同货币为基础的欧盟的不平衡特征”。3从金融危机到今天欧洲债务危机的因果链表明，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危机并没有过去，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在延续。
理查德·皮特(RichardPeet)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矛盾》一文中指出，虽然金融资本被希法亭定义为“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但这一概念今天有了新的含义。上个世纪流行的“管理资本主义”理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资本家只是食利者，真正的所有权属于管理者。但是，今天看来，这两者又重新合而为一了。公司高管就是公司股东，他们更重视公司股票的升值，而不是真实产值的增加。金融资本主义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不平等：“一方面，我们在少数人那里见到过度积累；另一方面，是大多数人真实收入的停滞和下降。”二是出现了新的剥削形式。工业资本主义主要剥削生产工人，金融资本主义除剥削生产工人外也剥削消费者，使消费者成为金融机构债务的人质。作者认为，金融资本主义是灾难性的，它依赖于短期记忆以及不计后果的投机和消费，“为当下活着，不考虑环境的未来。生产、消费、经济和环境越来越屈从于远离现实的主体、远离现实的计算，增加短期金融利润的能力成了关注的主要问题”4。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BellamyFoster)等人认为，金融化是由资本主义积累危机带来的，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危机和萧条时代，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大大减少，资本日益流向金融部门，在这个意义上，新自由主义可以被视为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产物。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杜梅尼尔(GérardDuménil)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它颠覆了战后几十年形成的资本与劳动妥协的体制，重新确立了资本家阶级的领导地位。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包括资本家阶级、管理层和大众阶级三个部分。二战后的几十年，西方体制的特点是管理者阶级与大众阶级的联合，这种联合抑制了金融资本家阶级的权力，从而形成了有利于工资收入者的相对平等的分配体制。在这种体制中，资本家阶级的金融集团与管理者阶级的上层之间形成新的联合体，不仅通过金融化流向股票的红利和推向资本的利润，而且通过不断流向管理层的收入，形成了一个上层统治者剥削大众阶级的体制。杜梅尼尔分析了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所经历的四次结构性危机，其中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是由利润率下降所导致的，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以及最近的危机是紧随“金融霸权”而来的危机，是金融资本盲目追求霸权所导致的。5在这里，阶级结构和力量的变化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源。
利奥·潘尼奇(LeoPanitch)与萨姆·吉丁(SamGindin)的《资本主义的形成》也为金融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一种视角。他们认为，当前资本主义有四个特征：新的金融时代；制造业者的重组；高技术的爆炸；工人阶级组织的弱化。这种资本主义与二战之后形成的“嵌入式自由主义”(imbeddedliberalism)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区别。在“嵌入式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中，金融市场受到严格调控，就业、工资、物价等受到政府干预，而当前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体制解除了对金融资本、劳动市场、工资和物价的社会管理，形成了有利于金融资本主义的条件。但作者认为，我们不能把新自由主义简单地理解为传统自由资本主义的恢复。6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并非放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只是干预的领域和工具发生了转移。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国际贸易准入规则和技术标准等途径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因而，在这种体制下国家与资本之间的联合显得更加隐蔽和具有欺骗性。
二、“灾难资本主义”批判
“灾难资本主义”(disastercapitalism)一词是由娜奥米·克莱恩(NaomiKlehin)在《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7一书中提出的，但这一概念可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积累包含着两极化趋势：一极是剩余价值作为财富在资本家手中的积累，另一极则是创造这些财富的无产阶级的贫困的积累。但是，除了强调资本主义体系的破坏性本质外，克莱恩还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有赖于灾难作为其积累条件。在资本主义时代，不仅自然灾难和社会灾难，甚至生态危机，都为资本主义积累和投资创造了新的空间和条件，而且经济危机、公共债务等也为资本强化其对劳动的规训提供了机会。譬如，苏东社会主义解体、拉美债务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以及最新的金融和债务危机，都为资本主义摧毁非西方国家的市场保护和西方原有的劳动保护、调控经济以及提供社会福利创造了条件。因此，制造灾难和利用灾难是资本主义自身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灾难资本主义”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多样的。齐泽克认为，当今资本主义是一个内在对抗的社会，其中的生态灾难、知识财富的私有化、私人资本对新技术特别是生物技术的操纵以及被包容者与被排斥者的隔离是四种主要的对抗形式。它们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劳动者被置于资本的结构暴力之下，而且人类生活所依赖的自然、文化以及人作为生物体的物理条件也受到资本逻辑的支配。在这样的时代，末世学的世界末日不是在将来，而是就在现在。因此，只有把世界末日当作已经来临那样去行动，而不是盲目相信未来还有时间，才有可能阻挡灾难资本主义的毁灭趋势。
福斯特在对生态危机的批判中也运用了这个概念。他认为，今天的资本主义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而且是“星球资本主义”(planetarycapitalism)。在过去的数十年当中，与生命相关的整个星球系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灾难，现在是“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福斯特指出，“资本的积累同时也是灾难的积累”，生态危机不仅剥夺了人类发展的机会，甚至剥夺了人类生存的机会。资本主义的生产不仅创造出经济上贫困的无产阶级，而且创造出生态上贫困的环境无产阶级。因此，追求改变世界的社会主义必须与拯救世界的生态运动联合起来。8
三、“债务资本主义”批判
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包含着各种矛盾，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些矛盾处于潜伏状态，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矛盾一一暴露，其中之一就是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近几年，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甚至美国也未能幸免。为减少财政赤字，这些国家纷纷采取冻结工资、减少公共部门雇员、削减社会福利、减少公共支出等紧缩政策，主权债务危机成了自由资本主义强化其统治的工具。
乌苏拉·胡斯(UrsulaHuws)指出，2008年的经济危机是国际资本的转折点，它为资本主义开启了一个以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和商品化为特征的新的资本积累周期。那些曾经由公共部门以非商品化形式提供的教育、卫生项目等，在危机时代又被重新私有化和商品化了。资本主义新的积累不仅意味着不可异化的生命权利的异化，而且意味着对工人阶级长期斗争成果的掠夺。虽然西方国家普遍爆发了“反削减斗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削减福利是资本主义的深层逻辑，是资本积累的新工具，仅仅反抗公共和福利支出的削减是无济于事的。9
对后危机时代财政紧缩和债务危机的分析，在西方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即对“债务资本主义”(indebtedcapitalism)的研究。理查德·狄恩斯特(RichardDienst)在《债务纽带———反对公共善的借贷》10一书中提出，债务不仅是一个狭义的经济概念，而且是一个广义的社会概念。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债务是攫取的工具，也是人与人相互依赖关系的纽带和渠道。“一切未来之道都是借助巨大债务的叠加。”世界范围的巨大金融债务是人类团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纽带，虽然债务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剥削和攫取的工具，但债务关系也包含着积极解放的潜能。狄恩斯特对债务经济的积极诊断受到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等人的支持。哈特说：“我们必须寻找到一种拒绝和避免把债务作为统治我们的权力和制度的债务体制，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债务是人类的条件，它创造了既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又使人们自由的社会纽带。把这两个任务结合起来是一项令人激动的、甚至是革命的事业。”11在他看来，不仅债务，而且资本主义占有和剥削的其他财产形式，也是如此。“财产不仅维持着社会分化和等级制，也产生出我们与他人以及与我们的社会之间共享的最有力的纽带。当代社会和经济生产日益具有了公共特征，它将战胜和超越财产的界限。”12正如当年马克思所批判的利润、地租和利率等剥削形式一样，我们需要分析租金、专利、债务等新的资本控制和人类联系的异化形式。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MaurizioLazzara-to)在《债务人的形成》一书中对债务资本主义作了进一步思考：“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不分青红皂白地强化了剥削和统治机制。因为在其中，就业者与失业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工作人口与无工作人口、领退休金者与福利金接受者之间没有差别。他们都是债务人，在资本看来，他们都是有罪的、应该负责的，而资本则成为巨型的、普遍的债权人。”13他承认，虽然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在任何社会都是人类关系的常量，但是，只有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才会出现“债务经济”。在此经济中，债务关系不仅是经济联系的纽带，而且是主体即“债务人”的生产机制。债务关系抹去了就业者与失业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等等之间的差别，使债务人成为人的普遍身份，债务不仅强化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统治，而且为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提供了新的工具。金融不仅是投机资本，而且是社会资本。“在新自由主义看来，我们所说的‘金融’其实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关系不断强化的力量的指标。”14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债务人与债权人的权力不对称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所谓的公平交换的基础上的；不仅劳动主体，而且生命主体，都不得不服务于资本这个巨大的债权人。在对债务与债权关系的分析上，作者运用了从尼采到福柯和德勒兹等人的思想资源，强调债务是新自由主义的“去疆域化和最一般的权力关系”，具体来说：(1)债务经济通过剥夺国家的货币主权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主权形式；(2)债务经济通过扩大股票持有者对私营企业的控制加强了资本的规训权力；(3)债务经济使生命政治的重心从社会权利转向社会债务，加强了资本对生命权力的控制。15总之，作者认为，债务经济使资本以更险恶和更广泛的形式介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因而构成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新对象。
与“债务资本主义”概念相关，内格里(AntonioNegri)、齐泽克等人把当今资本主义视为“租金资本主义”16，这是因为：第一，剥削的主要方式已从对劳动时间的剩余价值榨取转换为对知识产权的私有化或对其他资源的垄断带来的对租金的占有，因而当代资本主义比以往的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寄生性；第二，结构性过剩所导致的失业是永久性失业，而并非马克思所说的只是作为劳动后备军；第三，非物质的智力劳动产生了一个新兴的工薪资产阶级，改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工薪资产阶级的特征是，他们虽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分享着新技术带来的工资和特权。在工薪资产阶级看来，资本主义的问题不在于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制度，而在于其经济体系的不稳定。齐泽克认为，不仅占领华尔街运动，而且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反抗运动，实际上都是工薪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和危机的抗议，而非工薪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抗议。
四、“技术资本主义”批判
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诊断和批判中，技术是不可缺少的维度，金融资本主义、后福特制、晚期资本主义等概念都与技术有关。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lasKellner)较早地开始运用“技术资本主义”(technocapi-talism)概念，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形成了一个资本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综合体，技术资本主义不同于工业资本主义，它主要不是依赖对原材料和生产工具的占有，而是依赖科技创新和无形资产。与此相联系，技术资本主义也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即相信新技术可以突破旧的资本主义限制，带来高效和无限发展的生产模式。17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路易斯·苏维兹-维拉(LuisSuarez-Villa)于2009年出版了《技术资本主义：对技术创新和公司制的一个批判视角》18一书，从公司层面揭露了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2012年又推出了《全球化与技术资本主义：公司权力和技术统治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把自己的理论扩展到对全球化和全球权力关系的分析。作者认为，技术资本主义是商业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新形态。商业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对劳动的剥削以及从被占有的土地和商品交换中抽取剩余价值，工业资本主义依赖以工厂生产为基础的批量生产以及从劳动力和原材料中抽取剩余价值。技术资本主义则建立在技术与科学以及非物质的商品基础上，从知识和技术创新中抽取剩余价值。在技术资本主义中，创意是最宝贵的资源，当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经济范式及其金融化体系实际上是由技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所推动的，它代表着新的积累模式和资本主义精神。技术资本主义具有三个特征：公司是权力和统治社会的资源，而不仅仅是经济工具；高技术与商品化相互依赖，创意通过公司实现商品化，公司依赖创意进行再生产；由高技术产生的全球权力提高了公司对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控制力。《全球化与技术资本主义》不仅分析了技术创新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作用，而且分析了技术创新在全球权力关系中的作用，认为技术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且意味着新的社会不平等和全球统治形式。“不平等和统治可以通过与技术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新的部分观察到。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生物影像学和其他新兴技术部门将被用来维持由技术资本主义强加的新的全球现实。因为这些部门的新发展可用于军事和监视，它将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加强新的全球秩序及其不平等。”19受内格里等人对非物质劳动和“帝国”的分析的启发，作者认为，技术资本主义是一个辩证的现象，一方面，技术资本主义的核心资源如互联网和新技术催生的“不可触摸的”资源是资本积累的新工具；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激进的革命的颠覆力量，为人类的解放创造了新的条件。“在真正的民主实践中，激进的民主派必须去积累和动员不可触摸的资源(如创意和知识)，通过帮助我们理解新技术及其效果来为公共领域提供公共物品。”20作者认为，技术资本主义的出现对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提出的挑战是全面而深刻的，既涉及对当代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认识，也是理解全球化、社会不平等、社会统治与社会反抗和激进民主解放之间关系的关键。
与技术资本主义的概念类似，斯蒂文·贝斯特(StevenBest)等人提出了“快速资本主义”(fastcapitalism)的概念，试图研究快速信息和交往技术对21世纪自我、社会和文化的影响。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意味着“抽象化的暴力”，即把一切社会存在和关系都还原为抽象的价值关系，而且通过社会的电子化带来了“速度的暴力”，即把人类的生活全部裹挟到金钱和资本极速运动的漩涡之中，因而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21
法国经济学家莫里埃·布当(YannMou-lierBoutang)则提出了“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capitalism)理论。《认知资本主义》一书法文版出版于2007年，2012年被翻译为英文出版。22该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不是静态的或自主进化的过程，而是不断地根据阶级斗争和技术条件的变化来改变自身形态的。资本主义正经历其第三种形态，因此，我们必须在研究上实现“总体的范式转移”。作者认为，认知资本主义大约出现在1975年前后，它标志着一种新的以知识和技术积累为基础的资本积累体制，这一体制的特征是：知识、信息、电子货币和其他形形色色不可触摸的物体成为“实体经济”的一部分。不可触摸的物体类似于天文学的“暗物质”，虽然看不到、摸不着，是虚拟的现实，但是，这种虚拟的现实却是塑造社会的重要力量。作者认为，认知资本主义是不可逆转的，虽然最近的经济危机使一切与虚拟经济有关的现象都受到指责，但是，从认知资本主义退回到以往的商业资本主义或工业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布当对认知资本主义持乐观态度，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受益于知识的储备、星球的自然资源和重力———正如任何统治阶级一样，但是，财富(或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价值)的生产是极其确定的，相对来说是受人类物质关系限制的。”23只要我们从认知资本主义中看到张力，就能认识到认知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从而为新的社会反抗和斗争提供潜能和希望。
荷兰鹿特丹大学的乔蒂·迪恩(JodiDean)在《博客理论》24一书中提出了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capitalism)的批判理论。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是金融资本主义，而且是媒体资本主义，金融和电子媒体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重要工具。新的媒体实现了把使用者纳入到享受、生产和监控的严密网络之中的目标。借助阿甘本、鲍德里亚、德波、齐泽克和拉康等人的后现代理论，作者主张，对网络资本主义进行反思性把握的最好依据是精神分析的“冲动”概念，在拉康等人的理论中，冲动和欲望不是先于语言的，而是由符号和象征体系所塑造的，在这里，“欲望”是他者欲望的欲望，而塑造这种欲望的正是电子媒体和虚拟的金融工具。《博客理论》一书代表着媒体理论的新发展，它从关注大众文化的主题转向更为根本的主体性和政治问题。作者认为，日常传媒的交流不仅瓦解了民主的能力，而且使我们陷入到统治的循环网络之中。
五、“文化资本主义”批判
自从鲍德里亚提出“仿真”、“虚拟”和“超现实化”等概念以来，欲望、符号、想象等概念就进入到对资本主义的解释和批判之中。正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指出的，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与文化之间的界线已被消除，文化不再是抵制商品化的特殊领域，而是作为商品化的中介直接参与到商品化过程中，成为商品支配人的欲望和想象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体制，而且是文化和想象的体制改革。
吕克·博尔坦斯基(LucBoltanski)和夏娃·夏佩罗(EveChiapello)合著的《新资本主义精神》也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与文化的特殊联系。他们把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理想分为家庭之城、灵性之城、公民之城、商业之城、工业之城和创意之城。其中，后三个概念与资本主义历史紧密相关。商业之城与自由资本主义相联系，崇尚那些靠自己的产品或成功的商业运作而获得财富的人，亚当·斯密是商业之城的教父。工业之城代表着工业资本主义的理想，崇尚那些主宰大公司和官僚机构的管理者，圣西门是其主要的阐述者。今日的新资本主义是“筹划之城”(cityofproject)，崇尚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史蒂夫·乔布斯等网络和IT界英雄。作者强调，新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征是：以适合网络时代资本积累的方式将反资本主义的批判能量结合到自身的体制之中，从而既为新资本主义体制提供了合法性辩护，也消除了其潜在的颠覆性能量。作者认为，与网络化、扁平化、弹性生产等特征相联系的“新资本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遭到批判和抵抗之后出现的。面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等级化和同质化的艺术式批判，新资本主义将本真性、差异性、个性、流动性等价值要求中立化和商品化，“使资本主义承认了批判的有效性，并通过把它结合到自身的机制中而成就自身：聆听批判所表达的要求，做一个通过产品和服务满足它并能够出售它的创业者”25。新资本主义精神是悖论性的，它一方面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异化和非人道化持批判态度，另一方面却把这一批判所追求的价值商品化，结果本真性本身被转化为对商品的差异性和多样化的追求，于是，“欲望的解放不再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26。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资本主义不仅有效地同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而且把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转变为新资本主义的心理动机和文化资源。
菲利浦·皮涅阿(PhillipePignarre)和伊莎贝拉·斯唐热(IsabellaStengers)在解释资本主义秩序时也注意到了文化的作用，并提出了“资本主义魔法”(capitalistsorcery)的概念。27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从危机中死而复生，在于它可以找到一种魔法，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扣为人质。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魔法的咒语就是：“如果不削减赤字，我们将永远不再有竞争力。”这种魔法把资本主义危机转化为资本进一步扩张和强化的条件。正如本雅明把资本主义视为“没有神的宗教”一样，当今资本主义体制是没有魔法师的魔法体系，是一种使古代巫术与现代制度相结合的体系。作者受到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中的“捕获机器”概念的启发，认为资本主义魔法体系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与客观和真实相分离的表演剧场，在这里，通过观赏表演，人的欲望和生命能量被资本积累的机器所捕获，从中获得资本主义体系的行动指令和思考方式。因此，反资本主义的关键首先必须破除魔咒和解除魔法的控制。
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Merrifield)在《魔幻马克思主义：颠覆政治学和想象》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针锋相对的概念：“魔幻马克思主义”(magicalMarxism)。他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和日常生活是单调沉闷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存在着各种“反抗的宝典”。在某种意义上，梅里菲尔德的观点与约翰·霍洛威(JohnHolloway)的思想是一致的。霍洛威在《敲打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社会的真实决定物是隐藏在国家和经济背后的：它是一种组织我们的日常活动的方式，是我们的行为对抽象劳动即价值、金钱和利润的屈从。这种抽象归根到底就是国家的存在本身。如果我们要改变世界，就必须中止我们的行动对抽象劳动的顺从，以别样的方式行事。”28霍洛威强调，对任何要求，我们总是保留着说“不”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是人，而不是物。梅里菲尔德也认为，人们可以通过诸如“公平交易”、“食物主宰权”、“全球无地者组织”、“自由软件运动”等活动，表达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和抗议。这种建立在即兴的、想象的、创造性的反抗活动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他所说的“魔幻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魔幻马克思主义“关乎发明，而不是发现，关乎非理性，而不是理性。在这里，不存在任何拜物教以及潜存于虚构和幻想的世界图景之下的绝对真理”，它的“批判力量不是来自批判，而是来自争议、再发明的能力，来自创造欲望和激发想象的能力”。29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只辩论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而且应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明新的政治活动和辩论模式。在他看来，魔幻马克思主义来自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马克思指出，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具有蜜蜂所不具有的想象和创造能力。人类应该发明未来的生活场景，左翼应该成为“软心肠的梦想家，理智的工程师”。颠覆政治学要求的主要不是对世界的科学知识，而是对世界的诗意想象。
马克斯·哈文(MaxHaiven)明确把金融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和想象体制。他认为，金融资本不仅是一种经济形式，而且是一种社会的想象形式，对资本主义不仅需要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且需要想象政治学的批判。那么，如何进行想象政治学的批判呢？作者指出：(1)社会合作、创造性和再生产是社会价值不断沟通的结果，这一过程总是被精神的综合和创造力所支配的想象活动所强化，由于资本主义盗用了这种想象力并置于自己的逻辑之下，因而是一种对想象力的专政。(2)由于想象力受到资本的专政，因而资本主义必然使得其社会合作和人的能动性处于毁灭的逻辑之下。(3)金钱是这种毁灭逻辑的物质链接形式，它通过把丰富的、质性的、稠密的社会价值世界置于无所不包的量化的经济逻辑之下，毁灭了人类合作和想象力所创造的意义和价值世界。(4)金融是金钱的复杂性和抽象性的加倍，它创造了一个符号母体的世界，从而构成了对世界的总体性和未来性的综合理解形式，因而强化了资本主义。(5)当今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出现，既依赖于又生产出日常生活层面和更广泛社会层面的金融化想象，这种金融化想象是以牺牲激进的想象力为代价的。基于上述思考，作者认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一场支配想象力和价值的辩证法的斗争。30
结语
当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内容丰富、视角多样，无论是其提出的问题和观点，还是其理论中所蕴含的难题，对我们深思资本主义都有重要的意义。金融资本主义和债务资本主义批判并揭示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当代表现形式。马克思在《大纲》中明确指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31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异化的形式，其特征是，人们是受匿名的抽象的规则统治的，而非像以前一样直接受他人统治。在这里，“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相互的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每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和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32。马克思的核心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只是这种抽象依赖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抽象的机制主要体现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和货币上，在今天，则进一步发展为日益抽象化和符号化的金融媒介和债务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类历史是在矛盾中展开和发展的，社会依赖关系的抽象化和媒介化是一种物化和异化现象，但是，它们也为人类创造了比以往更多的社会联系。由于异化与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因此金融资本主义和债务资本主义本身也为未来丰富的、全面的和新的社会依赖关系创造了条件。
灾难资本主义和文化资本主义的批判则指向了另一个方向。这些理论比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为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及其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灾难资本主义概念表明，资本主义不仅破坏了人类合理生活所需要的合作和团结的条件，而且正在摧毁着人类个体和整体的生存前提和基础，因而，资本主义不仅是反文明的，而且是反自然的。文化资本主义批判并揭示了资本主义不仅是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而且是对人的欲望和想象力的剥削，因而，人类的解放不仅是政治和经济体制的解放，而且是创造性、想象力、艺术和文化的解放。
但是，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也包含着明显的弱点。虽然绝大多数理论仍然坚持马克思的辩证立场，强调资本主义的剥削、异化和支配形式中包含着矛盾和未来解放的可能性和条件，但是，这些理论给人们的总体印象是，资本主义具有极大的自我调整的弹性和消化其消极后果的能力。即使那些积极探索反资本主义战略和策略的理论，如魔幻马克思主义和霍洛威主张的“不服从”的行动政治学，也更多地停留在修辞层面。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更多地还是“幽灵”，对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与争取“另一个世界”的现实政治仍然是脱节的。本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杂志
